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历史回眸（精选十篇）
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篇1
谈到“丝绸之路”,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历史事实, 同时需要了解古代产生这么一条“丝绸之路”的原因, 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关系密切。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种文化、思想, 包括宗教、政治、科学活动, 它的基础都是当时人们的吃喝住穿, 即物质条件, 特别是在人们的生产水平很低、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 任何活动都受到当时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所以, 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 不仅是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 还要了解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
我们现在讲的“丝绸之路”, 不是一般的道路, 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线, 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中亚、中国西部一带进行地理考察, 持续3年多时间, 考察过程中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回去以后, 他在德国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 在公元2世纪, 存在着一条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 (今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 的商道, 这条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 这是一条从中国输出丝绸到中亚、西亚, 最终到达欧洲的道路。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运送的物流是丝绸, 影响最大的也是丝绸, 所以他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此, 中国的《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 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说法的。
多国人民共同开辟丝路
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 这条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 在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玉器, 经鉴定是和田玉、昆仑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 说明商朝就有这条路了。三千多年前, 有人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 没有道路怎么行呢?另一方面, 今天的新疆, 历史上不仅有来自中原对它的影响, 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比如在新疆发现的古尸, 一看就是白种人, 有的肯定是来自欧洲的, 这也是一个交流。所以, 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 中亚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无论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 还是他们自己开辟的路, 道路是本身已经存在。
李希霍芬谈到的“公元2世纪”, 就是指西汉的张骞通西域。但是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物资的交流, 为了输出中国的丝绸, 或是为了对外贸易, 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在此之前, 匈奴对汉朝曾经造成巨大的威胁。西汉开国的时候, 匈奴甚至可以威胁到西汉的首都长安。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 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候, 汉朝终于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但是, 匈奴以骑兵为主, 机动性强, 汉朝需要防守从辽东到黄河西面的漫长边境, 往往顾此失彼。所以, 汉武帝想要彻底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他获得情报, 原来在祁连山的两个民族, 其中一个叫月氏, 在匈奴的压迫下西迁到今天的阿富汗这一带, 称为大夏。由于大夏与匈奴是世仇, 汉武帝就想联络大夏, 让大夏从西面进攻匈奴, 汉朝在东面, 两路夹击来打败匈奴。汉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汉朝出使西域, 张骞应募。一离开汉朝的控制区, 张骞就被匈奴人扣留了, 被扣留了十年。但是张骞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一有机会逃脱, 他不是逃回他的家乡, 逃回汉朝, 而是继续他的使命, 朝着大夏方向行进。但是, 到了大夏, 他的政治使命、军事使命都没有完成。因为大夏国王过得很舒服, 比他在祁连山那里地方要大, 国力要强, 不愿意再与匈奴作战了, 所以史记里面描述张骞的使命“不得要领”, 后来形成了“不得要领”这个成语。张骞“不得要领”, 就回来了, 回来路上又被匈奴扣留。这次他很快逃脱, 回到了汉朝。尽管他没有完成汉武帝给他的使命, 但是他的亲身经历以及见闻, 又引起汉武帝巨大的兴趣。那时, 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 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 河西走廊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从长安出发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 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 浩浩荡荡几百人, 带了很多副手。他知道, 靠他一个人, 是到不了西域各国。到了西域后, 他分别让副使到各个国家去, 并携带了大量的礼品。汉武帝认为, 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 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国到中原来, 就需要带很多礼品, 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丝绸。随着张骞和副使们的出使, 使大批中亚国家和当地的民族都体会到丝绸的美丽, 又通过商人扩大了丝绸对中亚、西亚的贸易。所以, 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丝路建设要考虑外界因素
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 要考虑外界因素。比如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往, 他们是不是有与我们相同的积极性、愿望和利益, 值得考虑。不要以为, 因为历史上有“丝绸之路”, 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这样一条路来, 或者我们就完全可能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去看历史, 就可能产生误读。考虑怎样使对方能够积极响应, 并且有持续的动力, 对此要有相应的对策。
比如说, 前几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联合签了协议, 建立中哈边贸城。我们这边都建好了, 那边基本还没有动。为什么?我们从喀什到边境, 到了我们界碑的地方已经海拔3400米高了, 一过界碑, 中间还要翻过几座山口, 过去100多公里都是无人区, 全是高山峻岭。那让我们怎么进行边境贸易呢?另外, 他们可以进行贸易的货品较少。2003年, 我看到, 开过去的货车都装得满满当当,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电, 甚至还包括家具。但是, 从那边回来的车上没有什么货物。即使是哈萨克斯坦盛产棉花, 他也会按照市场规律, 谁出价高卖给谁, 不一定就全卖给中国。所以, 要激发人家的积极性, 就应出台相应的措施。
我国是丝路畅通的保障
历史上丝路通少断多
历史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畅通, 甚至中断的时间比畅通的时间长。对于中亚来说, 什么时候中原政权能够牢牢地控制中亚, 这条路的畅通才有保证。否则的话, 它往往只能成为区域的、局部的交通, 而不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根据史料的记载, 公元前60年, 西汉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这一带大概2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这是新疆归属于中国的第一个标志。但我们还要注意到, 尽管西汉拥有了这个地方的主权, 但是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 建立郡、县等常规性的行政管辖制度。原因是从中原到那里的交通线太长, 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汉朝派个官员到今天新疆的焉耆 (西域都护府常设地) , 路途遥远, 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信息传播的手段, 等到大事报回来, 可能事情早就过去了。所以, 西汉只能实行一种监护式的统治。那么大地方, 汉朝在那里只派几千个士兵和一批官员。
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 没有办法实行像内地那样层级很明显的行政管理。当时西域有36国, 后来有50~60国。为什么会分那么多国?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一个个完全不相联系的绿洲。绿洲有大有小, 大的可能住几万人, 小的只有一两百人。西域最大的国“乌孙”有30万人口, 最小的国只有100多人。各国之间的距离非常远, 中间全是无人区。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很松散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 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但如果国力衰退, 加上派去的官员无能, 维护西域稳定的局面就难以为继。西汉末年, 王莽篡汉, 西域都护府撤销。东汉建立后, 平定了内部割据势力, 稳定以后又建立西域都护府, 但更换了名字。东汉两百年内, 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三通三绝, 东汉之后, 也是断断续续。
如果汉朝能够控制住西域, 那么这条路线是畅通。比如说北魏, 统一了北方后, 又从平城迁都洛阳, 一直控制着西域, 所以外贸很发达, 来自大秦国的商人可以带着大批货物到这里来。但是, 如果战乱重起, 那么不仅洛阳衰弱, 这条路沿途都衰弱了, 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 唐朝控制了中亚。当时唐朝在中亚这一带有一个行政军事中心, 就是碎叶城。这是唐朝当时在西域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一个司令部常设点。唐朝安史之乱以后, 唐朝的军队东撤去对付安禄山、史思明, 造成西域空虚。最早, 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扩张, 占了今天新疆这一带, 连河西走廊都占了。接下来, 原来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西迁, 迁到了塔里木河流域, 回鹘人与当地民族结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 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而吐蕃人又从新疆、河西走廊退出, 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区。以后阿拉伯东扩, 把伊斯兰教传到新疆。这种情况下早就不存在从内地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了。
海运承载了主要贸易
到了九世纪, 阿拉伯人通过海上, 一直绕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通过海上, 运费便宜, 且以前陆路只有丝绸值得长途贩运, 到了海上开通, 尽管我们还是用丝绸之路的名称, 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了。中国的陶瓷产品, 大多是走海路。海上运输的不但有丝绸, 还有其他商品, 例如, 较粗的纺织品、工艺品、陶瓷、茶叶等。到了唐朝, 陆上的丝绸之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到了宋朝, 西面又产生了一个西夏, 西面过不去了, 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达, 陆上还有什么必要过去呢?到了南宋, 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 宋朝只到秦岭淮河。元朝时, 交通比较发达, 除了海上以外, 陆上也通, 毕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统治下。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可·波罗外, 还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等, 都有记录留下来。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 他们进来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哪个地方方便, 就从哪里进来, 有的海上, 有的陆上。这说明当时的人际交流以及当时的物资交流都很发达。元朝时已经多元了, 不是传统意义的丝绸之路了。到了明朝, 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关, 西面是吐鲁番和其他一些政权, 出嘉峪关都要得到批准, 一般商人根本无法出去, 那时更多的是一种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
“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国家整体利益
古代没有什么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平等, 完全凭实力说话。要保证一条交通路线的畅通, 必须由主导作用的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今天我们要建“一带一路”, 必须考虑它的总体安全, 必须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 稳定对我们建丝绸之路, 建丝路经济带, 仍然至关重要。
