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精选十篇）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篇1

“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 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制度, 要有效能, 总是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这是德国学者史漫飞、柯武刚总结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的含义。

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系统”之外的变量越来越重视, 如生活习惯, 文化传统, 社会习俗等间接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变量, 经济学家把他们归为制度的一部分, 称为“非正式制度 (无形制度) ”。把法律法规, 条例章程等称为“正式制度 (有形制度) ”。从内涵支柱看, 正式制度有强制性支柱, 非正式制度有规范性支柱和认知性支柱。从约束力看, 正式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力远大于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性约束力, 正式制度的违规成本是显性的, 即时的, 量化的, 而非正式制度的违规成本通常是隐性的, 潜伏的, 不易量化的。但违规成本的大小要具体分析。

我们将制度视作一个矛盾综合体,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他的两个方面。以辩证法的思维研究二者的关系, 我们发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统一的、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

一、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统一的

(一) 正式制度源自非正式制度

从制度的产生来看, 正式制度孕育于非正式制度的母体之中。非正式制度伴随重复性的人类交往行为而产生, 本质是简单的“是与非的度量”。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 这些意识和观念日积月累, 化零为整, 形成“无形制度”。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阶级分化愈加明显, 强权集体开始将自己所认可的“无形制度”固定下来, 凭借强制力执行, 形成一套“有形制度”。制度从无形过渡到有形, 从非正式到正式, 人与人相互交往规则更加全面和确定, 违反规则的代价更加沉重。

(二)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有互补性和替代性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成制度的总体。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经济运行过程中中有互补性和替代性。正式制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呼吁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来对抗潜在的风险, “刚性”的正式制度能满足这个需求。因此二者互补性的主要体现在于制度的效力和范围。非正式制度是一种软性约束, 它的内容不全面, 主要关注文化和道德内容;它的效力以人们的高自觉性作为保证。而正式制度是一种刚性约束, 凭借强制力推行, 有效性得到充分保证。

互补性的另一体现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的组合。二者在时间、空间范围上具有多样性, 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组合。组合不同, 效果大相径庭。制度移植是一个典例。我国许多企业都很好学, 主动向一流公司学管理, 学经营。这种精神值得鼓励, 但其中也存在问题。很多企业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土壤”, 将好的制度、方法直接照搬, 结果不尽人意。一个好的正式制度要有相应的非正式制度与其互补, 才能发挥其作用。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有替代性, 常见的情况是正式制度缺位, 非正式制度代替其提供制度安排, 以确保经济的有效运行。在企业管理中通常有两种情况, 人治和法治, 分别对应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人治机制下, 决策由独裁者制定, 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主观性, 决策效果取决于独裁者的能力和眼光。法治机制下, 决策是一个科学的、规范的过程, 包括信息收集与分析, 决策方案拟定、论证、选择等等, 这个过程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影响, 保证了决策的效果。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对立的

(一) 正式制度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们引入时间变量, 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替代性进行动态研究会发现, 在短期内, 非正式制度可以代替正式制度, 并且有效保证经济效率;然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时, 单纯依靠非正式制度是不行的, 正式制度的不可替代性便体现出来。这与前文提到的非正式制度可代替正式制度并不矛盾。

正式制度不可替代的原因在于它的优越性。正式制度实际上是国家机器制定的, 通过特定程序公告社会, 要求人们遵守并执行的规章制度, 目的在于统治国家, 维护社会稳定。正式制度受国家立法、司法、执法机关保护, 拥有绝对权威, 是非正式制度无法比拟的。

(二) 两种制度的冲突

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具有“自发性”, 人们一言一行所遵循的无形的制度安排是“非理性的”, 社会处在“自发秩序”之中, 一个社会如果只有非正式制度将陷入“霍布斯丛林”。因此一种基于理性的“自觉秩序”亟待建立, 而“自觉秩序”的基础是经过理性计算的正式制度。“自发秩序”与“自觉秩序”之间的碰撞便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

两种制度的冲突主要表现是落后的非正式制度阻碍正式制度发挥作用, 由此增加经济交易成本, 降低经济效率。中国作为金砖五国之一, 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 对跨国公司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很多世界一流的公司初进入中国后往往发展并不顺利, 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他们会发现, 一些合乎规则、顺理成章的事务操作起来却十分棘手, 原因在于他们尚不明白中国社会运行中的非正式规则。在中国语境下, “办事儿一定得有人”, 建立社交关系网至关重要。良好的社交关系网本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但是当社交关系变成牟利工具, 架空了正式制度, 将会降低经济效率, 败坏社会风气。两种制度的冲突说明了建立先进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性。落后的非正式制度会拖正式制度的后腿, 增加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同时, 会影响社会风气, 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

首先, 非正式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为例, 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实行的“包产到户”的非正式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合法的, 是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但经过实践证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发展。这种不合法的非正式制度最终转变为正式制度, 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率。。

其次, 正式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一般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历史上, 伴随着朝代更迭, 旧的正式制度瓦解, 新正式制度建立。然而, 旧的正式制度的影响是不易磨灭的。长期实行的正式制度深入人心, 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点滴, 形成了社会风俗和习惯, 实质上, 正式制度已经内化为人们心中的无形制度。这种影响是稳定的、持久的。

四、中国经济制度状况

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经济秩序做支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正式制度改革平稳推进, 对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非正式制度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推陈出新, 支持、配合着正式制度, 在必要情况下代替其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有着完整的体现。本文将从几个突出特点切入, 分析二者关系对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

(一) 正式制度建设滞后, 不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十分重视经济立法, 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形成, 其中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由于历史、政治、经济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立法的滞后现象较普遍, 而经济立法的滞后尤为突出和严重。[2]立法的滞后有两个表现, 一是“无法可依”。二是法律跟不上时代步伐。因此, 我们应该及时改变正式制度落后的局面, 加紧制定配套法律、法规, 改变立法滞后状况, 与时俱进, 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及时调整, 改进立法, 提高立法质量。为构建高效安全的经济秩序提供支持。

