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私募基金发展论文

摘要：东南亚国家在社会文化方面与我国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研究这些国家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证券私募基金发展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证券私募基金发展论文 篇1：

广发证券联手前海管理局助力私募基金规范发展

由广发证券（000776）主办的主题为“规范发展，稳健前行”的前海私募基金规范发展论坛日前在深圳举行。本次会议是前海管理局及广发证券结合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优势及券商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优势，推动前海私募基金行业生态优化、促进私募基金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论坛得到了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的指导，邀请到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局长助理、前海金控董事长李强、广发证券总裁助理王新栋以及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深圳市前海国税局、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广发期货的相关领导参加。此外，还有260多家私募基金机构参加了论坛。

私募行业亟需规范化发展

近两年，私募基金行业发展迅速，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2.4万家，已备案私募基金达3.2万只，认缴规模6.45万亿元。为进一步强化行业的风险管控及私募基金的自律规范，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今年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七月开始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深圳前海是私募基金的聚集地，吸引了大量私募基金注册创立。结合当前的监管环境，以及政府职能部门风险防范的要求，论坛上各位嘉宾围绕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稳健前行”展开交流探讨。

在论坛的各个主题演讲中，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金融创新处详细解释了前海金融创新政策和业务体系，并对前海注册私募基金可享受的服务体系进行了说明；深圳市前海国税局深入解读了基金的运营模式及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解释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人所得税及增值税税收政策；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则介绍了深圳私募基金自律发展情况，并指出“强化自律管理是必由之路”。广发证券同业与产品部针对当前私募基金业务发展新趋势，详细讲解了广发证券与时俱进的私募基金综合化服务。广发期货国际业务部则展示了其全球交易服务平台及境外机构服务经验。

致力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

广发证券是业内最早开展私募基金综合服务的券商之一，紧随业务形势，针对客户需求，为私募基金提供专业机构投资者服务平台、MOM资金扶持、产品发行及交易服务、投资研究支持、网下新股配售等业内领先的私募基金服务。

在合规建设方面，广发证券采取了切实的举措，将“帮助私募基金合规经营”融入各个具体的业务合作环节当中，包括托管外包服务、产品预警止损提醒、产品引入尽职调查等，引导私募基金在公司运营、人员管理、产品募集、产品管理、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履行各项法律法规。

广发证券一直致力于提供创新型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现有260多家营业部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此外，广发证券通过控股广发期货、广发基金、广发控股香港、广发信德、广发乾和及广发资管，参股易方达基金、广东股权中心等，并加速推动国际业务发展，形成较为全面的金融集团化架构，能够整合集团资源优势为私募基金提供多元化的需求解决方案。

作者：李兴然

证券私募基金发展论文 篇2：

东南亚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东南亚国家在社会文化方面与我国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研究这些国家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本文选取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三个东南亚国家，研究其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现状，重点分析了三国的基金业发展经验——优化销售服务、发展私募基金、加大税制优惠政策等，最后从推进基金产品创新、完善基金业评价体系、创新营销方式和渠道、改善税收优惠制度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经验;东南亚国家;政策启示

一、引言

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基金作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东南亚国家的证券投资基金业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对该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支持作用。因此，研究东南亚基金的发展无疑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以投资组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证券投资基金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因具有专家理财、分散风险、方便投资等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证券投资基金不仅给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选择，还具有稳定和规范本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作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从1998年开始发展至今，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2013年6月新《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实施，蕴含了对基金业未来发展的前瞻。截至2014年11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95家，管理资产合计60912.67亿元，其中公募基金数量1855只，管理的公募基金规模42386.35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主导力量，是我国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学术界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到目前为止还存在许多问题。孙黛（2013）指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选择品种较少、内部控制不足、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刘秉文（2009）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普遍存在羊群效应，基金的羊群效应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波动性;许辉、祝立宏（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和资本市场还未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由此可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尚不成熟，基金产品、投资管理和监管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东南亚国家的证券投资基金在近30年来发展迅猛，对该地区经济所起的推动作用日益重要，尤其是作为亚洲地区重要基金管理中心的新加坡。截至2013年12月底，新加坡基金资产管理总值达18180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85033.3亿元①，资金募集来源与投资范围遍布亚太、欧洲及北美地区，其基金业的发展与管理经验对于我国基金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陈洁民（1998）指出新加坡证券投资基金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投资环境的改善、投资者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政府的支持等;吴炜（1999）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政府针对基金业的新措施，指出新加坡以发展资本市场和基金管理业为主打造亚洲金融中心的构想。不只是新加坡，东盟国家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正得到提升。2015年，东盟国家计划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7国的8个证券交易所连接起来，成立一个覆盖5.2亿人口，拥有30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七大证券交易所，东盟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受世人关注，此外东盟国家和我国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该国家联盟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参照和借鉴作用。

