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群

2024-07-01

正常人群(精选七篇)

正常人群 篇1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 随机抽取2个乡 (镇) , 在每个乡 (镇) 内随机抽取2个自然村, 村内所有人员均为调查对象, 共1500人;同时抽取2个县城1000例作为研究对象。城乡人口总共2500人, 其中男性1360人, 女性1140人, 平均年龄为37岁。

1.2 调查方法

对调查对象进行询问, 填写统一调查表格, 然后抽取静脉血5mL, 分离血清, 置于20℃冰箱保存, 待检。

1.3 检测方法

1.3.1 试剂

采用强生傲拓临床诊断试剂公司 (强生) 和华美试剂有限公司 (华美) 提供的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ELISA) 抗-HCV试剂, 强生提供的RIBA3.0确认试剂。

1.3.2 仪器

瑞士TECAN公司提供的RSP2000型自动加样仪, 瑞士哈美尔顿公司提供的F A M E 2 4/2 0全自动酶免分析仪, CHIRON公司提供的RIBA确认仪。

1.3.3 方法

强生、华美的ELISA试剂各检测1遍, 任何一种试剂的结果阳性均用同种试剂三孔复检 (采血样管一孔、血袋样管两孔) 。所有试剂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 在有效期内使用。ELISA方法一种或两种试剂阳性结果进行RIBA确认。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将收集到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建立EXCEL数据库, 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统计方法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检测结果

本次共调查2500例, 抗-HCV阳性者51例, 阳性率为2.0%, 其中男性29例, 女性22例。

2.2 不同性别抗-HCV阳性率

本次检测结果男性抗-HCV阳性率为2.1% (29/1360) , 女性抗-HCV阳性率为1.9% (22/1140)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见表1。

2.3 不同地区抗-HCV阳性率

51例抗-HCV阳性者中, 城市户口18例, 乡镇户口33例, 阳性率分别为1.8% (18/1000) 和2.2% (33/1500)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见表2。

2.4 不同年龄抗-HCV阳性率

将研究对象分为3个年龄组, 见表3。3个组阳性例数分别为5例、21例和26例, 阳性率分别为0.63% (5/800) 、2.19% (21/960) 和3.51% (26/740)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提示抗-HCV阳性率有显著的年龄差别, 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阳性率增高。

2.5 有无献、输血史与抗-HCV阳性率

2500例调查对象中, 有42例存在输血史, 其中4例抗-HCV阳性, 阳性率为9.5% (4/42) , 显著高于无输血史的1.9% (47/2458) (P<0.01) ;而在110例存在献血史的调查者中, 存在8例抗-HCV阳性, 阳性率为7.3% (8/110) , 无献血史的调查者抗-HCV阳性率为1.8% (43/2390)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果见表4。

3 讨论

由于建立了敏感而特异的抗-H C V诊断方法, 近年来, 对丙型肝炎的携带状况有了更全面的研究, 也为更好地预防丙肝提供了科学依据。

全国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 我国一般人群抗-HCV阳性率为3.2%[2], 本次抽查人群抗-HCV阳性率为2.0%, 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3,4]: (1) 近年来血液及献血员的严格管理与筛选, 输血后丙肝感染率明显下降; (2) 对医源性感染加大管理实施的力度, 有效地阻止了HCV的传播。

不同性别以及城乡之间抗-HCV阳性率并无差别, 但不同年龄组阳性率差别明显, 年龄越大, 阳性率越高, 可以归结为随着年龄增长, 人们运动量减少, 体质下降, 感染的机会就相对地会增多[5]。

丙肝病毒是引起输血后感染的重要致病因子, 一直为输血界广为关注, 降低输血风险的重要手段是提高献血人群的检测合格率[6]。本文对有无献血史或输血史的抗-HCV阳性率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有输血史的丙肝感染率是无输血史者的5倍, 有献血史者的丙肝感染率为无献血史者的4倍, 表明血液传播是丙肝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果对献血者筛选不严, 病毒携带者不能从血液中被有效地检出, 受血者就会因输入不安全的血液而受到极大伤害, 因此, 采、供血机构应进一步加强血液制品的管理, 从献血者的筛选、试剂的选择、仪器的使用以及过程检测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防止交叉感染, 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7,8,9,10]。同时结果还显示:输血者抗-HCV阳性数仅占总阳性数的7.8% (4/51) , 大多数抗-HCV阳性者无输血史, 提示HCV传播除输血外, 其它的传播途径如:医源性传播、性行为传播、家庭内水平传播等在HCV传播中也起着重要作用[11]。

我们的调查结果再次进一步提示: (1) 年龄增加, 免疫力低下是人群感染丙型肝炎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2) 输血是丙型肝炎的重要传播途径, 作为血源控制的源头—血液中心, 对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应引起特别重视, 临床用血要强调患者输血指征的应用, 做到能不输血就不输血, 能少输血绝不多输和提倡成分输血; (3) 应加强对血液及血液制品的病毒灭活和提倡自身输血。

参考文献

[1]雷千红, 栾建凤, 叶东, 等.不同疾病患者受血后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发生率的调查[J].临床荟萃, 2003, 18 (22) :1284~1285.

[2]倪平安, 骆水发, 杨毓明, 等.湖北省云梦县献血员血清抗HCV携带状况调查[J].同济医科大学学报, 2003, 22 (6) :474.

[3]夏凉, 皮竞, 辛明, 等.重庆市涪陵区2001~2004年无偿献血者抗-HCV携带情况调查[J].国外医学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学分册, 2005, 26 (12) :947~948.

[4]周炳华, 张琼.新疆地区不同人群HCV感染现状分析[J].实用医技杂志, 1998, 5 (11) :801~802.

