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体制改革

经营体制改革（精选十篇）

经营体制改革 篇1

1 中国林业经营管理体制现状

目前,中国林业的经营管理体制仍沿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所谓森林分类经营,又称森林多效益主导利用经营,即以发挥某一林种某一效益为主,兼顾其它方面效益的经营模式[1]。它是根据社会对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两大需求,按照森林的商品性和社会性相应把森林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并按照各自特点和规律运营的一种林业经营体制和发展模式。多年来,在林业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下,我国林业却未能实现建立林业生态体系和满足人们对林产品需求的目标,一方面是大量全伐后留下的无人培育的荒山,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一方面是紧张的林业产品供应。实践证明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不符合中国林业发展的要求,中国林业亟待建立起既符合国情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新经营管理体制。

不久前,国家林业局贾治邦局长在《拓展现代林业三大功能、构建三大体系》中指出:在新形式下,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林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全面推进现代化林业建设,拓展林业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构建森林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森林文化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用建设现代化林业的理念,建立一套既符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新体制[2]。近年来,以江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代表的国有林场改革、林业采伐制度改革等林业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经营管理模式的束缚,建立全新的经营管理体制,要实现林业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的统一,构建林业森林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森林文化体系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2 传统森林分类经营体制弊端导致的困境

传统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本身存在大量弊端,这种不符合中国国情,严重滞后于现代林业发展要求的体制,在现代林业发展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处处捉襟见肘,陷入困境。

困境一,传统林业体制因本身先天不足而导致顾此失彼。这种体制本身的先天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突出性的重视森林经济效益的实现,忽略了其它各种效益的同等重要性;第二,只片面强调了技术性,忽略了操作性;第三,只注重森林的自然性,忽视了森林的社会性;第四,行业局限性强,就林论林,没有“跳出林业看林业”。诞生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森林分类经营模式,一直担负着两大基本任务:1)为社会提供木质产品及其它林产品;2)改善生态环境。但事实上,由于多年来深受森林分类经营体制的影响,中国林业更侧重奉行以木材生产为中心,重采轻造、集中过伐现象十分普遍,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林产品供不能满足于求,森林分类经营管理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

困境二,传统林业体制不适宜现行行政管理体制。1)由于林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山上的树木至少要10 a才能成材,而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一任领导任期最多5 a,甚至不到3 a,这一矛盾决定了林业经营管理中只砍不种、或者只种不管、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必然产生;2)林业管理运行机制也存在弊端,林业的运行经费不是主要来自财政支出,而是大量来源于林产品的生产,不砍林木就不能解决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3)《森林法》虽然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实际上森林资源由森工企业控制,各森工企业负责辖区内森林资源的管理、保护、培育和开发利用,即营林、采、运混同[3]。营林、采、运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由于营林生产消耗大量成本和利润,而采、运则为企业创造利润,因此重采运而轻营林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后果是造成营林生产投入不足,管理混乱,森林资源质量的下降,生态状况的日益恶化。这是目前林地资源能效低、质量低的根本原因所在。

困境三,林业主管部门对林木生产流程管理流于形式。由于操作的不确定性,管理手段鞭长莫及,绝大多数流于形式。例如林木采伐,从采伐作业设计——采伐区域活立木计算——招投标确定采伐承包人——采伐强度管理——木材运输方量检查核实等,整个过程环节多,无一不存在变数,根本无法管理到位,所以超强度采伐、超方量运输、偷税漏税、行贿受贿等不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4]。

困境四,缺少完善的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办法。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就必须首先进行森林分类管理,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完善的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办法,也没有按林业的商品性和社会性的区别去实行不同的经营管理办法,而是在经营管理上统一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之下,按同样的体制、模式与方法去经营管理,因而带来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林产品需求的矛盾;生态保护和林业开发建设的矛盾;投入不足与产品需求的矛盾;公益林建设与林农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国有林场转制问题;林地扭转问题等。

以上这些都是当前深化林业体制机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林产品的有效供给与人们在林业方面不断增长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需求,而如何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效满足人们对林产品需求便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的解决林产品的供给,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林地资源应该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来配置和利用,以满足市场对各种林产品的需求,而不应该由林业主管部门通过森林分类经营的运行机制来分配资源。因此,突破林业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瓶颈是深化林业体制改革的“牛鼻子”。

3 中国林业摆脱传统管理体制困境的出路——建立林权分类经营管理体制

3.1 林权分类经营管理的概念

林权分类经营管理,是指以林权为核心,根据林权属性的不同而赋予不同的职责和发挥不同的作用,来实行不同的管理,实现不同的效益,满足社会对林业不同需求的一种经营管理模式,它是以林权体制成功改革为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林业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适应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构建森林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森林文化体系,充分发挥林业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一种经营体制和发展模式。

随着林权体制改革的成功实现,建立以林权为核心的林权分类经营管理体制,给国有、集体和个体3类不同性质的林权赋予了不同的使命,构建我国林业森林生态系统、林业产业体系和森林文化体系,其模式为以国有林权来构建森林生态体系,以集体林权和个体林权来构建林业产业体系,由林业主管部门统筹、实现林业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的统一。

3.2 建立林权分类经营管理机制的可行性

3.2.1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发展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微观经济活动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的职责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森林分类经营是通过林业主管部门,依靠计划手段分配林业资源为社会提供林产品,这是与市场经济规律想违背的,它不能灵敏的反应市场需求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因而满足不了市场日益增长的林产品需求。林权分类经营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规划出一部分林权为国有林权,用于确保国家基础生态的安全,同时规划出一部分林权为集体和个人林权,将这一部分林地推向市场,让企业和经营大户等市场主体去根据市场的需求配置林业资源,生产各种林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要,确保林产品的社会供给。

3.2.2 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地域辽阔,资源分布、人口分布以及经济发展均不平衡,行政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这些因素都告诉我们在林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类管理。林权分类管理正是根据这一特点,将承担生态建设任务的林业用地用国有林权的形式固定下来,依法保护森林生态的安全,而将另一部分林业资源划为集体和个体林权,让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对林产品的需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可以避免在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里开展林木生产活动而导致森林生态的恶化,同时也能避免把那些生态保护价值一般,林产品生产有利的区域划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其它特种林保护起来,浪费资源和资金,降低环保投入能效。3.2.3林权制度成功改革为林权分类铺平道路。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实现,为全国进行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范例,国务院决定2009年在全国全面推行林权制度改革。通过林权制度改革,明晰林业产权,才能为林地的流转创造前提条件。林农的自留山并不等同于耕地,因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不够发达,不能完全覆盖农村,农民的生活生产保障主要依赖分配给自己的耕地,因此耕地承担了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和功能,这正是农村耕地难以流转的根本原因,也是在进行征地拆迁过程中引发许多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而林地目前并不影响广大林农的生存问题,只是林农增加收入的一条途径,因此林农的自留山完全可以流转,这为林权分类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3.2.4 国家生态的积极投入提供重要保障。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建设投入,并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仅2008年中央财政就下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达344 569万元,补偿重点公益林4 594.25万hm2[5]。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自身的财力,对公益林给予生态补偿。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为林权分类经营,建立国家基础林业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力保障。

