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模式

后发模式（精选十篇）

后发模式 篇1

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 如何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获得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话题。自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 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较早在这方面进行理论尝试的是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 由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拥有相同的技术, 这时, 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 欠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应该比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快, 因此,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而最终会发生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收敛的现象。另外,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 除非有外生技术变迁的作用, 否则经济稳态下的人均收入增长将等于零。然而, 经验证据表明, 虽然美国各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 , 但是, 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Romer, 1994) 。并且, 自工业革命后的二百多年里,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地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然而, 对于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以及中国大陆在20世纪后三十年里超常的经济增长和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 新增长理论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由于它们处于世界技术前沿, 它们要实现技术创新的方式只有通过自主的研发。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内生增长模型尽管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现象, 但是它们忽略了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实现更快的技术创新, 因而它们无法解释二战后新兴工业经济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 也无法解释20世纪后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奇迹般的增长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b、c) ) 。Chuang (1998) 通过引入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asymmetric trade-induced learning spillover) 来解释东亚奇迹, 由于欠发达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而发达国家不能从欠发达国家获得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 因此, 当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差较大时, 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来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但是随着欠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向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靠拢, 不对称的贸易引致的学习溢出效应逐渐减弱, 最终造成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出现持久的技术差距, 从而使得欠发达国家不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相对于Chuang (1998) 的关于欠发达国家在发展的早期, 其技术进步速度可能超过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 同时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可能在发展的早期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结论, 其他关于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内生增长文献对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则显得更为悲观。关于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创新和模仿的模型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得出结论认为欠发达的南方的增长速度从来不可能超过发达的北方的增长速度, 因此, 南方和北方将出现持续的发展差距。更有甚者, Young (1991) 认为, 在自由贸易下, 发达国家会牺牲欠发达国家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快速技术进步。Stokey (1991) 认为, 开放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由于动态的在实践中积累知识 (learning by doing) 会使得欠发达国家初始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得到强化 (Lucas 1988;Matsuyama 1992) , 因而开放贸易会使得欠发达国家永远专业化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 而发达国家则专业化生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来说, 要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 因此, 欠发达国家必须能够以比发达国家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技术创新。内生技术变迁的增长模型虽然给出了发达国家技术变迁的实现机制, 但是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来说, 是否需要遵循像发达国家一样通过自主的研发来实现呢?至少在经验上并非如此。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说, 它们的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 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 那么它们的企业所进入的产业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绝大多数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自主研发。

本文第二部分从国家长期增长的S型和技术差距两方面探讨后发地区的长短期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第三部分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阐述了后发地区在利用后发优势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注重的问题——人力资本积累, 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

1.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 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杨小凯 (2003) 认为,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模仿制度, 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 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 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是“诅咒”呢, 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 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 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 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 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 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 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 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 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与杨小凯的观点相反, 林毅夫 (2003) 通过对后发劣势观点的讨论发现, 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 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 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 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 如果试图赶超, 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 结果是欲速不达, 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 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可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 不知道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 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和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 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

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认为, 不能简单的从静态的角度来判断后发地区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后发地区在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首先应当确定园区建设的技术水平定位, 而技术水平的确定决定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变化和与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我们下面将着重从这两方面论述后发地区工业园区的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2. 经济增长的S型变化与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根据 (刘霞辉, 2003) 有关长期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 我们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从长期来看, 遵循一个S型的发展模式 (如图1) :

图1中k为人均资本存量, g为经济增长率。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 对某一经济体来说, 经济增长过程并非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人均产量呈递减的增长趋势, 而是将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 图形凸向原点, 这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该阶段中, 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 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 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 这时的经济增长是超越常规的快速成长期, 所以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人均资本存量较少, 有大量人力资本有待开发且经济已进入起飞阶段的时期。

进一步从长期看, 人均产出是不断增长的, 但一经济体的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 而是有一时间限度, 即, 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 在该处存在一拐点 (P) , 也就是增长速度的极大值。一经济体高速增长到该点后, 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 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递减的增长趋势, 其后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 经济学解释是标准化的, 因为尚未利用的人力资源基本开发完后, 则每个劳动者都遵从个人产出的增长速度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降低的规律, 自然人均产量增长也依这一趋势变化。由此可见, 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经济增长时期中必然是非常短暂的, 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决定于待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多少及开发的速度, 一般情况下, 经济起飞前劳动力闲置越多, 该经济体会维持一相对较长的加速经济增长过程。

另外, S型增长曲线的增长特征除了有增长的加速、减速期外, 另一重要特征是增长不是无限可持续的, 而是会达到极限状态;而且也存在经济起飞前期的经济停滞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从短期来看, 后发地区按照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是正确的, 因为这样有利于资本要素的积累, 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 但是从长期来看, 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即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即部分的要体现后发劣势中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总的来说, 我们认为后发地区在建设工业园区, 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 在初始阶段应当利用后发优势, 主要以模仿和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增长, 技术模式应当慢慢地从以模仿创新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要重视技术创新体制的建设, 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 技术差距与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选择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后发地区在通过工业园区实现工业化过程中, 其技术进步模式将是技术引进、模仿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 并逐步实现从技术引进、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呢?根据易先忠的看法 (易先忠、张亚斌, 2006) , 我们认为, 技术差距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在技术水平较高的区域通过增加创新性投资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而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区域, 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对国外技术的模仿, 创新性研发资本投资并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通过增加生产性投资能促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技术差距是影响研发资源在生产性投资与研发投资、模仿性投资与创新性投资间分配的重要因素, 根据技术差距权衡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创新性投资与模仿投资有利于经济赶超。

由于后发地区通常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区域, 与前沿技术水平差距很大时, 由于可学习的空间很大, 因此鼓励模仿创新的科技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图2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 技术差距与技术增长速度的变动关系 (如图2所示) , gA, 表示技术的增长速度, A-A表示一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从他们的变动关系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 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会有明显的上升, 相反在技术差距很小的地方技术进步速度很慢。

因此, 后发地区由于其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内生于其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差距太大不利于自主创新, 只能通过模仿创新的形式实现技术进步, 当技术差距很小时, 模仿创新的空间很小, 自主创新自然成为后发地区主要的技术进步模式, 因此后发地区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 应当充分考虑技术差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三、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一个计量分析

根据C-D生产函数中产出的影响因素和我们上文的分析, 构建如下待估计模型:

其中Yit为i省第t年的产出总量, HTGit为i省第t年的模仿创新水平, Kit为i省第t年的资本投入量, Lit为i省第t年的劳动投入量, Rit为i省第t年的自主创新水平。

本文实证选择西部12省 (以西部大开发所包含的省份为主) , 年度为2002—2008年, 其中产出总量Yit采用西部地区各省的GDP来表示, 并根据西部各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以1996年为基期转化为实际可比变量;模仿创新水平HTGit我们用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总量来表示, 并以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资本投入量Kit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固定资产投入量来表示, 并以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劳动投入量Lit用西部地区各省年底就业人员数来表示;自主创新水平Rit我们用西部地区各省的自主研发投入水平R&D来表示, 并采用1996年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科技部》 (2003—2008) 。

本文采取国际上通常采用的Panel Data (面板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 我们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 粗略地检验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 (如下表) 。

技术进步模式选择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科技部, 2002—2008。注:括号内数值表示各变量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 其中“***”表示在1%的水平显著。

(1) 式模型回归结果 (如上页表所示) , 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发现, 选择随即效应更加合理 (Hausman检验P值为1) , 因此, 估计模型的结果表明, 资本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高, 技术进步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就会增加0.35个百分点, 说明在西部地区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资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次是劳动力影响因素的效应, 劳动力每增长1个百分点, 就会带动0.2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再次为自主研发投资, 其弹性大小0.12;模仿创新的弹性系数最小为0.017。

这一结果与我们上面模型的分析结果有一点不同, 不过经过仔细推敲, 我们发现这一结果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正如我们上文的分析, 后发地区由于资本要素水平很低,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模仿创新是其必然的选择, 但是由于后发地区存在另一缺陷, 就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差距很大,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略显不足, 因此, 后发地区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模仿吸收能力也就不够, 模仿创新的空间有限, 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品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很低, 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不十分明显。

其次, 从上页表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出, R&D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非常小, 说明自主创新投资并非西部地区主要的技术进步模式, 并没有脱离我们上文后发地区有关经济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模式选择的分析。进一步, 考虑K和L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旧是要素推动型的, 其技术创新和模仿的空间很大。

四、结论

从我们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 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应当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来选择。具体到后发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资本积累水平很低, 因此, 该地区按照首先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通过资本要素的积累, 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从而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模式应当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即部分的要体现后发劣势中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

总的来说, 由于工业园区建设是后发地区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其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应当以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我们认为, 后发地区在建设工业园区, 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 在初始阶段应当利用后发优势, 主要以模仿和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增长, 技术模式应当慢慢地从以模仿创新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要重视技术创新体制的建设, 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另外, 从我们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由于存在技术差距, 后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略显不足, 结果是, 后发地区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模仿吸收能力也就不够, 模仿创新的空间有限, 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品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很低, 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不十分明显。因此, 后发地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本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重视教育投资和建设, 提高对高新技术的吸收和模仿能力。

摘要：后发地区应该首先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通过资本要素的积累, 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随着要素积累水平和速度的减慢, 经济发展模式会进入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即由于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会趋于停滞, 如果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 从而后发地区的技术进步模式应当从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但是同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必须注意完善创新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

关键词：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J].经济学季刊, 200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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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霞辉.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J].经济研究, 2003, (5) .

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之争 篇2

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经济学家沃森所说的“后来者的诅咒”。2002年，杨小凯在文章中发展了这个概念，他指出，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模仿有两个层面，模仿制度或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杨小凯认为，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导致发展的路径被锁定，为长期发展留下隐患。因为短期经济成功常常被用作堵塞批评的工具，使一个国家付出长期代价。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这种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所在多有。

杨小凯的文章一发表，林毅夫就撰文反驳。他提出，技术创新的成本非常高，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后发经济体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推出正确的发展战略，诱导企业善用该地区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通过技术模仿，在很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后发地位并不必然成为劣势，只要政府善于发现和利用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反而能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势。而且，只要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以明晰的产权和宪政为前提。

2004年，杨小凯英年早逝，年仅56岁，学林震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杨小凯在最富创造力的年龄去世，不但是这门学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以杨小凯传奇的人生经历、天赋、勤奋和创造力，他的问题意识和视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都大有启发。最能佐证这一点的正是他和林毅夫的争论。随着时光推移，二人的争论不但没有失去针对性，反而不断被现实发展证明其重要性。如今，增长与制度的关系，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在这场思想之争中，林毅夫一度更像是胜利者。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GDP排名上升到世界第二；居民收入水平上升；社会基本稳定；政府保持着对经济的强势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强势）。这也让林毅夫有底气坚持“后发优势”的立场，并试图将中国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经济学理论。他后来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试图在不发达国家推行中国的改革经验，卸任后，推出《新结构经济学》，全面总结自己的理论。杨小凯曾两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他去世之后，林毅夫是获奖呼声最高的华裔经济学家。

但林毅夫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越是有解释力，杨小凯的论述就越是有预见性。中国经济的转型压力显然比预计的来得更早。而且，事先很少有人想到，压力最早来自人口结构转变。在林毅夫的解释中，充沛的年轻劳动力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不但受制于人口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生育意愿和生育率随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递减），更受限于中国特殊的生育管制政策，因此是一個制度问题。

人口学家特别不解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选择在1980年代初推行严格的生育管制政策，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相比高峰期下降了很多，并且持续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他们提出的解释之一是1980年前后的经济增长“三步走”计划，特别是其中第二步计划，也即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这不仅需要做大分子，也即GDP，还需要缩小分母，也即人口总数。

后发模式 篇3

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以掌握核心科技和资源的先发国家 (First-mover) 为中心, 依附于先发国家的经济与科技水平的后发国家 (Late-comer) 为边缘的结构状态。“依附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后发国家被锁定在“俘获型”国际分工的低端, 在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时陷入“赶超陷阱” (张建忠, 刘志彪, 2011) 、“日本陷阱”和“拉美陷阱” (国宏经济观察者, 2012) 。

应当看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同时呈现出动态性的兴衰更替, 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先后有四次先发国家被后发国家赶超的成功典范。从世界体系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 创造性的学习过程是其演化的根本原因 (何杰, 2008) 。历史实践证明,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进行创造性学习并有重大科学创新的国家和地区, 才能成为世界的领导中心。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结构元素的创新体系中, 不断的创造性学习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过程即是结构系统中各元素功能实现并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这里的学习机制是指文化思想的变革、社会发展的合作、政治博弈的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扩展, 归根结底, 是突破性技术进步与适应性制度变迁的共同演化,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涵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的竞争将由学习机制造就的创新能力推进到原始性创新这一创新前端, 与此同时, 国家创新体系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和效应 (贾根良, 2003) 。先发国家利用原始性创新实现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高新产业的崛起、经济结构的转化与社会发展的机会, 另外, 在垂直化国际分工中, 核心技术溢出变得越来越困难, “干中学”对母国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存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意味着后发国家在“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下, 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会被先发国家拉开更大的差距;此外, 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追赶型”后发国家在刚开始可能会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当后发国家接近技术前沿时, 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放缓的事实 (Tsutomu Harada, 2012) 。

