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精选十篇）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1

1 初探土地流转给农村带来的影响

长久以来,我国在实行双层经营的体制之下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对于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但是在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家农业的发展就需要先进的生产设备来实现,而以往分散形式的家庭生产经济就使得先进设备无法真正的推广应用起来,一方面由于设备费用高昂,大部分农民无力承担; 另一方面农民也无意于对土地给予长期性的生产投资。生产设备跟不上农民的收入也无法持续增长进而也就使得我国农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在这种背景下土地流转的实施则为我国农业长久发展注入了一股新泉。而土地流转给农村带来的实际影响作用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有效提高土地实际利用率。我国在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很多的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外出打工进而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而部分耕种能手想要扩充土地或者是投资土地却苦于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针对这种状况土地流转促进了土地资源能够较好地被一些耕种能手有效利用起来。[1]这些耕种能手对足够的土地资源给予整体性的规划,通过利用先进技术不断地种植新型农业品种,实现了农业结构的良好调整和较好优化,综合性地提高了我国有限土地资源的实际利用率。

其二是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水平。土地可以说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农民的宝贵财富。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将一些荒废的土地集中、统一性的开发利用,流出土地一方农民可以获得相应的租金,而流入土地一方农民则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方式等来实际增加自身收入。

2 探析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民社保实际存在的问题

土地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载体,土地流转虽然能够带给农村以及农业的双丰收,但是也会造成部分农民在流转土地之后生活出现一定的困难。通常来讲农民在没有较为固定工作和固定收入的时候还是需要以耕种土地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生活载体,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来讲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作用下,农民作为社保体系之外的成员,一旦土地流转就会陷入较大的困境中,这种困境主要是体现在 “种田没有资源,社保没有机会,创业没有资金”。[2]而这种困境的存在可以说与农村实际社保机制具有较为紧密的关系。

2. 1 农村社保范围较窄同时保障程度较低

一般而言,将社保体系给予较好的健全不仅仅是有利于社会公平日渐实现,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我国现今社保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业中的职工来讲的,也就是说只有上述这些企业员工才能够享受到社保福利,而对于农民来讲既不属于国有企业又不属于事业单位,因而也就被排除到了社保之外。而农村的实际社保又是现今社保建设过程中较为薄弱的一项实施内容,既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的和谐稳定,又影响到了农村的长远性发展。我国在长久的农村社保实施方面,在具体社保范围上无论是医疗保障还是相关社会救助以及养老保险等都还处于较窄的发展阶段。

2. 2 农村社保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通常在国外其他国家对于社保的资金支持往往是由国家政府直接给予支持,可以是直接性的进行地方拨款还可以是个体与国家共同来承担,对于后一种状况个体仅仅是需要承担较小一部分的资金,而国家则是承担主要资金投入。但是我国社保的实际实施方式却正好和国外国家相背离,对于农村社保而言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民个体来进行资金缴纳筹集,而国家仅仅是作为补充身份来给予一定资金补充。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来讲社保资金支出占到财政总支出最高的为加拿大,占比为39% ; 其次是日本,占比为37% ; 而我国实际社保占比仅仅是12% 。[3]而这12% 还主要是用来给予城镇资金支持,由此农村实际得到的社保资金就少之又少。此外在长久建设农村社保的过程中,农民个体责任过于凸显,而集体以及国家责任则过于隐化。农民由于本身收入有限因而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可能担负起社保支出的,因而长期发展之下就形成了农村社保缺乏较为足够的资金支持进而不得不将社保标准进行层层化的降低。最终影响到农民在土地流转之后产生种种社保障碍。

2. 3 农村社保缺乏科学化的管理机制

现今可以说农村的社保主要还是以民政作为主要建设依据。其主要承担着社会优抚以及社会救济等方面相关业务。其中医疗保障业务主要是由卫生部门进行负责和管理,而农村保险等业务则主要是由扶贫办以及相关农业局等部门进行主要负责和管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村的社会保障实施工作是通过多个部门进行良好协作而完成的,但是现实中多个部门负责也会使得合作出现意见分歧,不同部分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不同视角看到社保问题,因而也就导致了在部门合作过程中互相扯皮互相攀比现象较多发生,进而严重影响到社保工作的有序开展。此外多个部门进行共同协作还会出现一定的短期行为现象,也就是说实际社保管理仅仅是着眼于眼前利益,而并没有将社保的长远性发展给予充分性的考虑。

3 探析土地流转背景下完善农民社保的构想

对在农村实施土地流转的背景下现今农村社保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应该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给予有效的问题解决。既要继续推行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经济以及我国农业的长久性良好发展,同时又要切实考虑到农民的实际利益,不能仅仅是看到耕种能手型农民的良好发展,还要看到土地被流转之后的农民以及外出务工的农民的根本社保问题。

3. 1 拓宽农村社保范围同时加大力度

对于农村社保以往范围较为狭窄同时保障度较低的状况应该不断地将其保障范围给予大力拓宽,同时将实际保障力度进行有效提升。具体来讲,需要首先从社保实际范围上应该除了包含一定的救济对象之外还要将农事经营不善农民纳入其中,以及规定流转农民或者是其他农民只要是愿意参保则采取低门槛纳入标准。整个社保范围应该是具备一定的动态性,即社保对象可以有出有进,提高土地流转实施之后的社保覆盖力度。

3. 2 多形式渠道化给予农村社保资金的大力筹集

任何制度的良好推行都离不开有利资金的支持,而农村社保更不例外,农村社保关系着千千万万农民的医疗保障以及社会救济等,因而缺少了有利的资金支持也就不能谈农村社保的良好建设。针对该种资金短缺的状况可以采取多形式渠道化的筹集方式。具体来讲,首先,现今我国实际财政能力还不足够完全承担农村全部社保,因而在这种实际环境下需要我国将社保资金支出所占财政总支出的实际比例进行一定的提升,同时将增加的资金比例划分到农村社保上,进而缩短农村与城镇社保实际资金的较大差距。其次,可以将国有资产以及相关发行的国债和减持国有股等中的一部分资金用来投入到农村社保上。最后,国家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将部分地方政府高卖低买获取的差级地租大头移到农村社保上,进而增加农村社保的实际资金来源。

3. 3 构建科学化的农村社保管理机制

现今国家政府已经将农村社保逐渐重视起来,强调社保要摒除多部门短暂利益考虑,从农村社保的长远性发展入手。并且在财政方面更是加大了支持力度,目的是要对农村社保给予较好的健全和完善。主抓农民的医疗保障以及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三方面。下面就该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首先,从农村的生活保障来讲,主要是指 “最低的生活保障”,而该项保障也是我国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维护每一个公民最后的生存防线,因而生活保障对象应该是将农村中每一个因病或者是因残、灾、孤而造成贫困的农民纳入其中,进而方便农村进行建立统一性的救济标准和程序,此外各地农村依据实际经济发展状况适当调整最低的生活保障界限,进而避免保障现过低无法实际保障农民生活,同时又避免保障过高增加地方社保压力。

其次,从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讲,我国农民之所以不想流转土地很大一方面原因在于医疗没有保障,因而想要真正的推动土地流转的良好发展就需要给予农村居民真正的医疗保障。具体来讲,建立相关大病统筹医疗制度,依据农村实际经济能力以及农民收入实际状况等制定较为合理科学缴费标准。集中农村现有的资金财力用集体的缴费资金来帮助农村的一些大病农民,通过该种大病统筹的互助医疗制度来给予广大农民患者较好的医疗保障。

最后,从农村的养老保障来讲,地方政府需要在该方面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将农村的养老和城市养老给予有效性的结合,对于一些农村中无劳动力同时无依靠的孤寡老人进行重点养老支持。主要采取家庭养老以及社会养老方式来帮助农村居民逐渐实现养老方面的最大化保障。

4 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土地流转能够最大化将土地的实际利用率提高起来,加速了农业发展。而土地流转在为农民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保问题日益凸显,因而较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地促进农业以及农民的长远发展。

摘要：时代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建设的脚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也在跟随城市的脚步紧锣密鼓地建设发展,而土地流转正是农村发展的重要体现。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农民的实际社会保障逐渐引起了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性关注。本文正是基于此从土地流转给农村带来的影响作用进行着手分析,在此基础上探析在该种背景下农民实际存在的社保问题,最后提出一定的解决之策,以期为后续关于农村社保以及土地流转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霍学喜.对于现今农民就业、农村社会保障和土地流转三者之间问题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3(7):34-44.

