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配额

排放配额（精选四篇）

排放配额 篇1

1 研究方法和主要假设

本文分别在无控排缓冲期和有控排缓冲期情况下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总排放情况进行假设和分析, 以确定历史法在假设情况下对区域总排放量的影响。

1.1 确定节能目标与减排目标的一致性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有以下3个: (1)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例从2010年的8.3%提高到2015年的11.4%; (2)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 (3)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17%.由此可见, 我国的节能目标与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几乎趋于一致。因此, 假设企业的历史能耗下降水平与碳排放下降水平一致, 可获得企业的历史碳排放数据, 即本文中的节能比例等于减排比例。

1.2 企业减排期不同阶段的确定

本文中涉及到的时间概念假设分为4个时间段:完全历史排放期、配额历史排放期、控排期和控排缓冲期。这4个排放时期的具体说明如下。

1.2.1 完全历史排放期

完全历史排放期是指决定配额发放的历史年份之前的年份,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特指2006—2010年。

1.2.2 配额历史排放期

配额历史排放期指决定配额发放的历史年份, 本文特指2010—2012年, 这也是目前已开市的碳交易试点地区所选择的年份。

1.2.3 控排期

控排期是指只实施强制减排的年份, 本文特指2013—2015年, 该时间段也是中国碳交易试点地区的第一减排期。

1.2.4 控排缓冲期

控排缓冲期是指第一批控排企业在明确被纳入控排企业前的过渡期, 本文特指2012年。

1.3 企业类型的设定

根据企业历史节能减排的力度, 将企业分为普通企业、激进企业和保守企业。此三类企业的具体描述如下。

1.3.1 普通企业

在保证守法的情况下追求减排投入最小化, 此类企业较为普遍, 实施减排主要是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 所以, 无论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何, 该类企业只会按要求的控排量严格完成指标。

1.3.2 激进企业

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 追求减排成果最大化, 此类企业多为行业领先的先进企业, 或对企业社会责任非常重视的企业。本文假定其减排量高于政府规定的10%.

1.3.3 保守企业

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体现为节能目标未达标的企业。本文假定其减排量低于政府规定的10%.

1.4 企业减排趋势的设定

为了简化计算, 假设企业从“十一五”期间开始实施减排, 历史排放期内每年的平均排放下降目标为8%, 控排期、缓冲期为5%, 控排区在Business As Usual (简称“BAU”, 正常工况, 无控排约束) 时为3%, 实施控排后提高到8%.假定各有普通企业、激进企业及保守企业三家, 200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均为1 000 t。

2 无缓冲区情况下各类企业的总排放

基于上述假设推算结果表明, 在实施碳交易制度后, 所有企业的累计总排放 (21 631 t的CO2e) 相比于BAU情况下的数值 (21 725 t的CO2e) 有所下降, 但无论是总排放量, 还是所获得的配额量, 保守企业和普通企业都高于激进企业。对比保守企业与激进企业可发现, 虽然保守企业的累计总排放比激进企业多401 t, 但其获得的配额反而比激进企业多145 t, 这是历史法进行配额分配的缺陷所在。

3 有控排缓冲区情况下各类企业的总排放

在没有实施碳交易的情况下, 普通企业在排放控制期的排放下降目标为5%, 激进企业和保守企业的排放下降分别为5.5%和4.5%.根据历史法分配原则, 该年度的排放越高, 所获得的配额越多, 企业获得的碳资产收益也越多。推算结果表明, 虽然三类企业的总排放 (21 951 t的CO2e) 相比于BAU情况下 (21 951 t的CO2e) 的排放量有所下降, 但保守企业碳交易前、后的排放量相差仅28 t, 保守企业在实施碳交易后的累计总排放反而比BAU情况下更高。

4 历史法修正方案下各类企业总排量

采用历史法进行配额分配的主要问题在于配额分配是基于历史排放的, 历史排放高则给予企业的配额分配高, 减排激进的企业会因历史排放低而得到较低的配额, 这对积极减排的企业有失公平。因此, 在分配时, 应考虑激进企业的历史贡献。

4.1 历史排放基准线参数的引入

据前文所述, 引入历史排放的基准线后, 企业在分配配额时可引用此参数对配额进行重新分配, 以实现配额分配更加合理的目的。企业在某一年的历史排放基准线参数k的计算方法如下:

