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性精神障碍

抑郁性精神障碍（精选八篇）

抑郁性精神障碍 篇1

资料与方法

2012年3月-2014年3月收治重性抑郁障碍患者140例和双相障碍患者50例, 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 作为研究对象。140例重性抑郁障碍中男86例, 女54例, 50例双相障碍患者中男30例, 女20例, 年龄20~77岁, 平均55.32岁。

方法:利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患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病程、自杀行为、自杀观念、文化程度、躁狂发作次数、抑郁等情况进行调查。同时, 对患者相关资料调查之后, 利用自制的躯体疾病调查问卷对患者的躯体疾病共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所有的调查结果均采用杨氏躁狂量表和汉密顿抑郁量表对患者的精神疾病进行评估。

统计学分析:对试验中的所有数据都采用了SPSS 17.0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比运用t检验, 计数资料主要采用χ2进行检验, 以P<0.05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结果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和双相障碍患者与其他精神科共病概率31.3%和29.8%, 见表1。

重性抑郁患者组与双相障碍患者组的焦虑障碍发病概率分别26.4%和20.5%, 见表2。

讨论

依据调查结果可知,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与双相障碍患者存在共病机制。精神疾病患者的共病机制是精神科患者一种常见的特征[2]。本研究结果表明, 这两种精神疾病的共病几率有点偏低, 其中可能与患者长期药物配合治疗具有重要的关系。重性抑郁患者的共病几率高于双相障碍患者的主要原因在于心理社会因素、生化因素、遗传因素以及免疫学因素等因素。精神疾病的种类具有多样性, 但是, 各种病症所凸显出来的病理特征却具有一定的相同性, 即所谓的共病机制。共病机制运用于精神病学研究中, 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和精神病学研究的发展。关于精神疾病人格方面, 其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具有回避型和依赖性障碍。可见, 为更好地治疗精神疾病患者, 对其进行共病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本研究结果显示,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和双相障碍患者与其他精神科共病概率31.3%和29.8%, 两组患共病概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重性抑郁患者组与双相障碍患者组的焦虑障碍发病概率分别26.4%和2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调查结果表明,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与双相障碍患者存在较大的共病机制。

综上所述, 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和双相障碍患者与其他科精神病患者存在较大的共病原理, 其中焦虑障碍尤为多见。

参考文献

[1]袁勇贵, 关爱勤, 张心保, 等.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血浆单胺类神经递质研究[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01, 11 (3) :129-131.

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篇2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2006年）有关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主要有以下9条：（1）兴趣丧失、无愉快感；（2）精力减退或疲乏感；（3）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4）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5）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6）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7）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8）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9）性欲减退。只要同时满足心境低落和以上任意4种症状，并且抑郁症发作持续两周以上，即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

抑郁性精神障碍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与分组

1.1.1病例资料选择我院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病例128例,根据罗马III标准[1]均由肠镜及B超等确诊为STC。其中门诊患者92例,住院患者36例。确诊后予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24项版)评分[7],87例评分≥8分,界定为STC伴焦虑抑郁障碍。87例中男38例,年龄47~71岁,平均 (62.40±3.17)岁;女49例,年龄54~69岁,平均 (63.00±4.12)岁。职业:干部30例,工人21例,家庭劳动者26例,农民10例。

1.1.2分组方法根据病例编号,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42例)、抗焦虑抑郁药物研究组(45例)。对照组中男18例,年龄47~70岁,平均 (61.40±2.67)岁;女24例,年龄54~69岁 ,平均 (62.70±5.02)岁,无病例失访。研究组中男16例,年龄49~70岁,平均(62.16±1.38)岁;女29例,年龄55~67岁,平均(61.93±3.54)岁,有2例于6~7周间失访。两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8周实施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的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两组在年龄、性别、病程、焦虑抑郁程度、便秘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1.2.1病例入组标准[5]在过去12个月中至少12周连续或间断出现以下2个或2个以上症状:排便费力(至少每4次排便中有1次);排便为块状或硬便(至少每4次排便中有1次);有排便不尽感(至少每4次排便中有1次);有肛门梗阻或(和)阻塞感需要用手操作(至少每4次排便中有1次);每周排便少于3次。

1.2.2排除标准肠道及全身器质性疾病及药物因素所致便秘;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患者依从性差,不能按时按量用药;使用其他影响耐受性判断的药物; 患者不愿意继续进行临床试验;病情严重恶化者;试验期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者。