[2]童玲玲.探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3(7):54-55.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2

本刊记者 万家欢

从各个角度看，《白鹿原》都带有“王全安电影”的明显烙印。除了随处可见质朴的群众演员，还有王全安喜欢并擅长的长镜头——在220分的完整版本中，片尾风吹麦田，也吹了足有2分钟。

一直在电影学院接受“作者电影”教育的王全安最早对拍摄“二手作品”这件事“完全不能接受”，但面对这样大格局、大气魄的好题材，他也不得不动心，甚至之前获得柏林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也是在纪实风格的情节剧方面为《白鹿原》所作的准备式实验。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意味着他个人拍摄的一个转折，即从个人层面的停留表达转向了更大的戏剧性题材。

但这同时意味着挑战。小说50万字，重要人物不下20人，除了审查和市场因素，如何取舍并进行二度创作是左右和决定《白鹿原》命运的更关键因素。

电影《白鹿原》去掉了鸦片种植、国共内战、鹿家两子与白灵的爱情悲剧、田小娥冤魂索命等情节，去掉了魔幻、意象和一些影像表达上会造成逻辑不通的内容，只集中描写一群农民如何在大时代下生存的故事，叙事相对完整，但第二次剪辑后，影片仍长达220分钟。

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时也遇到过篇幅问题。他最早认为需要六、七十万字呈现自己的想法，但考虑到文学市场的不景气和发行困难，便努力把字数压缩到了五十万字内。他为此放弃了会导致长篇幅的白描语言，转而使用更为凝练的叙述语言。

而王全安显然无法放弃自己钟爱的纪实性长镜头，即使它将很难被删减修改。他与老搭档、德国摄影师卢茨拍出了粗放中极具美感的高品质画面，但当电影审查和发行压力让220分钟成为一个尴尬的片长时，王全安才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面对删去整个影片结局的更尴尬境地。

“《图雅的婚事》是《白鹿原》的一种设想”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第一稿剧本出来后没有开拍，是不是有选演员和商业制作等方面的原因？

王全安：你说的是制片方的一些（商业化的）建议。很简单，在我看来那也不是什么商业性，因为那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貌似商业性的东西。其实里面没有商业性，而且它把原来的精神气质给破坏了，所以我就说那个你提都甭提，要一个韩国演员来演就糟透了，没法干。

说真的我不是能抱怨的人。我也能谅解他们处境，一方面（已经购买版权）不得不做《白鹿原》，一方面又没有钱。那就是不要让我来做这个戏，（剧组）就解散了。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是否还存在剧本改编方面跟资方的分歧？

王全安：（剧本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怕你触犯禁忌，一方面又怕改不好。但我们碰《白鹿原》，不仅跟电影本身有关，还有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搞砸了是很折电影面子的。

我觉得当时我们还是捕捉到了一些比较新鲜的生命气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破”的质感。再有，命题较原来的小说也有所扩大，原来是纠葛在两个党派、两个家族之间，你要写历史，就得越过这一层，把它置于一种比较平等的位置上，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不论）历史的变化中、遭遇的挫折中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不同努力，这种过程毕竟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热情。我们没有目标的时候都是在摸索。感人的是这些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解散后，原班人马拍摄了《图雅的婚事》，它跟《白鹿原》有什么内在联系？

王全安：《图雅的婚事》是一个有点像纪实风格的影片，其实架构是一个情节剧，里面的群众演员完全是业余演员。原先它是《白鹿原》的一种设想，就像科研一样：用群众演员实现戏剧性，能不能达到强度？还有一个冲突是写实风格美感之间的冲突，一般把这两个水搅到一块，在全世界也没一个人，它是有矛盾的：一纪实就不能太美。《图雅》里的人物，很粗放的样子，但好像内在还有一点优雅。既要让人接受真实感，又要有现实的美感，不脱节。到《白鹿原》，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图雅的婚事》和《团圆》对《白鹿原》是有很大的经验和促进作用的？

王全安：对我来说，《图雅》其实得到了一个正面的结果，它证实了两件事：一是情节剧成功了，因为你的叙事观众可以接受。情节剧的招式是固定的，但它的质感是灵动的，对导演要求挺苛刻的：从两个地方扔出的石子到天空必须碰得上，那种即兴、灵动的结构和里面老谋深算的架构要结合起来。第二是战胜了导演的自恋。另外因为有柏林这个奖项，让人觉得这么做是对的。我觉得人生的鼓励很重要。“自我表达没有那么强烈了，同时要照顾别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以来都拍一些个人题材，而《白鹿原》题材宏大。对你来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挑战？

王全安：就好像你要迈入中年，突然来这么一事，你就感觉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做这种事情。我之前就知道这一生要把拍电影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这是别人的一部著名小说，很多人关心它，当时面临的情况就像一个“大我”和“小我”，其实是面临一种两重难。

我们这一代一般都是比较个人的，开始都是自己写剧本、自己来面对，突然有一个二手的东西、别人的东西让你来拍，你会感觉很复杂。你能不能穿过去？有可能获得很大影响，也有可能会在创作动机上迷失，当然也可以穿越它保持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2004年你第一次筹备《白鹿原》时跟这次的拍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王全安：那时还小，想要通过《白鹿原》做一些比较尖锐的表达，因为自身的表达和题材的表达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二次拍的时候，自我表达没有那么强烈了，同时要照顾别人，兼顾地域上的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照顾别人”是指照顾观众？

王全安：《白鹿原》融合了陕西人地域上的情感，表达得比较温和。就像要给大家干一件事。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一开始拍电影时，除了你想拍，你还要告诉别人你能拍。等到大家慢慢地知道你确实能拍、而且可以把某一类电影拍得有特点，这时你就会更多地从作品内部出发，而不是从自我表达出发。人生分很多阶段，你到了老年可能就是一汪秋水，表达不一定引人注目，但讲的是看上去很平静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的拍摄对你个人创作而言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变化吗？这种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全安：在拍《白》以前，我的很多题材都是很随意的、比较小的制作，出发点就是想拍就拍了。等到《白》时，开始拍自己酝酿（已久）的片子。下一部要拍的片子《外滩》也想了十多年了。

当然有外界环境条件的原因，但主要是自己，自己掌握片子有了松弛（感）。主要是和岁数有关系，这种片子上点岁数才能拍，年轻时恐怕不行。你会喜欢的戏剧越来越强烈、庞大，不只是题材，要述说的东西大。它需要物质方面的东西做准备，剧作的把控力，制片上的，环境上的，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从小视野到大视角，从个人到宏大题材，你觉得这是你们那一批导演必须走的一条道路吗？

王全安：其实是按次序发展的，拍摄就跟人生一样、跟旅行一样，最大的忌讳是重复，肯定要往新的领域（前进）。从小到大，从短到长，你肯定有探寻到更远的愿望。可能最终有人误入歧途，还有的人可能就找到了适合自己表达的那种语言。

“就是谈点历史，没什么深刻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考虑过把《白鹿原》做成一个带魔幻主义色彩的电影吗？

王全安：很多人都有这种建议。魔幻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很好，用不好很荒唐，魔幻在大脑里是好的，一旦付诸于影片就不那么魔幻了。魔幻只局限于一种想象、满足感，电影运用要谨慎，因为真实是电影的前提。

原来设想过做魔幻，但没有达到意境就会像疯子说话。我其实第一部电影就有点魔幻，像《月蚀》那种虚幻关系，我不怵这个。但《白》还是要谨慎用这个。尤其它是在讲土地呀，这个东西你还是很诚实地表现（为好），好像历史就发生在你眼前。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白鹿原》中最想表达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王全安：土地和农民的视角，就是谈点历史，其实它没什么深刻的视角。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出了问题，但不是什么深刻的问题，其实就是忽略了常识，就像大跃进时候毛主席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表现出来我们的一种实用哲学，我们投机取巧的天性。《白》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常识，打个比方说，一个时代的兴衰，对农民来说就是粮食问题。

里面还有一种中原文化，都说陕西人是见过世面的，世面就是一种底蕴，见惯了兴衰就荣辱不惊，来的来走的走，土地永远都在那儿。《白》给我的感觉是，事情有一种连贯的行为准则，捕捉了我们几千年总结出的智慧。比如说，黑娃要进祠堂，白嘉轩不开门，但他说：你自己砸进去是你自己的事。这就是陕西人。

《中国新闻周刊》：陈忠实说《白鹿原》是“心灵苦难史”，听说你很认可？

王全安：乍一听有点大，但从近代历史来看，这是最准确的话，心灵的苦难就是精神的苦难，近代最大的苦难就是失去了方向：突然遭遇西方打击，清朝覆灭，建立中华民国，其实是建立了西方体制的国家，可与之相配的人文、伦理没建立起来，最后把我们自己否定了。红卫兵时代很疯狂地砸烂一切，但是新的东西在哪儿呢？我们开始摸索。

