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发展思考

私募基金发展思考（精选十篇）

私募基金发展思考 篇1

在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 政府管制较严的大环境下, 发展PE是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因金融危机而陷入财务困境的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一发展瓶颈的有效手段, 更是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必然要求, 也是推动我国优势产业实现有效整合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有效手段手段。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近年来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众多优质公司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些优秀的高成长性企业为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业提供了绝佳的发展契机, 成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业蓬勃发展的基础。经过多次的市场洗礼、政府引导和国外资本示范后, 现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的规范程度大大提高。

数据显示, 我国私募股权业在2006年到2008年间, 经历一个快速发展过程, 募资总量逐年递增, 经过2009年的短暂调整, 2010年又迎来一个强劲的反弹过程, 前11个月募资总额达264.09亿美元, 为去年全年水平的2.04倍, 投资活跃度增长明显。就投资案例数量来看, 2010年前11个月共有307家中国企业获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注资, 无论从案例数量还是金额都比上年有较大增长。然而, 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产业爆发式的增长背后, 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 势必会影响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近年来, 随着国际大型私募股权基金进入中国市场, 其规范运作和良好的经济效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推崇。政府部门也充分认识到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开始有意识地为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制定或修订法律法规。随着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和信托法等与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的法律逐步出台,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建立。例如, 根据2006年重新修订的《公司法》, 只要不采取公开募集方式, 而且募集的特定对象不超过二百人, 就可以设立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只要募集对象不超过50人, 就可以依法设立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但是, 由于缺乏明确的私募股权基金主管机关和统一的法律规范, 使得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具体内容还存在冲突、不一致和不明确的地方。例如, 《合伙企业法》中已允许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合伙人, 但《公司法》规定,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 但是,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合伙企业法》是否属该条款中“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还是疑问。再如, 尽管《合伙企业法》已经出台, 但在实际操作中, 很多配套措施还分散在多个部委管辖范围内。如果要设立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 需要有关部门出台配套措施。

(二) 私募股权基金可投资范围较小

从国外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经验看, 技术创新型企业是私募股权基金的重要投资对象。只有市场中存在大量具有先进技术的企业, 才能为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私募股权基金可以为技术创新型企业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和管理支持, 弥补创新型企业在融资中遇到的瓶颈, 通过专业化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和市场开发等难题, 推动技术创新型企业做大做强。中国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还非常薄弱, 技术创新市场还不发达, 经济在整体上还属于制造经济和加工经济, 尚未实现向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转型, 可供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市场空间有限。

(三) 资金来源渠道狭窄

资金来源是决定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重要因素。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四种渠道:政府资本、私人资本、金融机构的资本和公共保险保障体系的资本。从我国情况看, 目前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来源可分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现已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国有资本包括社保基金、银行、保险公司和国有企业。除了社保基金外, 金融领域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受到有关部委的严格限制, 须经过严格审核和批准。现已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私人资本包括从事实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和股票投资的富有个人。从国有资本看, 由于向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 导致国有资本向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规模受限。从私人资本看, 由于从事房地产和股票投资的个人受资产价格波动影响较大, 并波及到可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规模。因此,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资金来源结构存在着不合理、不稳定的问题。

三、发展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建议

(一) 加强法律基础建设

我国法制基础的薄弱体现在很多方面, 例如知识产权保护、独立公平公正的司法、审慎严格的会计制度、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先的金融监管不完善、信用缺失、道德沦丧等等。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企业和个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要么不懂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要么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而无意识,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不足。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基础。只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才能促进创新机制的形成。此外, 司法、会计制度以及金融体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 政府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手段鼓励创业企业选择股权融资。纵观历史经验,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离不开政府的相关扶持。政府应放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渠道来源, 比如, 政府应该继续放开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投资范围, 允许这些巨额资金进入私募股权基金领域。政府可以支持并鼓励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财大气粗的央企成立私募股权基金, 扩宽企业利润来源。同时, 政府还应放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可投资范围, 以使其更好地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 进一步完善我国创业板市场

投资者在进行股权投资时考虑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退出。IPO因其回报率最高, 并且分散了创业企业的控制权, 是私募股权基金最理想的退出渠道, 但是能否以IPO模式退出还取决于一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完善。美国的创业市场NASDAQ比较成功, 这为投资者采用IPO模式退出提供了良好的渠道。与美国相比, 欧洲以及加拿大的公开市场因为缺乏流动性, 投资者不得不选择其他退出模式。尽管我国已于去年推出了创业板市场, 但是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 门槛过高, 要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提供通畅的退出渠道, 还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新推出的创业板市场。

摘要：IPO、PE和LP这些原本专业性比较强的词汇随着去年IPO的重新启动所造就的一个个财富神话而引起我国普通百姓的关注。金融危机爆发后, 特别是IPO重启之后, 我国广大地区掀起一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PE) 的热潮。就PE产业现状来看, 我国PE产业发展速度快, 但也存在运作不规范、投机性较强等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势必会影响到我国PE产业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PE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进而指出存在的问题, 最后为改善发展我国PE产业提出了一些建议。

私募基金发展思考 篇2

基金只是一种商业化的金融工具，不可能集所有金融投资工具的优点于一身

基金的发展要和经济发展、大众财富积累及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理财方式相匹配

现在基金市场发行热购买冷明显受股市波动之影响，而这肯定是暂时的

开放式基金对我国股市及大众投资的重要意义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因噎废食不可取

开放式基金买卖的开放性，正是开放式基金的最大魅力及制度特征之所在

基金业要以制度保障与优良业绩来吸引社会资金走向投资基金

开放式基金买卖开放，如果在大规模赎回的极端情况下，可能发生类似于银行的“挤兑”风险，这也是人们对开放式基金的最大担心。但笔者认为，这种风险正是开放式基金的最大魅力及制度特征之所在，因为它给投资者对基金经理人投反对票（除了正常的变现情况外）的机会，并且，由于投资者能够及时投反对票，反而从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可能集聚的风险，比如“老基金”清盘或规范不就是风险的总释放吗？所以，我们是及时给投资者一个减低风险的机会呢，还是让风险积累起来，以时间换空间呢？我想还是及时释放风险的好。

困难只是暂时的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基金再次掀起扩容高潮，新一批基金管理公司即将横空出世，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一拥而上，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也摩拳擦掌；但是，与此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闭式基金的承销商担心封闭式基金的发行不利，市场“吃”不了自己“兜”着走。而基金管理公司本身也对开放式基金的发行谨慎对待，大打营销战。一边是市场的相对冷淡，一边是基金发行热潮高涨，似乎是矛盾的，但正应了笔者提出的基金扩容是我国基金发展的历史性的阶段性的观点，就是发行的冲动对基金规模的扩张是必由之路，对新品种与新的基金管理公司来说尤其如此。

诚然，也许从一系列具体的发行数据以及不少基金的理财业绩看，市场可能对基金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悲观的论调，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表面。在笔者看来，基金遭遇的市场困难是暂时的。

首先，事物的发展有一个曲折是符合哲学逻辑的，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本就不应该以为我国基金的发展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就拿目前傲视全球基金业的美国来说，其基金业的发展也不是一马平川，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遭遇的“大萧条”危机实在让我国目前的基金业面临的市场情况“小巫”见“大巫”，但就是受到如此挫折，美国的基金业在整肃法纪、品种创新后，不是也迎来了今天的蓬勃发展吗？中国的基金市场才发展三、四年工夫，以后的路还长。

其次，对基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基金的认识不同会导致对基金不同的期望值与行为误区。在我国这些年的短暂的基金发展历史中，笔者以为产生过几个认识误区：一是把基金当成股票，导致对基金的暴利期望值与二级市场的疯狂“炒作”；二是以为基金要承担股票二级市场的稳定大任，导致对基金投资行为的一些不应有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对基金的种种误解当然会导致对基金的热情的不很正常的起落。

笔者认为，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基金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让市场认识到基金只是一种商业化的金融工具，只是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和储蓄存款、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等不同的金融投资工具或产品，它本就有其应有的收益与风险配比以及一定的客户群体，不可能兼顾其它金融投资工具的优点于一身，认识清楚了，才能以平常心对待这么一个金融产品。

第三，全民的投资意识与习惯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任何一个金融产品的诞生，有其市场背景，但要整个市场接受甚至追逐有一个过程。尤其对我们这么一个东方民族来讲，接受西方的金融文明也有一个过程，保险是这样，基金也不会例外。况且中国的经济信用环境还在一个营造之中，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基金经理）管有一个时间过程，有一个逐步的信任问题，基金业要以制度的保障与优良的业绩效应来吸收越来越多的资金走向基金的投资方式轨道。

第四，基金的大发展需要契机。从美国来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金融环境造就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崛起，这也是美国共同基金爆发性发展的起点；而香港的基金虽然起步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但也是最近几年由于政府“强积金”计划的推行极大促进了香港基金业的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发达基金市场的形成不仅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有一个历史契机的问题。所以，目前国内基金市场不仅时间积累不够，而且受制于外部环境，只是还没有到大发展的最完美的时候，因为虽然政策推动是有利的，但中国基金市场发展的“路径”延伸不可能仅仅是政策推动的原因，必然还有市场自身的力量。

第五，基金投资的市场本身也有一个反复的规律过程。众所周知，基金所投资的主要目标市场――股票市场本身有一个牛熊交替的过程，那么基金整体的业绩及投资者对其的买卖也周期性地受到影响，现在基金市场的一些情况就有这个因素，而这个因素当然是暂时的。

第六，整个经济的发展与国民财富积累有一个过程。应该说，基金是金融品种的新门类，这本身就说明基金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了现代后才产生的东西，发达基金市场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与国民财富与发展中国家也有差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壮大许多，老百姓也富裕许多，但显然还很不够，也只有民众财富积累更多时对专业与代理理财才能有更多需求，对微利才能更加接受，国内的基金业才能赢得更厚实的基础。

笔者相信，只要基金管理公司珍惜我国基金市场得来的起步机会，诚信为本，努力改善业绩，加强品种创新，真正客户至上，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成长与投资者的成熟，中国基金市场一定会会迎来更加明媚的春天。辩证看待发展开放式基金

目前，在对待发展开放式基金及其风险问题上业内外仍然存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应该说开放式基金本身确实有许多风险，发展开放式基金也确实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这都不应该成为不发展或不敢发展开放式基金的原因，只有解决这样的认识问题才有利于我国积极地发展开放式基金。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开放式基金的风险问题。

1．不发展开放式基金是中国基金业最大的风险

在我国已经加入WTO背景下，按照WTO金融服务协议要求，成员方应不断扩大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市场的准入范围，根据谈判披露，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将允许外商持有基金管理公司33％股权，三年后持股比例扩大至49％。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投资基金业将面临海外成熟者的挑战与竞争，除了海外资本与管理直接进入我国投资基金业外，海外基金进入我国股市也是我国投资基金业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份额将遭到海外同行的“瓜分”。而具体到基金基本制度，海外同行显然比我们更为熟悉开放式基金的运作，也更有实际经验，由于开放式基金的优点，必然对现有封闭式基金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尽快熟悉开放式基金的运作，并尽快尝试实

践之，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也许从微观上来说，我们不一定能保证每个开放式基金都成功，实际上笔者认为这也是市场本身的事情；但从宏观上讲，开放式基金是基金发展的方向，这种市场的升级是有一定障碍的，但患得患失是更大的风险，我们不能借口条件不完全具备就不尝试，笔者相信开放式基金对我国股市及大众投资的重要意义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因噎废食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中对开放式基金的赎回期限、规模等的限制就表明了管理层的审慎与务实的态度，中国开放式基金走渐进发展之路是稳妥而积极的。所以，不试点、不发展开放式基金是中国投资基金业最大的风险。

2．从制度角度讲，开放式基金比封闭式基金更能够消除风险

表面上看，倡导开放式基金可能是一种基金发展的激进观点，因为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是基金发展历史的运行轨迹，但实际上，这也未尝不可是一种稳健的观点。为什么？这主要是开放式基金的运作制度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更多的制度保障，虽然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可以通过主管部门监管、信托人监督、投资者监督等外部力量来完成，但它远没有制度本身的力量大。

（1）开放式基金的随时可向基金经理人提出基金变现的权利就赋予了投资者莫大的权利，而这恰恰涉及到基金经理人的切身利益，从此计，基金经理人需要为投资者更好理财。也就是说，开放式基金赋予了基金经理人更大的经营压力，相对而言也更不容易发生道德风险。

