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后发地区

民族后发地区（精选八篇）

民族后发地区 篇1

一、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问题的提出

黔西南州“后发赶超”, 就是由比较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向富裕发达的现代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因此, “后发赶超”是一个“化”的动态过程, 所以重要的在于“化”, 没有“化”, 就没有“后发赶超”。这些“化”, 包括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等。也正是由此, 我们才说“后发赶超”不仅是理论, 更重要的是实践。“后发赶超”是干出来的, 不是光讲一下就可能得到成功, 就可以“化”起来。“干”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本质上讲, “后发赶超”还是一个不断学习, 不断创造, 不断积累经验, 不断推向前进的“干”的动态过程, 是一个强调“化”的过程。

“十二五”以来, 黔西南州工业发展的动能正在聚集, 工业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初步形成了以煤、电为主的能源工业;以黄金、铁合金为主的冶金工业;以化肥、电石、甲醇、烧碱为主的化工工业;以水泥为主的建材工业;以烟、酒、糖、茶为主的食品工业;以苗药膏贴、输液制剂为主的制药工业;以碳化钙为主的重化工工业等七大工业门类。黔西南州2008—2013年相关数据显示, 其工业增加值与增长速度呈现较大的落差 (见图1) , 但后发优势明显增强, 区域特色开始凸现 (见图2) 。

2013年全州生产总值558.91亿元, 比上年增长15.5%。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88.46亿元, 增长7.3%;第二产业增加值205.60亿元, 增长17.9%;第三产业增加值264.85亿元, 增长16.1%。全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9840元,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3203美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5.8%、36.8%和47.4%。与上年比,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0.5个百分点, 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上升0.4、0.1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88.81亿元, 比上年增长15.6%。其中, 轻工业增加值10.86亿元, 增长29.2%;重工业增加值177.95亿元, 增长14.6%。通过研究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我们发现, 经济的发展, 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 总是时起时伏, 时快时慢的。在此发展过程中, 黔西南州有过多次“盲目”的跟风, 被非议多而肯定少。近年来以资源换技术、资金、市场的工业化、城镇化推进, 也正在逐渐地显露其消极的一面。究其缘由,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即“化”的规律, 我们只能去探索、去适应这种规律, 而不能是随意跨越, 甚至去践踏这种规律。工业化是由技术革命引发工业革命, 继而推进工业发展的;因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进步, 其中包括了人的观念和素质的提高, 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 这才有真正的工业化实现。一个地区只知生搬硬套搬来最先进的技术设备, 不知运用和管理, 这种所谓的工业化引进 (推进) , 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是什么?靠什么支撑?需要从理论上认清内涵, 需要理论的引导和指导, 这是无疑的。“后发赶超”是一个多维坐标, 追求的是效益优化和效率优化。

二、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的若干问题

“四化”同步, 发达地区已经走在前面。发达地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道路, 也是摸索着走过来的。今天, 回过头来去看发达地区的“四化”道路, 似乎清楚得很, 然而他们也是经过多方探索, 不断修正才过来的, 并非都一帆风顺。而我们今天推进的“四化”同步发展, 无论是背景、环境、支撑条件 (可利用条件的因素) 、人的素质、政治条件等等, 都已与他们走过的路大不相同, 因而也必须有新的、符合现实情况的思维和方法, 决不可以对发达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模式照搬照套。从“实践”的道路来讲, 黔西南州发展的道路与全国一样, 都走过弯路, 都有过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 其实教训也是经验。比如黔西南州工业化开始是有较多的盲目“跟风”, 到头来不仅不能维持, 不能快发展, 相反是留下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的后遗症, 至今提起都让人心颤抖不已, 一些被破坏的痕迹, 至今尚历历在目。而忽视自身竞争力的培育, 抛开了自主创新, 尤其是没有从实际上极为重视技术创新, 盲目推崇“以资源换技术”、“以资源换资金”、“以资源换市场”, 到头来让用了几十年才创造积累下来的产品、品牌、技术创新体系, 甚至是辛辛苦苦创建和积攒下来的企业毁于一旦。黔西南州城镇化发展缺乏大手笔, 城镇化的进程与结果总不令人满意。分析黔西南州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 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劳动力素质问题

黔西南州人口总量346万人, 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 职业教育是“短板”, 人力资源素质整体偏低, 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质量。

2、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问题

黔西南州资源丰富, 但丰富的资源带动经济增长的多重效益与效率比较低。具体表现为:重工业不重, 轻工业太轻, 农业产业化发展严重滞后。克服这一问题, 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最大化自然资本, 采用产业集群等组织形式提高资源利用率, 增加资源收益;另一方面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加速自然资本向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转化。

3、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问题

黔西南州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低, 直接导致三个后果:一是区域内发展资本短缺、物资设备落后, 以及现代服务业稀缺, 严重限制了黔西南州经济发展空间;二是缺乏由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造就的人才资源尤其是企业家群体, 使得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三是区域内市场配置资源不起决定作用, 市场经济要素组合效率低下。

4、制度创新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黔西南州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很大程度上与体制变革的方式有关。东部沿海地区制度创新较快, 形成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发挥体制改革对释放经济潜能的作用。黔西南州制度创新滞后导致区域内经济发展要素组合不理想, 以及吸引东部和海外资金等流入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不够宽松。目前, 黔西南州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创新制度:创新农村产权制度、创新产业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制度。

三、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的路径选择

黔西南州属于欠开发、欠发达区域, 要根据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自然环境基础, 科学把握“四化”同步进程的基本规律。党的十七大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思想成果而完整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 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定位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一。加速推进“四化”同步发展, 是黔西南州“后发赶超”的主导方向和核心战略, 强调遵从客观规律,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其“后发赶超”的路径选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要将资源优势与降低资源消耗相结合

黔西南州工业主要是以山区资源为依托的工业, 如能源、矿业、林业、药业、化工、冶金等, 而长期以来开发方式粗放, 一些地方和领域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 资源的消耗必然增多, 因此, 必须着眼合理、集约使用资源, 努力降低资源消耗, 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率, 促进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

2、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 肯定会出现大量的失地和少地农民, 这些农民与城镇失业、待业居民的出路, 成为黔西南州必须解决的一大关键难题。因此, 在加快推进“四化”同步的过程中, 我们所选择的模式和途径, 首先要有利于人们比较充分地就业, 能够基本实现人人有事干, 人人都干事, 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了这一条, 社会活力, 创造财富的力量源泉就有了保障, 就会畅通无阻, 加快“四化”同步的目的和愿望才能顺利实现。

3、要有利于真正的技术进步, 形成创新新格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其创新不仅是理论, 更是实践, 是实践的结果。包括理论创新在内, 是靠实践来升华的。“创新”的关键是行动, “创新”的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实际上, 如果没有技术上的进步 (再进一步) , 是形成不了技术创新的。发挥人力资本潜在优势与推动科技创新相结合,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借助资本, 主要依靠提高人的素质和科技进步等知识资源的力量, 进行“后发赶超”。这与传统工业化相比, 时代不同, 我们选择的路子、方式、手段也要不同, 在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年代, “后发赶超”是以技术进步为最明显特征的。

4、要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传统的发展观, 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 要在“四化”同步发展进程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要努力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不断保持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可持续性”, 盲目地追求速度和效率, 就已经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了。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求保持和建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的社会形态。黔西南州“四化”同步正在加速, 诸多的环境问题也正在显现,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作决策, 必须认真考虑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 不管任何区域、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 都要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选择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方式。

5、要有利于农业现代化, 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

广义上, 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进步的。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进步, 工业化是不完全、不完整、不成功的。农业关系到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原始积累”, 为轻工业提供相当份额的原料, 为工业生产的扩大补充新的劳动力, 为工业生产提供巨大的市场, 等等。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黔西南州“后发赶超”, 要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农业现代化,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从政府层面把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坚持对农村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新型工业化要自觉地主动地更多考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问题, 从土地利用、企业扩张、环境保护、生态补偿等方面,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要选择好“后发赶超”的模式、路径。黔西南州“后发赶超”:应有利于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发挥;有利于较为充分地就业、从而发挥黔西南州人力资本的潜在优势;有利于真正的技术进步, 形成自我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在快速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同时, 促进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与人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后发赶超”不仅是理论, 更重要的是实践;“后发赶超”是一个动态过程, 其间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后发赶超”是一个多维坐标, 注重多重效益优化与多重效率优化;“后发赶超”充满了辩证哲理。科学的“后发赶超”要形成有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而推动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摘要：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后发赶超”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要选择好“后发赶超”的模式、路径。黔西南州“后发赶超”应有利于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发挥;有利于较为充分地就业、从而发挥黔西南州人力资本的潜在优势;有利于真正的技术进步, 形成自我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与人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后发赶超”不仅是理论, 更重要的是实践, 是一个动态过程, 是一个多维坐标, 充满了辩证哲理。科学的“后发赶超”要形成有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而推动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效益优化,效率优化

参考文献

[1]栗战书: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坚持科学发展奋力后发赶超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2年4月15日) [N].贵州日报, 2012-04-24.

[2]黔西南州统计局:黔西南州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5月8日) [N].黔西南日报, 2014-05-23.