根据式 (1) 计算可得, 在本文中历史排放期普通企业的k值为0, 激进企业的k值为-0.8%, 保守企业的k值为0.8%.

k值作用于配额分配的方法如下:

如果某企业采用历史法得出的配额为a, 则采用历史排放基准线参数修正后配额b的计算方法为:

式 (2) 中:b为修正后的配额;a为历史法得出的初始配额;为历史期可获得节能数据的年份。

4.2 修正结果

根据采用历史基准线参数对配额分配进行修正后的推算结果表明, 在保证总配额分配、总排放不增加的情况下对配额进行重新分配, 可使激进企业获得的配额从修正前的1 610 t的CO2e增加到1 690 t的CO2e;保守企业的配额可从修正前1 755的CO2e降至1 673 t的CO2e。减排积极的企业分配配额多于保守企业, 配额分配更加合理。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历史分配法进行具体分析, 得出了历史分配法对各种企业在总排放上的影响, 并引入了历史排放基准线参数对配额分配进行修正, 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采用历史法进行配额分配时, 无论从总排放, 还是所获得的配额看, 保守企业和普通企业都要高于激进企业, 即企业前期的积极减排会导致获得的配额减少; (2) 在存在控排缓冲区的情况下, 用历史法进行配额分配时, 会导致该时间段内的减排效率大大降低, 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累计总排放高于BAU的情况; (3) 采用历史基准线参数对配额分配进行修正计算后, 在保证总配额分配和总排放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对配额进行了重新分配, 使激进企业获得的配额多于保守企业, 从而使配额分配更加合理。

参考文献

[1]彭斯震, 常影, 张九天.中国碳市场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J].资源与环境, 2014, 24 (9) :1-5.

排放配额 篇2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签订,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各国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 该市场也不断发展成熟。大多数国家都抓住这一契机, 努力实现本国减排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如欧盟于2005年启动了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排放贸易体系, 实现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间的结合, 其交易金额占到全球总量的75%。[1]美国虽然拒绝参加这一公约, 但其气候政策也以节能减排为方针。从2009年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可知, 美国国内制定了分阶段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提出以2005年为基准, 202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须降低17%, 至2050年排放量须降低83%的目标, 并将仿效欧盟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而我国虽然是全球核证减排量 (CERS) [3]一级市场中最大的供应国[4], 但由于缺乏自己的交易市场, 在碳排放权交易的游戏规则及交易价格形成中没有话语权, 只是以极低的价格将核证减排量卖给国外企业, 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微笑曲线末端。而事实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所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未对后京都时代的各国减排义务做出实质性安排, 但是从未来国际气候大会的谈判走势来看, 全球减排已是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 [5]也必然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因此, 与其对碳关税等贸易壁垒进行反对, 不如尽早构建国内碳交易平台及相关法律制度, 逐步在这一国际交易中掌握主动权, 既有利于十二五规划中环保目标的实现, 也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要求实现碳排放资源的最优配置

碳排放权交易及其配额分配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也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在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目前资金和低碳推广技术是制约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而逐步市场化的碳排放交易行为, 可为我国应对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国家发改委CDM项目管理中心统计显示, 截至2008年12月23日, 我国已有82个项目的0.96亿吨经核证减排量获得国际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签发, 这为我国企业带来的直接收益已达近7亿美元。[6]因此, 建立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就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实现碳减排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达到环保和经济升级的双重目标。

诚然,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一项及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法律、政策、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而其中, 对碳排放权配额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 是整个交易机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且是保证交易市场成功运作的基石。因此, 下文将以对碳排放权配额分配为重点,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其运作基础、制度设计、操作流程及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关系等。

三、建立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应以行政许可为运作原理—法律界定毋庸置疑, 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现已成为国际市场中极为稀缺的资源, 从而使其拥有了一定的价值、价格, 也就促成了交易的发生。那么, 在进行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时, 首先应该解决的就是碳排放权分配的法律界定问题。法律地位和功能的界定对资源配置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7]只有对配额分配在法律上的运作原理进行明晰, 才能降低社会成本, 并保证后续交易的顺利进行。