(二) 以“扬弃”态度对待非正式制度

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儒家重视人伦, 尤其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有诸多论述。此外, “法家”和“道家”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哲学思想。“外儒内法”常用来刻画典型的中华民族性格。作为一种传统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些思想也会“过时”, 一些陈旧的观念和想法会束缚人们的思想, 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我们称其为“文化糟粕”。

我们对待非正式制度的态度是“扬弃”, 对传统文化应该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在当代, 儒家伦理思想之义利观、忠信观、中和观对当今企业构建义利合一、忠实诚信、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企业文化,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公平公开, 诚实守信的经济秩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 将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 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 我国非正式制度缺失下, 正式制度效力不足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非正式制度缺失的突出表现是不良企业道德的泯灭。近年来,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式严峻, 问题食品频现, 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鸭蛋、地沟油、瘦肉精等, 这些问题食品直接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健康。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企业惟利是图, 过分追逐经济利益而丧失基本道德。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已遇到严峻的道德挑战, 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刻不容缓。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重建道德秩序, 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提高人民福祉打下坚实基础。

摘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两个方面, 具有统一、对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关系。其中,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保持良好的兼容性才能充分发挥效果;正式制度具有不可替代性, 但在短期内, 非正式制度可代替正式制度提供安排。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制度创新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经济效率,法律

参考文献

[1]史漫飞、柯武刚.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和会计有关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正式 篇2

一、学校的固定资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类，管理上宜采用分工负责制。

二、校舍由学校总务部门负责管理，设备、仪器等按使用部门和存入地点，落实到处、室、个人管理。

三、固定资产的分类（六大类）

第一类：房屋和建筑物。是指学校拥有占有权和使用权的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包括教学用房（教室、实验室、电化教室、图书室、阶梯教室、传达室的等）、办公用房（办公室、会议室等）、生活用房（教职工宿舍、食堂、锅炉房、仓库、厕所等）、建筑物（围墙、道路、操场、水塔、宣传栏等）、附属设施（输电线路、水气管道等）；

第二类：专用设备。是指学校根据教学和业务工作的实际需要购置的具有专门性能和专门用途的设备，包括物理仪器（物理实验仪器）、生化仪器（生物、化学实验室仪器）、语音室仪器、电化教学设备（幻灯机、投影仪、学生用电脑、交换机等）、文体器材（音乐设备、体育设备、美术设备等）、医疗器材

第三类：通用设备，是指学校用于业务工作的通用性设备，包括办公设备（办公用电脑、服务器、交换机、复印机、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交通运输（汽车、非机动车辆等）、通讯设备（传真机、校内交换机等）、视听设备（电视机、录像机、功放、音箱等）、课桌椅（学生用课桌椅）、办公家具（办公桌椅、会议桌椅、沙发、书架、橱柜、书架、保险柜等）、其他设备（实验桌椅、讲台、黑板等）；

第四类：文物和陈列品，是指学校的各种文物和陈列品，如古物、字画、纪念品、标本等设备；

第五类：图书，是指学校储藏的统一管理使用各种用书； 第六类：其他固定资产，是指以上各类未包含的固定资产，如食堂设备、宿舍设备、土地、计算机软件等。

四、学校的固定资产，除校舍等建筑物外，对一般设备单价在1000元以上，专用设备在1500元以上，耐用时间均在一年以上；或虽不满上述金额，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财产，均属于固定资产核算范围。

五、学校要建立财产管理制度，设置《固定资产明细账》，将在用、在库的固定资产登记清册，做到帐物相符，账账相符，账册记录齐全，以便定期核对，规范管理。

城关小学财务管理制度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财务管理的规定，为加强我校财务管理工作，本着勤俭节约，多办实事的原则，把学校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教学急需的方面去，现结合学校的实际，制订如下规定。

1、财务人员应履行职责

严格执行上级的各项财务制度及财经纪律，以高度的责任感收好、管好、用好学校的经费，计划开支，服务教学，账目做到日清月结，按月向主管领导校长报告。

2、审查账目

没学期末由工会组织财经审查小组进行一次财务账目审查，并向教师公布审查结果。

3、收费

（1）严格执行省、市有关小学收费政策的标准。

（2）班级临时性的活动费收取，必须提出申请报告，经校长审批后方能收取，在活动后三天内把收支账单交会计审核再在班上公布。

（3）未经学校批准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和报销任何学生用品。

4、购物

凡办公用品，根据计划由总务处统购；教学用品，由教导处统一计划，待学校审批后由总务处办理。百元以上的购置，必须由两人共同购置、签字。

5、其它开支

（1）部门组织的活动开支，负责人做好计划，交校领导审批后方可开支。（2）福利开支，经行政会议讨论，校长签名后，由总务处办理。

（3）修缮开支，经行政会议研究方可进行，工程完结后，由总务处组织有关人员验收，合格后方可开支。

（4）各类奖励，补助开支，依照条例由教导处（校办）和会计造表，经分管领导审核，校长审批后才能发放。

6、报销

（1）报销凭证需合法的发票，凡购物发票必须有经手人、证明人、领导签字后方可报销，对不符合财务制度的单据，财务人员有权拒绝报销。

（2）教职工因公出差，事先须向领导提出申请，市内出差需经主管领导审批；市外出差，由校长审批，旅差费报销，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7、审批制度

凡属开支，一律由各处室根据需要写出申请报告，由校长批准，大额开支提交行政会议决定，由校长审核。

城关小学校产管理制度

1、凡是购进的物品必须经过总务处人员的验收，登记造册。

2、凡是领取物品和借用学校财务，必须登记或填写借条，办理领取手续，用完即还，电教设备，教科书，学期结束交还入库，常用的小件教学用品由个人保管，调离本校要办理交还手续，凡丢失或损坏财产要酌情赔款。

3、学校各功能室，由学校指派专人负责，要管好，用好室内设施。

4、教室门、窗、桌、椅、讲台、黑板、电风扇、电灯等由班主任负责管理，每学期检查评比一次，管理不善，损坏较大的班级不能评为文明班级，班主任除不得评为先进工作者，并查明原因，照价赔偿。