发挥后发优势　促进西部地区发展 篇2

[关键词] 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拉大。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起飞，是中国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战略决策。西部地区应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增长，并彻底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赶上并超过东部地区。

一、后发优势理论

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具有相对优势，这一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及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相对有利条件论”，而最早提出后发优势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认为后发优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优势;（2）制度学习和制度模仿优势;（3）结构转换优势;（4）社会意识优势。而后发优势只是潜在的，要把这些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优势，需要一些条件。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权结构；其次，要有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和开明的政策环境。再次，必须有一个正确并适时灵活的发展战略；最后，必须有一个适宜的有利于本国利益增进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二、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

1.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

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現在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实现技术创新。东部经济的迅速崛起无疑是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西部地区由于资金缺乏，走资金推动的技术发明之路显然不现实。西部地区可以利用先发国／地区的技术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实现技术转移，可以不需投巨资来从事研究与开发，通过直接引进先进技术并对先进技术吸收和消化，节约研究开发成本，使工业技术进步过程大大加快，并可以避免在未知领域探索的风险，从而相对于先进的地区来说，可以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2.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

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制度可以调动生产力，激发活力，决定着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经济内部的结构和发展。中国东部经济的迅猛发展，除了采用先进的技术外，更重要的应该是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西部地区可以学习、模仿和借鉴先发国／地区先进的制度，并经过本土化改造产生的发展效率。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如果先发国／地区的制度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那么后发的西部地区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成本支付，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以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取较大的由制度变迁和创新导入的发展收益。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成本优势;(2)时间优势;(3)经验优势。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地学习东部取得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借鉴东部在市场建设、市场组织、市场开发、市场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学习东部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失误的教训。

3.结构转换的后发优势

中国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即先进部门或地区与传统落后部门或地区并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结构转变（资源从低效率部分向高生产率部分配置）推动的，这是落后国家的一个特有优势。西部地区在发动经济增长时，先发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利用先发区域已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产业部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也可以通过接受先发区域的产业转移，形成自己新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产业结构的优化。

4.社会意识的后发优势

人民的发展意识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条件之一。只有当人们普遍感到生存的危机和生存条件的差异后，才会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意识。依据后发优势理论的解释，发展意识主要是由经济发展差距决定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差距越大，欠发达地区人民的发展意识越强烈。随着我国对内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员频繁的流动和媒体信息快速高效的传播，使得落后地区的人民对区域经济差距将有更多更深刻的感知和认识，这必将激发西部欠发达地区更加强烈的发展意识。

三、西部地区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政策选择

1.加强模仿创新，提高知识吸收和再创新能力

西部地区要缩短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首先应缩小知识和技术上的差距。由于西部地区自有创新资源有限，因此应积极地从区外获取知识和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运用和再创新。当然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引进，就会掉入“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恶性循环中，长期受制于外部世界，这时只有通过学习型创新才能走出恶性循环。只有经过消化吸收，从区外获得的知识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然后通过创新，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目前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仍然主要靠传统产业来满足，传统产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仍要发展传统产业，但不能再延续过去的能源消耗型、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传统产业发展，要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一些传统成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也可以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3.构建产业结构型后发优势

首先，西部地区要避免过去那种单一的、与东部地区垂直分工的产业类型，逐步摆脱产业结构低附加值、低加工度的状况。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西部地区应与发达地区进行水平分工，实行适度的跳跃式发展，通过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力争迎头赶上发达地区的产业技术水平。其次，要选择一种趋异化的产业和产品发展思路，避免产业结构的过度趋同，围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实行错位经营和分层竞争策略，提高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再次，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考虑产业的选择问题。从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绿色产业。最后，要注意西部地区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篇3

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 如何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获得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话题。自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 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较早在这方面进行理论尝试的是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 由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拥有相同的技术, 这时, 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 欠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应该比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快, 因此,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而最终会发生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收敛的现象。另外,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 除非有外生技术变迁的作用, 否则经济稳态下的人均收入增长将等于零。然而, 经验证据表明, 虽然美国各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 , 但是, 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Romer, 1994) 。并且, 自工业革命后的二百多年里,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地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然而, 对于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以及中国大陆在20世纪后三十年里超常的经济增长和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 新增长理论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由于它们处于世界技术前沿, 它们要实现技术创新的方式只有通过自主的研发。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内生增长模型尽管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现象, 但是它们忽略了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实现更快的技术创新, 因而它们无法解释二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 也无法解释20世纪后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奇迹般的增长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b、c) ) 。Chuang (1998) 通过引入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asymmetric trade-induced learning spillover) 来解释东亚奇迹, 由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而发达国家不能从欠发达国家获得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因此, 当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差较大时, 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来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但是随着欠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向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靠拢, 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逐渐减弱, 最终造成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出现持久的技术差距, 从而使得欠发达国家不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相对于Chuang (1998) 的关于欠发达国家在发展的早期, 其技术进步速度可能超过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 同时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可能在发展的早期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结论, 其他关于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内生增长文献对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则显得更为悲观。关于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创新和模仿的模型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得出结论认为欠发达的南方的增长速度从来不可能超过发达的北方的增长速度, 因此, 南方和北方将出现持续的发展差距。更有甚者, Young (1991) 认为, 在自由贸易下, 发达国家会牺牲欠发达国家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快速技术进步。Stokey (1991) 认为, 开放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由于动态的在实践中积累知识 (learning by doing) 会使得欠发达国家初始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得到强化 (Lucas 1988;Matsuyama 1992) , 因而开放贸易会使得欠发达国家永远专业化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 而发达国家则专业化生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来说, 要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 因此, 欠发达国家必须能够以比发达国家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技术创新。内生技术变迁的增长模型虽然给出了发达国家技术变迁的实现机制, 但是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来说, 是否需要遵循像发达国家一样通过自主的研发来实现呢?至少在经验上并非如此。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说, 它们的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 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 那么它们的企业所进入的产业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绝大多数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自主研发。

本文第二部分从国家长期增长的S型和技术差距两方面探讨后发地区的长短期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第三部分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阐述了后发地区在利用后发优势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注重的问题——人力资本积累, 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

1.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 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杨小凯 (2003) 认为,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模仿制度, 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 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 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是“诅咒”呢, 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 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 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 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 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 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 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 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 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与杨小凯的观点相反, 林毅夫 (2003) 通过对后发劣势观点的讨论发现, 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 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 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 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 如果试图赶超, 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 结果是欲速不达, 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 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可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 不知道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 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和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 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

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认为, 不能简单的从静态的角度来判断后发地区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后发地区在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首先应当确定园区建设的技术水平定位, 而技术水平的确定决定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变化和与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我们下面将着重从这两方面论述后发地区工业园区的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2. 经济增长的S型变化与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根据 (刘霞辉, 2003) 有关长期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 我们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从长期来看, 遵循一个S型的发展模式 (如图1) :

图1中k为人均资本存量, g为经济增长率。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 对某一经济体来说, 经济增长过程并非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人均产量呈递减的增长趋势, 而是将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 图形凸向原点, 这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该阶段中, 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 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 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 这时的经济增长是超越常规的快速成长期, 所以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人均资本存量较少, 有大量人力资本有待开发且经济已进入起飞阶段的时期。

进一步从长期看, 人均产出是不断增长的, 但一经济体的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 而是有一时间限度, 即, 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 在该处存在一拐点 (P) , 也就是增长速度的极大值。一经济体高速增长到该点后, 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 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递减的增长趋势, 其后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 经济学解释是标准化的, 因为尚未利用的人力资源基本开发完后, 则每个劳动者都遵从个人产出的增长速度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降低的规律, 自然人均产量增长也依这一趋势变化。由此可见, 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经济增长时期中必然是非常短暂的, 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决定于待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多少及开发的速度, 一般情况下, 经济起飞前劳动力闲置越多, 该经济体会维持一相对较长的加速经济增长过程。

另外, S型增长曲线的增长特征除了有增长的加速、减速期外, 另一重要特征是增长不是无限可持续的, 而是会达到极限状态;而且也存在经济起飞前期的经济停滞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从短期来看, 后发地区按照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是正确的, 因为这样有利于资本要素的积累, 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 但是从长期来看, 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即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即部分的要体现后发劣势中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总的来说, 我们认为后发地区在建设工业园区, 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 在初始阶段应当利用后发优势, 主要以模仿和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增长, 技术模式应当慢慢地从以模仿创新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要重视技术创新体制的建设, 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 技术差距与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后发地区在通过工业园区实现工业化过程中, 其技术进步模式将是技术引进、模仿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 并逐步实现从技术引进、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呢?根据易先忠的看法 (易先忠、张亚斌, 2006) , 我们认为, 技术差距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在技术水平较高的区域通过增加创新性投资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而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区域, 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对国外技术的模仿, 创新性研发资本投资并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通过增加生产性投资能促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技术差距是影响研发资源在生产性投资与研发投资、模仿性投资与创新性投资间分配的重要因素, 根据技术差距权衡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创新性投资与模仿投资有利于经济赶超。

由于后发地区通常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区域, 与前沿技术水平差距很大时, 由于可学习的空间很大, 因此鼓励模仿创新的科技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图2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 技术差距与技术增长速度的变动关系 (如图2所示) , gA, 表示技术的增长速度, A-A表示一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从他们的变动关系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 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会有明显的上升, 相反在技术差距很小的地方技术进步速度很慢。