（2）价格透露的信息量及时、真实。这样，反而使看似不易运作的开放式基金在经理人小心谨慎的运作下使基金业获得稳健的发展，而在封闭式基金制度下，由于其固有的制度缺陷，使得经理人发生道德风险更为容易，反而容易发生问题，进而葬送一个行业的前程。

3．赎回真的就是开放式基金的风险吗？

我们知道，开放式基金由于其买卖的开放性特征，使得投资者可以随时买卖，如果在大规模赎回的极端情况下，可能发生类似于银行的“挤兑”风险，这也是对开放式基金的最大担心。但笔者认为，这也许正是开放式基金的最大魅力及制度特征之所在，因为它给投资者对基金经理人投反对票（除了正常的变现情况外）的机会，并且，由于投资者能够及时投反对票，反而从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可能集聚的风险，比如“老基金”清盘或规范不就是风险的总释放吗？所以，我们是及时给投资者一个减低风险的机会呢，还是让风险积压下去，以时间换空间呢？我想还是及时释放风险的好。而且，除了受整个市场的悲观影响外，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有投资者普遍对一家基金经理人投反对票有什么不好呢？这至少比让这家基金管理公司留在市场里强，因为市场已经抛弃了它。一个制度，一般确实会利弊皆有，开放式基金也一样，但利弊相较，我们应该取其利避其弊。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说封闭式基金的清盘一般是有计划的，而开放式基金的清盘是市场化的，基金经理人必须迎接这个考验与挑战。怎样看待基金的低迷价格

目前出现的证券投资基金二级市场价格低迷现象，是和基金、股市目前的一些情况以及投资者的某些预期分不开的。

首先，基金自身单位资产净值的“缩水”导致的基金二级市场价格低迷。

其次，可以认为，基金的当前价格是对将来时间的基金价值的一个预期。在目前市场普遍对股市大盘表示一种谨慎看法的时候，则自然引申到对证券投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上升的谨慎。

再次，从经济学的价格原理讲，供求也是决定或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即供大于求则价格下降，供小于求则价格上升，这尤其表现在金融产品上。过去“老基金”高企的二级市场价格除却炒作等因素外，实际上也是当时基金还是市场的一个稀缺品种的反映；而目前，证券投资基金扩容迅猛，尤其以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将使基金的供给进一步扩大，使得投资者选择空间很大。

最后，我们还应该把目前基金的二级市场价格低迷现象放到投资偏好与投资意识这样一个较深层的方面来考虑。一个方面是说投资者有着自己亲自理财与委托基金代为理财的选择，无可否认，在目前股市发展的初级阶段，个人投资者亲自参与股市投资还是可为之事，股市及其机制并没有复杂到很大程度上一定要专家理财的程度，并且目前我国散户有时间、精力参与股市，另一个方面是讲中国的人文环境造成大众理财的亲为，这在香港的基金发展早期也是如此，只是随着基金理财绩效的示范作用等基金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我国居民对基金的认识与接受有一个漫长的历史的过程。这样，对基金的反映偏淡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不论怎么讲，出现基金二级市场价格的低迷情况是基金经理人与持有人所不愿看到的，这个情况的出现引发了笔者以下几点思考：

1．投资基金虽然在我国已进行了近的探索与发展，但从一些市场现象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我们对基金有了足够的正确认识才能为基金的发展、进而成为大众理财、投资工具而不是投机工具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基金的发展要和经济发展、大众财富积累及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理财方式相匹配。

证券基金的规模与推出的节奏，要考虑到经济背景及股市走势因素，基金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大众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出要求基金代为理财的强烈自我冲动，同时也需要已经运作的基金以良好的业绩示范制造出对基金理财的需求力量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少曲折，把基金逐步当作像储蓄存款一样的理财工具来做平常心的对待，使基金业稳定、健康的得到发展。

3．进一步认识到业绩在基金发展与具体运作中的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要狠抓业绩这个“牛鼻子”。基金的业绩才是真的，很大程度上可以抗拒基金二级市场价格低迷的风险。

4．如果基金二级市场价格长期低迷，则会对基金持有人产生信心与经济上的较大损失，这是应该警惕与尽量避免的；如果其中还有二级市场“折价”现象的话，那么，这方面海外的同行有些经验与做法可以借鉴（如封闭式基金折价交易到一定幅度与时间，就转为开放式基金，这样的话，持有人的利益就有保障了），我们也应该进行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尽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营造机构化投资市场环境

无论从海外成熟股市投资者结构来看，还是从我国股市投资者结构的发展取向政策来看，机构化是我国股市发展的不可逆转之势。

笔者认为，我国股市投资在这场机构化的进程中，普通散户将在其所处市场环境等方面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市场各方共同营造一个机构化投资的良好环境以及如何使普通投资者也在这个环境中还有必要的立足之地是必须的。

一、为了使机构投资者真正起到稳定大盘的作用,首先就要促成数量足够多的机构投资者出现。要消除“寡头”垄断就要培育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让他们从数量上不足以实现垄断而只能展开竞争，以消除垄断的弊端。在市场主要由机构投资者组成的环境下,各机构在资金、信息、专业水平等方面处于大体相当的地位,没有或者很少有机构能凭借做庄等市场行为,诱使其他机构投资者上当，于是,种种针对散户的“投资手法”失灵。在相互的博弈中,机构投资者最终会认识到,只有大家都按照统一的.游戏规则运作,才能避免损人不利己,才能降低成本。这时,机构投资者才起到了稳定大盘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

市场主体都首先是为了自利,然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才“互利”。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稳定不是机构投资者自愿的,而是市场力量使其达到这种“均衡”，同时也有政策推动的作用。

二、实现机构化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机构投资者应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机构投资者的主要优势之一即专家经营,这就需要一支通晓股市整体知识、掌握现代投资技能、具备调查分析能力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这些年股市的投资实践为机构投资者积累、锻炼了一部分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成熟市场引进先进的管理、操作技术甚至人才。

三、降低投资者结构中的个人比例，如鼓励现有的个人持股者出卖一部分股份,同时发展专业性投资机构,拓展私人部门资金进入股市的间接途径。从个人角度看,直接参与的优势是决策过程比较简单,如果选准股票收益可能很高,而且不需要通过机构投资的利润平均化过程,也不需支付机构投资者的费用。因而向委托理财转化需要机构尤其是基金经理人充分显示其在代理理财的安全保障运作机制、资金规模及专业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并辅以相应的政策支持。

四、营造机构投资者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股票市场是高度市场经济行为的市场,尤其对于尚未成熟的中国新兴股市,规范运作和法制化管理尤为重要。中国股市的组织制度和法律制度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对改革投资者结构而言,没有必要的制度保证,即使引入新的投资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构化,因为机构的功能将受到扭曲,市场投资理念也无法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健全立法和执法体系,形成监督市场参与者行为的有效机制，为确保市场的规范和稳定,应在机构化进程的每阶段做到法规先行，此外,还应借鉴国外经验。

五、制约机构投资者的市场操纵行为。毕竟，即便是机构投资者，也不一定都有操纵市场的经济实力与动机、偏好，而且即便在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中也还存在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所以需要通过法律、法规以及监管等来约束投资行为。

六、大力发展专业性的投资机构或推动专家代理理财。在我国居民传统习惯下，以及我国社会信用尚未完全建立健全的情况下，这是推动机构化投资所必须突破的社会经济“瓶颈”。投资基金这种代人理财制度在我国天生就处于与海外民族理财心理有别的环境中，就更需要加倍加强投资基金的规范化建设，使之成为一般个人值得信赖的专家理财队伍以及运作有效的金融运作制度。在发展公募的投资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的同时，也可以逐步进行私募的投资基金试点，并且应该创造条件使各类资产管理走进“阳光地带”，这类业务只堵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加强管理，使智慧真正能使财富增值，这将是一个与投资基金并驾齐驱的专家理财队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资金所有者亲自理财相比，专业投资机构代人理财都会产生一个委托――代理问题，而委托――代理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是必须防范与解决的问题，这点要求我们从制度设计上要合理、规范，这样才能保证代理理财的健康稳定发展。投资基金市场前景广阔

（一）中国基金市场的发展将分两条主线进行

根据有关披露，加入WTO后，我国将允许外商持有基金管理公司33％股权，三年后持股比例扩大至49％。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投资基金业将面临海外成熟的同行的挑战与竞争，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份额将遭到海外同行的“瓜分”。

目前中国基金市场的发展分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好人举手”制度将使越来越多的国内机构进入基金管理市场，这一条已经随着银河证券获准筹备基金管理公司而正式启动；而另一条以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为主线展开。

对于海外基金管理势力的介入，虽然有其瓜分国内基金市场份额、分吃“蛋糕”一角的一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海外基金管理势力的介入，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基金市场这块“蛋糕”可以做得更大，这主要来自海外基金的管理技术、海外基金管理的投资理念、海外基金的营销技术甚至还有对待基金的文化认知等。

笔者认为，这样，中国基金市场的“蛋糕”将在这么几个竞争下做大，一个竞争是国内基金管理人之间的竞争，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国内的基金管理人之间，国内基金管理人与合资基金管理人之间，合资基金管理人之间，三种竞争交叉在一起，这个时候，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刚刚出现，还不足以成为国内基金市场的主角；第三个阶段，还是上述三个竞争，但这个时候，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壮大，并且外资可能实际上控制，而纯粹的内资基金管理公司也有在市场中做大的，这两者的竞争可能成为主旋律。但不管怎样，在这种竞争中，中国的基金市场仿佛不经意间就做大了“蛋糕”，当然，这块“蛋糕”不像现在由我们全吃，但那个时候，我们一定比现在吃得更多。在自己也多吃的前提下，也让新的加入者有得吃（姑且不管它是否吃得更多），这就是“双赢”。在WTO体制及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这是大势所趋。

也许现在我国的中外合资基金事宜还只是处于酝酿阶段，离真正的合作还有一定距离，但在时间上，则因为加入WTO的背景而已经越来越急促了，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不久也将出来。只要有严格、公正的监管，有好的竞争环境，中国基金市场的壮大是可以期待的，民族基金管理业的壮大也是可以期待的，“狼来了”带来的不一定是恐惧（如果有足够准备），还将带来紧迫感与竞争的决心与能力。

（二）未来竞争性的中国基金市场是什么样

现在已经明朗的是，中国基金市场上的基金管理公司将越来越多，基金数量与规模也将越来越大。竞争性的基金市场既是政策推动的方向，应该也是解决“寡占”型市场问题的历史的逻辑的选择。所以，一个竞争性的基金市场的即将到来是解决中国基金市场现有问题及其本身进步的重要手段。

在笔者看来，一个竞争性的基金市场，主要应该是：

基金管理公司数量众多，我个人认为应该在最近的两年左右达到总数50家以上，并且基金管理公司的生存不是靠优惠政策扶持，而是靠市场“吃饭”。这个时候，基金管理公司除了业绩取胜外，基金的营销将处于重要地位，而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基金产品是关键。

职业基金管理（经理）市场的形成。这个时候，应该能涌现一批有一定个人品牌的职业基金经理，他们对投资者初具极强的号召力。不一定是谁出钱组建基金管理公司谁就派出相应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一大批熟悉基金运作、投资的专业、管理人才将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智力从海内外加入到中国基金行业中，基金管理的专业性会得到大大加强。事实上目前个别基金管理公司已经出现了总经理层不代表任何股东单位的职业经理的迹象，这是一个好兆头。

基金品种与产品数量足够多。而目前我们也就是40多只基金，面对庞大的保险资金的投资都不够，保险资金随便一买就成了基金的大持有人，开放式基金才刚刚起步，封闭式基金中的所谓成长型、平衡型等并没有体现足够大的差异。经过两年左右，我国的投资基金数量应该会有200只以上，规模在亿元以上，并且不是比较平均地分布在各个基金经理人手上，一定会拉开管理规模的差距。

基金费用价格总体下降，但个别有些基金经理人管理的产品或特殊基金品种费用可以超过市场平均水平，一分钱一分货，价格差拉开，而其背后是不同的基金经理人信誉、规模、水平，及推出新产品的能力，

新出市的产品在暂时缺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在没有价格参照的情况下，当然可以价格高一些，这也是对创新的一种市场激励。