《白鹿原》电影一开始是失去皇帝，情况一点点变化，人们越来越不自信，你所依赖的道德底线一点点被突破，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语言了，别人的东西你又不了解，没有方向，人们一直求索到现在。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那节目里说的“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它就是说明我们的精神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觉得《白鹿原》里反映的一些问题在当下还有延续性，这是这部年代戏对现实有所启发的地方？

王全安：没错，为什么它有现实意义？因为（问题）是连贯的。就是回到常识里了。缺了些东西，就像人没大脑了，只能靠肢体把握，手碰到热的墙，你的手烧焦了，才知道回头。我们现在肉体好像很享受，但灵魂在受苦，你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没有信仰。

“不想愤怒和抱怨”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之前的一些改编版本你都看过吗？比如话剧版。

王全安：在DVD上看过，但没看完。我觉得话剧有些地方有点失败，方言要了这一台演员的命，不说陕西话又不是《白鹿原》，说陕西话又不到位，处于一种整体不自信。

可能《白》不合适话剧，陕西人貌似有些木讷，话剧却不得不说话，演员一上来就说20多分钟。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可爱了。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原著，你是如何取舍的？比如为什么要把白灵拿掉？

王全安：白灵是陈忠实的挚爱，是无产阶级的挚爱。但白灵必须取舍。必须按照电影的思路构思，而不是罗列小说。所以改编《白》，首先一定要明白人家原来讲的什么，然后就像面对一个陷阱一样，掉进去出不来就得死。

《中国新闻周刊》：你也加入了一些东西，比如220分钟版里那两场解放后的腰鼓戏？

王全安：结构要变得完整，就要填补进一些东西。腰鼓只是解放后的一个场景，当然它还有向第五代导演致敬的意思。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跟小说写作时相比，你对那段历史的判断和认识更明确，能具体谈谈是怎样一种判断吗？

王全安：电影和书最大的不同是，对历史归向、走向的认识较80年代更自信、更成熟。经过这些年的心灵苦难，更意识到我们其实就是历史中的一员，而且是不太好的一员，没有很好地延续人家大河里面流淌的脉络，没有意识到这个河不是你自己的，你在中间只是一个小部分，别再折腾得别人都不能用这条河了。我们回归到里面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从柏林电影节的放映开始到最终的过审上映版，整个结尾几乎都被删掉，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吗？

王全安：对。结尾拿掉是有点奇怪。前面引发的问题后面其实是要归结一下的。

对于现在2个半小时（版本），我从个人角度上来讲不想愤怒和抱怨，对于一个拍历史剧的导演你就应该了解历史。我们环境对于这个电影的宽容，暂时停在这个2个半小时的尺度内，不光是制度问题，还有很多原因。

你温和一点看这个问题，不用太急躁。现在能看到这么多，是现在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允许3个半小时的，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电影的艺术价值是后人评价的，至于后边人怎么对待它，那是后面的事。《白鹿原》小说也是这样。

做完了以后，我感觉很平静：你把你脑子中的东西搬出来了，从不能拍到能拍，到很艰难地拍完，到审完，你做了最大努力。对我个人来说是做对了，需要的是继续做下去，不要停。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剧本阶段时保守一点、就写一个160分钟版的剧本并照着拍，是不是会好一点？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3

一、土地使用权落实不到位是土地问题的根源

《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可见，目前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指农民对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以及流转的权利。然而现实当中，农民土地使用权却存在不稳定和缺乏保障等问题。此外，完整的土地使用权还应该包括土地的抵押和担保等权利，而中国的法律尚未赋予农民这些权利。因此，中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落实明显不到位，而这也正是土地问题的根源。

1使用权不稳定：承包期内经常进行土地调整

承包期内可能发生的土地调整导致农民承包地的使用权很不稳定，农民无法预期承包地究竟能够在自己手中呆多长时间，他们没有保护土壤肥力的动机，也没有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资活动的激励，其结果是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降低和农户增收困难。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承包期在不断延长，已经从第一轮土地承包的15年变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的30年，2008年以来更是提出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然而，承包期内土地调整仍然时有发生，农民对自己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预期仍不乐观，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02%的农户认为承包期内土地肯定不会调整。丰雷等：《中国农村土地调整制度变迁中的农户态度——基于1999～2010年17省份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7期。也正因如此，农户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资的热情依旧不高，进而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土地耕种过程中农户更多的使用化肥（被视为短期投资）而不是有机肥料（被视为长期投资），导致土地退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化肥使用量高达全世界平均水平的4.1倍。另一方面，尽管种植传统粮食作物的收益很低而从事中长期副业生产活动的收益很高，大多数农户仍然选择了前者。

2使用权缺乏保障：农民土地被廉价征收

为了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地方政府不断征用农民的土地，导致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2012年失地农民已经达到了7500万左右，而且每年还在以300万人的速度增加，2020年失地农民将达到1亿人。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失地农民与减贫》，《中外减贫信息摘要》2013年第12期。由于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和补偿严重不足，再加上失地农民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导致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一方面，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政府没有给失地农民提供必要的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在耗尽仅有的征地补偿后生活日趋贫困。

3使用权不完整：农民土地流转不畅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民除了种地，还可以进城打工，农资价格的迅速上涨和农产品价格持续偏低导致家庭小规模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降低，“种地不挣钱”成为多数农民的共同感受。很多青壮年选择进城打工，他们也希望将自己的土地流转出去，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是由于使用权不完整，农村土地流转并不顺畅。一方面，很多地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确权，农民担心土地权益受不到保护，因此不敢将土地流转出去而宁愿撂荒。另一方面，由于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很多农业大户想接手农民的承包地，但是受制于融资难而难以开展规模经营。2013年浙江登记各类家庭农场7500余家，但是多达87%的农场主因为资金不足无法扩大农场规模，农场主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因此缺少贷款抵押物。资料来源：《家庭农场遭遇融资难》，凤凰网，2014年4月11日。

二、农民土地使用权难以落实的原因分析

1农民土地使用权难以落实的直接原因是相关法律尚不健全，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全面有效地赋予农民，农民土地权益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第一，《土地承包法》有“承包期内，……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这样的描述，这意味着土地承包期并不是完全确定的。第二，《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由此导致农民所承包土地使用权的金融功能被限制住。第三，《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但是，法律没有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范畴，导致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可以肆意发挥。而且，中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与国际通行做法不一致，没有考虑土地的市场价值，大大损害了农民权益。

2农民土地使用权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能够在土地出让环节获得巨额收益而且自身权力约束较少，而农民谈判能力明显不足，因此地方政府有激励也有能力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

第一，地方政府需要土地出让金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有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动机。事权财权倒挂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为了给经济发展筹集资金，地方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农民手中的土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需要先转换为国有土地，然后才能在市场上流转，要想实现农村土地从集体所有到国有的身份转变，必须经过的环节是政府征地，因此政府在土地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地方政府在遵从《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以土地原用途为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的同时，按照市场价值出让土地，从中获取极大的价差。据调查，失地农民平均得到的补偿款是1.7万元/亩，而地方政府出让被征土地的平均价格却高达77.8万元/亩。叶剑平、田晨光：《中国农村土地权利状况：合约结构、制度变迁与政策优化——基于中国17省195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之所以能够从征地环节获得如此巨大的收益，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受到的权力约束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只是审核上报的材料，审批部门很难发现其中存在的真实问题；同时审批部门往往听从领导安排，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纵容下级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第7号）显示2013年各地群众信访、举报和媒体反映的违规征占土地事件多达26312件，而立案查处的案件只有3775件，占比只有14.3%，已追究的责任人只有872人，这意味着土地违法被追究责任的概率至多是33%。假设1个案件只有1个责任人计算得出，如果1个案件有多个负责人，那么违法征地被追究责任的概率比3.3%还要低。为了便于征地，地方政府还阻碍土地使用权确权的全面开展。因为一旦真正确权，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民便得到了更有利的法律保障，他们的维权意识将会提高，这将会给未来的政府征地活动带来阻碍。

第二，农民话语权微弱、势单力薄，无力保护本该享有的土地权益。一是，农民缺少利益表达的代言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农民表达权益和寻求保护的重要平台，然而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城乡居民选举权不平等，1953年选举法规定农村与城镇每一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1，1995年修改后的选举法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1，2010年修改后的选举法才赋予了城乡居民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中当人大代表的农民少之又少。缺少了利益表达的代言人，农民的土地权益自然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第12届农民和工人代表占比之和仅为13.4%，这明显低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二是，农民群体组织程度低，维权能力过弱，无力与侵犯其土地权益的单位和团体进行公平谈判。农民所直属的组织是村委会和当地政府，他们本来有义务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免受侵害，然而现实当中他们恰恰是农民土地权益最大的侵害者。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农民的谈判能力则明显高于中国：美国农民拥有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和农场局三大维权组织；日本农业人口占比不足5%，但控制了全国25%的选票；台湾99%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会。