二、后发国家如何创新:模式选择与路径实现

(一) 理论逻辑起点:从“后发优势”理论谈起

关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亚当·斯密的兴趣。20世纪前半期, 先是新古典经济学, 接着是凯恩斯经济学主宰了整个主流进程, 给对经济发展的分析留下了狭小的空间。格申克龙的研究是个例外, 他的主要贡献是运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后发国家在“南北”框架下的发展和追赶路径 (Gerschenkron, 1962) 。“后发优势”理论主要说明了欠发达国家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过程中具有某种来自于落后的优势, 后进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 能够使得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 表现为一种势能优势。这一理论表明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的更高的时间效率的可能性, 同时被用于解释许多国家经济增速中的收敛于发散 (Abramovitz, 1986;Howitt, 2000 and Howitt and Mayer-Foulkes, 2002) 。他的研究也带动了一批基于“后发优势”和技术溢出的视角分析经济成功追赶的后发国家的经验案例 (Hobday, 1995;Kim and Nelson, 2000) 。研究结果表明, 过去经济追赶成功的后发国家存在着三个共同特征:第一, 所有技术能力积累的成功广泛依赖于人口的跨国流动 (cross-border flows of people) , 这些流动反映出一种融合, 即当时的落后国家的人们出国学习然后回国, 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当地或外国企业的顾问、教授或技术人员。这样一来,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 当英国的技术人员移民到美国或欧洲大陆时, 他们在关于本国生产技术的知识扩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Landes, 1969;Pollard, 198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业的发展大部分归功于外国技术顾问和日本在国外的公民的引进 (Odagiri and Goto, 1996) 。最近, 韩国电子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转移的类似机制的帮助, 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如中国和印度的其他产业中。然而, 我们也注意到早期人口的跨国流动是个人寻找国外经济和就业机会的结果, 最近各种组织为这样的流动创造了条件, 工商企业成为一个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渠道。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 人口的跨国流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处于追赶战略中的后发国家在工程和应用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出国留学。最近对相关政策争论的焦点是从人才流失的成本到人才循环过程的机会提高。在21世纪追赶战略实施中, 大学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媒介作用。19世纪和20世纪成功超越经验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政府大力支持工业发展, 包括各种形式的保护, 直接和间接的补贴。主要的争议是一些发达国家先发企业在本国产业中受到的保护, 这个争议首先由Hamilton (1791) 提出, 主要关于美国, 几十年后由List (1841) 讨论关于德国发展的需要;格申克龙研究的核心就是提出一个关于发展中经济的追赶视角 (1951) ;日本、韩国的成功追赶经验是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积极支持的关键例子。20世纪成功实现追赶目标的所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支持政策使得本国低效率或无效率产业获得增长。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工商企业对这些政策的敌意持续增长, 尤其是在政府支持创造出国际市场上危险的竞争者的时候。第三个特征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家没有严格限制他们国家的企业实际上复制先进技术并用于发达国家的能力。即使拥有了专利特许 (转让) 权协议, 通过收取一定费用或其他条件的模仿或技术转移的权利仍然大部分被允许, 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公司进行知识产权的积极保护。

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 模仿引进创新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对于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来说最优优势的路径 (Mansfield, 1981;Barro, 1997) , 通过对发达国家 (跨国公司) 技术扩散过程中的模仿与引进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收敛。日本学者南亮进提出“最后一跃”问题探讨日本后发优势的产生与消亡, 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检验和发展。在中国创新模式的选择问题上, 大部分研究获得基本一致结论 (刘洪涛, 1999;杨名, 2006;林毅夫, 2003) ,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似乎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结论。但也有研究认为引进技术不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 原因是工人的劳动技能在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 而这种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两类国家不能使用相同的技术 (Acemoglu and Zilibotti, 1999) 。该观点的一个隐含假设是, 后发国家总是引进先发国家最先进的技术, 这被认为是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差距以及对“后发优势”理论的误解。

基于“后发优势”理论, 传统的创新模型将世界分为工业化创新国家 (北方) 和模仿型发展中国家 (南方) , 但并没有解释在世界经济体中这些国家的角色为何被这样假定。Park (2008) 批判了南北模型中缺乏对于南方R&D的分析, Currie et al. (1999) 在模型中论述了南方有创新能力, 但并不是模仿的目的。有研究发现当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超过一个严格的水平值, 南方的创新型R&D就会发生。

但理论界也并非一边倒向“后发优势”理论。其中, “后发劣势”可谓对“后发优势”最直接的挑战。“后发劣势”理论认为, 后发国家在追赶先发国家的进程中, 重视引进技术和加快工业化进程, 但同时也忽视了消化学习吸收再创新技术与培养工业化发展的制度土壤, 因而造成了后发国家缺乏相应的制度土壤支撑, 国家的发展因而缺乏可持续能力。林毅夫反驳了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 认为宪政改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并列举了印度、日本与新加坡的例子。后发国家并非要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避免后发劣势的发展, 后发优势和能否赶超的关键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及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主导 (林毅夫, 2003) 。对于林毅夫的观点, 本文存在一个疑问:在成本收益原则分析的基础上, 引进模仿式创新与原始性创新的收益如何衡量?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后发优势”假说与经验显示矛盾, 国际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 因而该理论仅适合用于特定国家的特殊时期。阿伯拉莫维茨针对这一质疑, 提出了“追赶假说”, 认为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潜在和现实, “追赶假说”是建立在潜在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强调, “后发优势”理论是基于潜在的后发优势, 只有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成立 (M Abramowitz, 1989) 。一些学者还引入“吸收能力”用于解释后发国家追赶失败的原因 (潘士远, 2006;肖利平, 2010;戴魁早, 2008) 。

在后发优势被过多研究的同时, 先发优势成为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先发优势确实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试想, 如果后发优势单独存在, 所有的企业和国家最终将会收敛到一个相同的技术水平上, 其结果是, 一个持续的比较优势不会出现。然而事实上, 技术差距 (technological gaps) 确实存在于许多国家、行业和企业中, 并且沿着确定的技术轨迹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向前发展。这种先发优势是通过“干中 (复杂) 学”并用于具有隐秘性和专用性 (technological tacitness and appropriability) 技术的结果。隐秘性和专用性的假定意味着跟随者不能通过学习吸收领先企业和部门的技术溢出而获利, 那么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 只有领先的企业和部门能获得增加的收益。

对后发国家的创新来源的研究认为, 其主要有三种途径:国内R&D投入, 国外和国内机构的转移以及从其他企业的溢出。国内R&D指的是发展创新产品和创新过程的内生努力。已有文献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两种类别。从美国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 进口———模仿———吸收———消化———再原始创新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的一种有效路径。但是, 对于传统经济体 (中国) 的创新分析所做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内创新活动 (indigenous innovative activities) , 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上 (Ho, 1997;Walsh, 1999) ;同样获得重视的还有从外国投资获得的溢出效应, 这种溢出效应是指国内企业基于外国企业的存在获得的外部性 (Blomstrom and Wolff, 1994;Hu and Jefferson, 2002;Liu and Wang, 2003;Liu, 2002;Tian, 2007) 。对于中国的研究, 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外国投资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 (Buckley et al., 2002;Liu and Wang, 2003;Tian, 2007) , 另一些则揭示了负面的溢出影响 (Hu and Jefferson, 2002) 。Crespon and Fontoura (2007) 发现对于FDI的溢出效应不能得出单一的结论, FDI影响的属性基于一系列因素: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及本国公司的吸收能力, 外国投资的特点如国家的来源, 以及贸易政策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相比技术转移和FDI的溢出效应, 国内的R&D被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不显著重要, 这些国家的企业主要任务是学习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转移先进技术。然而, 国内R&D在这个阶段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它有利于培养内生吸收能力和长期的创新能力 (Bell and Pavitt, 1997;Cohen and Levinthal, 1989) 。没有这些国内的能力, 后发国家的企业不能控制和筛选 (monitor and screen) 市场中的技术, 不知道如何以及引进什么技术。

(二) 对后发国家原始性创新的关注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转变为核心知识和技术的创新, 国际分工方式的产品内分工趋势也促使技术学习、交流、溢出的模式发生改变, 促使国内外研究后发国家创新模式的视角开始扩展到原始性创新上。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 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约有90%源于原始性创新, 美国的技术创新有78%为首创或技术突破型, 它是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主要动力。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在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中, 一些具有很强学术性、探索性、创新性的小项目, 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20世纪中后期, 美国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成就, 75%来自于不为人们关注的小项目, 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也有很多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先发国家的创新系统使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进入资源配置的范围内。

原始性创新为先发国家带来的持续增长动力及全球化与国际分工模式的不断变化, 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与创新模式提供了理论启发。后发国家解决技术进步的源泉不再局限于引进模仿, 而是演化为五类路径:自力更生型、“模仿———创新”型、简单跟进型、被动引进型和合资引进型。这五种类型可以单独存在, 但常常是以协同演进的模式发挥作用。

有研究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拓展了中间产品内生增长模型, 进而讨论了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模式的决定机制, 其研究结果表明, 在均衡增长路径上, 自主研发比重的提高对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推动的作用, 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激励本国自主研发及强化国外已有专利对技术后发国家自主创新的阻碍;均衡时, 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研发比重、技术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呈现倒U关系。除此之外, 经验研究表明, 自主研发投入 (in-house R&D) 对于后发国家的创新具有显著的贡献。Liu and Wang (2003) 的研究发现自主研发投入对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自主研发投入能够帮助国内企业获取FDI的溢出效应。但是, 很多目前的研究表明反过来也成立。在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分析中, Abraham et al. (2006) 发现自主研发投入显示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消极影响, 研究还发现自主吸收能力是由企业有形资产来衡量的。

国内对于中国创新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的存量分析, 大量研究集中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代表有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过程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 最终实现稳态、给定人口增长率和资本保持不变, 新增投资将主导着人均资本, 进而决定着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在稳态处, 尽管人均变量的增长率为零, 但如果考虑无意识的干中学效应及知识的非竞争特性对经济产生的正外部性, 在能够弥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 即使没有任何的技术进步, 人均产出也可以实现长期增长, 且更高的投资水平会导致更高的长期增长率。该理论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经济现实提供了部分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因素, 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企业或国家的研发活动。近年来, 也有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是无效率的, 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在设备引进上, 且这种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国内主流的对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认为, 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 以及由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技术存量及技术绑定, 我国必须依次经历模仿阶段、由模仿向创新过渡的阶段和创新阶段。本文认为, 这种“后发绑定”的发展、改革和创新思路会令思路与模式处于被动选择的困境中, 探索被压抑的竞争优势, 释放已存在的创新力, 是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创新能力成长的实现机制。此外, R&D等创新基础条件被证实对于中国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增长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包括国家角度和区域层面, 从而部分否定了内生增长理论把创新能力抽象为R&D活动的努力结论。国家虽然支持科学家的自由选题和探索, 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但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 研究以容易获得国家基金支持为导向, 出现很多低水平重复的研究。

(三) 先发优势战略:基于原始性创新能力成长的跨越式选择

后发国家进行原始性创新的可行性集中体现为以先发优势战略为核心的蛙跳模型 (Leapfrogging model) 。蛙跳模型的逻辑起点是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动态变化假说:即先发与后发不是静止不变的, 而是动态性变化的, 后发国通过把握创新突破性新技术的机会, 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越原先的先发国家。在此假说基础上, 为摆脱后发经济与技术锁定的国际分工位置, 与先发国家争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领导权, 后发国家可选择先发优势战略来实现蛙跳, 即集中优势资源在局部产业及地区上, 以此实现跳跃式发展。其中, 国际竞争的蛙跳模型是基于先发优势战略提出的后发国家的创新发展路径, 在该路径下, 后发国家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新技术, 以高新技术为起点, 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 从而超过原来的先发国家。与蛙跳模型相类似的概念是蛙跳效应。蛙跳效应是指在初始时刻的技术后进者, 在未来某个时期, 从整体上成为技术领先者。英国18世纪超过了荷兰, 美国和德国在19实际末期超过了英国, 日本的后来居上都是蛙跳事实。蛙跳效应的出现是基于一个已经建立的生产与技术范式上, 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发展方向或轨迹, 技术的突然变化和不连续发展, 引起许多新的市场进入者, 给原来技术领先者的企业或国家造成严重威胁, 如应用集成电路 (ASICs) 的出现, 导致欧洲几大电子企业的生产, 形成新的国际电子产业与竞争格局。发展中国家无论选择技术学习模式还是嵌入式都是技术后进国家的技术追赶战略。这样的战略下, 发展中国家很难超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仅仅是缩短技术差距。只有通过实行独立的研究与开发模式, 才能在某些新的领域出现蛙跳效应。

Krugman、Brezis and Tsiddon (1993) 认为存在两种技术进步类型:常规型技术变革和非常规型技术进步。前者是在一个既定技术框架内实现的, 主体是技术领先国, 方式是干中学;后者是一种全新的突破性的技术, 技术领先国的企业受制于高工资成本及在原有技术框架内已建立的高生产率, 不倾向于采用陌生的新技术, 因而被技术追随国采用全新技术而赶超。但是什么样的后发国能够后来居上, 研究并没有给出解释。汪立鑫 (2008) 在讨论技术扩散的“蛙跳趋势”时, 放弃完全竞争市场假说, 将制度背景作为参数引入模型, 分析制度背景的差异对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有制度参数和国家规模参数 (总人口) 所决定的综合参数对于一个国家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意义, 如果后发国的综合参数值能由比先发国低的值跃升为比先发国高的值, 则后发国从此就走上赶超之路, 最终实现“蛙跳”。

在蛙跳模型和蛙跳效应的基础上, 后发国家可以实现“蛙跳型经济”增长 (Leapfrogging-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其内在机理是一种“资本积累-效率增进-技术创新”的升级路径, 后发国利用后发优势, 通过资本积累、效率增进和技术创新, 实现非均衡、超常规发展, 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甚至赶超先发国的一种增长方式和增长过程。该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是建立在前沿生产函数理论上的, 认为后发国家的实际生产函数与前沿生产函数之间有较大距离 (技术效率缺口) , 效率缺口的弥合就是蛙跳的重要表现。

本文认为, 实现原始性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及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后发国家不仅在技术, 同时在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后劲力上都能够实现蛙跳式跨越。但是这种蛙跳式跨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上, 即前沿生产函数的移动, 因而需要依靠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成长来实现。