因此, 后发地区由于其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内生于其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差距太大不利于自主创新, 只能通过模仿创新的形式实现技术进步, 当技术差距很小时, 模仿创新的空间很小, 自主创新自然成为后发地区主要的技术进步模式, 因此后发地区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 应当充分考虑技术差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三、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一个计量分析

根据C-D生产函数中产出的影响因素和我们上文的分析, 构建如下待估计模型:

其中Yit为i省第t年的产出总量, HTGit为i省第t年的模仿创新水平, Kit为i省第t年的资本投入量, Lit为i省第t年的劳动投入量, Rit为i省第t年的自主创新水平。

本文实证选择西部12省 (以西部大开发所包含的省份为主) , 年度为2002—2008年, 其中产出总量Yit采用西部地区各省的GDP来表示, 并根据西部各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以1996年为基期转化为实际可比变量;模仿创新水平HTGit我们用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总量来表示, 并以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资本投入量Kit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固定资产投入量来表示, 并以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劳动投入量Lit用西部地区各省年底就业人员数来表示;自主创新水平Rit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的自主研发投入水平R&D来表示, 并采用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科技部》 (2003—2008) 。

本文采取国际上通常采用的Panel Data (面板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 我们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 粗略地检验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 (如下表) 。

技术进步模式选择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科技部, 2002—2008。注:括号内数值表示各变量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 其中“***”表示在1%的水平显著。

(1) 式模型回归结果 (如上页表所示) , 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 选择随即效应更加合理 (Hausman检验P值为1) , 因此, 估计模型的结果表明, 资本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高, 技术进步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就会增加0.35个百分点, 说明在西部地区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资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次是劳动力影响因素的效应, 劳动力每增长1个百分点, 就会带动0.2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再次为自主研发投资, 其弹性大小0.12;模仿创新的弹性系数最小为0.017。

这一结果与我们上面模型的分析结果有一点不同, 不过经过仔细推敲, 我们发现这一结果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正如我们上文的分析, 后发地区由于资本要素水平很低,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模仿创新是其必然的选择, 但是由于后发地区存在另一缺陷, 就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差距很大,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略显不足, 因此, 后发地区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模仿吸收能力也就不够, 模仿创新的空间有限, 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品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很低, 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不十分明显。

其次, 从上页表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出, R&D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非常小, 说明自主创新投资并非西部地区主要的技术进步模式, 并没有脱离我们上文后发地区有关经济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模式选择的分析。进一步, 考虑K和L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旧是要素推动型的, 其技术创新和模仿的空间很大。

四、结论

从我们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 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应当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来选择。具体到后发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资本积累水平很低, 因此, 该地区按照首先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通过资本要素的积累, 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从而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模式应当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即部分的要体现后发劣势中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

总的来说, 由于工业园区建设是后发地区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其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应当以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我们认为, 后发地区在建设工业园区, 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 在初始阶段应当利用后发优势, 主要以模仿和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增长, 技术模式应当慢慢地从以模仿创新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要重视技术创新体制的建设, 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另外, 从我们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由于存在技术差距, 后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略显不足, 结果是, 后发地区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模仿吸收能力也就不够, 模仿创新的空间有限, 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品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很低, 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不十分明显。因此, 后发地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本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重视教育投资和建设, 提高对高新技术的吸收和模仿能力。

摘要：后发地区应该首先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通过资本要素的积累, 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从而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模式应当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

关键词：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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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后发地区 篇4

欠发达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发展程度低或发展不充分。所谓欠发达地区,是指由于历史、观念和区位等条件的制约,社会经济运行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生产要素可得性及其利用率低,技术进步速率慢,缺乏适应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1]。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对于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962年,哈佛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系统地阐述了后发优势的思想。认为后发优势是指后起国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起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并且这种益处既不是先进国家所同样能拥有的,也不是后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它包括2个层次:一是后发优势只有在后起国家才具备可能;二是后发优势的几种具体表现,包括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先进国家失败的教训以及后进国特有的对经济落后和寻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的社会意识[2]。因此,后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存在后发优势,就是因为它们在发展水平上比先进国家或地区落后,落后产生了一种势能优势,从而也使欠发达地区可以借助后发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但同时应避免陷入后发优势悖论的局面。

1欠发达地区利用后发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可能性分析

1.1欠发达地区拥有比较优势

欠发达地区拥有比发达地区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为实现欠发达地区利用后发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提供了可能,我们用图1的模型对此进行解释。在区域经济要素中,欠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但却存在着资金和技术相对缺乏的问题,而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却相对缺乏。利用经济学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和无差异曲线的概念,建立图1的模型[3]。

假设有一个发达地区A,有一个欠发达地区B。图1中的LA和LB分别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LA表示以资金和技术资源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LB表示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UA1和UA2为发达地区的无差异曲线,UB1和UB2为欠发达地区的无差异曲线,C点为2个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交点。

从图1可知,如果欠发达地区选择C点以上区域的要素组合发展,则UB1<UA1,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表明欠发达地区此时不具有资金、技术优势,而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又无法发挥,从而使其获得的效用也较低,由此很难实现后发优势。但如果欠发达地区选择C点以下区域的要素组合发展,也就是说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投入开展创新体系的构建,此时UB2>UA2,表示欠发达地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回避了自身的弱点,从而获得更大的效用,进而为实现后发优势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发达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和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交点C是2个地区优势发挥的分界点。按照一般均衡理论,C点也是2个地区的最佳结合点,也就是说,可能性边界曲线交点的存在说明了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学习机会的存在,也为欠发达地区利用后发优势构建创新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

1.2区域发展环境的开放性为欠发达地区从没有资金和技术优势到积累奖金和技术优势创造了条件

与发达地区相比,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地区都存在着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短缺问题。如果依靠自身的能力来进行区域创新体系构建,则欠发达地区就会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积累时间长以及建设成本相对较高的问题。

在经济开放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欠发达地区可以充分动员和吸纳全球发达地区的创新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从而加速本地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随着全球化产业转移的深入发展,国际之间、地区之间的产业空间转移活动不断,也为欠发达地区带来了大量产业承接的机会,这也给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技术创新和创新集群的形成以较大的推动[4]。

1.3专业化分工以及创新活动扩展化趋势的存在为欠发达地区利用后发优势提供了可能

由于区域资源不同的赋存状况和区域经济不同的发展历程,区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专业化分工现象。于是欠发达地区可以依托本区域资源优势,通过发展特定产业集群获得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欠发达地区可以重点进行相应的主导产业创新,在局部创新上获得快速发展,甚至成为创新中心,并以此向外扩展,推动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因此,欠发达地区虽然整体上对资金、技术的吸引力较差,从而造成其发展中的不足,但并不是说欠发达地区一点机会也没有,从图1的模型中也可以看出,此时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利用资源比较优势进行创新的机会。

另外,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较为完善,科技力量较为集中,研发活动活跃,创新成果很多,但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技术应用方面,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却有着几乎相同的机会,也就是说,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双向扩展的特征。此时,欠发达地区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发达地区的创新成果,学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经验,形成本地区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并进而实现追赶、超越的目的。

1.4国家制定的政策措施为欠发达地区利用后发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提供了支撑

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一直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进一步深化,国家在科研机构空间布局、科研经费的投入以及科技人才的流动等方面制定了向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06年《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颁布则为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推动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途径。政策支持系统是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极其重要的软环境,政策工具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直接手段,在推动和引导各项创新活动中被政府部门广泛运用[5]。

政府不仅直接参与各项创新活动,而且还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政策法规,管理和规范各创新系统的创新活动。同时,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以及市场本身存在着一定缺陷的时候,政府可以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来协调各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6,7]。

政策措施不仅从宏观上引导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也从微观上通过设计相应的政策机制并监督其运行为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2欠发达地区利用后发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机理分析

顾新(2001)借鉴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方法,从系统论的角度界定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特征和层次。提出区域创新体系是在一国内的一定地域范围内,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这些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区域经济系统,创造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新的系统功能,使区域内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区域创新体系的绩效,取决于区域创新体系各要素的运行方式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区域创新体系的作用发挥还与区域的制度安排、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创新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8]。

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要素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首先是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体系,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要素组合引入区域创新体系,然后通过区域创新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经济要素以及不同要素组合的功能发挥,形成区域竞争优势。

美国哈佛大学波特教授认为,世界经济可以分为3种类型:要素驱动型经济、投资驱动型经济和创新驱动型经济[9]。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改变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由简单的要素驱动型或投资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认为,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就应该加大对区域创新体系的投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体系一方面影响区域经济的产出,另一方面,又会拓展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与界限。区域经济发展要素通过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对区域经济的促进,可以达到倍增的效果。据此构建相应的模型(见图2)。

图2清晰展示了欠发达地区如何利用后发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机理。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我们称这种影响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间接作用,用图2中发达地区的发展边界指向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边界来展示这种间接作用。图2中的实线椭圆分别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原有的发展边界,由于发达地区对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作用大于欠发达地区,因此,发达地区原有的发展边界要大于欠发达地区原有的发展边界。