5、教室、办公室的电灯、电扇，一般情况下，有阳光天气时，原则上不准开灯，放学或下班一定要关好电源，如发现浪费水、电，或放学后电灯、电扇仍没有关者，按有关规定进行考核。

6、各办公-室的办公桌、椅等，谁使用，谁负责，其它公用物品由年纪组长负责。

7、学校的设备和高档电器、教具、工具等原则上不外借，特殊情况需经校长审批。

8、总务处对校产按处室（年组、教室）登记造册，一式两份（学校和处室责任人各一份），每学期组织人员清点核实一次，保持帐物相符。

城关小学校产赔偿制度

1、教育师生养成爱护公物的良好习惯。各班要建立爱护公物制度，建立好人好事登记薄。

2、以班级、处室为单位，专人负责管理。学校定期检查评比，将检查结果公布于众，并作为教职工评优条件之一。

3、不得在桌凳上胡写乱画，课桌凳要责任到人，一旦损坏，照价赔偿。

4、一切公共财物若有损坏或丢失，其要查清原因，如属人为损坏，除照价赔偿，还应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至处分。

5、财产保管人、使用人，若因失职保管不善或使用不当，而造成损失，要照价赔偿或酌情罚款。

城关小学节水节电制度

1、学校水电管道、照明线路、照明用灯，做到统一管理，每月对用水设备和用电设备检修一次。

2、大力宣传节水、节电。爱护水电设备的重要意义，在师生中养成节水、节电的良好习惯。

3、杜绝常明灯现象的发生，各室冬季上午9时前关灯，下午5时后开灯（阴雨天除外）；夏季一般不使用照明灯，教育学生不得随意乱动电器设备。

4、要严格管理自来水，要教育学生不玩水，增强节水意识。

5、不注意节水节电的班级不能评为先进班集体。

城关小学会计人员工作职责

会计人员是在总务主任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学校会计工作的主要管理人员，会计应积极贯彻国家财务制度，保证学校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其职责如下：

1、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和财务会计各项制度，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协助总务主任做好学校预算并严格执行财务计划。

2、分清资金渠道，严格掌握费用、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认真审核原始作主。对不符合制度规定的收支或手续不全的有权拒付，属于明显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必须坚决抵制。

3、定期分析学校预算的执行情况和财务状况。检查监督经费的使用和作用效果。

4、根据上级财务主管部门规定，认真编造、按期上报各类报表，5、熟悉上级财务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要带头做好执行、宣传和督促工作。

6、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练好基本功。按规定认真做好总帐的结算、记帐工作，保证做到帐表准确相符，情况真实可靠，手续严格清楚。

7、经常向学校领导和总务主任请示、汇报工作，如实反映情况，积极提出意见。

8、上级主管部门和财政、税务部门来了解、检查财务会计工作时，应主动提供有关资料，如实反映情况。

9、妥善保管会计凭证、帐册、报表等档案资料，并定期立卷归档。

10、认真参加业务会议，做好记录，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

非正式制度与会计保密性 篇3

摘要：地域文化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利用41个国家的数据，针对Hofstede-Gray框架的会计保密性假设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一个地域的阳刚性越强，个人主义越小，越可能具有较高会计保密性的倾向”，并通过对比中国的各行为习惯维度指数，得出“中国具有较高的会计保密性”的推论。会计既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又应该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该研究发现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为国内地域行为习惯与会计行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文献积累和借鉴。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会计行为；Hofstede-Gray框架；会计保密性

一、 引言

La Porta等（1997）认为，包括法律、媒体、管制在内的正式制度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企业会计行为的重要因素。杨瑞龙（1998）等验证了正式制度对中国这一新兴市场的积极影响。然而，由于各国正式制度和制度的巨大差异，并且一些正式制度并不完善的国家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很多学者开始关注非正式制度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韦伯（1958）、诺思（2008）认为，不同地域长期积累的宗教、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这些非正式制度可能会影响到正式制度的运行效果，尤其在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袤，民族众多，隐性契约作用不可忽视，非正式制度更能发挥其重要作用（陈冬华等，2008）。

地域人口行为习惯等是地域文化的具体表现，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既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也影响微观企业会计行为（Hofstede，1980；Gray，1988）。然而，关于地域文化与会计行为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的概念框架内Hofstede（1980）。本文试图利用The Hofstede Centre网站上公布的41个国家的数据，检验地域文化与会计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研究地域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对会计行为的影响，基于以下理由：一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明表明，包括法律、媒体、管制等正式制度以及公司自有的经济动机对微观企业会计行为的解释已经相当丰富，我们在很难从这些方面对企业会计行为做出更多的、更深入的增量解释；二是包括法律、媒体、管制等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会计行为做出越来越多的解释，尤其是在中国这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资本市场。因此，本文试图从地域人口行为习惯这种非正式制度入手，分析地域文化对会计行为的影响。这对于从宏观层面理解一个国家的企业会计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三是尝试为中国地域文化与企业行为的检验提供必要的和初步的文献累计和理论铺垫。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长，长时间的沉淀，不同地域的气候、地理、风俗习惯等形成了不同特征的地域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稳定性，但永恒不变的文化是不存在的（赵曙明，1997）。由于历史或者区位原因，可能不同地域的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更增加了现代中国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的地域文化的缓慢形成，具体表现于地方居民行为习惯的系统的变化，最终不同地域的人口会有系统化的行为差异，会计行为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限于笔者的能力、研究数据以及知识储备的限制，很难完整清晰地刻画出中国的地域文化框架，只能通过简单的国际比较研究为中国的地域文化与会计行为研究抛砖引玉。

会计行为有诸多表现，如会计稳健性、盈余管理、会计透明度等等。本文之所以选择会计保密性作为研究对象，理由有三：一是会计保密性本来就是会计的本质属性之一。除了一些可以公开的会计信息，会计人员需要为企业的会计财务信息保密，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环境下更是如此；二是出于投资者保护的目的，以往文献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关注较多，却极少有文献关注会计保密性，忽略了会计的本质属性；三是由于数据的限制。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只能获取到样本国家会计保密性的数据。