3.2.5 林权分类经营管理在体制机制上为国有林场改革创造条件。

目前各地国有林场改革试点,为林权分类经营管理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其中东北、内蒙古国有森林资源分局的成立和试点的进行,改变了以往森工企业既是森林资源管理者,又是森林资源的经营者,自管自营,森林资源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不分,管理上资产主权缺位、职责不清、管理效益低下的局面,基本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体制上理顺了森林资源管理工作。但从试点运行看,改革试点的机制束缚,还不能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达不到拓展林业三大功能,构建林业三大体系的目的。这进一步说明改革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建立林权分类经营管理机制势在必行。林权分类经营管理机制的建立,为国有林场改革从体制机制上创造了条件,为国有林场改革找到了一条新途径。

3.3 林权分类办法

要实行林权分类经营管理,首先要在服从全国总体布局的前提下,以省为单位做好森林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的总体规划,按区域将林权归为3类:1)将规划为森林生态体系建设范围内的林权划分为国有林权,将区内的集体林权和个体林权通过赎买或置换的方式,实行国有林权管理,规划面积占全省林地的30%~40%左右,由自然保护区、国有林权管理局、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形式进行管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管护责任;2)将规划为林业产业体系建设范围内的林权划分为集体林权和个体林权,区内国有林权通过公开拍卖或置换、参股的方式,实行集体林权和个体林权管理,规划面积占全省林地60%~70%左右,集体林权和个体林权承担建立林业产业体系的责任,由企业和经营大户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经营,以满足社会对林产品的需求;3)区内的个体林权按个人意愿进行参股、公开拍卖、自主经营或联户经营,但是国家对集体和个体林权的经营管理要有一定的鼓励和限制政策,避免林地的荒芜。

现有国有林场的转制分3种情况处理:1)将处于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域,条件较好的国有林场直接转制为国有林权管理局,实行人员分流,留一部分为管理人员和护林人员,一部分人员实行货币安置;2)生态保护价值较小的林场,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将其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集体林权企业;3)具有生态保护价值,转制难度较大的国有林场分2步走,先限产,等具备条件后再转为国有林权管理局。

如此3类不同性质的林权,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发挥不同的作用,产生不同的效益,构建起我国现代林业的森林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森林文化体系的基本框架,实现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高度统一。而林业主管部门也要积极职能转变和调整,承担林业生态文化建设和传播的任务,对承担生态责任的国有林权进行管理,对承担林产品供给的集体林权和个人林权从规划、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

3.4 制定和调整法规政策,推进林业建设法制化

制定和调整法规政策,以适应我国现代化林业建设发展的需要,为林业的长足发展保驾护航:1)修改《森林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推进林业体制机制的改革;2)制定国有林权管理办法,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保护的有效性;3)制定集体林权管理办法,一方面依法保护集体林权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依法惩处荒芜林地的不法行为。例如对2 a内不种植者征收荒芜费;3 a内不种植,5 a不成林者(用林木郁闭度来衡量),依法收回林权,由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公开拍卖;4)制订集体林地使用税和林权交易税制度,税收用于生态建设和管理;5)建立林业产业交易中心,为林权交易提供平台。充分发挥林业产权交易中心的作用,使林木资产和林地使用权的交易常态化;6)对企业和大户生产经营的林地以积极的政策鼓励,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建立林木采伐报告制度,取消林木采伐审批制度。种植什么,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候采伐,一切都由经营者自行安排。

3.5 转变职能,调整林业主管部门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建立林权分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林业主管部门成为国家基础生态建设的承担者和管理者,是林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的指导者和服务者,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和传播者,为此,林业主管部门也要积极职能转变和调整,承担林业生态文化建设和传播的任务,对承担生态责任的国有林权进行管理,对承担林产品供给的集体林权和个人林权从规划、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李燕玲.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问题的思考[A]//2004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C].2004.

[2]贾治邦.拓展现代林业三大功能、构建三大体系——论推进现代林业建设[J].林业经济,2007(8):3-7.

[3]张志达,刘永红.从国有林采伐局到国有林管理局的嬗变——关于新疆青海天保工程森工企业转型改制的调研[R].林业要情,2009.

[4]李锴,张明.我国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A]//2004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C].2004.

我市渔业经营体制改革调研措施 篇2

我市渔业经营体制改革调研措施2010-06-29 18:51:47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我市渔业经营体制改革调研措施我市渔业经营体制改革调研措施(2)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海洋渔业经营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股份合作制成为海洋捕捞业的“一统江山”，且创造了我市渔业最辉煌的时期，30年间，渔业产量、产值翻了三番多，跻身于全省“渔业十强”县（市）行列。尽管目前沿海各地海洋捕捞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出现萎缩与下降趋势，但我市仍保持一定的自身优势。

为振兴渔业经济，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持我市海洋渔业持续发展，我们

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全市海洋捕捞业经营体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剖析，旨在抛砖引玉。

一、公司式渔业经营体制的由来

**是传统的海洋渔业大县（市），海域辽阔（所辖海域面积达3037多平方公里，为陆域的倍），渔业生产历史悠久，作业齐全，渔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渔业产值占大农业产值的60%以上。截止2008年底，全市拥有重点渔业乡镇2个，重点渔业村12个，渔业人口35800人，其中专业捕捞渔民4773人，拥有大小机动渔船1205艘（其中250hp以上890艘），总功率160112kw，总吨位70093吨，2008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达12万吨，总产值10亿元，其中捕捞产量万吨，总产值亿元，增加值亿元，渔村人均收入18088元，劳均收入105000元，水产品加工出口量达万吨，年创汇8000万美元。渔业综合实力在温州市仅次于苍南，居全省第六位。

**海洋捕捞业主要集中于飞云江下游入海处及“双北”（北麂、北龙）列岛，回顾历史，解放前渔业生产长期处于家庭个体经营方式，以及出现资本家、渔霸雇工制以及“长元制”、“硬脚制”等合资合股经营方式，旧社会广大渔民受尽压迫与剥削，生活极为贫困，往往“衣不遮体，食不腹果”，扎挣在死亡线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渔区经过民主改革，通过互助组，合作化，又进入“一大二公、三级所有”公社化体制，实行“政社合一、队为基础”的集体经营方式，渔民作为公社社员，靠记工分，按劳取酬。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渔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先人一招、先走一步，于全省最早进行包产到船（大包干），并将原属集体的渔船、渔具折价归社员个人所有，实行自主生产、自主经营。由于海洋捕捞具有集体生产、分工严密和生产资料投入资金巨大等特性，一般无法由渔民个人（或家庭）所承受，只能实行“一劳一