三、跳出“后发优势”:从大国崛起的原因和过程中寻找制度线索

无论是先发国家的创新战略选择还是后发国家的“蛙跳型”创新赶超, 其实施和演化过程都伴随着破坏性制度变迁。制度命题是一个经验命题, 其强调的不仅是制度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还揭示了一层重要含义:即制度是内生的。对于后发国家的启示是, 如何建立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然而, 制度的强惰性使得其通过三种机制得以持续:一是制度是建立在博弈均衡基础之上的一套信念系统, 在制度的背后实际存在一种政治权利相互制衡的机制, 且通常是稳定的;二是建立新制度需要相当大的成本;三是承诺难题, 即持续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 然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又建立在政府善治的基础上。善治政府的本质是一个契约的、受到约束的宪政政府, 政府不能随意掠夺社会的权利。利益集团广泛地存在着各种制度结构中, 但利益集团并不等于分利集团。奥尔森认为, 一个利益集团的性质取决于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范围, 范围越大, 就越能成为引领社会制度走向良性改革的推动力量。

本文认为, 同样的制度环境并不必然造成同样的经济增长状态, 同时, 一国的制度内生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特定条件。但是, 探讨大国崛起的原因和过程, 或许对发展中国家获得竞争优势及创新模式的选择有借鉴作用。

在大国崛起的主导角色中, 器物 (经济) 层面的作用固然大, 但制度层面的影响亦不可小视:除了有较大的经济规模优势, 而且其经济制度具有创新优势和示范效应。构成大国的基本经济要素包括国内市场体制完善、工业部门体系齐全、总体经济规模较大、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影响力。成功崛起的大国的第一大法宝是建立和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 更重要的是保证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以英国为例,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颁布和推行 (主张自由贸易、废除维护土地贵族特殊利益的谷物法、摒弃航海条例和开放航运市场、取消123种货物的进口税及降低133种货物的进口税等) , 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后者又称为工业革命爆发的先声。产业革命虽然表现为以蒸汽动力使用为核心的工业技术创造和机器的广泛使用, 但产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煤炭、钢铁、纺织工业的变革, 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 “而是竞争取代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与此相比,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则建立在直接将宪政分权的制度框架付诸实施, 并通过联邦宪法使之规范化和规定化。宪政民主和法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经济民主和依法而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美国没有被封建关系过多的束缚, 因而较为彻底地发展了自由主义经济:美国人具有更强的经济理性, 崇尚通过个人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 市场制度能够有效保障个人的经济权利, 为个人自由创业和交易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颁布一系列法律 (赫伯恩法、谢尔曼法) 限制、打击大企业对市场的垄断, 跨国公司的利润创造和持续创新也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有利条件。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管制的自由化与个人选择的自主性, 更要求有足够坚实的制度架构来支持整个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其中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作为个人权利的制度规范, 产权制度可以在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明晰市场和政府的行为界限, 释放市场经济的能量和活力。有效的产权制度可以吸引更多更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稀缺性的生产要素, 激励人们更多地从事生产和贸易领域的创业活动。英国的《大宪章》限制国王的征税权, 《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王权侵犯。与此相反, 一些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如西班牙、法国等, 工商业发展相对滞后, 逐渐令国家陷入衰退困境。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代表不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引导。离开政府的作用, 国家经济增长几乎不可能实现。17世纪荷兰的崛起, 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密切相关。政府积极参与商业活动, 并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优惠措施推动商业的发展乃至经济的进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都全力为商业利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英国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和物质激励等方式鼓励企业采取先进技术, 加快工业体系的建立进程。美国政府的意志则体现在反垄断政策、扩大贸易法等规范自由竞争市场行为的政策制度上。

除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强有力引导外, 制度的创新能力和建设能力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因和必要前提。荷兰的经济制度的持续创新为其崛起提供了强有利的支持:17世纪就已发明并推广一系列有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组织或制度创新, 在银行信用、期票结算、资本流转等方面实现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变革。除此之外, 由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及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统一的金融和商业体系, 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研究证明, 荷兰的崛起正是由于率先建立了近代性质的商品市场和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 形成了近代最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成为欧洲最早的领先国。英国的制度创新能力体现在建立一种适宜财产权演进的环境:有效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对知识产权的鼓励。同样的, 美国也拥有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 能够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并创新相关制度。美国共发生了3次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变:第一次是用集体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取代个体的小生产方式 (“福特生产方式”是其代表, 生产组织形式是合股公司) , 第二次是在个体、集体外, 在生产和经营领域增加了“国家”角色, 使国家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第三次是高科技引领企业, 改变传统的人力、资源投入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 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与旧的社会制度框架之间的失配状态为原始性创新的释放和培育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受制度变迁模式的启发, 本文认为在权力主导下的创新模式选择可被称为“强制性创新选择” (enforcing innovational choice) ;在利益驱动下的创新模式可被称为“诱致性创新选择” (inducing innovational choice) ;但是在现实中, 创新行为的发生和创新模式的选择并非都是受最大化或最直接获利机会所驱使, 也可能是社会原始性创新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生产力条件以及创新者个人的天赋、灵感、爱好、直觉驱动的“自主性创新选择”。强制性创新选择是一种自上而下决策主导、自下而上被动选择的创新过程, 国家成为创新主体, 但创新决策因权力层认知结构、实施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产生阻碍与负面作用;有时, 创新选择可能只符合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与社会利益相悖;另外, 可能产生的“寻租”行为也会使创新选择结果违背政府的初衷。相反, 自主性创新选择是真正的创新主体自由选择并不断更新创新行为的过程, 虽然会经历较多的试验、试错与变迁的过程, 花费较长期的实践, 但创新主体对创新路径的主动选择是最符合经济社会效益的, 且能在长远时期和国家层面形成有效的创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 未来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应。

四、中国的创新逻辑与制度变迁的共演

发达国家制度建设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给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发展以启示意义。但是, 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提升和国际地位崛起所面临的外围环境与先发国家当时面临的情形不同, 在如今世界体系中居中心地位的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 后发国家想要复制先发国家崛起的道路, 无论是制度还是科技, 都是十分困难的。“依附的发展”状态导致了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先发国家经济发展和世界扩张战略的被动反应。这种依附性表现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市场、资源的垄断,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对世界资本市场的控制以及发达国家对世界先进技术的垄断性占有等。此种状态下, 后发国家在创新能力成长与向先发国家演化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多的制约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逻辑是比较优势及后发优势基础上的“市场换技术”, 希望通过让出部分国内市场以换取跨国公司的比较先进技术, 通过“干中学”, 在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的作用下逐步提高知识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此种创新逻辑下, 配套的渐进式制度改革无法有效激发以人力资本 (尤其是超常型创新性人力资本) 为核心的原始性创新, 并且在法治、产权等领域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形, “市场换技术”换回的是“世界工厂”, “制造大国”, “山寨大国”, 一方面形成了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中低端锁定, 另一方面间接造成了中国原始创新能力弱的局面。中国的创新能力在总体上面临着“战略重要性与实践滞后”的尴尬情形。事实上, 中国的创新逻辑应立足于超越“后发优势”的先发战略, 是多重制度逻辑基础上的以产权价值链为核心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培养与路径实现。技术要靠市场创造和释放出来, 那么必须改变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引进模仿和“家长式”“强制性创新”。

中国原始性创新能力成长的内生性要素是超常型创新性人力资本及所拥有的超常型默示知识、明晰和足够激励的产权制度环境、自由广泛的社会公共空间、信任型社会资本与文化体系、“合洽型”制度框架与“鸟巢型”社会组织结构。内生性要素的生长需要意识形态的变迁, 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价值性从纯粹为“物”的价值, 转向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制度的伦理建设。从封建大一统的土地私有制度转向计划经济制度, 再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型市场经济制度, 是一个将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不断发扬, 再将其逐渐消解, 并逐步提升制度的伦理和人性价值的过程。在计划经济制度时期, 计划经济制度自觉僭越了其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性质, 而成为一种支配人的制度式信仰。市场经济制度下, 创新模式选择和原始性创新能力培养的逻辑和基础是发挥国家创新体系中每个人的创造性。

转化“后发劣势” 篇4

最近，一位高层人士指出，中国经济与国际经贸后发优势明显，但也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后发劣势。所谓后发劣势，是指在今后一个战略时期内，中国企业国际经营正在出现和将要发生的发展难题与条件制约。专家指出，中国经济与企业国际经贸后发劣势愈来愈多地体现在生存环境恶化、国际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耗用瓶颈等方面。为了保持对外经济的增长势头，加快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和实施科学发展，就迫切需要中国企业转化这种后发劣势。

转化国际贸易限制后发劣势，追求企业打破壁垒的主导能力

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中针对中国企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和力度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贸易限制后发劣势正成为新的严峻挑战。近年来，中国企业遭遇的国际贸易壁垒，主要有技术壁垒、反倾销壁垒等，因此提升企业打破壁垒的主导能力，是转化后发劣势的关键。

所谓“技术壁垒”，是以技术为支撑条件，由商品进口国在实施贸易进口管制时，通过颁布法律、法令、条例、规定，建立技术标准、论证制度，卫生检验检疫制度等，提高对进口产品的技术要求，增加进口难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利用国际标准已达80%以上，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已占非关税贸易壁垒的30%以上。同时，“反倾销壁垒”进一步强化，中国企业与产品已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投诉最多的国家之一。另一个重要苗头是，外资企业在华贸易中出现的市场“垄断”行为，已形成对中国外贸出口企业在价格上的打压与市场空间等方面的排挤。国外一些中间商常常以掌握国际需求信息，占有出口经营渠道等优势，实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市场“垄断”，并在中国企业之间挑动不公平竞争，压价出口，限制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势地位。如中国出口海外的摩托车的平均价格从5年前每辆700美元降至目前的280美元，出口美国市场的丝绸服装产品从过去的每件10多美元降至10多元人民币等。

国际贸易限制是发达国家在总体不违背WTO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制定本国有关法律法规，阻止国外产品进入的重要手段。我们应看到这一后发劣势存在与强化的严重性，应主动打破贸易壁垒，争得出口經营主动权。一方面，要加强国际贸易壁垒的研究，提高企业反壁垒与反封锁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相关法律法规，主动去打国际经贸技术壁垒与反倾销壁垒官司，依法维护企业国际经营权益。前不久，温州打火机产品遭遇欧盟反倾销诉讼，温州相关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去应诉，结果打赢了这场官司，掌握了中国打火机产品出口的主动权。

转化劳动力成本后发劣势，追求企业以人为本的战略提升

劳动力成本低廉是开拓国际市场与吸收外资的重要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就有可能导致丢失国外市场和外资大面积转移。目前，中国的纺织品、轻工产品、农特产品等，由于受劳动力成本因素的影响，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近来，在华外资出现“逆向转移”的新动向，不少外资已从中国向东南亚、西亚及其它地区转移。苏州市外经贸局的一位负责人在调研后发现，江苏昆山、广东东莞等地的外资已开始向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转移，根本原因是那里的劳动力成本仅是上述地区的1/3左右。

应当看到，中国外贸出口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国内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吸收外资的结果。例如江苏省外贸出口总额中60%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专家据此指出，防止劳动力优势丧失，是扩大国际市场和吸收外资的重要方面。

转化劳动力后发劣势，重在以人为本，要从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才战略上突破；应将劳动力和人才资源放到国际大环境下去竞争，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造就综合型与高技术型的新型劳动者；要重视人才与人力资本的开发运用，像海尔等企业那样，创新人才机制，从根本上留住人才；要从企业每个员工所体现出的本质与追求出发，在酬薪制度、用人体制和人才环境等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与人本优势。

转化知识产权保护后发劣势，追求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冲破“围城”

全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反对和打击知识产权领域侵权的力度不断升温。知识产权鼓励创新而不鼓励复制与模仿，这对于长期忽视技术创新，缺乏创新实力的企业无疑是个极大的制约。近年来，欧美、日韩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申请专利的同时，还将核心技术集中在中国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上，逐步形成对中国企业的专利“包围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遭遇国外企业知识产权“围城”，专利封锁愈演愈烈。华纳、日立等6C联盟诉中国企业的DVD光盘知识产权侵权案，至今已从中国企业中拿走30多亿美元专利许可费；美国思科公司状告深圳华为公司产品专利侵权，旨在抡起知识产权法律大锤阻击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攻势，压制潜在竞争对手。

欧美发达国家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草案）》 中关于有形商品贸易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引入了知识产权领域，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对高新技术实行限制性商业做法，即以保护专利、商标合法独占权等为借口，最大限度地获取高额利润，不合理地利用自己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向潜在的竞争对手提出单向权利限制。增加技术贸易提高受让方的生产成本，降低技术贸易所带来的利润，阻止高新技术向未来竞争对手方流出。近年来，美国与中国贸易存在较大逆差，主要是由美国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及产品所致。

面对知识产权保护后发劣势，需要掌握知识产权创新的主动性，冲破知识产权“围城”，以适应国际技术贸易的要求。

一是要提高法律意识，防止知识产权流失。多年来，中国镀钛、宣纸制造、水稻培育等世界领先技术，或被企业全程提供给外方参观，或被刊物论文发表，使国外企业不费分文获得关键技术。中国的著名商标，如五粮液、红塔山、同仁堂等都被国外公司抢注。最近，“五粮液”汉语拼音WULIANGYE知名商标在韩国被抢注，中方通过14个月的拉锯战才在诉讼中获胜。

二是要实施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并重的方略，强化知识产权创新，注意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艺术。从1985年中国实施专利法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累计受理了28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其中由中国企业申请的仅为2.2万件，占同期国外企业在华申请数的15.7%。由此可见，我们的技术创新速度极慢。同时国外企业对知识产权管理高度重视，索尼公司的知识产权专业管理人员多达600人，杜邦公司拥有60个知识产权专业律师，他们对全球各国各地的法律、意识形态、民族风俗等进行详细的研究，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三是要提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与相关措施。最近，一位高层人士说，从总体上看，中国是知识产权受害国。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建立国家领导机制、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不断进行专项整治和加强全民教育等四项措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应学会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大环境中的生存技能，成功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游戏规则，提高中国企业国际市场中知识产权运用的高效益。