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一项叫互不干涉内政。当时中国提出这个, 我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是别人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当时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影响。五十年代我们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客观上消除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这么多华人的顾虑。要么归化入籍, 要么保留中国国籍, 两选一, 这样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地国籍。到了今天, 如果他国的内部变化是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或者甚至会损害我们利益,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完全不干涉, 还是要积极的影响?总而言之, 一定要预先考虑, 怎么保障好“一带一路”的安全。
阿拉伯人对海上丝路的贡献
不能简单移植西方海洋观
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 这是错误的。西方历史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观念——海洋, 代表着财富、希望、交流, 人类离不开海洋。特别那些西方的哲学家, 甚至马克思也受过这个影响, 说不同的地理环境下, 人可以形成不同的性格, 海洋边上的人心胸开阔, 目光远大, 而内陆人一般狭隘保守。这话对不对呢?他们讲的海洋, 主要是地中海, 这个话不适合中国。早期我也不懂, 我也认为这话是对的。这些年我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 我们不能把西方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验盲目用到中国、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地中海世界上只有一个, 它非常特殊, 基本上是个内海, 海中还有非常多的岛屿、海湾, 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非常便利而且安全。更重要的是, 地中海周围, 古代的文明像群星璀璨, 两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罗马、希腊、亚细亚等等。沿着地中海航行, 轻易就能接触到异质文明, 多种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流。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比较相像——渤海湾。但很可惜, 周边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之间, 航行条件可能和地中海差不多, 距离也不太远, 可是这里找不到异质文明。日本、朝鲜历史上都是学中国, 他们总体水平都不如中国, 唐朝时日本是全盘学习唐朝制度搬过去。这样一来, 中国根本没有积极性。所以, 海洋对中国的概念和地中海对欧洲、北非的概念完全不同。
中国的海洋观念, 不像西方是很自然的。中国的观念, “四海之内”, 海, 就是边缘, 出了海, 就没有了。中国人到了海边, 决不会像欧洲人一样, 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财富, 而是穷途末路, 天涯海角。对古代中国人有吸引力的是长安, 是洛阳, 是内地政治经济发达的地方, 而不是什么海边。大海对于古代中国只有渔盐之利, 打鱼晒盐。到西汉末年, 中国的航海其实已经很发达了, 汉朝也比较重视航海, 但以后却倒退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用。另一方面, 中国也不从海上受到威胁, 要有威胁才有必要建海军。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只是倭寇, 直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航海过来。正因为这样, 中国没有不把海上看成自己的威胁, 用不着过多地加强海防, 另一方面, 海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像地中海所带来的这么一种利益。
海上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开拓
正因为这样, 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或者掌握的。是谁建的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考虑到贸易的利益, 陆上已经不通, 代价太大, 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曾经是世界一流。所以, 他们就航海到了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这些地方。唐朝后期, 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家属已经有好几万, 形成了他们的社区, 被称为“番坊”。其中的社区负责人也是由其自己担任, 称为“番长”, 就类似我们的小区选个外国人做居委会主任。泉州的阿拉伯人,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来的公墓, 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写着真主保佑, 还有很多清真寺的遗迹。甚至南宋的时候, 掌管泉州的海关和外贸的长官, 即泉州市舶司的长官叫蒲寿庚。学者们研究后认为, 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有没有中国人也到那里贸易呢?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现在我们唯一知道的, 是公元751年高仙芝带领几万唐朝军队进攻石国 (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 , 在那里突然遭遇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军队。唐军彻底失败, 几乎全部被俘虏。这批俘虏被送到巴格达。军队中有一批是跟着出去的造纸工匠, 这些工匠被俘后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 后来又传到欧洲。其中有一个人叫杜环, 是部队的秘书, 在阿拉伯巴格达一带待了九年以后, 又坐阿拉伯的船回到唐朝。他写了他的经历, 900多字。从这个记录中, 我们才知道阿拉伯的情况。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正面描述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情况。最近, 在西安又发现了墓志铭, 知道有一个太监曾经在唐朝后期被派出使阿拉伯, 到了大食。但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贸易。贸易还没有发现过。所以, 不要以为唐朝时外贸发达, 其实都是外国人来做贸易。唐朝和宋朝的官方只是收税, 他们已经很满意了。南海有很多沉船, 包括南海一号, 但是我们一般不介绍这些是谁的船, 据我所知, 都是外国的船, 都是外国人来买东西的, 不是我们主动输出的。一直到近代,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了菲律宾、中国的台湾、澎湖, 到了沿海做贸易。这种情况下, 中国官方都还没有直接进行外贸。最多是那些走私商人和得到恩准的民间商人在做贸易, 不能和别人对我们的贸易相比。
历史上官方对外活动轻经济效益
怎么看郑和下西洋?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榜样呢?客观地讲,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经济贸易, 也不是建立殖民地, 而是宣扬国威。明朝成立后, 永乐皇帝觉得明朝建立了那么长时间, 原来元朝时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 现在还没来, 要去告诉他们, 明朝已经成立, 而且很强大。还有一点是不能公开讲的, 永乐皇帝朱棣是靠阴谋手段废了他的侄子才掌权的, 他心里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对外的宣传, 吸引外国的朝贡, 以加强他的政治合法性, 说明他是正统, 是真命天子, 非但国内拥护, 而且万国来朝, 所以不惜工本让郑和去。一次不行, 总共去了七次。郑和去西洋的标准动作是, 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 船上放炮, 召集当地的君主或头目, 带民众聚集起来, 然后他宣读诏书, 宣布大明建立, 大明对他们的优惠, 鼓励或要求他们来称臣纳贡。如果你听从, 就有赏赐, 比如金银财宝丝绸。得到的回报是真的有人跟着来了, 还带了一些土产回来, 包括香料, 还有一些珍稀动物, 比如到非洲带回来一头长颈鹿。据说还有狮子、麒麟, 实际估计也就是麋鹿之类。从此以后, 明朝乃至清朝的皇宫内还养着象。没有发现郑和开辟一条航路或者与外国开展什么贸易。在近代梁启超第一个发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 称他为伟人, 称赞他的航海技术。明朝本身除民间写了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小说以外, 明朝的大臣都是反对的。宣德皇帝有一次说要看郑和下西洋的资料, 大臣慌了手脚, 赶快回答称找不到了, 居然把档案全部销毁。为什么?害怕皇帝看了, 再来一次下西洋, 但是国库已经没有银子了。比较一下, 哥伦布航海, 尽管他的船队与郑和不能比, 时间也比郑和晚, 但哥伦布回到西班牙时西班牙人倾城出动, 欢迎民族英雄回来。大家都知道他给西班牙带来了真金白银, 找到了新的航路, 可以开拓殖民地。中国郑和下西洋没有这样做。另外, 据上海交通大学杨猷院士多年的研究, 郑和下西洋到过的所有地方, 在他之前, 阿拉伯人都到过了。这几年我也注意到这个事情, 发现的确如此。郑和本人就是阿拉伯人的后代。他的家族是姓马的。他父亲一辈的人专门去过天方即麦加朝圣。明朝初年还有不少阿拉伯人留在明朝, 所以明朝的资料明确记载, 郑和下西洋时带有外国的水手。现在留下来的郑和的记录中, 航海图里面用的概念是“针路”, 这个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用的技术叫“牵星过洋”, 也是阿拉伯人发明的, 靠看星来定位。不要以为中国古代有指南针, 指南针只能小范围用, 真正在海里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如果要建海上丝绸之路, 不要以为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需要开拓创新, 好好学习。
我们以前海上包括陆上的活动, 经常是只有政治目的, 轻经济效益, 所以没有办法长期维持。比如张骞通西域后, 汉武帝为了夺取宝马攻打大宛, 结果损失非常大。十几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又比如我们对外界经常赏赐无度, 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 对国家造成财富的流失, 国库空虚, 官民都有怨言。这样的例子多得很。隋炀帝一方面在国内老是挖运河打朝鲜, 穷奢极欲, 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国人夸耀, 在洛阳大规模招待外国人, 把丝绸挂在树上。人家看了奇怪, 老百姓还没有衣服穿, 怎么丝绸挂在树上?结果说天朝很富, 丝绸有的是。招待外国人吃饭, 说好不用付钱, 我们历来是吃饭不要钱的。这样的开放谁支持呢?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不止一次。
应吸取对民间贸易限制的教训
我们不主动经营外贸, 主要利益都是由外方所得, 而对民间贸易是一贯限制甚至禁止, 或者课以重税, 以致民间非走私就不能获利。比如明朝时中国白银缺少, 银价不断上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来了, 他们有新大陆的银矿, 有大批的白银, 照理这个外贸对我们很有好处, 但是明朝禁止, 不让贸易。怎么办呢?福建人就武装走私, 建立一个个的走私集团。明朝政府出兵镇压, 他们就跑到海外建立基地, 雇了日本人对抗, 形成所谓倭寇。我们千万要吸取教训, 要重视经济效益。
历史丝绸之路教学设计 篇2
本课主要讲述两汉对内对外关系。对内，出使西域和设置西域都护;对外，打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同欧洲国家──大秦的友好往来。本课体现了两汉灵活多变的内外政策，反映了古老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学情分析
1.学生的很多知识是通过互联网得到的，学生上网应正确引导。
2.初一学生的感性认识比理性认识强，利用多媒体展示大量的图片或播放影片、音乐，用图表进行对比，展开小组合作探究学习、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初一学生跨学科的综合思维能力弱，课时指导他们学会看图、识图，利用图文结合寻找更多的有效信息，帮助他们学会联系各学科知识，培养他们综合思维和能力。
4.初一学生年龄小，接触的历史不多，全面的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不足，应注意培养他们学会全面分析问题、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5.初一学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初期，适时强化他们的爱国思想和开拓进取的意识，进一步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总结张骞为报效祖国，不畏险阻，勇于开拓的献身精神。
6利用地方史，让学生走近身边的历史，了解身边的历史，激起他们学历史的兴趣。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掌握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央政府对西域实行管辖的史实。
2.掌握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认识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
3.了解班超出使西域的史实。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把中原地区治乱兴衰与开发经营边疆地区的背景结合起来学习，培养学生思考认识的能力。
2.通过学习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培养学生全面的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3.指导学生将历史事件置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去认识和思考，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综合思维的初步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两汉灵活多变的内外政策，反映了古老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通过张骞、班超为报效祖国，不屈不挠，勇于冒险和开拓的精神，强化学生的爱国思想和开拓进取的意识。
3.强调历史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发展，懂得学以致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张骞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穿越历史，走向未来 篇3
关于西域丝绸之路的起止时间，一般认为是上起两汉、下止清末，时间跨度两千年，距离长度达到八千多公里。然而，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大苑列传》中记载，张骞在向汉武帝汇报出使西域情况时说，曾在大夏国见到邛竹杖和蜀布，一问方知是贩于身毒（今印度）。由此可见，古蜀身毒道和西域商道一样，在张骞出使之前也已有之。
千年之前，商人带着驼队历经山岩峻峭、戈壁沙漠和漫天飞雪，穿越丝绸之路，走过这段天险征途。今天，“寰行中国”2015别克中国文化之旅继续启行，一路从千年古都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向西到达边陲重镇新疆伊宁。另一路将从泉州出发，到达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北海，全程6500公里，分为盛世古韵、河西走廊、西出阳关、边陲天道、海上丝路5段旅程。其间邀请了知名历史文化学者沿途举办“别克文化讲堂”，听丝路故事，聊丝路文明，追溯历史的灿烂和辉煌，探寻厚重的中国文化瑰宝与时代价值。图为穿越雪莲谷-那拉提的“边陲天道”的旅程。