三、确保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位的政策建议

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是确保農民的土地使用权真正落实到位，基于上文对农民土地使用权难以落实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尽快完善《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文件：删除“承包期内，……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等漏洞；赋予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和担保权；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范畴，并且以土地的市场价值和未来收益为补偿标准，提高农民获得的补偿额度。第二，约束地方政府权力、严格规范地方政府征地行为。建议中央政府上收事权，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完善考核机制，减轻地方政府推动增长的压力，并考虑将对征地农民的安置状况加入考核体系，削弱地方政府的征地动机。此外，法律部门切实提高执法力度，以增加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成本。第三，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中农民所占的比重，并借鉴美国和台湾等地区的成功经验，成立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4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切实提高耕地质量, 强化和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 合理引导农村节约集约用地, 加大土地复垦、整理力度, 加快实施沃土工程, 积极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 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法, 规范和完善二轮农村土地延包管理工作, 切实保护耕地面积, 我镇从2007年9月开始, 在全镇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发补发工作, 截至2008年4月末此项工作已全部结束。据权威人士介绍, 土地承包经营权, 是指承包人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并获取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除承包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 有以下内容: (1) 决策权; (2) 收益权; (3) 处分权; (4) 转让和转包权; (5) 优先承包权;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对农民来说, 拥有了土地证书就像城里人拥有房屋产权证一样, 对于依法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 它是护权证书, 起着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作用。农民拥有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就意味着拥有了证书中规定的集体土地30年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除国家或地方建设需要征用土地外, 任何单位和组织都不得随意改变承包关系, 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护, 当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犯时, 农民可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依据, 依法维护自己的承包经营权。

第二, 它是有价证书, 起着保护农民承包经营土地合法受益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笔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农民拥有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就意味着拥有了在承包期内享受国家法津保护的土地承包经营受益权, 享受国家给予农民一切扶农、惠农和支农的政策。

第三, 它是流转证书, 起着土地有偿流转有效凭证的作用。在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强化管理权的前提下, 中央政策和法律允许和鼓励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有偿流转。农户有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就可以此为依据, 对所承包的土地依法合理流转。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不管流转到谁的手里, 农户都有权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相应的补偿。农户土地承包经营受益权同样受国家法律保护, 谁想获得农户的承包经营权, 谁就必须给农户补偿相应的经济受益。

第四, 它是承诺证书, 起着保护和稳定民心的作用。由人民政府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是国家确认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行为, 具有法定性、权威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承包方对其承包的土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凭证, 经营权证书中确定承包者的土地面积、地块和承包年限, 是政府对农民的一种承诺。农民手里拿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心里才更加放心, 有利于农民对土地的投入,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也有利于避免对农民承包地的随意调整, 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换证工作看似简单, 其实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 它涉及到农村千家万户, 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社会敏感度都很强的群众性工作。为了做好这项事关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工作, 我镇按照《萝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发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我们团结镇的实际情况, 特制定《团结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发工作实施方案》, 给各村进行一天的培训, 培训的内容主要有:对开展此项工作中必须坚持原则、目标任务、工作要求、步骤方法、换证范围、填写要求和实际工作中易出现的几个问题等做了明确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政策原则和政策界限。使整个工作方案更加完备。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5

“这样的养老保险真划算，我家两亩地被流转了，儿女外出打工每人每年挣两万多元，土地流转补偿金每年1200元，？还可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60岁开始便可每月领到300元的养老金。”新集乡季圩村今年55岁的施凤元高兴地告诉笔者。从4月21日开始，在新集乡政府院内，来参加新农保的农民人头攒动，一派火热的场面。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年增幅高达85万，预计2028年将达到1.2亿。由此可见，在不久的将来，农村养老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而目前在我国符合参加养老保险条件的4.9亿农民中，真正参保的却只有5400多万人，参保率不足12％。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我县积极落实党中央有关精神，维护流转土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践行科学发展观，调动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近日，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有关政策，结合实际，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农民将部分土地进行流转，在新集乡试点进行流转土地换农民养老的工作。

据介绍，此次采取政府补贴方式鼓励流转土地使用权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已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户，除每年获取600元/亩转让金以外，该乡还对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土地使用权转让以5年为周期，每流转2亩土地可参保一人，每年每亩地可享受保险补贴100元；流转10年的，后5年可享受每年每亩地120元的保险补贴；流转15年的，最后5年可享受每年每亩地150元的保险补贴。此次新型农保建立了养老待遇增长机制，养老待遇水平根据当地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适时的上浮调整。参保人员如果发生意外的，可以将个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或者领取余额一次性退给法定继承人。对政府拟土地流转范围尚未流转的农户，采取“先保后补贴”的方式，即先由农户自行交纳保险费，待以后土地连片流转时政府按照土地流转合同，根据有关条款予以补贴。

此举解决了农民流转土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创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扩面机制，让群众得到真正实惠，解决农村老人晚年生活保障问题，全面增强了新农保的生命力，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了解，新集乡为搞好新农保试点工作，建立了财政补助、集体补贴、个人缴费的新机制。凡具有该乡户籍，男18周岁至60周岁、女18周岁至55周岁的农村居民，全部纳入新型农保，实行个人缴费，财政给予20%的补贴。对于年龄较大的对象也可以参加，只需向前补交一定年限的保费（免滞纳金）就可以参加。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6

关于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研究国内学者从权力分配、法律、收益分配等多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伦理学中的社会价值体系理论的视角下分析农民土地权利实现，提出农民土地权利实现需要合理利用资源、公平和正义制度体系、“仁爱”思想共同作用，整体推进，均衡地处理。

关键词：

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社会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40165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发生了三轮“大规模圈地”，第一次“圈地”：各级地方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都是土地资源资本化的主导者，主张“以地兴企”；第二次“圈地”：中央发起、地方蜂拥跟进的阶段，“农地转非”的增值收益分配发生了改变；第三次“圈地”：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加快了城市扩张，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更加不均衡，也直接引起了更多问题。不难看出三次圈地的核心思想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工业发展及城市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三次“圈地”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完善，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以《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为基础的新时期的农村土地制度法律体系。但是为什么主导思想是好的，法律制度体系在不断地健全与完善，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城乡矛盾不断加深？为什么关系“三农”核心问题的土地问题越来越激化？为什么土地纠纷、侵害农民土地权利的事件却时有发生？在现在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的、独立自由人组成的社会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来保持社会生活稳定和促进社会繁荣？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从伦理学视角，运用社会价值理论体系分析农民土地权利实现。

1 社会价值理论概述

社会价值体系理论是张华夏教授于1999年提出，社会价值体系理论调和了不同伦理学派，由四个基本伦理原则组织构成：（1）有限资源与环境保护原则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行为是正当的，它就必须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优美，否则就是不正当；（2）边沁、穆勒功利主义原则强调调节个人与集体的行为准则是正当的，他就是必须趋向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减轻他们的痛苦，否则就是不正当的；（3）康德-罗尔斯公正的正义原则强调平等、机会均等和适度差别；（4）仁爱原则即社会基本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原则是正当的，它就必须促进人们的互惠和互爱，并将这种仁爱从家庭推向社团，从社团推向社会，从社会推向全人类，从人类推向生态系统，否则他就是不正当的。這四个基本原则起着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之有序化的作用。

合理利用（R1表示）、个人与集体协调（R2表示）、公平和正义（R3表示）、仁爱（R4表示）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原则需要共同作用，整体推进，均衡地处理。因此，在社会价值体系理论思想下，当农民、企业、政府及其他利益团体的经济行为能全部满足上述四个基本原则时即行为A满足R1∧R2∧R3∧R4及符合真实目的，我们认为它具有强的正当性，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能真正、有效地推动农民土地权利的实现；当农民、企业、政府及其他利益团体的经济行为不能全部满足上述四个基本原则时即行为A只能从R1∨R2∨R3∨R4加上是否真实目的的判断，我们认为它就只有弱正当性，具有较弱的社会价值，其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侵害农民土地权利，影响农民土地权利的实现。

2 社会价值理论与农民土地权利实现

2.1 社会价值理论与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关系

农民土地权利起源于基于土地关系下的人际关系之利害，农民拥有土地权利意味社会认同其正当性，农民土地权利蕴涵着农民行为利己的原动力。社会价值理论是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其核心思想平衡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由于伦理与法律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伦理是权利生成的第一筛选机制，法律是权利生成的第二筛选机制。可见，社会价值理论为农民土地权利实现提供了外界各方面关系的应有状态和规范，但这种规范仅仅作为道德的评价标准。

