信任与动机

信任与动机（精选五篇）

信任与动机 篇1

一、概念

(一) 信任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 信任是指其成员不需要理性判断就对决策的接受, 它是成为管理者需要努力争取的东西, 而且获得信任比不信任更容易取得绩效。也有学者认为, 信任降低了社会与其管理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信任可以是进行交易各方的信心表达, 也可以是其过程或系统, 抑或是以结果为目的的。

(二) 信任 (trust) 与信心 (confidence)

关于信任 (trust) 与信心 (confidence) 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信任 (trust) :与他人的意图有关, 是一种意愿, 期待一种有益的结果, 使一个人更倾向于与其价值判断类似的人交往。需要强调的是, 信任是以社会关系、集团成员以及共享价值为基础的。

信心 (confidence) :与他人的能力有关, 是一种信仰, 它以经验、经历或者证据为基础, 确定的未来事件一定会按照预想的发生。

这两者都支持合作。但是, 信心 (confidence) 有一个具体的绩效准则, 而信任 (trust) 则指其准则的可能性。或者说, 在信任 (trust) 这一概念里, 只要以共享价值为基础自由活动就可以了, 不管结果是否与预期一样;而在信心 (confidence) 这一概念里, 意味着行动必须明确地以预期的方式进行。信任 (trust) 比信心 (confidence) 更重要, 更具流动性, 其依赖于互相选择, 更容易导致风险, 更被期待, 更具创造性, 且是一种维持社交的必要类型。没有信任, 信心也会消失。但是, 在危机沟通中信任和信心都是有作用的。

二、风险与信任的关系

(一) 为什么需要信任?

信任可以调节社会关系使其和谐, 减少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 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健康和灵活的经济和民主环境的先决条件。信任以风险为前提, 但是信任可以降低风险。

有学者将信任分为两种:1.战略信任, 用来管理风险;2.道德信任或者广义信任, 用来降低风险。第二种信任可以带来更多合作、更少的对抗。因为道德信任是通过做一件事情来降低风险的, 而这件事情会让众多经济学家和商人感到奇怪, 忽视证据。

(二) 信任在风险管理中的角色

信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有以下几点:

1. 信任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和谐的决策风格和更为有效的决策制定环境。

在信任度高的组织或社会里, 遇到不确定的风险情况, 并不需要慎重的风险管理战略。只有在信任度低的情况下, 才需要使用风险管理战略。但是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产生不信任的原因。如果产生不信任, 慎重地使用技术可以帮助建立信任管理, 但是将会非常昂贵、耗时。

2. 通过最小化风险, 信任使企业家更大胆, 信任对于团队精神很重要。

企业也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建立信任:直接的方式就是强调工作中的差异, 并且在谈判时, 积极寻求解决方式;间接的方式可能更持久, 比如建立一个像家一样的工作环境, 提供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 积极融入社会树立榜样等等。企业也可以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有时, 在信任度高的情况下, 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有助于达成良好的结果。比如, 不管在国家还是地方层面的风险管理中, 政治家都有助于建立信任, 以及最后结果的产生。但是仅仅断定管理者具有大众的信任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管理者也仍然需要接受考验。同时, 主动的管理更有可能获得公众信任。除此之外, 某利益集团也会试图制造公众对管理者的不信任, 进而导致风险管理过程的失败。但是只有管理者在处理事务不够公正时, 这种利益集团的企图才会发挥作用。

(三) 信任缺失必然导致风险吗?

以上讨论了信任在风险管理中的角色, 但现实中, 不管是国家管理、或者机构决策、甚或个人的交往, 往往都存在着信任的缺失。导致信任缺失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利益受损、赏罚不明、暗箱操作、信息不公开等。但是, 是否信任缺失就必然导致风险呢?如果不是, 什么情况又会导致风险呢?在什么情况下又会导致风险的扩大化呢?