基金之间以及基金与其他投资主体之间的平等的市场地位。在市场上进行投资的机构，不管是证券投资基金，还是运用国有资金、自有资金、企业资金的投资机构，都没有区别于其他投资者的任何特权。笔者认为这正是竞争性基金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认为，各个基金经理人之间就是一种平等关系，比如大家都是靠“好人举手”等市场机制产生，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只有靠市场本身做大才是坚实可靠的，也才能诞生中国自己的“基金管理企业家”。

海外基金经理人初步介入。海外基金经理人在我国加入WTO背景下，会加深对中国基金市场的介入，对整个中国基金市场将起到一个活跃与带动的作用。

笔者相信，经过市场的洗礼，中国的基金市场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市场化、更具竞争性、更加国际化的新阶段，道路虽然曲折，但一定会迎来在光明与平坦的大道飞奔的未来。

对基金业发展的5个思考 篇3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度公募基金资产净值规模高达84051.70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7436亿元，混合型基金22714亿元，债券基金7464亿元，货币市场基金44812亿元，QDII基金599亿元，其他类型基金23亿元，封闭式股票基金239亿元，封闭式混合基金264.62亿元，封闭式债券基金497.77亿元。

作为资本市场的主力机构之一，每当业绩公布之时，对公募基金的业绩优劣，进行对比报道，已经成为各大媒体的必修课。公募基金体量庞大，人员精干，合规水平高，是证券市场的正规军之一。18年来，我国的公募基金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成绩有目共睹。不过，整体而言，公募基金的发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靠天吃饭、机构散户化、股灾巨亏、老鼠仓等问题层出不穷。在当前以散户为主导的证券市场，逐步向机构型的成熟市场过渡的过程中，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公募基金，并未能担起重任。笔者以为，在公募基金今后的发展历程中，有5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思。

1.力解决靠天吃饭的行业性难题

在资本市场上，靠天吃饭是一个行业性难题。受制于交易机制不完善、投机炒作盛行等，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包括大小机构和普通散户），投资收益率严重依赖大盘背景。大盘背景好的年头，收益率就高，遇到崩盘股灾，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损失惨重，公募基金的表现也不例外。

以2016年为例。由于年初A股的两次触发熔断和持续低迷，一季度公募基金整体亏损3098.02亿元，仅21家基金公司实现盈利，包括天弘基金在内，21家实现盈利基金公司均为规模较小或旗下货币基金规模占比较大的基金公司。二季度股市在震荡中依然缺乏机会，上证指数略微下跌2.47%，公募基金得以在二季度打了翻身仗，整体盈利767.30亿元，107家基金公司中有99家公司实现正收益，其中77家基金公司在二季度扭亏为盈。

改善公募基金的盈利状况，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固定收益类产品（如债券等）和类固定收益（如新股申购等）在公募产品的配置比例，来应对相对恶劣时的市场环境；二是完善多空交易机制，从套期保值、融券做空、期权交易等方面，确保公募基金有合理的对冲工具，甚至做空获利的途径。

2.推动公募基金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是属于全体持股股东的上市公司。作为A股市场的重要机构之一，公募基金的持股品种众多，规模庞大，是一只不可忽视的股东力量。多年来，除去股改、网络投票等特殊情形外，公募基金大力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案例依然较为罕见。

实际上，借助于手中所持股份，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不仅能够推动上市公司合法合规经营，促进公司业绩稳健持续发展，对于上市公司和持股股东而言，都是双赢之选。另外，此举也有利于基金公司长期持股，追求价值投资，抑制急功近利的投机炒作。

3.现金分红应取消除权

在资本市场上，除了博取差价之外，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是证券投资重要的收益来源。在证监会前主席郭树清的大力推动下，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状况有了大幅改善，多年不分红的“铁公鸡”明显减少，一些优质蓝筹股的股息率纷纷高达5%甚至6%以上，远远高于同期银行定存利率。

但遗憾的是，按照现行的除息除权制度，现金分红所得的每一分钱，都会从股价里面扣除，即便根据规定，不收取红利税的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账户中的总资产也只能维持等额不变而已。明明上市公司拿出了巨额真金白银来回报所有股东，但现行的制度安排，却让股东无法享有真正收益，因此现金分红理应取消除权。

4.在法定范围内，监管部门应尽量减少

对公募基金的行政干预

作为典型的政策市国家，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对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行政干预并不鲜见。

2015年6月份的崩盘股灾中，监管部门不仅要求中信证券等多家券商，集体出资1200亿元之巨共同救市，同时要求持股5%以上股东等不得随意减持股票。莫泰山、王亚伟等一批基金大佬纷纷响应监管部门号召，积极表态支持救市。凡此种种，固然站在了道义的高峰，但由此而带来的巨额亏损，该怎么办呢？显然，监管部门不会也不可能承担，那么监管部门又凭什么要求这些市场参与者不减持股票呢？

笔者以为，只要在《证券法》等法定范围内，公募基金的交易行为，就应当独立自由，自负盈亏。即使证监会等监管部门，也不应该随意出手干预，机构盈亏自有机构承担，只要不违规违法，就应该视为正当合理的投资行为。

5.尽早放开对公募基金，

尤其是股票型基金的严厉限制

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公募基金，尤其是股票型基金的限制非常刻板和严厉。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股票型基金一旦完成建仓之后，无论任何时候，持仓比例都不得低于60%，这意味着即使是在熊市崩盘的漫長杀跌中，公募基金也必须有60%的仓位比例来承受市场风险，除了公募基金以外，几乎没有第二个市场主体，会受到如此苛刻的限制。

再比如股票型基金的双十规定：对任何一只股票的持仓，都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10%；亦不得超过基金总仓位的的10%。这些类似的规定，当初设立的初衷原本是为了稳定市场，如今来看并未实现初衷，反而成为束缚公募基金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其在参与市场竞争的交易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对我国发展平准基金的思考 篇4

自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证券市场兴起, 就有专家、学者提出设立平准基金。到了2004年至2005年, 由于证券市场长时期萎靡不振, 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严重受损, 设立平准基金的问题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2005年我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后, 股市转暖, 在市场一片看好的环境下, 平准基金的讨论暂时终止。2007年10月后我国股市又开始大幅下跌, 2008年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全年分别暴跌了65.39%和63.36%, 创下了18年来最大的年跌幅, 平准基金问题再次引起市场参与各方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一、平准基金发展状况分析

目前国际市场上设立了股市平准基金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 有中国台湾、香港, 以及日本、韩国、越南等。从运作的情况看, 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有, 本文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

最为成功的案例是香港特区政府在1998年8月动用香港政府外汇资金购买恒生成份股, 稳定在外资冲击下面临危险的香港股市。1998年8月, 国际投机资本国际投机资本把外汇市场作为冲击香港市场的突破口, 采用在汇市、股市和期市上全面抛空的连环战略, 至1998年8月14日, 恒生指数已下挫至接近6500点, 港府决定干预股市及期指市场, 斥资介入33只蓝筹股, 炒家不断抛空股票, 港府则力接沽盘。经过14天的较量, 最终守住了几乎所有大盘股, 唯有在香港电讯股票上不支被冲破防线。十几个交易日的对抗中, 港府为托市共投资1181亿港元, 占当月股票市场总交易量一半。随后, 香港财政司立即注册成立了外汇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管理“入市”行动中购买的股票。2002年, 外汇基金通过盈富基金, 将手中的港股平稳转手, 顺利完成了“救市”使命。香港政府出资干预市场并获得成功有以下原因:一是外资的冲击给市场正常运行带来严重影响, 如果政府不干预, 市场的价格波动将远超过合理的估值水平, 而且依靠市场自身短期内难以自行矫正, 并将对香港的经济基础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来严重影响, 二是香港经济基本面在经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利用回归祖国的有利环境, 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 因此至1999年6月, 恒指就已从6000点暴涨到12000点以上, 为政府资金退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三是香港政府对现代金融市场运作非常熟悉, 在市场波动在较低价位时介入, 并在策略上与期货、外汇市场相互配合, 而且一旦入市就强势干预, 使投机者套牢并迫使其斩仓, 从而形成了市场向上的心理预期。另一个成功的案例是1996年我国台湾股市在政府出资干预下成功反转。1996年3月, 中国台湾地区股市受战争预期影响, 加权股价指数不但跌破5000点, 甚至成交量也都萎缩到200亿元左右, 此相较1995年6月30日加权股价指数收盘价的5445点与成交量312亿元, 跌幅大约分别为8.9%与56%, 并造成市场流动性不足, 发生严重的价跌量缩局面。为阻止股票市场由于非经济因素持续下挫, 台湾宣布由公民营法人机构投入约二千亿元, 成立股市稳定基金进场护盘。股市稳定基金运作29天仅投入702亿元, 只达规划规模的三分之一, 就已成功奏效。总结其成功主要原因, 一是台湾经济基本面保持了稳定发展态势, 并未真正受到战争冲击。二是政府干预与市场正常发展趋势一致, 台湾股市在政府干预后恢复正常发展, 其后虽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 台北股票交易所的最低点也有5500点, 而且到2000年初已涨至最高点10300点。因此, 政府通过干预市场撑过短期的非经济因素影响, 就成功使股市恢复正常运转。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 曾数次动用资金干预股票市场, 但效果并不理想。1989年至1990年日本为遏制经济泡沫持续膨胀, 采取宏观调控急刹车和货币政策突然转向, 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 从2.5%调至6%, 同时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 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严格的调控措施使泡沫经济迅速破灭, 1990年股市开始大幅下跌, 1992年一路下滑到14000点, 几乎跌去2/3。为了挽救暴跌的股市和低迷的经济, 日本政府从1992年开始, 数次动用邮政储蓄基金及其他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进入股市, 在当时均有一定效果, 但好景不长, 股市又出现下跌。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基本面一直没有好转, 上世纪整个90年代, 日本经济实际年增长水平仅为1.3%, 到2001年出现了-1.4%。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调整市场的方向与经济基本面背道而驰, 因此只能在短期起到一定表面上的效果,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一个失败的案例是中国台湾2000成立的总额为5000亿元新台币的“国安基金”, 2000年和2004年, “国安基金”屡屡出手入市托盘, 但几年下来, “国安基金”不仅未能托住股市, 而且账面亏损曾高达800多亿元新台币。“国安基金”的失败一方面是影响台湾股市的基本问题并未解决。台湾股市以散户投资者为主, 台湾当局在政治上坚持台独主张, 政局动荡, 先后发生“巴掌溪事件”、“核四风暴”和“行政院长”辞职等重大事件;经济上一再拖延与大陆的“三通”的实现, 且对失业、资金外流等一系列经济问题拿不出对策, 投资者对市场难以建立信心, “国安基金”也就难以扭转颓市。另一方面, “国安基金”在实践上已沦为政治工具, 不能理性地干预市场。“国安基金”设立之初曾有规定, “因国内外重大事件, 国际资本大幅转移, 显著影响民众信心, 以致资本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失序时, 经管理委员会决议后才可动用”。但在实际操作中, 台湾当局出于政治需要, 凡出现政党恶斗、经济困顿, 市场出现恐慌性波动时, 当局就让“国安基金”入市, 在进行所谓的“8000点保卫战”、“6000点保卫战”和“5000点保卫战”中, 市场并没有大规模的“集团式”抛空行为, 国安基金实际上是与广大中小投资者博弈, 在没有树立投资者信心的情况下, “国安基金”就出于政治需要在高点位入市干预, 当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显然, 平准基金不是万能的。通过对以上平准基金运作的案例进行分析, 实现平准基金的有效运作有以下必要条件。

第一, 非市场因素或外部因素的冲击给市场运行带来严重影响, 导致市场或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确定风险骤然放大;或是发生了足以改变市场预期的重大事件, 引起市场严重恐慌, 市场波动已远超过合理的估值水平, 而且市场自身在短期内难以自行矫正。第二, 平准基金引导的市场方向与经济基本面的发展方向一致。第三, 其他政策手段已经使用或者其他政策手段短期内难以产生效果。第四, 如果不尽快熨平市场的大幅波动, 将带来严重后果。

二、重新认识我国发展平准基金的必要性

1、当前的市场波动不是发展平准基金的理由

(1) 宏观经济形势日趋严峻是导致市场下跌的重要外部因素, 依靠平准基金恢复市场信心难以成功, 反而可能造成严重亏损。从国际经济形势看, 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乃至宏观经济已产生很大冲击, 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还在持续扩大, 国际市场的波动必然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一定不利影响。从国内经济形势看, 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日趋严峻, 2008年前三季度国内实现GDP同比增长9.9%, 为2003年2季度以来GDP累计增幅首度低于10%。其中, 第三季度GDP增长9%。至此, GDP连续5个季度下降。虽然国务院果断推出一系列措施扩大内需, 预计到2010年底共计将投资4万亿元, 但相关政策产生效果还需要一定时间, 国内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期将明显回落。面对这样的宏观形势, 平准基金即使推出救市也是南辕北辙, 无法改变经济基本面对市场的决定作用, 平准基金作用只能是短期的, 而且可能造成严重亏损。