结合国内外的有关实践和我国实际情况, 可对碳排放权配额分配作出如下界定:它是由政府环保部门对于企业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进行的一种行政许可, 持有排放配额的企业拥有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法定方式和途径排放不大于被许可量的温室气体, 和在节余时进行碳排放权配额交易的权利。但是, 当许可申请出现欺诈等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是企业实际运营出现应被撤销配额许可的事项时, 环保部门有权撤销配额许可。

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本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许可, 但由于其独特的生态属性和社会公益属性, 对其实际许可、分配时也应有自己的特点。第一, 它以市场为主导进行分配和交易, 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此, 在确定许可分配的具体数量时, 应当充分考虑各个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运作成本和发展潜力;对于可能运用高科技的新型企业和污染严重的传统企业予以不同的配额分配, 并对其未来竞争力的变化趋势作出相应评估。[8]第二, 由于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许可具有环保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示范———推动效应, 必须使公众意见成为决策制定中重要的一环, 把公众参与提升为公众决策。此外, 还应给予率先实行减排、交易的企业一定的优惠, 并对新加入的企业作出相应规定。

(二)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分阶段确定排放总量目标—分配前提

排放权初始配置是指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 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的一种分配行为, 它是进行有效配额分配的前提条件, 也是决定“排放池”资源总量和交易水平的重要因素。[9]事实证明, 排放总量超过或低于实际需要, 都不利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交易市场的持久繁荣。若排放总量过低, 减排目标过高, 势必会给企业造成较大的减排成本和节能压力, 影响企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若总量大于实际需要, 减排目标过低, 又会导致碳交易市场的萎靡甚至是虚置。因此, 在制定总量目标时, 必须充分考虑一国当前的环境容量、排放情况和未来科技减排可能达到的水平, 寻求可行区域的最优化选择, 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 既能保证企业的正常盈利, 又能促进节能科技和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

此外, 我国还应借鉴德国等国的经验, 采取分阶段推进的总量控制形式, 规定以十年为一个减排期, 首先为2012年到2022年确定总量目标, 如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2年减少20%, 下一个减排期的总量目标可根据上一阶段的执行情况相应提高, 并以此类推, 按这种模式逐步推进

(三) 合理设计分配制度—分配方式及许可流程

分配制度是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法律制度的核心, 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可供排量和利益分配。目前各国碳排放权的分配制度依是否需2011年第11期中旬刊 (总第462期) 时代Times要支付费用可分为无偿取得和有偿取得, 有偿取得又可分为固定价格取得和拍卖取得两种方式。[10]在我国, 国家环保部门应当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现阶段的减排目标、企业科技水平和市场活跃度预期等进行立法上的科学分配。

首先, 在分配方式的选取上, 应当采取从无偿划拨到有偿购买方式的转变。碳交易市场建立初期, 鉴于调动各参与者的积极性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需求, 应按照祖父分配法[11]对排放配额进行分配, 对满足条件的企业无偿划拨当年的排放配额。企业若通过节能减排、技术革新实现配额节余, 则可将节余指标或保有、或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对于超额排碳的企业, 则必须按照规定购买超过的数额。当然, 为保证企业交易的积极性, 超额配额购买的成本应当小于或等于企业自身治理碳排放的成本。当市场较为成熟后, 分配方式更需体现企业的公平竞争和经济效益, 应逐步降低无偿划拨的数量, 提高有偿购买的配额比例。至于购买的方式, 可采用招标、拍卖、协议认购等。总之, 应从各个阶段市场机制最重要的需求出发, 采取渐进方式, 逐步实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购买的过渡。

其次, 上文已经提到, 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在法律上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 即应遵循“申请—许可”的分配流程, 但由于配额本身缺乏严格的界定标准, 实际许可的运作就必须兼顾这一特点。因此, 宜采用“申请—评估—听证—批准”的许可流程:

第一, 由企业向主管碳排放交易的环保部门提出配额分配申请, 由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形式审查后进行公示;第二, 进入公示的企业向环保部门指定的专业评估机构申请评估, 由评估机构根据祖父分配法来确定可行的排放数额, 并将这一意见反馈给环保部门;第三, 环保部门将评估数据公开并召集听证会, 由各利益相关主体充分讨论数额分配的合理与否, 并形成听证报告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第四, 环保部门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意见及听证报告, 审核并批准一定的排放配额;第五, 通知企业并向社会公示。