1.2.3神经、心理功能评价各量表评定由本研究组中经过量表培训的3名医生完成,以保证测定的一致性。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单纯给予乳果糖口服液10 ml,每天3次,疗程为8周。研究组在给予相同剂量乳果糖口服液的同时,予帕罗西汀20 mg(葛兰素史克生产),每天1次(早餐后0.5 h),疗程为8周。患者均知情同意,并于治疗前、治疗后8周予肝肾功能、心电图和血常规检查,随时注意药物副作用。

1.4 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检测方法

采用瑞典CTD-SYNECTICS公司生产 的PC-Polygraf HR高分辨多道胃肠功能消化道检测仪检测肛门直肠动力功能,测压管头端带有1个气囊, 有8个灌注测压通道,每个距离0.5 cm,压力计算取各测压通道结果平均值。检查前3天停用胃肠动力剂和泻剂,不需任何肠道准备。取左侧卧位,将测压管缓慢插入直肠内,然后缓慢向外牵拉,记录直肠静息压、肛门括约肌压力,肛管、直肠屏障压(肛门括约肌压力—直肠静息压),将最后一测压通道置肛门括约肌处,嘱受检者用最大力量收缩肛门,记录肛门括约肌最大缩窄压,记录收腹、模拟大便等动作时肛门括约肌压力变化,记录模拟大便直肠和括约肌同步收缩发生率并计算压力增加或减低幅度,用50 ml注射器给气囊充气,以每次10 ml递增,计算记录受检者出现感知所注气的最低阈值、出现不可控制排便感或腹痛时的最大耐受量、随气量递增而直肠压力时限性增加之比即直肠顺应性。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先行方差齐性分析,再作两样本均数的t检验,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检验水准为 α=0.05。

2 结果

2.1 治疗反应

治疗8周末,两组患者的肝肾功能、心电图和血常规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与治疗前比较均无明显改变。对照组有口干1例、腹泻1例,研究组有口干1例、纳稍差3例,治疗初期思睡3例。程度均较轻,随着治疗症状逐渐消失。研究组有2例于6~7周间失访。治疗结束后对照组和研究组仍愿意继续服用原治疗药物者分别为59.5%(25/42)和88.4% (38/43)。

2.2 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功能变化

两组治疗前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功能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治疗前与治疗后8周相比, 肛门括约肌压力有所提高(P <0.05),直肠最低敏感量、直肠最大耐受量、直肠最大顺应性均有显著下降 (P <0.01),但直肠静息压、缩窄压、模拟大便括约肌净减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治疗后8周相比,治疗组肛门括约肌压力、直肠最大耐受量较对照组改变有显著性差异(P <0.05),直肠最低敏感量、直肠最大顺应性较对照组下降更显著 (P < 0.01),直肠静息压、缩窄压、模拟大便括约肌净减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附表。

注:1)治疗组治疗前后相比,肛门括约肌压力,P <0.05;2)两组治疗后相比,肛门括约肌压力,P <0.05;3)直肠最低敏感量,P <0.01;4)直肠 最低敏感量,P <0.01;5)直肠最大耐受量,P <0.01;6)直肠最大耐受量,P <0.05;7)直肠最大顺应性,P <0.01;8)直肠最大顺应性,P <0.01

3 讨论

目前研究表明[3,8],功能性胃肠病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内脏刺激的感觉反应与大脑情绪变化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神经系统与精神、情感关系密切的区域,如边缘系统、下丘脑和脑干内有大量5- 羟色胺(5-HT)能神经分布,脑内5-HT过多或过少均可导致失眠、感觉阈值改变、精神行为异常,内脏刺激的感觉反应可以影响大脑情绪和情感区域的变化,从而导致和(或)加重患者的抑郁情绪。因此STC发病机制不仅与肠道动力及感觉异常有关,还受精神心理因素的影响,应用抗焦虑抑郁药物可能有助于改善STC患者的症状及预后[9]。

本研究应用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帕罗西汀,试图通过治疗焦虑抑郁情绪改善STC患者的临床症状。SSRIs选择性抑制突触神经元对5-HT的再摄取,从而增加突触间隙中5-HT的浓度,对组胺和肾上腺素受体抑制作用轻微,抗胆碱能副作用和心血管副作用少而轻[10]。其中帕罗西汀半衰期为24 h,无活性代谢产物,安全性高,且没有镇静、头昏、全身乏力等副作用,有利于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适用于各年龄层、各种职业的患者。