本文的研究贡献有三：一是对Hofstede-Gray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将地域文化对会计行为的影响从理论框架层面拓展到经过检验的实证研究。尽管概念框架中的六个变量我们仅发现两个变量显著，但这并不说明概念理论框架经不起实证检验。之所以如此，可能原因是研究的样本量较小，或者限于数据，我们没有控制其他国家的宏观环境变量。但该研究可以为在中国检验地域文化与会计行为提供必要的借鉴。二是我们利用回归数据验证了中国的会计保密性较高，这可以为进一步理解中国企业会计透明度提供实证参考。三是在Gray（1988）分析思路“国家文化影响会计亚文化，进而影响会计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文化影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影响会计亚文化，最终影响会计行为”的分析思路。

二、 文献综述

关于会计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往经典的文献主要从两个大的领域展开研究，一是以La Porta等（1997）系列文献为代表的正式制度；二是以韦伯（1958）、诺思（2008）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在中国，大量学者检验了正式制度对会计行为的影响，如杨瑞龙（1998）等。但对非正式制度与会计行为关系检验文献的却不多见。陈冬华等（2013）检验了宗教这种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公司治理的影响，随后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宗教与企业行为的相关研究。阮荣平等（2014）检验了宗教对创业的影响。在地域文化领域，国外学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潘爱玲等（2012）系统地回顾了文化对会计行为的研究文献。从国际文献看真正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探讨的，是Hofstede-Gray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的提出。Gray（1988）基于Hofstede（1980）跨文化研究的成果，在借鉴Harrison and McKinnon（1986）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文化影响会计亚文化，进而影响会计行为”的分析思路，提出Hofstede-Gray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Hofstede（1980）将文化定义为“区别不同人类组织的集体心理模式”。由针对52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万名IBM员工的采访和调查问卷得出的大量数据，用统计方法归纳出地域文化与工作实践相关的四个文化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性与阴柔性。Gray由此提出会计亚文化四维度，即专业精神与法定控制、统一性与灵活性、保守与乐观、保密性与透明度，认为以地域人口行为习惯为表现的地域文化影响会计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影响会计行为，并提出了四个假设。但是Gray当时只是针对地域人口行为习惯对会计行为的影响提出了理论假设，而没有进行实证分析，自此之后的大量研究分析都是围绕Hofstede-Gray会计亚文化理论框架进行的实证分析，集中于三个领域（潘爱玲等，2012），分别是会计稳健性（Liliana et al.，2010）、财务披露（Haniffa & Cooke，2002）和国际会计准侧协调（Schultz & Lopez，2001）。可以说Gray的理论在解释地域文化对会计行为的影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会计亚文化框架理论的提出，不仅为跨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考思路，增强了会计学术界对文化这一因素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也为推行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指明了方向。

近些年，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地域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赵书松（2013）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知识共享的动机结构问题。结果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知识共享动机主要由个人兴趣、集体情感与责任、规则服从、成就感知、关系建构五个部分构成。该论文尽管没有进行国际比较，却隐含着不同地域文化会影响员工行为的假设。赵龙凯等（2014）研究了不同国家的地域文化特征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论文以来自35个国家共4 911个在中国注册的合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经检验发现，出资国文化特征中的和谐主义与不确定性规避会显著降低企业风险，而个人主义则显著增加企业风险。他们的研究扩展了国家文化特征对公司财务影响的研究，为行为金融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尽管这些研究都在探讨地域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域文化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这为以后的研究预留了创新和提升的机会。

三、 理论分析和假设发展

Gray（1988）提出会计亚文化的分析遵循“国家文化影响会计亚文化，进而影响会计行为”的思路。然而，笔者认为，国家文化和会计亚文化之间应该加入地域文化，尤其是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广袤地域和多民族的国度，研究间于国家文化和会计亚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更凸显其重要意义。撇除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也会因为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地理环境以及外族文化侵入程度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国家内部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的性格和行为，而会计行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一个恰当的“文化—会计行为”分析思路应为“国家文化—地域文化—会计亚文化—会计行为”。

综合前人对地域文化的解释，笔者对地域文化的界定为：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地域内的特定文化体系，是具有该地域内生产活动特征的人文心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地域文化具有地域性、传承性、可塑性、多元性等特征。

地域文化对会计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

会计行为客体受制于地域文化。可以说，会计行为客体的方方面面都受制于地域文化。凡是通过会计行为主体的行动，能用价值量表示的，凡被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的客观事物在会计薄记系统生成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从更广义的会计看，企业里凡是资金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比如投资、筹资、以及经营活动，凡是有人参与决策的经济活动，都会受到人的性格以及处事风格的影响。而人的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地域文化所决定。所以有人参与决策的会计行为都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会计人员是地域文化对会计行为的作用媒介。地域文化对会计行为的作用媒介主要是会计行为主体，即会计人员。地域文化是在一个地区长期积淀的，包含生活习惯、宗教传统等行为方式在内的系列元素的集合。地域文化通过影响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而影响人的行为，其中就包括会计行为。但细究之，地域文化在直接作用于会计人员的同时，还会通过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和相关利益集团等间接影响会计行为，虽然这些非会计行为主体不直接参与会计行为，但是他们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以及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会对会计行为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通过会计行为主体对会计行为间接产生影响。