不仅如此，若把时间从汉朝向前推移，就会发现丝绸之路的出现，还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年代，因为据考古发现，早在舜、禹及西周时期，丝绸之路上就有大量商业活动的历史遗迹。古人开通丝绸之路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商品交换，并同时带动文化、科技与艺术的交流。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寰行中国” 2015别克·中国文化之旅所经之处，是大自然所造化的靓丽风景，不仅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令无数文人墨客赞美感叹。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线路，主要位于欧亚内陆地区。在中部地带，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等山脉。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边，则是著名的河西走廊，以及连绵的沙漠戈壁，如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等。
此外，青海的大盐湖、罗布泊的雅丹地貌、吐鲁番的火焰山和克拉玛依的魔鬼城等，也是重要的地理障碍。因此，唐代诗人杨师道《陇头水》中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中的“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即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在唐慧立、彦悰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书中，描写唐僧西行取经所见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情景，无疑是亲历其地的真切感受。
然而，被古人视为“蛮荒之地”的丝绸之路，在现代人看来，却是令人神往的、奇特壮丽的风景线。当“寰行中国”别克SUV车队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奔驰时，就仿佛穿行在美丽的图画之中，看不尽艳阳之下的雄伟壮丽。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驼盐古道”，现在成了第一个国家级沙漠生态自然保护区，并以沙漠生态治理与黄河文化传承闻名于世。甘肃山丹马场窟窿峡一带，原是汉代名将霍去病引进的军马之地。军马场地势平坦，水草丰茂，培育出的山丹马是汗血宝马的后代，驰名天下。“马踏飞燕”青铜雕像就在武威被发掘出土，后来成为了中国旅游的标志。
上图 新疆哈密木卡姆传承中心，木卡姆是“大型套曲”意思，还有“法则”、“曲调”等多种含义，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下图 被誉为“华夏瑰宝”和“丝路明珠”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在古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自然地理景观，当属张掖的丹霞地貌和敦煌的雅丹地貌。位于临泽县南的张掖丹霞地质公园，地处祁连山北麓，是中国丹霞地貌发育最大最好、地貌造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也是中国彩色丹霞的典型代表，具有很高的科考和旅游观赏价值。《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恐怕无人不知，而真实的火焰山则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北缘，古丝绸之路的北道。火焰山在维语中意为红山，古称赤石山，唐人曾名为“火山”。然而，在乌鲁木齐市区西南的北天山，则常年覆盖着皑皑白雪，与火焰山呈现“冰火两重天”景象。在北天山的主峰天格尔峰附近，分布着大小七十多条现代冰川，其中一号冰川超级巨大，海拔约四千米，长约两公里，有“冰川活化石”之誉。
行行重行行。寰行车队一路穿越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嘉峪关和著名西部油田玉门关，在吐鲁番凭吊始建于西汉时期、西域史上最大最古老的高昌故城，在轮台县探访世界上面积最大、号称“第三纪活化石”的天然胡杨林，以及天山中部山间盆地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
在人与大自然的对话中，感受祖国山河的辽阔与壮丽。在历史遗存与繁华都市的交汇中，赞叹丝绸之路的不朽与传奇。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品贸易的通道，更重要的还是文化交流的纽带。东西方的哲学、宗教、语言、文学、音乐、美术、科技与民俗等，也在随着物质的交换而不断地进行传播。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通过西域而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深入民心，唐僧玄奘从长安出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先后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等地学习佛法。在游历十九年后回到长安，专心翻译带回的经书，并著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西游的亲身经历。玄奘取经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西游记》，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
除了佛教之外，西亚的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也先后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被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世界上各大宗教的传播，除了有核心价值观之外，还要以经书、语言、仪式、活动为载体，以寺庙、道观、教堂等建筑为场所，而宗教音乐、绘画与造像艺术，则是宗教活动的直接产物。其中，石窟造像艺术就是宗教活动与艺术创造的完美结合。在丝绸之路沿线，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窟与石窟寺，比较著名的有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等。这些石窟大多融汇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须弥山石窟是中国十大石窟之一，位于固原西北寺口子河北麓的山峰上，始建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继续营造，以后各代修葺，成为原州（今固原）规模最大的佛寺遗址。张掖西夏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原名迦叶如来寺，明清时曾有更名。因寺内有国内最大的卧佛像，故名大佛寺。身长三十多米，仅一根中指就能平躺一个人，耳朵上能容八个人并排而坐。殿内的彩绘泥塑，为西夏遗物。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被安放在大殿正中一米多高的佛坛之上。艺术陈列厅展示从大佛腹内取出的国宝，如明正统六年贵集士书写的泥金手书《大般若经》，由玄奘法师口述、弟子手写的《大唐西域记》等。
“敦，大也;煌，盛也。”在古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文化重镇莫过于敦煌。盛大而辉煌的敦煌，因鸣沙山下的莫高窟“千佛洞”，成为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群。石窟中的彩塑佛像造型生动，尤其是壁画上的飞天形象栩栩如生，更是绘画艺术中难得的珍宝。可以说，敦煌莫高窟就是在浩瀚沙漠中开凿出的一个汇集千年艺术之梦的“大画廊”，无愧为“世界艺术宝库”。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各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各地，并通过战争、兼并、结盟和通婚而形成民族大融合。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境内曾出现过许多氏族部落、部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其名称也不统一，“随世易名，因地殊号”。从丝绸之路来看，西北地区主要有羌、戎、匈奴等土著居民，东南沿海主要是百越民族。中华民族不仅用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且还与周边国家的民族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谱写出了各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和谐乐章。
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虽是记载周穆王姬满西巡天下之事，但同时也是民族和谐的见证。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八匹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西安（或说洛阳）出发，穿越甘肃，抵达青海，至于西王母之邦。随后又继续北行数千里，穿越新疆至中亚地区，回国时走天山北路。由此可见，周穆王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旅行家。
上图“寰行中国”别克SUV车队在河西走廊疾驰，沿途经过张掖。在古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自然地理景观，当属张掖的丹霞地貌和敦煌的雅丹地貌。下图 “敦，大也;煌，盛也。”在古丝绸之路上，敦煌是最为著名的文化重镇，既有集千年艺术之梦的莫高窟，又有在史料记载和诗词歌赋中出现的鸣沙山与月牙泉。
西汉初期，北方匈奴势力强大，不断侵扰汉朝边境，造成严重威胁。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同盟者，以便共同抗击匈奴。元封年间，乌孙王派使者到汉朝，提出“愿得尚公主，为昆弟”。汉武帝答应乌孙王的请求，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细君公主善书画、通音律，经常自作歌曲来抒发内心的郁闷与乡愁，也就诞生了诗歌史上著名的《乌孙公主歌》。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武帝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封为公主，又嫁给了乌孙王。随解忧公主来到乌孙的侍者冯嫽，嫁给乌孙右大将为妻，曾持汉节作为公主的特使，遍访天山以南诸国，是史上第一个杰出女外交家。现在，在新疆伊犁还建有汉家公主纪念馆，用以表达对两位汉家公主的怀念。
自秦汉以来，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经商、传教、求学和定居，如禅宗始祖菩提达摩、日本僧人阿倍仲麻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等，对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很多居住在西亚、中亚地区的民族，也纷纷迁居西域和内地，并带来了国外的音乐、舞蹈、饮食和服饰等。例如，高鼻深目的古粟特人，在我国古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简称“胡”，原来居住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即今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大多以经商为业，喜欢组成商团，成群结队地进行长途贩运。所以，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和长安、洛阳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甚至还有不少人在经商地定居，其后裔也逐渐汉化。
尽管古代典籍记述较多的是陆上丝路，但早在秦汉时期，已经有对外航海活动的记载。明代《永乐大典》中称，广州自唐始通大舶，蛮人云集，可见海上贸易之盛。宋元时期，由于航海罗针的发明，加之陆上丝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空前繁荣。
潮平视野阔，风正好扬帆。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一样，都是中外贸易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为了探寻海上丝路的发展轨迹，“寰行中国”别克车队沐浴着海风，一路追踪郑和下西洋的樯云帆影，从福建泉州经广东汕头、佛山、阳江抵达广西北海，分享沿海城市与海上丝路共同繁荣的喜悦，并向为海上大动脉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民表达敬意。
古代“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这就是泉州所获得的美誉。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发达，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纷纷来泉州贸易和定居，同时也带来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故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泉州尚存有一座中国最古老、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净寺，还有一座闻名遐迩的伊斯兰教圣迹灵山圣墓，以及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伊斯兰石刻等。泉州人民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沿海地带大量建造港口，形成了由众多码头构成的集群港，与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海上贸易活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著名的东方大港。
陶瓷是中国文化的象征，陶瓷名镇佛山素有“南国陶都”的美誉。
汕头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自1860年开埠以来，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个中心城区拥有内海的城市，并被恩格斯誉为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悠久的发展历史，独特的文化传统，优越的自然条件，众多的华侨外商，造就了汕头空前的繁荣。早在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三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是粤东、闽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改革开放以后，汕头成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大经济特区之一，迎来了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英语“China”一词既指中国，又指陶瓷，足以说明陶瓷和丝绸、茶叶一样，都是中国的象征符号。中国著名的瓷都除江西景德镇外，佛山也名列其中，而且表现不俗。佛山素有“南国陶都”的美誉，是我国最大的、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石湾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水陆畅达的交通条件，独特的传统制陶技艺，因而成为岭南重要的陶瓷生产和贸易基地，并被命名为“中国陶瓷名镇”。
海上丝路所经过的沿岸城市，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当地的历史文化，包括名胜古迹、考古遗址、博物馆和展览馆等，这也是“寰行中国”别克中国文化之旅的目的地之所在。在广东阳江海陵岛开发区的“十里银滩”上，建有世界三大沉船纪念馆之一的海上丝路博物馆。这是一家以“南海一号”宋代古沉船保护、开发与研究为主题，展示出水文物及水下考古现场发掘动态演示过程为特色的专题博物馆。馆内展出的文物价值连城，为世界所罕见。这些历史名城与考古发现，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兴盛的重要实证。