其实, 与其说信任缺失会导致风险, 还不如说信任只是一个中间量, 风险或者风险的扩大化只是其导致的一个结果。因为导致风险的因素可能是自然因素 (自然灾害) , 也可能是人为因素 (利益、科技、污染) 。这些因素才是导致风险的潜在原因, 亦或者这些因素本身就是风险。而关键是, 当以上因素发生时, 如果国家、机构或者个人处理不得当, 就会导致信任出现危机, 进而会真正导致风险以及风险的扩大化。

三、信任重建的制度化逻辑:风险管理

(一) 如何实现信任

经济保障。在一篇有关俄罗斯政府管理能力和社会信任的文章中, 作者观察了俄罗斯政府、公司及社会三者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态度。其中颇具启示的一个结果是, 作者观察得出, 不合适的体系安排不利于刺激环保意识和责任感的树立。因为俄罗斯经济的衰退, 国家、企业、民众对环境保护都持观望态度。如果关闭企业, 只能让更多民众因失业而更专注于生存。当民众更关注于生存时, 环境保护意识势必放在第二位。其实, 信任的实现也是这个道理, 只有参与各方都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才有资本去谈是否信任。不然, 信任仍然只是一纸空谈。

信息公开。比如在政府管理、转基因食品、核废料选址、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例子中表明, 对民众有极大的透明度可以消除对新科技的恐慌, 使民众产生更大的信任感, 最终增加对新科技的接受度。但是增加透明度又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 比如会导致民众对于一些可能造成的风险产生不必要的担心。信息是否完全公开, 透明度应该是多大, 是管理者很难权衡的一个问题, 有时不免与道德进而与信任挂钩。

第三方监督。国家的法律保障、制度保障是实现信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但是民众对政府机构不够信任的情况也普遍存在, 这时就需要第三方监督机构。这一机构首先应该站在国家和民众之间, 是一个独立的中立组织。不管是国家、机构抑或是第三方, 最重要的是, 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二) 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

1.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开放、明确、科学严格的屏障, 以检验并保证特定产品是否可以进入市场, 同时还可以帮助公司、政府和系统将分歧最小化, 并解决问题。

2.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只是第一步, 风险管理是更为必要的。一些学者就风险如何管理建构了一些模型, 其根本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机制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强度和烈度。以下列举几个模型:

TCC模型 (the Trust, Confidence and Cooperation Model) :在这样一个模型里, 作者认为, 信任和信心都支持合作。但是, 信心 (confidence) 有一个具体的绩效准则, 而信任 (trust) 则指其他准则的可能性。信任 (trust) 是一种维持社交的必要类型, 它具有创造性和流动性, 但是依赖与互相选择, 容易导致风险。

IDT直觉判断理论 (IDTs:intuitive detection theorists) 。在这一模型中, 外行的公众 (the lay public) 被称为IDT。该模型的提出者认为, “人们在使用新科技并难以评估其潜在风险时, 会成为一个IDT。”他以手机为例, 指出信任源于能够准确辨认信任中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在手机的例子中, 当有明显的利益时, 人们表现出对风险的容忍度更大。

“批判式信任 (critical trust) ”概念模型。该模型的提出者认为, 在信任和不信任之间有一种比较中性的信任, 即“批判式信任”:一种对机构或者个人的信任中兼有怀疑的现实形式。在“批判式信任”存在的地方, 人们确实会依赖一个背景有疑问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信任的缺失并不影响决策的制定。

(三) 信任在风险的评估及管理中的作用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信任更像是一个中间变量。而信任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要通过参与者的介入来实现。