胃肠道多种细胞内均有5-HT受体,包括肠嗜铬细胞、平滑肌细胞、分泌细胞和神经细胞。一般认为,肠腔扩张可激动嗜铬细胞分泌5-HT,胃肠道内被激活的5-HT受体可促使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CGRP),P物质(SP)和乙酞胆碱(Ach)等在胃肠道运动和内脏感觉方面起重要作用的神经递质释放, 进而影响胃肠道动力及内脏感觉[11]。5-HT受体激活可减少时相性收缩,增加推进性运动,缩短肠通过时间,降低内脏痛阈,在胃肠道感觉信号向中枢神经系统的传递过程中起重要作用[12]。这些生理功能可解释5-HT受体激动剂用于治疗STC的理由。另外,最近有研究显示[13],抗焦虑抑郁药物很可能通过治疗情绪障碍以外的途径发挥作用,它可以提高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HPA)轴的稳定性,减缓对应激的反应性,并可参与中枢认知功能的调节。因此,从理论上更有理由认为,帕罗西汀可通过对脑 - 肠互动联系中不同水平的交互作用发挥特殊的治疗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治疗组治疗后8周肛门括约肌压力有所提高,直肠最低敏感量、直肠最大耐受量、直肠最大顺应性均有显著下降,分析抗焦虑抑郁药物可能通过减轻盆底肌群的紧张度,降低患者直肠感觉阈值,从而减少肛门直肠矛盾运动,改善直肠肛管运动协调性。周丽荣等[14]研究发现,直肠初始感觉阈值和最大耐受容量与焦虑抑郁呈正相关,焦虑情绪与排便时直肠肛管运动协调性紊乱相关。这进一步说明帕罗西汀抗焦虑抑郁干预对改善STC患者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功能的有效性。精神心理因素与胃肠道动力和感觉通过脑肠轴相互影响:精神心理因素通过大脑皮质影响下丘脑及自主神经系统,从而影响肠动力和内脏感觉功能;内脏刺激的感觉反应与大脑情绪变化之间存在相关性,内脏刺激的感觉反应可以影响大脑的情绪和情感区域的变化,从而导致和(或)加重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因此,在治疗STC患者时需注意焦虑抑郁障碍的筛查,及时应用帕罗西汀等抗焦虑抑郁药物干预[15],这对改善STC患者肛门直肠运动和感觉功能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广泛存在于STC患者中,而且是STC的病理生理基础之一。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对于STC患者,有必要将焦虑抑郁的评价列入到常规诊疗过程中,对于伴有情绪障碍的患者应该在肛肠专科治疗的同时及时予以抗焦虑抑郁药物的干预,从而打断情绪障碍与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障碍之间的恶性循环。至于药物治疗的疗程及长期疗效将有待于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扩大样本、延长研究时间、完善监测指标等进一步跟踪研究。

摘要：目的 探讨抗焦虑抑郁药物对慢传输性便秘(STC)伴焦虑抑郁障碍患者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为STC的规范化综合治疗提供临床帮助。方法 选择STC病例128例,予HAMD评分,87例评分≥8分界定为STC伴焦虑抑郁障碍。随机分为对照组(42例)、抗焦虑抑郁药物研究组(45例),对照组予乳果糖口服液10 ml,每天3次,8周,研究组相同剂量乳果糖口服液的同时予帕罗西汀20 mg/d,8周。两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8周实施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的检测。结果 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研究组有2例于6~7周间失访;两组治疗前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功能各指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治疗前后相比,肛门括约肌压力有所提高(P<0.05),直肠最低敏感量、直肠最大耐受量、直肠最大顺应性均有显著下降(P<0.01),但直肠静息压、缩窄压、模拟大便括约肌净减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8周相比,治疗组肛门括约肌压力、直肠最大耐受量较对照组改变有显著性差异(P<0.05),直肠最低敏感量、直肠最大顺应性较对照组下降更显著(P<0.01),直肠静息压、缩窄压、模拟大便括约肌净减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有必要将焦虑抑郁的评价列入到STC患者常规诊疗过程中;对于伴有情绪障碍者应及时予抗焦虑抑郁药物的干预,从而打断情绪障碍与肛门直肠动力和感觉障碍之间的恶性循环。

抑郁性精神障碍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7年6月至2008年4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神经内科住院、门诊的患者,年龄>60岁且符合DSM-Ⅳ抑郁症诊断标准,HAMD≥17分。排除存在其他精神疾病,有酒精及药物等物质滥用史,简易智能量表<24分的患者。将以上患者分为两组:早发性抑郁复发组及晚发性抑郁组。每组均为30人。

1.2 方法

收集患者流行病学资料。收集主要血管危险因素采用Framingham研究方法评分[2],如糖尿病史、高血压病史、房颤病史、吸烟史、脑血管病史等。执行功能评定[3]:(1)Stroop色字干扰测验(Stroop colorword interference test,CWI):SIE耗时数及SIE错误数反映干扰量;(2)言语流畅性测验(Verbal Fluence,VF)。根据统一的指导语,受过专业培训的同一医师完成以上测验。