王翰《凉州词》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当前，我国建设“一带一路”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弘扬丝绸之路“和平、和睦、合作”的精神，促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的睦邻友好合作，加强中外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当“寰行中国”别克车队踏上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中国文化之旅的征途上纵横驰骋之时，一路上不仅仅是艳阳高照、蓝天白云和海鸥涌浪，还有叮铃千年的驼铃声与建设“一带一路”的浩荡东风。
丝绸之路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 篇4
一、丝路的兴衰史
一般把古丝路分为四条 : 北方丝路、南方丝路、海上丝路和草原丝路,其中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最为重要。
北方丝路主要兴盛于西汉与唐朝。该路自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后开启, 又称为“沙漠绿洲丝路”,或代指“陆上丝路”,有时也代表整个丝路。西汉是丝路的首次繁荣。东汉时因内患不断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丝路已无当年繁华。此后的三国、南北朝等,因战乱频仍,丝路断断续续。隋朝时丝路开始畅通,唐朝时重新控制了西域,丝路迎来第二次繁荣。但到中唐安史之乱后就放弃了经营西域,并转向海路,丝路再次衰落,陆路从主路逐步逆转为海路的补充,陆路海路有一定的替代性。到北宋时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南宋对整个西北更是鞭长莫及,丝路再无重生之力。元朝时丝路成为帝国内部交通路线,通行比历朝历代都更方便,但由于路上走的主要是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不再是商人为主的丝路了,无力再次繁荣。 沧海桑田,后来发达的海运和便捷的空运占据上风,陆路不再引人注目,古老的丝路逐渐萧条,退出了历史舞台。
海上丝路主要繁荣于中唐到宋元时期。该路指从中国东南出海至太平洋,或经南海至印度洋到南亚、西亚及非洲的航路。 其兴起可能比陆路还早,唐以前海路一直是陆路的补充,但中唐以后陆路阻绝,加之经济重心南移、指南针发明及航海技术进步,海上丝路开始繁荣,超过并逐步取代了陆路。北宋、南宋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非常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保证了海上丝路的持续兴旺。元朝时海路更加畅通。由于宋元后主要出口瓷器、 茶叶,进口香料,故而也有 “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之称。明朝开始海禁,虽然郑和近30年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由于仅为官方外交,劳民伤财,缺乏民间参与,给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明成祖去世后很快就停了。 清朝更加封闭,康熙在开海禁后仍不许与西方贸易,乾隆开始全面闭关锁国,到后来只许广州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贸易, 海上丝路走向衰落。
中国丝路与世界航路此衰彼兴。14~15世纪的元末明初,中国陆、海丝路先后衰落之时, 欧洲却开辟了新的世界航路。 1453年东罗马灭亡,奥斯曼土耳其崛起,控制了东西方商道即丝路,对商人横征暴敛,商品转手后价格提高8~10倍,导致欧洲一些贸易城市衰败。而欧洲上层把亚洲奢侈品看作生活必需,不惜高价购买,造成西欧贸易逆差,大量黄金外流。西欧各国贵族、商人和资产阶级急切想绕过西亚,另辟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于是便派哥伦布等人远航,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环球航路,扩大了国际贸易,形成了世界市场。加之工业革命在西方兴起,世界贸易中心与经济重心从东方转到了西方,中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被西欧取代。正如法国学者玛扎海里所说 :“在促使古老丝路遭到遗弃的主要因素中,应关注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工业产品取代了来自中国的传统产品”。可见,贸易线路的转移,既有政治军事因素,更是经济技术发展的结果。
二、历史昭示的丝路功能
古丝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早期版本,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其实质是服务于亚欧之间的商贸和物流大通道,是当时的世界性贸易通道。中国丝路的兴衰史清晰表明,丝路呈现四大功能 :
一是商贸之路。
丝路首先是商品贸易走廊, 有商必开路,无商路难成。北方丝路开通后,成为商品贸易的生命线,商队从中国运出的主要是丝绸、金银器等商品,运入中国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及葡萄、胡麻等农作物。双方交易的主要是当时的高档或奢侈品,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贵若黄金。这体现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有商业利润才有长距离运输的动力,也才可能持续。 宋朝的商业和海上贸易十分发达,所以经济科技达到封建时代的顶峰。蒙古帝国道路虽然最畅通,但民间商贸不发达,并未增强国力而维持太久 ;明初七下西洋没有民间经贸的活跃,只为宣扬国威等政治目的,造成国力衰退而昙花一现 ;与属国的朝贡贸易因违背正常的经济法则,成为政府与百姓的沉重负担,也因此衰亡。可见,没有经贸基础,缺少商品的自由流动,单纯的政治文化交往不可能持久,丝路便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贸易兴衰与国家兴衰密切相联,如丝路关闭后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强国也转到葡萄牙、 西班牙、荷兰和英国。
二是开放之路。
丝路是开放的大道,体现了古代中国广阔的开放胸襟,也是世界开放的催化剂。丝路繁荣都是在中国最开放的汉唐与宋元,那时的中国拥有开放的气度、胸怀与自信。如唐朝的两条丝路都很发达,当时开放到能让外国人科举为官,主要大将都是少数民族,全国设驿站1639所,仅广州外国客商就有12万人,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国家或部族达l89个,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人数可达数百人。同时越开放越繁荣,丝路也是盛世之路。丝路兴衰成为中原王朝强弱的寒暑表,陆海丝路兴盛之时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丝绸、瓷器成为中国强盛的象征,甚至有“中国兴,则丝路兴”的说法。那时的中国令世界向往,如哥伦布十分仰慕中国的繁荣,非常崇拜马可·波罗, 这成为他航海的原动力。1492年他怀揣着给中国皇帝与印度君主的国书,希望最终能远航到中国。新航路开辟客观上促成了世界更加开放,也为经济全球化做了坚实铺垫。
三是和平之路。
和平是丝路发达的基础, 丝路是传递和平的使者。中国丝路形成和延伸于古代强盛之时,但中国没有借此对外侵略扩张,体现了中国天下 - 朝贡体系与王道政治的理想,证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传统。陆上丝路畅通之时,沿途基本没有战乱,中国先后与一百多个国家或民族和平交往。而在东汉末到隋朝、中唐到元初,西北长期战乱,民族冲突不断,丝路时常阻断。海上丝路自唐宋繁荣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中外友好交往的和平之路,很少见到腥风血雨,与欧洲炮火开辟的劫掠、征服的殖民扩张显著不同。全球化时代有句名言,“不是商品走出去,就是士兵走出去”。西方推动的近代全球化是士兵为商品开路,中国推动的早期全球化是商品自由贸易。
四是文明之路。
丝路穿越两千年时空,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是一条不同民族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文明之路, 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运河”。 它把古代世界几大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华、印度、埃及、巴比伦、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文明联结起来,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传入中国, 我国的道教、儒学以及造纸、印刷、坎儿井、罗盘等技术传向西方。可见,丝路带来的不仅是商贸繁荣,还有文化交流、科技沟通、宗教传播等“副产品”, 体现了文化的多元交汇、包容共存。丝路成为文化科技交流的友谊桥梁、宗教思想交流的文明纽带,让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可见,丝路首先是商道, 有商流和人流,有市场需求,符合经济规律,丝路才能繁荣。发展经贸、追求效益是丝路繁荣的核心,加强沟通、维护和平是丝路发展的保障,文化交流、文明共荣是丝路往来的结果。
三、当代丝路带建设的必要性
如何建好丝路,需要立足国情世情,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相结合,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中国特色与世界大势相结合,打造出国际水平的现代丝路。
(一)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版图深刻调整,“南升北降”特征明显,需要我国加快调整全球战略,布局中国的战略空间和新兴市场。区域经济合作成为新的世界潮流,亚欧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欧亚内陆发展前景广阔,多国提出新丝路构想以赢得主动。我国作为古丝路的关键国家,更应有自己的丝路主张。
(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需要
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沿海,东部集中了全国约90% 的进出口、85% 的外资和75% 的对外投资,陆路开放明显滞后。扩大向西开放、建设丝路带,有利于优化我国开放空间布局,使西部由开放“后队”变为开放“前锋”,推动要素向西部聚集,打造东西呼应、 海陆并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三)缩小发展差距的需要
在海权为主的时代,亚欧大陆内部的中亚及我国西部被边缘化,成为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中间的“凹陷地带”,造成国际发展失衡,滋生恐怖主义等 “三股势力”,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宁。我国东西部差距依然偏大, 成为困扰现代化全局的最大短板之一。建设丝路带可促进亚欧内陆更加开放,增强经济自生能力,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和国内协调发展。
(四)构建我国安全屏障的需要
我国西部和丝路带上的民族社情复杂,内外关联度高,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疆稳定问题突出。当前国际战略重心加快东移,美高调重返亚太,俄、日、 印等大国也加紧在亚欧内陆布局,特别是能源资源的争夺。建设丝路带既利于我国与沿途国家拉紧利益纽带,增强战略互信, 实现互利共赢,也利于维护我边疆稳定和能源资源安全。
四、丝路带建设的可行性
(一)沿途各国对我借重总体上升
我国与沿途各国关系总体良好稳定,一些国家成为可靠的政治伙伴 ;双边经济合作快速发展,我国成为众多国家数一数二的经贸伙伴,如与中亚五国贸易从1992年的4.6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503亿美元,年均增长25%。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沿途各国普遍希望搭上我国发展的顺风车,合作意愿日益增强。丝路带倡议提出后,沿途大多数国家表示积极支持,充满热切期待。
(二)道路运输技术的进步
近年来铁路公路技术快速进步,特别是高铁时速可达350公里以上,大大降低陆路成本, 为提升陆权提供了技术支撑。如郑新欧铁路10214公里,历经两次转关、两次换轨,运行时间也只有16-18天,比海运省20余天,比空运节省费用80%。 如果下一步货运时速能达100公里左右,则耗时将减少2/3, 可降至4-5天,对海运的替代能力就会迅速提升。
(三)形成第三个世界贸易中心的潜力
丝路带两端的亚太和欧洲经济圈 贸易往来 十分活跃, 2013年仅中欧贸易就近5600亿美元, 互为第二 大贸易伙 伴。亚欧内陆国家之间贸易潜力也很大。随着交通技术进步、陆路运输便利和成本下降,陆路贸易会迅速上升并部分替代海路, 有可能形成继大西洋贸易中心、 太平洋贸易中心之后的亚欧贸易中心。加强带上的经贸合作,发挥我国兼具陆海、“中央之国” 的地缘优势,可推动这一世界贸易中心的形成。
(四)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国际机构和国家纷纷提出丝路开发计划,并取得一定进展。联合国自1988年就启动了许多丝路项目,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建立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国际道路联盟提出“复兴丝路”计划等。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路” 计划,2013年俄罗斯提出“铁路丝路计划”,不少中亚、西亚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丝路构想。 这些计划的动机各异,侧重点不同,但客观上也为丝路带建设提供了基础。
五、丝路带建设的总体思路
丝路带的核心是合作共赢与和平发展,即在政治互信、人文合作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不涉及敏感问题,既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军事组织。 丝路带建设的基本思路是 :走务实合作之路,以经贸合作为先导,以自贸区和经贸合作园区等为抓手,以合力共推为手段,以丝绸中路为重点,以“文明复兴共同体”为号召,坚持正确义利观、算好国家大帐,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决定、企业主体,打造立体、开放、联通“四亚三洲” 的现代丝绸之路,建设世界最长、最有潜力的亚欧非经济大走廊,造福沿途各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再创中华文明的开放盛世。
要把丝绸之路从“古代版” 升级为“现代版”,可实施三步曲开展丝路带建设 :第一步,大力促进本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 努力消除贸易投资壁垒,降低贸易投资成本 ;第二步,有序推进我国与有关国家和次区域的自由贸易安排,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实现次区域深度合作 ; 第三步,构建丝路带新型自由贸易区安排,形成区域深度大合作格局,并带动相关文明的繁荣与交流,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第一步、第二步为近中期目标,第三步为远期目标。要建设过程中,要结合实际,遵循一些合作原则与工作规则。
一是长短结合,保持战略耐心。
建设丝路带是新时期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要抓住时机,趁热打铁,在经贸合作、重大项目、文化旅游等方面尽快取得快速突破和“早期收获”。同时,丝路带建设是浩大的国际合作工程,非一国之事,非一国之力,更非一日之功,要从长计议,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
二是经贸先导,市场化运作。