同时,由于区域科技不是封闭于本区域的自我循环体系,科技资源比经济资源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在后发优势的作用下,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和界限得到了拓展,而此时发达地区也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和高素质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也在拓展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和界限,只是由于发达地区的起点比欠发达地区要高,因此其发展变化不如欠发达地区明显,图2中的虚线椭圆即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拓展后的发展空间及界限。可以看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及界限都得到了拓展,甚至使原先没有交叉的2个区域出现了共同的交集,也就是说,实现了共同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对接,而通过这种对接,一方面发达地区可能会寻找到自己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欠发达地区也逐渐地步入中等发达甚至发达地区的行列,从而达到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

图2也展示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中,二者之间存在着动态互动甚至转移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以及区域经济的

发展的确存在着后发优势,而这种后发优势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也有着诸多的好处。

其一,发挥后发优势,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地区创新体系构建的扩散效应。

创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创新成果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扩散效果。只有当众多的创新成果实现了有效的扩散,才能拓展区域发展边界,形成新的产业,推动经济结构迅速提升和经济水平提高。

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理论认为,区域经济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梯度,区域可被分为高梯度区域和低梯度区域(类似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划分)。生产力的空间转移,首先是高梯度区域应用先进技术,先发展一步,新的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区域,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有序地从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区域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最终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匀[10]。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理论也可以有力地解释发达地区创新体系建设的扩散效应。但我们强调欠发达地区对这种扩散效应的利用不应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的。

其二,利用后发优势,可以降低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成本。

发达地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的素质较高,存在着突破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和动力,这种领先者的行为可以产生领先优势,使其成为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先的控制者。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初期,往往存在严重的劣势,特别是在创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创新体系的构建而言,也具有某些潜在的优势,它不会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也不会被已有的制度和习惯所“锁定”,欠发达地区的这些特点使其能够向最发达的地区学习,能够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并迅速获取由于技术的先进性而产生的高效率。也就是说,欠发达地区可以彻底摆脱既有的束缚,重新树立一个全新的发展目标,并围绕着这个目标而努力,从而实现以较少的投入而赶上发达地区的目的。

其三,利用后发优势,可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跨越式发展的目的。

区域创新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欠发达地区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对发达地区走过的某个发展阶段超常规的跨越。欠发达地区虽然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整体不及发达地区的困境,但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建立起自身的区域创新体系,实现速度与效率并重,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区域创新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应该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环境,以开放、竞争、动态的视角加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合作,寻求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审慎的态度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并力图回避区域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的短期行为以及单项突进的发展模式。

其四,利用后发优势,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创新体系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不同,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网络系统[11]。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知识流动、产业集聚和空间集聚,有助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有助于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进而推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区域创新体系可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强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从而使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保持持久竞争优势。同时,区域创新体系可以提高区域知识吸纳能力,将后发优势由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跨越、产业跨越以至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加快区域经济发展[12]。

3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

后发优势的存在为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对象以及追赶的动力。但是,后发优势的存在又加大了后发展国家(地区)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使其更加倾向于现有技术的引进和改进而不是自主的技术创新,而自主创新能力的削弱导致后发展国家(地区)很难实现向领先国家(地区)的过渡。也就是说,由于陷入对发达国家(地区)一味的学习和模仿之中,虽然欠发达地区成功地实现了加速“追赶”的目的,但自发的“超越”却难以实现,此谓后发优势悖论[13]。

为此,欠发达地区为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同时避免后发优势悖论的出现,就应该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做到以下四点,即:应体现要素素质的匹配性、强调结构的合理性、突出系统的完整性和提高系统的适应性。

3.1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体现要素素质的匹配性

区域创新体系的要素构成及其结构是客观的。任何一个区域创新体系都存在着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等系统要素。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8]。因此,体现要素素质的匹配性包括2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要素素质要与外部机会相匹配;另一方面,要素与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匹配和促进。

区域创新体系作为开放的系统必然会面临外部机会与威胁,同时,其自身又必然存在一定的优势和弱点。要素素质与外部机会相匹配,不仅可以有效地吸引各类创新资源,而且还可以提高区域创新体系的创新能力,达到发挥后发优势促进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目的。

区域创新体系效率的高低受到创新要素之间关系的影响。在区域竞争加剧、各类创新资源快速流动的情况下,各类创新活动往往需要通过各创新要素的密切合作以及优化组合,从而实现创新要素之间的匹配与相互促进,并进而实现区域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转,以实现欠发达地区的赶超目标。

因此,虽说欠发达地区在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中存在着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可能,但外部机会的利用尚需与内部因素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区域创新体系的要素素质以及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欠发达地区在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上利用后发优势的能力。

3.2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应强调结构的合理性

区域创新体系不是区域创新要素简单的堆积和累加,而是区域创新要素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结构的合理性首先是强调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整体结构的自我协调。整体结构的自我协调通过区域创新体系内部各创新要素之间联结的协调性以及创新要素之间比例的合理性来体现。要素联结的协调性意味着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各创新主体之间关系的顺畅,并实现创新要素在各创新主体间的快速、高效流动,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创新要素的作用以及激发起各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另外,在区域创新体系内,创新要素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一个区域创新体系内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合理,不仅会影响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以及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将浪费大量的资源,同时使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处于一种不良的循环中。其次是强调区域创新体系与环境的相互适应以及与后发优势的利用相适应。通过市场的协调作用以及各区域创新主体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系统功能,并实现集约化的发展。

区域创新体系结构的合理性决定了系统的效率,也是保证区域创新功能持续提高的关键,并影响区域创新体系竞争优势的获得,而且创新体系结构的合理也会使创新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反应更敏捷,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体系内外的各种资源,发挥后发优势,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创新体系构建。

3.3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应突出系统的完整性

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系统各部分必须协调、均衡地发展,任何一个部分的缺失都会影响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突出系统的完整性是指不能把区域创新体系割裂开来孤立的去研究,而应把其看成一个整体来看待,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和讨论区域创新体系的功能。为此,必须注意以下4个环节:一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创新协作关系,即产学研合作关系;二是科技中介机构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以及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三是政府在创新中的政策引导作用以及政府部门在工作职能中的协作与集成;四是区域创新体系相互之间以及区域创新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资源流动与相互作用[14]。

应该说,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创新体系中,存在着不同的创新主体,对任何一个单独的创新主体来讲,它只是整个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一个节点。根据系统理论,区域创新体系应该具有各个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功能和作用,系统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系统的完整性。把区域创新体系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并保证其完整性,才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1+1>2的目的,并最终构建起协调、均衡的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区域经济从追赶到超越的飞跃。

3.4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与区域的实际相结合,提高系统的适应性

系统的适应性与要素素质的匹配性是从2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的。要素素质的匹配性更多强调的是区域创新体系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而系统的适应性则把区域创新体系看成一个整体,强调区域创新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提高系统的适应性一方面是由于环境的复杂多变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系统自身的动态性特征所决定的。

在利用后发优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过程中强调系统的适应性,就是希望通过充分发挥系统的动态性特征去适应环境的复杂性,避免形成僵化的发展思维,认为既然有后发优势的存在,就没有必要去增加成本力图实现超越,从而陷入亦步亦趋的一味模仿当中,进而产生“马太效应”,造成与发达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4小 结

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向发达地区学习并最终实现从追赶到超越,构建开放协调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是重要途径。

本文认为,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构建要根据自身的要素水平,强调区域创新体系的系统性特征,进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同时,由于后发优势悖论的存在又可能阻碍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构建,因此,欠发达地区不能够片面地认为后发优势的存在将给欠发达地区带来更多的机遇而陷入后发优势悖论。

民族后发地区 篇5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已日趋成熟, 出现了以证书体系为主体的英国模式、以社区学院为特色的美国模式、以“双元制”闻名于世的德国模式、以TAFE体系享誉全球的澳大利亚模式等多种体系。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但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中一些共性的东西, 构成了职业教育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 笔者称其为“关键成功要素”,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法律体系的保障经济需求的牵引、政府的支持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两股主要力量, 但是这两股力量的大小会随着经济周期和政府换届等因素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职业教育要想获得持续发展, 必须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 在办学资质、师资、经费、就业准入等各个方面提供比较稳固的保障。早在1969年, 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对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及企业的培训任务就提出了具体要求, 对国家承认的工种做了详尽规定, 对社会的参与及监督也做了全面阐述。此后, 德国又颁布了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法规, 如《职业教育促进法》、《职业培训章程》、《联邦德国职业学校分类章程》等。美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也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立法基础之上的, 与职业教育相关的立法主要有《乔治·巴顿法案》 (1946) 、《职业教育法》 (1963) 等。1984年, 美国又推出了《卡尔·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 为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 还设置了州职业教育董事会和州职业教育顾问委员会等专门机构。

职业资格证书的纽带与桥梁作用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标准不仅可以将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同时也可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建立沟通的桥梁, 进而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走向互通融合。英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就是以围绕职业资格证书开展而闻名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英国确立了职业资格证书与普教学历文凭等值的制度, 这一改革引起了德、美、法、澳等其他发达国家的重视和效仿。对于职业资格证书的规范与强调, 不仅可为学生提供获得职业能力的标识和进一步升学深造的凭证, 也可成为学校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动力。