(2) 市场暴跌也是前期市场价值高估的正常回落以及大小非解禁带来的价值重估, 是市场恢复理性的表现, 因此平准基金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方面, 在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后, 市场看到了解决长期影响股市健康发展的股权分置问题的希望, 股市在经济基本面向好的大环境下开始高速上涨, 并逐步失去理性, 从2005年最低点998点暴涨到2007年10月份的最高点6124点, 上涨超过五倍。股价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理性的回归。另一方面, 2005年管理层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锁一爬二”的规定。该规定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 防止大小非突然减持带来巨大抛压。虽然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减少股改完成时抛售非流通股的数量, 但却继续扭曲了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而且该规定并没有解决抛售风险, 只是把一次性释放的风险变成了三年风险。到了大小非限售股解禁的时候, 其极低的成本几乎可在任何时候和价位减持套现赢利, 从而打破了市场已有的估值体系, 而且在短时期内使可流通筹码的规模成倍增加, 必然导致股价大幅下跌。当前不少呼吁推出平准基金的投资者, 更多是希望平准基金帮助拉高解套或是在非流通股解禁后接盘, 这并不符合平准基金的功能定位, 而且即使推出了平准基金, 对市场也只是个短期刺激, 无法改变市场的趋势。

(3) 在没有严重危机引起市场非理性大幅波动情况下, 轻易用平准基金干预市场, 将会严重影响市场效率, 带来不良后果。维护市场稳定的初衷是保障市场的高效率, 促进企业的价值发现和价值重估, 充分发挥市场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 而干预股市可能会增加市场噪音, 使本该正常出现的涨跌不能体现。我国股市18年来如果每次大幅波动平准基金都干预, 通过低吸高抛适当地控制股票指数, 那就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无所不能的庄家, 这就不是正常的股票市场了。而且一旦平准基金开始逢低便入场托市, 变成常例, 将造成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减弱和依赖心理, 陷入恶性循环, 不利于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 从防微杜渐的角度讲, 不能轻易采用。

(4) 平准基金有效发挥作用要有严格的运作机制和高水平的运作能力,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轻易动用。第一, 平准基金有效运作要有非常严格的运作机制, 如果防控不当, 出现内幕交易将会对市场产生严重危害, 因此不仅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专业操守, 更要有严格的机制保障。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并不完善, 诸多政策出台前的“先知先觉”现象屡见不鲜, 平准基金的运作是用国家的资金维护市场稳定, 如果有泄密或其他漏洞, 就等于由全社会为少数投机获利者买单。第二, 平准基金有效发挥作用要有高水平的运作能力, 入市时机不当将会长期陷入困境, 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中国台湾地区“国安基金”的失败已说明了这一点。而关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中枢, 围绕市盈率的科学与否的讨论始终是见仁见智, 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市盈率不宜比较, 股权分置与全流通状态下很难比较, 准全流通更难把握, 因此要想保证准确地对市场趋势作出判断和决策, 使基金成功运作非常困难。据悉, 我国基金业在2008年上半年基金巨亏1.08万亿元的基础上, 按照净值增长率预计下半年基金亏损额在4000亿元上下, 全年基金亏损额预计在1.45万亿元到1.5万亿元之间, 而基金业在1998年到2007年十年盈利总规模也只有1.4万亿元到1.45万亿元之间, 基金业十年赢利也难抵2008年一年亏损。显然, 从目前我国基金业的运营水平看, 要想成功运作平准基金非常困难。第三, 当前的市场暴跌目前看来并不会导致无法承受的严重后果。亚洲金融风暴时香港刚回归祖国, 香港政府出手救市守住股指, 打击投机, 为的是稳定香港的金融体系和联系汇率制度, 保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香港经济稳定发展不受影响, 如果任由国际游资冲击, 其严重的经济后果和政治上的不利影响将难以估量。沪深股市建立18年来, 经历了多次起伏波动, 每次都是惊心动魄, 尽管有很大影响, 但并没有给整个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和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伤害, 而且近年来我国有关投资者保护制度正日趋完善。目前看来, 这次大盘的暴跌并没有到非得靠平准基金来立即守住市场不可的时候, 完全可以靠其他政策手段来稳步调整市场。

2、研究发展平准基金确有必要

以上仅从当前的市场暴跌来分析发展平准基金的必要性, 因此得出了不必要、也不应该建立平准基金的结论。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 从我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完善金融应急机制的角度看, 研究发展平准基金仍是很有必要的。

(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 我国面临的各种突发事件也日益增多。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 往往是人口、资源、环境、效率与公平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瓶颈时期, 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经济失调等问题, 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 因此各类群体性事件、以及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不断出现。目前, 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 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重新调整、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关键时期, 再加上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面临的不利因素增加, 而且我国存在自然灾害频发等不利条件, 应该说,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正在增加, 对股市造成重大影响的突发因素越来越多。

(2) 我国股票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正在不断成熟和完善, 各项功能逐步健全,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 对各种因素的冲击也日趋敏感, 相应的对市场监管和调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 平准基金能够丰富政府部门平抑股市波动性的手段, 提高政府针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能够增强我国股市整体抗御系统和非系统风险的能力,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从而增强我国股市的稳定程度, 促进我国股市健康、稳定发展。

三、对我国平准基金运作的建议

第一, 平准基金的定位。基于以上对我国发展平准基金的必要性分析, 本文认为, 我国平准基金的设立应定位于金融应急机制的一部分, 因此应尽快建立平准基金并做好有关政策制度安排。在突发对股市稳定和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市场发生非理性大幅波动时, 运用平准基金干预市场可作为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之一予以考虑。但在设立基金之初就要明确, 动用平准基金应符合前文总结的平准基金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 并制定较高的门槛, 使市场参与各方都认识到, 平准基金不是政府有关部门日常可随时动用的一项股市稳定政策工具, 市场暴跌并不意味就着可动用平准基金, 动用平准基金仅是应对市场非理性大幅波动的临时性政策措施之一。

第二, 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建立平准基金, 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资金来源:从中国投资者保护基金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安排发放专项再贷款, 垫付基金的初始资金;财政拨款, 拨款规模可参考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规模, 从中划出一定比例资金。基金的实际规模要视危机发生时股市的规模和波动情况而定, 根据熨平市场实际需要, 基金公司可以多种形式进行融资, 必要时, 经国务院批准, 基金公司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获得特别融资。总之, 平准基金要按照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的原则筹集。预计应当形成相当于流通市值10%左右资金, 平准基金才可以有效发挥其调节作用和影响力。

第三, 平准基金的操作。平准基金的资金日常运用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中央银行债券 (包括中央银行票据) 和中央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一般情况下的市场波动不采取任何干预行动。只有在前文所述的平准基金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满足时, 才可以由证监会等部门报请国务院批准是否可以使用平准基金。基金的使用必须实施独立席位, 独立运作和公开披露的操作流程, 入市干预和退出市场时应及时公告;定期公布基金的总额、单位净值和持仓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公布和调整基金的干预标准等。建议将股票投资标的范围限制在沪深300指数, 以影响力比较大的成分股和国家重点扶持行业的领头股为主要目标, 这样做是为了尽快地稳定股市指数, 并且以交易ETF为主要投资工具, 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 控制对非系统性风险的暴露。

第四, 基金的日常组织、管理和监督可参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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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志国:平准基金应当公开透明[N].国际金融报, 2005-6-18.

[3]吴富佳: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下的政府干预行为分析[J].江淮论坛, 200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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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福勇、雷霆、李晓鸣:再谈我国股权分置改革[J].时代金融, 2008 (10) .

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浅析 篇5

私募基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发展迅猛，目前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私募基金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但由于其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和政策性支持．国内庞大的私募基金仍处于法律监管体系之外的灰色地带，这无疑增大了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风险，不利于其发展。系统分析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准确评价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对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目前存在的发展问题并据此提出防范策略，对于促进我国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和证券市场的稳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以下的问题：

1法律制度不健全。私募基金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其合法地位。中国的证券法规中没有私募的概念，也缺乏特定私募基金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一方面部分私募行为带有欺诈性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不健康发展的中国私募资本市场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使得那些很难从银行或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企业面临严重的金融约束。

2监管缺位造成风险隐患。在我国基金属于一种松散的组织。由于法律和行业管理空白而带来的经营上的道德和信用风险，很多基金管理者短期行为严重，经营风格激进，私募基金的合约设计和运行中既没有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也没有外部的监督约束，再加上合约先天的法律缺陷，一旦市场大势发生逆转，不仅投资者利益受损，还将会引发很多金融风险。

3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在我国社会信用状况不佳的条件下，委托理财业务资本金要求无法反映企业真实风险控制能力，这种以注册资本为基础的公司信用体系不能完全胜任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的使命。且中国和西方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能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能与市场的发展之间的错位正日益突显，对整个证券市场都有潜在的危险。

因此，我对我国私募基金发展有以下的几点改进建议：

1完善金融市场法律法规。要想促进私募基金长期的健康发展，必须明确它的合法地位。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已经为各种法律形式私募基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法律规范。还要进一步由国务院自行制定或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制定统一的私募基金实施规范。另外还要规范私募基金的准入条件，限定基金管理人、发起人的资格。由于我国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不管是投资者还是私募基金发起人、管理人，他们的财力及相关的情况都处在一个未知的状态下，双方的地位不平衡的状态就需要立法来保障双方的地位平等。

2规范监管制度。在私募基金的规范和监管上，同样应该尊重市场规律。私募基金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依法监管，并适当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同时应选择合理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完善的监管机构和提高监管人员的管理能力和素质水平必须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对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防范社会性金融风险，必须加强股票市场法律法规建设, 以法治市, 规范评估机构的行为。

私募基金发展思考 篇6

经济·中国产业基金发展联盟秘书长吴斌在会上表示，联盟于2016年7月24日成立，以责任、行动与价值为服务理念，专业真知融智、专注真实融资、专心真诚融人。其宗旨是搭建政府和企业与高端金融机构、服务机构的链接平台，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进而促进地方经济的腾飞。

近年来，融资难成为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之一。微合伙总经理白杰皓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有二，一是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国内金融监管力度大，银行风险意识强，项目审核极度严格；二是项目本身的不足，即风险过大，缺乏保障。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公司为便捷融资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为解决融资难题，微合伙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结合私募基金业务外包服务与综合托管业务，对项目做综合分析评估后进行专业包装，通过选择有效渠道降低风险，借助金融机构将项目成功转为产品并进行销售，最大限度地增加融资成功概率。他表示，在经济·中国产业基金发展联盟打造的链接平台上，金融机构的从业者与企业主相互交流投融资的实战经验，让好项目离融资更进一步。

经济·中国产业基金发展联盟秘书长吴斌，《经济》杂志社战略发展中心、产业基金发展联盟办公室主任顾杉，中经影业CEO王运晖，微合伙总经理白杰皓，中粮信托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吴佳宾，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农业应用事业部总监黄振，北京冠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俊，开源证券总经理于锴，国泰君安财富管理部韩雪玉，国企联·中小企业服务平台风控部总监助理吕晓毅，兴伟资本总经理赵旭，中诺基金总经理李建平，融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立飞，赚赚金融副总裁杨峰，飞旋兄弟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部总经理范红雨，光大中兴集团机构拓展部经理秦辉，北京宇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昌鹏、基金经理孔令彬，中吉金投华北区总经理高大壮，金融圈华北区总经理任正毅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并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股权类投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本文图片由于芳妮提供）

设立国家农机化发展基金的几点思考 篇7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支撑和标志,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实施的重要手段。纵观国际上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对农业机械化实施国家金融扶持政策。我国自2004年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发展,有力地保障了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政策良性效果显著。然而,从长远看,财政补贴毕竟是一种行政措施,购机补贴也只是一项专款专用资金,当年核定全部使用。如何将行政措施固化为长期金融支持渠道、把专款专用资金转化为促进农机化事业发展的产业基金并使之保值增值?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后购机补贴时代”农机化产业发展金融支持问题。在当前大农业领域,水利、种业、农业科技均已设立专项的事业发展基金,对各自领域的发展促进作用不仅效果明显,而且对供给侧结构调整、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带来了积极的示范效应,为后续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借鉴这些产业基金的经验,在农机化面临“全程、全面、高效、高质”转型的关键时期,设立国家农机化发展基金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1. 概念定义。