转化资源耗用与环境制约后发劣势，追求企业可持续发展

专家指出，今后中国企业仍然走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生产出口初级产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老路再也行不通了。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吨标煤产出效率约为845美元，仅占美国、日本的30～40%；中国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5～90%；今年华东电网再度严重缺电，全年缺电将高达1700万千瓦，全国将缺电3000千瓦。据国家权威部门估计，21世纪初期我国能源缺口量将超过1亿吨标煤，2030年缺口3亿吨标煤。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与过量耗用，给自然资源与人类生存环境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战略要求。

资源与环境早已引起全球的共同关注，许多企业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美国杜邦公司面对未来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挑战，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就重新将企业战略定位在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创造科学奇迹上，全力向生物科技领域拓展。在开发方法上，杜邦确定在不需要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利用生物科技与物理学、化学工程科学及资源科学相结合建立科技发展平台，从而拓展新的产品与材料，以知识密集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开发出人类生存必需品。近来，杜邦公司集中科学家挺进农业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制定了在5年内使生命科学在公司中的收入提升到30%以上的宏伟计划。

后发模式 篇5

主要做法

衢州张江“飞地”不同于一些地方招商引资意义上的“飞地”, 后者指条件不足的地区把项目放到行政区域外的“飞地工业园区”里, 利用税收分配、政绩考核等一系列利益分享机制合作互利。衢州却是从最有利于新产业集聚、最有利于新产业发展、最有利于新产业转移的战略思维出发, 紧紧围绕人才、项目、嫁接、服务四大关键环节, 全力开拓“飞地”新平台, 构架“飞地”与“实地”链接通道, 为衢州生物医药营造出符合实际的“研发-孵化-产业化”的立体化、链条化发展格局。

人才为本, 引最强科研团队

充分利用上海张江区位优势吸引海内外人才, 集聚了一批在衢州层次最高、人数最多的国际国内顶尖人才和项目团队。

1、善用衢州乡贤纽带, 汇聚专业精英。通过与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祖籍衢州的赵南明教授建立乡贤关系, 其在清华大学毕业优秀的海外归国弟子中, 重点向衢州推荐了5名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带项目入驻上海孵化基地。

2、善于招才招商结合, 注重招大引强。通过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 成功引进了中兴集团生物医药项目人才, 在孵化基地设立中兴集团医疗器械转化器, 同时, 中兴集团计划5~8个新项目逐步实施。目前, 孵化基地已经集聚了9家企业、5名国家和省“千人计划”人才, 形成了衢州高端生物医药产业深入发展的雏形。

3、善以政策激励扶持, 招引顶尖人才。给予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人才、浙江省“千人计划”人才分别400万、200万元的奖励, 并在人才公寓、人才津贴等方面给予最大力度支持。

产业为要, 聚最优研发项目

以产业集聚为目标, 高标准建设飞地平台, 优化资源配置, 最大化满足生物医药项目实施的场地、设备、技术等需求, 实现最优区位与最优软硬件的配套。加强尖端研发项目吸纳筛选, 出台政策对优秀项目予以大力扶持。

1、搭建最好平台。在区域选择上, 突出“中心”位置。因生物医药对高端人才、产业体系的特殊需要, 衢州现有条件难以满足生物医药项目的研发需求, 于上海张江核心区域设立总面积6 000余平方米生物医药孵化基地。集中优势资源建设专业化研发场所。新建实验室、洁净车间以及GMP车间等, 打造出衢州环境最优、研发设备最为完备、研发体系最为健全的生物医药实验平台。借力最优实验平台。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借助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发平台和设备, 满足项目关键实验对先进设备需求。

2、评审最优项目。通过每年开展的“千人计划”创业园项目评审, 实现“人才+项目”同步引进, 在通过评审的项目团队中, 以A类项目和B类项目中特别优秀的项目为重点, 根据项目资源信息共享情况, 科学安排入驻上海张江孵化基地。

3、坚持最佳启动。强打政策组合拳, 加大对生物医药尖端项目的启动扶持。项目通过评审后, 给予入选A类项目600万元、B类项目400万元的创业启动奖励资金扶持;给予项目场地三年租金补贴, 以及“三免五减半”的财税优惠政策。至2015年, 全市累计兑现相关扶持资金1 900余万元。各类有力度的政策扶持, 为初创项目顺利启动提供了有效支撑, 也进一步增强了项目实施人对政府的信任, 为项目成功嫁接转移增进了互信。

嫁接为重, 创最畅资源配置路径

以本地企业为核心, 嫁接科研成果, 实现项目成果转化可控、可管、可预期, 打通研发与产业化链接通道, 建立起了适用衢州需要的新产业发展新模式。

1、整合资源, 力促企业人才有效串联。坚持企业与人才、企业与项目相依托, 促进区内最优企业资源利用和人才团队技术优势利用的最大化, 尽可能降低项目实施的风险和阻碍, 打通项目实施、产业化的“高速通道”。充分整合本地企业资金资源、厂房资源、人力资源等, 引导本地企业以直接投资、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多种方式, 为项目实施注入源源不断的“血液”, 有效解决了项目启动支出所需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瓶颈难题, 推动项目合作研发和产业化。

2、积极投入, 力推项目转移研发生产。衢州本地一批企业康德药业、嘉禾管业等积极介入项目研发, 累计投入1亿元以上, 并在衢州建设完成2万平方米以上的标准GMP车间, 用于项目转移的研发、生产使用。

3、预留空间, 力保高端项目产业基地。在核心区块提早布局规划生物医药加速器等空间, 用于项目中试过度。为确保项目集聚区在产业化项目产业化“零阻碍”, 园区在东港园区优质区块内, 预留500亩土地, 作为生物医药项目产业化基地。

服务为上, 做最佳飞地“保姆”

通过建立专联、派驻、帮办等一些列行之有效的制度, 破解了“前方”与“后方”的对接和管理障碍, 并实现了两个区域沟通服务的常态化、精准化、高效化。

1、建立部门专联制度。指定开发区专门联系部门, 具体负责落实与上海基地的协调、对接和联系。通过强化企业服务“店小二”等一系列制度, 规范了服务流程, 强化了服务监督, 实现了“飞地”与“实地”的无缝对接。

2、建立专人派驻制度。精挑细选出一名正科级已退休干部, 派驻基地, 专门做好项目对接、项目签约、场地落实、后续服务等工作, 并在入驻基地的企业中确定联系人保持与开发区联系, 实现了对“飞地”畅通对接。

3、建立全程帮办制度。在公司注册审批流程上, 随到随办、当日办理。在对接方式上, 更加注重精准对接、点点对接, 通过设立园区代理人机制, 在嫁接企业和园区分别选择1名代办员, 尽可能远程帮助孵化基地处理在衢事务。

取得成效

高端产业加速成型

目前, 入驻孵化基地的浙江益肽、浙江柏拉阿图、浙江布晓、浙江博和瑞达等9家生物医药企业, 已全力开发降糖功能保健品产业化及相关药物、抗病毒药物 (肝靶向药物) 及抗癌新药、兽用抗菌肽药物、流行疾病诊断试剂盒等国际前沿的生物医药项目, 项目产业化前景看好。已成功申报省浙商人才科技项目6个, 9个项目全部产业化预计总投资35亿元, 达产后年产值510亿元。一大批优质项目的整体快进, 为衢州储备了丰厚的产业资源。

人才智力聚拢支撑

通过孵化平台, 集聚了衢州目前级别最高、人员最多的国际国内顶尖人才。领衔专家徐华强博士,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生物系、哈佛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助理, 美国GSK研究所结构科学部高级研究人员;上海国家蛋白质药物中心主任,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受体结构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成功解析了视紫红质与阻遏蛋白复合物的晶体结构, 攻克了细胞信号传导领域的重大难题, 被中科院评为2015年中国十大科技发现。目前, 孵化基地已经聚集了海外高端人才30余名, 其中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名、省“千人计划”人才4名。有知名高校毕业的硕士、博士人才60余人在孵化基地集聚。同时为本地企业培养生物医药专业技术人才20余名, 成为衢州生物医药专业人才的“造血”基地。

新兴项目源源不断

“飞地”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大量的人才和项目开始慕名集聚。一方面, 大企业开始围绕生物产业着手布局, 全球领先的美国艾森药业落户衢州建设年产2吨艾维替尼原料药、2 000万粒艾维替尼胶囊生产基地;中兴集团已经在上海张江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建立医疗器械中试基地;网易公司已经与鲍奕佳团队就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早期精确诊断试剂盒等项目合作达成投资意向。另一方面, 以人聚人、以项目聚项目裂变效应开始显现。曹伯良、孙乐等海外人才带团队、带项目慕名来衢州创业创新。曹伯良团队已经在衢州注册成立光和华博生物科技 (衢州) 有限公司。本地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开始介入和参与生物医药项目投资。巨化集团与盛晓霞博士团队谋求合作, 致力于研发含氟高端药物;力捷化工与陈邦华博士合作, 投资创办了衢州邦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昇化学公司开始积极介入, 寻找高端检测诊断试剂项目。衢州市生物医药的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后发模式 篇6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集体学习对于集群内的创新与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力有着显著的关联性。技术学习机制对于群内知识资源的整合与创造是实现动态创新的途径。从集群中企业获取知识、创新源的途径来看, 可分为集群内部学习和集群外部学习两种基本模式。无论是集群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 还是集群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集群内部学习都成为集群中企业学习的主导途径模式。其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对于集群外部学习, 集群内部学习具有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集群具有相对丰富的知识资源, 可以相对容易、低成本获取以及技术扩散的优势, 因此, 产业集群往往被看作是适合企业进行学习和开展创新的环境。

采用内部学习模式还是外部学习模式的创新绩效, 不仅要看集群中企业技术扩散的成本, 也要看所获取的技术创新源的层次与有效性。创新研究证明集群具有明显的内部扩散的优势。因此, 集群内部学习能否成功的关键是看产业集群能否获得成长与升级所需的有效创新源。知识密集度和技术层次是影响产业集群获取技术创新源有效性的两个重要因素。后发产业集群技术层次较低, 创新源有效性不足, 如果集群中企业过度依赖集群圈子内进行封闭式学习, 由于长期接触同质低技术创新源, 从而具有相同基本思想的技术知识, 会造成学习的途径依赖而产生“锁定”技术轨道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 集群内部技术学习模式必然会陷入创新源困境。对此, 我们提出开展开放式集群技术学习, 提升集群创新能力的构想。集群在创新过程中将集群外部的和内部的技术有机结合成一个系统, 充分利用集群内部和外部的技术资源, 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先发集群。

2 后发产业集群“开放式”技术学习模式及其实现机制分析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来讲, 其技术学习的运动轨迹, 是一个从集群外部引进再到集群内部扩散的过程。有效开展“开放式”集群技术学习, 离不开内部创新网络、外部创新网络和集群创新平台的组织构建, 可以建立一个基于“外部支撑网络——集群创新平台——内部创新网络”的“开放式”集群技术学习模式 (见图1) 。

右环是围绕企业这一创新主体的产业集群创新网络, 是集群内部学习的组织网络, 创新网络, 特别是集群企业、科研组织等创新主体的发育程度及其相互关联, 直接关系到集群创新的知识密集度。因此, 建立和完善集群内部创新网络就成为提升集群创新能力的当然之策。左环是围绕着特色行业这一创新目标的产业集群创新外部支撑网络, 它构成了集群外部学习的创新源, 其外部创新源的获取关乎集群技术的层次水平。因此, 构建集群外部创新支撑网络也成为集群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努力方向。两环的相交部分为集群技术学习平台——区域技术创新平台。图中双向箭头表示相互的技术学习, 两环外围都是用虚线, 表示特定产业集群内部创新网络和特色行业外部支撑网络都是对外开放的。

区域技术创新平台是很好的创新载体, 也是很好的集群学习平台, 在强化集群学习机制, 推动集群创新能力升级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1) 有利于充分利用外部网络资源, 推动集群外部学习。技术创新平台, 聚集产业集群内企业共性技术攻关等创新需求, 将这些学习需求向外部支撑网络进行传导, 通过从外部引进集群企业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术, 依托和利用高校、科研院所、供应商等方面的力量, 形成了技术源、人才源和信息源等创新供给, 使集群能迅速而高效获得有效创新源, 不断提升技术层次。 (2) 有利于推进内部网络建设, 促进集群内部学习。区域创新平台的构建, 有助于加强集群企业等创新主体的成长与联系, 进一步完善集群内部网络建设, 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后, 再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二次创新, 并通过培训、转移等渠道对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进行扩散, 从而有效增强集群技术密集度。

为了更好的诠释产业集群“开放式”技术学习的实现过程, 本文在总结有关技术学习、技术创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了新的拓展, 提出了后发产业集群“开放式”技术学习的实现机制 (见图2) , 也为本文关于公共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

按照实现的功能、内涵分类, 区域技术创新平台可分为研发平台、成果转让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 (包括人才服务平台、融资服务平台、法律服务平台和信息服务平台等) 。区域创新平台增强了群内企业与科研、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 构筑了集群内部企业和集群外部之间的知识学习桥梁, 便利了集群企业内外部技术知识的整合, 对于支持或促进集群企业的创新活动和技术创新能力升级具有多重创新功能。