[5]高青.新乡铁路辖区不同人群HCV感染现状调查[J].河南预防医学杂志, 2001, 9 (6) :344~345.

[6]叶冬青, 胡兆平, 宋海波, 等.合肥地区献血员HBV和HCV感染现状的分析[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2006, 31 (6) :487~488.

[7]杨立新, 尚桂芳, 曾劲峰, 等.深圳市献血人群丙肝感染现状分析[J].华中医学杂志, 2004, 28 (3) :179~180.

[8]胡玉荣, 哈斯额尔敦, 十月.丙型肝炎的流行现状与预防[J].基层医学论坛, 2006, 10 (2) :178~179.

[9]张洪志.大庆市各类人群丙型肝炎感染现状调查[J].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 2001, 15 (5) :645~646.

[10]党勇.血液透析患者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的调查[J].中国医药导报, 2008, 4 (5) :106.

[11]卜少芳, 曲梅, 施京利, 等.齐齐哈尔市丙型肝炎感染现状调查[J].实用预防医学, 1998, 5 (1) :8~9.

正常高值血压人群饮食干预效果评价 篇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9年对杭州市下城区企业退休人员进行正常高值血压检测, 随机抽取4个社区正常高值血压者250人, 采用抽签方式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共125人, 其中男57人, 女68人, 年龄50~86岁;对照组125人, 其中男59人, 女66人, 年龄52~84岁。2组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高血压家属史、吸烟、饮酒等方面均衡可比。排除已确诊的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不易配合 (智力、听力、肢体活动明显障碍) 、严重的其它急慢性疾病如肿瘤现患者。

1.2 调查问卷

参考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自行设计问卷。问卷包括膳食结构等内容。调查问卷进行预实验, 重测相关系数r=0.83。并送心血管病专家、护理专家对内容效度进行审核和评价。由研究者和社区护士对入选者于干预前及饮食干预1年后分别进行调查及测量血压、体重及腰围等指标。剔除因患者出国、死亡及中途退出资料不完整者两组各5例, 回收有效问卷两组240例 (有效回收96%) 。

1.3 干预方法

饮食干预的内容与目标为:减少钠盐摄入, 每人每日食盐量6g以下;控制总热量;增加优质蛋白, 减少膳食脂肪;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增加膳食钙摄入。将干预组120人分为6组, 每组20人, 每组由研究者本人和1名社区责任护士进行每月2~3次的行为干预, 采用站点随访和上门随访的方式进行。组织高血压知识讲座 (共6次) ;发放《健康生活方式》等宣传资料;鼓励患者自我管理如记录饮食种类与烹饪方法, 自我测量与记录血压、体重、腰围等指标。对照组只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常规服务, 内容包括测血压、咨询以及给予限盐、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少饮酒等一般行为指导。

1.4 统计分析

全部资料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用t检验等。

2 结果

2.1 干预组和对照组在饮食情况方面的比较

两组干预前饮食情况的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干预后饮食情况的比较 (见表1) 结果显示各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干预组干预前后自身饮食情况比较 (见表2、表3) , 结果显示除高胆固醇饮食对比χ2=1.896, P=0.109 (P>0.05) 没有统计学意义外, 高盐饮食、高脂肪饮食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其余水果量、蔬菜量等指标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干预组和对照组在血压、体重、腰围方面的比较

将干预组及对照组干预前后及两组干预前后自身比较结果行样本均数检验。两组干预前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重指数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4。两组干预后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重指数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5。干预组干预前后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重指数自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6。

3 讨论

高血压是多种发病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而膳食营养因素

注:△t为1.394, P=0.165。▲t为1.322, P=0.187。▼t为-1.003, P=0.317。★t为-0.605, P=0.546。

注:△t为-10.223, P<0.05。▲t为-9.318, P<0.05。▼t为-2.212, P<0.05。★t为-2.212, P<0.05。

注:△t为22.699, P<0.05。▲t为15.755, P<0.05。▼t为9.733, P<0.05。★t为10.484, P<0.05。

在高血压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社区开展高血压防治是控制高血压日益增长趋势的关键[1] 。本次研究中发现入选的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大多存在超重、肥胖、血糖异常、摄盐过量、甘油三酯异常等危险因素[5], 为此帮助人群建立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十分必要。

本资料结果显示, 经社区饮食干预与随访管理, 退休人员正常高值血压人群饮食结构更趋合理, 其中摄盐量有了明显的变化, 经常吃含盐高的食物由43.3%下降至16.7% (P<0.01) ;经常吃含脂肪高的食物由干预前的27.5%降到9.2% (P<0.01) ;即高盐摄入人数减少62%, 高脂饮食人数减少67%。食用油量有所下降, 食用油量≥900g/月由干预前的37.5%降到6.7% (P<0.01) ;食用水果量、蔬菜量、鸡蛋量、奶量、鱼虾量均比干预前有所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调查发现居民增加了含钾、镁、钙丰富的蔬菜、水果、牛奶的摄入, 增加了含优质蛋白质较多的奶、蛋、鱼虾的摄入, 减少了含脂肪量较高食物的摄入, 大多数居民的饮食结构接近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及DASH提出的预防高血压膳食结构的要求。干预一年后自身比较血压、体重指数、腰围均有下降,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 降低了发生高血压及心血管病的危险。社区饮食干预为今后开展以社区为中心的营养健康促进计划提供经验, 另社区随访管理有利于早期发现病人, 同时还可以研究正常高值血压的转变规律。但干预的远期效果如高血压发病率等还有待未来几年观察。

参考文献

[1]刘力生.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S].修订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 2005.