所谓国家农机化发展基金,就是在国家层面建立一项为推进农机化事业而设立的公募基金,由专业化团队管理运作,在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对农机化事业按市场规则投资,从而促进农机化事业全面、均衡、持续、稳定发展。

2. 关系定位。

农机化发展基金既不同于财政补贴资金,也区别于现有的项目发展资金,而是遵循市场规则运作,体现政府对农机化发展的导向,普惠于农机化机构、组织及个人的金融支持模式,是农机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和创新,也是解决困扰管理层多年的公共管理服务能力不足的一剂良药。

设立国家农机化发展基金与现行财政购机补贴政策并不矛盾。购机补贴是为农机使用者直接提供的专项价格优惠;而国家农机化发展基金是为农机化事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扶持基金。设立国家农机化发展基金并不意味着购机补贴政策的终止,相反,而是对购机补贴政策推动农机保有量迅猛增长后农机化公共服务不足的一种机制性完善。

3. 国际惯例。

从国外农机化发展历程来看,设立农机化发展基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通行的做法。韩国的“农机化促进基金会”,政府建立公共基金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农民购机,利用金融杠杆激发农民购机热情;德国的“农机环”,政府通过实施“农机环公共基金”,对兼业农户提供机械和劳动力的信息服务,解决了农业机械共享和节约购机投资问题;法国的“居马”(农机合作组织),政府支持以优惠贷款和免交税费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使购机费用降低40%。这些国际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二、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农机化发展基金

1. 市场助推更有活力。

未来十年我国农机化产业将面临三大主要矛盾:现代职业农民对农业机械全程化、全方位的需求与企业提供农机产品的科研技术生产能力及服务需求的矛盾;农业机械社会保有量不断增长与农机产品应用效率、质量、安全、环保之间的矛盾;粮食及其它大田作物的依赖与日俱增与适于机械作业土地经营规模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直至真正意义上实现全面、全程农业机械化为止。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实行“四化同步”战略,劳动力流动给农机化带来了历史性机遇。购机补贴政策对农机保有量增长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解决三大矛盾的钥匙归根结底还得靠市场,在政府有力推动和适时调控的市场机制下,通过时间长河的演化,在根本解决农产品供求的同时,实现农业机械化。单纯依靠一个渠道、一种方式毕竟有限,况且实施起来容易产生问题。政府直接发文鼓励或限制上千家企业的几万种产品,绝不是改革的方向。在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广为接受,成为政府主导经济政策主流思想的今天,研究探索符合市场规则的产业发展政策才会更加富有生命力、更加持久稳定。设立农机化发展基金,对于助推市场机制从长远看更优于单纯的购机补贴,这一点时间会做出公正的回答。

2. 公益引导夯实基础。

农机化基础设施在此特指国家各类农机化公共组织,包括:科研、教学、试验鉴定、技术推广、安全监理、质量监督等机构所拥有的试验室(场、车间)、试验跑道、安全检测场、实验设备设施、培训学校、推广示范基地、信息网络设备、非营运运输车辆和样机库(场、站、棚)等。这些基础设施是承载农机化公益性管理和服务的支柱,但基于农机行业横跨工业和农业的现实体制,农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申报长期没有固定投资渠道,有时处于农业系统“排不上号”、工业系统“被忽略掉”的尴尬状态。购机补贴连年增加,农机保有量剧增,基础设施投资却没有同步增长,导致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农机使用效率下降、产品质量监管手段落后、安全及环保监控不适应等问题,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之一就是建立农机化产业性发展基金,采取政府引导、公益先行、投资者获益的思路,多渠道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3. 杠杆撬动资本投入。

农业机械化是对农业生产采用现代技术装备过程的总称。无论怎么强调“农机化作用重要”,也无法回避农业机械作为“生产工具”的固有属性。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农业机械化的内涵外延有逐渐拓展之势,上至农业航空机械使用,下至水利排灌,畜牧、水产、加工、农村适用的所有机械设备,无不“挂靠”其中。如此宽广的产业领域、覆盖全国的地域、涉及几亿农民十几亿亩耕地,无论购机补贴有多少都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激励农机化直接受益者自发投入提升装备水平,这是农机化管理部门时刻关注并正在努力破解的难题。运用金融杠杆撬动社会投资加大农机化投入已经被许多地方政府的实践证明确实行之有效。几百亿的“补贴”如果用来鼓励购机人贴息贷款,也许就会撬动几千亿市场!

4. 经济手段力促更新换代。

“国二”升级为“国三”为什么这么难?分散在千家万户农民手里的农业机械靠什么去促其更新换代?只有采取经济手段。俗话说得好,“小车不倒只管推”,农民手里的拖拉机只要能动就不会主动报废,除非不用自己花钱换一台更好的。技术标准升级可以约束企业,却奈何不了农民手里的在用机械,这就是倡导实施了十几年的农机更新换代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的症结所在。破解这个难题可以靠建立农机化发展基金。农机以旧换新应予金融支持,核减的碳减排指标亦可作碳汇交易,关键就在于转变发展思路和使用优秀人才。

三、如何设立国家农机化发展基金

私募基金发展思考 篇8

一、香港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小额贷款扶贫模式概述

(一) 项目内容及其主要做法

香港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小额贷款项目, 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把小额信贷与社区发展相结合, 旨在促进社区农户生产持续发展、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帮助社区农户脱贫致富, 推动社区自我发展为目标, 使贫困社区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即社区发展基金。自1992年在禄劝开展扶贫以来, 乐施会以无偿援助、发展基金等形式, 以解决温饱和改善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目标, 开展了长期和持续的扶贫工作。1995年开始逐步推动社区的自我发展, 实施社区发展基金项目小额贷款。

社区发展基金项目贷款的具体做法是:由农户提出贷款申请, 社区管理委员会、乐施会项目办审批后, 乐施会项目办向社区管委会提供社区发展基金;由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向农户发放和收回贷款;贷款利息由项目办返还社区, 作为社区积累。

项目办在社区发展基金项目贷款中开展的工作主要是:一是选择贫困社区, 多以自然村组为社区单位, 在社区进行社区发展基金基本目标、原则和发展理念培训动员。二是参与社区发展规划和需求评估, 掌握不同社区的资金需求情况。三是通过民主选举, 组建社区项目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或小组) , 以村长和村会计为基础, 增选两名村民参与组成社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管理。四是协助社区讨论、制定社区发展基金的信贷制度。五是按年度提供给社区管委会社区发展基金并收取5.4%的还款风险金 (即利息) , 款项还清后, 如数返还社区作为社区积累。六是帮助社区建账, 培训检查指导社区的财务核算和管理。

社区管理委员会的职责:一是通过社区大会讨论、制定社区发展基金的信贷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贷款额度最高为3, 000元;贷款利率不高于8%;还款周期一般为一年, 每个季度还一次;二是由社区组建信贷小组, 并以小组为单位, 在每户申请的基础上向社区管委会提出贷款申请。三是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发展基金的管理机制, 负责与项目办签订借款合同, 负责与农户签订用款合同, 承担放款、收款手续及相应的担保互助责任;审批贷款申请, 并按小组发放社区发展基金 (农户较少的由社区管委会直接贷给社区贫困农户) 。四是建立社区积累, 主要是发展基金的贷款利率;社区积累主要用于帮助社区弱势群体的特别需要, 如子女上学、看病就医等借用, 并且多数社区都有优惠措施, 如三个月内不收利息, 或三月后还款仍有困难的, 则收取比社区发展基金低的利息等;也有的用于社区的公益事业。五是社区发展基金贷款每季还一次款, 但农户在还款期内可灵活地选择还款时间和金额。回收的社区发展基金在一个周期内可在社区内滚动使用, 滚动部分产生的利息, 全部作为社区积累归社区所有。六是社区管委会每季度或不定期向社区公开社区发展基金和社区积累使用情况。

(二) 项目贷款的制度设计与风险控制

一个项目的成功, 在于项目自身生命力, 也在于对项目制度的设计和运作。禄劝社区发展基金, 作为一个小额信贷扶贫模式, 其项目贷款的一些制度设计和理念是值得借鉴的。一是乐施会多年来培养了一批良好的社区信用客户群体。社区发展基金的目标就是帮助农户生产持续发展, 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逐步脱贫致富。在此过程中, 项目办十分重视培养农户的理财能力和信用意识, 通过持续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不断地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 增强信用意识, 在实惠中信守承诺。二是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委员会的中介职能作用。在整个项目过程中, 从研究制定发展规划, 落实资金和指导培训, 贷款申请的初步审查把关, 还款风险金设置, 农户联保等等, 直到还款催收, 社区管理委员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是以人为本, 支持社区持续发展。社区发展基金以贫困农户为对象, 从帮助生产、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改善教育条件、改善生活环境等最基本的需求为起点, 用发展理念激发群众的发展需求, 用发展基金带动群众不断发展, 使发展理念深入社区深入人心, 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四是担保和激励机制的设置。社区发展委员会+农户小组联保和还款风险金设置等多种独具特色的替代担保方式和激励机制对提高贷款使用效果和提高贫困农民信用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发展基金的承贷者, 也是还款者。社区管理委员会和项目办签订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社区发展基金不能按时归还项目办时, 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各成员将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同时规定, 如有一户不还款, 下年度整个小组都将得不到社区发展基金支持, 而且不返还上一年整个社区的风险金;两个小组不按时还款, 那么整个社区下一年都得不到项目办的社区发展基金。从而增强了社区管理委员认真履行职责的压力和自觉性。通过农户小组联保, 使农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事实上, 为了能够获得持续的社区发展基金的支持, 当农户不能按时还款时, 小组内的其他农户都会纷纷给予帮助, 确保整个小组能够按时还款。农户小组联保有效地降低了信贷风险, 达到了提高农户借贷意识和有效使用贷款的目的。还款风险金返还机制的设置, 激励了社区加强对发展基金的有效管理, 从而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各社区还不断制定和完善社区发展基金相应的管理办法, 加强对借款农户的监督和管理, 确保社区能够按时还清社区发展基金。

(三) 项目办的作用及其扶贫成果

项目办在社区发展基金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中发挥着基础性和方向性的作用, 对培育社区农户的发展理念、发展意识, 提高社区农户生产经营能力, 增强社区农民信用意识, 用项目和资金直接推动了农户生产经营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是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了社区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在部分项目社区, 乐施会还以无偿援助项目的方式为社区实施了水、电、路工程改造, 使项目区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二是社区发展基金和科技培训投入, 促使农户种植品种、种植方式的变化, 促进社区农户的生产、生活发生改变, 粮食产量成倍增加。养殖业也有了较大发展, 农户的商品生产意识不断增强, 个别社区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农户住房条件也大为改善, 有的家庭购买了拖拉机等农用机具。三是通过项目实施, 培养和提高了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 增强了社区自我发展意识和能力。农户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增强, 借助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四是社区通过发展基金运作, 社区积累不断增加, 有了自我发展的基础。五是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 使社区农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增强了农户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和凝聚力。

为了增加扶贫资金来源, 扩大扶贫效果, 2007年开始, 项目办又将社区条件较好的小组推荐到农村信用社贷款, 采用“自愿参加, 小组联保”的方式, 将社区积累以小组集体名誉存到农村信用社作为风险保证金, 农村信用社以该存款的五倍发放社区联保贷款。贷款操作上依然以社区为主体, 由通过社区管理委员会审查审批通过的农户直接向信用社申请扶贫贴息贷款, 信用社按其贷款条件向符合条件的农户提供贷款, 贷款贷出后仍按社区发展基金的模式进行管理。实际上, 这应该是扶贫的一种自然升级形式。