此外, 环保部门还应对企业的排放配额进行年度审核, 根据企业当年排放状况、交易状况等对排放数额进行动态调整。例如若企业将过多的节余配额保有而不进行交易, 则应相应地减少其配额分配, 以促使企业积极参与排放交易, 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整体减排目标的实现。

(四) 配额分配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关系—制度衔接

目前, 我国参与碳排放权全球交易的主要途径是清洁发展机制、核证减排量的交易以及相关金融中介服务。据有关专家测算, 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 中国已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因此, 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以及作为其基石的配额分配法律制度, 必须考虑如何将其与基于项目进行交易的清洁发展机制有效衔接。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下的一种双赢减排方式, 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 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 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 向其他国家出售。但是, 国内企业低价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权, 低成本的CDM项目已成为西方投资机构眼中的“廉价肥肉”, 例如, 国家发改委规定二氧化碳保护价是8~10欧元/吨, 而国际市场价格是13~14欧元/吨。国际上的一些碳买家低价从中国购买企业的碳排放量, 再转手卖掉, 就能获得超过30%的利润, [12]这样的交易模式极大地了损害我国碳交易的收益权;最后, 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和规避项目交易风险等。因此, 由于种种不确定性, 中国碳排放交易的长远重心应是国内碳排放交易机制。在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立之初, 清洁发展机制应与配额分配机制相结合, 统筹国际、国内配额资源, 不仅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节能技术, 更能提升国内企业的减排积极性。当碳排放市场相对成熟后, 我国的重心就应转移到国内碳排放交易机制, 建立自金融Finance NO.11, 2011 (Cumulativety NO.462) 己的分配及交易体系, 不断提升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的话语权。此外,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我国中西部地区可以开展清洁发展机制, 以达到整体减排的目的。

四、结语

目前, 《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尚未对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方案达成共识, 各国都有可能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减排策略。但是, 从长远来看, 中国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局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中国最终要加入减排行列。面对这样的趋势, 我们应当尽早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和配额分配制度, 对接国际战略。只有从国际化的视野提升我国的减排实力, 才能增加我国在这一国际环境贸易中的话语权。

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其他各个要素, 如交易监管、融资方案及配套措施, 特别是统一交易平台的形成, 都需要法律对其加以设计和构建, 使这些要素有机形成碳排放交易机制这一复杂而高效的网络。在这一机制的逐步构建和完善中, 我们应当进行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 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促进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冷落生:《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0年第7期。

[2]新华网:《美众院艰难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28/content_11612795.htm.

[3]核证减排量, 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的英文缩写。核证减排量是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中的特定术语, 指联合国执行理事会 (EB) 向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颁发的经过指定经营实体 (DOE) 核查证实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只有联合国向企业颁发了CER证书之后, 减排指标CER才能在国际碳市场上交易。

[4]根据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公布的数据, 我国注册项目671个, 占全球总数35.15%, 获得的合法CER1.686亿吨, 占总量47.51%, 项目数量和减排数量均居世界首位, 排第二的是印度, 第三是韩国。

[5]有关研究预测显示, 虽然我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很低, 但是年排放总量却已经超过全球总量的10%, 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户, 并有可能在2010～2020年间成为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参见张坤民, 何雪炀:《气候变化与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展望》, 《世界环境》1999年第4期。

[6]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清洁发展机制在全球范围及我国的进展概述》, http://www.cdmfund.org/list_detail.asp?ID_ID=IDID090226101751165802.

[7]参见洪名勇, 施国庆:《论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参见李蜀庆, 张香萍:《论建立我国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0期。

[9]李挚萍:《<京都议定书>与温室气体国际减排交易制度》, 《环境保护》2004年第2期。

[10]参见任捷, 鲁炜:《关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构想》,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

[11]祖父分配法是指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或者相应的可以印证排放量的相关数据, 或者在历史数据无法取得的情况下根据目前的排放量推算, 来确定分配给每一企业或者其他个体的碳排放权数量。