在东南亚11个国家中，本文将选取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三国进行重点分析，原因如下：一是总体经济方面，11国中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三国的经济形势较好，总体经济水平较高。具体数据如表1。

由表1数据可见：新、马、泰三国总GDP及人均GDP均排在东盟国家前列。印尼总GDP最高，但其人口最多、国土面积最大，人均GDP表现差强人意;文莱人均GDP较高，但人口及国土面积过小，不适合做对比分析。东盟国家中新加坡率先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等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与我国相类似。因此，综合考虑之下选择新、马、泰三国分析较为合适。

二是资本市场运行方面，总体而言，新、马、泰三国是东盟中市场经济运作最好的三个国家，进入福布斯排行榜的企业占东盟上榜总企业数的82%，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排名第2，马来西亚排名第20，均高于我国。在证券市场中，三国的股票与债券发行总额占GDP的比重在东盟国家排名靠前，且目前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基金管理中心，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有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基金品种，故新、马、泰三国代表着东盟地区金融市场运行的最高水平，在基金运作方面均有值得我国学习和探讨的方面。三是社会文化方面，东南亚地区是世界华人、华侨最集中和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新加坡的华人占当地人口比例的77%，马来西亚占23.7%，泰国占11%。可见这三国在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方面与我国最为相似，同时我国也对新、马、泰三国最为熟知，因此研究这三个国家的基金发展现状对于我国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二、东南亚三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

（一）新加坡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

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也是重要的基金管理中心。新加坡具有良好的金融市场发展基础。自1959年新加坡第一只基金——新加坡基金问世以来，基金业发展迅速，不仅基金品种日益丰富，基金的资金募集来源及投资领域也向全球范围扩大。新加坡实行的是政府主导战略，政府提供一系列激励政策，以鼓励国际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新加坡境内扎根，推动新加坡向地区性、国际性基金管理中心迈进。新加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中私募投资基金所占份额较大，其中对冲基金发展最为迅猛。新加坡的公募基金被称为集合投资计划（CIS），其中最主要是单位信托。表2为2009—2013年新加坡资产管理总值及主要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总值。

由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新加坡基金业所管理的资产总规模大于我国。近年来新加坡对冲基金规模不断扩大，私募基金所占比例远大于公募基金，表明其基金管理领域成熟程度远高于我国，相关的销售平台、监管机制以及公民的基金投资意识均处于领先水平。从基金的募集来源与投资方向看，2013年新加坡基金业所募集的资金中约有77%来源于新加坡以外地区，并有67%的资金投资于亚太地区市场;集合投资计划中约有78%的资金投资于亚太地区证券市场，由此可见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其离岸基金占据了主要市场份额。

1997年新加坡开始实行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CPF Investment Scheme，CPFIS）。在该计划下，成员可将其普通账户及特别账户③中超过一定比例的公积金通过购买股票（限于蓝筹股）或共同基金的形式投资于资本市场，风险与收益均由个人承担。政府鼓励成员实现投资组合多样化并分散风险，总投资额可达普通账户及特别账户的余额总和，成员还可以将其普通账户的全部余额投资于基金产品。截至2012年6月底，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规模为2192.67亿新元，普通账户与特别账户累计结余共1396.32亿新元。历年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中，单位信托基金所占资产配置比例如表3所示。

近年来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下的单位信托基金一直占据20%左右的份额。截至2012年6月底，实际参加普通账户投资计划的成员为89.6万人，资金规模为230.72亿新元，其中单位信托为40.12亿新元;实际参加专门账户投资计划的成员为45.2万人，资金规模为63.58亿新元，其中单位信托为12.01亿新元。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增加了单位信托基金的资金供给，提高了本国公民投资于基金的参与度，对促进公民对基金行业的理解、培养基金管理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泰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