股、以劳带股、等额投资、合股经营、入股自愿、经营自主、自负盈亏、责权利三位一体”的全员股份合作制的新型经营方式。于是，全市约1万多渔民第一次成为渔船的股东，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

渔船实行全员股份合作制之后，由于分散经营，忙于一线生产，后勤服务工作跟不上，并出现许多海上纠纷一时难以协调、解决等新问题。随着矛盾的不断深化，**沿海渔区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民间群众组织——“渔管会”，这种组织形式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老渔民（包括名老大、渔村老干部）组成，其主要工作任务就是为一线生产所服务，包括代办渔船出海必需的各种证书，组织渔需物资供应（柴油、渔网具、供冰）以及生产资金筹集（信用借贷），协调解决渔场生产纠纷（碰撞事故等）等等。当时全市拥有东山、上望、莘塍、塘下、梅头、北龙等10多个“渔管会”，其职能可归属股份合作经营附生物，应属于股

份制经营方式的组成部分，当时曾受到省局领导的首肯和赞扬，并在全省渔业经济会议上介绍并且推广。

随着渔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海洋捕捞业得到空前发展，时至八十年代末，我市渔区又掀起了“渔轮热”，“造大船、闯外海、发大财”成为渔民的新追求，广大渔民纷纷将小马力的木质渔船（机帆船）更新为大马力钢质渔轮，最高年份250hp的大马力渔轮突破1000艘，先后投入资金近10亿元，导致原先全员股份合作制已无法满足大马力渔轮生产的需求，于是又出现了“劳资——股份合作制”。这种以劳力和资金相结合，劳力股和资金股混合分配的经营模式，即由船老大为主的技术骨干组成，一般3—5人控股，并参与船上技术职务劳动，其它船员以劳力参股，扣除当汛生产成本后，劳资股按股分红。其渔轮由控股者所有。

随着“劳资——股份合作制”渔轮的日益增多，为了方便海上生产管理与不断完善股份合作制，我市渔业主管部

门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积极倡导渔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又于全省率先组建股份合作制群众渔业公司，在短短的二年内，先后成立了东山、上望、莘塍、北龙、北麂、华胜、安洋、海鸥等10大群众性渔业公司，这也可以说是“劳资——股份合作制”的附产物，其服务功能完全取替了原先自发组织的“渔管会”。“渔管会”原先属自收自支，以收取服务费维持日常开支，渔业公司成立后，原“渔管会”自行消失。

我国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分析 篇3

【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体制中现存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体制

一、我国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管理责任模糊、交叉管理现象频出。我国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体制沿袭自计划经济时期，所以其在经营管理中依然习惯于政府主导的管理方式，它们从国家获得经营管理资金，而国家多年来作为资金的分配者和拥有者在管理过程中通常都会出现管办不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的经营管理受到计划经营管理模式的影响往往存在着交叉管理的情况，鉴于国家作为出资人必然会缺位的管理现状，财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卫生部门都会对医院的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和干预，多头管理使得医院的生产经营陷入无头无序的状态，导致医院的经营管理效率大大降低，加之公立医院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各自为政的现象普遍存在。上述因素使得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提升举步维艰，医疗工作效率提升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第二，内部监督缺位、权力滥用常态化。公立医院的主办单位是政府，也就是说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的医院经营管理权限，这意味着医院难以自主地决定经营管理方针和发展方向，正是医院缺乏自主经营管理权的客观现实使得医院的领导层根本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他们在医院经营管理中表现出极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医院领导机制流于形式的时候，医院的领导机制基本也就毫无建树了。我国公立医院院长还停留在政府任命的阶段，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取向，医院的领导层具有强烈动机和机会来利用自身的职权谋求暴利，并借机向国家和政府申请资金，导致医院的长远发展受到阻碍。

第三，医疗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现代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从我国公立医院目前的医疗服务体系来看，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工作做的还不够，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在新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医院不能像传统医疗制度那样从参保对象中获取收入，导致了医院的收入渠道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资金来源受阻的情况下，医院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往往要降低服务质量、牺牲社会效益，可以说降低医疗服务质量为代价获取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全面落实并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结果。另外，医院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中，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多公立医院也像企业那样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和竞争方式，从而满足自身发展需求。

二、我国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要点分析

第一，要转变政府的职位。长期以来医院受到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在自主管理上一直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情况对医院的医疗工作开展有弊无益。公立医院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职位的变化。也就是说，政府应适当地下放给公立医院一些权利，使得公立医院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得到彰显。笔者在这里所说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下放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方面给予医院自主经营管理权力；另一方面在监督和管理上加强和注重，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手段对医院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为医疗服务的提供创造公正的、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其在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位置进行重新梳理，明确自身在医院经营管理中的定位，将交叉管理的现象杜绝在萌芽之中。

第二，要对产权制度进行完善。公立医院提供医疗服务、进行经营管理的前提是具有足够的资金，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产权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产权制度完善之后，医院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才能顺利进行。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之中，社会上产权制度以公有制制度为主、多种所有制制度共同发展。所以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具有多种途径和多种形式，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公立医院自身在规模和社会功能上的特殊性，各个医院必须根据自身特征采取相应的改革模式，截止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公立医院产权制度主要选择以下几种方式：股份制、两权分离制、资产重组。

第三，要建立和医院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使得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如果医院经营管理体制科学的话，那么就能够在医院日常管理和经营中起到科学的指导作用，淋漓尽致地利用医院的各项资源并进行优化整合，使得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调动。公立医院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要获得持久发展，就必须立足于市场、着重在市场，将经营管理体制引向市场方向。笔者认为，医院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很有必要的，为了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医院唯有加强风险管理方能应对，对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应对。此外，医院应该创新人事机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竞争因素，加强内部医务人员之间的良性竞争，确保医务人员做好本职工作并发挥出最大的潜能。招聘过程要确保公正公开，将人才招聘从政府主导转变为社会公开招聘，落实经营管理责任制。

第四，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公立医院在我国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属于医疗卫生事业范畴，天然地带有公益属性，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就是社会公众利益的实现过程。公立医院要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

基本医疗保障覆盖全社会，以建立个人医疗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智磊.我国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3.