企业充分参与的推动与引导作用职业教育主要着眼于职业素质与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因此, 只有作为用人一方的企业积极参与, 才能使这种教育形式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德国通过《职业教育法》打破了教育以学校为主的传统观念, 建立了校企合作、以企业为主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 在明确企业主导地位的同时, 强化了企业的责任与义务。在办学模式上, 以企业的实践培训为主, 以职业学校的理论教学为辅, 培训能力不足的中小企业可通过建立跨企业的培训中心作为补充。荷兰、奥地利的职业教育也都属于企业主导的模式。

后发地区的改革经验

如果说上述“关键成功要素”是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的主要构件, 那么对于职业教育尚处于摸索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 如何获得这些构件是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 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具有更强的借鉴意义,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政府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通过多种措施促进职业教育优先发展1974年, 为了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才短缺问题, 韩国政府专门制定了职业训练的特别措施税制, 规定3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提供厂内培训, 不足300人的企业则必须每年为每个工人交付205美元的培训税, 支持国家在培训上的投入。据测算, 韩国企业内培训落实到每个工人的实际费用早在1979年就已达到每年846美元。在澳大利亚, 仅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行业培训机构就有近90所;在香港, 用于学徒培训的42个指定行业共建培训中心近20所。

加强教育体系的改革, 逐步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互通互认在后发国家和与地区, 职业教育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除了在资金、政策等方面向职业教育倾斜之外, 改变人们头脑中传统的教育学术化、精英化意识也十分关键。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互通互认就是一项关键性的制度变革, 它不仅可赋予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内更加公平的地位, 还能够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在我国台湾地区, 已经建立起一个与普通教育体系并列, 而且能够相互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台湾的高中主要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高级职业学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主要升入大学和独立学院, 少部分升入高等技职院校接受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职业高中毕业生除直接就业外, 可升入二年制或四年制的技职院校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 两年制专科职业教育可与四年制本科职业教育衔接, 也可与普通本科教育衔接, 即专科职业学校的学生在经过相应的考试后, 可进一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因此,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体系是相通的。此外, 台湾还在试办综合高中, 希望由此使职教与普教的对接更为顺畅, 其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与综合高中能够三分天下。

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需求, 因地制宜探索特色职业教育模式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形成的, 具有百余年的历史。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 其工业化进程往往具有赶超的性质, 因此, 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就更为迫切, 其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当地的经济联系也就更为紧密, 从而使后发地区的职业教育体系带有明显的地区烙印。很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原来属于典型的农业区域, 除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外, 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也是工业化的迫切需要, 因此, 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给予高度重视。泰国政府在国家教育发展方针中明确要求根据各地的条件和资源, 将职业教育和短期培训班扩大到农村地区。不但在中等职业学校中开设占有较大比重的农业专业和农业技术课程, 而且在普通初、高中教育阶段的劳作和技术类课程中设置了一定比例的农业类课程。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 其发展取向则截然不同, 大力发展制造业以促进全民就业是其基本国策, 因此其职业教育主要面向第二产业, 世界闻名的“教学工厂”模式即是在借鉴德国“双元制”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由于新加坡大部分为中小企业, 无力建立专门的培训中心, 因此, 新加坡以具有良好教学体系的职业技术院校为主体, 通过将现代工厂的生产、经营环境微缩或模拟到学校的教学活动之中, 甚至将现代企业的某一个生产、经营环节引入学校, 发展出一整套在学校内进行技能训练的方法, 即“教学工厂”的教学组织形式。学生学习犹如处于一个部门齐全的大企业中, 既接受完整有效的理论知识教育, 又接受来自教学工厂行之有效的实践技能培训, 在校的最后半年, 通过参加学校承接的企业项目, 全面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和各类技能, 形成受企业欢迎的职业素质与能力。改革经验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及相关启示

后发地区的职业教育改革经验, 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职教优先”、“体系互认”、“需求导向”, 笔者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之所以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主要是因为教育的学术化、精英化倾向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职业院校的崛起与职教体系的形成, 并非教育系统自然演化的产物, 也不仅仅是人才供需引发的结果, 更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一种组织创新。由于组织是某些制度、规则的外在物化形式, 是施加一定规则约束的载体, 因此, 从本质上看, 职业教育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制度创新的结果。我国发展职业教育需要借鉴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更需要了解这些经验背后的逻辑, 需要明晰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引导和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可持续发展。

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主导作用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属于一种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培养, 职业能力而非知识程度是其培养的主要倾向。这决定了职业教育在教学组织方式等方面与普通教育有所不同, 不仅需要一定的生产设备作为教学工具, 而且在场地、师资等方面要求也更为严格, 因而其培养成本较高。另外, 由于当今社会技术创新周期在缩短, 而且经常以非线性的方式呈现, 从而导致专用性人力资本由于知识老化而加速折旧, 使教育投资收益率降低甚至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 私人的投资意愿会削弱, 因此要求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有所作为。由于在工业化进程中对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远远超出对普通劳动力和学术型人才的需求, “职教优先”就成为基于国家利益的一项战略选择。通过加大公共投资等制度安排弥补私人投资不足的资金缺口, 可以起到降低个人学习成本、激发学习动机的作用。

“体系互认”是一项关键性的制度变革由于传统的教育向学术化、精英化教育倾向,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较低, “普教热”、“职教冷”在后发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直接变革已有的教育格局会面临诸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意识形态、思想习俗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 而正式制度的变迁总是先从非正式制度的“边际”演变开始, 着力于非正式制度将会大大降低整个制度体系变迁的成本。“体系互认”就是一种不对传统制度体系“伤筋动骨”, 又可以通过增加人们选择机会逐渐改变人们教育意愿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人们的学习顾虑, 增加对职业教育的选择几率与接纳程度, 为形成路径依赖, 最终改变人们的教育意愿创造有利条件。

以“需求导向”建立职业教育模式上述制度安排能否奏效, 从而激励人们更多地做出接受职业教育的选择, 最终还是将取决于职业教育的投资回报率, 而这种投资回报主要来自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收入。因此, 只有培养的人才确实符合经济发展需要, 能够从事创造价值的劳动, 才能够获得较好的劳动回报。而以“需求导向”建立职业教育模式, 既符合发展职业教育的初衷, 也是最有可能使教育投资回报有所保障的一种途径。通过响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进行合理的专业设置及课程设计, 不仅有利于从教学结果上使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之间建立起联系, 还有利于在教学过程中使企业愿意参与进来、以更加有效的组织形式施教, 从而使人才在适用性与工作质量上都得到保障, 最终通过获得较高的就业率与工资回报彻底消除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歧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三者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一体化的制度安排, 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导性制度变迁交互作用的过程, 同时也是从政府主导和推动逐步走向政府与市场相结合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渐进过程。纵观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 与西方经典人力资本理论的认识有所不同, 尽管职业教育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性质, 似乎主要应由未来的投资收益主体——私人或企业来完成, 但无论在先发达国家还是在后发达国家, 政府都出于国家利益或就业目标的考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都不是主要依靠企业或学习者的私人投资完成的, 只不过由于发展阶段与经济基础不同, 在支持的方式与手段上有所差异。在发达国家, 目前的支持方式更多地是通过法制化、经济化的手段, 在承担政府公共责任的同时, 注意动员和引导企业、社区等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并使参与走向制度化。而在后发国家或地区, 这种支持表现出的政府设计与选择的色彩更为浓厚, 在教育投资、办学方向乃至办学模式等方面, 行政主导的作用更为强大, 制度变迁仍然处于渐进、逐步系统化的进程之中, 形成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机制仍需假以时日。

政府支持态度的明确与资金投入的增加, 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言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 还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为系统的制度安排。目前可以考虑的思路有:一是通过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的“双证”等值互通, 提高职业资格证书在劳动力市场和人才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引导更多的优质生源流向职业教育, 从而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走向对接与融合。二是借鉴国企改革经验, 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 在加强宏观规划与指导的同时, 逐步健全法律法规与配套制度体系, 引导和鼓励多种力量投入或参与职业教育, 形成多元化的办学体制和多类型的办学模式, 通过新生力量的参与及崛起促动现有职教体系的内部改革。三是给予职业院校更多的办学、招生自主权, 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主体, 能够更加自主地设立、调整专业, 开展非学历教育和培训, 实行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和学分制度。四是建立和强化社会评价机制, 使学习者、用人单位而非上级主管部门成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主要评价者, 推动各类职业院校展开教学建设上的有序竞争, 促使其更加主动地研究、探讨社会人才需求, 寻求与企业、社区的广泛合作, 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办学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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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后发地区 篇6

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一, 各地的水厂技术管理水平也不尽相同:沿海及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较快, 水厂处理工艺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管理较为到位;后发地区的城镇经济条件有限, 水厂处理工艺较落后, 质量管理不到位。同时我们也清楚看到, 我国现有2862个行政县、41636个行政镇中, 大部分都是常规处理工艺的中小型水厂。如何使出厂水质达到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进一步降低运行成本, 是千千万万的中小水厂的期望。本文通过对当地两座中小型常规处理水厂的研究, 摸索出了一些技术改造及运行管理的有效做法, 以供同行们参考。

1 当前后发地区中小型水厂的存在问题

一般来说设计能力不超过15万立方米/日的水厂, 可称为中小型水厂。从笔者近年来对当地城镇水厂的调查研究, 它们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1.1 处理工艺落后