泰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被称为共同基金。相较于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泰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起步较早。1975年泰国第一只封闭式共同基金——永盛基金（Sinpinyo Fund）成立，之后30多年来，共同基金市场发展迅速，如今共同基金总数已过千只。泰国的共同基金种类与我国的投资基金比较相似，股票类共同基金和债券类共同基金是整个基金市场的主要品种。表4为2006—2010年泰国共同基金市场的主要数据。

近几年泰国共同基金呈波动增长的趋势。2008年因国内政局不稳定，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使得泰国共同基金出现整体衰退。2010年经济逐步回暖之后，基金业稳步发展，2012年泰国共同基金的资产净值为26144.02亿泰铢，同比增长25.5%，共同基金价格效应和基金市场的资金净流入量成为资产净值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债券共同基金是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产品。

国家基金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泰国基金市场上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品种，它是指资本来源于国外，并投资于某一特定国家的跨国信托投资品种。由于当时泰国市场上的证券数量有限，国家基金便成为境外投资者追逐的主要目标。2010年之后泰国投资外国的共同基金（FIF）、长期共同基金（LTF）净值均大幅增长，成为共同基金市场关注的焦点。

（三）马来西亚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

马来西亚的证券投资基金业起步较晚，直到1985年，马来西亚才采取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促进其证券市场的发展。1995年，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加快了通过证券投资基金吸引外资的步伐，投资基金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由表5数据可见，马来西亚的单位信托基金规模大于泰国，与新加坡和我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表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此外，马来西亚信托基金中的一个特殊品种——伊斯兰基金在次贷危机之后越来越多地受到金融界关注。伊斯兰基金（Islamic funds）是指遵守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投资原则的基金，只能投资股票，禁止一切与利息和投机相关的投资活动，并且必须去掉收入组合里被伊斯兰教教法视为“不洁”的成分。伊斯兰基金结合了社会责任和以信仰为本的道德原则，是金融和信仰的混合物。马来西亚有6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随着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以及人均收入的逐年增长，伊斯兰基金的地位举足轻重。表6列出了2008—2012年单位信托基金中的伊斯兰基金数量和净值。

从表6可以看出，伊斯兰基金在马来西亚单位信托基金中已占有一定份额，且规模在不断扩大。尽管伊斯兰基金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由于伊斯兰基金遵循严苛的运营模式，不能投资金融服务和衍生工具等投机产品，所以在源头上降低了投资风险，即便是在次贷危机中也保持了良好的收益。在全球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背景下，全球传统金融体系与伊斯兰金融的合作日益加强，伊斯兰基金也开始逐步扩展市场，寻求国际间的合作。

三、东南亚三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经验

（一）新加坡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经验

总体来看，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其基金业发展更具有国际化的特点，目前新加坡已与中国香港一同成为亚太地区基金管理投资中心。在资金来源与去向方面，新加坡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即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海外，并主要投向海外;在管理机制方面，新加坡主要实行政府主导型战略，为吸引境外资金和基金管理公司，政府在优惠政策上力度较大，对非居民交易给予税收优惠，但对非居民交易账户与国内账户实行严格的分离监管;在基金品种方面，新加坡私募基金份额遥遥领先，远高于中国香港，而公募基金则占比例较小，对冲基金发展迅速，基金品种不断创新。新加坡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方面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借鉴：