安徽省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研究 篇4

关键词：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思路,制度设计,配套政策,安徽省

随着农村改革发展, 特别是伴随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 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没有及时相应调整, 农业发展受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的约束越来越大, 主要表现在农业过小规模的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不适应、土地零散固化与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不适应、集体服务功能弱化与日益增长的社会化服务需求不适应、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含糊界定与市场经济产权明晰的要求不适应、农业生产经营的封闭运行与产业化经营不适应等5个方面, 倒逼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1]。

1 安徽省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的实践总结

1.1 通过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 逐渐摒弃传统手工劳作方式

传统手工方式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2个方面:一是人工成本上升幅度较大,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二是手工劳作效率低, 影响农业生产经营的综合产值, 也不适应加工企业对原料标准化的要求。农业生产普遍出现机械替代人力、科技替代经验的趋势。如安徽省2012年农机总动力达5 900万k W,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64.6%,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7.2%, 农业科技贡献率达55.5%[2]。

1.2 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加快, 农业规模经营比重不断提高

随着政府对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和服务功能的逐步加强, 农村土地流转行为逐步趋于规范, 规模逐年增大。截至2012年底, 通过出租、出让、互换、入股、反租倒包等方式, 全国土地流转面积约1 800万hm2, 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3]。规模经营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 从起步阶段时规模经营以农户为主, 逐步拓展到种田能手、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企业, 使之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1.3 各类合作中介组织迅速成长, 弥补集体组织服务弱化的缺陷

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弱化的背景下, 安徽省农村各类中介合作组织应运而生, 并呈不断发展壮大之势。农村合作中介组织多集中于种植业、养殖业领域, 如水稻合作社、水果协会、农机理事会等, 开始主要提供一些销售信息服务, 后发展为代购原材料、代销产品、提供中间技术指导等全方位一条龙服务。

1.4 积极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此整合资源、联动三产

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于20世纪末, 其目的在于以产业发展的理念促进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 二、三产业向一产拓展, 打造一、二、三产联动, 上下游融合的产业体系, 实现农业经营层次的提升、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农业经营效益和附加值的提高。如安徽省目前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达5 155家,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3 687亿元, 建立生产基地460万hm2, 带动农户790万户, 户均增收1 700元, 吸纳农民工达200万人[4]。

1.5 以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平台, 集中探索经营体制改革之路

2010年安徽省启动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已创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26个, 其中国家级6个。示范区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科技水平明显提高, 组织化水平明显提升, 农民收入明显增加。2011年底农业部批复安徽省宿州市等6个试验区开展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宿州市改革举措集中在经营组织、经营主体、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其实践成果还需时间检验。

1.6 家庭农场虽处于萌芽状态, 但已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家庭农场在安徽省出现的时间较迟, 原是指以家庭为单位实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机构, 概念较为模糊, 后来特指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家庭经营组织。受各方面因素影响, 全省各地家庭农场的发展极不平衡。经营一般大宗作物的农场单位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与单个农户经营相比, 没有太大提高, 但由于经营土地较多, 农场主总体收入远远超出单个农户, 如果农场经营一些高效作物或进行多元化发展, 其收入更是普通农户望尘莫及的。

安徽省这些改革举措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也为全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参考。但毕竟仍处于起步阶段, 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改革缺乏系统性, 没有整体方案, 目标、思路也很模糊, 难以实现改革的综合效应;二是缺少配套政策支持, 严重受制于现有体制基础;三是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及二、三产业的结合不够紧密;四是对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忽视、被动拖延和急于求成等思想观念束缚了改革进程。

2 安徽省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战略思路与突破口

2.1 改革目标

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有利农业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和环境条件, 提高农业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一体化水平, 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围绕农业经营“五化”的总体目标, 可以衍生出若干个具体目标, 作为检验“五化”水平的有效指标, 如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经营效率 (效益) 、农民收入、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国际竞争力等。

2.2 改革路径

农村改革已从人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转向生产资料优化配置阶段, 应着眼于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 摆脱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在宏观上, 彻底消除城乡、工农之间有违市场经济原则的体制约束, 重建完整的农业产业体系;在微观上, 加快培育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并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中介组织、服务组织等, 整合资源, 激发要素活力。在农业内部, 通过推动农地流转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等, 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 增强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外部则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和创新, 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加快现代农业和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

2.3 改革的基本原则

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任何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举措都有可能引进严重的后果。从决策层面而言, 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统筹兼顾, 形成合力, 要有系统规划, 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二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三是尊重市场, 政府引导, 充分发挥市场配套资源的功能, 政府多在基础性、公益性、先导性领域开展扶持和引导工作;四是少设禁区, 宽容改革, 充分尊重农民改革首创精神, 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对各地的改革实践和探索成果, 不急于下结论;五是先行试点, 逐步推进。

2.4 改革的重点领域

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千头万绪, 且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重点。就当前而言, 迫切需要在以下6个领域进行改革创新, 这也是在现有体制下, 改革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六大领域, 分别是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经营主体、合作组织、集体经济、服务体系、产业联动。

3 安徽省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与配套政策

3.1 推动土地有序流动, 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3.1.1 积极探索农地制度改革, 创新农地流转方式。

从明确土地产权入手, 及时做好土地确权工作,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等完整的权能, 完善土地档案信息系统。为防止土地所有权虚化, 可探索采取社区股份合作的形式, 将集体所有权等额量化给全体村民, 组建股份合作性质的农村生产合作社, 以此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鼓励各地结合实际, 积极发展合同出租、土地入股、合作社牵头的股份合作、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等形式的农地流转方式。

3.1.2 加强土地流转的协调服务。

研究出台鼓励土地流转的地方性法规, 建立规范有序、公开便捷的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 强化信息沟通、政策咨询、登记建档、合同签订、价格评估等流转服务, 规范土地流转行为。针对土地流转纠纷多、难解决的现象, 可尝试在乡 (镇) 、村两级组织设立纠纷调解仲裁机构, 作为司法解决的前置性机构。

3.1.3 逐步清除土地流转阻碍, 畅通流转渠道。

对自愿流出土地的农民, 及时制定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参加社保、宅基地置换等优惠政策, 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土地流入方, 应从资金、税费、用地等方面给予最大优惠政策, 尤其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流入主体, 更需要大力扶持。可试行以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主, 开展区域性的农地经营权和农业经营场地抵押、担保业务, 解决资金瓶颈。

3.2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激发农业经营体制活力

3.2.1 加强农民教育培训, 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进入农业经营领域。

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农民实际需求, 结合阳光工程、民生工程等项目, 积极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把传统农民改造成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吸引青年务农的专门计划, 扩大务农创业贷款发放及财政贴息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 可试行农业资格准入制度, 确保宝贵的农业资源让现代职业农民来使用和经营。

3.2.2 明确以专业大户、联合经营户、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地位。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坚持了家庭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农业生产特点的要求,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应总结各地具体做法, 尽快出台统一的法规条例, 对其概念界定、经营范围、适用政策、扶持措施等予以明确, 并制定分阶段的培育计划, 帮助部分有条件的分散农户成长为专业大户、联合经营户和家庭农场主, 提高农业经营者整体素质。