[2]王薇, 赵冬, 孙佳艺, 等.中国正常高值血压人群的心血管病发病危险[J].中华高血压杂志, 2007, 15 (12) :984-987.

[3]SacksFM, Svetkey, LP, Vollmer, WM, et al.Effects onblood pressure of reduced dietary sodium and the dietary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DASH) Diet[J].The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1, 344:3-10.

[4]Kelley GA.&KelleyKS.Progressive resistance exercise andresting blood pressure: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J].Hypertension, 2000, 35:838-843.

正常人群 篇3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4年3月-2015年12月在本院生殖中心行第一周期黄体期短效长方案的IVF-ET患者共151例。入选标准:包括输卵管及男方因素,排除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PCOS)、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及其他内分泌疾病(高泌乳素血症及甲亢),所有入选患者年龄<35岁,基础卵泡刺激素(b FSH)<10 IU/L;根据《现代辅助生育技术》中卵巢反应性的分级方法[1],将患者分为两组:获卵数5~14个者分为卵巢正常反应组(102例),获卵数≥15个者为卵巢高反应组(49例),两组患者的年龄、不孕年限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该项研究已经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

1.2促排卵方案黄体期短效长方案:于前一月经周期排卵后1周开始皮下注射短效达菲林(0.1 mg/支)0.1 mg,连用14 d垂体降调达标后启用Gn进行促排卵,阴道超声监测卵泡生长情况,待有在3个或3个以上优势卵泡达18 mm时,当晚肌肉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5000 IU/支)5000 IU,36 h后阴道超声引导下行取卵术,胚胎培养72 h,移植2枚优质胚胎,有发生OHSS风险者行全胚冷冻。移植后14 d测血h CG,阳性为生化妊娠,移植后28 d行阴道超声检查,显示宫内孕囊并有原始心管搏动即为临床妊娠。

1.3标本采集分别于月经第2天抽取外周肘静脉血测定基础性激素水平,降调后14 d测定FSH、LH及E2水平,h CG日测定E2水平。

1.4测定方法性激素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测定。

1.5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比较采用x2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不孕年限、病因构成及基础性激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高反应组与正常反应组相比,具有较高水平AFC,较低水平BMI及b FSH/b LH,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患者促排卵指标及妊娠结局的比较与正常反应组相比,高反应组降调后LH水平较高,降调后FSH/LH水平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 CG注射日E2水平较高,获卵数、卵裂数及优胚数较高,Gn用量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反应组卵裂率、优胚率、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与正常反应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重度OHSS发生率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预测卵巢高反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将BMI、AFC、b FSH/b LH、降调后LH及降调后FSH/LH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只有b FSH/b LH进入方程,b FSH/b LH为卵巢高反应的保护因素(B=-1.019,P<0.01)。

3讨论

卵巢高反应是指控制性超排卵时卵巢对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反应过度敏感,严重时可引起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OHSS)发生,因此促排卵前对卵巢反应性进行有效预测,以制定最优化的促排卵方案尤为重要。卵巢储备功能是指卵巢产生卵子数量及质量的潜能,临床上常用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来预测卵巢反应性,如窦卵泡数(AFC)、基础卵泡刺激素(b FSH)、抗苗勒管激素(AMH)等[2,3,4]。AFC是成熟卵泡的前体,能反映出原始卵泡的库存,相关研究表明AFC是评估卵巢功能最佳的指标[5],且预测卵巢反应性的价值高于其他指标[6],本文也得出结果高反应组较正常反应组AFC水平较高,分别为(17.61±5.88)个及(15.70±5.00)个。FSH是由腺垂体促性腺激素细胞分泌的糖蛋白激素[7],对卵泡的募集及发育成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 FSH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调控及抑制素的负反馈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巢储备功能下降,b FSH水平上升,b FSH常被看作预测卵巢反应性的有效指标[8],然而本文未发现高反应组与正常反应组之间b FSH有统计学差异,推测与本文纳入对象均为年轻且卵巢储备功能正常的患者有关。相关研究表明b FSH/b LH比值能够准确评估年轻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及有效预测卵巢反应性[9,10,11],在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早期,卵巢抑制素分泌下降,对FSH抑制减弱,使FSH在LH上升前即有轻度升高,导致b FSH/b LH升高,本文也得出结果高反应组具有较低水平b FSH/b LH比值。本文发现高反应组具有较低水平BMI,与现有报道一致[12],提示对于卵巢储备功能正常的低体重指数患者,应适当减少Gn启动剂量,预防卵巢高反应的发生。

LH也为腺垂体促性腺激素细胞分泌的糖蛋白激素[13],在卵泡发育的各个阶段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卵泡期刺激卵泡膜细胞合成雄激素,为雌激素合成提供底物;排卵前促使卵母细胞最终成熟及排卵;在黄体期维持黄体功能,促进孕激素、雌激素和抑制素的合成和分泌。相关研究表明高反应组基础LH及降调后LH水平较高[14,15],本文也得出高反应组降调后LH水平较高的结果,推测促排过程中LH水平升高使卵巢源性雄激素增加而增加卵巢高反应的发生率。本文发现高反应组降调后FSH/LH比值较低,提示降调后FSH/LH比值可预测卵巢反应性,姚春玲等[16]发现降调后FSH/LH比值越高获卵数及成熟卵泡数越低,毛薇等[17]发现降调后FSH/LH比值与获卵数、2PN数及优胚数呈负相关,降调后FSH及LH不再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调控,此时的激素水平更能反应卵巢功能,故降调后FSH/LH比值成为预测卵巢反应性的有效指标。何于夏等[18]研究表明血清AMH、AFC、b FSH及b FSH/b LH均与获卵数有相关性,但只有AFC进入预测卵巢高反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提示AFC为预测卵巢高反应最好的单一指标,而本文同时纳入BMI、AFC、b FSH/b LH、降调后LH及降调后FSH/LH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只有b FSH/b LH进入方程,b FSH/b LH为卵巢高反应保护因素,提示b FSH/b LH为卵巢正常储备人群预测卵巢高反应的最好单一指标。