作为社会人的行为规范，社会价值体系理论给出了农民、农村集体组织、政府及其他利益组织基本行为准则，也为农民土地权利实现提出了基本前提。（1）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必须是在农民、农村集体组织、政府及其他利益组织合理配置和利用有限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制度资源、人力资源等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和谐；（2）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定必须兼顾农民、农村社会及整个社会的基本福利和利益；（3）农民土地权利的享有必须强调公平性、机会均等性及适度差别性；（4）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必须遵循互惠、互爱。

2.2 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社会价值理论框架

社会价值理论有助于农民从道德的规范体系中规范基于土地关系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为农民提供均等的机会，促使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如图1所示。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影响其如何利用土地以实现其土地权利；社会态度、农村集体组织利益、农民个体利益、其他群体利益影响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状况；政府、经济和其他因素影响土地的利用状况。当各方面影响达到均衡状态时即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符合社会价值理论的基本行为要求，我们认为其行为有助于农民土地权利得以实现；反之农民土地权利将受到侵害。

3 社会价值理论思想下的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路径

3.1 合理配置和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梳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我国也不例外。从土地改革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到发展工业经济，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城镇化建设，土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贯穿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但是我国二元制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打破了应有的城乡资源均衡配置格局，将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从整体的城乡协调转变成为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居民轻农村居民。

现阶段的土地配置和利用截止到2013年，全国共有农用地64616.84万公顷，建设用地3745.64万公顷。农村和农业在土地占有、经营和利用上占绝对多的土地面积，但是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和效果却较低，粗放型的土地利用导致土地资源浪费严重，耕地质量总体偏低。基于土地经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较低，弃耕、抛荒现象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2012年农民家庭人均存收入为7616.6元，其中人均土地经营性存收入为2106.8元，占收入总额的26.66%；人均土地财产性收入为249.1，占收入总额的3.27%。土地占有、经营带给农民的收入仅接近30%，所占比重偏低。基于此有专家指出中国有9亿农民耕种18亿亩耕地，当市场需求没有实质性扩大时，无论农民付出多大的努力都不会从劳动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相反，在产能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反而会降低，那么农民还愿意更多的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关键在于选择和确定一个合适的城镇化发展规模，正确地统筹人地关系，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的最大效益。

3.2 协调个人与集体的行为，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

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具有不同的属性，从资本属性上看，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本、是其致富的资本、随着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外溢已将土地升级为稀缺资本。农民、农村集体组织、政府及其他利益组织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土地资本为自己创造超额的利益。在追逐超额利益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会根据自身所掌控的资源采取不同的行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我国不断出台政策、法规规范各利益群体的行为，形成了由一系列国家法律、政府法规条例和部门规章组成，形成了一个繁杂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一个明显特征依然是二元体系，土地隶属不同的权利体系，由不同的机构管辖，遵循不同的规则规制。

二元体系带来管理机构的重置。按照我国现行土地管理系统划分，农业部门管理农业用地、土地部门管理建设用地为部门间争权夺利创造了条件。尽管我国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制度，但是各部门的多头管理带来制度执行的间隙，造成在耕地“占补平衡”过程中回补的土地质量处于低水平。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耕地质量等别成果显示：优等地面积为385.24万公顷，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2.9%；高等地面积为3586.22万公顷，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26.5%；中等地面积7149.32万公顷，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52.9%；低等地面积为2386.47万公顷，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17.7%。偏低的耕地质量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侵害了农民土地收益权。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企业与农民争利现象严重，土地交易、土地增值收益极不公平。特别是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层出不穷。在征地过程中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到5%～10%；地方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30%；开发商拿走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50%。不难看出，二元结构体系下，土地资源管理存在管理真空、土地制度体系存在制度真空、政府、企业及农民间存在利益真空。正是上述真空的存在导致农民——企业——政府间的不协调，阻碍了农民土地权利的实现。

3.3 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完善农民土地权利实现法律体系

宪法及相关土地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的目的是防止特定财产成为个人私有财产，从而形成一部分人失去财产、一部分人聚集财产的失衡局面从而保障农民能平等地享有土地使用经营权、土地财产收益权及成员权等。当我们重新审视农村社会及农村集体组织所进行的社会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活动过程，却发现长期以来农民在实现土地权利过程中却与法律的初衷相违背。主要表现在：法律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是却没有明确“集体组织”的内涵与外延，造成农村集体组织虚拟化，为一些人侵占集体财产提供制度漏洞，造成土地分配的事实不平等；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分税制改革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了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在农民集体成员权上，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成员权给予足够重视，直接影响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确认，间接影响农民平等地充分享有土地权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限制的了农民分享社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使农民不能平等地分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农民土地权利实现作为社会价值实现的组成部分，其基础是平等地分配机会、收入和财富及尊重。因此，建立完善的、正义的、操作性强的土地法律法规是有效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正如世界银行的高级律师Jon Lindsay先生主张“法律起草要面向用户，要有相应的教育和法律援助等去促进法律的实施，让他们能够拿起法律这个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4 构建城乡统一、和谐的土地市场，推动农民土地权利实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場，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同地同价”其核心思想就是在公平、互惠和互爱的原则下实现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流转。

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三类：农民、政府和公司。其中农民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公司是需求者，政府是供求的协调者。构建城乡统一、和谐的土地市场就是构建生态和谐、城乡关系和谐、利益相关者关系和谐的土地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各利益相关者的土地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在构建土地市场过程中，首先，农民、政府和公司严格依法规划、利用、开发、分配土地资源及土地收益，实现农民、政府和公司共赢；其次，政府充分发挥协调者职能，切实改变现阶段政府在土地交易中即是交易者又是监督者的双重身份；第三，现阶段农村土地经营细碎化决定了单个农民个体与企业进行交易是处于劣势的，农民只有组织化即通过建立及参加农村集体组织才能在交易中取得平等的谈判地位；第四，农民、政府和企业相互尊重，平等交易，互惠互爱推动社会经济文化进步，实现各自权益。

构建城乡统一的、和谐的土地市场需要市场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关注自身权益的基础上都能换位思考，将“仁爱”原则从自身推广到集体推广到社会，构建起均衡、健康的市场生态系统。

4 结束语

社会价值理论体系是包括政府、组织、农民在内的社会各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的道德系统。农民土地权利则是在社会价值理论体系基础上的法律规范。当审视政府的用地政策、企业的用地行为时，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违反法律而且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对我们的农民土地权利产生侵害。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企业、农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应在社会价值理论系统下审视农民土地权利的实现，需要农民、企业、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在整个系统中进行比对，分析，以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价值体系。由此可知，农民土地权利实现需要整个社会体系中的所有成员、所有组织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建立公平的农村土地制度体系和社会分配体系，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福利，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建立和谐的生态环境，实现农民、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权益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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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威，陈晓君.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实现[J].人民论坛，2012，（1）.

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民土地问题探讨 篇7

1 农村土地的产权问题有待明晰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下, 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国家是包括9亿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组成的, 如果可以因为农民们世代居住和耕种, 就认为土地是他们自己的, 那么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就会促使他们像经营其他产业那样发挥出应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而不是目前这种土地大面积被撂荒、水利建设无人关心、土地生产力持续下降等状况。为推进农村经济不断发展, 探索改革农村土地产权问题迫在眉睫。

2 农村土地的征用问题有待慎重

我国土地资源高度稀缺, 它长久承担人口失控的后果。建国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城乡二元化战略、粮食价格的“剪刀差”, 30年左右时间城市从农村“积累”走至少8 000亿人民币。最近10年, 廉价征地, 从农村农民手中“积累”了2万亿人民币。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世界纪录, 更是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大量良田被钢筋混凝土所替代。现在, 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超过日本, 以1万千米的水平仅次于美国, 据说中国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超越美国, 而中国是世界上耕地最为稀缺的第一人口大国, 国土面积近似美国;但美国则是世界耕地最多的大国, 其人口不到中国的1/4。据国土资源部分析: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土地转让、出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而某些基层政府和村级干部并不都能代表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而工作, 相反, 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国有土地的代表者、支配者、管理者和经营者, 他们只对上级负责, 对官位负责, 为了政绩和具体经营中的幕后好处, 根本不考虑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一是他们让种什么, 农民才能种什么, 严重践踏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二是站在开发商一边, 想怎样侵占农民土地就怎样侵占, 即使土地效益和某些国家企业一样越来越差。如江苏某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一次性圈地436.07hm2,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又如福建仙游县枫亭镇兴办枫亭工业园强行征地引发的冲突:该镇东岭村原有土地约33.33hm2, 人均仅133.3m2, 却被镇政府一次性强行征去30hm2, 使一向以耕地为生的村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使他们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再如湖南省宁远县舜陵镇西效村, 由于县政府征用该村最后的7.07hm2土地, 让628人一下子失去了最后的家园。