3.2.3 出台扶持新型经营主体的具体政策。

采取奖励补助、税费减免、优先供地等多种办法, 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改变目前农业补贴过于分散的做法, 在新增支农资金中, 如良种补贴、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农机补贴等, 向他们倾斜。鼓励各地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探索建立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 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比例、数量, 作为考核农区政府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指标。

3.3 明确农民合作组织定位, 拓展空间, 强化功能

3.3.1 加强分类指导, 加大扶持力度。

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 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 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要真正发挥农民合作社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的组织带动作用, 新增农业开发资金重点应向农民合作社倾斜, 支持合作社改善生产经营条件, 增强规模和实力。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由合作社承担的规模, 引导部分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 指导合作社建立健全项目资产管护机制。通过适当的途径, 给予合作经济组织在减免税收、财政补贴、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促进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

3.3.2 创新组织形式, 丰富服务内容。

在生产服务功能上, 可以发展规模种养型、技术服务型、产加销结合型、市场流通型等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可尝试在组织内部开展融资服务、金融部门向合作组织授信贷款等试点探索, 不断谋求新的突破。条件成熟的地方, 鼓励发展多元化、多类型的合作社和联合社, 引导合作社承担更多生产性服务和农村社区社会、文化等综合管理职能。

3.4 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 实现产业联动和升级

3.4.1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 整合资源要素, 组建大型企业集团, 打造一批销售收入超过10亿、100亿元的龙头企业航母。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资金, 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原料基地、改进生产工艺设备、节能减排、培育品牌, 促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

3.4.2 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社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引导农户、合作社以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入股龙头企业, 形成产权联合的紧密型利益关系, 切实按照合作协议和章程给予农民股份分红和利润返还, 鼓励龙头企业创办或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农户提供技术、信息、农资和购销等多种服务。

3.4.3 完善产业链条, 推动产业化经营向上下游拓展。

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或与科研院所联合,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工艺, 发展精深加工。鼓励龙头企业自建物流体系, 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 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

3.5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提高农业服务水平

3.5.1 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高度, 出台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体系, 对农业服务体系的需求主体、服务内容、经营机制、管理办法等, 予以明确, 并制定相应发展规划。如农业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 应该合理划分各自的服务主体、对象、内容、运行机制、考核标准等。围绕关键领域和普遍性需求, 确定体系建立的重点和先后顺序, 形成专业化与市场化相结合、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格局。

3.5.2 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 整合乡镇现有事业站所, 依据经济区域和服务范围设置经济技术服务中心和社会发展服务中心。加快培育农机作业服务、销售服务、加工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支持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服务公司、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提供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服务。政府也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合同承包、购买服务等方式, 让社会经营组织提供公益服务。

3.5.3 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

鼓励搭建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 发展专家大院、院县共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庄稼医院、专业服务公司+合作社+农户、涉农企业+专家+农户等服务模式, 借鉴工业化、信息化的最新成果, 积极推行技物结合、技术承包、全程托管服务。为适应规模经营需要, 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 制定贴息、减税、注资等优惠条件, 鼓励金融、保险机构面向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推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

参考文献

[1]蔡炳生.铜鼓县实施林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做法与成效[J].江西政报, 2002 (8) :39.

[2]罗汉鸿, 曾顺勋.海南垦区橡胶经营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农垦经济, 2004 (1) :17-19.

[3]唐莲, 孙学平.宁夏唐徕渠灌区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初探[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06 (6) :42-44.

公司经营战略改革请示 篇5

领导好!

就目前公司状况，要想公司和员工共同成长，达到共赢。必须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效率、建立战略目标、制定有效激励机制。特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点：各部门针对各自业务，建立档案(客户、销售数据)

第二点：就经营项目公司每月召开经营分析会

会议目的`：就上月工作进行总结及下月工作安排。

时间：月初

与会人员：公司领导、各部门负责人。

会议内容：经营项目月销售数据(团、散、接待)汇报并分析、服务指数及下月工作安排。

汇报形式：PPT汇报

备注：各部门每周召开经营分析会

会议目的：就上月工作进行总结及下月工作安排。

时间：每周一

与会人员：部门负责人、项目组长、销售人员。

会议内容：经营项目周销售数据(团、散、接待)汇报并分析、服务指数及 及下周工作安排。

汇报形式：PPT

第三点：就各岗位签订岗位责任书，制定销售目标。

试用时间：自二0一五年一月一日起

妥否，请批示!

金融经营及监管体制探讨 篇6

关键词： 金融混业；机构监管；功能监管

一、金融经营模式及其趋势分析

金融业是主要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构成的一个大行业。其功能是以金融工具为载体实现的。不同的金融工具可实现同一金融功能，因此，金融业内的各子行业在功能上有重合之处，正由于金融本身的这种行业分类的特点，金融业内的经营者（即金融机构）可以在一个小行业内经营，也可以在这个大行业内跨各小行业经营，所以在金融业就形成了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概念。

在20世纪，世界金融业先后经历了“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发展历程。由于早期证券业不发达，银行业承担主要金融业务，世界各国金融业大多实行混业经营。而在1929年，美国爆发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混业经营被认为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于是，美国于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和证券业务严格分离。混业经营一统天地下的格局被打破，以美国、日本和英国为代表的分业经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不断出现的金融创新模糊了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银行、证券、保险三者的产品日益趋同，随着新的竞争者崛起，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许多国家又逐步放弃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英国在1986年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形成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的企业集团。日本于1998年实施“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法”，放宽了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限制，废除了银行不能直接经营证券、保险业务的禁令，旨在推进日本商业银行向全能银行过渡。东欧转型国家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在转型之时就实行了混业经营。1999年11月4日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和《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通过，这标志着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已基本完成从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向较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的转变。

目前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大发展趋势。从理论上讲，当前分业经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由于金融创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的产品日益趋同，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失去了分业经营的前提。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银行业的渗透，资本市场对传统银行业的替代，使商业银行的生存发展日益艰难，为了拓展业务，开发新收入，需要多元化经营。第三，国际竞争力的加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推进了银行全能化，分业经营束缚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分业经营已经不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办法，甚至还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风险。

二、金融混业经营下监管体制的选择

金融分业、混业既涉及经营层面又涉及到监管层面。就经营层面而言，即前文所说的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这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就监管层面而言，即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问题，它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从目前全世界金融业来看，混业经营已成为一个发展趋势。然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给仍实行多元化分业金融监管机构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的前提下，监管体制有两种选择，即统一监管和功能监管。统一监管指由一个监管当局对所有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监管的制度安排。功能监管指由多个监管当局按照监管对象的业务活动的性质分别就某方面的业务活动及由其引起的风险进行监管的制度安排。前者的好处是有利于控制金融机构的总体风险，后者的好处是有利于监管的专业化。由于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经营的产品具有跨产品的复杂特性，其风险来源比较复杂，单纯的功能监管可能忽略了由产品的复杂特性引发的风险，不利于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总体水平的控制。但是简单的统一监管也越来越不适合金融产品复杂化的形式，因而理想的监管体制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体制，具体地，可以在统一监管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也可以在功能监管体制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协调和风险综合控制机构，以实现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的结合。