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完成所有数据统计。

2 结果

2.1 血管危险因素

血管危险因素应用Framingham研究评分方法。晚发性抑郁组血管危险因素评分值(6.2±1.83)均高于早发性抑郁复发组(8.0±1.70),P值为0.006(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执行功能

晚发性抑郁组的SIE耗时数、错误数及词语流畅性分值均高于早发性抑郁复发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多项研究发现晚发性抑郁患者存在较多的血管危险因素及脑血管损害的客观证据,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脑MRI可见皮质下白质高信号及静息性卒中[4]。本研究发现,晚发性抑郁组患者的血管危险因素得分高于早发性抑郁复发组。这一结果提示,与早发性抑郁复发组相比,血管危险因素在晚发性抑郁的发病机制中可能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晚发性抑郁是抑郁症中的一个亚型,可能是由于多种血管危险因素所致血管损伤后引起的脑损害的结果。Alexopoulos[5]及Krishnan[6]等提出“血管性抑郁”假说,认为血管损害在晚发性抑郁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也支持该假说。然而目前关于血管危险因素与晚发性抑郁的发病之间因果关系尚未得到证实,多数是相关性的研究,首先,在晚发性抑郁症患者中,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较高,其次,血管性疾病和抑郁症可能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学过程[7,8]。然而在血管危险因素与抑郁症的发病相关性研究中发现冠心病、房颤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与抑郁症有相关性[9,10]。遗传因素在早发性抑郁较为重要,且多伴有神经质人格,老年期复发多与负性生活事件、不良的社会支持有关,而血管损害因素较少。

晚发性抑郁患者多数伴有比早发性抑郁更为显着的认知功能损害,痴呆的发病风险增加。Rapp等对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研究发现,早发性抑郁患者以情节记忆障碍为特点,晚发性抑郁患者则以执行-注意功能障碍为特点[11]。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执行功能方面,晚发性抑郁与早发性抑郁复发组之间存在差异,与早发性抑郁复发组相比,晚发性抑郁组的执行功能障碍更为显著。研究证实,引起前额叶-纹状体环路功能失调的疾病可导致抑郁和执行功能障碍的发生[12]。因此,有学者提出抑郁-执行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假说[13],晚发性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可能与前额叶-纹状体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本研究并没有涉及执行功能之外的认知功能评价,故未能完全验证Rapp等的研究结论。

随着老年人群不断增加,医师将面临更多的老年抑郁症诊断和治疗的挑战。早发性抑郁复发的患者可以根据既往病史,遗传史,神经质特征及明显的情绪障碍,识别相对较容易,长期的心理干预,加强社会支持可能会较少其复发的风险。而对于晚发性抑郁,抑郁症状不突出,识别较困难,应进行全面认知功能的评价,早期识别晚发性抑郁的患者,高度重视非药物治疗如认知行为治疗,对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痴呆的发生及减少自杀的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需要临床医师评价血管危险因素以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低盐低脂饮食,严格控制血管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和戒烟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摘要：目的 比较晚发性抑郁与早发性抑郁复发的血管因素和执行功能障碍的特点。方法 对早发性抑郁复发组及晚发性抑郁组,用Framingham研究评分方法收集主要血管危险因素、Stroop色字干扰测验及言语流畅性测验评定执行功能。结果 晚发性抑郁组血管危险因素及执行功能损害分值均高于早发性抑郁复发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与早发性抑郁复发组的患者相比,晚发性抑郁组的血管因素较多,执行功能障碍较为突出。