笔者将使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指数，主要针对Hofstede-Gray框架的保密性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一个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越大，个人主义和阳刚性越小，越可能具有较高的保密性倾向”进行检验和补充。即表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越不喜欢模糊的事情，越是认为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越不被功名驱使，集体主义越高，其越具有较高的会计保密性倾向。保密程度在各国的会计实践和财务披露中均有不同的体现，随着资本市场的差异化发展和共享所有权的性质的变化，自愿提供披露信息的激励体制在得到不断加强，而联系到一个社会的文化维度，跟保密最密切的应该就是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维度。一个偏好保密的社会总是极力限制和维护信息的披露，以避免竞争和冲突，也就是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体现。高权利距离的社会的特点就是信息的限制，以此来保护权利不平等得以维继。而保密性越高，往往会出现在集体程度较高的社会，这似乎意味着个人主义越小，该社会的保密程度会越高。同时，考虑可能对保密性产生次要影响的文化维度--阳刚性（Masculinity）、实用主义（Pragmatism）、放纵（Indulgence）。阳刚性维度，被用来衡量一个社会被竞争、成就、成功的驱动程度，由于一个社会被功名驱动程度越大，其竞争压力越大，为了维持其持续的竞争力，该社会往往趋于高保密性的特征，笔者的分析似乎与Gray的假设相违背，此处暂不做定论，有待后续的实证分析检验。另外，还有两个文化维度是Hofstede在后续的研究中陆续提出的，即实用主义维度和放纵维度，Gray在1988年限于当时Hofstede尚未提出这两个文化维度，故没有将这两个文化维度纳入其假设中。实用主义维度，被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务实程度，一个社会越务实，其透明性往往比较高，相对地，其保密性可能会比较低；放纵维度，被用来衡量人们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被满足，其往往受外界的压力较大，保密性较低。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1：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阳刚性越大，会计保密性程度越高；

H2：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放纵越小，会计保密性程度越高。

经过检验，本文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实证检验略。

四、 研究结论

我们利用The Hofstede Centre网站公布的41个国家的地域文化数据，对Hofstede-Gray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发现：“阳刚性越大，个人主义越小，越可能具有较高保密性的倾向”。即表明这个社会越是认为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越被成就功名驱使，越喜欢模糊的事情，集体主义越高，越不以务实为方向，越约束自己尽可能控制自己欲望的满足，其越具有较高的会计保密性倾向。实证结果表明，地域文化是影响会计行为的重要变量，至少，地域文化可以影响到企业的会计保密性。

参考文献：

[1] 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J].经济研究，2013，（9）：71。

[2] 陈冬华，章铁生，李翔.法律环境，政府管制与隐形契约[J].经济研究，2008，（3）：98。

[3] 诺思（Douglas C.North）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4] 潘爱玲，李彬，林亚囡，宿伟娜.文化对会计的影响：文献述评及未来研究展望[J].会计研究2012，（4）：20.

[5] 阮荣平，郑风田和刘力.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J].经济研究2014，（3）：171-184.

[6] 韦伯（Max Weber）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出版社，1958.

[7]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经济研究1998，（1）： 54-62.

[8] 赵龙凯，岳衡，矫堃.出资国文化特征与合资企业风险关系探究[J].经济研究，2014，（1）：70-82.

[9] 赵书松.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知识共享的动机模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3，16（5）：26-37.

[10] Gray， S J.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ystems internationally[J].Abacus，1988，24（1）：1-15.

[11] Haniffa， R.M.， and T.E.Cooke.Cult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sclosure in Malaysian corporations [J].A Journal of Accounting Finance and Business Studies， 2002，38（3）：317-349.

[12] Hofstede， G.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198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30203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4YJC63010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号：2014SJB12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2014M560022）。

作者简介：沈永建（1978-），男，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李健（1988-），女，汉族，山东省武城县人，山东省财政厅科员，研究方向为企业会计信息；沈雨欣（1993-），女，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人，中南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宋玉（1979-），女，汉族，安徽省宿州市人，南京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非正式制度思想理论发展研究 篇4

1 非正式制度的定义及起源

在制度经济学发展早期, 虽然各个学派没有正式提到非正式制度一词, 但是在所给出的制度的概念或者是相关的研究论著中都揭示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 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 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 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其中的“一般思想习惯”或者“流行的精神态度”则是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

康芒斯认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 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 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业务规则在一种制度的历史上是不断改变的, 包括国家和以前私人组织在内, 对不同的制度, 业务规则不同。它们有时候叫做行为的规则。康芒斯对制度的界定, 应该说, 抓住了制度最一般的本质, 即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集体行动”就蕴含了习俗、惯例、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等方面, 从而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正式提及非正式制度一词。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包括正式制度安排 (也称“正式约束”或“正式规则”) 和非正式制度安排 (也称“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 。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 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 或如诺斯所习惯的称谓, 非正式规则, 是那些对人的行为的不成文限制, 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关的概念。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之所以有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首先是因为正式制度不可能穷尽人的行为, 因此无法对人的任何可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定。

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 在正式制度产生之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靠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的。即使在经济体系发达的现代社会, 非正式制度也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 一些法律法规就是在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定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例如, 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职业道德, 表面上看是出于同一职业里的人经过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自我实施的行为准则, 实际上是某个历史时段里这一职业里的人们的共同认可。

2 旧制度经济学派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中, 最早研究非正式制度的是旧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关注的是风俗习惯与市场制度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芒斯和穆勒等。

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认为, 思想和习惯是制度的核心, 在他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 (1899) 中指出, 制度是由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组成的。在他看来, 制度的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式的习惯, 是一种非正式的约束, 人类的正式制度是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而且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凡勃伦深入地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各基本范畴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奠定了非正式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 (1983) 一书中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他所指的集体行动包括的范围很广, 从无组织的习俗、惯例、伦理道德到家庭、公司、协会、公会、银行以及国家等。虽然康芒斯强调正式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但是非正式的习俗、传统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它是构成人类关系的基础。他认为非正式的习惯、传统甚至是惰性都会影响或者限制集体行动, 从而影响经济的运行。

著名的经济学家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 (1926) 中, 着重研究了习俗和惯例的关系:首先, 是从产品分配是由竞争和习俗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习俗的作用往往大于竞争的作用。其次, 习俗对地租和土地租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特别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 一切交易和债务基本上离不开习俗的制约。最后, 在一些大型商业区中, 零售贸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 但是在其他地方, 竞争并非是决定性力量, 而习俗和惯例则是决定性因素。穆勒认为非正式制度中的习俗和惯例是引导产品分配的重要力量, 非正式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3 过渡制度经济学派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过渡制度经济学派中, 对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又以艾尔斯为代表。他认为, 制度应该代替其他对象如欲望、满足、价格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他根据前工业社会的行为来考察现代西方文化, 试图找出现代流行习惯与原始意识习惯的共同之处。在对制度的研究中, 艾尔斯尤其强调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道德判断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经济学研究价值问题时必须从道德上的好与坏进行评判。他指出社会上存在两套不同的价值, 一套源于技术进步, 一套源于信仰和行为的制度模式。当我们用技术来衡量价值时, 主要是判断事物的好坏和行为的正误, 而信仰和行为的制度模式则是可以衡量与文化相关的价值, 而且这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 在新、旧制度经济学交替时期, 学者们并未忽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而给予重视, 并且对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更加完善, 学者们的观点也更加丰富。