根据区域技术创新平台在支持集群企业的创新过程的程度不同, 可以将其分为4种功能区:技术创新促进者、技术创新传递者 (中介载体) 、技术创新源 (创新载体) 和技术创新传递者/创新源。创新促进者主要是技术服务平台发挥的功能, 是指区域技术创新平台支持了集群中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而该创新既不是来源于创新平台, 也不是由创新平台传递到集群中企业的, 那么技术平台就是发挥了“促进”作用。技术服务平台为集群内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搜寻、人员培训、设计辅导、专业检测、法律咨询、融通资金等服务;创新传递者主要是成果转让平台发挥的功能, 技术创新的需求经由技术创新平台传递到创新源, 并将已有的技术创新从除自身以外的源头, 主要是集群外部转移到集群中企业;技术创新源主要是研发平台发挥的功能, 技术创新平台在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积极与集群企业互动, 通过整合集群内外各类创新资源, 围绕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进行主导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先期研究、二次开发研究、生产工艺的改进研究;创新传递者/创新源, 是指技术创新平台具有双重身份, 既是技术创新的传递者, 又是技术创新源。

在集群发展和创新能力升级的不同阶段, 区域技术创新平台的功能作用侧重点不同, 技术创新平台构建的重点也是不同的。当集群处于发展初期, 集群创新主体不够发育, 创新网络不够健全, 其创新能力很弱。此时, 技术创新平台的主要功能体现在成为创新的促进者, 技术创新平台的重点应放在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随着集群的发展, 对集群外部学习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技术创新平台应更好地发挥其创新传递者的作用, 因此, 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成果转让平台的建设上;当产业集群发展达到一定高度, 其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且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不断缩小, 区域技术创新平台日益成为集群的重要创新源, 在此阶段, 应重点加强对集群创新研发平台的建设。

技术学习过程表现为一个集群技术能力不断升级的过程。发展中国家集群技术创新能力演化与升级的一般轨迹是:从技术引进能力、技术吸收能力到技术创新能力渐次递升, 其中技术创新能力是集群技术能力发展的最高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是集群学习的结果, 前一个阶段的能力成为后一个阶段学习的基础和出发点, 每上一个台阶都是技术能力的一次跃迁。因此, 技术能力提高表现出在每个阶段中的渐进式积累和不同阶段之间的间断式跃迁的过程。而集群技术能力跃迁的动力来自对集群的技术学习机制:外部知识的吸收和已有能力基础积累与运用。

产业集群外部技术学习是其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对外技术学习并不只是一味地引入技术, 因为只引进不消化, 或只消化不创新, 只能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来自集群内外的各种技术学习渠道只是为集群技术能力的积累和提高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源, 只是集群形成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创新能力的形成, 是通过逐渐消化吸收相关技术和产品的技术原理和设计理念, 掌握设计方法、制造方法、关键技术和工艺诀窍, 形成自己的缄默知识, 并在持续的学习中将通用的显在知识与组织独有的缄默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使集群的知识存量不断积累, 表现为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 并最终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因此, 有效的开放式集群技术学习的基本学习活动过程如下:“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二次创新——内部扩散”。集群发展不同阶段以及技术能力升级3个阶段显示出相同的学习活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二次创新——内部扩散”, 显示出类似的知识技术循环转化的规律性。但这是一个不断积累与不断深化的技术学习过程, 因此, 集群发展各个阶段的技术积累起点在不断提升, 这也是促使集群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内因。

发达国家某项技术发展一般经历“出现”、“巩固”和“成熟”3个阶段。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不同, 发展中国家建立在技术学习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提升有自己独特的路径。 (1) 发展中国家集群在早期阶段, 集群企业技术水平非常落后, 发达国家的传统技术对发展中的企业来说也可能是新的。因此, 集群技术能力发展通常从引进发达国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品生产线进行简单装配工作开始起步。从发达国家技术领先者那里, 获得技术资源, 并且通过积极的消化与吸收, 促使技术资源在集群内部的扩散, 集群其他企业或成员能够享受到技术溢出的利益, 使集群内部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都有所改善。 (2) 随着集群创新网络的建设, 集群内部创新网络的成员结构更加优化, 技术创新平台构建并更加完善, 集群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集群区域创新平台或者技术能力较强的企业开始选择发达国家新产品开发的“巩固”阶段, 进行技术学习, 其跨越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幅度更大,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增强。 (3) 随着集群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龙头企业的崛起, 促使集群企业或成员积极探索新兴技术, 并且将视野瞄准在发达国家技术发展的“出现”阶段。龙头企业开始尝试着进行二次创新, 加大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力度, 创新能力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技术基础的增强和新兴技术领域的拓展, 其技术学习与交流方式、技术发展状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被动的技术转移, 演变为主动的技术学习;从对成熟技术的搜索到对新兴技术的吸收、甚至发展到对实验室技术的探索;从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单纯的引进发展到对发达国家技术领先者的交互学习;其技术能力也从最初技术引进能力、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 发展到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经过反复的“开放式技术学习——产生势差——弥合势差——开放式技术学习——产生更高位势上的势差——弥合更高位势上的势差”过程。集群创新发展进入动态良性循环发展状态, 集群就能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集群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会日益缩小, 如果发展中国家企业坚持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 集群企业技术可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从而实现技术跨越与赶超。

3 优化产业集群“开放式”技术学习环境的公共政策

3.1 强化内部创新网络

3.1.1 加强集群创新网络主体建设

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等构成了产业集群的主要行为主体。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 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技术学习和技术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总和, 形成支持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网络。这些创新主体以及各种创新构想构成了创新网络的结点, 交流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使各个结点链结成网或类网。交流越频繁, 则结点越多;结点密度越大, 交流的机会也就越多、越频繁, 知识密集度就越高, 创新的机会就越多, 创新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 应把创新主体的发育建设作为集群公共政策实施重点。

3.1.2 塑造信任、创新的社会文化

产业集群的区域文化是影响集群技术学习、交流与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 必须注重培育促进产业集群的优秀区域社会文化, 增强产业集群的根植性, 通过建设区域品牌, 营造一种有利于企业、研究机构及政府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与协作的良好区域文化环境, 激发创新与创业、竞争与合作、宽容与信任、开放与学习、模仿与创新的文化氛围。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建立行业自律性社团组织, 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并举, 共同规范市场秩序, 制止无序竞争。

3.1.3 构建完善的分工协作体系

加强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竞争, 构建完善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 重点围绕影响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进行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研发, 不断提高集群成员的协同创新能力和水平。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各类相关研讨会、协调会、博览会、培训活动, 为企业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创造机会;延伸产业链, 提高产业协作配套水平;积极培育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大集团, 以发挥其产品辐射、技术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网络的产业集群龙头作用, 使得龙头企业成为产业集群技术学习与技术创新的发动机和企业分工协作的直接推动力。

3.2 完善技术创新平台

3.2.1 完善技术创新平台运行机制

技术创新平台机制必须按照政府支持、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市场化原则来运作。不同的产业集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组建方式, 区域技术创新平台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来构建。如由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牵头引商入股, 也可以由产业集群内的多家企业合股或合伙组建, 并逐步吸收外部利益相关方组织参加;也可以由其它社会组织如拥有核心资源的大学研究机构及客户、供应商发起组建, 吸收集群内的多家企业加盟;也可以依托集群内某龙头企业的研发中心组建。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 一旦技术创新平台能够正常运行, 政府就可以从中退出来, 退出来的政府应从政策和区域环境等角度继续关注与支持技术创新平台的发展。

3.2.2 建立技术研发、转让平台

(1) 建立和完善技术研发平台。特别要由政府资助, 企业融资等形式建立集群技术创新中心等共性技术公共研发平台, 破解行业共性技术难题。针对传统企业存在的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低附加值的问题, 集中力量进行共性技术的攻关和中试, 建立共同的技术创新机构、产品质量检测设施, 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2) 建立和完善技术交易平台。可由政府和行业协会牵头, 与省市科技主管单位合作, 以集群的优势科技企业为主体, 邀请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知名企业参加,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技术成果交易平台, 促进技术的交流与扩散, 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减少创新风险、降低创新的交易费用, 通过技术交易平台, 放大技术创新能力。

3.2.3 完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1) 完善人才服务平台。①在集群内部设立技术人才服务中心。建立与完善人才市场;为企业进行定单式培训, 培养技术工人和设计人员等;②吸引外部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在集群内部设立相关人才服务中心。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2) 完善信息与管理服务体系。通过人才交流市场、产品博览会和交流会等各种形式, 促进技术和知识信息在集群成员之间的交流。 (3)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和信贷制度、风险投资制度、资本市场制度等多元化金融机构和制度体系, 为产业集群企业技术学习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4) 健全区域法律服务平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切实保护创新企业的合法权益, 保护企业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

3.3 优化外部支撑网络

3.3.1 建立与完善正式规制

正式规制主要指由政府及其机构通过正式文本的形式发布的, 它反映了政府行为的结果。针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实际, 具体正式规制设计时, 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 (1) 避免无序竞争, 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不正当竞争和制假售假行为;同时对一些合法经营和产品质量上档次的企业进行保护扶持, 规范内部的竞争秩序。 (2) 优化集群结构, 促进产业集群升级。政府应遵循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 制定出相应的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 进而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整个集群的产业竞争力, 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 (3) 运用经济杠杆, 完善创新激励。利用财政和税收政策等经济杠杆, 鼓励企业、研究机构加大科研投入, 激励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 (4) 地方政府要营造适合创业、创新的地方制度环境。地方政府作为各种法制、产权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供给者, 应不断增加制度供给能力, 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竞争机制、有效率的产权制度、高效的激励制度和组织制度, 降低社会各种交易成本, 为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与创新活动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3.3.2 加强与集群外部机构的合作

鼓励集群企业构建外部创新网络, 加强与外部机构的联系, 促进集群外部异质技术资源的导入。其主要合作与联系方式有:与集群外部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合作网络;与外部供应商和用户建立合作关系;与外部领先企业和相关企业之间建立合作联系;吸引外部人才到集群中就业或提供服务。

3.3.3 增强集群的对外开放度

随着区域和全球化的联系日益增强, 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产业集群要实现技术的突破, 必须与全球产业链或全球市场的对接, 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只有如此, 产业集群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产业集群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过程中, 政府要营造良好的环境, 根据集群发展特点, 有选择地引入大型跨国公司, 通过跨国公司的带动和示范效应, 促进群内企业整体素质提高, 提升产业集群品牌效应, 进而带动集群价值链升级;积极引导国内大型产业集群实施“走出去”战略, 参与国际竞争, 在竞争中不断学习、发展和壮大, 推进产业集群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

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研究 篇7

后发企业因其自身的技术、资源、规模等方面的原因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劣势地位。如何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来赢得竞争优势, 提高后发企业的市场地位, 这一直是后发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这种背景下, 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研究, 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分析后发企业竞争优势获得本质。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是指后发企业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整合和吸收创造出后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创新知识。所以, 本研究认为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提高了后发企业的技术能力、改进了创新绩效和赢得了竞争优势。

二、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主要变量

(一) 引进选择。

后发企业因为其进入市场的时间较短, 自身的知识积累不够多, 没有形成自己专属的知识库, 因此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上难以和先发企业相抗衡。鉴于此, 后发企业就要引进选择能够促进后发企业自身发展的且能够产生创新绩效的带有价值性的知识。本研究认为在影响后发企业引进选择的外部知识的重要因素是后发企业自身原有的知识库。后发企业自身原有的知识库包括两部分:个人知识和团队知识。个人知识是指企业员工基本技能、教育背景、知识的多样性和理解能力;团队知识是指后发企业在该企业相关的领域是否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及科技发展知识以及企业所掌握的该行业的行业准则等。后发企业原有的知识库决定了企业自身的知识水平, 也直接影响了后发企业在引进选择外部知识的层次与结构。

(二) 吸收融合。

后发企业在引进选择的有价值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隐性知识, 而且这些知识是处于离散的状态, 分布在后发企业不同的功能部门, 掌握在不同的个体之中。这些知识虽然进行了有价值的选择, 但必须经过后发企业的吸收融合。后发企业必须将吸收的外部知识和企业原有的积累知识进行有效的融合、协调、整理形成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的创新知识。在此吸收融合的过程中企业应该考虑不同个体的知识的融合。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知识, 通过知识共享过程, 部分个体知识得以在企业中流动。但是, 这个时候的知识仍然是不系统的, 宛如一盘散沙, 不具备强的竞争力。这个时候, 企业必须指定特定的人或者组织来将不同个体共享出来的知识进行提炼和整理, 让其形成条理性系统性强、有生命力的新知识体系。

(三) 网络集聚。

知识网络的形成是知识吸收融合必然的结果, 后发企业内部不同的部门将不同的知识单元, 在融合吸收外部知识时, 不同的部门进行了各自知识单元的外部知识和内部知识的融合。这样的知识融合不利于后发企业创新知识的产出, 鉴于此要求后发企业必须建立自身的知识网络形成一个知识交流共享的平台。在企业内部的知识网络中, 各个知识单元可以将本单元所掌握的知识通过知识网络进行共享, 形成一个巨大的知识网。不同知识单元的知识都能直接的交流和共享, 这样就保持企业内部知识的高速流通, 有利于企业内部通过知识网络及时传播、分享、整合和创造新知识, 同时也能够使企业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

(四) 改善提高。

后发企业在将吸收的外部知识与内部的知识整合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后, 弥补了后发企业自身知识的欠缺。在这个阶段后发企业形成的新知识将在后发企业内部扩散、传播和共享。后发企业内部的新知识在共享过程中需要知识传递者和知识接受者的协调配合。所以知识接受者应该时刻注意提高自己的知识积累, 完善自己的知识层面, 从而提高自己接受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传递知识能力包括知识变换、知识分析表述能力, 知识给予者向知识接受者传递信息和知识的时候, 并不是把信息和知识直接“装入”知识接受者的头脑, 而是首先把它变成语言或另外某种相应的信号、符号。因此, 知识传递者要做到准确、充分、有效地变换信息和知识, 提高知识的分析表达能力, 从而提高知识传递效果, 消除传递障碍。后发企业新的知识体系将整合的新知识在企业的各个部门或者在专门的人员中传播进而营造了更好的学习氛围, 改善了后发企业的学习环境。知识的创新最终要转化为后发企业的生产力, 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实现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进而提高企业的实践能力。