1. 优化销售服务。2014年5月，新加坡单位信托基金网上销售平台Fundsupermart.com将客户购买股票基金所需支付的开端销售费（initial sales charge）④降低到0.5%，远低于银行售卖单位信托基金时3%的销售费。一方面，网络销售平台本身具有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降低申购费也是海外基金业的普遍趋势。若申购费较高，一些销售机构或多或少会受佣金影响，向客户推荐不适合的产品。目前，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基金销售业已废除征收申购费，转而定期征收平台费（platform fee），以去除投资者和销售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平台费的做法也对基金的投资管理形成一种隐性考核，只有对投资表现满意的客户才会继续留在平台，支付平台费。此外，在基金购买方式上，新加坡投资产品分销商 dollarDEX 允许投资者使用信用卡通过该公司网站购买超过 100 种的单位信托，成为新加坡第一家允许客户以信用卡结算网上交易的基金分销商。用信用卡购买单位信托，意味着投资者可享有55 天的免息贷款，此举无疑吸引了更多基金投资者，而我国还不允许用信用卡进行基金投资活动。因此，完善网络基金销售平台、降低收费、提高销售服务的做法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2. 发展私募基金。近年来新加坡私募投资基金迅速发展，其规模远超公募基金，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区域私募基金枢纽，这都归功于新加坡稳定的政治形势、完善的法律、健全的商业体制以及地理优势。目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已超公募基金。因此，完善私募基金监管、进一步创新私募产品成为接下来的发展重点，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新加坡1999年推出了精品基金管理公司（BFM）发牌计划，BFM是管理面向特定熟练投资者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基金管理公司，它的运作与私募基金颇为相似，该计划下只要基金的管理金额、缴付资本、基金经理人的数量及资历和面向的客户符合要求，便可获得牌照进行基金运营。该计划提高了私募基金的审批效率，又从源头上控制了私募基金的风险，使得新加坡的私募基金先人一步取得高速发展。我国的私募基金刚纳入证监会监管范畴，应在信息披露、基金经理及投资者资格、契约规范、公司资本结构等方面做出相应的特殊规定，使私募基金健康稳定发展。另外，在对冲基金的发展上，新加坡早在2001年年底便实行对冲基金零售化，出台对冲基金指引，规定了对冲基金的投资门槛和发售对象。对冲基金首先需要多样化的金融衍生工具作为投资标的，其次对冲基金风险极高，它的发展必须以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强有力的监管为前提。我国现已开始推进发展对冲基金，因此应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出台对冲基金指引和监管政策，为对冲基金的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

3. 中央公积金投资。新加坡实行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公积金大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具体投资运作，特定账户余额可由公积金成员自主投资。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对单位信托基金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已跻身于全球最大的100家基金管理公司行列，其运用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和专业化的投资理念，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等区域进行投资。我国的养老基金、社保基金规模庞大。截止到2012年，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余22968亿元，现行体制下上述资金只能进行银行储蓄和购买国债，机会成本很高，隐性损失巨大。因此，可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管理体制，将具有一定相似属性的资金，尤其是长期结余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投资运营，减少管理成本，发挥规模效应。我国目前正在探讨养老金入市机制。如果该设想切实可行，巨额的养老金将对我国资本市场起到巨大的刺激作用。

（二）泰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经验

泰国的共同基金业规模虽不大，但其业绩和制度却处于世界前列。2013年晨星公司从对2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共同基金的投资者进行的一项投资经验调查发现，泰国的投资级别被投资者列为B级，与荷兰、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评级持平，并列第3位，高于多个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这主要归功于泰国实行的有利投资的税制优惠，如不扣差额税收、减免长期基金的投资收入所得税等，这些优惠使得投资者收益增加，据相关财务和税务规定评估的业绩表现处于较好水平。

我国可以借鉴泰国的税制优惠政策，考虑降低手续费，提高投资者的收益。在基金营销方面，我国未来将更多地依靠直接销售渠道和目前流行的网络渠道展开营销，信息公开便更为重要，客户接触了解的信息越多，对投资决策就越有帮助，也能促使其尝试投资多样化基金产品。基金公司在发行基金时，也必须审时度势推出易于进行市场营销和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

（三）马来西亚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经验

马来西亚单位信托基金市场成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推动和放宽管制。与新加坡类似，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国基金机构在吉隆坡建址营业，包括减免税收、放宽基金所得收益汇出的限制等，马来西亚政府还允许外国单位信托投资公司持有本国公司的大部分股权，用外资活跃马来西亚单位信托基金市场，并且马来西亚政府同样在很早便允许公积金会员从公积金账户提取款项进行单位信托基金的投资，增加单位信托基金的资金来源。此外，在基金营销方面，马来西亚注重对单位信托知识的宣传和基金促销人才的培养，并且允许国内外资银行以分销商身份促销单位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扩宽促销渠道。在利用外资促进基金业的发展方面，马来西亚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马来西亚单位信托基金中的一大特色产品是伊斯兰基金。2009年马来西亚与中国香港签署《互相合作发展伊斯兰资本市场及伊斯兰集体投资计划的声明》，将中国香港作为伊斯兰基金销售平台。2014年6月，马来西亚第四大综合金融服务集团RHB宣布在中国香港推出首个符合回教教义的主动式管理平衡基金，这是首个跨境销售的伊斯兰基金，借助中国香港伊斯兰基金将有望进一步向亚洲地区延伸。我国拥有约5000万伊斯兰人口，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潜力更大，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已出现伊斯兰基金的身影，我国在今后可以考虑与马来西亚合作引进伊斯兰证券投资基金，在恰当时期发展本地伊斯兰基金市场，徐甜（2011）认为在我国银监会的推动下，宁夏回族自治区有望在国内率先试水伊斯兰金融。