3 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不容忍视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2年上半年群众征地纠纷、违法占地问题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 其中40%的上访人诉说的是纠纷问题, 在这些纠纷中, 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和安置问题。国家信访局2006年接到的土地征用初访4 116件, 大部分是失地失业问题, 其中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占41%, 这意味着城市化、工业化速度加快, 失地失业的农民问题就愈突出。农业部统计:近两年来, 征地及土地流转等问题的信访始终占总量的1/2以上。浙江省统计:1999~2001年全省征地3.85万公顷, 造成87.8万人失去土地, 相当于每征用667m2地, 就有1.5个农民失业。据此推算, 这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3 5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专家保守估计:其中将有5 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 而从动态来看, 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 000万人, 这将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最近10年, 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平均提高0.63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未来10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世界发展中国家38.4%的平均水平;在未来20年内, 将达到世界47%的平均水平, 需转移农村人口1.5亿人。如果要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与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 则需要转移农村人口2.5亿人, 这还不包括每年城市将有800~1 000万下岗失业职工的安置问题。按此估算, 我国未来20年内至少要建1 000万人口的城市20座, 或100万人口城市200座, 这一目标很难实现。据联合国统计, 到2000年12月, 全世界100万人口的城市才341座。

4 建议

一是明晰土地财产权, 推行土地股份制和土地年租制、探索发行土地债券等办法解决建设发展使用农村土地存在的问题, 从制度上缓解建设发展资金不足与保障农民利益的矛盾。二是尽量缩小征地范围, 严格执行土地征用制度。在土地征用时, 让农民与土地的最终使用者直接进行交易, 而政府或土地管理机构只是作为中间人。因为过去不公开的交易剥夺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而政府官员则能够通过倒卖土地促进城市建设取得政绩;开发商则能够通过开发建设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农民获得的仅仅是巨大土地收益的一个零头。三是在补偿问题上, 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建立土地用途与社会保障相结合体系, 提高农民的补偿标准, 让农民享受医疗、养老保险和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四是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免费的知识和技能培训, 将其纳入城市就业体系, 为其创业提供贴息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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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8

一、研究失地农民社会心理的社会背景

我国的失地农民是我国在由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城市化发展的产物。因而, 失地农民社会心理也是整个宏观社会转变环境下的社会人心理的一个缩影。研究失地农民社会心理, 起因于我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

土地, 不仅仅是一项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基本资料, 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大问题”。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 已经不仅是农民个体风险问题, 更是一个深刻影响改革发展大局的社会问题。

在我国, 农民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的主要贡献者, 也应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中的受益者。深入了解和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其社会心理问题, 情系失地农民, 调动他们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既有利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又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理论探究

笔者通过对众多失地农民的留心观察,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 发现当今失地农民心理问题主要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聚群行为———蝴蝶效应

这里之所以提及蝴蝶效应, 重在强调在实际征地工作中百姓行为存在严重的聚众特征。就拿社会广泛关注的上访现象来说, 失地农民之所以上访我们不排除这些上访者中确有许多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侵害, 理应上访。但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 那就是“无理上访”, 更有甚者是“聚群”无理上访。探究其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别失地农民有意引诱、煽动与事件本身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参与其上访活动, 肆意用金钱等拉拢, “你跟着我上访, 我就给你钱”, 旨在造成聚群效应进而给基层政府施压。在参与上访的人员当中, 存在这样一种大众心态:“反正是聚群上访, 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多大妨碍, 那我还是参与上访吧, 这样还可以得到一份‘参与上访’钱” (或称“误工补贴费”) 。殊不知, 正是这种盲从心理和“随大流”行为纵容了“贿访”行为的发生和“无理上访”事件的泛滥。

(二) “拉后腿”———木桶效应

一只木桶, 里面可以装多少水, 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板。这就是著名的“木桶效应”。而在现今土地征用过程中, 部分农民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誓以一己‘不愿’之力拉众人前进之步伐”。

认识是行为的先导, 观念是实践的指南。在农村, 尤其是在土地征用过程当中, 个别人存在严重的误区, 认为“土地是我的, 我想卖就卖, 不想卖就不卖, 只要我不卖, 这次征地你们就不能进行下去”, 如果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 我们理应不“卖”, 但如果在一次征地中共涉及10户农户, 9户都愿意出让, 而唯一有1户不愿意出让, 该如何?总不能让这户与其他9户的补偿标准不一样吧?而如果一旦不一样, 就会出现其他新的问题了 (例如, 其他9户可能也都不愿意出让了, 导致恶性循环) 。况且, 既然9户都愿意出让, 说明土地征用补偿相当合理。

征地难, 难在何处?如果众多农户都不愿意出让, 那就不能征地, 征地工作不开展就不存在“难”之说。而难就难在明知大多数农户乐意出让, 征地可以进行, 征地工作已开展, 但却摆脱不少数人的无理取闹。大多数农民理解因城市化需要征地, 只要当地政府按照国家要求给予合理补偿, 其实是很配合的。但就难在少数人的无理取闹、肆意煽动, 而即使是补偿合理, 也以“补偿不合理”鼓动大家。

三、失地农民社会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当今,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进程的加快, 很多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失去土地, 对于农民来说, 意味着失去了饭碗。加之当前的就业形势———大批下岗工人处于待业中, 很多手持大学文凭的大学生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更何况没有什么技能的村民们。此外, 由于受年龄、文化、体力、技能等条件的限制, 很难实现再就业, 而是立即成为“务农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群体, 由此出现“难就业、难创业、难保障、难发展”的“四难”窘状。单纯的依赖土地补偿金, 只能解决近忧, 难以维系农民长远的安生立命的需要, 随着时间的消逝, 农民对于补偿金的过度、过快的不合理使用, 补偿金很快就花费殆尽, 生活即入困境, 形成新的贫困、弱势群体。农民担心工作无着落, 社保无份, 后顾之忧的出现直接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

笔者认为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中国最弱势、最缺乏保障、最边缘化的群体, 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不安定因素, 如何帮助解决和处理好失地农民社会心理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解决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 解决失地农民社会心理问题应主要从失地农民自身和基层社区党员干部两方面着手, 究其原因, 一面心理问题携带者, 另一面是具体征地工作的实际操作者。

(一) 失地农民自身的调节

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表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实际上, 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离不开自我的心理调节。人只有依据外在环境的要求, 有目的地、合理而有效地进行自我心理调节, 才能真正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因此, 被征地农民在走向市民化的过程中, 其心理自我调节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基层社区党员干部的疏通引导

基层社区党员干部一方面作为党在农村最直接的实践者、宣传者, 是党的政策在农村得以实施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基层社区党员干部又是联系上级政府与广大群众的纽带, 与失地农民的联系最为直接、密切, 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情系农民, 实属必然;再者, 长期以来, 基层社区党员干部作为农村管理的重要力量, 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 这些经验实属宝贵, 有些经验的取得, 甚至也是以血和泪的付出为代价的, 不是农村工作的具体实践操作者, 更不会有切身的体会。

当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不容易, 当一名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基层农村干部更是不容易。因为, 这些基层社区党员干部面对的是一个个具有自己鲜明的独特的思想的农民, 而要耐心地讲说, 用心良苦, 有时候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甚至会适得其反。但正因如此, 才更迫切需要我们的基层社区党员干部去疏通、去引导。

五、结束语

时代毕竟是不会逆转的, 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 而城市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而, 促进被征地农民顺利完成市民化道路, 情系失地农民之心理, 切实帮助失地农民完成其社会心理的转化, 让失地农民共享城市化发展的成果, 进而加快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的步伐, 现实而紧迫。

摘要：近些年, 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 我们称之为农民市民化现象。农民市民化后, 对于这些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失地农民来说, 由于其社会心理状况关系着整个社会和谐的大局, 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人士的关注。文章以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为探究对象, 通过分析失地农民心理状况, 将心理学知识融入到实际解决失地农民心理问题当中, 以期能为实际工作者切实处理失地农民心理问题提供新途径、新方法。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社会心理