老年抑郁精神障碍的临床研究 篇5

关键词：老年住院患者,抑郁,心理支持,文拉法辛,氟西汀

随着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也成为精神性疾病的高发人群[1], 而且在综合医院十分常见。由于抑郁可加重躯体疾病的痛苦, 其症状多样化, 表现不典型, 易造成漏诊误诊, 据文献报道在我国综合医院门诊中, 抑郁症状能被内科医师识别者仅占1/4[2]。为此笔者在综合医院开展此项研究, 对促进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克拉玛依市2006年3月-2008年3月在中心医院干部病房/老年科住院的老年躯体疾病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 (1) 年龄≥60岁 (69.28±3.68) 岁; (2) 意识清楚、检查合作; (3) 无智能障碍; (4) 无阳性精神障碍的个人史和家族史; (5) 既往无使用抗抑郁类药物史, 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6) 躯体疾病以近期主要疾病住院为主 (因老年人患多种疾病) 。排除:使用可能引起抑郁症状相关的药物:如洋地黄类、普鲁卡因、脂溶性的β-受体阻断剂、西咪替丁、异烟肼、化疗药和激素类药物。评定员由2位经过培训的固定工作人员 (主治医师) 担任, 对286例内科躯体疾病患者中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 (SDS) [3]进行初筛, 对总粗分>40分的患者采用汉密顿量表 (HAMD) [4]将病情严重程度评分, 对总分≥18分以上者99例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 (CCMD-3) 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5]的前3项。按照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文法拉辛组38例, 氟西汀组24例和对照组37例。3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疾病严重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文拉法辛组每天晨服文拉法辛缓释胶囊75mg (怡诺思, 美国惠氏公司) ;氟西汀亚组每天晨服氟西汀分散片 (百忧解, 美国礼来公司) 20mg;对照组在躯体疾病治疗方案的基础上给予心理支持, 疗程8周。于治疗前和治疗2、4、6、8周末采用HAMD评定其临床疗效。并随访血常规、血脂谱、肝肾功能。测血压与体质量指数 (BMI) 及留取晨尿化验尿常规和心电图检查, 观察2种抗抑郁药物对代谢的影响。3组患者酌情适量给予阿普唑仑0.4～0.8mg口服, 每晚1次。评定老年躯体疾病伴抑郁障碍患者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支持的临床疗效。

1.3 疗效判定

在前8周 (急性期) 治疗阶段 (第2、4、6、8周末) 和为期24周的巩固治疗阶段, 分别用SDS和HAMD 17项量表评定疗效。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overline{x}\pm s$表示,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治疗前后SDS评分

文拉法辛组和氟西汀组治疗后SDS评分为 (44.72±8.67) 分低于治疗前的 (56.98±6.92)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对照组治疗后SDS评分为 (53.12±6.91) 分低于治疗前的 (58.18±6.87) 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治疗前后HAMD评分

治疗后各组与治疗前相比HAMD评分持续显著下降 (P均<0.01) 。文拉法辛组HAMD评分在治疗各周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或P<0.05) , 治疗4周后显著低于氟西汀组 (P<0.01或P<0.05) 。治疗4周后氟西汀组HAMD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1。

2.3 抗抑郁药物临床疗效

治疗8周后, 以病情严重程度 (CGI-SI) 评分评价疗效。文拉法辛组治疗后CGI-SI评分为 (1.55±0.68) 分低于治疗前的 (3.87±0.85) 分;氟西汀组治疗后CGI-SI评分为 (1.56±0.72) 分低于治疗前的 (3.94±0.84) 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P<0.05) 。2组治疗前后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4 对代谢的影响

文拉法辛组和氟西汀组在治疗前与治疗后8周BMI及血脂中总胆固醇 (TCH) 、三酰甘油 (TG) 、高密度脂蛋白 (HCL-C) 和低密度脂蛋白 (LCL-C)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1;与文拉法辛组比较, #P<0.05, △P<0.01;与对照组比较, ▲P<0.01, ☆P<0.05

3讨论

本临床研究通过使用SDS对老年躯体疾病伴抑郁综合征的筛查, 发生率为34.67%。与国内相关报道相符。朱紫青等[6]报道内科住院患者患有抑郁障碍者占22%～33%。邓雪峰等[7]调查老年住院患者伴抑郁症者占26.2%。李卫媛研究表明:老年保健机构或一般住院患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高于社区老年人。

本文发现身患多种躯体疾病和病程长者精神障碍较突出, 可能与老年人躯体不适-抑郁-躯体化有关。抑郁可能是躯体疾病的一种直接后果 (反应性的精神障碍) 。由于抑郁可加重躯体疾病的痛苦。采用心理支持联合抗抑郁药物, 给予SSRIs类氟西汀分散片, 通过单一抑制5羟色胺 (5-HT) 再摄取蛋白, 从而升高5-HT的突触浓度。还应用具有抑制5-HT和去甲肾上腺素 (NE) 重吸收的双受体作用的SNRI类文拉法辛缓释剂, 通过提高突触间隙中5-HT的含量, 同时迅速下调肾上腺素β-受体, 从而改善5-HT和NE功能不足而带来的抑郁障碍发挥抗抑郁作用。结果表明, 心理支持联合抗抑郁剂文拉法辛或氟西汀较单用心理支持疗效好, 单纯心理支持治疗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研究显示, 治疗2周, 文拉法辛组HAMD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或P<0.01) , 治疗4周氟西汀组HAMD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急性期文拉法辛组的抗抑郁作用优于氟西汀组, 治疗4周后文拉法辛HAMD评分明显低于氟西汀组 (P<0.05或P<0.01) , 与周敏娟[8]报道一致。BMI及血脂中TCH、TG、HCL-C和LCL-C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抑郁性精神障碍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2013年4月—2013年5月收治糖尿病精神抑郁障碍患者83例, 男43例, 女40例, 年龄42岁~84岁, 平均年龄为 (63±1.0) 岁。按照护理方法不同划分为2组, 对照组38例, 研究组45例, 2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用作分析比较。