大多数研究表明卵巢高反应不影响妊娠结局[14,15,19],但也有研究表明卵巢高反应时,体内过高水平雌激素可降低子宫内膜容受性及有溶黄体作用,可降低临床妊娠率[20,21],本文发现高反应组及正常反应组间卵裂率、优胚率、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卵巢高反应并不影响妊娠结局。本文发现高反应组中重度OHSS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反应组,分别为28.60%和7.80%,提示卵巢高反应组并没有因为获卵数及优胚数的增高而提高妊娠率,反而增加了中重度OHSS发生率,给患者身心带来了严重损害。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在解决人类不孕症的同时,也带来了卵巢高反应引起的OHSS并发症的问题,寻找简单、易行且廉价的预测卵巢反应性的临床指标是生殖医生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还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来明确卵巢反应性预测指标。

摘要:目的:探讨预测正常卵巢储备人群卵巢高反应的临床指标。方法:对2014年3月-2015年12月本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黄体期短效长方案的151例正常卵巢储备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高反应组49例,正常反应组102例,对其促排卵临床指标及妊娠结局进行对比研究。结果:与正常反应组相比,高反应组具有较低水平体重指数(BMI)、较高水平窦卵泡数(AFC)、较高水平降调后黄体生成素(LH)、较低水平基础卵泡刺激素/基础黄体生成素(b FSH/b LH)比值、较低水平降调后FSH/LH比值,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卵巢高反应的预测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只有b FSH/b LH进入方程;高反应组获卵数、卵裂数及优胚数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卵裂率、优胚率、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反应组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OHSS)发生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b FSH/b LH为正常卵巢储备人群卵巢高反应的保护因素,卵巢高反应不影响妊娠结局,但会增加中重度OHSS的发生率。

正常人群 篇4

生物反馈虽然被广泛应用,但其依靠何种机制发挥作用还不甚清楚。既往的研究发现生物反馈不仅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3],还能影响其他生理系统[4]。然而,很少有研究同时观察生物反馈作用时多种生理系统的变化,本研究希望通过收集不同的生理指标[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和心电(Electrocardiogram,ECG)],观察这些生理指标的各自变化,同时也探索他们之间是否相互联系,以期对生物反馈的治疗机制有更多的了解。

近年来,近似熵(approximate entropy,Ap En)作为一种新的数学方法被运用于研究数据的规律,它可明确一种连续变量处于有序到完全随机之间的哪一个阶段[5,6],在生物体内或体外研究中均有被采用[7]。而交叉近似熵(Cross-Ap En)同Ap En非常相似,只是两者在关注目标上有区别,前者被应用于两个序列的研究,而后者用于单一的某一序列。CrossAp En可作为评判两个互相联系的系统或网络之间的同步性程度的工具[8,9,10]。

本文通过Ap En和Cross-Ap En来研究生物反馈过程中各个生理系统内部序列的集成程度和系统之间的相互同步性,从而探索生物反馈潜在的新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广州医科大学二年级本科生中,随机抽取医学专业在校大学生志愿者60 例。男性30 例,女性30例;年龄19~21 岁,平均(19.4±0.9)岁。无重大病史,体格检查未见异常。心理量表测定后,随机分为生物反馈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30 例,男性15例,女性15 例。对照组30 例,男性15 例,女性15例。所有参与者均书面签署同意书。此研究经过广州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生物反馈

由图1 显示连接相应仪器。生物反馈仪显示肌电大小的视觉信号和听觉信号给受试者。生物机能试验系统同步记录肌电信号和心电、心率信号。多导生理仪同步采集肌电和心电、心率信号,输入脑电图仪。实现同步连续记录多导生理信号。见图1。

1.2.1 反馈仪的调节和受试者对反馈信号意义的学习

所有电极安放和信号连线连接完毕后,设定预期降低的肌电值光标,靠近代表真实肌电值光标的左侧。嘱受试者放松额肌,代表真实肌电值的光标向左跳动,当位于预期肌电值光标的左侧时,反馈仪即发出嘀嘀的信号声;嘱受试者收缩额肌,真实肌电值光标向右跳动,位于预期肌电值光标的右侧,反馈仪则不发出嘀嘀的信号声。受试者通过佩戴的耳机听到该信号声。告诉受试者,开始反馈训练后,听到嘀嘀的信号声表明降低肌电信号的方法正确,能够使肌电显著降低,即给予降低肌电结果的奖赏;听不到声音,则说明采用的方法不正确,需要调整或采取其他的方法。

1.2.2 生物反馈过程

受试者完全明白反馈仪的光标信号和声音信号的意义后,闭眼安静,同步记录脑电、肌电、心电等信号5 min,作为每次反馈前的基础值。然后调节反馈仪预期降低肌电值的光标,位于真实肌电值光标的左侧,二者间光标的距离为真实肌电值幅度的5%,受试者开始尝试着努力降低肌电。 肌电降低效果良好时,真实肌电值光标则越过预期肌电值光标,位于其左侧。如持续5 min,则向左调预期肌电值光标,使其再次位于真实肌电值光标的左侧,距离为当前真实肌电值的5%。以此类推,直至20 min的生物反馈过程结束。同步记录整个反馈过程中脑电、肌电、心电等信号。实验组受试者每3天反馈1次,共反馈7次。对照组除不进行生物反馈外, 其余同实验组。