4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新制度学派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两个“新制度经济学”流派。一个是继承了凡勃伦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传统, 并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大影响的, 以诺斯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主要研究制度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技术的变化, 强调了知识存量的增长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以科斯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它既有别于旧的制度经济学, 又有别于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科斯等。其中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威廉姆斯森的研究, 该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制度变迁分析, 注重制度均衡的意义, 强调了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在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以后, 诺斯是研究非正式制度最多的人。他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1990) 一书中, 将非正式制度称为“非正式约束”, 认为非正式制度具有普遍约束性。并在著作中专门单列一章专门讨论非正式制度。诺斯将制度定义为人类设计的并实施于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的约束, 而且制度还包括非正式规则, 如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从诺斯列出的定义中, 我们不难发现, 从原始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 非正式制度一直都存在并发挥作用。

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 (1996) 一书中认为, 治理并不是孤立进行的, 各种治理模式会随着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他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 最底端是没有明文规定的非正式制度, 包括宗教、意识形态、社会观念、习俗、文化等等;非正式制度之上是正式制度, 包括法律、政治等等;正式制度上面则是治理机制, 包括公司治理机制、政府治理机制和交易治理机制。显然威廉姆森的制度是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治理机制三部分组成, 并影响经济组织的运行。

由于非正式制度的不确定性,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主要侧重于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研究, 但是他们并没有忽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格雷夫、青木昌彦都关注并研究了非正式制度。

格雷夫在他关于11世纪马格里布和12世纪热那亚的研究中阐明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和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文化信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影响社会演化、发展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还将博弈引入到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中, 在给定技术性博弈规则的条件下, 制度中的非技术约束是有两个相关因素构成:文化信仰和组织。并且他深入研究了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

青木昌彦也利用博弈思想研究非正式制度, 并在格雷夫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他的研究不仅包括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融入了演化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 并引入博弈思想构建了内生地制度演化模型。他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 强调制度是一种在动态演化的基础上可自我实施的共有信念, 他的制度概念更突出了制度的动态性, 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界定更加模糊, 定义也比较宽泛。

5 其他学科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除了经济学以外, 其他学科也重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 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不同理论或流派 (如结构功能论、社会交换论、社会互动论、社会进化论等) , 虽然没有提到“非正式制度”一词, 却讨论了风俗习惯、社会资本等。

在社会学中, 波拉尼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 (1957) 中提出经济行为都是嵌入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中, 考察了亲属群体、社会网络、组织创新、支配着经济交易的文化传统、地方行政以及新的利益表达形式等。其中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有重要作用。它的作用既不同于政府, 也不同于市场,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起到资源配置作用。社会学研究中提到的社会规范是与我们所提到的非正式制度相关的, 因为规范所涉及的约束力是非正式的, 也是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 但是非正式制度所包括的范围比社会规范更加广阔。

近些年来, 作为社会学中研究热点和前沿的社会资本也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社会资本实际上是指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非匿名的资本, 它的主要形式是一定社会空间内部的关系网络、信任和行为规范。尽管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两者在概念上相互联系, 接近我们常说的非正式制度, 但并非完全等同。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 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并且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同样, 非正式制度的范围比社会资本的范围广泛。

在人类学领域中, 非正式制度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认为个人行为的目的, 不仅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要得到社会的认可, 其行为受到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人类学中更加注重非正式制度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研究。

除此之外, 有些学者认为, 作为正式制度中的法律在形成过程中也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他们认为, 人们传统的文化、习俗在生活中不断应用, 最终导致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最终确立也受到习俗、惯例的影响, 是对习俗和惯例的肯定和否定, 是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博弈产生的。

综上所述, 尽管非正式制度在各个学派中的定义和理解不同, 但是归纳总结起来,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网等对人们的行为其非正式的约束作用的规则, 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普遍的约束作用。非正式制度是区分与正式制度并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不可分割、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相互补充。正式制度要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 否则无法完善实施;非正式制度要以正式制度为保障, 否则就会产生消极作用。

摘要：非正式制度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通过介绍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各个学派对其研究的状况, 从而系统地理解非正式制度, 以求呈现出非正式制度在各个学派中清晰的轮廓。

关键词：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参考文献

[1]唐绍欣.非正式制度经济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2]王文贵.互动与耦合: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督办制度(正式) 篇5

排查、整改、销号、督办制度

为认真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努力消除校园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级相关文件规定，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制定本制度。

一、成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赵金山

副组长：李安霞（主管领导）邹立国 黄 永 成 员：董弟林 张立奇 杨万鹏 周文元 唐好九 下设安全办公室，杨万鹏同志任主任。由办公室，教导处，政教处，总务处，宿管处五个工作小组组成。

二、隐患责任制度

落实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和重大失误“一票否决制”，坚持“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学校与各处室签订《武威第二十三中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处室安全管理责任分工。各处室各司其职，负责各自区域内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事宜。并对责任区域内所发生的安全事故负责。

三、隐患排查制度 为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秩序，保证师生人身安全和学校财产安全，切实抓好安全工作，根除安全隐患，特制订我校隐患排查制度。

1．各组要有专人负责安全隐患排查。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由各小组安排专人排查；各排查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按有关安全制度及学校规定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排查工作采用轮流密集排查方式进行，排查人员根据排查对象的特征确定排查时间。排查责任人在排查时要认真仔细，不能有任何疏漏，除不可抗因素外，出现安全事故，追究排查责任人的责任。