这一新的信贷扶贫模式, 其扶贫发展理念、项目拉动措施、中介管理形式、多重激励机制等对促进农村生产生活改善都具有积极作用:一是扶贫方式信贷化。与社区农户建立长期扶贫关系, 并引入贷款模式更容易激发农户借钱发展的热情, 通过信贷关系提高了农户的信用意识和发展理念。社区发展基金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成功, 于乐施会项目办在社区长期的和基础性的扶贫开发是分不开的。二是扶贫措施项目化。基于可行项目启动扶贫是这一新的信贷模式成功的关键, 项目是贷款得以发挥效益和保障收回的基础, 乐施会项目办正是基于项目开展小额信贷扶贫, 使农户借用的发展基金都落实在项目上, 借助项目达到扶贫目的。三是管理层次多元化。由项目办、社区管委会、联保小组及农户四个层次形成的管理效应, 使社区发展基金得以发挥最大效益。四是生产经营联合化。在项目办的指导下, 社区对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分门别类的管理, 有的社区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大大提高了经营效益。五是激励机制多重化。项目办提供的社区发展基金不但农户受益, 社区集体也同时受益, 还款保障和持续支持使社区生产得以持续发展, 而且这种机制反过来又推动社区和农户正确使用手中的贷款, 对提高社区管理职能和促进社区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金融及其他机构推广实施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可行性

从概述中, 我们知道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贷业务, 因为乐施会事实上不收取贷款利息而且也没有什么机构为乐施会补贴利息, 发展基金在社区运作中产生的利息全部归社区集体所有, 只是为了保证发展基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 在扶贫过程中采用了银行的信贷方式, 所以叫“社区发展基金项目小额信贷扶贫模式”。乐施会的发展基金信贷扶贫模式是一个“扶贫模式”而不是银行信贷业务, 这个模式就是扶贫基金的使用和周转模式, 在项目社区内固然有信用互助和自助实质, 是社区基于管理和发展需要所采取的方式, 与政府以实物等其他方式扶持不同的仅仅是采用了货币资金方式, 不能理解为是一种金融活动, 也没有业外经营的问题, 与金融信贷有本质区别。原因一、发展基金的服务对象特定, 即社区贫困农户, 扶贫定位非常明确;二、发展基金的公益性质特定, 即基金为非利益团体所有, 不以盈利为目的;三、发展基金的目的和功能特定, 即使扶贫对象得到持续的支持最终脱贫, 一旦扶贫对象脱贫, 基金即撤离社区, 乐施会也不是以融资方式和目的而生存的融资机构。乐施会禄劝项目办已经实施了多年的扶贫, 但用于社区扶贫的发展基金至今也只有110万元, 实际放到社区的余额也只有36万元, 扶持的社区只有22个自然村。从人力资源和扶贫基金上乐施会不可能大规模实施小额信贷扶贫, 这也是乐施会通过人民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开展合作, 把项目社区条件较好的农户和社区推荐给农村信用社服务的动因。如果没有乐施会长期的扶贫基础, 让金融机构来做, 可能就会提出一些问题:一是财务问题;二是以贫困社区为单位的扶贫开发问题, 即扶贫开发能力的问题;三是长期扶贫的可能性问题;四是金融机构经营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问题。事实上金融机构同乐施会一样都不可能大规模实施一项长期的扶贫事业。

(一) 财务可持续问题

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财务的可持续性, 并由此支持整个机构业务正常运行, 除非机构以自身实力来支持这项公益事业, 否则的话, 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贷款业务可能没有金融机构愿意去做。农村信用社与乐施会合作, 用的是政府财政贴息的扶贫贴息贷款, 而且仍以社区中介组织集体形式向农户发放贷款, 如果没有中介组织和存入信用社的集体风险基金, 信用社自身也很难说会直接向真正的贫困农户发放贷款, 这也才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经营原则, 当然, 在社区已经脱贫的农户, 达到了金融机构贷款条件的农户, 也向金融机构取得了贷款支持。但就金融机构来说都同样存在财务的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 是基于一项对开发机构基本没有任何收益也许要在很久的将来才能以吸收存款和发放正常的贷款的方式得益的事业提出的, 这就带来了很多成本问题:一是人力问题;二是费用问题;三是资金成本问题;因为金融机构本身一样是借存款人的钱在发放贷款, 其利润就是存款与贷款的利差再扣除运营支出的所有费用, 如果没有收益同样是无法经营的, 除非有一项不要成本的资本, 但它的运用仍然还是需要费用支持的。如果没有这种支持, 任何单位都不可能坚持长期开展扶贫。

(二) 扶贫与扶贫贷款的区别

象乐施会一样长期坚持在社区从事社区生产研究、项目开发、开展社教培训、发展建设中介及贷款组织、以实施项目帮扶社区农户, 这是扶贫, 扶贫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这种扶贫相信任何机构都能做到, 但要在所有贫困社区或者其他社区的贫困农户中间开展这样的扶贫, 而且还要做好就难了, 它要求开发机构不但要具有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 还要具备养殖、甚至防疫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才能在社区进行项目选育和指导农户经营。即使这样, 作为公共服务的金融机构也不可能在所有社区向乐施会一样去做, 服务职能的普惠性和主体功能的方向性决定了金融机构不可能像政府机构一样去一村一户的去做, 也是无法做到的, 机构人员和职能都不允许。如果仅仅以几个社区为扶贫对象, 那样也就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复制了一个扶贫社区, 对需要扶贫的广大边远农村贫困农户来说, 金融服务仍然是一种不可期待的奢求。扶贫贷款则是银行贷款中的一个信贷产品或贷款品种, 它是由银行发放政府贴息的一种专项贷款。它和所有的资金一样具有扶持功能, 但不一定是扶贫。因为它并不要求对象特定、不要求一定要由谁主导实施生产项目、不要求扶贫效果等等, 从信贷角度讲, 也就与一般贷款相类似, 仅仅是无息或贴息而已。在银行自身没有能力跟踪扶贫的情况下, 考虑风险和贷款到期收回才是第一要务, 这就是银行信贷与扶贫的根本区别。也可以说一切逐利资本的经营者和所有者都不可能去做专门利人的事业, 出一笔钱捐款都行, 要像乐施会几十年经营几十万块钱, 那也就不是银行了。

(三) 金融服务性质不可能支持长期扶贫

金融业是一个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 其经营资本是有偿资本, 其主体是经营主体而非行政主体,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机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则以经营存贷款业务为主, 通过办理存贷款和有关业务服务社会和支持经济发展。乐施会扶贫成效的取得, 其中一个要素就是长期和持续扶贫, 而发挥这种作用的机构就是禄劝项目办, 项目办是实施扶贫的主体机构, 没有项目办这个机构也就没有禄劝社区发展基金“小额信贷扶贫模式”。设置这样一个机构, 在金融机构是不可能的, 一是金融机构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 不可能为扶贫专门设置一个社会机构, 从事非金融业务;二是金融机构人力资源也不可能支持这项非金融事业的长期开展;乐施会十多年在一个地方30多个自然村做, 说到底他们不是金融机构, 也不是在做金融业务。如果让金融机构去做, 势必又要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 而那样的机构也未必还叫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能不能设置这种机构也是一个问题;三是机构的运转。不管叫什么机构, 只要这个机构存在, 就有一个机构运转问题, 其功能定位、运转机制、运转经费等, 从商业化经营角度讲, 金融机构不可能去支持一个与自身服务完全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营。没有这些条件, 金融机构自身不可能去开展大规模的长期的定点的扶贫工作。

(四) 金融机构经营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适应问题

多数时候, 金融机构在经营业务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支持什么然后社会会怎么样, 而是考虑支持这个项目发展能不能收回贷款本息, 最多再考虑一下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 很少考虑社会发展目标, 那似乎应该是更高层考虑的问题或者是政府考虑的问题。金融机构适应社会发展目标, 实际上是通过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来实现的, 金融机构通过适应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产业发展, 来实现国家产业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发展。金融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矛盾运动, 金融经营的效益性和安全性要求金融机构审慎经营, 而保证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和兼顾社会公平则是政府职能所在, 除非政府出台政策措施, 否则银行以及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不会以经营主体的形式去开展扶贫经营。

(五) 小额贷款公司实施小额信贷扶贫贷款的可能性

小贷公司作为公司发起的私营贷款公司, 其资本的逐利性更强, 因为其规模小、机构小、人员少, 经营金融业务的硬件基础和软件条件都不成熟, 市场规律和生存法则决定了它更不可能去做那些高成本低收入或无收入业务。一是小贷公司面对小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 在城市还有其广泛的市场空间, 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小的业务, 也无法延伸到那么广的空间;二是私营资本的逐利性不允许其从事无利经营, 而且各方面条件也达不到去做公益的条件;三是小贷公司与小额信贷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果把一个机构限定于做1万元以下的贷款, 而且以贫困农户为客户群体, 不要说扶贫, 正常经营都将无法维持;四是存在与金融机构同样的问题。

(六) 其他经营机构和非经营机构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的可能性

实际上乐施会禄劝社区发展基金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其他非经营机构扶贫模式, 这个模式是基于对善款的重复利用, 持续支持贫困农户生产经营, 帮助农户改善生产生活, 它的成功就是借助项目办这个政府部门和社区管理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功能和作用, 达到对点的扶贫目的。

其他经营机构有可能利用项目直接带动农户发展达到扶贫效果, 有的采取挂钩扶贫等方式资助农户发展生产经营, 但仍然不可能大规模实施扶贫, 尤其不可能在远离城镇的山区实施大规模扶贫, 更不可能直接去做小额扶贫信贷。社会分工的不断专业化和市场分化的不断细化, 使得各行业不能再像过去时代一样去包揽所有的事情, 尤其那些属于特定范围的特定工作。

基于上述原因, 金融机构和其他经营机构不可能实施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开展大规模的对农村贫困农户的扶贫工作, 只能在局部或小范围内对贫困农户开展力所能及的扶贫开发, 这是由于这些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要素及其经营性质决定的, 值得金融机构借鉴的则是乐施会项目的中介管理模式即贷款对象的组织化建设和管理等贷款管理的有效方式, 对金融机构发放和管理贷款具有普遍意义。

那么, 谁具备上述那些扶贫要素呢, 谁最适合实施大规模的社区发展基金信贷扶贫模式呢?

三、政府机构推广实施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可行性

迄今为止的政府扶贫不计其数, 各级政府在扶贫方面的经验也是硕果累累, 但是迄今为止生命力最强、受益群体最广泛、扶贫社会效果最好的则是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小额信贷扶贫模式。这个模式之所以成功, 一是乐施会项目办作为实施扶贫的主体机构, 是政府部门一个有组织的扶贫机构而不是谋利主体;二是项目办运用的基金是不追求利润的运营资本, 而是社区发展基金;三是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村组中介管理模式及其有效运作, 直接发挥了贷后管理、监督检查、收贷还贷以及在期限内的周转使用等功能;四是受益群体的风险控制和利益激励机制, 使基金运营的正向激励得以充分发挥, 加快了社区生产生活和文化意识的趋同发展, 使受益社区更具有广泛社会性和和谐社会的氛围;五是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和普惠性, 更能得到受众积极支持和响应。

乐施会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实际上就是政府扶贫的一个成功模式。只有政府才能借助其庞大的行政资源实施大规模基金式小额信贷扶贫。

(一) 遍布乡村的政府行政资源可以更直接地实施小额信贷扶贫, 使扶贫更具有普遍意义

直接到达村民小组的政府行政组织在功能上天然地具备了扶贫的基础功能。事实上任何形式的扶贫目的与政府行政目的都是一致的, 政府行政组织的广泛性使政府在组织实施这种基金式扶贫时具有天然的组织优势, 几乎可以同时把在任何金融机构无法覆盖的贫困村庄和贫困农户联成一个社区群体, 把他们迅速组成一个联合体, 在项目引导下实施基金式扶贫, 创建更多的扶贫发展社区。乐施会项目办利用的中介管理组织其形式实际上是直接或者间接利用政府的村组管理形式, 有的则直接以其为管理载体实施扶贫及贷款管理, 这种有效方式是任何其他外部机构都无法做到的。

(二) 政府职能下的功能扶贫而非经营组织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扶贫, 不受财务可持续性制约

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机构, 其经营活动的运转都需要有可持续的盈利来支持其经营活动持续有效的开展, 没有盈利是无法运转的, 而政府部门则不同, 其行政体系的运转本身就是面向社区群众的社会活动, 其活动本身有财政预算支持, 不需要通过实现经营利润来维持自身运转, 基本上不存在财务可持续性问题。就像乐施会项目办, 其活动是以外部力量作用于社区及其社区管理委员会, 而项目办自身有其活动预算支出, 这跟政府部门的预算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政府本身就有扶贫责任和扶贫的社会功能。

(三) 政府出资设立基金或以贴息方

式引资并组织实施扶贫, 才可能再造乐施会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多重激励机制, 解决金融机构无法覆盖的信用合作需求