这些水厂大部分建于上世纪80年代, 多为常规处理工艺。相对于源水前处理和滤后水深度处理工艺, 或者常规处理中较为先进的高效反应池、气水反冲V型滤池等处理设施, 这些中小型水厂处理工艺确实比较落后。

1.2 水质时好时坏, 难以保证

尽管常规处理工艺非常成熟, 但由于新颁布的水质标准将出厂水浊度从3NTU修订为1NTU后, 这些原来按旧水质标准设计的水处理构筑物就开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1.3 运行成本偏高

由于经济条件限制, 后发地区的中小型水厂一般是没有安装源水和出厂水流量计、各类用电计量设备, 甚至没有最基本的压力表, 导致无法进行综合成本、单台设备或单个项目的成本核算, 水厂运行成本普遍偏高。

2 七星岗水厂简介

七星岗水厂是粤北后发地区典型的中小型常规处理工艺水厂。该水厂分为一、二两期建成, 其中:一期工程建于1989年, 设计能力为6万立方米/日, 主要处理工艺流程为:静态混合器+回转式隔板絮凝池+斜管沉淀池+虹吸滤池+液氯消毒。二期工程建于1994年, 设计能力为10万立方米/日, 主要处理工艺流程为:静态混合器+穿孔旋流絮凝池+斜管沉淀池+双阀普通快滤池+液氯消毒。水厂现有员工40人, 大部分设施为手动操作, 且设备服役时间长达近20年。

3 七星岗水厂常规处理工艺存在的问题

和其他中小型常规处理工艺的水厂一样, 七星岗水厂同样存在工艺落后、出厂水时好时坏、管理靠人管人、运行成本较高等问题, 尤其突出的是:

每年的4-10月, 水处理构筑物内藻类繁殖非常迅猛, 一个昼夜可长达将近1米。藻类大量繁殖一方面会产生有毒的藻毒素, 影响出厂水水质;一方面会堵塞斜管出水口和滤料, 严重影响了滤池产水量和水质。

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3月, 由于源水浊度低 (一般只有2-5NTU) 、气温相对较低 (最低气温约3-5摄氏度) , 絮凝反应效果差, 大量细小的矾花流经斜管后不但不下沉, 反而漂浮到水面, 形成泥浆状的泡沫, 导致滤池负荷过高、出厂水浊度超标。

超产严重。随着城市用水量增加, 七星岗水厂产量不断刷新。虽然设计能力为16万立方米/日, 现最高日供水量已超过19.16万立方米, 超产近20%。这对已经服役近20年的净水构筑物及机电设备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工人工作积极性差, 生产运行成本偏高。2006年单位供水成本约为0.4元/立方米 (含固定资产折旧、水质检测等费用, 不含水资源费) 。

4 主要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情况, 近年来我们从两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解决或改善当前存在问题:一是通过实施技术改造, 以采取少见效大的办法解决生产上技术问题;二是积极开展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工作, 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4.1 在经济技术可行前提下实施技术改造, 重点解决藻类、跑矾和超产问题一种直接有效控制藻类繁殖的方法。

为了控制藻类在反应沉淀池的生长, 一开始我们想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即源水进入水厂时投加抑制藻类的化学药物。通过比较, 二氧化氯对藻类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同时考虑到液氯运储安全问题, 我们改用了现场制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 (复合型) , 并对源水前期处理。在改用消毒剂后的一段时间 (总投加量控制在0.2-0.3mg/l) , 水处理构筑物上的藻类确实得到了一定抑制, 这让我们高兴了一把。可是好景不长, 一个多月后构筑物上的藻类开始产生耐药性, 慢慢开始恢复生长, 并且越长越厉害。看来光靠二氧化氯来抑制藻类生长的办法不可行, 我们开始从藻类的生长要数和环境着手。

通过观察分析, 我们基本了解了水构筑物藻类大量繁殖生长的原因:源水受到轻度的污染, 并含有少量的藻类;水处理构筑物清洗周期过长, 着附了适合藻类生长的污泥等物质;水处理构筑物暴露于室外, 藻类有充足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从上述三个成因来看, 控制前两个因素更为困难, 因为水厂不可能随意控制源水水质, 也不可能不断洗刷处理构筑物, 所以最后我们采取了遮光方式。为了验证效果, 我们先清洗其中一个沉淀池进行了试验。遮光材料选用了PVC波纹板, 直接覆盖于沉淀池集水槽上部, 波纹板上加25mm镀锌钢管压实, 不让任何光线进入池组。一个星期后, 打开波纹板肉眼观察基本没有藻类生长现象, 而旁边同期清洗干净的沉淀池却长满了藻类。试验取得了初步成功, 我们开始大面积采用PVC波纹板遮盖沉淀池。如今半年过去了, 通过遮光后, 沉淀池内90%以上藻类得到有效控制, 剩余少量的藻类也可以在日常池组清洗中得到解决。PVC波纹板价格约60-70元/平方米, 10万立方米水厂沉淀池面积约500平方米, 所需费用仅仅约3万多元, 对于大部分自来水公司还是可以承受的。

积极排查、细心观察, 对症下药解决跑矾问题。

跑矾一般是指原水投加混凝剂后, 矾花沉降速度小于沉淀池的表面负荷率, 矾花不能有效沉淀而随水流上升的现象。七星岗水厂自2003年以来冬季跑矾的现象越来越厉害, 已严重威胁出厂水水质。专家指出在处理工艺不变的情况沉淀池出现跑矾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原水发生变化, 如水温、PH值、浊度过低、藻类繁殖过度等;选用的混凝剂不合适、其投加量过多或过少;沉淀池负荷突然增加。对照上述因素, 技术人员开始逐一排查, 希望找出主要原因, 初步认为七星岗水厂沉淀池出现跑矾现象的主要原因, 应当和“低温低浊”原水以及混凝剂选用或投加量有关。为此我们马上开展不同混凝剂在不同投加量下的模拟混凝搅拌试验, 藉此希望找到合适的混凝剂和投加量。

从后续一系列各类混凝剂或组合的混凝试验来看, 除了硫酸铝投加量比其他偏大之外, 其沉降后的效果基本相当, 投加硫酸铝的个别结果还优于其他混凝剂。对此技术人员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经过多次的试验, 发现沉降后的烧杯内壁挂了不少小气泡, 并且部分矾花随气泡上升到水面。难道这就是产生跑矾的原因。实验人员特意从河边取水口取来水样, 与山顶水厂原水管取的水样进行对比试验, 结果发现河水做的烧杯没有气泡, 且矾花不会漂浮到水面。为什么经过水泵运送的原水就产生气泡呢, 我们找来水泵专家认真对一级泵站水泵进行仔细观察, 发现水泵密封效果不佳, 特别是取水水位低于或接近泵轴线时更为明显, 大量空气被吸入水泵, 从而导致原水中空气增加, 微小的气泡在斜管上升流过程中容易把形成的矾花带到水面。

沉淀池跑矾的主要原因终于找到了。维修人员对症下药, 立即着手对一级泵站水泵轴封装置进行改造:把原来的软密封填料 (需要专用工具才能挤进去) 的密封方式, 改为当前成本更低、操作更方便的麻根石墨填料密封。改造后沉淀池跑矾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 出厂水水质也由此得到了保障。

提高反应沉淀池液面, 保证水厂超产不超标。

对于许多资金有限的中小城镇, 在新水厂尚未建成之前, 老水厂均可能出现超产的现象。水厂超产尽管会存在水质方面的风险, 但也可为自来水公司增加水量、降低单位成本。对此, 大部分自来水公司还是愿意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 对老水厂挖潜改造, 以此来提高产水量。七星岗水厂自2006年来最高日供水量就超过设计能力16万立方米/日, 2008年达到19.16万立方米/日。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提高反应沉淀池液面不但可增加处理水量, 还可以提高水质。

七星岗水厂一期系统是回转式隔板絮凝池顺接斜管沉淀池, 中间以一道两米多高的溢流墙作为分隔, 钢筋混凝土集水槽为间断式线缝出水;二期系统是穿孔旋流絮凝池顺接斜管沉淀池, 导流墙长达18米, 矩形钢板集水槽由上部圆孔出水。通过观察, 一、二期系统沉淀池集水槽均由于施工技术原因, 出水孔标高不一致, 造成出水严重不均匀, 斜管短流现象较多。

由于市区只有一个水厂, 不可能大面积长时间停产, 只能作局部改造。通过多方比较, 我们认为可以充分利用池组液面以上近0.5米的超高, 提高出水高度, 以增加有效容量, 降低流速, 提高产量。具体做法是:首先封堵一期系统集水槽的出水缝, 在其上方重新钻打水平一致的出水孔。实施改造后效果非常明显, 产量从原来5万立方米/日提高到6万立方米/日, 待滤水浊度从原来的6-8NTU降至3-4NTU, 滤后水也从0.6-0.8NTU降至0.3-0.5NTU。此后我们也对二期系统集水槽采取加装齿状钢板, 使出水度提高, 并取得了同样的效果。

4.2 推行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 提高积极性、降低运行成本

实施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 从科学管理的角度看, 作为中小型水厂要实施这种管理模式, 最为关键的是要抓住关键、长抓不懈。本公司自2007年起推行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 通过近三年的摸索实践, 总结一套适合企业管理需要的工作方法, 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全员参与、全面预算。