丝路首要是商贸之路,没有经贸发展,丝路带就是无源之水 ;经贸合作深化到一定程度, 丝路带也就水到渠成。经贸先导是发挥我国贸易投资大国优势、 把握战略主动权的关键。要坚持政府引导,做好顶层设计、营造环境、提供支持和服务,避免政府背上过多甚至无限经济责任。 坚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注重经济效益,以企业为主体,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确保丝路的可持续性。
三是一国一策,用好现有机制。
域内各国发展水平和国情差异较大,部分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和纷争,如中亚国家之间水资源纷争时有发生,印巴矛盾根深蒂固。短期内应以双边为主,立足实际确定合作重点。同时,该地区现有多边合作机制较为成熟,上海合作组织、俄白哈关税同盟等机制有效运转,不宜专门建立多边机制,而应立足发挥现有机制作用。
四是优化路径,善于借力合作。
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篇5
摘要：中学历史教材之中汉代西北丝绸之路插图，图中中段路线南北道分途地当起自鄯善，并非敦煌玉门、阳关，南道支线分途地当起于皮山，并非于阗。除插图所示自大宛可直抵安息路线之外，自皮山西南行，越过葱岭抵印度河流域，经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东北部、阿富汗西南、伊朗高原亦可抵达安息。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材，丝绸之路，分途地
汉代西北丝绸之路插图（见图1，以下简称插图），人教版初、高中历史教材皆曾选用[1][2]，以图示的方式诠解汉代中外交通的要隘与线路，2002年全国文综卷、2010年四川文综卷以本图为蓝本命制高考试题，显见插图在中学历史知识点考查之重要性，图中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分途地（阳关、玉门关）与南道支线分途地（于阗）与汉代史实难合，现借助前哲研究成果予以简要辩正。
一、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分路地当起自鄯善，并非敦煌玉门、阳关
西北丝绸之路按地域可划分三段：东段（长安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葱岭）、西段（葱岭以西）。《汉书》首次将丝绸之路中段、西段路线明录史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南道从鄯善傍南山（今昆仑山）北、波河（即塔里木河）西行至莎车（今莎车地区），西逾葱岭可至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安息（今伊朗高原）。北道从车师前王庭（即交河城，今吐鲁番地区）随北山（今天山）、波河（即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地区），西越葱岭可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奄蔡（今咸海之北）[3]。插图之中中转地与路线参据班固之记而编绘。《汉书》之中中段路线南北道分自玉门、阳关之说颇受诸多学者质疑，王国维、王育民二先生依助《史记》《汉书》行军线路与出土简牍驳斥班固之说[4][5]，认为鄯善当为南北道分途地，即自阳关（或玉门关）始发，抵至鄯善分成两路，自鄯善向西北循塔里木河至疏勒为北道，向西南沿塔里木河至莎车为南道，今撮其要旨条陈如下。
1.玉门地区出土廪给过往食客之事汉简，简文之中记录供给车师、莎车使者粟粮数量，车师位于丝绸之路北道，莎车位居丝绸之路南道，南北道使者皆可从玉门关而出入西域，故插图以玉门、阳关而分丝绸之路南北道明显讹误。
2.鄯善地处罗布泊附近，地当丝绸之路南北道之要冲，汉武帝数次遣发使者出使西域，鄯善须提供过往汉使宿食，以致耗费大量国力、人力，汉廷又多次与匈奴争夺鄯善控制权，鄯善不得已乃将两王子分送汉与匈奴为质，足见鄯善沟通东西交通之重要地位；汉武帝之时李广利西伐大宛，循北道进发，获胜之后由南道东归，去往途中均路经楼兰（即更名之前鄯善，今罗布泊西北）之地，故鄯善必为南北两道分途地。
3.汉魏之时塔里木河下游注入孔雀河而东流罗布泊，可由鄯善溯孔雀河西北行至渠犁（今尉犁地区），复沿塔里木河西行抵疏勒，此为汉代自敦煌郡入北道之捷径；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向西北延伸至渠犁，分布着连接成线的汉代烽燧遗迹，亦可旁证鄯善至渠犁之间道路当为汉使去往北道诸国的官道。
4.终两汉之世，自敦煌直达车师前王庭道路尚未开通，即使将车师前王庭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中转站，从鄯善北上越过库鲁克塔格山，复沿觉罗塔格山南缘西行，再绕至博斯腾湖北焉耆以至渠犁，如此迂绕回旋，何如从鄯善西北顺孔雀河直达渠犁。
二王之论证是以玉门出土汉简否认玉门、阳关为汉代丝绸之路南北道分途地，又以鄯善地理位置、汉代行军择道及考古遗址肯定鄯善为南北道分路地，运用史料充分，推证过程严谨。况《汉书·西域传》之中又载北道西域都护治地乌垒城至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3]，乌垒距阳关距离表明由阳关可达北道，上述之论可供历史教材再版之时参考。
二、丝绸之路中段南道支线分途地当起于皮山，并非于阗
插图之中丝绸之路南道支线自于阗（今于阗附近）分出，往西南去往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区，本支线在《汉书》《后汉书》之中确曾载及，然从于阗以达印度河流域之说，两汉书并无一言述及，所言分途地乃于阗之西、莎车之东的皮山（今皮山附近）。
1.《汉书》云：皮山南与天笃（今印度河流域）接，当罽宾、乌戈山离道，皮山西南至乌秅国一千三百四十里，乌秅国至罽宾国二千二百五十里[3]。
乌秅国即今克什米尔洪扎河流域罕萨地区[6]，罽宾国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7]，二国均居印度河上游，由皮山至乌秅、乌秅至罽宾距离，可知汉代由皮山可达印度河上游的乌秅与罽宾；西汉成帝之时，言官杜钦曾对权臣王凤言：罽宾国与汉绝远，自皮山之南行，须历经不属汉的四、国及县度（即悬度）方能抵达罽宾，道路维艰且盗贼横行，汉使自长安送还罽宾使者至皮山即可[3]。汉使自长安循南道东来送还罽宾使者，途中必经于阗而才能到达皮山（按：皮山位于于阗之西），可见汉代南下印度河流域国家路线分途地并非起自于阗。
2.《后汉书》曰：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8]。
悬度即《汉书》所言“县度”，均系布鲁沙斯基语Sinda之汉译[9]，即今克什米尔地区达丽尔与吉尔吉特之间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带[10]，乌戈山离即今阿富汗西南地区，《后汉书》路线与上文杜钦所言皮山至罽宾国路线相合，大致行走路线即自今皮山县西行至叶城县，复沿叶城之南提孜那甫河或棋盘河至叶尔羌河上游（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往西直行至塔什库尔干河上游，由明铁盖达坂或红其拉甫达坂逾喀喇昆仑山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再南下沿印度河支流至罽宾国，西行后至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复由阿富汗南部洛拉河、赫尔曼河至乌戈山离[11]。《后汉书》之中皮山至印度河流域乌秅、罽宾路线如此明晰而又与实地相符，自皮山确可至印度河流域。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土诸多僧徒西去天竺求取佛经、朝拜佛陀，法显、智猛即自佛教盛地于阗而入葱岭（即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至印度河、恒河流域，可见两汉之后于阗方取代皮山成为南入印度河流域隘口，插图乃描述汉代丝绸之路路线，以于阗为南道支线分途地不甚恰妥。
三、汉代典型中外交通线路与插图路线之印证
汉代中外交通典型事件，首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与东汉甘英出访大秦。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诏联络大月氏以抗击匈奴，初出陇西（今甘肃地区）即为匈奴截扣，还押漠北匈奴单于庭，后藉匈奴监管松懈之机逃奔至大宛，越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抵达阿姆河河畔的大月氏、大夏[12]，与插图之中大宛至大月氏路线相合；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奉敕联结乌孙（今纳伦河上游、伊塞克湖东南）以断匈奴右臂，至乌孙后往西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遣派副使，西北方向前往康居，西南方向去往大宛、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岸）、大夏（今阿姆河南岸）、安息、身毒（今印度河流域），东南方向径往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扜罙（今新疆策勒县地区），与插图之中大宛至康居、大宛至安息路线相对应。
甘英出访大秦路线，东晋袁宏《后汉纪》略有载及：甘英逾悬度、乌戈山离抵条支，自条支东北通乌戈山离，可百余日行[13]。范晔《后汉书》亦记：（甘英历）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甘英抵条支而历安息[8]。沙度亦即《汉书》之中悬度，可知甘英去往大秦路线选取丝绸之路南道，其西使路线途经地当为：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结合上引《汉书》之言（皮山当乌戈山离道），甘英大秦路线可进一步完善：皮山—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载有自皮山去往安息路线：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按：前文已引），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8]。此当为甘英西使完整路线，根据如下：《后汉书·西域传》序言言明《西域传》全文节自东汉安帝末年班勇所记，按班勇出生之初即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只生未曾踏足葱岭之西，而范书《西域传》载及诸国地域范围则横跨葱岭之东西，故诸多学者认同范晔葱岭之西相关史实应是班超时代的内容；加之前揭甘英出使路线、时间与范晔所记如此吻合（按：《后汉纪》谓条支东北至乌戈山离百余日之行，可视作袁宏据乌戈山离西南马行百余日抵条支之逆推，可证《后汉纪》、《后汉书》乌戈山离至条支行程时间相同），故可推测甘英自安息而归，将行军路线汇报都护班超，班勇将之纳归己书[11]。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中段路线分途地当为鄯善，南道支线分途地当起于皮山（见图2），除插图所示自大宛可直抵安息路线之外，自皮山西南行，越过葱岭抵印度河流域，经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东北部、阿富汗西南、伊朗高原亦可抵达安息。另，汉代丝绸之路则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丝绸之路则指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广义丝绸之路则包括塞北草原丝绸之路、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插图以“丝绸之路”命名过于宽泛，建议改为“西北丝绸之路”，或教师在讲授之时别为详解丝绸之路双重含义。
参考文献
[1] 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2]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古代史：高三全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 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
[4] 王国维.观堂集林：敦煌汉简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王育民.汉魏丝绸之路南北道分路考.学术月刊，1987（7）.
[6]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7]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9] 陆水林.新疆经喀喇昆仑山口至列城道初探.中国藏学.2011（S1）.
[10]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1] 颜世明，高健.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12]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 袁宏.后汉纪·孝殇帝纪.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篇6
一、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分路地当起自鄯善, 并非敦煌玉门、阳关
西北丝绸之路按地域可划分三段:东段 (长安至敦煌) 、中段 (敦煌至葱岭) 、西段 (葱岭以西) 。《汉书》首次将丝绸之路中段、西段路线明录史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 南道从鄯善傍南山 (今昆仑山) 北、波河 (即塔里木河) 西行至莎车 (今莎车地区) , 西逾葱岭可至大月氏 (今阿姆河流域) 、安息 (今伊朗高原) 。北道从车师前王庭 (即交河城, 今吐鲁番地区) 随北山 (今天山) 、波河 (即塔里木河) 西行至疏勒 (今喀什地区) , 西越葱岭可至大宛 (今费尔干纳盆地) 、康居 (今锡尔河流域) 、奄蔡 (今咸海之北) [3]。插图之中中转地与路线参据班固之记而编绘。《汉书》之中中段路线南北道分自玉门、阳关之说颇受诸多学者质疑, 王国维、王育民二先生依助《史记》《汉书》行军线路与出土简牍驳斥班固之说[4][5], 认为鄯善当为南北道分途地, 即自阳关 (或玉门关) 始发, 抵至鄯善分成两路, 自鄯善向西北循塔里木河至疏勒为北道, 向西南沿塔里木河至莎车为南道, 今撮其要旨条陈如下。
1.玉门地区出土廪给过往食客之事汉简, 简文之中记录供给车师、莎车使者粟粮数量, 车师位于丝绸之路北道, 莎车位居丝绸之路南道, 南北道使者皆可从玉门关而出入西域, 故插图以玉门、阳关而分丝绸之路南北道明显讹误。
2.鄯善地处罗布泊附近, 地当丝绸之路南北道之要冲, 汉武帝数次遣发使者出使西域, 鄯善须提供过往汉使宿食, 以致耗费大量国力、人力, 汉廷又多次与匈奴争夺鄯善控制权, 鄯善不得已乃将两王子分送汉与匈奴为质, 足见鄯善沟通东西交通之重要地位;汉武帝之时李广利西伐大宛, 循北道进发, 获胜之后由南道东归, 去往途中均路经楼兰 (即更名之前鄯善, 今罗布泊西北) 之地, 故鄯善必为南北两道分途地。
3.汉魏之时塔里木河下游注入孔雀河而东流罗布泊, 可由鄯善溯孔雀河西北行至渠犁 (今尉犁地区) , 复沿塔里木河西行抵疏勒, 此为汉代自敦煌郡入北道之捷径;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向西北延伸至渠犁, 分布着连接成线的汉代烽燧遗迹, 亦可旁证鄯善至渠犁之间道路当为汉使去往北道诸国的官道。
4.终两汉之世, 自敦煌直达车师前王庭道路尚未开通, 即使将车师前王庭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中转站, 从鄯善北上越过库鲁克塔格山, 复沿觉罗塔格山南缘西行, 再绕至博斯腾湖北焉耆以至渠犁, 如此迂绕回旋, 何如从鄯善西北顺孔雀河直达渠犁。
二王之论证是以玉门出土汉简否认玉门、阳关为汉代丝绸之路南北道分途地, 又以鄯善地理位置、汉代行军择道及考古遗址肯定鄯善为南北道分路地, 运用史料充分, 推证过程严谨。况《汉书·西域传》之中又载北道西域都护治地乌垒城至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3], 乌垒距阳关距离表明由阳关可达北道, 上述之论可供历史教材再版之时参考。
二、丝绸之路中段南道支线分途地当起于皮山, 并非于阗
插图之中丝绸之路南道支线自于阗 (今于阗附近) 分出, 往西南去往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区, 本支线在《汉书》《后汉书》之中确曾载及, 然从于阗以达印度河流域之说, 两汉书并无一言述及, 所言分途地乃于阗之西、莎车之东的皮山 (今皮山附近) 。
1.《汉书》云:皮山南与天笃 (今印度河流域) 接, 当罽宾、乌戈山离道, 皮山西南至乌秅国一千三百四十里, 乌秅国至罽宾国二千二百五十里[3]。