大众。有作者表明, 在这个“不信任”的时代, 即使风险管理者的信息更为准确, 大众也倾向于从其他来源获得信息。当大众可以从更多的来源获得信息时, 他们就不再依赖于决策制定者或者风险管理者的信息, 这使得大众可以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但也导致大众更容易产生怀疑。解决大众信任的降低有两种观点:减少大众参与和增加大众审议。这两种观点都极少讨论到其方法的优点或缺点。公众通常在两个维度上评估风险管理者的表现:“能力”和“决定偏好”。“能力”是指决策者辨认安全与危险之间距离的能力;“决定偏好”指他们谨慎决策的倾向。同时, 民众的知识和信仰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感受, 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去了解极端小的风险可能性。民众对科学的参与, 可以增加对决策者的信任、对决策的讨论以及对决策的接受度。比如在一个转基因科技的案例中, 作者就得出以下结论:对民众有极大的透明度可以消除对新科技的恐慌, 使民众产生更大的信任, 最终增加对新科技的接受度。因为一般来说, 1.公众对科技的态度是:乐观伴随着怀疑或担忧;2.相当多的民众并不了解科技;3.民众对科学家及科研机构的低信任度。而民众对科学的适度参与, 可以增加对决策者的信任、对决策的讨论以及对决策的接受度。

政府。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有效的法律和控制措施。法律的保障可以避免政府作出武断或者错误的决定。除此之外, 政府部门也应该设法提高自己的公信度。因为在很多例子中, 比如有关转基因食品、核废料选址等问题上, 所得结果已经表明, 公众对政府部门有很大的不信任感。某些时候, 公众甚至认为政府与企业合谋。这时公众也许会更相信专家的话。

专家。一篇测量公众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度的结果表明, 在生化危机、大气污染、水污染、艾滋病、心脏病、癌症等问题上, 公众更加信任专家的意见。与之相对的是, 公众明显对政府表现出不信任。

决策制定者。在高信任度情况下, 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尤其有助于达成良好的结果。不管在国家还是地方层面上, 在风险管理中政治家都有助于最后结果的产生。管理者也仍然需要接受考验。主动的管理更有可能获得公众信任。

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往往会试图制造公众对管理者的不信任, 进而导致风险管理过程的失败。但是只有当管理者在处理国家或国际事务不够公正时, 利益集团才会发挥作用。

商家。解决办法的核心是理解消费者的心理以及反应如何。比如对于食品商来说, 第一步是描绘食品安全参数结构的图形, 即消费者在选择食品时会在哪些维度上进行安全评估。第二步, 理解消费者与生产者、供应商或公共机构所共享的价值的意义。共享价值与一套道德行为规范有关。

第三方。一个独立的组织不仅仅需要提供可靠的信息, 还要仔细检查政府的政策。有时这个角色就是由媒体来承担的。但是媒体有时难免受到各方压力的影响。不可否认, 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组织, 在为公众提供更多可靠的信息方面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第三方组织如果无法深入地参与到某项事件中, 又如何保证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可靠信息呢?此外, 如果第三方组织真正深入某项事件后, 又如何顶住压力将更多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公众?这些问题都有待考察。也有学者建议, 也许使用一个新的、更为中立的体系去调节国家和大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更好的选择。

(四) 规范化

如果风险与信任是通过这么多种类的第三方角色发生联系的话, 势必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及监督机制。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参与各方的行为规范, 进而保障各方的利益不受损。

除了法律和监督, 还需要考虑到人类道德的作用, 比如伦理及对他人的责任等, 正如前文所述,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需要另一个人。所以, 如果能够发挥道德的作用, 势必将节省不少的管理成本。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信任只是导致风险的中间量, 真正产生风险的是各种现实发生的事件, 诸如食品安全、转基因食品等, 这类事件导致了民众对某方信任的缺失, 这一方既可能是政府, 也可能是某企业。而这些事件中的参与各方, 又成为了风险和信任的中介者。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一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都会存在的。这种不信任感很大程度上往往源于政府在危机出现时所采取的行动和政策, 无法让民众满意。不管政府或者个人, 其实都需要风险评估、风险管理, 这些策略会帮助政府或者个人看清潜在的危险, 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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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不信任作文 篇2