排放配额 篇3

关键词：最优经济增长模型,排放配额,配额分配原则,未来需求,前瞻性原则

碳减排已成为热点问题,学者们也对碳排放权分配原则开展了大量研究。Bohm等提出净人均减排费用均等化的分配方案有利于短期公平,而基于人口规模的初始配额分配方案有利于长期公平[1]。Kverndokk提出按人口规模分配排放权配额是一个较好的方案,具有公平性和可行性[2]。Janssen等改进了人均排放权均等方案,同时考虑了人口规模、GDP水平和能源使用量对排放权配额的影响作用[3]。Cramton,Kerr认为拍卖形式优于世袭制(Grandfathering)配额分配原则[4]。Rose和Stevens(1998)对气候保护政策中排放权配额分配的公平性进行综合比较[5]。Miketa等基于公平角度对全球9 大区域,按人均排放机制和排放强度原则进行了配额分配比较[6]。在国内,徐高玉等按人口、GDP、人口和GDP组合的分配准则对全球各区域未来碳排放权进行了计算和分析[7]。陈文颖等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础,提出了碳排放权的“两个趋同”分配方法[8]。王铮,吴静等考虑历史累积碳排放量,以1860 年、1900 年、1990 年分别作为历史排放起点年,模拟了全球合作减排的配额公平性和方案有效性[9]。丁仲礼提出应基于未来碳排放配额来分配碳排放权[10]。郑立群构建了公平与效率权衡模型,对中国各省碳减排责任进行了研究[11]。

以上研究多是基于全球尺度对国家配额方案进行分析,鲜有更小尺度上的配额分配与比较,且多数方案未考虑经济、未来能源需求等因素。对此,本文在更小尺度下,基于分配公平和效率原则,依据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获得的碳排放需求量,综合考虑5 种配额分配原则下30 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配额,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公平发展为目标,比较分析各种排放权分配方案,试图选出最优原则,为中国省区碳排放配额分配框架的设定提供参考,并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碳税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基础和借鉴。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 1 各省区碳排放量估测模型

由于区域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相关,因此针对两者建立模型,首先确定各省市的经济增长趋势,继而得出各年的GDP和能源消费量,再根据未来的能源结构和分品种能源碳排放系数,得到未来若干年的碳排放量。经济增长趋势的确定基于碳排放动力学模型[12]计算,并推算出经济平稳增长下各省区的经济最优增长率[13]。

其中,A0和v为初始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 α 与γ 分别为资本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τ 为能源强度,即能源投入与经济产出的比; N0、n、ω 分别为初始时期的总人口、人口增长率以及劳动参与率; σ、ρ 为效用函数中的参数; ε 为折旧后剩余比例; θ 为进口比例与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的乘积,指能源综合成本。

模型(1)中,初始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资本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由回归估计计算。σ,ρ 根据各省市历史增长数据与理论上的最优增长率校正得到,固定资本折旧率为9. 6% ,ε = 0. 904,劳动参与率 ω 参照王金营等的预测值[14]。

当社会经济达到稳态时,产出与消费需增长速度相等。式(1)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最优经济增长率,由下式计算获得未来经济总量,即:

其中 τ 表示能源强度,Y表示经济总量,E表示能源消费量。

根据最优经济增长率获得的经济总量,结合能源强度式(3),可获得各省市自治区未来的能源消费量E. 并通过未来能源结构和各能源品种系数获得未来能源碳排放需求量:

其中M(t),E(t) 分别为第t年的能源碳排量和能源消费量。φc,φo,φg分别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排放系数,Stc,Sto,Stg分别为t年煤炭、石油、天然气所占的能源比例。由于能源消耗的排碳量与其含碳有关,可以认为不存在地区差别,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采用朱永彬等的测算值,分别为1. 0052、0. 753、0. 6173(每单位标准油所释放的单位碳等价物)[15]。

1. 2 碳排放配额分配原则及模型

通过国际上碳排放分配原则的优劣比较,本文选取适合中国省区碳配额分配的几种原则,即基于排放、人口、GDP、支付能力以及综合考虑人口和GDP的原则。

对全国30 个省市自治区配额量计算的5 原则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MQTi和MQT分别表示省区获得的配额和全国总配额,x为不同分配原则所采取的指标(碳排放量、经济总量、人口总量),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t0和T分别取2010 年和2050 年。

在前瞻性原则、GDP原则和人口原则下,x分别代表碳排放量、GDP和人口指标; 在支付能力原则下,x由式(6)指代:

在GDP-人口原则下,式(5)的具体形式为:

式(6)和式(7)中,P和GDP分别表示人口和经济总量。

1. 3 数据来源

能源消费量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能源强度的时间走势通过对中国各个省区1995 ~ 2005 年的能源强度进行拟合得到。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区统计年鉴(1980 ~ 2010),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资本存量均换算为2000 年的可比价格。其中由于资本存量没有直接数据,本文沿用了张军,吴桂英等对永续盘存法中各变量的解释和相关参数的测算[15]。能源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80 ~ 2010)。劳动力采用各省统计年鉴(1980 ~2008) 中的年底从业人员数,未来人口数据根据历年人口变化规律通过逻辑斯蒂模型预测得到。

2 省区碳排放需求量、配额分配结果与分析

2. 1 中国省区未来经济总量及碳排放需求量

由模型(1)获得未来各省区最优平稳经济增长路径,根据式(2)、式(5) 获得未来各省区及对应的经济总量和碳排放需求量,由于涉及中国30 个省区2010 ~ 2050 年的估测数据,数据量较大,本文仅列出2050 年的数据,如表2所示。

从表2 可以看出,全国各省区中,人口量最多的是中部地带的河南省,其他人口达到1 亿以上的省份还有东部沿海地带的广东省,西部的四川省。通过东西部经济总量的比较分析发现,在未来的经济平稳增长的过程中,各省区在允许碳排放量自由排放的情形下,获得的经济总量的差距将会不断增大,并形成东西两极分化的格局。经济总量基本按东、中、西呈阶梯式递减,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经济总量普遍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带。全国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的省份有18 个,突破10 万亿元的省份有11 个。碳排放需求量中,碳排放需求量最多的是能源大省山西省,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和河北省的碳排需求量均达300Mt C以上。其中,西部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直辖市中的重庆,天津,北京,以及海南省和黑龙江省的能源碳排放需求量都低于50Mt C。与2010 年的碳排放需求量相比,西部地带的大部分省份碳排放量都有所上升,到2050年区域之间的碳排放量差距相对缩小。

2. 2 中国省区碳配额分配结果与分析

根据公式获得未来前瞻性原则、GDP原则、人口原则、GDP-人口原则以及支付能力原则下2010 ~ 2050 年累积碳排放权配额,结果见图1 ~ 图5。

(1)前瞻性原则

由图1 可知,前瞻性原则下省域分配的碳排放配额较均匀,大部分省份处于图中二级水平。在此原则下辽宁、河北等的配额量大于其他原则下的配额量,处于全国前三位和后三位的省份分别是:河北、山西、山东,海南、青海、甘肃,从中可见在前瞻性原则下分配配额较多的是能源大省。东部沿海地带的配额量较多,其中配额量分配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和山东省。以第三产业发展为主的海南省由于其未来碳排放需求量很少,其配额量分配也是全国最少的。老工业基地辽宁,历史经济基础较好的广东省碳排放需求量保持了以往的趋势,故其配额量较多。中部地带中产煤大省山西省的配额量高于其他省份,配额量在全国居第三。西部地带中内蒙古分配的配额量较多,青海分配的配额量最少,这与青海未来经济发展较慢碳排放需求量相对较少有关。直辖市中上海的配额量最高,可见其未来碳排放需求量也更多。

(2)GDP原则

由图2 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所分配的配额量要大于其他原则下的配额量,碳排放权配额较大的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带。其中江苏省,广东省配额量都超过9000Mt C,而山东省的配额也超过了7000Mt C,分居全国前三位。与其他各原则下相比,西部地带的省份在该原则下的配额量最小,说明该分配原则会使区域差距加大,导致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尤其是西部省份的配额量更少,从而限制其未来经济的发展。

(3) 人口原则

由图3 可知,在人口原则下配额分配较多的省份有河南省,四川省等省,这些省份都位于第三等级上,配额量都低于6000Mt C。该原则下的配额量大于其他四大原则下配额量的省份有海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河南省和黑龙江省,其中除海南省在东部沿海经济带外,其他四个省全部分布在中部地区,表明按人口原则分配碳配额对中部地带最有利。而西部地带的省区由于经济和自然因素,其历来人口较少,在这一原则下所分配的配额量也较少,但优于GDP原则下所分配的配额量。