三、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基本路径

(一) 组织学习。

后发企业吸收能力的演进源于企业的组织学习, 后发企业凭借其较强的吸收能力对相关技术知识的吸收、转化和运用, 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表现为不断螺旋上升的连续过程。组织学习能够帮助后发企业获得跟多的知识积累, 知识积累是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基础。另外, 组织学习还能增强后发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敏感程度, 提高后发企业对网络知识溢出的预见能力。后发企业在获取外部知识不但是简单的吸收, 需要通过组织学习将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融合并在企业内部传播共享, 以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过程中需要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来进行知识的学习。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学习模式也不同:吸收能力演进的初始阶段的学习主要以“干中学”和“用中学”的模式进行;吸收能力演进的整合阶段主要模式是“研究开发中学习”和“合作中学习”;自主创新能力阶段的主要学习模式是“网络中学习”和“预测未来中学习”。

(二) 知识管理。

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将知识管理划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吸收和知识创新的动态发展过程。

知识获取包括知识识别、知识获取和知识积累, 这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知识的识别是指对网络中的知识通过后发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进行识别、筛选, 选择出企业自身所需的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的知识, 以备充实自身的知识库。知识获取是指将外部的知识转换到企业内部, 为企业的生产和服务所用。知识获取的最理想的结果是在合适的时候让合适的人获得合适的知识, 进而实现合适的企业目标。对于后发企业来说, 就是在追赶先发企业的过程中获得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所需的知识, 进而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知识积累是后发企业获得具有独特价值的知识和实现知识创新的基础, 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和创新绩效的该进的结果实际上是知识积累、利用和创新的结果。

知识吸收是指在企业对所获得外部知识和积累的知识进行了整合后, 需要通过吸收转换, 转化成后发企业的核心知识。对于后发企业而言, 知识的吸收体现在三个层面:个人层面的知识吸收、团队层面的知识吸收和组织层面的知识吸收。对个体层次知识吸收能力的积累和整合是形成团队和组织层面上的吸收能力的基础。

知识创新是知识管理的根本目标和最终落脚点, 本文所讲的知识创新是指后发企业在将外部知识吸收到企业内部并与企业内部的知识库整合后所形成的能够带来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知识。知识创新是以知识获取、知识吸收为基础的, 同时也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实现的。

四、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过程模型

(一) 探索性学习过程中的吸收能力。

后发企业的关键起点不仅是聚焦自有技术能力, 而且关注从外部获得新的技术知识, 全球化导向将会成为新的技术能力的来源, 全球化的视野对于后发企业来说十分必要。探索性学习指的是企业通过搜寻外部知识的来源, 对外部知识进行获取的过程。后发企业能通过建立识别外部知识来源的扫描机制, 向全球生产价值链网络行业领先者进行知识搜寻, 通过企业之间的契约进行相互连接而获取。后发者与这些现存的结构进行互联, 通过探索性学习搜寻获得跨国公司的知识、技术和机会, 使之步入成长的阶梯。在此基础上, 企业通过将获得的知识整合到它们已有的知识基础当中, 由此企业之间的网络连接开始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产生倍增效应, 为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提供初始的潜在优势。

(二) 转化性学习过程中的吸收能力。

转化性学习涉及到与能力和战略资产相关的多种资源及其各类型知识的整合, 这种能力是指对企业内外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整合能力, 结合与配置能力。转化性学习对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机理构建有重要的作用, 是后发企业创新绩效改进的关键环节。转化能力可以描述为组织效率、组织范围与组织柔性, 使企业对动态性的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和应变能力。后发企业知识与吸收能力得到了增强, 企业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升级, 赢得了市场的竞争优势。

(三) 开发性学习过程中的吸收能力。

在知识溢出的情况下, 后发企业更愿意选择同步进行开发性学习投入。随着后发企业的知识基础得到了增长, 其知识转化创新性知识。当新的应用通过将已有的知识基础组合而产生时, 开发性学习的绩效在相似的市场当中通常是巨大的。高水平开发性学习能力的企业可能会在创新过程中通过运用所吸收的知识取得优良绩效。因为组合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重要性, 开发性学习有助于企业形成前瞻性的计划。在知识与应用进行匹配的下一步时, 开发性学习将知识转化为新的产品, 通过获取外部知识的方式, 企业更新它们的知识库存。在已经积累的知识基础上, 开发性学习对将所积累的知识转化为新产品的程度起到了相当大的决定性作用, 有进一步推动了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速度。

五、结论

通过对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主要变量、基本路径的研究, 构建了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过程模型,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理论。同时这也为后发企业如何在企业的发展中促进吸收能力的演进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摘要：基于知识基础观, 本文对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机理进行研究。分析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主要变量、基本路径, 进而构建后发企业吸收能力演进的过程模型, 这为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后发企业,吸收能力,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徐二明, 陈茵.基于知识转移理论模型的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构成维度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1.

[2]熊新.开放式创新环境下装备制造企业吸收能力演化机理研究[D].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物流业之后发优势(Ⅲ) 篇8

2.物流业的后发性质

3.物流业的认识和发展误区

4.循环经济与循环物流

5.物流节点布局与调整

6.政府的引导作用

3.物流业的认识和发展误区

我国物流实际处于发展初期, 由于对物流的研究时间不长, 对物流的产业认识不足, 不免存在着一些阻碍发展的误区, 就这些问题需要展开讨论并提出对策。

3.1物流的产业类型归属

误区一:物流业是一个新兴产业。

在互联网经济破灭后, 人们纷纷又将物流确立为新经济、新产业, 赋予物流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与当年互联网时代极其相似:一样推其无所不包、无所不盖, 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所有产业。在这样的观点引导下, 政府部门争先恐后地开展物流建设, 设立各种各样的物流园区, 组建各式各样的物流企业, 并将其定位于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又一道新曙光。其实物流不是新兴的产业, 只是传统产业的整合和延伸。

审视一个产业是不是新产业, 着眼的应是其内涵, 即有无区别于以往产业的根本特征。抛开“物流”这个新颖的名词, 它实际的基本要素———装卸、保管、库存管理、流通加工、运输等, 无一不是旧产业的元素, 并没有创造出全新的概念。即使增加了现代技术的应用, 也只是在旧产业的基础之上, 融入了现代管理的先进思想和信息技术, 实质并未脱离原来实现的功能。就像我们不能因人工装卸改进成机械, 手工台账改成了计算机系统, 就讲一个新产业诞生一样。

互联网经济热潮的消退, 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IT技术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新工具, 并未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传统经济产业经过人类几千年的演变没有因为技术发展而遭到淘汰。现代物流同样也是如此, 它只是对传统的运输、配送、仓储等业务的整合和延伸, 是将现代产业的导向型生产模式和资本营运观念注入到物流管理方面, 借IT和互联网的发展为手段, 以实现供应链与整个产业结构的发展。由传统的单一储运功能到今天所倡导的现代综合物流, 实质是基于传统的物流概念上服务功能的提升和服务效率的提高, 强调了所属第三产业范围包含的相关属性, 并扩展了内涵与外延, 即物流业不是一个新产业, 属于第三产业 (服务业) 。

物流的产生和发展, 需要基于前两个产业的发展, 才有进步;物流又是广义产业, 必须整合应用涉及的传统产业技术, 以及综合考虑整个社会经济条件的状况。

如果用创造了一个新产业去定义物流, 就只能如互联网一样变成经济的泡沫。

3.2物流成本占GDP的含量

误区二:物流占GDP含量高, 说明物流成本高。

近年来, 物流成本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接受, 物流总成本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发达国家物流成本约占GDP的10%, 而我国物流成本约占GDP的20%, 于是就直观地说物流运行成本高, 物流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中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可否认, 中国物流成本管理水平确实很落后, 但是直接比较两个国家之间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不能反映出两个国家物流成本和物流水平的真实差距。以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推测物流成本降低和增加物流利润的潜力也是不全面的。

物流成本是指产品在空间位移 (包括静止) 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劳动的货币表现, 是产品在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各环节所支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通常所指的物流成本是指社会物流成本, 而不是具体企业的物流成本, 其主要构成为:伴随物资的物理性活动发生的费用及其所必需的设备、设施费用;物流信息的传送和处理的费用及其所必需的设备、设施的费用;对上述活动进行综合管理的费用等。

影响物流成本占GDP比重的因素主要是物流业的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几个方面。

(1) 物流业的发展水平。

现代物流业凭借其专业化的运作方式, 在整合物流资源, 实现物流活动规模化方面表现出强大的优势, 从整体上为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服务水平提供了条件。物流业的发展使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逐年呈下降趋势, 比重越低说明其物流效率越高。

(2)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是产生物流需求的重要前提, 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还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经济发展要求各地区、各行业不断扩大和提高经济能力, 由此促进了物流需求的增长。物流需求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呈正比关系, 物流需求的增长会导致物流成本的上升, 从而使其占GDP的比重可能上升。但是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 以及市场需求量要求适当的物流成本规模与其相适应, 物流成本的比重太高太低都不好, 合适的比重最能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因此物流成本占GDP比重的大小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物流业的发展水平。

(3) 产业结构。

不同产业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内容和数量不尽相同, 第一、第二产业的物流成本大于第三产业, 重化工业大于服务业, 服务业大于知识产业。第二产业 (以制造业为主要构成部分) 对物流的需求远大于第三产业 (广义服务业) , 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很大, 消耗的物流成本却很小, 当一个国家的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据主导地位时, 它的物流成本支出就远大于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国家, 即工业型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比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国家高, 中国以工业为主体产业, 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 所以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比发达国家高, 包含产业结构不同因素的影响。见表3.1

(4) 产品附加值影响物流成本占GDP的比率。

物流产业的生产方式就是通过运作实物的流动来获取相应的利润。与之相应物流所需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运作的物资的多少和物资的物理属性。即运作货物质量越大、运输距离越远、货物持有时间越长, 物流的成本就越高, 物流成本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也越大。表3.2列出几个国家物流成本构成情况。

我国目前正处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的时期, 生产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这样的产业类型生产需要的物资作业量比较大, 物流成本在产品价值中的比例自然会比较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其产业形态已经转向科技密集型, 他们需要的物资作业量大大少于我国, 同时产品的附加值又大大高于我国。这样美国耗费的物流成本占产品价值的比重必然低于我国。

(5)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信息与计算机技术及互联网的发展, 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的管理手段。信息系统在生产调度、存量控制、订单处理等活动中得到应用, 应用先进物流技术提高物流管理水平, 推动了物流活动一体化进程, 以及企业供应链的形成与发展, 能有效降低流通成本。

(6) 地理环境、人口分布情况和公共基础设施决定物流成本的空间大小。

中国国土辽阔, 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比较落后, 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 这些都使得物流作业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并且这些成本是难于通过物流管理来降低的, 他们是物流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随着我国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 特别是一些物流基地的建设, 这一困难会得到缓解, 但是整体物流成本占GDP的含量仍会高于发达国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物流成本的节约空间并没有GDP值反映出来的那么大, 用与发达国家GDP值的比较结果作为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目标是不合理的。

物流成本占GDP含量高, 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需要全面考虑加以调整和改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物流本身发展水平以及在产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目前来看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 呈不断下降趋势, 说明物流本身活动的合理化和高效率, 在创造同等规模社会财富的条件下, 物流活动领域耗费的资源得到降低, 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程度有所提高。同时, 随着产业有所调整, 结构趋于合理, 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的比重, 物流产业走向规模化、高级化、现代化, 物流业在GDP增长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3.3其他认识误区

同时, 对物流的认识和应用还存在以下几个误区, 应该有足够的重视并及时改正。

(1) 重物流技术轻物流经济

一直以来, 我国对物流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物流技术或具体方法方面的理论研究, 涉及运输、仓储、包装、配送等所有的物流子系统, 如仓库管理系统技术、材料需求计划技术、实时生产系统、电子数据交换、射频技术等等, 而涉及物流经济如何实现的研究不多。当前过分重视物流技术, 忽略物流经济的现象是不合理的。

毋庸置疑, 先进的物流技术是为物流提供高品质服务的保证, 通过物流技术创新, 会促进物流业的发展。但人类社会活动是经济的活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必须依赖利益的支撑, 其本质都是创造并实现价值, 物流业也不例外。因此, 最基础的物流研究应该是对物流经济的研究, 这是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点, 也是一个支点。物流经济的研究和实现应集中于探索物流业发展与经济支撑之间的相互关系, 或者说探寻能够为物流业发展提供经济支撑的途径与方式, 以及发掘物流业的区域经济利益空间。值得强调的是, 这一利益空间除了被普遍认可的专业化效益、规模效益、工艺效益以及系统化效益以外, 还包括更为广泛的时间效益与空间效益。

研究和实现物流经济不但能够为物流技术的发展和配备指明方向, 使物流技术创新获得扩大效应, 还能够推动物流业务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2) 物流业的发展着重强调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

目前, 许多地方政府均把物流业的发展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大力推进交通道路、港口和物流园区建设, 为此投放了大量的资金。通过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 的确为当地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 为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然而物流业的发展对软件建设同样很高。如果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优秀的物流管理人才、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以及全国物流行业的技术规则和标准化, 物流业的发展就如同无米之炊, 很难快速健康地发展起来, 而其所蕴涵的“第三利润”也无从挖掘。所以, 政府和企业在推进物流发展时, 必须坚持物流业硬软件建设的齐头并进。

(3) 物流就是与原材料采购及商品销售有关的实体流动过程

这是历史概念对物流解释, 然而用其作为现代物流就太狭隘了。物流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突破了商品流通范围, 已经把物流活动扩大到了生产领域和顾客服务的过程中。从现代物流的定义可以看出:物流是供应链过程的一部分, 它是对商品、服务及其相关信息在起源地到消费地之间有效率和有效益的正向和反向移动与储存进行的计划、执行与控制, 其目的是满足顾客需求。这一定义可谓充分体现了现代物流的深刻内涵。