四、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东南亚三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可归纳提出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几点有益启示：

（一）推进基金产品创新

基金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基金业的发展壮大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包括投资标的物的发展、投资者的教育、潜在市场的培育、市场制度的建设和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在我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市场尚未成熟、投资者的投资意识不强，加之受投资环境和投资标的物过少的限制，尽管我国基金产品种类较多，但大部分基金产品存在同质化倾向，并未真正起到基金实现多元化投资的作用。与我国相比，新加坡拥有开放的资本市场和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成为少数允许个人投资对冲基金的地区之一。我国为防范风险，金融衍生工具数量有限，一些杠杆较高的操作被严格禁止，资本市场也未完全开放，这均阻碍了基金产品创新的进程。因此，我国还需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市场开放的步伐，加快金融产品改革创新，推进基金产品的创新，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意识，发挥基金投资分散风险及稳定市场的作用。

（二）完善基金业评价体系

新加坡基金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曾面临一个问题——基金市场的投资回报缺乏可比性。由于新加坡的基金市场国际化程度较高，各国的基金管理公司会运用各自惯例的评价标准，使得整个市场缺乏统一、客观的评价体系，这便给基金经理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选择最有利的衡量标准来提高自己的绩效，误导投资者。我国虽不似新加坡拥有众多不同国家的基金管理公司，但也缺乏统一权威的评价体系，各种基金评价机构均有自己不同的评价方法，基金公司在评价和宣传上也往往采用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因此，我国可以考虑建立本国的独立性基金评价机构，借鉴国外机构的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标准，确保公信力。此外，在评价指标选择上，还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避免过分看重投资收益率，导致基金管理人为追求高回报而放弃招募说明书所标明的投资风格的现象。最后，还应加强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法律、会计、审计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最终形成完整有效的外部监督和评价机制。

（三）创新营销方式和渠道

我国基金公司在推出和销售基金产品时，很大程度上不是以需定产，没有考虑投资者的认可程度，而是以产定需，下达一定的任务指标，销售者常推荐不适合的基金产品，投资者大多只能被动或盲目购买产品。要拓宽基金的销售渠道，就必须加强客户的偏好研究，对基金客户进行的研究，需要从不同区域、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收入、不同风险偏好角度出发，瞄准特定的群体推出适合的产品。在这一方面我国可以借鉴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基金，推出针对市场需要的特色基金产品。

我国现阶段基金销售网络以银行代销、券商代销、基金公司直销为主体，这三方均建立了各自的营销体系和客户网络，其中商业银行以其营业网点遍布全国的优势在基金销售份额中占绝大部分。为拓宽营销渠道，政府可以考虑将更多的机构纳入基金营销体系中，例如投资顾问公司、保险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引入竞争;也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设立专业的区域性基金销售公司，构建一体化基金网上交易平台，以降低成本;同时培养基金销售员和经纪人，在经济落后地区加大基金知识的普及，发掘潜在市场。

（四）改善税收优惠制度

东南亚三国均运用了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发展基金业，我国也应借鉴和完善本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使我国税收政策逐步与国际接轨。我国目前的证券投资基金税收优惠政策还过于笼统，主要集中在降低投资收益所得税上，我国还应该考虑制定更多优惠政策以吸引机构投资者和保护投资者权益，例如对基金净收益分配不同比例使用不同的税收优惠，鼓励基金管理公司多分红，还可以对养老金、企业年金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包括免收营业税、利息收入所得税等，鼓励养老金进入基金投资领域。

注：

①根据2015-1-19 16：29 1SGD=4.6772CNY汇率折算。

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资产管理活动调查报告》所公示的资产管理总值不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管理总值，还包括私募股权基金、不动产投资管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所管理的资产总值。

③新加坡55岁以下成员中央公积金账户分为三个：普通账户、保健账户和特别账户，其中保健账户储蓄主要用于医疗保健，不可进行投资活动。

④开端销售费，国内一般称为申购费，即购买基金时的费用。

参考文献;

[1]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数据（2014年11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4年12月30日。

[2]孙黛.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时代金融，2013，（8）.

