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融合教育（精选三篇）
早期融合教育 篇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2年1月在本院行Zero-P椎间融合器 (SYNTHES公司生产) 手术治疗的颈椎病患者31例, 其中男17例, 女14例;年龄21~55岁, 平均44.51岁;随访时间为12~20个月, 平均14.70个月;31例患者按疾病类型分为脊髓型12例, 神经根型8例, 创伤性颈椎间盘突出症11例, 均有脊髓损害表现, 其中15例伴有明显的根性痛;病变节段C2~7, 分布:C2~32例次, C3~44例次, C4~57例次, C5~614例次, C6~74例次;患者术前均行颈椎X线片、CT及MRI检查, 确诊病变累及颈椎单节段, 均有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指征。
1.2 手术方法
均采用常规颈椎前路手术入路, 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术者完成。取右颈胸锁乳突肌前缘至颈前中线, 沿颈皮纹做横行切口长约5 cm, 切开皮肤、皮下组织, 横断和潜行剥离颈阔肌后, 于颈内脏鞘偏外侧, 自肩胛舌骨肌内侧与胸骨舌骨肌肌间隙进入, 沿颈动脉鞘与内脏鞘间隙钝性剥离至椎前筋膜。用骨膜剥离器剥离至椎体的颈长肌为止, C型臂定位, 应用Caspher撑开器撑开颈椎间隙达到正常高度, 彻底清除纤维环和颈椎间盘, 酌情切除后纵韧带, 彻底减压, 刮勺刮终板至其渗血即可, 选择规格合适的Zero-P椎间融合器, 融合器内植入异体人工骨, 植入椎间隙, 使用导向器在钛合金固定板向上下 (40±5) °拧入4枚螺钉锁定。再次透视融合器钛合金固定板位置良好后逐层缝合, 放置引流片1片。
1.3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应用脱水剂、消肿及神经营养药物等治疗。24 h后拔除引流片, 术后3~5 d后颈托保护下下地活动, 5 d拆线, 逐渐加强颈项部肌肉功能锻炼。3个月后摘除颈托, 术后1周内、3个月、6个月、12个月拍摄X线片复查, 测量融合节段颈椎椎间高度, 判断融合情况、稳定程度、神经功能改善等。
1.4 随访观察
通过以下方法评价术后疗效: (1) 记录手术前后日本骨科协会颈椎疾病康复评分 (JOA) , 并计算神经功能改善率 (RIS) , RIS (改善率) =[ (术后评分-术前评分) / (17-术前评分) ]×100%, 评价术后神经功能改善情况; (2) 术后1周内、3个月、6个月及12个月以上定期行颈椎正侧位片复查, 必要时行CT、MRI检查, 观察颈椎融合情况、稳定程度、颈椎椎间高度的变化。颈椎椎间高度采用Emery法[1]:颈椎椎间隙上下终板各作一横线确定上下终板的中点, 两中点间垂直距离即颈椎椎间高度。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1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 手术时间 (72±10) min, 出血量 (60±12) m L。全部获得随访, 随访12~20个月, 平均14.70个月。 (1) 术后末次随访时JOA评分升高, 神经功能恢复显著, 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 术后6个月RIS与术后12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1例患者术后24 h内出现咽部疼痛, 经对症治疗术后7 d内症状消失;所有患者术后7 d均未出现食道异物感和吞咽困难等不适; (4) 所有患者在术后3个月行X线片检查Zero-P颈椎融合器及钛和金固定板无移位, 融合器前方骨桥形成或植骨间隙见骨小梁通过。 (5) 从测量的结果发现, Zero-P颈椎融合器系统置入后椎间隙高度较手术前增加, 接近相邻正常椎间高度, 颈椎生理曲度明显改善;手术后颈椎椎间高度与术前比较改善明显; (6) 术后术区颈椎椎间高度有下降趋势, 在术后3个月颈椎椎间隙高度趋于稳定, 未出现颈椎椎间高度再丢失现象, 术后颈椎椎间高度的增加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患者颈椎间盘突出影像见图1~2。
注:C5~6急性颈椎间盘突出症, 脊髓受压明显
注:C5~6急性颈椎间盘突出症, 脊髓受压有所改善
3 讨论
自Smith和Robison报道颈椎前路椎间盘摘除减压椎体间自体骨植骨融合手术, 从自体骨植骨融合发展到异体骨再到复合植骨材料植骨融合, 从cage发展到颈椎前路钢板内固定到锁定钛板内固定再发展到钛网, 颈椎前路手术日臻完善。术后3个月拍摄颈椎X线片提示骨融合区骨小梁通过终板或前方形成骨桥或无透明带, 间接征象推断植骨融合。使用自体骨植骨, 供体部位的神经损伤、血肿形成、感染和长时间站立疼痛等问题为供区部位常见的并发症[2,3,4]。回顾性分析和随机对照试验曾报道过cage加异体骨植骨融合或自体骨植骨融合在颈椎病术后复查随访期间, 植骨融合率、疼痛症状的解除等方面并无显著性差异。单纯应用cage的椎间稳定性较差, 术后可能出现内植入物沉降可能, 导致颈椎生理曲度丢失及椎间高度的改变, 从而需行翻修手术[5,6]。