1.2 临床表现

无强烈的生活信心, 有自杀倾向, 悲观失望, 少言寡语, 情绪低落, 不能集中注意力, 感觉记忆力下降, 坐立不安, 不能入睡, 治疗依从性不良等。

1.3 方法

均先给予患者采用糖尿病药物治疗、抗抑郁药物治疗, 对照组患者采用基础护理,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结合入院指导、和谐护患关系、健康宣教、饮食护理、运动锻炼以及必要的家庭支持等心理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1.3.1 入院指导

在患者入院后, 护理人员带领患者熟悉病房环境, 以及相关生活设施的使用操作方法, 并向患者介绍主管医生, 消除患者的紧张恐惧, 便于患者以最佳的心理状态配合治疗。

1.3.2 和谐护患关系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 耐心倾听患者诉说, 让患者释放不良的心理情绪, 并给予患者鼓励支持, 增强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 有利于主动配合接受治疗。

1.3.3 提高护理人员专业素质水平

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 应掌握熟练的技术操作, 以及专业的护理知识。加强对医护人员职业素养的培养, 提高医护人员自身的责任感。在安排病房时, 将抑郁评分低、依从性良好的患者安排在一个病房, 有利于通过患者之间的交流, 提高患者成功治疗的信心[2]。

1.3.4 争取获得患者家属的家庭支持

糖尿病精神抑郁障碍患者因情绪低落, 悲观抑郁, 其正常的生活以及工作受到影响, 加上治疗的费用较高, 经济负担较大, 这会加重患者的抑郁。患者家属应给予患者支持鼓励, 通过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交流, 缓解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 改善消除抑郁。医护人员应与患者进行沟通, 使患者明白家属的重要性, 以及家属对自己的关怀, 有利于消除其负性情绪。

1.3.5 给予患者必要的饮食以及运动指导

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制定适合患者的生活计划, 同时还应在医护人员的辅助下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叮嘱患者戒烟戒酒。且医护人员还应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 制定适合患者的运动计划, 增强患者的机体免疫力。

1.3.6 健康宣教

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以及具体病情制定适合患者的健康宣教方式, 耐心向其讲解疾病发生的原因、如何有效测量血糖、如何预防以及治疗急性并发症, 同时也可发放关于糖尿病的健康资料, 提高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 有利于其更加主动地配合护理。

1.4 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

对比2组患者干预前后BECE评分以及血糖水平变化情况。所选取的患者均接受BECE评估, 内容为21项, 设置四个选项, 采用4级评分法 (0~3分) , 患者要独立操作完成, 不受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 每次测定要在10 min内完成。总数小于10分表明无抑郁症状, 10~15分为可疑抑郁, 15~25分为确诊为抑郁, 大于25分为中等抑郁或严重抑郁。据调查资料统计, 随着患者病程不断增加, 年龄增加, 抑郁的发病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3]。

1.5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患者治疗前后的BECE评分情况比较

护理前, 对照组为 (22.1±2.5) 分, 研究组为 (23.0±2.2) 分;护理后, 对照组为 (18.6±2.7) 分, 研究组为 (11.9±2.1) 分。护理后2组患者的评分均有明显改善, 且研究组改善情况明显明显优于对照组 (t=10.28, P<0.05) 。

2.2 2组干预前后的血糖变化情况比较

实施护理后, 2组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均有明显改善, 且研究组改善优于对照组 (P<0.05) 。见表1。

3 讨论

糖尿病为临床一种常见多发的代谢性疾病,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的不断变化发展, 该疾病的发病率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且其为一种慢性疾病, 多伴随患者终身, 长期处于患病状态, 不仅会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 同时会给其心理上造成较大的负担, 患者多有抑郁、焦虑等不良心理, 不利于患者身体健康的早日恢复。因此,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施治疗, 并结合系统的心理护理干预, 对于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效果显著。本次研究中, 研究组患者实施护理后, 患者的抑郁评分以及血糖水平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因此, 采用心理护理, 可有效改善糖尿病精神抑郁障碍患者不良心理情绪, 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值得应用推广。

参考文献

[1]杜献.小组心理干预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妊娠结局的影响[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4, 11 (14) :2069.

[2]赵晶.2型糖尿病患者焦虑和抑郁现状及危险因素的研究[J].中国糖尿病杂志, 2014, 22 (7) :615.