(4) 物流既被称为“第三利润源”, 则必然创造价值

有效的物流管理, 可以大大缩减原材料或商品的流通过程, 从而节约仓储成本和存货损失等等, 创造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 增加企业利润。除此以外, 有效的物流管理还可以创造产品的加工价值和服务价值, 更大程度满足顾客的需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物流就必然创造价值, 降低多少物流成本不一定就能创造相同价值的物流价值。物流要创造价值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协调和优化, 要保证原材料、安全库存、生产线与顾客相互之间的有效衔接。物流是一个有机整体, 贯穿供应链的始终, 降低物流成本的关键是做到各个环节的有效协调, 而不在于某个环节成本的降低。

(5) 企业离不开实体的物流中心

要使商品、服务有效地从来源地流动到消费地, 必然会涉及实体运输、仓储等基础流通手段。然而作为一个现代企业来说,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完全没有必要使企业“大而全, 小而全”, 建立商品配送中心、运输队之类的实体物流中心。企业完全可以把具体的实物和物流服务委托给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和销售商, 而只需在企业内部成立一个虚拟的物流中心, 使其成为企业的信息中枢和调度中枢, 以此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 最大限度满足顾客的需求。

4.循环经济与循环物流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选择。让我国的物流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建立体现时代特征、可持续发展的循环产业体系, 这对于物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4.1循环经济的提出和要求

传统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化发展观, 表现为各国以牺牲自然环境、过度利用资源为代价, 单纯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目标, 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和发展问题日益严重, 更危及了人类本身和人类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在经济发展暴露出多方面弊端并再也难以为继的情况下, 各国统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首先可持续发展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其次, 可持续发展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再次,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 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主要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而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就必须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并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及各项事业的指导方针。

同时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 进一步强调了走以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 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力求把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发展循环经济, 在宏观层面上要求对产业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 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 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在微观层面上, 要求企业节约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进行综合利用;根据资源条件和产业布局, 合理延长产业链, 促进产业间的共生组合。

4.2循环物流及其本质

循环产业根植于循环经济, 是循环经济产业化的具体实现形式。它不是一种新型的产业业态, 而是对传统产业的目标导向、技术管理、制度文化、标准衡量等方面的改造、变革和升级, 同时, 它又区别于传统产业业态, 比传统产业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的价值优越性, 它的发展建设需要政府积极引导、企业积极运作和公众积极参与。

我国正处于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时期, 对于物流产业的需求也迅速增加。目前我国物流尚处于传统物流向现代化物流过渡的阶段, 局部有所改善, 但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应该把握现在的良好时机, 在物流发展的初始时期就注重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制订物流发展规划, 以协调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 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充分利用, 让我国的物流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建立体现时代特征、可持续发展的循环产业体系。这对于我国物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出循环物流的本质及其内涵:

(1) 循环物流的最终目标也是循环经济的根本目标:保护环境、维持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物流系统效益、社会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利益的协调、平衡和统一。

(2) 循环物流活动过程涵盖了物流产业整个生命周期, 以物流整体联合的形式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共生经济。

(3) 物流活动过程不是一味地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 要关注生存环境的长久变化, 与环境之间产生相互扰动和制约, 通过各种途径, 使物流系统与环境之间形成共生发展模式。

(4) 循环物流的理论基础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系统集成理论等。

(5) 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 对物流系统的组成要素如功能、资源、信息、网络及流动等要素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和评价, 通过实施物流要素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使所有要素能够像一个整体在运作, 从而实现物流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 达到物流系统整体优化。

(6) 循环物流的信息系统是一个动态的价值网络, 可以通过高效率的信息共享来实现各个节点间的密切合作, 控制和运作物流业务流程, 提高各个节点及整个物流链的柔性, 使得社会、环境之间与物流链上成员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满意的效益。

4.3“可循环”要素及循环物流系统构建

4.3.1“可循环”要素的种类

(1) 物流方式转变。

我国物流业的发展还停留在粗放式的运作方式和分布格局上, 其粗放落后的管理方式造成单位收益增长要付出过多的资源, 进而对环境造成更多的破坏性影响;而反过来受到危害的环境和资源将制约包括物流系统在内的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持续性增长, 需要把粗放型物流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2) 法律法规完善。

环境问题导致国家机构制定了越来越多的环保法律法规, 这些法规对物流发展要素进行监控、协调和管理, 一部分法规促进和保障了物流的新发展, 为物流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另一些法规的偏失对物流系统运行的选择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需要加以调整。

(3) 物流各环节联接。

分隔开来的物流链上的各环节使整个物流链运作过程缺乏整个流程所需要的整合性、集成性, 物流节点间无法形成有效沟通合作的关系, 产生不了物流链的共生经济效应, 得不到整体的最优化;同时提高了各环节因寻找交易对象、信息等耗费的交易成本, 从而造成大量资源的严重浪费, 不利于节约成本和优化效率。需要使物流链各个环节有效衔接, 发挥其最佳的运转效能和整体效益来获得较好的竞争力。

(4) 物流信息共享。

当整个物流链关联组织进行物流活动的集成后, 信息就成为物流管理中的核心, 由于信任机制的不完善、不健全, 为了防止其他节点的投机行为和维护自身利益, 物流节点之间的透明度不够, 从而形成信息壁垒。需要物流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和及时处理才能促进物流活动有效进行, 保证正常运行, 同时应对各种变化。

(5) 基础设施建设。

物流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是物流快速发展和顺畅运营的重要前提。在物流信息化建设方面应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 但付出了较高成本, 所谓的电子商务多数是企业的数字化伪装, 信息的收集、利用和处理等业务效率低。物流基础设施、资源和系统等方面的不完善, 在为物流系统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的同时, 也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6) 运输。

运输是物流活动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活动, 也是物流作业消耗能源和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方面。不合理的货运网点和配送中心布局导致货物迂回运输, 增加了能源的消耗, 加剧了环境的污染;运输管理方法以及技术的变革也对环境造成了极大影响, 如集中库存增加资源耗费;而即时配送要利用充裕的运输网络, 不仅增加了能源消耗, 更多地破坏了周围环境。

(7) 储存保管。

一方面库存商品养护所采用的化学方法可能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另一方面, 一旦保管方法不当, 会使一些有害物品对环境构成严重的破坏。

(8) 包装。

包装既是产品生产的终点, 又是物流过程的起点, 有着保持商品品质、美化产品、提高商品价值的作用, 但目前大部分包装不仅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 而且严重地污染了环境。

(9) 装卸搬运。

贯穿物流活动始终的装卸搬运如果操作不当, 会发生货损以及环境污染, 而装卸搬运过程中产生的散状垃圾、烟尘等也不利于环保。

(10) 流通加工。

流通加工由于其具有较强的生产性, 会产生一定的物流滞留, 增加了管理费用, 另外不合理的流通加工方式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11) 交通组织。

交通拥堵大大降低了物流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运营效果, 不仅导致输送时效加长、运行线路的选择受到限制、带给物流运行过程中的更多不确定性因素, 而且增加了人工时间和成本, 从而增加了物流成本。

(12) 废物处理。

资源从供应地向消费地整个流动过程中, 废物出现于物流链的各个环节, 末端污染现象更为严重, 伴随着资源的消耗和能量的消耗产生很多污染环境的废弃物, 在废弃物处理方面, 各个节点由于价值观不同, 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对于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以及垃圾填埋等措施没有系统性, 整体局面较为零乱。

(13) 周围环境影响。

物流活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还包括应用先进技术产生的电磁波辐射污染, 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对人体非常有害, 影响到物流从业队伍的稳定性发展。还会对周围相关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4.3.2发展循环物流措施

基于循环经济的循环物流运作的总体目标是自然环境向社会经济系统输入的资源最小化, 社会经济系统提供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同时社会经济系统向自然环境输出的各种废弃物也达到最小化。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政府引导整合。

由政府机构牵头, 建立统一管理、统一运营的循环物流管理体系, 使原先较为零散的物流节点成为整合、凝聚的有机结合体, 从总体上考虑资源的合理利用, 并设置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 建立一致的废弃物处理原则。

(2) 相关活动规范。

在循环物流构建过程中, 物流活动的相关管理部门应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 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 规范社会物流活动, 促使企业采用低能耗、少污染的物流技术, 并进行废物回收与再生利用, 实现物流活动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共同优化。

(3) 节点培训机制。

加大各个物流节点和物流支撑体系的培训力度, 从概念、本质、运作机理到应用循序渐进地进行培训, 努力提高资源危机意识和环保意识, 把循环物流理念、管理思想及方法逐步深入每个与循环物流活动相关的个体中。

(4) 物流运作组织。

物流活动的规划、管理与执行, 由一定的组织来完成。不同的组织模式与职能分工, 对物流模式的运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资源利用和环境的影响也不相同。应整合物流的运作组织, 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目的。

(5) 市场快速反应。

以核心企业为首, 运用统一信息标准, 采用开放式、合作式、高度透明的信息系统, 对市场变化敏感反应, 迅速应对顾客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企业计划, 从而构建一条准确实时的精益物流链。

(6) 物流基础设施。

物流基础设施是承载物流作业的大型物流设施, 包括运输线路、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以及企业内部的仓库等。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社会经济系统、自然环境系统具有很大影响, 合理的设施布局可以减少迂回运输, 提高运输设备利用率, 进而减少废物与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

(7) 物流信息网络。

在国际互联网、区域公用信息网等平台上, 应用信息技术建立社会物流信息网络体系, 实现物流信息集成与共享, 加快信息传递速度, 减少物流活动的不确定性与盲目性, 从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与物质资源的消耗。

4.3.3循环物流系统类型

依据循环经济理论, 循环经济具体体现在经济活动的三个重要层面上, 以实现三个层面的物质闭环流动为首要目标。据此, 考虑循环物流系统的自身特点, 循环物流系统包括社会总体、产业链之间、企业内部三个层次的三种类型。

(1) 社会类型

社会类型的循环物流系统不仅包括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流活动, 还包括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的物流活动, 其系统结构如图4.1所示。社会类型的循环物流系统的目标是在一定时间内, 使得自然环境系统向社会经济系统输入的资源最小化, 社会经济系统提供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同时社会经济系统向自然环境系统输出的各种废弃物也达到最小化。

(2) 产业链类型

产业链类型的循环物流系统涵盖所有产业链上的企业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的物流活动, 其系统结构如图4.2所示。由于产业链节点企业组成的跨度或层次不同, 产业链往往由多种类型、多个国家的企业构成。同时, 产业链类型中存在若干个不同范围、不同类型的资源循环, 信息需求、相互交流量都比较大。因此, 产业链类型的循环物流系统与企业类型相比, 研究和构建均会有很大难度。

(3) 企业类型

皖三角后发突围 篇9

台商罗新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在苏州市场前线亲自督战，但产品供应仍将面临断货的风险。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再添加价值超过1亿元的200台设备，满足市场供应需求。”罗新发接受《支点》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年底，罗新发投资的这家企业——安徽绿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创精密”）落户安徽江南产业集中区，从洽谈到投产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江南产业集中区给了他开厂“直通车”式的服务。

一家企业投产之快，只是江南产业集中区招商引资的缩影。

2010年1月，安徽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这是全国首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安徽省将此政策化整为零，形成合肥滨湖新城、江南产业集中区和江北产业集中区三大战略支点。

由此，“皖三角”战略格局浮出水面。3年来，皖江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占安徽全省逾六成。“皖三角”已成为安徽赶超中部其他省份新的增长引擎。

一切从零开始

“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美最好的图画。”3年来，这句话屡屡被提起。在皖江示范区，“一张白纸”就是指的江北、江南产业集中区，其最大特色之一是：一切从零开始。

在2012年江南产业集中区一场大型招商推荐会上，台商罗新发有了来集中区创业的念头。“集中区政策优惠、发展空间大，园区发展速度很快，办事效率很高。”罗新发说，这是吸引他去那里投资的主要原因。

2012年12月，罗新发与集中区开始洽谈办厂一事。次年1月12日，他创办的绿创精密公司试投产。

罗新发坦言，公司团队对集中区进行考察后，仅45天，标准厂房交付使用，供排水、强弱电、供气、供热等配套工程建成，绿化同步完善。“从签约到开工生产前后不到60天。从开始着手准备到拿到正式文本前后不过10天，这种效率在外地可不多见。”他说。

在绿创精密生产车间，经过十几道操作工序后，一块块原本平凡无奇的铝块被裁剪成精致的3C产业成品。该公司首期建成的生产线正高效运转，生产出的手机零部件源源不断地发往各地。“苏浙一带是公司最主要的市场销售地，我们要加大设备投入，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罗新发称，自3月10日正式生产以来，销售市场一直供不应求，光代工费就进账上百万元。

江南产业集中区提供的资料显示，绿创精密投产后，每年给江南产业集中区至少要上交3000万元税收。更重要的是，以商招商。罗新发透露，目前他正计划将合作伙伴引入园区，完善手机零部件制造产业链。

罗新发“落子”江南产业集中区，只是招商引资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一季度，两个产业集中区合计签约项目投资规模已经超过800亿元。其中，江南集中区签约规模以上项目31个，总投资376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14个，总投资175亿元；已开工项目21个，总投资300亿元。而在3年前，这里还是长江南岸一片农田与丘陵交织的农地。

产城一体化

从合肥市区出发沿合芜高速南下，驱车50分钟，就来到了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的江北产业集中区起步区。

虽然江南与江北两大产业集中区相距约170公里，但两地放眼望去的场景却如出一辙：塔吊林立，桩机轰鸣，一栋栋工厂与安置房拔地而起，一条条柏油大道穿城而过……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呼之欲出。

在皖江沿岸建设承接产业集中区，推进沿江城市跨江联动发展，这被政府决策层和区域经济专家认为是示范区《规划》最大亮点之一。《规划》批复5个月后的2010年6月，江北、江南产业集中区拉开建设序幕，目标是按照产城融合、产城一体的理念，打造成为高端产业密集区、生态滨江新城区、改革创新试验区。