1.3 数据离线处理

人工阅读1 遍记录的所有信号,排除肉眼可识别的明显干扰和伪差。选定每次实验最后5 min的记录结果作为反馈实验后的数值。然后,将反馈后5 min的脑电、心电等信号数据进行下列处理。

1.3.1 心电信号

利用生物信号Ap En分析系统对反馈后的心电信号进行分析,求出心电信号反馈前后的Ap En。Ap En分析采用的参数分别为:m=2,r = 0.2 SD,N=5000。具体计算方法见既往文献[7]。

1.3.2 脑电信号

1按照表1的频带分类标准,利用生物信号Ap En分析系统,分别对反馈后的16导联脑电信号进行Ap En分析,求出各导联脑电信号反馈后的Ap En。Ap En分析的参数分别为:m=2,r = 0.2 SD,N=5 000。2利用生物信号Ap En分析系统, 分别对反馈后的16导联脑电信号与心电信号的Cross-Ap En进行分析,求出各导联脑电信号反馈后与心电信号间的Cross-Ap En。具体计算方法见既往文献[9]。Cross-Ap En的分析参数为:m=2,r =0.2 SD, N=5 000。见表1。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用t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电测定结果

在每次实验后以及7 次试验之间,对照组心电的Ap En值无明显变化,而实验组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心电Ap En值增高,第6 和7 次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2。

(±s)

2.2 脑电测定结果

为避免过多的表格,本研究先按照实验次数统计反馈后各导联Ap En和Cross-Ap En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再进行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统计学比较,以脑电Ap En、脑电与心电间的Cross-Ap En为横坐标,脑电导联为纵坐标,按照实验次数分别绘制出脑电Ap En和Cross-Ap En变化全脑分布示意图。

综合分析这些数据可知,在生物反馈组中,大多数导联上脑电图的Ap En较对照组升高,虽然在早期生物反馈阶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到第6 个生物反馈阶段,在右侧大脑半球的额和额极明显升高,到最后1 个生物反馈阶段左侧的额极也开始明显升高。Cross-Ap En方面,每次生物反馈后,实验组的EC值均提高,在第3 和7 个生物反馈阶段出现2 个变化高峰。见图2。



A:脑电 Ap En;EC:脑电和心电间的 Cross-Ap En;FP:额极;F: 额;C:中央;P:顶;O:枕;Ta:前颞;Tb:中颞;Tc:后颞;U:实验组高于;D:实验组低于对照组;覮,P <0.05

3 讨论

近年来,生物反馈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除心理疾病,生物反馈还可用于治疗多种生理疾病,如高血压、心律不齐、哮喘、消化道溃疡等[11,12]。关于探讨其发挥治疗作用的相关机制研究往往关注于生物反馈对这些生理系统不同指标的影响,如心率平均值、心率变异率性等,这些都是简单的线性研究。该方法在阐述一些复杂程度较低的生理问题时有其合理性,但生物反馈的作用机制往往涉及到机体复杂的整体调控过程,是受多种神经、体液及自身调节机制控制的复杂系统,这显然不是由简单线性规律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确定性规律决定的非线性系统,系统内和系统间实现的是一种混沌控制。因此,应用混沌动力学的非线性研究方法来揭示生物反馈的有关治疗机制,是值得尝试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13]。

计算Ap En是Nature杂志推荐的、权威的、非偏倚性的非线性关系的评价方法[14]。Ap En是用于评价系统复杂度的非线性动力学参数,可用于给出一个数据类型产生新模式的可能性大小[5,7,14]。Ap En增大,表示产生新模式的机会增多,数据反映的系统复杂性增大,稳定性增强,对外界刺激和信息的包容性加大,抗应激能力提高,反应系统更成熟和健康[7]。如果Ap En降低则提示系统不成熟或处于病理状态[15,16]。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实验的进行,实验组的心电Ap En逐渐增高,最后2 次实验的结果显著高于对照组。因此生物反馈使心电的Ap En增高,表明生物反馈能够增加心动周期的动态时相,提高心血管系统的抗应激能力,使心血管系统更加成熟或健康。因此本研究从侧面客观地证明,生物反馈通过抗应激来缓解或治疗身心疾病。在改变心电的Ap En方面,本研究还发现,生物反馈的累积效应,在生物反馈实验最后阶段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生物反馈可显著影响中枢神经系统,f MRI和PET显示生物反馈过程中部分脑区被激活的同时出现功能改变[17]。有研究也发现,生物反馈后脑电出现明显变化[18],这与研究中采用非线性研究得到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本实验显示,第6 和7 次实验后双侧额极和右额导联的脑电Ap En明显高于对照组。脑电Ap En高低,是产生脑电时间序列的神经动力学的复杂性反映,可能是产生脑电信号的相对独立的神经网络数目多少的表示[19]。因此生物反馈使脑电Ap En升高,可以认为是脑活动的复杂性增加,神经网络活动的动态时相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明显增强。在神经网络中,网络活动的复杂性、动态时相的增多,不但使其更容易适应外界环境,而且使神经元之间更容易相互协调,自我组织的整合能力更强[20]。虽然该实验只是观察到很少导联的脑电信号曲线的Ap En明显增高,而且是在最后2 次生物反馈阶段才出现这种显著差异,但第7 次较第6 次增高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提示如果继续增加生物反馈的次数,这种脑电信号曲线Ap En明显增高的现象则会出现在更多的导联中。可能相较于心电Ap En等指标,生物反馈导致脑电Ap En增高需要更多次试验刺激的累积,这有待于今后的实验来进一步证实。