抑郁性精神障碍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2012年12月~2013年2月的1000例门诊患者进行焦虑自评量表 (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 的问卷调查 (表1) 。

1.2 诊断标准

焦虑自评量表 (SAS) 总分超过40分可考虑筛查阳性, 分数越高, 反映焦虑程度越重。抑郁自评量表 (SDS) 总分超过41分, 可考虑筛查阳性, 抑郁严重指数=总分/80, 指数范围为0.25~1.0, 指数越高, 反映抑郁程度越重[1]。

1.3 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 的问卷调查随机发放的方法, 对我院门诊患者进抑郁行与焦虑调查, 发放问卷1000份, 回收率95.0%, 有效率96.0%。数据录入Microsoft Excel核对无误后, 以率和构成比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焦虑障碍的识别

调查显示:男性患者焦虑障碍以烦躁、疲劳、尿频、失眠为主要表现, 女性患者焦虑障碍以担忧、紧张、失眠为主要表现 (表2) 。

(“-”很少有此表现, “-/+”很少或者偶有此表现, “+”有时有此表现, “++”大部分时间有此表现, "+++"绝大多数情况下有此表现。)

2.2 抑郁障碍的识别

女性抑郁障碍患病率 (7.63%) 大于男性抑郁障碍的患病率 (4.42%) 。调查研究显示:抑郁障碍阳性筛查结果提示抑郁障碍与躯体疾病的有关, 肿瘤科抑郁障碍患病率 (15.87%) 排在首位, 其次是妇产科抑郁障碍患病率 (12.50%) , 心血管内科 (8.96%) (表3) 。

2.3 焦虑和抑郁障碍的共病现象

1989年Campell精神病学词典的定义为:共病指在同一患者同时存在或患有一种以上的疾病[2]。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的共病现象是以精神心理疾病与精神心理疾病共病的形式存在的。2.96%的患者存在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共病现象, 此种现象相对少见。

3 讨论

WHO所提出的21世纪的医疗保健发展重点之一是“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3], 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是常见的精神心理卫生问题, 需广大的非精神科医生共同关注, 共同提高人民的健康及心理卫生。焦虑、抑郁症状危害性极大, 既可单独存在, 也可同时并存或先后连续表现出来[4], 为此, 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的阳性筛查极为重要, 同时, 卫生部门应该加大对焦虑和抑郁障碍知识的宣传, 避免大众走入与精神病划等号的误区, 耽误诊治。

焦虑障碍具有高度变异性, 表现为:敏感焦虑, 无诱因的担忧, 心烦意乱, 发抖、肌肉紧张、出汗, 头重脚轻, 心悸、头昏、上腹不适, 易疲劳, 尿频, 失眠噩梦。其中主要以无诱因的担忧为主要表现, 其中, 女性患者围绝经期焦虑障碍较明显, 同时出现多种症状, 但往往容易被医生忽略, 未引起明显关注。焦虑障碍的患者亦可无典型的焦虑障碍的表现, 仅以躯体不适为主要表现, 各项检查结果均显示阴性, 为此应排除其他躯体疾病。

研究表明:目前认为抑郁障碍的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兴趣缺乏和快感缺失, 可伴有躯体症状、自杀观念[5]。主要表现:情绪低沉 (清晨明显) , 想哭, 头昏, 失眠, 疲乏, 易生气, 犹豫不决, 兴趣减退, 想自杀, 个人无用论等, 但患者常常多合并有内外科疾病, 特别是肿瘤科 (患病率15.87%) 、妇产科 (患病率12.50%) 表现明显, 其中女性抑郁障碍患病率 (7.63%) 大于男性抑郁障碍的患病率 (4.42%) 。现综合医院对患者的抑郁障碍多误诊漏诊, 常见的原因有: (1) 抑郁症状表现较为隐匿; (2) 抑郁障碍表现为躯体不适为主要表现; (3) 非精神科医生知识经验不足; (4) 病人对精神卫生疾病的逃避。建议医生和患者共同努力改变精神心理卫生不重视的格局。

综上所述, 综合医院综合门诊的躯体疾病, 常常与精神心理卫生疾病相伴随, 但非精神科医生一旦确诊相应躯体的疾病, 就忽略了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诊断, 特别是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的早期症状, 更容易被认为是躯体疾病所致。现综合医院门诊看病多数需排队等候看病, 建议在候诊期间给患者发放焦虑自评量表 (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 的问卷, 让患者了解自身状况的同时, 帮助非精神科医生进一步诊治, 避免出现漏诊现象。对精神心理卫生疾病我们应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期心理干预及药物支持治疗, 同时有利于躯体疾病的康复。

参考文献

[1]姚树桥.医学心理学[M].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6:93-94.