要想引得金凤凰，必先栽下梧桐树。在江南产业集中区，这里正欲打造全国最大的标准化厂房招商示范园区，真正实现“产业转移要标房，一步到位在江南”的目标。

罗新发就是这项政策最早的受益者。“园区的这些配套设施，对一家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来说很重要。”罗新发坦言，“提包就可以来产业园区开工厂，这对企业而言免去诸多不便。”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在多个论坛上推荐“皖三角”战略，他看好“皖三角”的发展潜力。

“‘标房’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不大，企业投资关键还是看优势政策与配套能力。”叶青接受《支点》采访时称。不过，他认为，只有把“标房”当作一个卖点，建成集中区最大亮点，企业老板才会记得住它。

按照江南产业集中区的规划，今年年底前，园区将建成道路100公里以上、标准化厂房100万平方米以上、保障房和安置房100万平方米以上，实现融资规模10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00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00亿元。

正是植下了梧桐树，在北京的这场推荐会上，江南产业集中区“吸金”逾226亿元。

但是，产业发展只是集中区建设的一个方面。“产城一体”才是集中区发展的上上之选。

今年6月27日，在江南产业集中区于北京举办大型招商推介会前夕，池州市委常委、江南产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权发做客媒体畅谈他的“产城一体推进新型城镇化”构想。

“光有工业化，没有城镇化，你这个城市就是‘空架子’。如果光有城镇化没有工业化，这个城市就是一个‘空心城’，这两者必须要同步的。”他说，在江南产业集中区，产城一体化不仅是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工业化支撑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降级”风波

在叶青看来，安徽将国家政策“下放”，做活“皖三角”，形成了安徽省内相距约170公里左右的“金三角”。

从区域地理格局上看，芜湖与马鞍山同城化、跨江联动江北产业集中区，是安徽省向东发展的排头兵和对接长三角的桥头堡；江南产业集中区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及武汉都市圈辐射的交集地带，地处池州、铜陵、安庆三市的黄金三角。

安徽学界深信，安徽谋划的“皖三角”战略，将是其缩小与其他中部省份差距的重要战略支点。

但直到去年2月，两个产业集中区由“省直管”变为地级市“代管”。集中区的“降级”令外界一度怀疑“皖三角”战略出现松动。

叶青也注意到两大产业集中区的“降级”。他认为，两大集中区改由地级市“代管”之后，地方政府利润“均沾”，这或将能提高地方的积极性，这样更容易把集中区做起来，比原来的体制好一些。

“原来是想‘省直管’，抛开当地的地级市，成为省政府的两块‘飞地’，现在看来比较困难，地方支持力度有限。”叶青进一步称，“降级”还给当地企业带来利好。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吕连生是参与皖江示范区规划编制的专家之一。他接受《支点》记者采访时指出，集中区实际上是安徽省政府从区域所在地市划出的一块“飞地”，厘清省市和集中区的关系成为开展工作的前提。一是集中区所跨地市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次是管委会的权威。

现在“降级”后，工作机制上可以显得更顺畅。“很多手续可以直接在池州当地办理，无需走省里办手续了。”罗新发表示，“降级”对企业而言是件好事。

更重要的是，在土地指标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两个集中区与所在地市之间的土地指标之争，已是公开的事实。虽然安徽省在升级层面上对土地指标进行了调控，但如何平衡芜湖市与江北产业集中区、池州市与江南产业集中区之间的土地利用，一直存在利益之争。

“现在全部由芜湖市、池州市管理，可以更好地协调解决土地利用的问题。”安徽省一位区域经济专家分析说。

跨区域合作难题待解

实际上，两大集中区在实现招商引资过程中已暴露出部分尴尬。

翻阅江南产业集中区的资料显示，每次在外举办大型招商推荐会，仅池州一市在大张旗鼓，而如何与安庆、铜陵两市形成跨区域协调联动，成为摆在两大产业集中区眼前的难题。

以江南产业集中区为例，其起步区37平方公里尽在池州市境内，隔江相望可见安庆，东边与铜陵市接壤。

池州一位当地市民伍晶晶表示，关起门来说，近年来池州市发展速度有目共睹。由于地理原因，池州与铜陵一直走得近，铜陵是资源型城市，池州是生态型城市，两者有较强的互补性，加上江南产业集中区与九华山国际机场均建在两市之间，“池铜一体化”更易操作。

“池州获利最大，这是肯定的，至少就业量会增加。用的还是池州的地，池州的土地收入会增加，或者土地所占股份会使池州轻松一些。”叶青称。

叶青还看到的另一短板是，两大产业集中区均建立在“生地”上，离城市有一定的距离，这使得外来企业生存发展存在一定问题。

“我们有的工业生产原料是从江苏昆山市购买的，当地还不能生产，”罗新发对“生地”上的新城颇有感触，称池州还应加大招商力度，完善园区工业生态产业链结构。

“至少要十年左右才会成为成熟的经济区，原因在于所依托的池州与芜湖的经济规模仍有限，其辐射能力不够强。”叶青分析说。

在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内对产业集中区的布局，一直存在争议。多位区域经济专家认为，产业集中区不应该布局在远离城市的“生地”上，而是邻近中心城市，一个依托合肥、一个依托芜湖。这样不仅有利于招商引资，还能借助中心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加快集中区发展。“现在变成以地级市管理为主，有一种回归到原来的感觉，是在‘回头’。”一位经济专家分析说。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张权发认为，从发展现状看，“一张白纸”从零开始，避免了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艰难，可以高水平地编制规划，高起点地定位产业发展方向，零障碍且大空间地促进区域发展。

皖江引擎

不可否认的是，“皖三角”战略已经成为安徽经济增长新引擎。

仅在2012年一年，皖江示范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8亿美元，占安徽省的70.4%。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3202个，实际到位资金3535.8亿元，占安徽省的67%。在2013年上半年，示范区实际到位资金2187.2亿元，占安徽省70.7%。

但皖江示范区的带动力，不仅仅体现在区域经济的拉动上。在安徽省的战略布局上，以合肥、芜湖为双核，北连蚌埠、宿州，南连宣城市，构成安徽省发展的“纵轴”，从马鞍山到安庆的沿江一线是“横轴”，两条轴线在江北产业集中区“十字交叉”。

按照国务院批复的《皖江示范区规划》，在这个纵横轴相交的区域内，芜湖与马鞍山同城化发展，与江北集中区跨江联动，建设现代化组团式滨江大城市，将会构建一座拥江发展的千万人口特大城市。放在整个长江经济带来看，这座跨江联动的特大城市，将是继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之后，跨江发展的“长江第五城”。然后，再与合肥经济圈形成“双核并立”格局，共同牵动安徽发展。

从与国内其他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相比的角度来看，叶青认为，安徽设立产业转移示范区，提高产业配套能力，能够尽快实现产出。两大产业集中区的产业发展存在差异化，有利于丰富安徽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安徽作为长三角腹地的发展。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辉做了一个对比分析后认为，近几年来，安徽的战略新兴产业呈爆发式增长趋势，其中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分别增长31.8%、81.5%，安徽的后发产业优势已成为中部其他省份的标兵。

叶青表示，湖北武汉、宜昌、襄阳是“鄂三角”，是拉动湖北发展的三大引擎。“武汉市获得的中央政策投入颇多，湖北省应该尽可能地参照中央给武汉的政策，给予宜昌、襄阳支持。这也是安徽支持江北、江南集中区的原因——有重点地建设经济示范区。”他说。

探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 篇10

后发劣势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首先提出, 是指后发国家模仿技术容易, 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 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可以获得短期的增长, 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 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 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

林毅夫教授则认为, 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发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先发国的管理经验等, 来实现本国经济快速发展, 这就是后发优势。笔者认为, 后发劣势不仅存在于制度上, 技术也存在后发劣势, 此外还应包括赶超战略。

二、制度引进的后发劣势

(一) 计划经济体制的后发劣势

建国之初, 中国经济“一穷二白”, 没有多少工业, 农业也不发达, 科技水平也不高, 又缺乏建国经验和发展经验, 因此中国引进了“苏联模式”, 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政府在全国范围有效调动资源, 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体制保障, 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后来被迫放弃了计划经济, 但在推行工业化方面, 计划经济是非常成功的。

相对于短期的资本与技术的显性收益, 中国在长期的制度引进上付出了巨大代价。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一是经济管理和决策权过度集中;二是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三是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四是长期封闭或半封闭, 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建国之初, 中国领导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僵化性以及中苏两国的国情差异, 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长期低迷, 人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消磨殆尽。

中国经济后来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 但由于路径依赖, 改革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1956年后, 中国经济便长期处于波动状态,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被西方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危机”, 十年“文革”期间, 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几乎是按照领导人的个人意愿进行, 造成了巨大混乱,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正是引进了不合理的制度, 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失败的制度创新, 使得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

(二) 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发劣势

改革开放后短短三十年, 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增长, 被西方称为“中国奇迹”。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果断摒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可以获得更好的技术和改善资源配置, 使中国经济实现动态增长。

但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弊端, 即市场失灵, 如分配不公、外部效应、失业、经济波动等。实践证明, 中国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后, 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愈加不平衡, 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制度引进的另一种劣势来自制度引进不完全。一方面, 中国的改革只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制度, 却没有引进政治制度, 即宪政体制, 这就存在市场经济制度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磨合问题。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只适合于宪政体制, 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市场经济体制确实存在一定的制约, 如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法制不健全等。另一方面, 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 改革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例如土地产权不清晰影响土地自由流动, 金融体制不健全制约中小企业融资, 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影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等等。

三、技术引进的后发劣势

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 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建国之初, 中国通过接受苏联的援助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改革开放后, 中国通过引进外资, 加快技术变迁速度, 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但是技术引进的不足之处非常明显。一方面, 引进的技术并非核心技术或最新技术, 而是发达国家即将淘汰的技术, 并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只将其价值链中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环节转移给发展中国家, 将自己集中于价值链中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 这造成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中国虽以“制造业大国”著称, 却处在加工制造这个最低端环节, 利润最微薄, 附加值最低, 产业链里最赚钱、最关键的环节几乎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此外, 发达国家依靠技术的先发优势, 迅速垄断新技术领域, 使自己的技术标准成为行业标准或国际标准, 强化竞争优势, 因此只依靠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赶超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 技术创新要投入大量资金, 而且风险较高, 发展中国家普遍在研发领域投入较少, 很多领域如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 主要都依赖进口。过多依赖技术引进与模仿也会造成技术创新的惰性, 陷入“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恶性循环。

四、赶超战略的后发劣势

(一)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后发劣势

苏联凭借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很快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新中国也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不到三十年就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并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过程中, 中国长期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 严重抑制了农业发展。为了支持城市工业, 农产品价格严重低于工业品价格, 大量资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1952—1990年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获取的资金就达8 707亿元, 如果税收和储蓄渠道也考虑在内, 并去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 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资金达1万亿元。”[1]此外, 政府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 甚至还把很多城里的知青下放到农村。长期如此就形成了至今仍然制约中国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要素生产率、资本积累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 都远远落后于城市, 而且差距至今仍在扩大。

(二)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后发劣势

二战后, “亚洲四小龙”依靠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腾飞, “东亚模式”引起世界关注。改革开放后, 中国也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既拉动经济增长又弥补外汇缺口, 维持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增长。

出口为中国经济的贡献巨大, 但出口导向型赶超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制约正在显现。一方面, 长期依靠出口, 使经济的需求结构长期不平衡, 内需不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另一方面, 长期依靠出口存在较大风险, 给国外经济危机提供了输入机制。如果主要贸易国和外商投资国经济不景气, 就会直接影响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 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此次金融危机中, 国外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口贸易受到重挫, 进而拖累整个经济。另外, 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人民币仍有升值趋势, 中国劳动力和资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递减, 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向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转移, 中国的外贸摩擦也越来越多, “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逐渐下降, 出口导向也非长久之策。

五、总结与启示

1.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安排不仅是重要的, 对任何国家的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模仿制度不能生搬硬套, 必须结合本国国情, 中国曾在制度模仿上吃过亏, 付出过巨大代价。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是一次伟大创举, 成功之处在于结合中国国情采取渐进的转型战略。面对众多问题, 今后中国还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并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把政府工作重点从直接干预经济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 更重要的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使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相协调, 给市场经济提供更完善、更健全的制度保障。

2.技术引进要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技术引进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不可能实现超越, 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赶超。自主创新是经济保持永久发展的唯一动力, 也是克服后发劣势的有效途径。一方面, 中国可以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模式, 引进先进技术知识的同时, 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创新能力;另一方面, 中国可以在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上提高自主创新, 抓住主动权。例如, 传统的汽车行业中国虽然落后世界水平, 但是比亚迪公司稳稳抓住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创新, 不仅创造了中国自己的品牌, 而且技术领先于世界水平。只有真正实现“中国创造”, 才能真正实现赶超。

3.实施均衡的赶超战略。建国之初,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 使中国经济长期畸形地发展。改革开放后, 出口导向型战略又造成内外需结构严重失调, 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的长期经验表明, 失衡的赶超战略只能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 却无法实现长期发展。因此, 中国要从非均衡赶超模式向均衡赶超模式转变。过去长期受到抑制的农业部门, 要加快升级步伐, 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 实现劳动力按第一、二、三产业顺次转移, 彻底改变畸形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内需长期不足、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失衡结构, 要逐步将需求从外需为主转为内外需平衡, 依靠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建国短短六十年, 中国就作为后发国成功崛起, 有太多经验需要总结, 认清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成就———优势与劣势并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仍然是一个后发国家, 中国的赶超之路任重而道远。中国应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通过深化改革和发展来避免后发劣势, 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金秀, 郑志冰.工业反哺农业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J].商业时代, 2007, (32) .

[2]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 (1949—1976)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