“我要再表演一次，这次我要绑住我的双手走到另一边，你们信任我能做到吗?”杂技高手对所有人说。我们知道走钢丝靠的的是双手的平衡，而他竟然要把双手绑上。但是，因为大家都想知道结果，所以都说：“我们信任你的，你是最棒的!”杂技高手真的用绳子绑住了双手，然后用同样的方式一步、两步……终于又走了过去。“太棒了，太不可思议了!”所有的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没想到的是杂技高手又对所有的人说：“我再表演一次，这次我同样绑住双手，然后把眼睛蒙上，你们信任我可以走过去吗?”所有的人都说：“我们信任你!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杂技高手从身上拿出一块黑布蒙住了眼睛，用脚慢慢摸索着钢丝， 终于，他走过去了!表演好像还没有结束，只见杂技高手从人群中找倒一个孩子，然后对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要把他放到我的肩膀上，我同样还是绑住双手蒙住眼睛走到钢丝的另一边，你们信任我吗?”

所有的人都说：“我们信任你!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走过去的!”

“真的信任我吗?”杂技高手问道。

“信任你!真的信任你!”所有的人都说。

“我再问一次，你们真的信任我吗?”

“信任!绝对信任你!你是最棒的!”所有的人都大声回答。

“那好，既然你们都信任我，那我把我的儿子放下来，换上你们的孩子，有愿意的吗?”杂技高手说。

感受理解与信任 篇3

那是一个肝硬化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由于肝脏严重萎缩、变形，急诊手术时未能成功地穿刺到门静脉，所以行脾动脉部分栓塞，以降低“罪犯”血管——胃冠状静脉和胃短静脉的压力达到止血的目的，改善因脾功能亢进所致的血小板严重降低。患者病情稳定3天后再次出现上消化道大出血，在超声的配合下成功地穿刺到门静脉，顺利栓塞了严重增粗的“罪犯”血管，自此，患者未再出现消化道出血，但数日后出现双下肢感觉运动功能减退，且平面迅速上移，最终死于呼吸功能衰竭（不必揣测，与介入手术无关）。这是个让我倍感遗憾的病例。

直到现在，我都为彼时刹那间的心情剧变思考着为什么，只是因为那是个死亡病人，而非康复病人吗？我爱我的工作我的专业，我严谨把握每一个患者的介入手术适应证，从不做不该做的手术；我努力地为自己的每一台手术挑毛病，力图精益求精而不惜力气；我善待每一个所接待的患者，把这当作我命运中的缘分；我努力了，我真挚地为患者付出了，但我仍然在面对一个忽然出现的死亡患者时开始慌神。这应该是一种环境适应，绝非本能，我不再讨论目前的医疗环境了吧。

“可以和您单独说几句话吗？”

听到对方的话，虽然语气平和，但我的心继续在下沉，并且不由自主地开始把自己往被告席上靠。我不确定接下来我会听到什么样的语言和态度，但可以确定的是我在努力使自己的听觉更灵敏些。

“我们来找您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其实早就应该来了，昨天老郭（逝者）的五七刚过，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来，代表我们家属，也代表老郭。虽然他不在了，医生是救人不救命，总有救不过来的人，但你们的努力我们作为家属都看在眼里，我们准备了一面锦旗，谢谢你。”

原来是这样！人之初，性本善。我觉得理解和信任是人的一种本能，后天环境的逐步展现、深入使得理解和信任不再那么轻易。医生，是受人健康乃至性命相托的职业，被理解被信任尤其重要，有时显得弥足珍贵。我是感动的，这种被理解被信任的感觉是幸福的；我也是自然的，人与人之间本就应该不乏理解和信任。

她们清楚地记得急会诊时我从家赶到医院时的急促，额头上有汗，而且向她们抱歉为了赶时间没有换衣服；她们小心地请求手术时别开空调以防患者受凉，却细心地观察到我们手术后被汗水湿透了的手术衣；她们感动着我为了尽快观察到患者病情没有等电梯，而是直接跑上了七楼重症病房……凡此种种，有些我甚至已经没了印象，而她们记得。