目前,还没有实验直接同时观察中枢神经系统和内脏系统的变化,并研究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很难确定生物反馈对于神经系统的影响是否为其治疗躯体疾病的基础。为解决这一问题,本实验同时采集脑电和心电信号,并运用Cross-Ap En来进行分析。与Ap En不同的是,Cross-Ap En主用于观察两个明显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系统之间同步变化的因果关系,Cross-Ap En越小两变量间的关系越密切,两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越大,反之亦然[9,21,22]。本实验希望借助于Ap En和Cross-Ap En的帮助,从而进一步探索生物反馈的作用机制。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生物反馈实验组,每次实验后的EC值均出现明显升高,在第3 和7 生物反馈阶段出现2 个变化高峰。上文已经提及,Cross-Ap En增高,表示信号间的因果关系变小,在时间序列上两信号的相关性变小。当生物反馈实验进展到第3 阶段的时候,生物反馈对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之间的关系产生明显影响,EC值的升高表示心血管系统的活动变得更加独立。众所周知,心理压力等精神因素是内脏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子,比如高血压、胃溃疡等。如果生物反馈能够使脑电和心电活动变得相对独立,那么生物反馈可能会抑制心理压力等应激对内脏系统的不利影响,促进这类疾病的改善,而大量的研究也显示生物反馈的该治疗作用[11,12]。这与本实验观察到生物反馈升高心电信号Ap En是一致的,同时也与其他实验报道的生物反馈减小心率变异性相吻合[23]。实验结果提示,生物反馈使心血管系统变得更加健康,对外界的压力和应激更具抵抗力。

总之,本研究通过Ap En和Cross-Ap En新型的非线性分析方法,揭示生物反馈潜在的治疗机制。虽然该实验数据来源于正常人群,而非某一种患者,但其发现的这种潜在的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生物反馈可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实验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没有选择某一种疾病(如消化道溃疡)的患者来证实生物反馈确实能够阻断心理应激对胃酸分泌和溃疡愈合产生的作用。同时,内脏系统的大量重要生理活动是受中枢神经系统控制,生物反馈应该不会阻断这种正常的生理调节,实验观察到生物反馈后更有规律的心跳就是很好的证据,但是生物反馈该差异性调节的机制是什么,还不甚清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其更深层次的机制。

摘要:目的 借助近似熵(Ap En)和交叉近似熵(Cross-Ap En),研究生物反馈过程中脑电、心电的变化,从而发现生物反馈对机体的治疗机制。方法 60例健康受试者纳入研究,其中30例为生物反馈实验组,30例为正常对照组。以肌电生物反馈作为反馈方法,同时记录脑电和心电的变化,每次生物反馈刺激间隔3 d,作为一个生物反馈阶段,总共7个阶段。采集的数据进行近似熵和交叉近似熵的非线性研究。结果 心电方面,随着实验进展,心电Ap En增高。脑电方面,脑电Ap En早期无明显变化,但在最后2次生物反馈阶段可见额叶脑电Ap En升高。当综合分析心电和脑电的关联时,每个生物反馈阶段的EC值[脑电(EEG)和心电图(ECG)之间的Cross-Ap En值]均不同程度地升高,在第3和7实验阶段有2个明显的高值。结论 该实验观察生物反馈过程中2种生理学指标的变化,同时通过一种新的数学方法进行研究,发现生物反馈能够同时影响心电生理和脑电生理系统,使2个系统表现出更加良好的神经网络协调性和自我组织的整合能力,揭示生物反馈潜在的治疗机制。

正常人群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观察对象

1.1.1正常人群各种原因进行健康体检并且结论为正常者。特别排除肾脏有问题、肾功指标有异常或患有可直接影响肾脏及其功能的疾病者。正常人群先按年龄段分为10组,每组分性别统计后再合并统计。见表1。

1.1.2肾功能异常人群也为健康体检者,共32例,男14例,女18例;年龄26~62(43.3±12.4)岁。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Crea)轻度超过正常范围上限,但全面体检并未证实肾脏疾病或肾功受损。未再分组。

1.1.3慢性肾衰(chronic renal failure,CRF) 患者确诊的CRF患者,测定前1周内未做血液透析治疗。共122例。男46例,女76例;年龄24~61(42.8±11.6)岁。未再分组。

1.2 研究方法

1.2.1观察方法所有观察对象均为随机选取。早上空腹时采血,凝集后尽快分离血清,进行血清生化测定。然后按分组进行统计分析。

1.2.2测定方法、仪器、试剂仪器为BeckmamCoulter AU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Crea测定为酶法,Cys C测定为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均采用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代理的专用试剂。正常参考范围:Crea为44~133μmol/L;Cys C为0.00~1.03 mg/L。

1.3 统计学方法

各组测定结果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应用SPSS 11.2软件包,组间显著性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F检验),各组间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正常人群血清 Cys C

实验结果见表1。1正常人群各年龄组男女性别间,血清Cys C含量差异都没有统计学意义;2无论男、女或合并统计,年龄组间血清Cys C含量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F≥5.58,P <0.01);3将男性、女性及两性合并各组血清Cys C与年龄进行线性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关系数依次为0.5254、0.5108和0.5226,均呈正相关且P <0.01;4正常人群中未出现血清Cys C测定值为0者,最低值为0.32 mg/L;年龄50岁以下的共325例,未出现阳性(血清CysC>1.03 mg/L)者;超过50岁的各年龄组阳性率随年龄增大而递增,经F检验,F≥7.34,P <0.01。