[3]刘秉文.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J].当代经济，2009，（9）.

[4]许辉，祝立宏.我国资本市场与证券投资基金规模互动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9，（5）.

[5]陈洁民.东南亚五国投资基金发展及原因[J].南洋问题研究，1998，（4）.

[6]吴炜，王雅萍.新加坡基金及资本市场改革建议评述[J].上海金融，1999，（3）.

[7]彭京华，安宜宣.我国与东南亚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比较[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1998，（4）.

[8]徐甜，欧阳勇翔.浅谈伊斯兰金融及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结合[J].中国市场，2011，（39）.

[9]高莹.我国开放式基金评价体系构建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陈人欢.香港、新加坡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1]骆海涛，刘健敏.对香港与新加坡基金管理业的比较及借鉴[J].特区经济，2004，（10）.

[12]陈洁民.东南亚五国投资基金发展及原因[J].南洋问题研究，1998，（4）.

[13]邢雷.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7，（2）.

[14]孙驷腾.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法制度的缺失及优化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5]刘新亮.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市场营销分析[D].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6]邓雄.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及商业银行应对的经验和启示[J].金融发展研究，2014，（11）.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aking Singapore， Thailand and Malaysia as Examples

Xu Lin   Qiu Meng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作者：许林 邱梦圆

证券私募基金发展论文 篇3：

我国私募基金立法探析

摘要：随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改提入议程，关于私募基金的立法问题再一次成为焦点。尽管私募基金在我国出现得比较晚，但发展却是迅速的。可是这样一个在证券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私募基金，我国法律却至今还没有给它一个合法地位。这也使得众多私募基金只能在地下运行，引发了相当多的非法操作，既不利于投资者的利益，也给证券市场带来安全隐患。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国私募基金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对其进行立法完善，从而规范我国私募基金，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私募基金；法律地位；监管

私募基金在我国证劵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其进行规范，而私募基金的规模已经发展到必须加以规范的程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私募基金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便能够完善我国基金业的相关法律规范，促进我国基金业健康发展。

一、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及存在的“困境”

私募基金应当说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金融工具，它凭借着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一种理想的高收益的投资工具，私募基金在我国主要历经了以下阶段：萌芽阶段（1993年—1995年）、形成阶段（1996年—1998年）、发展阶段（1999年—2000年）、规范阶段（2001年至今）。我国的私募基金的发展历经艰难，正逐步走向规范，但是就目前的状态来说私募基金在我国证券业的发展仍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灰色状态，还没有脱离“地下基金”的称号，还只是在规范化的道路上。

（一）私募基金立法严重滞后

我国没有一部统一规范私募基金的法律，现有的规范私募基金的法律、行政规章是由各部门自行规定，而且相关规定的数量也是十分少的，目前仅有《信托法》、《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合伙企业法》，在某一小的方面涉及到了私募基金相关问题。相比私募基金的发展速度，私募基金的立法完善度可以说是相当滞后的。

（二）私募基金无合法地位

私募基金立法的滞后使我国证券业目前还未能出台一部法律对私募基金进行规范，导致私募基金的地位在我国一直不明确，其合法地位缺失主要表现在对管理人和资金来源没有相应规范，无合法地位的私募基金给我国证券业发展带来诸多问题：1私募基金管理人无法律规定使得投资者与管理人的关系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投资者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管理人不尽职、诈骗投资者的事件时有发生，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害，给证券业的稳定带来危害。2私募基金资金的来源无明确规定也使得其资金来源除了合法委托还有陷入非法集资的领域的危险，进而引发信任危机，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1]由此可见，私募基金无合法地位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三）私募基金监管体系不成熟