一般人开始搞预算管理, 都会认为这些是财务部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事, 与小职员或普通员工关系不大。本人认为这是预算管理的最大误区, 也是影响预算管理效果主要原因。只有全员参与, 充分认识预算管理的目的和重要性, 并自觉从各自岗位开始编制本班组、本部门的预算, 在日常实施过程中才能解决员工不理解、不配合、不积极的思想问题。

水厂虽小, 但设备齐全, 工种多、分类细、费用支出也比较多。在年初编制预算时, 水厂就开始根据往年的各类费用统计数据, 结合今年的各种形势预测, 要求自下而上编制各种费用预算, 并附上说明和计算书。预算汇总到厂部后, 由管理人员细致核对, 发现异常的及时反馈给部门或班组, 必要时可以小范围讨论协商, 最后统一意见后汇总数据确定年度总预算。这种自下而上、上下沟通、协商统一的做法, 既得到了公司和员工的认同, 也为预算实施奠定了科学合理的基础。

考核关键、层层考核。

编制了预算还要制定科学的考核办法, 才能有效落实预算、控制预算、降低成本, 并起到调动积极性的作用。与其说编制全面预算是检查各层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成本测算能力的手段, 那么制定考核办法就是管理者对企业经营理念的理解和落实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实施全面预算是必要的, 但全面考核就要看企业或管理者的意向了。事实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就当前中小型水厂来说, 笔者还是比较赞成采取重点考核或考核关键的办法。比如:自来水公司对水厂的考核主要要求为安全高效, 那么考核指标的设定可以为: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和单位供水成本两个重点, 至于水厂的其他具体指标如何实现, 应酌情下放给水厂, 并由水厂自行分解、自行控制。

同样采取层层分解、层层落实、上层考核下层的办法, 既可以达到了控制预算、降低成本的目的, 同时也给予广大各执行层适当的自主调整权限。执行层可根据不同的条件环境进行企业管理, 避免出现“一本天书读到老”、“死脑筋不可变通”或“一抓就死、一松就乱”的管理怪象。

考核内容和项目的设定, 也是非常关键。建议尽可能采取量化考核, 这样可以提高企业上下员工执行预算水平以及考核的操作性。对于不能量化考核的内容或项目, 可以采取描述性进行考核, 如果内容不很重要, 可不将其纳入考核范围, 日后在管理中, 由上层管理人员自行掌握控制。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绩效考核可以加强或提高管理, 但并不可以完全代替管理。

通过三年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 七星岗水厂的单位成本逐年下降, 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与此同时员工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科学处理了岗位分工与合作的关系, 基本做到了责任分解、奖罚分明。最为重要的是水厂上下一起团结努力, 在提高供水保障能力、降低生产单位成本的同时, 通过绩效考核, 超额完成任务, 获得了公司的可观奖金, 员工的努力得到了合理的回报, 基本达到了企业、员工双赢的良好效果。

5 结束语

尽管本公司七星岗水厂属于典型的后发地区中小型常规处理工艺水厂, 以前同样存在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的问题, 但是通过三年来不懈的努力, 通过采取有效的技术改造, 实施科学合理的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 从而大大提高了供水安全保障系数和出厂水水质, 也进一步降低了水厂单位运行成本。对此我们认为:后发地区虽然经济条件较差, 大家既不应抱怨水厂工艺落后, 也不应盲目追求造价高的新技术、新工艺, 而是应该实事求是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中小型常规处理工艺的水厂完全可以生产出符合国家新水质标准的自来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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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后发地区 篇7

1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选择的方法

随着我国各地区农产品生产产量的不断增长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快速发展, 依托产品的区域比较优势,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现象开始显现。这些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发展, 不仅可实现农产品的转化与增值价值, 还可以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的有效模式, 带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产业集聚过程中, 用于定量分析优势产业的测量方法也日益充实, 常见的有赫芬达尔指数HHI、行业集中率CR、空间集聚指数EGI、区位商指标LQI、空间基尼系数SGC等。从数据可得性与操作性角度考虑, 本研究采用区位商法对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进行选择。

区位商是由哈盖特首次提出并运用到产业区位分析中, 它是衡量一个产业在某一个区域的相对聚集程度的指标, 也是分析判断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主要定量依据。区位商可选用工业产值、就业人数等变量来进行计算, 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i表示地区, j为行业, Lij表示为i地区j行业的绝对数 (工业产值或就业人口) 。一般认为, LQij大于1时, 说明j行业在当地是优势行业, 产品除供应区内消费, 还可以对区外进行扩张;LQij大于1.5, 说明j行业在当地比较优势显著;LQij小于1, 表明j行业在当地分布比较分散, 产品供应能力不能很好满足本地区的消费, 属于劣势行业, 区位商值越小, 说明行业的劣势越显著。

2 后发地区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选择的实证分析

2.1 研究对象与数据的选取

新疆兵团作为我国重要的农垦区, 有着独特的地理条件, 盛产丰富的农产品资源, 但受制于市场机制和科技能力等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属于典型的后发地区, 在该地区内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空间较大, 后发优势明显。因此, 本研究选取新疆兵团作为后发地区的具体研究对象。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3》, 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工业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具体细分为农副食品加工业C13、食品制造业C14、饮料制造业C15、烟草制品业C16、纺织业C17、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C18、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C19、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C20、家具制造业C21、造纸及纸制品业C22、印刷与记录媒介复制业C23和橡胶制品业C29。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结合《新疆建设兵团统计年鉴2013》, 选取2012年新疆兵团各师 (市) 农产品加工业12个行业的工业产值数据, 作为研究数据。

2.2 方法运用与数据处理结果

本研究运用区位商分析法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套用LQij计算公式测算出2012年新疆兵团各师 (市) 农产品加工业分行业的区位商值, 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计算出的区位商值可知, 新疆兵团农一师 (市) 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中农副产品加工行业C13和橡胶制品业C29的区位商值大于1.5, 说明这两个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产业集聚程度较高, 竞争能力较强;其他的行业区位商值均小于1, 说明这些行业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产业聚集程度不明显, 竞争能力较差。农二师 (市) 地区农副产品加工行业C13、食品制造业C14和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C20区位商值介于1~1.5间, 说明这3个行业具有一般比较发展优势;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C19、家具制造业C21和造纸及纸制品业C22的区位商值大于1.5, 说明这3个行业比较优势显著, 集聚度高, 竞争能力强;其余6个行业具有相对劣势。余者可依此类推。

注:新疆兵团辖制14个师 (市) , 其中农十一师 (市) 是建工师, 故未列入其中计算。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结论

通过运用区位商法对新疆兵团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进行评价与选择, 从研究结果得到如下结论:农一师 (市) 农产品加工业中优势产业依次为C29和C13, 且比较优势显著;农二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依次是C19、C21、C22、C13、C20和C14, 其中前三项产业优势显著;农三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为C29和C13, 且比较优势显著;农四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是C15和C13, 其中C15比较优势显著;农五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为C29、C13和C23, 其中前两项产业比较优势显著;农六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为C14、C29和C17, 其中C14比较优势显著;农七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是C14和C17, 其中C14比较优势显著;农八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为C16、C17和C22, 其中前两项产业比较优势显著;农九师 (市) 地区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是C13, 且比较优势显著;农十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为C20、C21、C29和C13, 且比较优势显著;农十二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是C14和C18, 且比较优势显著;农十三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是C29和C13, 其中C29比较优势显著;农十四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为C23和C13, 且比较优势显著。总体而言, 新疆兵团各师 (市) 可能受到地理位置、资金、技术等因素制约, 农产品加工业中各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3.2 对策建议

基于上文对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的分析结论,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促进新疆兵团等后发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的对策建议, 具体如下:

3.2.1 合理调整农产品加工产业布局, 促进优势产业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是后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器, 合理的农产品加工业空间布局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因此, 后发地区要立足于资源禀赋的区域优势条件, 打破地域行政界线, 遏制产业“小而全”的无序布局, 通过依据农产品加工业的区位优势, 合理调整产业空间布局, 以此来促进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的发展, 扩大其集聚效应。就新疆兵团地区具体而言, 可以依据各师 (市) 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 围绕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哈密至博乐” (联接农五、六、七、八、十二、十三师市) 、“库尔勒至喀什” (联接农五、六、七、八、十二、十三师市) 两条交通干线和伊犁 (农四师市) 、北屯 (农九师市) 、额敏 (农十师市) 、和田 (农十四师市) 四个片区对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合理化产业布局, 以集中培育和壮大各师 (市) 地区的优势产业, 促进其集聚优势的进一步发展, 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格局。最后通过这些区域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 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 促进兵团地区经济社会有序协调发展。

3.2.2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推动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发展。

在后发地区, 资金投资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对农产品加工业而言, 有限的资金投入是制约后发地区优势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后发地区应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推动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发展。具体而言, 政府一方面要加大财政税收支持力度, 将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产业体系建设等现有专项资金向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倾斜, 同时进一步完善优势产业税收优惠政策, 发挥好财政税收投入的杠杆效应, 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涉农信贷资金对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的扶持, 鼓励优势产业中的龙头企业通过股票市场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同时支持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中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 或资产重组、置换等方式筹措资金, 通过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加速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的发展。

3.2.3 完善技术创新机制,

提升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创新能力。技术创新不仅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动力, 也是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而言, 为确保其优势地位, 更需要完善技术创新机制, 提升优势产业创新能力。一是要培育富有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后发地区中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企业可以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紧密联结, 采用有效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 实现资源与能力互补, 共同合作培养农产品加工业专业型技术人才, 使后发地区技术创新人才队伍逐步赶上和达到先发地区水平。二是要加大产业创新技术的引进力度。通过加强与先发地区交流与合作, 有效地引进、消化和吸收发达地区先进技术和设备, 改造和升级传统的农产品加工技术, 提升优势产业的创新能力, 填补与先发地区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 先进技术的引进往往不是单一的, 需要与农产品加工业优势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匹配。三是要发挥政府的带动与引导作用。政府作为技术创新机制的重要外部推动者, 应该通过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和创新技术引进体制, 为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实现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和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盘明英.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探索[J].江汉论坛, 2006 (11) :24-26.