所谓功能性统一监管或统一性功能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关注总体金融风险的监管理念。较之传统金融监管，其优点主要是：（1）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2）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要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这样可使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3）由于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规则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法》即是依据功能性监管的思想对其监管体制进行全新的设计。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在为银行设置全球性的证券资产组合的资本标准时也采纳了功能观点。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进展

1． 我国金融业的运行态势。

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分业经营格局，但事实上，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出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金融业的改革和创新不断地冲击着分业经营模式。早在1995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就与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等五家金融机构合并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拥有42.5％的控股权；中国工商银行则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从事香港和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集团以及平安保险等公司，目前都在向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而金融控股公司是目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光大集团目前已经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信托三家金融机构，并已组建合资保险公司，实际上已经是一家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公司。在1999年，我国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国家赋予其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重任，并指明，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除股票二级市场外，可以从事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其中包括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务。针对逐渐出现的混业经营局面，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金融分业经营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从1999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从政策上已打破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业之间的资金壁垒。分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混业经营内在冲动的不断撞击。

2． 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的评价。

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发展轨迹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来看，金融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现阶段实行分业监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相距甚远，各项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运用分散金融风险工具的经验，监管的综合型技术人才缺乏。因此，实行分业监管体制可以在各自特定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的管理。但是，在我国由分业向混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混业渗透现象不容忽视，而且随着混业程度的不断深入和广泛，现行体制下以机构监管为主的方式会不断降低效率。

以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金融监管，其基本情况是：（1）不良资产比例（高）；（2）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情况（多）；（3）金融机构违规行为普遍程度（高）；（4）金融案件发生比例（高）；（5）支付系统的稳定性（稳）；（6）资本充足率（低）；（7）经营信息的透明度、信息的真实性（低）；（8）国际评级（中等）。由此可见，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的金融监管，其效能是较低的。

3． 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现代金融业务刚刚起步，金融市场仅初具规模，许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中已是很平常的金融工具在我国还没有推出，现有的股票交易还很不规范，短时间内还难以突破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我们的许多金融问题还局限在机构内部苦苦寻求解决的方案，譬如，银行的坏帐问题还只看作是企业体制不对、银行审核不严的问题，没有从银行存贷业务的风险收益的对称性上找问题，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除了中国、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也都有大量的银行坏帐，没有深入研究银行现有的存贷业务结构可以抵御非系统风险，是否可以抵御系统风险。因此，基于功能观点的理论对我国金融理论的研究、金融领域问题的解决、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都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另外，现阶段对功能性监管理论的研究还只限于借鉴国外进行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大部分的论点还缺乏理论模型和实证的检验。而作为我国现实问题，这方面更是缺乏实践研究，就难以发现这一理论应用在我国是否具有实际绩效，以及对功能性金融监管在我国面临的各种可能障碍，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提升功能性监管对我国金融稳健运行产生的作用，都还限于泛泛之谈。因此，我们的工作可以从中国的现实性出发，建立提供金融功能的机制与设计出可行的步骤，并用实证分析得出其作用发挥的绩效，指出改进其作用的思路。

四、总结

金融监管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功能性金融监管取代传统的机构性金融监管的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给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带来了新的思路，它兴起的必然性和模式方法的选择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吸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其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才能真正给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带来新的可用思路。

参考文献：

1．王松奇，王国言．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及金融监管模式的结构性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黄毅，杜要忠．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徐加，浙江大学金融学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王丽，浙江大学金融学硕士生。

经营体制改革 篇7

从建国到现在我国土地制度大致上经历了三次改革:

第一次土地改革: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制度改革, 截至1952年底, 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外, 基本上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这次土地改革摧毁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使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1951年9月, 党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 1952年底全国参加互助组的农户为453.4万户, 占农户总数的39.9%, 到1955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上升到6038.9万户, 占农户总数的50.7%。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中国农业要走由初级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路子。到1956年11月全国加入高级合作社的农户比重达到96%。1958-1978年, 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 采取“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大锅饭”分配制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9年谷物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15%, 1960年又下降了10%, 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 全国有2.5亿农民难以实现温饱, 城乡收入差距为2.57。

第二次土地改革:1979-200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的“生死协议”开始尝试家庭承包土地, 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议纪要, 指出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 应该支持, 可以包产到户, 也可以包干到户。到1984年底100%的生产队实行, 随即人民公社被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顺利完成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能实现舒尔茨和波普金认为的“理性小农”, 农民依靠其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进取精神, 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可图的生产机会和生产资源, 极少出现莱宾斯坦所说的x低效率。

第三次土地改革:2008年至今, 广东南海区等一些地方尝试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2008年10月12日,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将农村土地的产权分解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 这种产权分解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所有权和承包权的两权分离, 又区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即将承包权进一步分离为农民与集体的承包关系和农民和真正土地使用者间的转让经营关系, 旨在更加广泛地吸收农业生产投资, 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从而提高农业产出效益。

二、土地制度改革的总结及现存问题

三次土地改革均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带来了农业产值的提高, 据统计:1952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了48.3%, 粮食产量增长了44.8%, 棉花和油料分别增长了193.4%和168.1%。这说明两点:

一方面,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际上是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利, 符合中国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 将逐步实现农户土地经营中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四权统一”。

另一方面,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当政府制定的政策符合农民利益时, 利于农民接受政策, 从而有利于发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有利于农业产量的提高, 反之则会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如人民公社时期, 出现了“出工不出力”及粮食减产现象。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当制度均衡中出现收益机会, 且预期制度变革出现的收益大于制度变革成本时, 通常会发生制度变革, 那么谁来衡量制度变革的成本和收益呢, 笔者认为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尊重农民集团的利益, 又不能不考虑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见, 我国未来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既要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问题, 也要考虑农民集团的利益问题。

诚然, 我国土地制度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不断改革演进,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土地制度及农村经营管理仍有如下争议和问题:

第一, 集体土地中的“集体”指代不清导致我国土地产权混乱, 而且虚化。蒋占峰指出, 集体土地“既可以是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也可以是村民委员会, 还可以是乡镇农民集体, 并可能分别属于村内的几个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许恒周指出, “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来自国家和农户的‘两面夹击’, 使集体土地所有制名存实亡。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使集体在经济上并无实质性意义, 集体组织只是以土地收入为支撑承担社会行政职能而已”。