2．建立学校安全隐患台账。目的在于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制度，记录对安全隐患排查情况，为学校统一汇总上报安全隐患提供第一手资料。排查责任人在排查时要作好记录，有隐患应及时向学校汇报。自己可以处理的应及时消除隐患，不能应急的应及时提出处理方案，交由学校讨论解决。

3．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具体负责学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做好检查督促工作，安全办公室做好日常安全事务，五个工作小组按责任分工，认真落实排查制度，做好隐患记录、整改及上报工作。

四、隐患报告制度

按照“属地管辖，分级管理”的原则，学校对排查出来的各类安全隐患要进行登记，建立台账，并制定隐患和不稳定因素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间，严格落实“五个一”包靠工作制度(即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及时进行整改和上报。

五、隐患整改制度

在认真排查的基础上，根据隐患危害程度和学校财力情况，分轻重缓急，出台安全隐患的整改计划、整改方案并上报，必须严格按照“责任落实、措施落实、经费落实、时间落实”的要求，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治理整改，确保治理整改到位。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在停止使用的情况下进行整改。

六、隐患验收销号制度

各组在规定时间向安全办公室上交隐患排查台账，对相关时间段检查出而不能即知即改的隐患在《安全隐患消号记载本》上登记。登记时要注清整改措施，整改期限。安全办公室要做好跟踪检查，经常督促相关人员在整改期限内按时完成整改。各小组对隐患整改后要及时到安全办公室进行销号，安全办公室在接到销号要求后要组织相关人员对该隐患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给予签名销号。

七、隐患挂牌督办制度

对于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及时完成整改的、整改了但验收不合格的或可能危及师生生命和学校财产的重大安全隐患，实行挂牌督办制度。安全办公室要向校委会及时汇报以上情况，由校委会研究决定并启动挂牌督办程序。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篇6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社会管理；非正式制度

一、非正式制度的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长期以来界定、规范和协调人们在经济的活动和经济的关系的“经济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部分组成。

道格拉斯·为诺斯，将经济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长久的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们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和风俗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作为形成正式制度的“先验”模式。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的一套的价值理念，更多的会从道德的方向上对收入的分配、社会公平和现行的社会制度做出判定。我们的经济行为中这些因素都起到重要作用。

二、研究我国欠发达地区社会管理中非正式制度的价值

1.我国的欠发达地区

传统定义欠发达地区是指由于机会、信息不完全等原因造成的发展缓慢或停滞的区域。在这些地方可能会经济效率低下、生活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不能发挥作用、农业生产多以初级产品为主、与国内其他区域经济交流少。为了这些区域的发展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对我国的区域进行了地理上的划分，大致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处在我国的欠发达地区。

2.非正式制度的价值

古代时期，因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影响，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大多数是间接的管理方式。统治的力量最多到县级，很少能渗透到民间区域。正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在边疆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远大于正式制度的影响。现在的社会管理制度的得到完善，能给贯彻得边疆地区的县乡级，但是对于县乡级一下的地区仍然不够规范，相对薄弱很多。在这些区域非正式制度有很重要影响。然而在乡镇及其以上的行政管理层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受到特有的历史、文化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在其管理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多年来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体系中，正式制度规范了其管理的的基本构架，但是，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很大规范和引导的还是非正式规则。

三、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

1.伦理道德对社会管理的影响

伦理道德是调整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伦理道德会对善与恶的做出评价标准，以此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依靠大众舆论、传统的习惯、教育观念共同起作用，这种约束的作用比法律、制度等约束更长久。而边疆的少数民族在其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其民族特色的道德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家庭伦理观念、礼仪礼节、婚恋道德和社会公德。

2.风俗习惯对社会管理的影响

风俗习惯作为开始于民间社会的传统规范，是在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代又一代延续到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区域民众的共同利益，能够对区域在早期形成的包括风俗、礼仪、宗教信仰进行继承，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认同感等特征。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在其历史的演化中都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对本民族的影响深远。例如，沧源县拉勐佤族每年播种时，要按村落头人的大小顺序进行，先由结隆播种。

3.宗教信仰对社会管理的影响

宗教作为现在社会最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一方面它是以信仰对其意识形态影响重大，另一方它又有庞大的信教徒、教义教规、教会组织和教会活动等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参与其中，并且与一国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边疆少数民族在其长期历史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一直对本民族的风俗、文化、道德伦理紧紧的相联系，对信仰者的精神生活有重要影响，还可以一定程度上传播本民族的文化。通过对信仰者的思想、价值观的影响对本民族区域的社会安定、民族的凝聚力都有很大作用。

四、建议和措施

1.寻求一种平衡与协调机制，重建道德伦理体系

在传统观念的约束下我们的观念、意识乃至职业角色，都是相对单一的，同质性的程度非常大，我们的大部分社会管理理念也建之于这种同质性基础上。当面临社会体制改变和社会转型时，社会格局和利益也会相应面临巨大的调整。相联系的观念思想、意识都会向多元化发展，与之对应的经济组成成分、生产形式、社会各方的利益和收入分配都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今年来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社会成员的分化逐渐严重，经济发展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利益分化也日益严重，自然就造成观念思想的多元化，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增加社会的异质性。在创建边疆的管理制度中创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应调整以往单一的管理思路和办法，更多的考虑到多方的利益。由于各方代表的利益的不同在是社会中管理中可能会有冲突，就要求管理者在制定制度时，多方位考虑到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价值体系下的群体，在这种制约下寻找平衡与协调，这样才能有助于管理者的管理。同时，在制度规范的建设中也应该重视道德水平的建设。

2.根据风俗习惯特点具体分析

风俗习惯不是行政、法律的产物，决定了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对其加以改变。风俗习惯的影响与制度规范一样重要。因此，在我们管理者的治理中，对其不应该是取缔，而是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正式制度和规则的社会管理效能

在我国边疆的村落中，部落势力还是很大，家族势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已经逐步演化成了新的模式，从其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在短期内将其消除是不太可能和不现实的。从其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家族势力是新时期中国边远农村社会的一种新的利益团体。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农村的建设有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有些边远地区的排他性，对新制度和文化有排斥心理，这种家族势力也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在阅读的大量的文献里，在整个家族背景下，进行的家族活动和整个家族的势力与当地的基层建设的完备性，管理者的管理程度的强弱、控制力等都有关系。因此，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管理者的控制能力，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和谐有重要的意义。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篇7