[2]郭熙保, 韩纪江.论后发地区的产业选择——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J].求索, 2012 (04) :5-7.

[3]李小玉, 郭文.区位商视角下的江西省产业结构研究[J].企业经济, 2012 (04) :126-131.

[4]肖静, 韩宏稳.新疆兵团特色农产品资源概况[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3 (12) :23-25.

民族后发地区 篇8

一、经济后发地区餐桌文明现状

1. 铺张浪费现象较轻

大部分淮安市餐饮消费者能够按需点菜, 大多选实惠的, 不选最贵的。关于消费者的调查问卷中, 问题“您外出就餐时, 多数情况下人均餐饮消费是多少”, 86.21%的人选择了100元以下, 问题“您愿意去哪种档次的饭店就餐”, 84.48%的人选择了中低档饭店。由于淮安市当前经济欠发达的现状及物价水平等因素影响, 淮安市民也改变了过去的消费理念, 更愿意选择去中、低档餐馆, 选择经济实惠型餐馆, 这让野味馆、奇珍馆等餐饮场所也设法慢慢改造为更贴近大众口味的淮扬特色菜馆。

2. 文明用餐, 缺乏提醒

关于问题“顾客用餐时是否文明”, 83.62%的人选择了“文明”。用餐不文明现象主要体现在用餐时大声喧哗, 嬉戏、劝酒现象较重, 酒桌上吸烟现象严重, 乱扔垃圾等。问题“当顾客用餐不文明时, 以下哪种行为居多”, 45.26%的人选择了“高声喧哗, 大肆劝酒”, 20%的人选择了“吆五喝六, 行酒令或轮流飙歌”, 20.69%的人选择了“烟不离手、乱弹烟灰、乱扔烟头”等。问题“如果您的朋友在酒桌上有以上行为时, 您是否愿意提醒”, 53.45%的人选择了“不愿意”。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追求团圆、喜庆的氛围可以理解, 但是不文明行为不应在酒桌上恶化。另外, 几乎所有中小型餐馆都缺乏相应的提醒标示, 餐桌文明建设意识不浓。

3. 公款消费, 并不严重

在关于餐饮业经营者的问卷中, 问题“客人的消费资金多数来源于哪里”, 22.41%的人选择了“公款”。政府公务人员队伍庞大, 从某种程度上也为餐饮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这种“贡献”是建立在破坏公务人员在百姓心中形象的基础上的, 公务人员应当是人民的公仆, 努力踏实地为人民服务, 而不应贪图享受、败坏优秀传统美德。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该现象也有较大改善。

4. 服务质量不高

关于问题“您觉得餐饮场所应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改善”, 34.48%的人选择了“服务态度”。问题“您对餐饮消费场所哪些问题较为反感”, 40.52%的人选择了“服务态度差”。目前, 淮安市大部分中小型餐馆普遍缺乏具有相当素质的服务人员, 所用服务员大多是家庭亲戚或者朋友, 这就造成了对服务人员的管理不力。且由于中小型餐馆客流量多、工作繁重等原因, 使服务人员产生倦怠、厌恶等不良心理, 使得服务效率低下。

5. 餐饮卫生, 有待改善

在问卷中, 问题“对于餐厅 (食堂) 卫生状况您满意吗”, 33.62%的人选择了“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问题“您觉得餐饮场所应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改善”, 18.1%的人选择了“环境布置”, 53.45%的人选择了“餐具卫生”。淮安市位于苏北地区中部, 起重要交通枢纽作用, 故长途客流量较大, 且淮安市当前餐饮场所还是以小微型餐馆为主, 大中型餐馆较少, 这就导致了小微型餐馆成片, 且由于餐馆店主自身素质良莠不齐, 便形成了就餐环境脏、乱、差的局面。

二、经济后发地区餐桌文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1. 个人素质不高

餐桌文明建设中, 公民的个人素质建设至关重要, 消费者、餐饮业主、服务员的素质都需提升。经访谈调查得知, 淮安市餐饮店业主及其服务人员的文化水平大多为初中或小学毕业, 而就餐频率较高的人群中, 高学历者也为数不多。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其自身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等, 这就表现为人们在遇到餐桌消费纠纷问题时不知如何维权, 多数采取私了的方式、在就餐过程中随大流, 不讲卫生和文明、对不良现象置若罔闻等, 也会造成恶性循环使其不良现状难以改变。

2. 宣传力度不大

在关于消费者的问卷中, 问题“您是否知道当前中央提出的‘厉行节约’等号召”, 有51.72%的人选择了“不知道”, 问题“您在填写本问卷时是否听说过‘文明餐桌行动’或‘光盘行动’等”, 56.9%的人选择了没听说过。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 淮安市某些乡镇部分人群仍然不知道中央提出的“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倡议, 也不知道“光盘行动”等信息, 值得人们深思, 可见媒体宣教的作用需引起关注。

3. 监管体系欠缺

目前, 经济后发地区主要在餐桌卫生问题上缺乏相应的监管体系及标准, 餐桌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在相关问卷调查中, 问题“您近年在餐厅就餐过程中有遭遇食品安全问题吗”, 45.69%的人选择了“偶尔有”, 问题“您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25.86%的人选择了“不了了之”。现今品牌包装食品都有相应的食品安全检查标准, 如QS等, 但国内至今在餐桌饭菜上尚未建立相应监管体系, 由于种种原因, 监管也较为困难, 无法确保民众的用餐卫生及食品安全。

4. 资源开发不足

淮安市具有非常丰富的餐饮文化资源, 但就目前来看, 其文化及实际作用尚未发挥出来。淮安市餐饮业没有较好地结合淮扬菜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来发展当地特色的淮扬美食文化, 其菜品背后所暗含的各种文化因素没有被较好地挖掘出来, 没有形成当地鲜明的文化特色。且淮安市餐饮业规模也较大, 但很少有正宗的淮扬菜餐馆, 其传统技艺受现代流行的洋快餐文化的冲击而渐渐消失, 值得人们警醒与反思。

三、经济后发地区餐桌文明建设对策

1. 加强教育, 提高素质

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教育是亘古不变的任务, 我们应加大对与餐桌文明相关的优秀精神品质的教育力度, 教育公民反思自身并牢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中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消费者、餐饮业主和服务人员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与文明素养, 使得消费者要能够文明用餐、餐饮业主能够遵纪守法、服务人员能够尽心尽职, 三者要能坚持从小事做起, 从现在做起。

2. 广开渠道, 加大宣传

各文化、教育、宣传部门要加大投入, 及时建立绿色消费引导机制, (2) 重视媒体的宣教作用, 运用多种现代媒体加大餐桌文明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尤其要教育公民能够抛开面子问题, 摒弃不良作风、树立绿色消费理念, 提高公民对餐桌文明建设认识, 摆正心态, 接受更多的先进观念, 不讲面子与排场, 养成节俭、朴实等优秀品质, 从而引导社会成员共同努力。

3. 完善制度, 严格监督

优秀的制度体系是提升餐桌文明的前提和基础, 也为相关问题的完善提供依据。目前, 与餐桌文明建设相关的制度体系尚待健全, 经济后发地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需在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加强监管, 完善相应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与处罚措施, 对不法行为、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严肃处理, 让人民敢于运用法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真正为人民造福。

4. 重视资源, 加强建设

相关职能部门应重视并努力挖掘本地餐饮文化中所蕴含的各种优势因素, 努力传承并发扬自身优秀传统技艺和餐饮文化。在发展餐饮业的同时, 也应能够从餐饮文化出发,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向其他先进地区学习, 发展特色农业、旅游业等, 充分利用文化资源, 让文化创造财富, 提升文化软实力。

摘要：餐桌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作用已越来越明显。近年来, 餐桌文明建设更是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作为经济后发地区之一的江苏省淮安市, 逐渐形成了知清廉、尚朴实的良好风气。但是, 餐桌文明建设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仍存在用餐行为不文明、用餐环境不整洁、餐饮服务业素质不高等问题。对此, 我们应加强教育、提高素质, 广开渠道、加大宣传, 完善制度、严格监督, 重视资源, 真正建设好餐桌文明。

关键词：经济后发地区,餐桌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孔繁来.餐桌文明的冲突与接轨[N].经济日报, 2002-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