参考文献

[1]、刘伯龙, 竺乾威, 程惕洁等.农村公共政策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刘豪兴, 徐珂.农村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廖晓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沙连香.社会心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温铁军.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M].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6]、徐勇.等.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前沿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7]、张永桃.市政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8]、严新明.生存与发展——中国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9]、张永桃.市政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9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社会学解释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权利人依照法律和合同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种是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采取的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四荒”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法律未做限定, 理论上、实践中也没有争议。但对于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以下简称“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主体是“农户”还是“农民”, 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王利明教授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 但又不限于农户, 还包括单个农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崔建远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 “从主体上看, 以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其主体具有身份性, 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组成的农户, 至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之时是这样的”。朱广新先生则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为农民个人单独所有或为家庭成员按份共有。马俊驹教授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人或集体, 并且一般是农村土地所属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相比于学者们的分歧,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则比较统一。法官们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 而不是农民。司法判决言称“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是农户而不是个人, 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个人财产”, 其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 (以下简称《土地承包经营法》) 第十五条。法官的引用是否准确以及相关条文究竟该如何理解, 在下文, 笔者将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社会学解释等解释方法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文义解释的角度

《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五条是这样规定的:“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单从文义上分析这个法条, 可以初步认定:承包方是农户。再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结合第十五条, 将“承包方”替换成“农户”, 可以认定:农户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 第十六条中又有规定“承包方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以及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时获得补偿的权利”。综合以上条款, 司法判决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 咋看似乎并不是没有法律依据, 但是如果更进一步得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不是农民”, 笔者认为则有相当之疑问。因为, 按照日常的语言使用习惯, 用“农户”指代这户的所有“农民”实乃正常不过。此时, “农户”等于“这户所有的农民”。因此, 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民”, 我们言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并不违反约定俗成的语言使用习惯。换言之, 当我们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 我们的真实含义很可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民”。是故, 综合以上数个法条的文义分析, 其实不能排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民”这样的结论, 也就是说,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民”的结论乃包含在以上数个法条的字面含义之内, 而这也可以从《土地承包经营法》的其他法条得到印证。

《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一条有这样的规定:“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十八条第 (一) 项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以上三个法条都比较明确地指明了享有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民。这个结论还可以通过其他法条佐证。其中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 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 妇女结婚, 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 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通过对第六条、第三十条的语义分析, 可以得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所以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是个人。此外,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姓名”的表述, 可以从其字面含义间接的推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不是组织, 而是个人。因为“农户”并没有姓名。

二、体系解释的角度

综合以上的分析, 单用文义解释的方法探究《土地承包经营法》文本的字面含义, 无法清晰的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究竟是“农户”还是“农民”, 为正确理解相关法律规范的意旨, 尚需通过其他解释方法。一般认为, 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有先后顺序, 但一种方法的运用不能排除其他方法的运用, 即法律解释方法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文义解释方法一般被认为具有优先性, 但最后结果之得出, 应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加以考量, 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杨仁寿先生认为, 文义解释为解释的起点, 当文义解释出现复数结果时, 始能运用其他解释方法, 直至贯彻正义之理念。但是, 其他解释方法的运用不能超过法律条文文义的“预测可能性”, 换言之, 法律条文的文义为解释活动划定了范围, 解释者只能在此范围内寻求最合规范意旨的结果, 如此, 才不至损害法的安定性。在采文义解释方法后, 体系解释紧接着被优先考虑。

体系解释乃依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即依其编章节条项款之前后关联位置, 或相关法条之法意, 阐明规范意旨之解释方法。利用体系解释方法, 将法律条文置于整部法律规范以及整个法律体系中加以理解, 可使解释者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窘境, 还可避免或排除法秩序中的体系违反。

首先, 从有关主体表述的条文在《土地承包经营法》中的位置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法》共五章六十五条。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家庭承包”, 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 第四章“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 第五章“附则”。在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表述的条文中, 第一条、第五条、第六条位于第一章。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位于第二章第一节“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八条位于第二章第二节“承包的原则和程序”, 第二十二条位于第二章第三节“承包期限和承包合同”, 第三十条位于第二章第四节, 第三十七条位于第二章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如果按照一般立法惯例, 单看章节名称, 有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规定, 最应该出现在第一章或者第二章第一节。而实际上,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表述最直接的要数第十五条、十六条。但是, 如前笔者的分析, 单看第十五条、十六条两个条文, 可得出两个结论:农户或农民。若将主体解释为“农户”, 则与其他条文相矛盾。体系解释要求整部法规范内容保持完整通畅而无冲突, 因此, 得舍弃“主体是农户”这一种解释, 保留“主体是农民”这一结论。

其次, 从《土地承包经营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 具有同等位阶效力。《土地管理法》虽然也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这样的明确表述, 但第十四条第一款有这样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 ……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或者说农民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并且《土地管理法》于2004年经过修订,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这一规则中, 《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可认为是《土地承包经营法》的后法, 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 应当优先适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民”, 而这个结论也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条的规定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并没有对承包方式作出区分, 也没有对承包主体直接的表述, 其中的第八十条第二款有这样的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受法律保护。”从中可以看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是公民或集体, 并没有农户。至于《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二十九条有关“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规定, 通过分析可以认定:第一, 农村承包经营户不是农户;第二, 农村承包经营户只是某些从事商品经营的农民的另一种称呼。

所以, 从体系解释结果来看,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民。

三、社会学解释的角度

社会学解释偏重解释的社会效果的预测, 但仍应在法律条文之文义所涵摄范围之内作出解释, 换言之, 社会学解释是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考量不同解释可能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效果, 进而对不同社会效果作出仔细甄别, 选择更为适当、妥帖的解释结论。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问题上, 从解释的社会效果来看, 应当作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民”这种解释。

首先, 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解释成“农户”, 可能造成社会不公。成为民事主体的前提是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民事主体资格) 。但是民事权利能力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 只有经过法律的授权或认可, 才能成为取得。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户 (家庭) ”民事主体资格, 若单独将“户”之一种——“农户”单独列出并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 不仅没有必要, 还是对“非农之户”的不公, 因为“非农之户”同样不享有民事主体资格。既然“农户”没有民事主体资格, 也就不能成为任何权利的主体, 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

其次, 将“农户”作为民事主体会引发诸如司法判决中出现的将“农户”与“农民”割裂的情形——特别是在涉及财产权利时。如前所引的案例中, 法官就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 土地承包经营权乃是农户的财产, 不是农民的个人财产, 所以不能被继承。这种将“农户的财产”与“农民的财产”作绝对区分的观点, 并无说服力。因为, 所谓的“农户的财产”都是“农民的财产”, 从来就没有脱离农民而有单独存在的“农户的财产”, 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例外;即使要将“农户的财产”从“农民的财产”中区分出来, 农民毫无疑问是“农户的财产”的直接并且是最终的权利享有者;法官的这种逻辑, 将有损司法权威, 因为这种法律论证逻辑不管看起来多么自足完满 (其实在逻辑上它也是站不住脚的) , 却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 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 更无法让农民满意。

结论

美国霍姆斯大法官曾有言,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适用法律单依靠逻辑演绎是不够的 (当然逻辑演绎方法的使用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 我们应当充分体察社会相关事实和经验, 以期能更能准确把握法律规范之意旨。在现实生活中, 不管是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还是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民”, 两者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分含义所指及意义所在, 惟在法律人员这里, 经过一番所谓专业上的理解, 将两者区分, 并赋予相当不同的内涵, 造成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脱节和背离。这是在适用法律时必须警惕的。既然在司法实践中, 两种解释结论会造成不同的适用效果, 为更准确的适用法律, 目前, 仍需细致的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 努力探求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相关规范之真意, 摒弃在相关案件的司法判决中存在的说理不充分、法律适用似是而非的做法。

参考文献

[1]王利明.《物权法研究 (下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第3版, 第812页.

[2]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 (下册)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第1版, 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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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俊驹, 余延满.《民法原论》 (第四版) , 法律出版社, 2010年9月版, 第381页.

[5]杨仁寿.法学方法论 (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第136页.