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在社区得以成功运用, 除了项目办的正确引导和支持外, 其基金运作中的多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社区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主要是所有利息收入全部归社区集体所有;基金在一个借贷期限内可以由社区周转使用;受益社区集体积累增长效应;下一贷款年度的贷款额度多少等持续的激励, 使社区发展基金得以高效运作。而这个机制正是外部职能作用与社区管理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有机结合, 二者缺一不可, 没有乐施会外部引导和支持作用就无所谓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扶贫模式, 没有社区管理委员会也不可能取得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信贷扶贫的成功。因此, 在政府管理层面应该设置相应的扶贫发展基金及其管理委员会, 通过政府行政行为引导农户实施扶贫, 才可能取得乐施会那样的扶贫效果。

(四) 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问题, 直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

社区发展基金对于社区及社区农户而言, 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得益彰的一项公益发展基金, 其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项目发展过程直接推动了社会目标向前发展, 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致性与趋同性, 在社区尤为突出;对社区的有效投入从客观上改善了社区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而基于政府层面的外部引导和内部合作机制会无形中加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目标融合,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亦即行政目标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思想本身就不容忽视贫困, 如果贫困存在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社会就不是真正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

(五) 有利于调动各方面资源参与扶贫

扶贫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 政府扶贫的优势就是可以发挥政府本身具有的各种社会功能, 减少非政府机构扶贫的外部协调成本和环境制约, 使扶贫更具效率。如可以消除制度障碍、容易促成各部门协调配合、可以强化各种科技指导、可以采取“公司加农户”等比较成熟的方式和项目支持扶贫等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长初期, 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 也具有相当成效, 从城市到农村无不如此, 这是我国政府的社会性和执政党的宗旨所决定的, 这也正是政府扶贫优于其他机构扶贫之处, 扶贫的过程就是政府行使行政功能的过程。

(六) 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是发展基

金信贷扶贫模式成功的生命所在, 任何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创新, 才能使其更有生命力

乐施会发展基金扶贫已经形成一个成功模式, 在运用这个模式时就应该坚持其基本原则和模式, 否则就会因为改变而失去其存在意义和作用。这方面银行做过很多探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银行自办的大规模扶贫贴息贷款、农业银行与乡级政府合作的捆绑式扶贫信贷等都无一例外地退出了信贷市场, 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有效模式而大违初衷, 其覆盖面也远远超出了金融机构力所能及的范围。简单说, 银行是在做信贷业务而不是在做扶贫业务, 真正的扶贫是“做”出来的, 而金融机构只是做了一笔贷款发放业务, 所以后来才出现大量扶贫贴息贷款本息无归的情况。模式的运用过程实际上就是扶贫过程。现在金融机构发放的扶贫贴息贷款, 事实上已经不是乐施会扶持的那种真正的贫困农户, 也可以说是高一个层次的扶贫, 因为不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农户同样借不到扶贫贴息贷款, 而且扶贫贴息贷款本身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任何情况下社会和政府的扶贫都非常必要,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扶贫的力度也必须加大, 如在模式运用中适当提高信贷额度、适当延长信贷期限等, 使之更符合各式生产周期, 满足不同层次的贫困农户的生产资金需求。

(七) 再好的模式都需要人去实施, 其过程都需要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 扶贫当然也不能例外

象禄劝项目办监督社区管理委员会一样, 每一个扶贫社区都应该接受政府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乐施会项目社区的做法, 一是社区成立监督小组进行内部监督。主要监督贷款真实性和项目实施情况、社区积累使用情况, 并监督社区管理委员会公开社区农户借款情况和积累使用情况。二是项目办的外部监督。项目办通过检查会计账簿对社区账务进行审查、核对, 并通过外部监督形式核查农户贷款的真实性, 保证贷款真实;监督社区管理委员会在贷款周期内周转使用贷款的真实性和利息收入的真实情况, 保证社区管理委员会正确使用社区发展基金。三是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各种账簿和登记簿, 便于社区管理和监督检查。

四、研究结论

乐施会禄劝项目办社区发展基金扶贫信贷模式作为一个成功的扶贫模式, 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和验证, 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多位专家的肯定, 社区发展基金项目小额信贷扶贫经验在广西、贵州、云南等多个市县进行了交流推广。扶贫作为一项目社会事业, 需要各方面积极参与, 各尽其能, 共同促进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扶贫关键问题是做的问题, 解决了做的问题, 其他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事实上, 乐施会在禄劝开展扶贫也是借助禄劝的一个政府部门开展扶贫。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政府的基层行政组织是实施扶贫最好的载体, 这种优势任何其他组织都无法代替。其次是资金, 政府出资或政府贴息银行出资都可以选择, 但要严格按照乐施会的运作模式运作, 使资金无论是政府出资还是银行出资都能按期回归。第三,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政府和全社会都面临发展考验。在不可能直接解决贫困问题, 使所有的贫困农户一夜致富的情况下, 坚持扶贫和长期扶贫变得更加迫切, 我们期待这种成功的扶贫方式在更广泛的地区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为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课题组成员:张明贤张大跃朱真鹏

课题主持人:张明贤

对我国私募基金法律规制的若干思考 篇9

中文“私募基金”一词,在一些国家的法典和英文大辞典中并没有相应的词。私募是相对于公募就证券发行方法的差异而言,以是否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发行或公开发行证券的区别来界定公募和私募。业界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私募基金可以概括为面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通过非公开的方式面向少数特定机构投资者和资金雄厚的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它的销售和赎回都是基金管理人通过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而进行,作为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进行的一种集合投资。

尽管私募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在国外己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它在我国的产生却是近年来的事情,因而它是一件新生事物。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私募基金的重要目标市场。与其他投资方式相比,私募基金具有以下优势:

1、成本比公开募集低得多。

公开募集要花很高的注册费用、中介机构费用和承销费用,而私募基金却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严格的评估和审计,甚至不需要券商的承销,因而成本较低。

2、私募基金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窘境。

当前,全国中小企业数量已达4000多万户,但现有的金融体系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融资渠道。而私募基金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众所周知的百度、新浪、蒙牛、携程等企业皆是借助私募基金迅速发展起来的。

3、私募基金提供高收益、个性化的服务。

私募基金通过投资分析能力比较强的专家理财,为少数特定的投资者提供服务,投资目标更具有针对性。

二、我国私募基金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法律规范缺失,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并存,不利于监管。

一方面,由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规模巨大,而且多涉及违规操作,因此有必要特别立法对其加以规制。但现实之中,虽然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按行业管理规定对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的相应业务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制订了部门规章,但其适用范围狭窄,业务规则不统一,而且对集合投资管理业务都刻意回避。至于非金融系统内的投资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财务管理公司、财务顾问公司,与其有关的私募基金规范还是一片空白。正是由于缺少法律上的依据,从而导致了证券监管机构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私募基金市场成为证券市场上的监管盲区,从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使得私募基金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2、缺乏合格的主体。

私募基金主体不合格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委托人方面,主要表现为委托人不具有将资产委托给他人代理经营的权利。依照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益性基金,只能进行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以确保广大受益人财产的安全。但由于进行储蓄或购买国债的投资回报率低,不能满足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因此不少基金管理单位纷纷将公益性质的基金委托给中介机构。另外许多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机构也有一部分闲置资金,为追求高收益,违规地委托给中介机构,进行“地下”私募基金投资。一是在受托人方面,很多基金管理人都不具备经营资产管理的资格,而借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之名,行基金管理人之实。由于两方主体都不具有相应资格,一旦发生争议,各相关当事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护。

3、经营操作失控,易于成为违规资金入市渠道。

特别是非法私募基金容易与上市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其隐秘性极强,内幕交易及操纵股价的现象屡发,从而引发市场风险及信任危机。

三、建立私募基金法律规制的思考

1、提高立法层次,建立多层次监管体系。

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为私募基金预留出了发展空间,明确了基金管理公司可接受特定对象资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即私募基金有望通过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市场,但是,在一些具体条款中,没有就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和其中涉及到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规定出一个明确的框架。针对中国私募基金业的现状,要尽快出台《投资基金法》,对私募基金作出特殊规定。同时构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在我国,一些私募基金也具有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性质,而我国信托业的监管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但是,从我国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向看,基本上是投资于我国的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如果两个部门同时行使行政管理权,则会陷入低效率的境地,此外,如果两个部门在同一问题上持不同看法,沟通协调也会影响监管。从监管的便利、及时出发,私募基金的行政监管为证监会更为恰当。同时,考虑到私募基金的数量较多,监管部门也可以授权全国基金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一定的权限,要求各私募基金向基金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登记备案,定时报告有关基金运作的财务资料,接受其检查、监督,构建起证监会统一监管、基金业协会自律监管、私募基金自我监管的多层次监管体系。

2、在私募基金制度中,应当区分合格投资者。

私募及一般投资者私募合格机构投资者私募的招募对象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这在各国立法体例上基本相似。如不对参加私募一般投资者的资格进行相应限制,则难以防止并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一般公众投资者为追逐暴利而参加私募,甚至可能出现一般投资者举债应募、集资应募或以来历不明的资金应募等现象,这部分投资者遭遇投资风险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覆盖面将更为广泛。至于我国对合格的投资者应如何界定呢?笔者认为:第一,应规定一个最低投资限额,能满足此投资限额的投资者才能视为合格的投资者。至于具体限额应采取授权立法的形式,授权于主管机关根据基金市场发展情况来确定。这样既能保证我国投资基金立法的稳定性,也兼顾了其灵活性。第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也应受最低投资限额的约束。该限额应高于对个人投资者和家庭投资者所设的限额,具体限额应授权于主管机关以行政法规形式规定。目前,我国银监会于2007年1月23日颁布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6条已对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界定,这在规定一般投资者私募参加者的资格要件时足可成为借鉴。

3、严格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

虽然对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对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仍具有一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当每月向投资者报告基金投资情况和资产状况,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披露,以便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及时了解其运作情况及风险状况,一旦出现问题的苗头,可以预先加以控制。限制公开做广告,禁止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或以开座谈会、研讨会的形式向社会发布有关招募广告。

私募基金在我国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私募基金法律监管机制还处于模糊阶段。为了更好的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防止违规资金流入监管宽松的私募基金,有必要对私募基金加以明确,提高立法层次,统一立法。并借鉴国外监管的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私募基金监管机制,不断促进我国私募基金市场的繁荣与健康发展。

摘要：近年来,私募基金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其在法律规制方面却严重滞后,法律规定的缺位导致私募基金问题突出,必须通过提高立法层次,建立多层次监管体系,并综合运用一系列制度加以规制。

关键词：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1]、王凌燕.中国私募基金发展问题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21)。

[2]、高新颖.对我国私募基金法律监管的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8(5)。

[3]、高岚.构建我国私募基金法律规制的若干思考(J).法学杂志2009(5)。

私募基金发展思考 篇10

一、江苏省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现状

(一) 江苏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现状私募股权基金是连接产业

和资本的有效工具, 随着我国法律环境日趋宽松、退出渠道的多样化尤其是创业板的开立, 私募股权基金正成为江苏创业资本的新宠。据统计, 2010年6月底, 江苏省备案创业投资企业达到121家, 注册资本规模达208.59亿元, 2009年累计退出案例137个, 累计退出金额10.34亿元。由此, 江苏省创业投资发展取得了机构数量和资本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成功培育出无锡尚德太阳能、苏州科达通信、常铝股份等25家上市公司和苏州恒久光电和东菱振动等一批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

江苏省政府通过设立引导基金的方式孵化创投企业。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基金, 形成以政府资金拉动民间资本、政府与民间共担风险的格局。2007年, 江苏省创投企业获得国家引导基金的风险补助金额为1480万元, 占全国引导资金的14.8%。2008年江苏省创投引导资金预算为5000万元, 有力的孵化了全省创新性企业的发展, 其中国资主导的占80.9%, 民资主导的占16.4%, 外资主导的占2.7%。江苏私募股权基金在推动中小企业成长、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孵化创新型企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若能继续充分发挥私募股权基金的内在特征 (即重要的战略工具、有效的投资工具、现实的融资工具和精巧的杠杆工具) , 那么江苏的民营经济必将走向轻型化、外向化、市场竞争化和高附加值化高速发展轨道。