第二, 土地征用和流转中的合理补偿问题。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均按照被征收土地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计算, 忽略了影响地价的两个主要因素, 即被征地的区位及土地供求状况。如《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中的补偿标准为80元/公顷-120元/公顷, 这些补偿费农民一般只能维持6-7年的基本生活, 如果公益性征地, 补偿标准只够维持3-5年的基本生活。可见这些补偿费不足以维持农民的长远生计, 从长期看会拉大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 土地经营时限问题, 如一些人已经通过考学、工作等方式移居至城市, 但土地依然保留, 还有一些新生儿、死亡人员因土地流转年限不能及时更新, 出现了“有地无人种”和“有人无地种”的现象并存。

第四, 土地流转后的粮食保障问题及农业规模经营中的生态保护问题。由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不清和流转时限导致的短视行为, 经营者会加速开发土地, 一方面土地不能通过自身恢复, 使得粮食产量近期增产、远期下降。另一方面过度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生态破坏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正在日益蔓延。

此外, 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正在凸显, 不同土地资源禀赋产生土地级差收入, 导致不同地区农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 以及土地流转过程中政策减免的持续性和刚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三、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展望与建议

纵观60年我国土地制度的变迁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 可以说取得的成绩可喜可贺, 而目前存在的问题又不仅仅是农民问题, 而事关我国的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 因此, 无论从政策制定还是理论探讨, 都谨慎。针对上述问题和争议, 笔者有如下思考:

第一, 合理界定农村土地产权, 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根据科斯定理, 节约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就是明确界定产权, 只有明确界定产权, 才能使一个人在同其他人的交易中形成理性预期, 从而最大程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有些学者提出土地私有化是提高农业产值的最佳途径, 而有些学者则赞成国有化, 还有学者提出土地用途管制的观点。笔者比较赞成巫继学教授的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农民混合所有制的观点, 他将所有制分成两个层次:终极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 即土地从其终极所有权上看应该是国家所有, 但从经济所有制上看应属于农民使用权上的私有制, 这种所有制结构保证土地集体所有, 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同时, 农民享有土地承包使用权, 在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 农民可以转让经营权。

同时, 在产权界定中应注意农民的共同富裕, 绝大多数地区按本地区的人口而不是把集体所有的农地按肥力划等平分。因此, 建议按照土地禀赋的不同, 按照肥力划分, 并明确肥力较好的土地不能退耕, 以保证粮食产量。

第二, 保护农民利益, 建立健全土地征用流转中的利益补偿机制。目前征地及土地流转补偿法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征地程序不透明, 农民缺乏参与权和抗诉权。为保障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的收入要有持续保障, 对此, 建议按照农民土地收入现值计算土地流转价格, 计算公式为:

其中i为折现率, 可参照基准利率确定;t为土地流转年度;n为土地流转年限。

第三, 培育农业市场, 积极研究和探索农村多种经营方式。农民收入的提高既要依靠减免等政策扶持, 也要依靠内部培育市场参与能力, 笔者认为通过引进人才帮助农民走农村产业化经营之路。这样, 一方面可以早日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当地就业问题, 有利于减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从而有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

第四, 保证粮食产量的同时, 注重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在明确土地产权的基础上, 以市场为导向, 利用价格机制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同时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其角色是:一是根据土地禀赋限定土地用途并对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物权登记;二是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引导经营者在农村集约经营中引进先进技术减少环境污染, 保护生态平衡发展, 比如根瘤菌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及从单一品种耕种到轮番耕种, 以减少病虫害, 从而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这样既有利于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营者过度使用, 以保证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和土地资源的生态保护。

此外, 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 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建议在试行的基础上,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逐步推广。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M].新华出版社, 1959.

[2]、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中国农村50年[M].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

[3]、陈吉元, 韩俊.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M].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4]、蔡昉, 王德文, 都阳.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5]、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 1964.

[6]、蒋占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构想与实践分析[J].农村经济导刊, 2003 (3) .

[7]、许恒周, 郭忠兴, 刘芳.关于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问题的探讨[J].河南国土资源日, 2005 (11) .

[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及若干政策建议[J].改革, 2009 (2) .

经营体制改革 篇8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 构建多元化经营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我国农业、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因此,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 纳入目标考核、加强领导、整合资源、落实责任、加快发展。

完善政策, 强化主体。一是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鼓励农民以各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使更多的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 为其发展拓展空间。二是增加财政投入力度, 各级财政应将专项扶持资金纳入预算, 并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逐年增加扶持额度。三是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创新农村信贷担保方式, 着力破解融资难题。四是尽快制定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注册登记办法。五是简化家庭农场注册登记程序, 明确认定标准、登记办法, 扶持家庭农场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优惠政策, 农业投入要重点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 为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支撑。

加强管理, 提升水平。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农民为主体, 特色产业为依托, 按照“边探索、边发展、边规范、边提高”的原则, 对现有的资本、人才、技术、品牌等要素进行有效整合, 引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完善内部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不断提升自身发展水平, 使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真正发挥组织带动农民、发展主导产业、开拓“两个市场”、提高经营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助推农村发展的核心作用。

发展现代农业, 提高竞争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必须着力推进科技进步, 大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优化产业布局, 以“千斤粮、万元钱”、千亿工程、高产创建等项目为载体, 以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低耗为目标, 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 提高产品质量, 拓展市场空间和发展领域, 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强化服务, 完善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应按照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民高效的原则, 以加快健全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公共服务机构为重点, 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改变和创新服务方式, 重点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必须以加快构建销售服务、科技服务、信息和金融服务等服务体系为重点, 大力培育专业化、市场化、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服务组织, 为新型主体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政策聚焦农业经营体制 篇9

事实上, 近期中央层面的会议密集释放出有关“农业经营体制”的政策信号。“十八大”报告提出,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要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将肯定农业经营者的地位及主体, 也为农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笔者一直认为, 正规的、成规模化的农机合作社将成为未来农业种植的主力军!因为“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 从农机规模化经营, 向农业规模化种植方向转变,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长期农机经营过程中, 农机合作社积累了农业“耕、种、管、灌、收”等方面的农机与农艺如何更好结合的经验, 并可以依靠自身的农机设备, 降低规模化生产成本, 达到最大效益;同时, 一些农机合作社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有能力进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投入, 且由于其已具备农机作业这一成熟的经营体系, 可以很好地抵御农业风险。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当前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20%, 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 但规模化生产和小农并存的格局将较长时间存在。在与诸多农机合作社长交流中, 笔者也得出, 大部分农机合作社已将流转土地作为他们将来发展的重点, 但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相信随着政策的聚焦, 农机合作社必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之前的话题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伴随着这期杂志, 2012年的《农业机械》导购将全部结束。全年共6期, 每期80页, 这样的承载量显然已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因此, 2013年《农业机械》导购版将从双月刊改为月刊, 并加大彩色内容版面。我们将始终坚持为用户服务的办刊宗旨, 同时致力于打造成为“农机爱好者”的杂志。这里所说的农机爱好者, 他们热爱农机, 又懂得农机, 同时也是基层中农机购买、销售最好的影响者。