在颈椎前路手术中因为术区椎体前纵韧带结构的破坏, Kaiser等[7]认为在病变相邻椎体前添加一颈椎前路固定板来增强相邻颈椎的稳定性。一直以来, 颈椎前路椎间盘摘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成为颈椎前路经典术式, 颈椎前路固定板的应用增加了颈椎的即刻稳定性和降低手术翻修率。但该经典术式存在术野的扩大, 书中出血量的增加, 手术时间的延长, 术后出现吞咽困难的机会增加, 前路固定板的置入导致颈椎前方组织的损伤, 甚至发生食管瘘等严重并发症[8,9,10]。尽管现在使用的前路固定板的厚度较早期的设计明显的更薄, 但是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前路钛板内固定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吞咽困难的报道依然很多。这些颈椎前路固定板的应用相比较而言是一个耗时的外科手术, 在手术过程比如气管, 颈动脉, 和食道等至关重要的颈前组织结构, 都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或损伤。
理想的颈椎前路内固定系统应恢复颈椎的椎间高度、生理曲度和即刻的稳定性[11], 并提供患者术后最大舒适度, 不影响后续行X线片复查, 最大限度减少应力遮挡效应和内固定相关并发症的发生。SYNTHES公司生产的ZERO-P颈椎前路椎间融合内固定系统, 具有颈椎前路固定板和颈椎椎间融合器双重优点。ZERO-P系统的椎间融合器, 由高纯度医用聚醚醚酮 (PEEK Optim) 材料制成, 融合器中空部分可以植入自体骨或异体植骨材料, ZERO-P系统的椎间融合器具有良好组织相容性, 可透X线, 无影像伪影, 方便术后随访。抗裂性和高压稳定性也是PEEK材料较其他融合器材料的显著优点, 同时其表面的齿状结构增加了术后颈椎的初始稳定性, 方便患者术后早期行功能活动。ZERO-P系统的钛板和螺钉, 不会突出于椎体前缘和椎体的后方, 钛板完全容纳于椎体间隙内, 钛钉完全容纳在相邻颈椎椎体内, 这种低切迹设计不会对食道及颈前重要软组织产生直接刺激, 明显减少了损伤食道的风险和术后吞咽困难。钛板与椎间融合器结合沟槽界面的设计减少了钛板的应力传导, 降低了椎间融合器沉降的风险。另外Zero-P系统椎间螺钉为自攻螺钉, 在拧入螺钉的过程中能增强螺纹与椎体间骨质的咬合力, 增加了椎体间即刻的稳定性。Zero-P系统由于椎间融合器与钛板是已配套装好, 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与突出于颈椎前路的固定板相比Zero-P系统安装简单, 方便, 并且缩短了手术时间。Zero-P颈椎前路椎间融合内固定系统行颈椎椎间融合术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颈椎椎体的完整性, 采用Zero-P系统可以最大限度保留终板, 刮勺将终板表面刮至渗血即可, 增强了终板对椎间融合器的支撑, 降低了融合器沉降的机会。Zero-P颈椎前路椎间融合内固定系统生物力学稳定性良好, 在屈伸活动方面, Zero-P系统与cage内固定合并颈椎前路固定板内固定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在侧屈和旋转方面, Zero-P系统的稳定性明显强于后者[12]。本研究发现创伤性颈椎间盘突出症多出现于C5或C6节段, 主要机制是下位颈椎活动度大, 在椎间盘发生退行性改变的基础上, 突然一外力作用, 导致颈椎椎间盘纤维环破裂, 髓核突出而引起颈髓或神经根受压。
实际上, 患者神经功能改善的临床疗效关键仍然是减压, 采用Zero-P椎间融合系统并不能提高患者的神经功能改善率, 本研究缺乏长期大样本的对照研究, 属于回顾性研究, 缺乏前瞻性, Zero-P椎间融合系统对于颈椎椎体重度骨质疏松、感染等患者应禁用, 本研究的早期随访结果满意, 但其远期结果仍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
摘要：目的:研究Zero-P椎间融合器在颈椎前路减压椎体间融合 (ACDF) 术后的早期临床疗效。方法:选取颈椎疾病患者31例, 均行ACDF术, 共置入Zero-P椎间融合器31枚, 融合节段均为单节段。术后定期摄X线片检查, 采用日本骨科学会 (JOA) 评分, 神经功能改善率 (RIS) 评价患者术前、术后颈脊髓神经功能。结果:31例患者均获12个月以上随访, 平均14.70个月, 手术时间 (72±10) min, 术中出血量 (60±12) mL;1例患者术后24 h内出现咽部疼痛, 经对症治疗, 术后7 d内症状消失;术后3个月X线片提示颈椎椎间隙骨性融合, 术前JOA评分 (8.65±1.85) 分, 术后末次随访时为 (16.09±0.91)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术后6个月神经功能改善率为 (89.60±9.45) %, 与术后12个月的 (90.30±8.94)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术后椎间高度、生理弧度恢复满意。结论:Zero-P椎间融合器应用于颈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治疗颈椎疾病的早期随访疗效满意。
早期融合教育 篇2