(4)GDP-人口原则

由图4 可知,在GDP-人口原则下,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几大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区域内部配额差距相对其他原则要小,其配额分配较为均匀,且并没有出现超大值和超小值的极端情况。结合图4 可以看出,该原则下配额量较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带,配额量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其次为江苏省,山东省。主要原因是这些省份经济基础较好,GDP总值远大于其他省份,加之人口规模也较大,从而分配的配额量较多。西部省份中青海,甘肃等省由于其GDP过低,人口规模也较少,其分配的配额量也较低。

(5)支付能力原则

由图5 可知,在支付能力原则下,直辖市除重庆,东部地区除河北外,其他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地带的省份所分配的碳排放权配额量普遍低于其他四个原则,中部地带的省份在这一原则下分配的配额量较为均衡,西部地带除内蒙古分配的配额量远低于在其在前瞻性原则下分配的配额量外,其他西部地带的省份分配的配额量则普遍大于在其它四大原则分配的配额量。从图5 可以看出配额量最大的省份是四川省,达到7544. 45Mt C,远超过其他省份。其次为河南省,河北省,云南省,贵州省,其配额量超过4000Mt C,位于第三等级上。可见在该原则下西部省份分配的配额量相对较多,这意味着西部地带在未来的碳交易市场中可以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来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从而促进其技术水平提高,进入减排与经济同时发展的良性循环。不过,对于碳排放需求量较大,经济发展也较低的省份则有一定的减排压力。

3 讨论

①中国是一个省际差异非常大的国家,各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均存在程度不等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从而导致区域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注重经济增长则难以避免环境污染,反之,则可能失去高能耗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而导致区域资金缺乏而无力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如何合理解决这个困境,对中国减排目标的顺利完成和中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②各省区的碳排放权配额随分配原则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各种分配结果均有其逻辑正确性。总体而言,碳排放权分配过程中,公平性是总原则,但因对公平的理解不同而存在分歧。一般可将碳排放权分配原则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分配的公平原则,重点关注减排责任分担的公平,可衍生出平等主义原则,支付能力原则等;二是基于结果的公平原则,重点关注区域减排后的福利变化,可以衍生出补偿原则等;三是基于过程的公平原则,重点关注碳排放权分配过程的公平,可衍生出市场原则等。理解不同的分配原则将有助于制定中国各省区碳排放权分配方案。

③中国减排目标的完成依赖于各省区的共同减排行为,而各省区的减排动力又取决于各省区的减排责任划分。基于此,为调动各省的减排积极性,提高减排效率,中国在设计未来碳配额分配方案时,需准确估测未来各省区的碳排放需求量,并针对不同的区域特点制定不同分配方案,力争达到减排总体效益最优。

4 结论

基于未来需求角度,从前瞻性原则、GDP原则、人口原则、GDP-人口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角度,对各省区的排放配额进行了分配。结果表明:

①在前瞻性原则和GDP原则下,东部沿海地带经济发达的省区和能源消费碳排放大省所获得配额较多,这样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冲击,有利于未来经济平稳地增长。在人口分配原则下,中部地带的人口大省河南、东部沿海地带的山东、广东所获碳排放配额较多,有利于碳排放在人均意义上公平、平等。在支付能力原则下西部地带的省份获得的配额较多,可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到发达省份,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排放配额 篇4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任务, 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新的产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确定深圳、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广东和湖北七省市作为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 并要求各试点省市研究制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而截止2013年12月底, 7个试点省市中先后有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等五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五个碳交易试点2013年初始分配的配额数量合计约7.5亿吨, 若考虑储备配额, 则配额总量高达8亿吨。从配额总量规模来看,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碳市场。而从单个试点配额规模来看, 广东碳市场2013年配额总量为3.88亿吨, 位居全球第二, 仅次于欧盟碳市场;而上海和天津的配额数量略低于全球排名第三的加州—魁北克碳市场。二、国际上常用的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法。

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指的是在总量确定的情况下, 对纳入碳排放权管理企业的配额进行分配。当前, 国际上已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可以看出配额确定的主要方法为历史法和基准线法;而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发放、拍卖发放、以政府规定的固定价格购买等。