我的眼睛同样是湿润的，告诉她们作为医生，能够得到如此的尊重和理解，从职业生涯角度而言，我是满足的，深表谢意。

她们坚持要请吃饭，我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诚挚，就像患者住院期间，没有刻意地准备，她们从包里拿出两袋酸奶塞进我手里，因为她们看出来我还没有吃饭，而且疲倦，我没有拒绝，甚至没有说谢谢，一切都显得自然而和谐。

照顾亲人时她们是心力交瘁的，而现在，她们在努力地走出生命中的阴影，不仅衣着大方得体，而且施了淡妆，这不仅表示着对医者的尊重，更表现出一种极为出众的勇敢、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我没有一下子认出她们的原因。这顿饭就像是和朋友，甚至久违的亲人之间共进，没有一丝沉闷和伤感，聊了烹饪，聊了职业，还有很多真挚的互相感谢和生活的美好，我赞赏了她们的美丽，我不擅长说这个，但的确是由衷的。

这面来自于死亡患者亲属赠送的锦旗对于我而言是极其珍贵的，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我把它挂在医生办公室的墙上，加上另外几面，办公室很小，光线也不太好，现在挂了一面墙的锦旗后气氛骤变，一进来有种飘渺神秘的感觉，像是进了一座小庙，还是摘了吧。鼓励在心，不一定要天天看着才好。

写下上述文字，回顾那些心情，是基于自己所面临的一起医疗纠纷，人在烦恼之时会愿意想念一些让自己珍惜的美好。我无意评论医疗纠纷的细节种种，我尽了自己的能力和职责。有智者安慰我，当初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和专业，纠纷是无法避免的，自己认真努力了就好，看开点。我受益颇深。

新媒体与社会信任 篇4

一、信任信心信念

由于信任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乃至人天秩序的基本因素,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介入了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如下几个共同视角:

一是在道德论视角下,信任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念,是基于人伦、情感和交往形成的一种“托付”。“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把自己托付给你”。这种信任观既扎根于日常生活体验,也为一些经典哲学和神学所认同。在日常生活,寻求可信任的人和让自己成为可信任的人乃是我们基本的渴望和冲动,即使陷入轻信和迷信也在所不惜;而从神性或人生之超越性上看,信任是“神恩”或善在人性中的显现,是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所称的人之为人不可破坏的“本真伦理”。

二是从经验论视角看,信任是一种基于既往知识、经验的一种心理定式和行为惯性。“太阳照常升起”“他素来诚实可信,这次也不例外”“他们依旧以腐败的方式运作,依旧在事关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说谎”“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宣传而非品质获得成功”。这种信任实际上是政治学者沃伦所称的“纯预期性解释”,可以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也可以外化为对制度规范的期待和依赖。前者是指信任的自我强化和凝结,直到沉淀为某种心理成见——我就信任(或不信任)他。后者是指信任的制度化、程式化和规范化,直到形塑成一种制度理性——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言,我们应该设计一系列的政府制度,即使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我们也相信他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三是基于功能论视角,信任被归结为一种利益交换和社会资本。我之所以信任你,说到底是因为我期待你为我或我们的利益行事,或者说信任可以让我们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相遇、协商和合作。因此,信任就是风险投资,就是可以生产、流通、增益、损耗的社会资本。如是利益导向的信任观,不高尚却真切、实在: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可以直接创造财富和价值,亦可与财务意义上的运营资本相互增益和转化。事实上,财务上的破产尚可挽救,信任破产则往往意味着彻底倾覆。就此而论,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体最宝贵、最伤不起的财产。