“波尔加实验”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就是，当孩子还只有几岁大的时候，父母就要她们在专业的定向上作出选择。
苏珊4岁就会读会写，而且精于数学。4岁会解四年级的应用题，6岁就懂得解大学的微积分方程。但就在苏珊还只有6岁大的时候，父母却要她作出选择：你到底决心下棋还是要研究数学?
一个6岁的女孩，在大多数家庭中往往还是抱着一个洋娃娃，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她“受宠”的童年。拉斯洛却认为，是时候了，否则就会耽误。拉斯洛是这么看的：“现代社会要求人在一个相对较窄的领域中，必须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这样他才能做成大事。而为了取得大成就，就必须在他成长的早期开始行动。”这里所说的“行动”，就是在专业领域中尽早定向、定位。
拉斯洛只是坚持要女儿在最具潜力、最容易进取的阶段，以棋为主，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练棋方面：一天5～6个小时，而且不中断。在他看来，不仅是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杰出的学者、艺术活动家，都经常是在孩子阶段便开始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的。
这样难道就不怕孩子的知识面窄吗?许多父母都很自然会有这样的担心。拉斯洛则认为，早期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孩子必然会在精神上眼界狭窄，也不意味着必然出现性格的残缺不全。
事实上，波尔加三姐妹除了下棋，她们还在父母的辅导下进修完中学的课程。三个女儿都会讲几门外语。1995年，苏珊还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国立体育专科教育学院通过了毕业论文的答辩。她夺得世界冠军后，还在纽约开办“苏珊・波尔加国际象棋研究中心”，继续进行“波尔加实验”。索菲亚也在结婚后就读特拉维夫大学艺术系，在下棋之外延续她追求艺术美感的梦想。
早期融合教育 篇3
关键词早期学习标准；发展适宜性教育；《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08)10－0012－07
21世纪以来，全球早期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美国为主的一些发达国家为确保早期教育的高质量，提升儿童的入学准备水平，制定与推行了早期学习标准。
为早期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制定标准，这一举措不仅在一些发达国家得以推行，而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近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的“遍及全球项目”(Going Global Project)，迄今有近20个国家加入到制定本国早期儿童学习标准的行列，并有多个国家已经完成了标准的制定。我国教育部也于2006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中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制定工作。
早期学习标准的制定是早期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就美国而言，早期学习标准的制定与推行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既引发了人们对早期教育实践的基本理念、原则与方法的重新思考，也引发了人们对早期学习标准实践价值的广泛讨论。其中一项重要论题是如何看待早期学习标准的制定与长期以来学界及实践领域奉行的发展适宜性教育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早期学习标准与发展适宜性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人手，对两者之间的冲突及融合作一分析，以期为我国更有效地推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供参考。
一、发展适宜性教育：美国早期教育传统的反映
所谓发展适宜性教育，是指早期教育相关人员应当运用儿童发展的有关知识，在教育实践中作出最适宜于儿童发展的决策，即为儿童提供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宜的教养环境、材料、教育内容和方法。教育者在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适宜性、个体适宜性、社会和文化适宜性。