历史法是根据历史排放水平 (通常为最近三年的平均) 为分配基础的方法, 这种方法操作简单, 且比较客观, 但是对前期进行过节能减排的企业分配不公, 存在着“鞭打快牛”的问题, 并且不能反映出边际减排成本。而基准线法是根据各行业生产力水平划定某个基准线, 以基准线的排放水平为分配基础的方法, 此种方法能够起到激励先进企业的作用, 并敦促落后企业进行节能减排, 但是, 基准线的确定需要历年大量的数据, 确定过程比较复杂;并且容易导致行业间的配额不均。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开始于2005年, 是碳排放权交易最早的地区, 相关制度也最为成熟。欧盟的配额分配以历史排放水平为基准, 采用配额免费发放的方式, 经过多年的运行这种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首先, 采用历史法发放配额导致先期单位产值能耗高的企业配额分配更多, 而进行过节能减排的企业配额获取的少, 配额分配就存在不公平;其次, 不同行业的减排潜力是不一样的, 采用历史法不能很好地利用市场手段达到节能减排最大化的目标;最后, 采用免费分配的方式虽然可以调动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积极性, 但违背了污染者付费的准则, 在碳交易成本低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加剧温室气体的排放。因而, 我国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过程中需要吸取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二、京津沪粤深五省市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比较研究

2013年是中国碳市场交易的“元年”, 在这一年中先后有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等五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这些先期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省市其纳入碳排放权管理的行业和企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广东和天津是工业占比较高的省市, 因而, 纳入管理的门槛较高, 企业数量较少;上海不仅工业很发达, 服务业的水平也较高, 因而设置了2个门槛标准, 对于工业行业设置的门槛为年排放2万吨以上, 而对于非工业行业年排放1万吨以上则纳入;北京和深圳服务业很发达, 单个企业的碳排放量并不高, 因而, 门槛标准较低, 纳入的企业数量较多, 并且有较多的非工业企业。此外, 部分试点省市的覆盖范围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扩大, 表1为2013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覆盖范围与启动交易时间。

从这五个省市碳排放权分配方式来看, 在试点初期都是以免费分配为主, 深圳、上海、北京和天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第一年分给控排单位的初始配额完全免费, 只有广东在初始分配中考虑了有偿分配, 控排企业需要有偿购买的配额比例为3%。深圳允许进行配额拍卖, 但还未明确具体实施方式和时间表。另外, 在大部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设计中, 允许有偿配额作为市场调节工具在配额价格过高时进入市场。而在配额确定方法上, 以历史法为主, 在部分行业上采用了基准线法和历史强度法, 以上海市为例, 其对于工业 (除电力行业外) , 以及商场、宾馆、商务办公等建筑, 采用历史排放法;对于电力、航空、港口、机场等行业, 采用基准线法, 各试点省市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法见表2。

三、结论与建议

2013年是中国碳市场交易的“元年”, 先后有5个试点地区开启的碳市场的交易, 虽然各个试点地区的碳交易体制均为独立建立, 在纳入企业的门槛上有所区别, 但配额分配方法基本一致, 都采用了历史法和基准线法相结合的方式。历史法和基准线法在配额分配上各有利弊, 因而, 需要根据各试点区域自身经济特点与行业发展综合选择合适的方法;并且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优化分配方法。

在对碳排放配额分配比较研究中,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每一种配额分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并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最优分配方法。因而, 需要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 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

其次, 碳排放权的管理必须和自身情况相符合, 创新碳排放权分配方法。每个试点区域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能源消耗结构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而, 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 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发展途径的节能减排路径, 并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和创新配额分配方式。

最后, 需要明确开展碳市场交易并不是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 其最终目的仍是利用市场的手段来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碳排放配额分配中需要遵循“可操作、可持续、公平、效率”等原则, 虽然没有一套完美的配额分配方法, 但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降低减排的成本, 优化资源配置。

摘要：2013年是中国碳市场交易的“元年”, 该年先后有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五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国际上常用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法主要有基准线法、历史法以及报告法等, 本文以京津沪粤深五省市为例, 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碳排放配额分配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碳排放权,基准线法,历史法,配额分配

参考文献

[1]宣晓伟, 张浩.碳排放权配额分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