乌秅国即今克什米尔洪扎河流域罕萨地区[6], 罽宾国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7], 二国均居印度河上游, 由皮山至乌秅、乌秅至罽宾距离, 可知汉代由皮山可达印度河上游的乌秅与罽宾;西汉成帝之时, 言官杜钦曾对权臣王凤言:罽宾国与汉绝远, 自皮山之南行, 须历经不属汉的四、国及县度 (即悬度) 方能抵达罽宾, 道路维艰且盗贼横行, 汉使自长安送还罽宾使者至皮山即可[3]。汉使自长安循南道东来送还罽宾使者, 途中必经于阗而才能到达皮山 (按:皮山位于于阗之西) , 可见汉代南下印度河流域国家路线分途地并非起自于阗。
2.《后汉书》曰:自皮山西南经乌秅, 涉悬度, 历罽宾, 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8]。
悬度即《汉书》所言“县度”, 均系布鲁沙斯基语Sinda之汉译[9], 即今克什米尔地区达丽尔与吉尔吉特之间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带[10], 乌戈山离即今阿富汗西南地区, 《后汉书》路线与上文杜钦所言皮山至罽宾国路线相合, 大致行走路线即自今皮山县西行至叶城县, 复沿叶城之南提孜那甫河或棋盘河至叶尔羌河上游 (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 , 往西直行至塔什库尔干河上游, 由明铁盖达坂或红其拉甫达坂逾喀喇昆仑山进入克什米尔地区, 再南下沿印度河支流至罽宾国, 西行后至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 复由阿富汗南部洛拉河、赫尔曼河至乌戈山离[11]。《后汉书》之中皮山至印度河流域乌秅、罽宾路线如此明晰而又与实地相符, 自皮山确可至印度河流域。
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土诸多僧徒西去天竺求取佛经、朝拜佛陀, 法显、智猛即自佛教盛地于阗而入葱岭 (即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 至印度河、恒河流域, 可见两汉之后于阗方取代皮山成为南入印度河流域隘口, 插图乃描述汉代丝绸之路路线, 以于阗为南道支线分途地不甚恰妥。
三、汉代典型中外交通线路与插图路线之印证
汉代中外交通典型事件, 首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与东汉甘英出访大秦。武帝建元二年 (前139年) , 张骞奉诏联络大月氏以抗击匈奴, 初出陇西 (今甘肃地区) 即为匈奴截扣, 还押漠北匈奴单于庭, 后藉匈奴监管松懈之机逃奔至大宛, 越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 抵达阿姆河河畔的大月氏、大夏[12], 与插图之中大宛至大月氏路线相合;元狩四年 (前119年) , 张骞奉敕联结乌孙 (今纳伦河上游、伊塞克湖东南) 以断匈奴右臂, 至乌孙后往西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遣派副使, 西北方向前往康居, 西南方向去往大宛、大月氏 (今阿姆河北岸) 、大夏 (今阿姆河南岸) 、安息、身毒 (今印度河流域) , 东南方向径往于阗 (今新疆和田地区) 、扜罙 (今新疆策勒县地区) , 与插图之中大宛至康居、大宛至安息路线相对应。
甘英出访大秦路线, 东晋袁宏《后汉纪》略有载及:甘英逾悬度、乌戈山离抵条支, 自条支东北通乌戈山离, 可百余日行[13]。范晔《后汉书》亦记: (甘英历) 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 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 甘英抵条支而历安息[8]。沙度亦即《汉书》之中悬度, 可知甘英去往大秦路线选取丝绸之路南道, 其西使路线途经地当为: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结合上引《汉书》之言 (皮山当乌戈山离道) , 甘英大秦路线可进一步完善:皮山—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载有自皮山去往安息路线:自皮山西南经乌秅, 涉悬度, 历罽宾, 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 (按:前文已引) , 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 转北而东, 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8]。此当为甘英西使完整路线, 根据如下:《后汉书·西域传》序言言明《西域传》全文节自东汉安帝末年班勇所记, 按班勇出生之初即生活在塔里木盆地, 只生未曾踏足葱岭之西, 而范书《西域传》载及诸国地域范围则横跨葱岭之东西, 故诸多学者认同范晔葱岭之西相关史实应是班超时代的内容;加之前揭甘英出使路线、时间与范晔所记如此吻合 (按:《后汉纪》谓条支东北至乌戈山离百余日之行, 可视作袁宏据乌戈山离西南马行百余日抵条支之逆推, 可证《后汉纪》、《后汉书》乌戈山离至条支行程时间相同) , 故可推测甘英自安息而归, 将行军路线汇报都护班超, 班勇将之纳归己书[11]。
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篇7
连云港旧时称作海州, 港口旧时也称作海州湾, 作为一个古海港, 从秦至清历经千年兴衰。秦代徐福受秦始皇之命东渡入海求仙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航线, 并将连云港这座城市同世界航海史联系在一起。唐代随着中国与新罗、日本交流的密切, 海州成为古中国重要的海港之一。在《太平广记·贪·李邕》中佐证了当年海州港的空前繁华, 在李邕任海州刺史期间, 日本国使节曾率五百人、十条船至海州停泊, 船上“载国信”及“珍货数百万”。
海州古城历代因港而兴, 古海州风光秀丽, 商贾云集, 名胜众多, 被冠以“淮口巨镇”“东海名郡”的美名。海州古城是连云港的摇篮, 海州古城的历史就是连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史。海州古城的千年兴衰印记着海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的历史变迁。
二、连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溯源
秦汉时期徐福的寻仙之旅为日韩等国带去了中国的农耕、养蚕和医药技术。这就是连云港这座小城开始在国际航运史上留名的开端。
隋唐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 连云港成为大唐与新罗、日本交往的重要城市, 成为繁忙海运线上的重要港口。
清康熙年间, 清政府海禁开放, 连云港与广州、漳州、宁波一起成为清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而到乾隆年间, 清政府又闭关锁国, 撤销了连云港、漳州和宁波三个通商口岸, 连云港至此失去了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从秦代开始到清代的衰落, 古老的连云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存续了近2000年。其间, 连云港经历了最初的起点城市、坐标城市到后来的贸易文化港口、军港等变化。它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 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颗明珠。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新的国际海上航线, 与此同时也成为了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连云港这个海上枢纽成为了沟通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桥梁。唐朝是连云港的鼎盛时期, 大量日本使者到中国学习汉文化, 圆仁法师就是其中著名的使者之一。其最著名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记》, 与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以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圆仁法师回国就是选择从海州入境。在唐代, 连云港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港口城市。当时, 作为民间的交往渠道, 日本和新罗的一些普通民众也从连云港进入中国, 而部分日本人和新罗人留在了连云港并融入了当地的生产生活。连云港宿城的新罗村就是当年新罗人的后裔, 他们很多人在当时入籍海州, 并携家眷在此供职、学习佛法, 并通婚定居。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城市的连云港, 也留下了东西方频繁贸易往来的诸多历史遗存, 其中最具代表性、最能证明连云港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状况的, 当属陶瓷器皿, 这也印证了海上丝路的“陶瓷之路”别称。海州是中国与日本、新罗之间的重要瓷器出口港口, 也是重要中转港口。连云港唐代墓葬出土了长沙窑瓷器, 这在当时属于出口瓷器。同时景德镇瓷器、越窑、邢窑、白窑等瓷器在连云港也都有发现, 如此多的瓷器也进一步证明了连云港确实是唐代海上丝路的重要贸易中转站。
海上丝绸之路孕育了2000多年的海州文明, 作为海州文明遗存的海州古城是连云港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三、海州古城的景观资源
连云港山峦峻秀, 特色的山水资源是大自然留给连云港的无私馈赠。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 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海州古城的千年之魂。在海州古城境内, 孔望山、石棚山、白虎山桃花涧等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 海州古城素有苏北夫子庙之称, 其中包含着众多的历史古迹, 随着连云港旅游的开发建设, 海州古城初步形成了“三山一涧一古城”的旅游综合景观。海州的石刻艺术堪称国宝, 新石器时代的将军崖岩画, 汉代的孔望山摩崖石刻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将军崖岩画距今四千多年, 为我国沿海唯一反映母系社会的东夷先民遗迹, 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社会岩画。被专家誉为“九州崖佛第一尊”的孔望山汉代摩崖石刻是我国最早的佛教遗迹, 比敦煌石窟的佛像还要早二百多年。海州境内大小河流众多, 较大的河流有蔷薇河、玉带河、盐河, 还有双龙水库、王庄水库、园林水库等点缀在众山之中, 山水相映。
四、海州古城的景观设计重构
海州古城景观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但缺乏旅游号召力, 其原因值得深思。总体而言, 海州古城缺乏活力, 发展缺少动力, 古城特色正在不断消解。连云港整体城市中心的不断东移导致老城区发展动力不足, 古城的特色资源未能充分发掘和利用, 缺乏亮点, 导致古城活力不足。整体古城景观靠山而不近山, 滨水而不亲水, 古城不古、仿古不精。“三山一涧一古城”互相割裂, 缺乏景观的一致性。为了焕发海州古城的活力, 实现海州古城总体景观的协同统一, 应该遵循经济、生态、溯源的原则对海州古城的整体景观设计进行重构。
海州古城的景观设计重构应采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11月10日第三十六届大会通过的《关于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书》之建议。该建议书正式提出了“历史城市景观”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的概念, 成为指导历史城市兼顾保护和发展的新方法, 解决了不同城市之间的雷同。所谓“历史城市景观”是指特定的历史城市的景观, 它指的不仅是城市中的历史景观, 而是城市在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 其包括了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 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历史中心城区”或“建筑集合体”的概念。通俗来讲, 就是融合了城市所有作用和互相作用的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属性要素, 涵盖了自然系统、城市文化、土地使用、地形地貌、生态结构、植被水体、视觉结构、社会功能、建筑构筑等多方面, 各要素在多层次上表达和记录了不同文化形态的自然观、利益诉求, 是城市价值的承载体系。历史城市景观方法面向和针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 将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看作是促进人类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产, 它提供了一种手段, 用于管理自然和社会方面的转变, 确保当代干预行动与历史下的遗产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提倡借鉴地方社区的传统和智慧, 并且考虑地区环境, 是一种应对城市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以及缓解城市人文、自然遗产危机的重要方法。
海州古城的景观设计重构应凸显自然山水优势, 释放古城人文情怀, 溯源传统文脉, 寻求现代与历史和谐, 延续海州古城的千年城市价值体系。海州古城随海上丝绸之路而兴, 溯源海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定位可以帮助我们找寻海州的城市灵魂。
海州古城的景观设计重构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为主线, 以佛教为文化线索构建“三山一涧一古城”的文化轴线。由孔望山的佛教石刻、桃花涧的佛教文化艺术园、古城的碧霞寺、百子庵形成佛教景观带。连云港是佛教东传的关键环节。东汉末年, 国家动荡, 佛教经由海陆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连云港孔望山上的摩崖石刻就是那个时期的历史遗存。通过佛教文化景观的重构, 明确海州古城曾经作为海上丝绸之佛教东传重要港口的历史地位。
目前古城核心区域仍以居住功能为主, 需要对数量庞大但形式却很单一的居住功能进行成片改造, 通过外加内减, 改造、置换、新建并举的方式, 提升古城土地价值, 刺激古城活力。古城的核心价值一旦真正获得社会的认可, 必然引发多种功能的膨胀、多元发展。人气的聚集要求老城区在整个范围进行多种居住类型的发展。为改善古城内部居住条件, 在保持原有风貌、挖掘特色的基础上对古城部分住房进行修缮、改造, 力争改善内部结构与空间, 使之符合现代生活需要。对古城内部居住功能进行疏解, 在保持与古城风貌协调的条件下, 兴建传统街坊式的住宅。通过步行巷道的组织, 以及放大古城内部分公共空间, 建设公共绿地, 重建古城内良好的绿色环境。
古城外围规划:具有山地风貌的高档居住区;具有滨水景观特征的文化休闲区;对蔷薇河、玉带河两条水系进行滨河景观整治, 建设古城外围滨河景观带, 连通甲子河与排洪沟, 辅以滨水绿化, 串联白虎山、朐阳门、古城东入口四个重要景观节点。
城市的设计与保护应遵循历史文化的“原真性”, 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应从个体建筑的保护向城市整体保护扩展, 不仅留存城市的物质遗产, 同时需保留城市的历史文脉。城市的保护与开发应相辅相成, 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 实现城市历史资源的延续性保护, 城市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就是把环境作为旅游的第一要素放在前面。适度地开发, 也是为了保护, 但是其前提是要保护。因为历史、生态、环境对未来旅游发展非常重要。人们更加注重旅游环境。这就要靠整个旅游规划、环境规划来控制。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人文资源的开发有机结合, 凭借争创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 依托海州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 培育一批文化旅游名品, 提高全市旅游的文化品位, 增强城市魅力和旅游竞争实力, 推进文化旅游经济。
五、结语
海上丝绸之路曾经铸就了海州古城的辉煌, 连云港应该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东风重新启航, 续写古海州的荣耀。将千年丝路上的海州之魂融入海州古城的景观设计重构中, 再现古海州的繁华。
参考文献
[1]周莹.连云港: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N].中国海洋报, 2014-11-12 (A4) .