在对信任的理解上,道德论强调了人性、超越性和托付,经验论强调了心理定式、行为惯性和制度理性,功能论则更看重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转化。而以融合的视角看,信任在功能层面意味着对利益、行为和制度的信心,在价值或超越性层面意味着对人性、神性、伦理和理想的信念。以危机中的信任救赎为例,危机管理者应同时做好功能层面的信心加法和价值层面的信念加法,前者好比修复断桥,后者有如再续灯火。

二、信任危机与积极信任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走得更远一些,他提出信任乃是人类的“本体性安全”需求,是人类给自己开出的药方,以缓解与生俱来的“存在性焦虑”。吉登斯把信任问题上升或者说还原至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强调了信任作为人的在世条件、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通俗地说,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无人可信、无人信任的生活处境和“存在性焦虑”。

这也大抵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组织务必守住自己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底线,如是底线关乎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一旦此般安全感幻灭,焦虑笼罩了现实生活和内在的生命图景,人们就可能无可挽回地疏离、背叛、反抗那些辜负信任的组织。

糟糕的是,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陷入了信任困境。他提出了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来源——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的反思性”,而这三者都加剧了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时间不再与特定的空间相对应,全球共享标准时间,空间的也边界被打破,陌生人远距离、大规模地相遇;每一个主体都不得不把自己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并不断地让自己嵌入到陌生的社会关系里去,这种脱域或抽离导致现代人在生活的每一刻、每一处都像是观光客或流浪者;海量的知识生产和革命性的知识创新使现代社会处于持续、剧烈的变迁之中,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

不只是吉登斯这样的社会学家,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由血缘、地缘、文化和宗教提供的传统安全感、信心和信念所遭遇的严峻挑战。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人人都背井离乡。我信谁、谁信我和“我是谁”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直指心性的一个基本问题。

新媒体改造了人类的时空观、社会关系以及信息、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因此放大、加深了信任危机。我们已经见证、体验了如下变革:新媒体把时间压缩到“实时当下”,人们翻滚在信息之瀑中,浅思考、浅交往、急于行动、急于成功;新媒体把空间扩充到“无远弗届”,我们都站在广阔、平坦的世界广场上,大声喧哗,各自孤独;新媒体推动了无量无边的信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分分钟都有头条新闻,每刷新一次屏幕都可以看到一个新世界。在变革的激流中,自我认同尚且不易,何况对他者义无返顾的托付?相见易、信任难的时代到来了。

一如前述,信任原本是德性、神性、行为、利益、规程、信心和信念的多元汇聚与整体性凝结,关乎生命的本体和存在的理由,如今却窄化为对特定利益机制(比如消费契约)和规程(比如制度体系)的依赖与托付。“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任”被弱化了,只剩下功能层面、实用主义的“人对系统的信任”在维持社会关系。实际上,当人际信任越来越脆弱,超越性价值变得杳渺难觅,利益实现机制和硬性规程就成了人们不得不选择的依靠。

吉登斯把“不得不”的信任称为消极信任,把人们主动创造、心悦诚服的信任称为积极信任。显然,良性的官民关系、民商关系应当筑基于积极信任。如果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把利益和规程上的信任也放逐了,连功能性的消极信任也辜负了,信任危机就会全面蔓延,政治、商业和文化认同的根基就会动摇乃至倾覆。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将是信任危机的受害者,承受高昂的信任成本和无以摆脱的“存在性焦虑”。

三、对话与重振人际交往

积极信任是再造美好人生和社会团结的基石,是构建能动的政治、能动的商业和能动的社会的前提。令人沮丧的是,现代社会把美好窄化、错解为繁荣,人们丧失了对友谊、理想和超越性价值的主动追求,陷入了成功学式的物质主义、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萎靡,以吉登斯为代表的很多思想家都主张重建现代性,他们拿出的重建方案是协商、对话。

信任正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天”对话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又可转化为对话的前提。吉登斯主张培育多级、多维的“对话民主”:个人生活世界、人际之间的对话;社会运动和民间社团打破等级制度和权力垄断,表达多元利益关切;在国家层面,政党、政府和公众基于程序正义,通过协商、参与成就政治信任和决策合法性;全球对话,即建立“世界主义的民主”,以解释和解决世界性风险问题。