[2]Leifor R.The medical model as ideology[J].Int J Psychiatry, 1970, 9 (1) :12-21.

[3]Prince M, Patel V, Saxena S, et a1.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J].Lancet, 2007, 370 (9590) :859-877.

[4]袁勇贵, 吴爱琴, 张心保.从焦虑和抑郁的关系谈共病的诊断.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M].2001.28 (1) 17-l9.

抑郁性精神障碍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本院2013年8月~2015年8月收治的1 2 8 例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纳入标准:(1)符合CCMD-3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诊断标准;(2)发病病程不足3年;(3)无合并影响心境状态的其他内科疾病;(4)近期无抗抑郁药物应用史;(5)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64例。对照组患者中男38例,女26例,年龄2 0~51岁,平均年龄(32.6±8.6)岁,病程1~3年,平均病程(1.5±0.4)年;观察组患者中男37例,女27例,年龄21~50岁,平均年龄(32.9±8.9)岁,病程1~3年,平均病程(1.6±0.5)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组后均停用既往服用精神药物2 d,而后分别给予不同方案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富马酸喹硫平片(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10117),初始口服剂量为25 mg/次,2次/d,而后每隔1日增加25 mg,维持剂量为200 mg/次,2次/d;应用碳酸锂片(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43020372),饭后口服500 mg/次,2次/d,连续用药治疗8周。观察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联合应用氟西汀与奥氮平,选用盐酸氟西汀胶囊(PATHEON FRANCE,国药准字J20130010),口服20 mg/次,1次/d;奥氮平片(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10799),口服10 mg/次,1次/d,连续治疗8周。

1.3 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1)疗效评定标准:治疗后抑郁与躁狂症状均显著改善为显效,治疗后相关症状有所好转但存在不良反应表现为有效,治疗后抑郁及躁狂均无缓解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2)症状评分:分别在治疗前、治疗2周与8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与Bech-Rafaelsen躁狂量表(BRMS)对患者进行症状评估,HAMD评分≥17分为明显抑郁,BRMS评分≥10分为明显躁狂。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为96.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9.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为常见三大精神疾病之一[4],主要以情感障碍为发病特征,在患病过程中交替出现抑郁与躁狂两种情绪障碍,其中单项抑郁发作与抑郁合并躁狂发作最为常见,而单项狂躁症状发生几率相对较低[5]。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伴随较高的自杀风险[6],疾病临床诊断难度与疾病复发率均较高[7],进而尽早确诊并给予合理治疗方案尤为重要。目前,双相情感性障碍患者主要以心境稳定剂为基础治疗方法[8,9],伴随精神科医疗技术发展,抗抑郁药物也不断应用于发病患者中,但该类药物治疗的合理性与安全性均存在争议[10]。国外研究学者[11]表示针对双相Ⅰ型障碍患者需深入重视稳定抑郁心境,治疗过程中务必积极应用抗抑郁药物,相关研究[12,13]也认为联合给予抗抑郁药物治疗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起效速度较快,且临床治疗效果更好,但也有部分报道认为服用抗抑郁药物后可形成明显的转躁作用,导致患者躁狂心境发作。目前,临床所应用的抗抑郁药物种类较多,患者服药后均能迅速缓解抑郁症状,但作者认为由于其药物作用不同于其他精神振奋剂,并不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正常情绪。

本次研究中针对64例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在心境安慰剂基础上联合应用抗抑郁药物,其中氟西汀主要为5-HT在摄取抑制剂类(SSRI)药物,能够对中枢神经元5-HT再摄取进行抑制,从而稳定抑郁心境,奥氮平对人体内多巴胺、胆碱、5-HT等均有拮抗作用,通过对多受体系统发挥作用而抑制抑郁症状。本组患者经抗抑郁药物治疗2周与8周的HAMD评分均显著低于未行抗抑郁药物治疗患者,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也明显较高,表现抗抑郁药物的应用能够更迅速稳定抑郁心境,改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观察组患者在治疗2周与8周的BRMS评分也明显低于对照组,表现其躁狂症状表现相对较轻,提示本组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物后并无未形成转躁作用。另外,两组患者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基本相当,证实临床应用抗抑郁药物有良好的安全性,具备临床用药可行性。但综合临床实际情况,作者认为针对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给予药物时务必同时联合心境稳定剂,并且抗抑郁药物服用时间不易过长,务必控制于5个月以内,在用药过程中仍需持续观察患者躁狂反应,定期开展躁狂症状相关评分,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及时给予针对性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