[2]吴伟主编.城市特色:历史风貌与滨水景观[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
[3]邵甬.法国建筑·城市·景观遗产保护与价值重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
[4]张松.历史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系列·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
基于历史视角的品牌演进之路探究 篇8
当今时代, 品牌横行。无论是商界, 还是政界、学界, 乃至个人, 无不兴崇“品牌”。仿佛一瞬间, 品牌成了营销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品牌到底是什么呢?似乎没有太多人能够说清道明。品牌演进的历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 要想真正地体悟品牌真谛, 我们就必须深入走进人类历史的文明长河。接下来, 笔者将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从茫茫史海中一路走来的品牌, 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能显如此神通?
二、中国大品牌的建立
中国人本来就置身于一个庞大的世界知名品牌之下。一看到黄皮肤、黑眼睛、“龙”图腾、方块字、孔夫子……人们就知道, 这是“中国”, 它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探源中国大品牌的演进历程, 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品牌。
1. 由外而内的统一是品牌开疆辟土的基础
华夏5000年文明史, 秦皇嬴政是首个被广泛地认可为统一了全中国的人, 因而冠以“始皇”的称号。为什么在秦以前, 伟大的三皇五帝, 强大的夏、商、周朝都没有得到这种认可?理由就是只有秦始皇进行了度同制、书同文、车同轨、钱同币、行同伦等庞大革新举措, 甚至通过“焚书坑儒”的激烈手段初步统一了国民思想, 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炎黄子孙, 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面貌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至此, 我国无论在领土范围上, 还是在思想意识上, 都基本完成了统一, 华夏民族的大品牌也即宣告成立。因此, 品牌的建立需要各种外显因素与内隐因素的高度糅合统一。
2. 核心价值的铸就是品牌永葆青春的源泉
秦朝虽然统一了华夏大民族, 建立了中国大品牌, 但却过早地消逝于历史长河。取而代之的刘氏宗族则将大汉王朝绵延了将近四百余年。在汉武帝的支持下, 经过大儒董仲舒的强力推进, 孔子的儒家学说被提升到了至高境界, “礼义廉耻、仁孝忠义”的核心价值在炎黄子孙的心中占据了两千多年, 魅力流布于世界各国, 时至今日“儒家学说”仍可作为东方瑰宝的象征。在这两千余年中, 中华民族历经政权更迭、领土变更, 然而始终不变的以孔孟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体系, 它也是整个华夏民族凝聚不散的核心要件。由此可见, 核心价值理念的铸就是品牌青春常驻的不老配方。
3. 简洁独特的标识是品牌长驻人心的保证
中华文明史, 上下五千年, 浸透着无数悲欢离合。提起中国, 人们会想到孔子、汉字、筷子、瓷器、丝绸、茶叶、中医、武术……纷繁琐杂, 不一而足。若问哪一物件最能代表中国, 答案必为“龙”, 也只有龙这一意像能够涵摄整个中国文化, 它既简洁又独特, 既简约又厚重, 既为国人深知又为世界认可。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这样一个负载着厚重文化积淀, 且能激发全民族情感联系的标识了。由此而见, 品牌若要常驻人心、亘古不迭, 一个简洁独特而又高度凝练的品牌标识就显得不可或缺了。
三、世界大品牌的演进
通过中国大品牌的建立我们初步了解了品牌的演进历程。然而身处现代市场经济, 大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花费两千年时间来建立一个品牌。如何在现代商业社会高效建立品牌呢?我们可以通过进入“世界大品牌的演进”, 来了解历史的进程是如何实现这一飞越的。
1. 全面传播的媒介手段是品牌打造的基础
二战给世界人民制造了痛苦的梦魇, 而挑起这场疯狂战争的, 正是向来以严谨、理性闻名于世的德国人。探其根源, 就是日耳曼民族接纳了“纳粹”这样一个极具魅惑力的恐怖品牌。纳粹花费不到十年时间, 就从街边几十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 由衷令人惊讶!纳粹党人充分利用当时德国内有经济危机、外有外交屈辱的局面,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崇尚武力权威意识, 透过全面传播途径, 彻底诱骗了德国人民。
此时的德国, 大街小巷满眼尽是纳粹的宣传画、“卐”字旗、希特勒像……大量身着制服的纳粹党人四处召开集会、散发传单、呼喊口号、播放歌曲。德国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无不充斥着纳粹人的符号, 完全无法逃脱纳粹党的强大宣传攻势。凭借这种狂轰滥炸式的全面传播, 纳粹党竟然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 以极高的得票率夺取执政党地位, 彻底扭转了德国的前进方向。
2. 合乎人性的核心价值是品牌长存的核心
透过宣传利器, 纳粹品牌也许能够哄骗大众一时, 然而却不能蒙蔽人民一世。一个品牌若想长久驻世, 非得深入人心、合乎人性不可。
二战中,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正义力量最终战胜了邪恶的纳粹势力, 美国“人权至尚、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也即刻在世界散播开来。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 自然而然地接过这面旗帜, 因为这符合人类“珍爱生命、和谐世界”的天性。在美利坚大品牌的护佑下, 万宝路香烟和可口可乐饮料作为美国形象的宣传使者, 在世界范围内畅行无阻, 已然铸成世界知名品牌。然而说破了, 可口可乐不过是碳酸糖水, 万宝路就是烟草毒药, 可是一旦傍上“美国”这个“大款”, 可就变得魅力四射、炙手可热了。这并非由于其产品多么优异, 实乃美国形象助力之果。由此, 只有合乎人类天性的价值观念才能长存于世。
3. 切实可感的至高品质是建立品牌的根本
与美国不同的是, 日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国家形象极其恶劣。而现如今, 日本能大力改善国家形象, 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了高品质产品是一个关键因素。
时至今日, 一旦提到二战, 我们每一个人都还会觉得日本的形象面目可憎, 可恶至极!然而这些却并不能阻碍大家热烈选购日本产品的激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路上满眼日本汽车, 家中满处日本电器, 是国人当下的实际境况。尽管有些日本品牌, 会在某些敏感时期以及敏感场合, 遭受到东亚国家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冲击, 但总体来看, 它仍是发展良好的。
根植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 消费者最为在意的与其说是一个空泛而高雅的品牌形象, 还不如说是一个品质至上的产品服务。因此可以说, 切实可感的高品质是建立品牌的根本要素。
四、结语
信息时代, 知识至上, 世界潮流, 浩浩汤汤, 品牌文明, 不进则退。“如何在知识经济时代里面, 勇夺品牌战役的胜利, 打造中国自主品牌”是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大课题。在此, 我们不能沉浸在历史的光芒之中, 更不能迷失于未来的茫然之下!我们只有苦练内功, 兼修外力, 抚今追昔, 前瞻未来, 方可有所成就!
摘要：人类步入21世纪, 社会高速运转的旋律将各类企业推入白热化的竞争状态之中。企业为了在纷争激烈的商场获得生存与发展, 不得不深入挖掘企业产品与市场需求之间内在的契合点。当前, 品牌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工具, 已经广泛得到了企业与市场的认可。本文是从人类大的历史视角来探究品牌一路走来的精彩历程。
关键词：历史视角,品牌,演进
参考文献
[1]余明阳, 杨方平.品牌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2]卢泰宏.品牌理论里程碑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9, (1) .
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篇9
我国的财政制度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特点, 这是由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实行财政立宪, 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财政立宪的做法, 又无法脱离历史凭空设想。从我国财政立宪历史经验角度来探讨其合理的成分, 反映中国的立宪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对探索财政立宪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很有必要的。
财政立宪的本质在于平衡财政权力与纳税人权利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 财政立宪在国家建设、政府治理、公民权利保护等方面凸显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本文对我国财政立宪路径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而且对财政学研究的拓展和丰富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立宪的进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共同纲领》) , 我国前后有过五部宪法。分别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总体来说, 各部《宪法》对基本财政问题均未作出具体的规定, 仅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政府之间在预算上的权力划分。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权力划分仅涉及部分事权的规定, 且这些规定相当模糊, 对于建立财政体制尚没有发挥必要的铺垫作用。这说明我国的财政立宪还处于初级阶段, 离真正意义上的财政立宪还有较大的距离。
1.《共同纲领》中的财政制度规定。就财政方面而言, 其直接相关的仅有两个条文, 即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第四十条:“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 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 厉行精简节约, 逐步平衡财政收支, 积累国家生产资金。国家的税收政策, 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 简化税制, 实行合理负担”。条文一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 一个规定了国家的预决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制度, 但后一制度规定仅仅是一个宣言性质的, 并没有实质性的内涵, 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由于当时中国还有部分领土没有获得解放, 国家政权刚刚建立, 各政府机构也刚刚成立, 因而在这个时候通过的《共同纲领》就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 它是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参与政治的最基本的宪法依据;第二, 《共同纲领》仅是纲领性文件, 是由不同的政党所达成的共同组建和参与政治的协议性文件, 目的在于巩固胜利果实, 而并非真正以之为正式的《宪法》, 因而其中的大部分制度设计相当简略, 甚至有点粗糙。
2.1954年《宪法》中的财政制度规定。1954年《宪法》是我国在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之后,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正式《宪法》。从现在的角度来观察, 虽然该《宪法》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事实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的最好的一部《宪法》。
就财政制度来说, 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条款:第二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第四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第五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 保证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 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 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第七十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这些条款虽然看起来比《共同纲领》要多, 且在权力划分和形式上有了详细的规定, 但仍然较为粗糙。例如,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事权的划分上基本上还是空白, 这样, 虽然《宪法》赋予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地方预决算的权力, 但由于该规定缺乏事权基础, 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地产生效果。另外, 该《宪法》中没有对税权进行划分, 没有划定中央政府征税的范围以及开征新税的决定权。无论如何, 1954年《宪法》相对于《共同纲领》来说是一个进步, 且为此后《宪法》中的财政制度的规定奠定了基础。
3.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及1982年《宪法》中财政制度的规定。1954年之后制定的三部《宪法》在条文和制度设计上都与1954年《宪法》相类似, 只是其中有些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例如, 地方预决算的审查权在1975年《宪法》中划给了地方革命委员会, 随后在1978年《宪法》中将这一权力交还给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而1982年《宪法》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中规定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的权力。
二、从财政体制变革看我国财政立宪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根据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经济形势, 财政体制多次变更, 这一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1950年到1979年国家实行的“高度集中, 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阶段;1980年到1993年“分灶吃饭”的管理体制阶段;以及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阶段。仔细观察中国财政体制的变革就会发现每一次财政制度的变化并非都有《宪法》上的依据, 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 财政体制的全局性变革都发生在《宪法》尚算稳定 (没有修改) 的时候。这说明, 我国财政宪法规定与实际的财政制度规定存在着明显的脱节, 由此也反映了我国财政立宪方面的中国特点。
1.财政宪法制定的国家本位主义。与西方的宪政制度的价值观不同, 我国的宪法从制定之初甚至可以说从宪法观念产生之初, 突出宪法价值是以国家富强与复兴为基础, 而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所倡导的平等与自由。基于这一价值观, 首先, 国家在设计宪政制度时要考虑享有较多的决定权, 而非仅仅对权力的制衡, 因而在宪法条文上就不太可能体现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国家各机关之间权力的细化和精确的划分。其次, 国家权力设定的方式也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 美国宪法严格限定联邦政府的权力, 剩下的权力如果事关联邦事务则归联邦, 如果不是事关联邦事务则由各州政府保留。而我国宪法则着重规定国家所享有的权力。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本位主义特色。
2.财政宪法功能定位的总结性。我国《宪法》在功能定位上也与西方国家《宪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国家《宪法》往往是革命之后对新制度的设计。而我国的《宪法》往往是对以前斗争结果的承认与接纳。正如1954年《宪法》制定后, 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四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五三年起, 我国已经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 因此, 我们完全有必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制定一个像现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 用法律的形式把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肯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建立了单一式的国家。在财政问题上, 由于缺乏宪法和法律层面对财政体制的统一性规定, 所以将财政权力集中到了中央。几乎大部分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是由中央出台相关的政策, 由地方来执行。然而, 地方才是社会建设中真正的主角,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 诸多制度的探索均首先是由地方上开始进行试验后才为中央所采取, 成为体制变革的原型。比如1988年以后, 我国采取了财政包干体制, 各地在具体的包干方式上各不相同, 便是各地政府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各自进行了一定程度试验的结果。因此, 财政宪法在功能上只是起着总结作用, 也就不能也无法用明确的条文对财政制度进行规定, 否则就无法给财政制度的变革留下足够的空间。