此中,吉登斯最看重的是个人生活领域的亲密关系。他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可以提炼、抽象出一种纯粹关系,即抛开外在标准和条件,人与人之间基于开放、平等、诚实的对话建立的交往关系。纯粹关系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型”,即我们“本来如此”、“理应如此”的交往和关系状态。正是这种纯粹关系孕育着积极信任,让我们靠近彼此、克服焦虑,促进自我认同和相互协作。在吉登斯看来,重振人际交往,培育纯粹关系和积极信任,进而将之扩大到政治、商业和文化诸领域,乃是缓解现代社会危机的一条重要出路。

在一定意义上,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吉登斯的理论设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以商业为例,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企业与公众的人际交往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当交往的技术障碍被破除后,要看一个企业是否拥有开放、平等、诚实的价值观,是否拥有对话以建立纯粹关系、积极信任的勇气和智慧了。倘若企业仍以宣传、投放乃至“水军”的思维挺进新媒体,就糟蹋了对话机遇和信任资本。

大而言之,前述能动的政治、能动的商业、能动的社会首先意味着开放对话、平等协商和诚实合作;意味着善用新媒体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沟通方式,重振人际交往和纯粹关系,主动创造和维系积极信任;意味着人对人的信任、人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任、人对系统的信任协调发展,增益物质主义时代的德性和理想。

(来源:《国际公关》)

信任与外表有关？ 篇5

原来，这里的居民认为这一带外来农民工比较多，把厕所弄得很脏，所以就写下了这样的告示。然而，农民工却表示，他们厂房有厕所，很少有人绕远去居民小区那里。更何况那间厕所本来就又脏又旧，并不是因为他们才变成那样的。

像这类事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似乎一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农民工所为。那么，人们对农民工为什么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呢？究竟是什么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美国科学家曾设计过一个实验，他们招募了100位大学生参加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有作弊的空间，在游戏结束后的采访环节中，那些作弊的学生里有人不承认自己作弊，但整个游戏和采访过程都被录像了。

接下来，研究人员根据这100位大学生的长相和衣着，把他们分成值得让人信任、衣着干净和不值得让人信任、衣着邋遢两部分。之后，研究人员又从这些大学生中挑选出在游戏中没有作弊的，和作弊又不承认的人，然后把他们搭配成4组：第一组是长相信任，衣着干净，也没有作弊；第二组是长相信任，衣着干净，但又作弊又说谎；第三组是长相不信任，衣着邋遢，但没有作弊；第四组是长相不信任，衣着邋遢，既作弊又说谎。

下面是实验的关键部分，研究人员将这4组人的采访录像给接受过识别谎言训练的人观看，其中有美国大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生、大学教授、从事安全工作以及情报工作的人员，并要求他们判断录像中谁在说谎，谁在说真话。

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对于第一组和第四组人——当一个人的长相信任、衣着干净且在说真话，或者长相不信任、衣着邋遢且在说谎时，观看者都能很轻易地判断出他们谁在说谎，谁在说真话，而且准确率都比较高。即使是母语不是英语的其他国家的大学生，他们的准确率也在71%左右。其中情报人员的准确率最高，达到96%。

可是，对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情况——也就是一个人长相信任、衣着干净但在说谎话，或者长相不信任、衣着邋遢但在说真话时，观看者就很难判断了，准确率也都比较低，几乎低于50%。有趣的是，最有经验的专业情报人员的得分却是其中最低的，尤其是他们对于第二组的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仅有14%，换句话说，就是有86%的专业人员会被一个人的外表所糊弄。要知道，这些人都接受过专业的识别谎言技巧训练，而且，他们中少的有8年的工作经验，多的则有14年的工作经验。但他们还是会为一个人的长相和衣着所左右，而作出错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