经营体制改革 篇10

因此,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 政府就开始了对传媒行业的改革。从1978年至今, 我们可以将中国传媒经营体制改革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市场主体模拟期: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

“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是指新闻机构 (报社) 在保持其“事业”单位属性不变的情况下, 即保持原有的所有制、政治立场、编辑方针不变的前提下, 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采取“企业化”的运作方针, 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纳税。[1]

1978年末, 由于政府财政补贴不足, 《人民日报》等数家新闻单位向财政部门申请试行“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模式, 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增加经济收入, 以弥补政府财政补贴的缺口。1979年1月28日, 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文革”后的第一则报纸广告, 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则电视广告——参桂补酒, 这标志着中国传媒产业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企业化管理”理念的推动下, 传媒领域开始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传媒机构开始模拟市场主体, 部分地实施市场化的经营策略, 局部性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 媒体的产业属性也渐显。例如, 报业开始模拟市场主体的经营理念, 推行多样化的内容改革, 以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 争取“二次销售”中广告主的青睐。就传媒行业而言, 在“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改革政策的鼓励下, 我国报纸行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同时, “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经营模式的确立, 表明国内传媒机构开始了对市场主体模拟的经营尝试, 这为以后传媒产业市场化经营体制的后续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市场主体培育期:“部分剥离”

“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模式下的传媒机构, 其属性依旧是国家“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的运营模式也只适应改革初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传媒产业的发展需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在“事业单位”的体制框架下进行的模拟市场主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因而难以真正发挥市场作用。在“单位化”体制与市场化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下, 传统媒介体制中的“采编”与“经营”矛盾也日渐突显, 进而倒逼传媒经营体制的改革, 由此也推动了国内传媒机构开始培育实质性市场主体的改革步伐。

于是, 从1994年开始, 国家开始酝酿新一轮的传媒经营体制改革。1996年1月, 《广州日报》改革试点的确定, 将我国媒介经营体制的改革正式带入到了集团化运营的阶段, 进而开启了我国传媒机构培育真正市场主体的实质性进程。在集团化改革阶段, 媒介机构主要采取“部分剥离”的策略, 即在确保采编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前提下, 将集团的经营部门剥离出来, 单独组建独立的企业法人, 而采编部门即编辑出版业务仍保留在作为事业单位的传媒机构内部。[2]被剥离的经营部门, 无论是从内部组织结构还是外部形态来看, 都已经初步具备了市场主体的形态与内涵。这种“部分剥离”的政策实质上就是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下, 将经营性业务从事业性的传媒机构中剥离出来, 由原来的事业法人转化为企业法人。

在这一阶段, 从传统传媒机构中“部分剥离”出来的经营部门开始了对现代企业制度模拟的尝试与实践, 如两权分离、委托代理关系的模拟、法人治理结构的模拟、激励约束机制的模拟等方面。对实质性市场主体的培育一方面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浪潮, 同时满足了传媒自身对市场竞争的渴望。而保留“事业单位”属性的采编部门, 则满足了政府对新闻意识形态和舆论引导的把控。因此, 在这一阶段的传媒体制改革中, 开始培育实质性的市场主体策略促成了传媒行业的空前发展。

三、市场主体形成期:“转企改制”

在以“部分剥离”为基本逻辑的集团化改革中, 传媒行业虽然获得了巨大发展, 但仍处在“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的总体性框架之内。而且, 在双重体制的结构性冲突下, 传媒机构内部出现了政企不分、产权混乱等严重的问题, 进而催生了委托代理机制失灵, 法人治理结构模拟失效, 激励约束机制扭曲等一系列隐患。[3]

正当传媒体制改革陷入停滞不前时,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区别管理的指导原则, 将我国的媒介经营体制改革推上了一个更为科学化、专业化的层级。因此, 十六大会议无疑为我国新时期的传媒体制改革提供了战略上的指导。2003年6月,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将八家报纸出版单位列为试点对象。2004年, “大众”、“新华”、“河南”以及“深圳”四家报业集团进行“剥离转制”试点, 部分打破了“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的基本框架, 传媒经营体制改革由此进入到了“转企改制”阶段。

具体而言, “转企改制”是指在原属事业单位性质的传媒集团下成立传媒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传媒集团将内部产业经营性资产与产业经营型子报子刊或频道 (率) 全部划归到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并整体转制为企业法人。由此, 整体转制后的子报子刊或者频道 (率) 从理论上可以获得包括采编权和经营权在内的完整权利, 从而实现内容生产和经营的统一, 同时集团公司也可以建立内部法人体系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成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新型传媒市场主体。[4]这也意味着“转企改制”的政策直接促使了中国传媒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的出现。

在这一阶段中, 媒体被区分为“公益性媒体”和“经营性媒体”。“转企改制”的核心任务在于打造经营性媒体集团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这就要求具有事业性质的传媒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将具有企业性质的传媒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剥离出来的, 使其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与此同时, 在资本运作方面, 传媒行业从“集团化阶段”的允许业外资本进入, 进一步放宽到可吸纳外部非公有资本。由此可见, 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对于真正市场主体的确立、产权制度改革、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资本运作的流通都具有重大意义。

四、市场主体成熟期:打造媒体企业航母

2009年报刊体制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定, 即分类改革的原则——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 重塑市场主体, 这一框架的最终确定为我国报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随着报业改革原则的最终确立, 新型传媒市场主体的重塑逐步完成。针对我国传媒行业的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中强调, 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至此, 我国传媒行业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 传媒集团间的合并重组逐步进入深水区, 传媒企业的航母也出现端倪。

2013年10月28日,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正式整合重组成上海报业集团。整合后的上海报业集团资产高达208.17亿元, 位居全国百亿集团前列。2014年3月31日,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为“上海文广”) 成立。同年9月, 上海文广通过吸收合并、资产注入和配套融资等手段, 对百事通和东方明珠两个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打造我国首家千亿级市值的文化传媒上市企业。

由此可见, 打造文化传媒航母, 本质上是传媒经营体制改革的延续, 旨在培育市场主体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 进一步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传媒市场主体。因此, 打造文化传媒航母将是我国传媒行业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的一个主流, 也将再次从根本上重塑国内传媒市场主体的形态与竞争策略。

纵观我国传媒经营体制改革的整个历程, 可以概括为模拟市场主体——初步尝试——建立市场主体——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的过程。可以看出,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是培育传媒市场主体。

参考文献

[1]董天策, 等.中国报业产业化运作[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2]黄玉波, 张金海.从“部分剥离”走向“整体转制”——当前中国传媒体制改革趋向初探[J].新闻大学, 2006 (3) .

[3]肖赞军.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经营体制改革研究[J].湖南商学院院报,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