由于私募基金在我国长期以来不被承认的地位，私募基金的运作一直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对私募基金的监管难以操作，其监管体系更是不成熟。首先，法律没有明确一个对私募基金进行监管的主体，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主体也就无法行使监管职责，难以实现市场监管目标、难以达到人们期待的监管效果，[2]其次，缺乏对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要求。使得一些不合格的投资者进入了高风险的私募基金领域。而且，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大量私募基金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在“灰色地带”自由运作，由此滋生的法律风险、信誉风险与市场风险交织。[3]这些风险将会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一大潜在的紊乱因素。

二、私募基金立法的界定及其价值

私募基金在我国出现比较晚，但是发展又是迅速的，对于私募基金这一新生快速发展的事物，要对私募基金进行立法首先要明确我国私募基金的规范范围。目前，在我国学界关于私募的定位，有的侧重于募集方式的不同，即是否为不公开发行；有的侧重于发行对象，即是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以说，以上观点都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不管是侧重募集方式还是发行对象都过于片面，没有完全揭示出私募的本质。

2003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曾规定私募基金是“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即“应当按照本章规定向特定投资者募集并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这一定义实际上是限定了将私募基金规定为单一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显然缩小了私募基金的规范范围，对此，我们应该对私募基金进行法律上的界定以给予私募基金更加完善的保护。

考虑到发行对象的范围、人数、发行方式等因素，我们在立法时可以考虑把私募基金定义为向特定投资者以不公开发行方式募集成立的基金，把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是认定是否为私募的主要因素，囊括整个私募的内涵，对私募基金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对私募基金进行立法界定有利于把私募基金提升至合法定位，从而对整个证券市场带来利益，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尽早对私募基金进行规范，一方面可以将不合格的“地下私募基金”剔除出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免受伤害，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有能力的私募基金发展壮大，使私募基金潜在的投资者获得更好的渠道。

（二）有利于促进我国基金业的发展

私募基金的发展，能够增加投资品种，扩大投资者的选择，一些财政资金与公募基金不愿或不能涉足的投资领域将可以得到填补，进而扩展整个基金业务范围。另一发面，私募基金取得合法地位后可以和公募基金形成公平的竞争，能够激励公募基金完善业绩，促进整个基金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三）有利于证券市场稳定发展

若能对私募基金进行立法界定，私募基金得到合法地位，广大投资者就能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投资，政府对私募基金的监管、风险预见就变得容易了。因此，对我国目前大规模的私募基金立法，使其从地下状态转为地上状态、纳人法治化軌道，能够增加市场容量，提高理性投资成分，增加风险防范能力，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因此，通过对我国私募基金的立法界定可以看出私募基金立法的现实价值，将私募基金合法化，完善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制度，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私募基金的立法构建

（一）对私募基金的募集进行明确界定

众所周知，私募基金是相对公募基金来说的，对私募基金立法必然会涉及对私募基金募集进行规范。对私募基金的募集各国都有不同的要求，鉴于我国的私募基金可以界定为向特定投资者以不公开发行方式募集成立的基金，可以对私募基金的募集进行以下规范：

1募集对象合格

我国目前对募集对象即投资者的资格并没有限制，而私募基金的良好发展又依赖于合格的投资者。一般在金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均有对私募基金投资者资格的规定。主要是通过1对投资者的金融经验、知识、能力等主观方面进行评定；2对投资者的财产标准等客观方面进行评定。[4]借鉴国外的投资者的评定我国可以考虑在私募基金募集中确立合格投资者制度，主观方面要求投资者具有金融方面的知识、能力，具有足够的风险承担能力。客观方面要求投资者具有一定的财产。至于财产数额的多少可以根据私募基金准入的门槛的高低进行调整。并且在引入合格投资者的制度中应该根据投资者的主客观方面的改变而不断对其进行评估，而使得这一机制能够真正长久的发挥活力。

2募集人数限定

关于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的限定方面，我国目前的法律的具体规定是模糊的，但是在实践中又需要对其进行界定限制以降低私募基金的规模，减少由于规模过大带来的过高风险。关于我国私募基金中的人数的限制，我们可以按照《证券法》的规定，在私募基金人数限制的立法中进行统一限制，即：投资者累计人数不超过200人即为私募基金。这样，关于我国私募基金就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范围，对私募基金的界定可以规范私募基金业的混乱行为，促进私募基金的有序发展。