三、国家建设视角下我国财政立宪凸显的问题
1.财政宪法规范的不足与行政权力替代。从财政立宪的实践看, 我国《宪法》对财政权力的规范尚存在不足: (1)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 其对于财政体制没有明确的规定, 有关财政问题的规范散见于《宪法》的不同章节中。 (2) 财政权力的划分不明确。从立法上看, 1982年《宪法》仅在第八十九条列举了中央政府的事权, 除此之外, 既没有对地方政府事权的规定, 也没有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原则性规定。而且上述中央政府事权的列举还暗示, 中央政府事权全部来自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予。这表明, 现在所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权包括事权的划分, 随时可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收回。而就当前的分税制度来说, 也未能真正实现分税制。
由于《宪法》对财政体制没有基础性规定, 因而关于财政体制建设和变革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行政部门, 这是导致我国财政体制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财政体制变化频繁的制度性原因。与立法权相比, 行政权力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与《宪法》相比, 普通法律的修订和变更程序更灵活, 要求更低, 因此也更具有变易性。而国家政策则更属于执法性的国家公共权力行为, 其变易性较之法律更大。因此, 在改革开放前, 我国的财政体制变化很快, 几乎是一年一变,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国务院和财政部通过相关的政策来进行调整的。实践中, 财政行政权力过大不仅导致了权力的“越位”, 而且降低了财政制度的权威性。
2.财政体制变革的法律依据缺失与地方能动性不足。如上所述, 到目前为止, 我们实施的各部《宪法》对财政问题的规定均相当粗略, 对财政基本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 而且我国财政体制变革同样缺乏普通法律的依据。我们虽然通过了《审计法》、《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 但却没有基本的《财政法》。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真正对财政体制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党和政府的政策。每次财政体制改革, 依据的都是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政策性文件, 而这些文件本身的依据或者说改革的精神和原则仍主要来自于党的决议和政策。例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依据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由于《宪法》缺乏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明确划分, 税制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因而在国家建设上, 中央政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地方政府则显得能动性不足。各国政体发展的经验表明, 地方政府自治是国家宪政不断完善的社会基础, 无论是民生、民权还是民族, 其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人民民主及地方政府能够充分自治。而地方政府自治的前提条件又是《宪法》赋予其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 这个权力首先就是财权, 它是发展地方事务的财政基础。而我国财政立宪在这方面的缺失, 导致地方政府在制度建设上的被动。
四、推进我国财政立宪的路径设计
财政立宪不仅仅只是在《宪法》中确立财政的基本规则, 而且更是通过综合改革,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的宪政理念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追求。因此, 财政立宪既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又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推进财政立宪不能讲求尽善尽美, 一蹴而就, 应根据财政立宪所需具备的配置条件, 综合考虑, 重点突破。财政立宪的路径可设计为:
1.注重思想层面对价值理念以及目标追求的指引。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 为财政立宪提供了指导方向和思想基础, 同时也体现了财政立宪价值层面的需求。为此要求: (1) 树立以纳税人为本的理念。以纳税人为本是要尊重纳税人的权益, 体现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 转变“官本位”的思维定式, 把以前只对上级、对机关负责转变为对公众的切身利益负责, 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最大限度地对纳税人负责。 (2) 坚持法律至上和依法行政的理念。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 在行动上直接表现为依法行政。事实证明, 实行法治是有效治理现代社会的方式, 是有效改善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方式, 是建立政府权威形象的有效途径, 也是财政立宪实行的坚实基础。
2.从制度层面完善财税机制。
财税制度的完善对财政立宪具有推动作用。我国正在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 公共财政内在的民主、法治、科学的精神与财政立宪的内在要求正好契合。完善财税制度, 可以选取重点突破的方式, 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制度建设:
(1) 实现阳光财政运作。阳光财政通过财政公开等方式实现公众对于政府财政活动的知情权, 并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 促进公众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以充分实现。提高财政透明度, 有利于立法部门和公众对财政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从而防止权力滥用、草率决策以及资金浪费。实现阳光财政, 首先应细化财政信息披露的内容。目前, 财政披露信息较为概括, 通常款级以下科目的信息基本不提供, 导致民众看不明白。其次, 推行“阳光钱柜”, 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健全政府采购制度, 确保财政资金的收支置于阳光之下。
(2) 推行财政民主制度。财政的民主是现代国家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的财政民主是植根于依法理财基础上的科学理财、民主理财。推行财政民主, 以实施民主预算为核心, 构建民主决策的有效途径, 扩大公民参与决策的形式, 实现决策过程中财政部门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建立专家咨询机制, 依靠专家出谋划策, 集思广益。
(3) 以现代化管理方式提升财政效率。财政效率是财政资金分配及运用结果的反映, 提升财政效率, 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现实需求。应吸收现代科学管理方法, 改革财政的分配方式和资金的应用方式, 推行以竞争和绩效为主的新型分配方式, 提高财政资金的有效性, 提升政府的执行力。
3.实现操作层面应用模式和机制的创新。
(1) 完善财税法律体系及立法模式。目前, 我国财税法律的立法层次较低、权威性不够, 这制约了财政的立宪过程。完善财税法律体系, 不仅需要增加立法数量, 而且需要提高立法质量, 使财政权具备刚性约束;探索参与性、公正性的立法模式, 使立法过程能更多地吸纳民意, 反映民情, 实现公正。
(2) 健全财政立宪的保障监督机制。财政立宪的重点不在《宪法》如何规定, 而在于《宪法》的规定能否落实。为保障财政宪法的实施, 应探索和完善司法制度, 处理违宪行为;落实人大的财政权, 切实发挥人大的作用;健全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政府机关内部的监督制度、立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制度, 实现多方主体的监督, 以增强监督的实效。
4.加快社会层面对公民社会、社会管理组织的建设。
公民社会是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 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集团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公民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将公共权力归还于社会, 将公共权力至上转变为公民权利至上。因此, 培育和发展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基础, 是避免政府公共权力滥用和过度扩张的有效措施。培育公民社会, 应重点探索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新方式, 转变政府对社会无所不包的管理方式, 逐步向服务型、引导型管理方式转变。为此, 应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民间团体, 促进社会自我发展与自我管理, 制定有利于社会组织培育的政策措施, 如财税优惠政策、兴办慈善事业、公共福利等。
参考文献
[1].封丽霞.政党、国家与法治.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周刚志.论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初中历史课改创新之路探索 篇10
关键词：创新；初中历史；课改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各项事业改革创新势在必行。作为百年大计，不折不扣地蹚深水过险沟，不断推动课改车轮加快前行，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最神圣的使命。初中历史教师探索“传道授业解惑”新方法，开辟教书育人新途径，是我们孜孜不倦研究的重大课题。理念是行为的灵魂，是创新的先导，教学理念对教学起到指导和统帅作用。目前初中历史教学尚未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应试教育没有真正转化为素质教育。然而，新的课程标准的人文性强调历史教学要致力于学生历史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应尽快转变教学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情绪及情感体验，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树立既教书又育人的教学新理念。
一、创新初中历史教学源于内因“发酵”和外因“挤压”
1、为了切实将学生减负落到实处，将中考改革全面引向深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做了很多积极工作，学生得到更多的私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学习负担有所缓解。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历史学科教学早已处于尴尬境地。这与历史学科在教改大潮中的地位不断弱化有直接关系。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无用论、历史副科说充斥整个初中课堂教学，对教师的教学造成一定困扰，影响了教师课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历史走过场教学障目，孵化出学生对历史的麻木性，久而久之，历史课便与自习课无异。
2、历史教育观是在长期的历史魔镜影射下，在人的精神世界熔炉中长期锻造而成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浓缩丸”，对少年学生形成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意义深远，这是紧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灵鸡汤，对学生客观认识自己，发展和提升自己起到催化剂作用。
3、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人们思想的大解放提供了先机，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变化。从个体发展规律看，逻辑思维能力和理性分析能力的“一条腿”跃进，对学生个体全面发展，尤其是智力催熟，危机四伏，为学生的极端心理倾向埋下了祸根。人的理性与感性相向而行，逻辑思维能力又伴随感性直觉相生相长，而富于人性的生动历史是平衡各种心理偏颇、促进学生人格健康发展的有力支点。
二、在历史课堂中磨制创新利杵
1、为初中历史教学内容换上靓丽“套装”。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应以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为出发点，整体把握教材内容，深入挖掘教材“靓”点，将外查资料与之糅合，进行精细加工改造，用逻辑思维的竹筛提纯，把剩下的精米作为“行炊”粮草，突出创新元素，吸引学生因兴趣干涸而呆滞的眼球，使学生擦亮双眼，感受枯燥内容换装之后的靓丽风采。如在讲授《商鞅变法》时，为吸引学生眼球，教师可以用图片或幻灯片的形式呈现历史上与变法相关的任务，张居正、王安石、梁启超等人物影响资料都可以纳入学生的法眼，介绍他们的生平及变法事迹，然后适时抛出一些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引进新“模具”，制造新产品。“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沿用已久，其早已随着教育环境的变迁和教育对象的变化，失去原有生机，学生对此套路厌烦而抵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要善于运用兴趣的标尺调整课堂授课模具的参数，制造出学生喜爱的新成品，让学生对课堂产生足够的热情。如，采用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增加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教师要做学生的赞赏者和兴趣点燃者，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让学生亲身体验和感悟历史。此外，宽松的学习环境也很重要，教师要充分发扬学生的民主性，创设开放性课堂，使学生压抑的心理和思维瞬间得到释放，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可以疑教材，也可以疑教师，在心理上彻底根除学生的奴性观念，撕破教师和教材的专家身份，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分析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3、以革新教学评价机制为抓手，促教育“自省”能力提高。加强过程评价客观性。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随着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教学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由此带来的改革红利接踵而至，学生的学習面貌大有改观。教师要敏锐捕捉学生随时表现出来的创新意志和品质，不断培育学生的创新意念和创新欲望，科学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对于结果性评价，教师在具体施教中，对题型的选取和题量的分配要适度，充分考虑学生實际情况，侧重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让学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促使学生重视历史学科，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是不断发展的个体，所以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教育，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教育，紧紧围绕创新型人才要求和特征布局教学，大胆实践个性教学，不搞“一刀切”扼杀学生个性发展。
4、在传统教学手段枝干上大搞“嫁接”试验。在历史课堂实践中，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学生多感官，发挥感官灵动作用，借助多媒体演示，直观形象地展示符合学生情感体验的教学手段。如，在学习《美国南北战争》时，在授课之初，我并没有急于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向课本，而是宕开一笔，先向学生展示了美国总统林肯遇刺的图片，然后用抑扬顿挫调结合当时的场景，向学生缓缓叙说经过，使学生如身临其境，唤醒学生心中正义的神灵，培养学生爱好和平的情操，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实践证明，新型教学手段是将“实体”巧妙植入学生大脑中，使其变为固化的原体，然后经过有规律的“反刍”，使学生记忆犹新，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增强知识的系统性。
穷则思变，面对层出不穷的教育新情况，教师必须摒弃传统思想，吸收和借鉴新思路，与时俱进，围绕“创新”之石，谋划创新之路，创造性地将学生全面发展与素质教育有效糅合，铺就多条“走必通，改必新”的初中历史课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