2.2 正常人、肾功异常者和 CRF 患者血清 Cys C

因肾功异常组和CRF组受检者年龄最小的24岁,最大的62岁,本组中正常人也只选取表1中20~70岁部分共350例合并统计。1本组正常人群都选定为肾功检测为正常者,所以其血清Crea全部正常;但该组血清Cys C有12例为阳性(3.43%),该12例阳性全部出现在60~70岁年龄段;2肾功异常组都选定为血清Crea轻度异常者,32例全部Crea阳性(>133μmol/L);该组对象血清Cys C也都为阳性;3CRF组均为确诊病例,其血清Crea和Cys C都十分显著高于另两组,阳性率均为100%。实验结果见表2。

注:1)表中括号内数字为血清 Cys C>1.03 mg/L 的例数;2)各年龄组男女性间比较,经 t 检验,都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注:经 t 检验,表中任意两组间 Crea 或 Cys C 含量及阳性率都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

3 讨论

该项研究主要目的是观察不同年龄正常人群血清Cys C浓度,探讨其是否与年龄有一定关系。该研究的背景如下。国内外很多文献[1,2,3,4,5,6,7]阐明,Cys C在哺乳动物各种细胞几乎都有表达,是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因子超家族成员之一,其主要功能是抑制内源胱氨酸蛋白酶活性。Cys C在机体内可起保护性作用,如阻止恶性细胞或死亡细胞释放的胞内酶对组织及细胞的损害;Cys C可参与机体防止细菌感染和抵抗病毒,也与肿瘤的侵袭转移、炎症及某些疾病发生发展有一定关系。Cys C是分泌性蛋白,可广泛分布于机体的各种细胞外液,如血液、脑脊液、胸腹腔液、尿液和精液等。Cys C是小子蛋白,可自由经肾小球滤过,并基本在近曲小管重吸收和降解。CysC血清浓度直接与肾小球滤过率相关,不易受多种其他因素比如性别、年龄、饮食、运动量、炎症、女性激素状态(青春期,绝经期,避孕药或激素治疗)、饮酒及疾病病情变化等影响,是评价肾小球滤过率极为理想的内源性标志物之一。但笔者在长期临床生化检验工作中察觉,中年以上肾功生化 (主要是Crea)正常的人群,血清Cys C似乎有随年龄增大而增加的趋势。

该研究选择各年龄段健康体检结论为正常的普通人群,严格排除肾功异常者或患有可能影响肾脏及其功能的疾病者。实验结果显示:正常人群无论男女,血清Cys C含量与年龄有一定正向相关性,随年龄增加而有所增加;在50岁以前各年龄组增加幅度不大,尚未出现超过正常范围上限者;50岁以上各年龄组增加更为明显,阳性率也随年龄而逐渐增高。另外该研究结果还显示,无论各个年龄组,男女性别间血清Cys C都没有明显差异。国内外文献[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包括笔者阅读过但未引用的一百余篇)多数都提到血清Cys C不易受年龄和性别影响,但并未看到对此问题的直接研究结果。至于50岁以上正常人血清Cys C含量增加的原因,笔者推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进一步探讨:1人生活到中年以上,到老年,很多器官及其功能都有可能退变,包括肾脏。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把Cys C作为其他原因对肾脏功能影响的主要标志物[8,9,10,11,12,13,14,15,16,17],那么血清Cys C浓度随年龄增加而增加,有可能表明人类随年龄增加肾功能会有所减退;2该组所谓“正常人群”虽然严格排除了肾功异常者及患有可能影响肾脏及其功能的疾病,但并未排除诸如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者以及程度不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老年性疾病携带者。这些长期的非健康“正常”状态,也有潜在的影响肾脏功能的可能。

正常人群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2010年大庆市高中一年级学生, 总计10174名, 男5290名, 女4884名。空腹静脉血3mL, 当天分离血清测定。

1.2 仪器与试剂

日立7170S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TBIL试剂为日本和光株式会社生产, 钒酸氧化法试剂, 采用配套Wake校准品。正常参考范围TBIL:4.1~17.1μmol/L。

1.3 质量控制

室内质控用DADE两水平质控血清, 并参加黑龙江省临检中心室间质控, 成绩合格。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确定95%可信区间。

2 结果

见表1。

将10174例 (男4985例、女5189例) 血清TBIL检测结果按性别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呈正态分布, 计算均值及95%可信区间, 得出了TBIL正常参考值范围分别为男:3.46~25.76μmol/L, 女:2.71~18.55μmol/L。

3 讨论

胆红素是血红蛋白及其他血红素蛋白中的血红素在巨噬细胞或其他网织内皮细胞及肝细胞中的代谢产物。其中80%~90%来自衰老的红细胞破坏产生的血红蛋白, 10%~20%来自血红蛋白以外的肌红蛋白、游离血红素等。不同年龄段红细胞代谢状况也不相同, 如新生儿红细胞寿命较短 (70~100d) , 过多的红细胞迅速破坏, 使血中非结合胆红素增加。成人每日生成胆红素约65.0μmol/L, 新生儿每日生成胆红素约为145.4μmol/L相当于成人的2倍。成人胆红素生成相对稳定, 但不同的条件 (如地区、时间、性别、年龄、生活水平、测定方法等) 测出的范围也不同, 亦因人群的生活条件而异, 具有地区性[1]。临床上总胆红素的正常参考范围为4.1~17.1μmol/L, 总胆红素在17.1~34.2μmol/L范围内则称之为隐性黄疸[2]。但在临床上经常遇到总胆红素偏高, 却无任何临床症状的年轻人较多见, 其中男孩子居多。临床医师也很难对此做出解释。本次调差目的是结合大庆市第二医院采用检测方法 (钒酸氧化法) 对15~16岁人群建立正常参考范围, 结果男性为3.46~25.76μmol/L, 女性为2.71~18.55μmol/L。明显高于临床上一般通用的正常参考范围和一些文献报道, 且男女差别较大。15~16岁的学生正是生长发育的旺盛阶段, 机体新陈代谢较快, 胆红素等代谢产物产生较成人偏多。男生明显高于女生, 可能与该年龄段的男孩肌肉较女孩发达, 参加剧烈运动较多, 产生的肌红蛋白等物质较多有关[3]。正常参考范围是在指明的特定条件下用特定的方法所得到的生理指标[4]。基于以上因素有必要选择不同的人群、不同性别重新确定自己实验室的血清总胆红素正常参考值, 并注明适用范围人群。以利于临床医师分析, 也避免引起受检者的不必要的担忧。正常参考范围作为诊断与监测疾病时, 还要考虑年龄、性别、药物、饮食、是否锻炼、个人喜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综合评价, 仔细判定[1]。