3募集方式不公开

现行《证券法》虽有“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之规定，但以此作为规制我国私募基金发行的立法依据还是略显笼统与抽象，建议在这一制度完善中效仿美国的做法，通过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进行限定，如明确禁止私募基金公开发行的各种渠道，如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或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向社会发布有关招募广告，避免过度的市场炒作对投资者造成的误导。[5]否则，私募基金一旦突破了“非公开”的募集界限，私募基金将无法应对涉众面扩大的风险。

（二）私募基金的运作方式规范完善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私募基金很多都是在地下进行的，既没有法律法规作为参照，也没有同行业间的交流。因此，私募基金的运作十分不规范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1建立基金管理人的约束制度

私募基金管理人和公募基金管理人相比，有更大的权利，也承担更重的义务。这些权利义务在立法上主要体现为完善私募基金特有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由于私募基金的运作主要建立在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任的基础上，受信赖人负有特定的信赖义务是信赖关系的核心，因此，在私募基金运作中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必须建立以基金管理人忠实、注意义务为核心的信赖义务。定期、如实地向投资者报告基金投资情况和资产状况包括投资品种及其组合、基金净值及其变化、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按照“谨慎投资人规则”的要求，基金管理人应履行谨慎行事和勤勉尽责的义务，按照该基金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安排投资。[6]

2建立基金托管人制衡机制

我国公募基金立法中，《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9条确立了基金运作与保管相分离的原则，并赋予了托管人对管理人一定的监督权。在私募基金的运作过程中依据其不同的组织形式也需要对私募基金建立一定的基金托管人制度。并且在立法时考虑给予基金托管人依法获得基金运作信息的知情权，了基金运作的情况，在基金管理人有可能侵害基金投资人的权利时赋予基金托管人的独立的诉讼权利，以便约束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三）私募基金的监管体系构建

虽然私募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私人的俱乐部，原则上不应该多加干涉，但是结合我国当前证券业发展的态势和私募基金所处的环境，应该对私募基金进行适当的监管，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1对私募基金进行政府监管

要求对私募基金进行政府监管不是遏制私募基金的发展，恰恰是为了正在快速发展的私募基金能够良好稳定长久的发展下去。[7]首先，确定私募基金监管主体是当前政府监管首要解决的问题，鉴于证监会丰富的监管经验以及与私募

基金相一致的监管环境和力度。法律可以规定私募基金的

监管以证监会为主外加银监会、保监会对私募基金涉及领域的引导、规范、协调，使私募基金在监管之下规范化。其次，由于私募基金自身的特点，我国不妨借鉴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对私募基金采取宽松的监管模式，即登记备案制。既可以及时了解市场上私募基金的发展状况、风险程度，又能不给私募基金增加过高成本，使其相对自由的发展。[8]我国目前私募基金政府监管完全可以采用这一模式，规范私募基金的发展。

2对私募基金进行一定的信息披露

私募基金虽然没有义务向社会披露相关信息，但是不能排除其定期向基金的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披露相关信息的责任。其具体的规制可以是在基金设立之后，定期向投资者报告基金投资情况以及资产状况，并把这些信息箱监管部门披露，以便投资者与监管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其运作情况，一定程度预防风险的发生。

四、结语

从我国目前立法状况来看，没有给私募基金合法地位，私募基金存在的困境等一系列问题都阻碍了私募基金的发展，私募基金想要获得更好更长远的发展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制，私募基金合法化是必然趋势。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调整，健全私募基金各项举措，完善私募基金在募集、运作、监管等方面的立法问题，既是有利于保护投资人合法利益同时也促进我国金融业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克服阻碍当前私募基金立法的因素，将私募基金纳入进法律规范，真正实现私募基金“阳光化”。

参考文献：

[1] 张旭涓：《中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 李文：《浅谈我国私募基金的立法规制》，载财会月刊，2011年第2期第17页

[3] 陈斌彬：《论我国私募基金的法律监管》，上海金融，2009年第5期第54页

[4] 文杰：《证券投资基金法律问题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5] 陈斌彬：《论我国私募基金的法律监管》，上海金融，2009年第5期第55页

[6] 陈雪萍：《摆脱困境：我国私募基金立法之構想》，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第136页

[7] 韩文娟：“我国私募基金法律监管探析 ”，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4期第112页

[8] 韩良：《非证券类投资基金法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337页

作者：孔珊珊 陈国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