(二) 江苏省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现状退出是私募股权投资运

行过程中关键的一步, 直接关系到私募股权投资资本的流动性和现实收益, 因此私募股权投资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回报, 最后都会落在私募股权投资退出的顺利及安全与否上。目前私募股权基金一般的退出方式包括:发行股票上市 (IPO) 、回购 (Buy-back) 、并购 (M&A) 、清算破产 (Write-off) 。2010年上市的491家企业中, 具有VC/PE背景的220家, 占比达44.8%, 涉及国内外投资机构269家。在2010年中, 全国共有167起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案例, 其中, IPO退出仍是私募股权退出的主要方式, 共有案例160起, 占96%;股权转让5例, 占4%;M&A2例, 占1%。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退出情况反映出IPO退出仍是当前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退出的主流模式。

而江苏省在2010年的PE/VC增长迅猛, 获得投资规模达到7176万美元, 上市与回购仍是主要的退出方式, 占75%, 笔者通过对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块的数据分析得出:在中小企业板块, 有江苏PE/VC背景的上市企业大概为30家, 根据江苏《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2010年仅江苏华昌、常铝股份和云南金属发生江苏PE减持。虽然公告只披露5%以上股东的减持, 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仍不难看出IPO退出已成为江苏创投企业获利退出的重要渠道。其次从创业板来看, 截止2011年5月1日, 创业板共有210家上市企业, 有PE/VC背景的企业85家, 有江苏创投背景的上市企业达16家。其中江苏高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通过安徽安科生物工程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IPO上市成功退出, 而高投名力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也正通过部分减持, 逐步退出投资企业。由此可见,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将有更多的江苏创投企业通过上市退出, IPO仍是江苏创投的主要退出路径。

二、江苏省私募股权基金的现实退出路径

(一) IPO上市, 退出方式过于集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是在投

资企业经营达到理想状态时进行的, 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偏好的退出方式之一, 私募基金通过二级市场转让其持有的股权, 可以最充分的实现股份价值。2010上半年共有59家曾获股权投资支持的企业上市, 平均投资回报倍数为14.16倍。虽然在目前的退出方式当中IPO所占比重最大, 收益最为理想, 但在资本市场还不发达的我国, 通过IPO方式退出, 实际中并不可行。

从IPO的上市供给来看, 我国沪深市场每年上市数量平均为200家, 2010年4月创业板成功开立, 上市数量至多也就扩大到300家, 供给非常有限。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约有2万多家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按照2010年江苏省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计算, 江苏至少有2000多家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 而光无锡一地就达到600家。如果想通过IPO方式退出, 从概率上讲连1%都不到, 退出渠道非常狭窄。供与需的不平衡, 对江苏众多的创业资本来说, 望而却步。而江苏民营企业以外向、劳动密集型为特点, 期望能通过私募股权基金的创新金融方式, 来促进企业结构的优化, 私募股权基金似乎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退出方式的单一成江苏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掣肘。

(二) 管理层回购, 退出成本过高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股权

出售给企业家的交易叫做管理层回购, 它可以实现公司经营管理与所有者的统一。但一般来说, 民营企业发生管理层回购的概率较低, 一方面该种股权转让的审批手续缺乏法律规定, 容易产生法律纠纷;另一方面, 管理层收购资金筹资较为困难。由于江苏省以乡镇民营经济为主, 企业在发展初期, 规模较小, 需借助PE/VC来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现状。如到期实行管理层回购, 创投企业必须获得多倍溢价, 对于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难以筹集到资金。虽管理层回购是一种较流行的退出方式, 但成本过高, 法律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难以大力推行。

(三) 破产清算, 退出方式不经济这是投资各方最不愿采用的

一种方式。到了破产清算的时候,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能收回的投资非常少, 也就是投资失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旦认定被投资企业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或者成长速度过慢, 不能达到预期的回报, 就应立刻撤出资金, 收回一定比例的投资额, 减少继续经营的损失, 使得投资基金损失最小化。但换个角度说,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只有经过清算退出, 才能积累宝贵的经验教训, 为下一个项目做好资金准备。不过破产清算耗时较长, 要通过繁琐的法律程序, 因此退出成本较高。与私募投资的初衷南辕北辙,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

(四) 外部转让有待发展外部转让主要表现为股份出售, 这也

是私募股权基金常见的退出途径之一,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将股权出售给不相关的第三方、企业的竞争对手等战略买家, 或者将其转让给其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以谋求资本增值。外部转让依赖于信息平台的构建和产权市场的发展, 只要能构建合理、完善的平台, 外部转让一定能成为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一个热点。成立于1997年的江苏省产权交易所, 在改革和创新的引导下, 成为地方资本市场的重要平台。但在摸索中前进的江苏产权交易市场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1) 江苏产权交易资源竞争激烈, 功能定位不明确。目前江苏省共有13家产权交易所, 同质化扩张求生产权交易所“遍地开花”, 数量庞大。由于以国有资产为主的产权交易需求迅速萎缩, 产交所在业界并没有树立良好的形象和拥有完善的交易机制, 客户资源的有限, 造成同业之间恶性竞争, 这使得江苏大部分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陷入困境。江苏大部分产权交易所涉及的业务范围仅限于省属企事业单位的国有产权转让服务、代理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平台等, 并没有实现和私募股权投资资源无缝对接, 忽略私募股权转让可能给交易所带来的收益, 同时缺乏有效的定价机制, 这都阻碍了江苏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

(2) 人才短缺, 经验缺乏。人才短缺, 主要是资本运营和产权运作人才缺乏。由于许多经理人才和产权运作人对资本运营业务不熟悉, 不了解如何通过资本运作, 改善产业结构、资产结构, 盘活闲置, 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人才的缺乏, 已然成为制约江苏产权市场发展的绊脚石。当务之急, 必须要大力引进海外人才, 结合江苏经济特点, 不断完善产权市场各项机制。

(3) 行政区域分割, 没有形成统一的交易平台。目前, 全省产权交易所没有形成统一的交易平台, 行政区域分割。比如江苏产权交易所虽在南京, 但按照有关规定南京当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股权转让, 必须在南京市产权交易所做, 不允许到省级交易所交易。因此全省资源不能自由流动, 这与建立全省性未上市公司股份合理流动、资源有效配置的公共平台目标相抵触, 不利于产权流通市场的建立和资源的共享。

综上所述, IPO在传统退出方式中仍是最好的选择, 但受到上市规模和门槛的限制, 对于拥有2.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江苏省来说, 可谓杯水车薪。而管理层回购又面临资金不足的窘境难以完成私募的有效退出。参照国外的经验,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和完善可以有效促进创投企业的发展, 除了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块外, 还必须活跃场外资本市场, 即三板市场和产权市场, 如若能有效挖掘产权市场和三板市场的内在效力, 将为江苏众多中小企业投融资搭建平台, 扩大私募的退出渠道, 极大促进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

三、江苏省私募股权基金退出路径选择

私募股权基金退出路径多样, 虽然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带有某种初创性, 但其指向却相当分明。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紧抓产权和“新三板”两个市场, 通过完善法律环境和政府政策, 从而实现江苏创投企业的基业长青。

(一) 大力发展江苏产权市场, 扩大私募退出渠道江苏民间资

本丰厚, 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因此完善产权交易市场, 可以促进产业资本有序流动、多渠道吸引民间资本和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扩大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 从而进一步为江苏民营资本的发展做出贡献, 目前江苏产权交易市场的完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 整合市场, 推出“柜台”交易。由于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 资源的匮乏, 迫使江苏产权交易市场寻找新的出路, 大力发展非国有产权交易, 结合私募股权基金, 做成一个有效产权转让信息的聚集地以及投融资客户资源的聚集地。并允许一批高科技企业在二级产权市场进行股权转让, 从而实现风险投资的股权流动与增值。并适时消除行政区域划分, 实现省内资源自有流动和资源共享。通过建立产权协会组织, 合理协调各产权市场的资源竞争, 使得各产权市场能共同发展, 发挥最大效用。

(2) 增加私募股权转让板块, 树立市场信心。随着PE的繁荣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进入PE领域, 对于产权市场来说意味着机遇和挑战, 但目前江苏产权交易市场并没有成立专门的私募股权转让板块, 相对于广东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则明显落后, 所以产权交易所必须成立私募转让板块, 实现和私募资源的对接。同时必须加大私募退出板块的投入, 增加成功案例, 通过媒体宣传的方式, 树立市场信心, 使得越来越多的私募愿意通过此种方式来进行资本的退出和资本的增值。

(3) 产权交易方式创新, 推出公司股权出资交易。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形式主要有:以现金的方式退出;以实物的形式退出;以股权的方式退出, 即私募以自有股权作为出资, 成功兼并其他企业, 实现资本的退出和增值。允许股权作为出资方式, 首先, 可以使资本在市场中更加自由的流转, 提高资本运行的效率。第二, 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允许股权作为出资方式, 不仅降低了企业重组改制的成本, 也拓宽了企业投融资的渠道。第三, 有利于规范企业的出资行为。目前浙江省已颁布了《股权出资暂行管理办法》。江苏产权交易所可以借鉴浙江经验, 推进产权交易所改革, 扩大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方式, 进一步激活民营资本, 使私募的退出由静态变动态。

(二) 以苏南高新区为试点对象发展新三板市场

Á2006年《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的公布, 使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俗称“新三板”。它是证券公司以其自有或租用的业务设施为非上市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的业务系统, 是一个以证券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契约为基础, 依托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技术系统, 以证券公司代理买卖挂牌公司股份为核心业务的股份转让平台。2011年1月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中, 尚福林提出, 扩大“新三板”试点范围, 建设统一监管的全国性场外市场。这为地方性“新三板”的试点发展带来契机, 也为创投企业的退出途径打开另一扇大门。

新三板的建立必须满足几个条件: (1) 国家政策的扶持。利用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技术系统; (2) 当地拥有实力雄厚的证券公司, 进行做市商交易。做市商拥有大量的专业人员, 长期跟踪挂牌公司, 能对挂牌公司进行相对准确的定位; (3) 有众多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支撑, 融资需求旺盛。根据苏南经济的特点, 2010年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4429.91亿元, 创造了全市45%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苏州高新技术企业2010年实现产值9022.67亿元, 高新区共有2000多家企业, 其中世界500强有112个项目。两地高新技术产值占全省产值的44.2%, 有着雄厚的企业基础。其次当地证券公司众多, 可以获得较好的技术支撑, 比如无锡国联证券、苏州东吴证券、华泰证券等。此外苏州和无锡两地的创投企业多达58家。众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投融资需求对推动苏南地区新三板市场的试点, 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苏南地区, 以国家改革试点为契机, 建立新三板市场, 借助当地证券公司, 吸引苏南地区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进入三板市场进行股份报价。同时进一步恢复三板发行市场, 开放融资功能;建立适合江苏省实情的“做市商”制度;打通“升板”通道, 实现“梯级市场”;完善交易制度, 逐步扩大三板市场规模。最终推动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 同时也为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提供便利渠道。

(三) 法律环境与政府政策的完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加强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完善的法律和严格的监管, 是我国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在内的整个基金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从私募退出的角度来说, 完善其发展的思路有三条:首先私募基金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如浙江宁波率先颁布的《关于鼓励股权投资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促进了浙江私募股权基金的阳光化, 而江苏省并没有制定相关政策, 政策存在缺失。其次, 私募基金的发展离不开产权市场的完善, 但目前产权法规多数是地方性规章, 且各地做法不一, 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产权交易法律出台。所以应尽快制定一部全国性的《产权交易法》, 在规范现有的地区性产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 形成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再次, 制定《兼并收购法》, 并购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重要的退出通道, 在西方国家, 公司采取并购方式退出的约占70%左右。而并购这种经济行为牵涉多方利益, 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来加以约束和规范。

(2) 加强政府政策的支持。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前期发展中, 地方政府必须处于主导地位, 引导私募股权基金一开始就走规范发展之路, 进一步完善对PE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吸引民间资金有序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如浙江在2009年发布了《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 就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投资对象、退出方式和风险控制等做出相关规定, 来促进PE/VC的快速发展;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后期发展中, 地方政府则主要在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趋向上提供行业导向、信息咨询及软环境完善等服务方面。同时大力扶持PE评级研究等相关的服务机构, 建立客观有效的基金评价体系, 为PE的退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简言之, 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 地方政府应采取差别化的导向策略。

参考文献

[1]苏新:《江苏备案创投企业数量和规模全国第一》, 《江苏商报》2010年7月21日。

[2]高亚平、王蓓蓓、周密:《浅析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支持方式》, 《江苏科技信息》2008年第7期。

[3]李纯清:《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机制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