目前检测总胆红素的试剂主要有重氮法、钒酸盐法、氧化法、KHC3法等, 各方法间虽有差别, 但只要有可溯源的配套的校准品其检测结果都应具有可比性的[5]。

关键词:总胆红素,参考范围

参考文献

[1]蒋秉坤.临床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检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

[2]叶任高.内科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

[3]崔玉鹏, 王守恒, 高红, 等.柔道运动员大负荷运动后血清肌红蛋白 (Mb) 与肌酸激酶 (CK) 及其同工酶的变化[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4, 30 (3) :65-67.

[4]李健斋.参考值范围与医学决定水平[J].中华医学检验杂志, 1983, 6 (4) :248.

正常人群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抽取我院2012 年收治,年龄在18 周岁以上,临床诊断为早期妊娠(≤ 13 周),行人工流产术日间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剔除既往有盆腔炎史、淋病史、有多个性伴侣者[9];术前一个月内有沙眼衣原体感染、阴道炎等生殖道感染者[10];人工流产次数≥ 3 次[11]者。3502 例入选。

1.2 分组

3502 例预防用抗菌为多西环素肠溶胶囊2007 例(57.3%),奥硝唑分散片1338 例(38.2%),红霉素肠溶胶囊93 例(2.7%),其他64 例(1.8%)。本研究剔除其他用药的64 例,按照预防用药分为多西环素组,奥硝唑组,红霉素组。

1.3 观察指标

手术部位感染(Surgical Site Infection,SSI) 以卫生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外科手术部位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试行)》[12]和美国医院感染控制顾问委员会颁布《手术部位预防感染指南》[13]诊断标准为准。远期并发症包括宫颈粘连、宫腔粘连、慢性盆腔炎、月经失调、继发性不孕[14]等。SSI观察至术后一个月,远期并发症观察至术后一年。

1.4 统计分析

应用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P < 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用药方案手术部位感染率比较

3 组手术部位感染率由低至高为多西环素组(2.1%)、奥硝唑组(3.9%)、红霉素组(9.7%),多西环素组明显低于奥硝唑组和红霉素组(χ2=8.848,P=0.03,χ2=20.896,P=0.000),奥硝唑组明显低于红霉素组(χ2=7.146,P=0.014),3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不同用药方案远期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多西环素组和奥硝唑组远期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7.8% 和8.7%, 均明显低于红霉素组21.5%(χ2=21.829,P=0.000 ;16.375,P=0.000), 多西环素组与奥硝唑组远期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人工流产术手术部位感染主要为上生殖道盆腔炎性感染。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性传播疾病治疗规范中指出,盆腔炎性疾病以沙眼衣原体和淋病奈瑟菌为主,其他感染源包括阴道菌群(如厌氧菌、阴道加德纳菌、流感嗜血杆菌、革兰阴性肠杆菌和无乳链球菌)、巨细胞病毒、人型支原体、解脲脲原体和生殖支原体等[15,16]。临床实践中应根据手术野可能污染菌种类,选用疗效确定、使用方便、价格相对较低品种。本研究3 组用药方案抗菌谱:多西环素对淋病奈瑟菌等需氧菌以及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支原体有效;奥硝唑仅对其中厌氧菌有效;红霉素属于大环内酯类,革兰阴性菌对其敏感率低,革兰阳性菌对其耐药严重[17]。可见,多西环素抗菌谱更能覆盖该手术野可能污染菌种,美国80% 人工流产术者在术前使用多西环素作为预防性抗生素[17,18]。本研究中亦发现多西环素组感染率最低。

调查表明人工流产最常见并发症是流产不全,其次为宫颈粘连[19]。吸宫刮宫反复进行过多,或负压过高等均可造成宫颈管内膜及宫内膜过度损伤。创伤再加上感染是宫颈及宫腔内粘连重要原因]。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仅是预防手术部位感染的辅助措施。临床工作中,手术者不能过分依赖抗菌药物,更要加强无菌观念,严格遵守手术操作规程。

本研究结果显示多西环素应作为人工流产术围手术期预防用抗菌药物首选,同时应加强患者宣教,医师、药师和护士共同协作,减少流产并发症发生,提高广大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摘要:目的 :探讨正常人群人工流产术围手术期预防用抗菌药物方案,为临床实践提供合理用药参考。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抽取我院2012年行人工流产术的日间手术者(剔除具有高危因素者),根据围手术期预防用抗菌药物分为多西环素组、奥硝唑组和红霉素组,对比3组的手术部位感染率和远期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多西环素组的手术部位感染率为2.1%,明显低于奥硝唑组和红霉素组的3.9%、9.7%,且奥硝唑组明显低于红霉素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西环素组和奥硝唑组的远期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7.8%和8.7%,均明显低于红霉素组的21.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多西环素组和奥硝唑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多西环素可作为人工流产术围手术期预防用抗菌药物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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