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幼儿学校运动开展以来，卢梭的浪漫主义儿童观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在美国早期教育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初，随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儿童研究运动的推动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思想的影响，美国早期教育领域逐渐形成了以儿童为中心、关注儿童自然成长、重视儿童社会性和情绪健康、重视游戏、倡导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这些理念一度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早期教育的主流思想，同时也形成了美国早期教育的传统。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促使美国社会开始关注基础学力竞争力的问题。有人认为当时美国的学前教育没有为儿童提供满足他们实际需要的教育内容，并且影响到了儿童学龄期的学业成绩。早期教育实践开始从关注儿童的情感需求转向重视儿童的基本学业技能。20世纪60年代，基于行为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在美国早期教育界开始流行，这与美国早期教育的传统理念分歧甚大，其间的冲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的兴盛。行为主义思潮逐渐被认知心理学取代。在此背景下，全美幼教协会提出了“发展适宜性教育”(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以下简称DAP)。DAP在秉承美国早期教育传统思想的同时，以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在游戏与学习、儿童自我探索与教师教学间进行了权衡。DAP的提出不仅明确了美国早期教育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有关争论。
1987年，全美幼教协会有关“0－8岁儿童发展适宜性教育”的立场报告正式刊行，并于1997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1987年版DAP在课程、成人与儿童互动、家庭与教育机构的关系以及儿童发展评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该版本一经发布，立即得到广大早期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对当时的美国早期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获得拥戴的同时，DAP也遭到了学术界的一些质疑，比如DAP是否真正适宜所有儿童，DAP对儿童发展条件的差异和文化多样性是否有所忽视，等等。Wien(1995)将1987年版DAP面临的质疑归纳为两类：一类认为DAP将主流文化作为所有儿童的标准，忽视了其他文化价值和标准；另一类则认为DAP的诸多教育建议缺乏包容性。针对上述意见，有关DAP内容修订的探讨也在不断进行，其中以强调发展适宜性教育应满足不同文化和发展条件下儿童的需要，强调教师应在全纳式早期教育的目标制定和活动实施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决策权这两方面的呼声最高。这两方面也成为1997年版DAP修订的主要内容。
发展适宜性教育体现了美国的早期教育传统，代表了美国当今早期教育的主流，得到了实践工作者的广泛认同。在面向全体儿童、尊重每个儿童的理想之下，发展适宜性教育描述了高质量教育过程的准则。
二、早期学习标准：制定及推行
尽管DAP对美国早期教育实践起到了指引性的作用，但是作为面向教育过程的准则，DAP实际上并未具体规范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水平，而且在尊重儿童个体差异的前提下，DAP也难以提出针对儿童发展水平的具体标准或指南。内容标准的匮乏使得DAP难以承载民众对其直接提升教育质量的期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践也表明，DAP对于解决美国中小学生基础学力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助益甚微。
20世纪90年代，以提升基础学力为要旨，美国中小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标准化教育改革。其改革成果表明，明确儿童应该学什么是提升儿童学习质量的有效策略。与此同时，佩里学前项目和卡罗莱纳初步研究项目等一系列纵向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在诸多领域均表现出学习的潜能，高质量的早期学习经验会对其后继的学校学习产生积极影响。进入21世纪，制定早期学习标准成为美。国早期教育改革的又一道风景。
制定早期学习标准，即期望通过文件的形式对儿童“应该知道什么、会做什么”进行界定，以达成对早期儿童学习期望的共识，帮助教师更有目的地开展教育活动，改善儿童的学习效果。早期学习标准的制定是标准化运动由中小学教育领域向早期教育领域的延伸，成为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