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险 篇10

一、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 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是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一条红线。以人为本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种人是真实的、社会的、实践的人, 是一切活动主体和承担者, 又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据和本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 既肯定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 又肯定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作用。因此, 我们要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个性差异;促进人的提升, 引导、帮助人打破束缚, 激发人的潜能, 提升人的能力;支持人的发展, 实现人可持续的发展, 最终实现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的农民, 其主体性包括了独立性、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独立性表现为要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特征, 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有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与其他阶层一道共享所创造成果的制度安排;能动性表现为在推动自身富裕和农村现代化中的强烈进取心, 为创造财富而渴求现代科技、智力开发和政策支持以改造自己的革新精神;自主性表现为有自主选择职业和劳动方式、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成果、自主选择进入市场网络参与市场竞争、自主参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民主管理和自我管理的权利;创造性表现为在改变自己命运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乃至农业现代化中所体现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造性劳动和不断地提升与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二、当前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就是要强化农民的主体性, 保证农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然而, 在当前, 有几个问题弱化了农民的主体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上的问题。包括别人对农民的认识和农民自身的认识两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 人越来越被边缘化, 许多人考虑问题只是从物出发, 见物不见人, 缺乏人的意识、人的观念、人的维度。对农民的认识上, 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 否认农民的差异性。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 技术水平不高, 视野较小, 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较大, 很容易形成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 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淡薄, 自强、自主、自由的意识不强。

二是行为问题。由于对农民主体地位的认识不清, 有些基层政府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不注意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代替农民包办一切, 违反农民的意愿, 结果适得其反, 有时还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加重农民的负担;在发展农村经济中, 重物轻人, 更多地注重对物的投入, 而轻视对人的投入, 在提高农民的技能、综合素质方面重视不够, 既难以根本改变农民的落后现状, 也制约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忽视农民的个体性、认识及能力的差异性, 工作方法简单, 不注重引导、教育, 乱指挥, 瞎命令, 导致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有的还可能产生负作用。农民“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 自立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整体的经济能力较差。

三是体制制约问题。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 制度性壁垒使农民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保障。这些制度包括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用工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征收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包括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 如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如财政制度、土地征收制度;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 如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等。这些制度既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也影响了农民的独立性、自主性, 进而打击了农民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是从事农业人口的结构失衡问题。虽然我国将近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农业人口数量庞大, 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流动性强, 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 大部分去了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 留下来守护家乡、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学龄儿童。这就造成了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结构失衡, 不但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也影响着新农村建设, 更给培育新型农民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五是农民的宗教信仰问题。农民的精神受社会条件和收入条件的制约, 部分农民为了求得自己以及家人的身体健康而信教, 去拜佛信教, 使得含有迷信成分的群众集会增加, 甚至也为邪教活动的提供了空间;这些迷信活动或邪教活动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精神健康。

三、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培育新型农民

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者, 必须要重视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把培育新型农民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 从各地的实际出发, 在满足群众的需要, 解决群众困难的前提下, 尊重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群众意愿, 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大力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在建设好新农村的同时促进农民的自我发展。

1. 鼓励农民积极投身现代农业建设。

充分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引导农民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增加生产投入和智力投入, 提高科学种田和集约经营水平。完善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办法, 支持各地对“一事一议”建设公益设施实行奖励补助制度。对农户投资投劳兴建直接受益的生产生活设施, 可给予适当补助。要积极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 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要建立以市场为中心, 以农田为基地, 以农业合作组织为媒介的市场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和“农科教”相结合的科技支农体系, 着力于改善农业的生产基础。包括对土壤的改良、种苗的优选、引种, 农具的改进等;着力于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要在推进乡镇政府机构改革, 强化政府服务的前提下, 加强农业服务中心的建设, 作为服务农业的技术载体, 大力争取农业科研部门、学校的支持, 把技术服务延伸到田间, 帮助农民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着力于队伍建设。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 培养数量众多的掌握现代科学种植技术和善于使用现代化生产机器的种植能手, 建设具有市场意识、善于开拓的市场化、专业化的销售队伍。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 加大政策扶持, 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 不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支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跨区经营, 壮大自身实力, 增强服务功能。

2. 改革涉农制度, 保障农民的权益。

要以建设城乡一体的新体制出发, 打破有损农民利益的制度壁垒, 给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加大对教育、农村医疗事业的投入, 完善义务教育的实施办法, 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同时, 建立城乡老师交流制度, 鼓励和引导城镇老师到乡村执教, 帮助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卫生保险制度, 从便民、利民角度出发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以减负增收为目的, 完善农村税负改革;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妥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 保证农民的物权收益;加快征地制度改革, 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和安置机制, 保护农民利益;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 强化信用保证, 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担保办法, 为农民拓宽筹资渠道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保障农民行使参与村务的权利。

3. 培养能人, 发挥带头人的核心作用。

只有领导到位, 才能思想到位, 措施到位, 工作到位, 新农村建设才能真正到位。华西村因为有了吴仁宝, 才使当年欠债1.5万元, 人均分配仅有53元的穷华西, 变成了今天的天下第一村。兴十四村的付华廷, 带领全村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经验的情况下, 建起一座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品厂, 投产当年就盈利65万元。使兴十四村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 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有一个好的创业氛围、有一套好的扶持政策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所在。因此, 要积极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和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首先是农村领导干部。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就带不出一个好队伍。由政府牵线搭桥从发达地区村庄高薪聘请优秀创新人才到后进村挂职或兼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特别是对后进村班子, 笔者认为必须打破用人界限, 采取企业投标运作机制, 把一个村当作一个企业公开招聘人才。只有这样, 新农村建设才能真正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其次, 是农民企业家, 经营能人。一个能人往往能搞活一方经济, 救活一个企业。能人示范带动是搞活农村经济的启动器, 必须加大培养力度, 逐村逐户搞好调查, 选择重点培养对象, 充分利用激励机制, 让更多的能人脱颖而出。

4. 努力促进农民增收。

巩固物质基础是促进人发展的基础条件。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推进, 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战略设计将付诸于实施。政府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必定会大大增强, 包括增加资金的投入、政策的倾斜、基层服务的强化等。这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良好条件。当前, 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增加村民的劳务性收入。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采取劳务补助与以工代赈相结合的办法, 充分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齐心协力完成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村村通公路工程的建设;完善农村的水利设施, 加固与扩大水库, 修理灌溉渠道等, 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有条件的地方, 要发展农村工业化, 扩大农民非农就业的门路, 提高农民收入。例如, 河南省南召县南河店镇的移民新村在这一方面就做得比较好。他们利用市场优势, 引导移民转变发展观念, 让移民变商人、工人;利用濒临钙粉加工园区和精品石村园区的区位优势, 引导移民进厂务工, 使移民变工人。发挥靠近集贸市场的优势, 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移民从事第二、三产业, 让移民变商人。现在133户移民中, 从事商贸业90户, 进厂务工148人, 从事水产业销售43户, 实现人人有活干, 户户有项目, 达到了移民致富的目的, 2006年移民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元。现在移民新村已经成了街道宽敞明亮、夜晚华灯闪烁、群众安居乐业、居民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二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 引导农民有序地进城务工,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5. 不断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要从激发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角度出发, 教育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并在实践中加以引导, 深化农民对人生价值的认识, 增强发展的自信心, 提高自尊感, 进而逐步提高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实现价值观的升华。政府在此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 一方面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要注意工作方法。韩国建设新农村的成果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充分肯定。他们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高度重视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积极性、主动性, 提高他们的创造力。韩国的学者将其概括为: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 使国民勤奋、诚信、自助、合作的传统得以恢复, 从而释放出自身的潜能。我们可以通过危房改造、整治村居、清洁环境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体会到政府、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激发他们改变现状, 追求新生活的信心, 增强合作、互助精神;要建设学习型农村, 建设好农民学校, 大力普及现代国民素质教育, 提高农民专业技能, 丰富农民的文化知识, 开阔农民的视野;与此同时, 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要立足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 要让农民学习、掌握和应用新的适宜技术。职业技能培训还要着眼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既要抓好季节性进城务工农民的技能培训, 又要有计划地对即将变为城市人口的农民进行培训, 要为农民身份的改变创造就业结构改变所要求的职业技能条件。要重视发展农村文化, 既要重视载体的建设, 如村文化站、文化广场等, 更要在丰富农民生活上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支持农村的文化队伍建设, 发动社会文艺团体送戏下乡, 结合农村传统节日和平时重要活动, 更多地举行能够体现我国农民优良传统或具有时代精神的、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 在丰富农民生活的同时, 提高农民的生活观、审美观, 增强抵制不健康文化的能力。在这一点上, 南河店胡垛文明新村的做法值得推广。他们兴建了公共文化广场, 配套了文体健身设施, 通上了有线电视和网络宽带。村有文化大院, 组有文化中心户, 进一步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6. 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首先, 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一事一议”和“村务公开”制度, 规范村民自治行为, 让农民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农民自己的事情要让他们自己定、自己管、自己办, 有利于提高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有利于增强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其次, 要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 增强农民法制观念, 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同时, 基层干部要打破官本位的束缚, 要重视农民民主意识的培养, 而不是把它看作是阻碍党加强农村领导的工作, 大力宣传法律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相关知识, 帮助村民提高选举能力、村务管理能力和村务监督能力, 真正实现民主管理。同时, 要充分做好农村信访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从严查处“黄赌毒”及社会丑恶现象, 清除“村匪屯霸”和黑恶势力, 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总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党追求的长期奋斗目标;新农村建设要紧紧围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质量这个中心任务展开。为实现这一目标和任务, 必须尊重农民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不懈地向农民投资, 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格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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