要研究非正式制度,首先需要划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这种划分在经济学已有文献中并不清楚(诺思,1990;肖特、韦森,2003;张曙光、丁利,2001;等),由于在制度谱系中,仅以程度作为划分标准,诺思认为“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的差别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诺思,1990)”。按照这样的理解,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边界,人们在理解时容易出现混淆。

在笔者看来,组织是制度的载体,制度的本质就是合作,所以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指组织合作制度(黎秀蓉,2005)。然而,当组织诞生的时候,若果根据以往的文献来看,只存在非正式制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国家、政府的存在;但是,实际上在组织的制度结构中,是可以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的,因为它们对组织施加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实施方式也很不相同;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理解,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组织合作的功能也很不一样。所以,笔者认为,划分制度的类型时,更应该考虑的是制度的功能、影响和它们的实施方式,而不应该从是否有国家政府来划分(黎秀蓉,2008)。按照这样的逻辑,非正式制度:文化(意识形态)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规则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都处于重要的位置。然而,文化是什么?文化是通过什么机制起作用的?它与法律等正式制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现代国家的稳定边界止于民族(文化是民族特征的符号)?本文的研究将填补这些理论上的空白。

二、博弈模型

(一)组织合作制度的起点———打破囚徒困境

已有文献表明,作为博弈的结果———制度,打破囚徒困境,走向组织合作是它的基本功能(黎秀蓉,2008)。博弈的战略式表达如表1。

表1中,T>R>P>S;2R>T+S(阿克塞尔罗德,2007)。

(二)合作收益———达成合作的前提

在表1中所列的博弈模型中,纳什均衡要在合作时达成,合作的收益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至少应该高到大于不合作收益。假设,有一个额外的合作收益c,使得R+c>T,S+c>P,这样以来,博弈双方甲和乙为了自己的最大化选择,(合作,合作)的纳什均衡就会达成,这时,甲乙双方的收益支付(R+c,R+c)达到集体理性最大化。

表2中是该博弈模型的表达。

(三)惩罚机制———达成合作的途径

在上述表1的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囚徒困境,而要达成合作的均衡结果从而走出囚徒困境,必须采取承诺行动。所谓承诺行动,是指能够改变博弈的收益支付,进而能够使得博弈结果不同于以前的某种行动措施(张维迎,1996)。如果惩罚是这种承诺行动的表现形式,那么,只要承诺对甲乙双方的不合作行为加以惩罚,如果惩罚额度r>T-R同时r>P-S,合作的纳什均衡结果就可以达成,博弈模型详见表3。

模型中,额度为r的惩罚是对不合作行为所施加的,它要求R>T-r并且S>P-r,所以,甲乙双方理性最大化选择的结果,合作战略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样一来(合作,合作)的纳什均衡就会出现,博弈参与双方的收益支付(R,R)就实现了集体理性支付的最大化。

由于实施惩罚承诺的主体不同,惩罚机制可以具体划分为以下三种:1.第一方惩罚机制:第一方的含义是指不合作者自己的自我惩罚———当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合作行为。“合作是有价值的”道德观念如果深入人心,自然而然,博弈参与者的不合作行为就会给自己心理上带来负效用,也就是说,不合作行为本身会引起自己良心的极大不安,从而实现自我惩罚。一般而言,博弈参与者的道德感越强,良心上的不安就会越大,表现出来的惩罚额度就会越大,当然就越有利于出现合作的纳什均衡。

2. 第二方惩罚机制:第二方即为博弈中的受害方,由他作出惩罚承诺。

3. 第三方惩罚机制:

惩罚承诺由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凌驾于博弈双方之上,实施对双方的不合作行为的惩罚。

显而易见,信息问题、惩罚额度以及惩罚承诺的可置信性决定了惩罚机制的有效性(黎秀蓉,2002)。

三、文化的概念及其实施机制

(一)文化的概念

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的非正式制度规则在本文中可以被定义为文化,第一方惩罚机制———一种自我识别、自我惩罚、自我实施的惩罚机制是文化的基本特征。前已述及,第一方的含义是指不合作方承诺对自己的不合作行为实施惩罚。虽然第二方即不合作行为的受害方也可能做出惩罚(比如受害方对施害方的谴责),或者由第三方来施加惩罚(又比方常言所谓的唾沫星子淹死人),但它们必须能够在第一方心理上发生作用,产生心理上的负效用,进而才能使得惩罚行之有效。总而言之,第一方惩罚机制是说实施惩罚的是不合作方自己,这就是第一方的含义,由于它是由不合作者自己自觉自愿所作出的惩罚,当然它的信息成本与实施成本可以达到最小化。

(二)文化的起源

追根溯源,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组织。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组织合作制度越来越稳定,而且起到了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的基本作用,这体现了人类对丛林法则的超越。可以认为,组织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创生可能源于组织成员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组织的依赖,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组织凝聚力,维护组织合作制度。一方面,组织初始的非正式制度规则:文化就这样形成了,“组织是重要的;合作是有价值的”———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就这样被赋予了组织的全体成员;从而使得组织成员可以自律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组织可以借助于神佑与神罚这种宗教力量,从而可以提高惩罚的可置信性,并增强惩罚力度,以使对不合作行为的惩罚更加行之有效。

可以说,文化与人类组织相伴而生,协同演化。“组织目标是最重要的”成为文化的评判标准和组织成员所共享的根植于组织成员的意识深处的价值取向,并最终演化为组织成员的集体无意识,每个组织成员的行为借以得到规范。文化是一个组织内部不断灌输和潜移默化的结果,组织合作制度的合情性、合理性、合法性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普遍认同,并成为他们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正式制度强制形成的“必须”(Have to)规范可以转换成“应该”(Should)规范,从而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力(李汉林等,2005)。从这一角度讲,非正式制度(比如文化)与正式制度(比如法律)内在是一致的,价值判断就隐含在这些制度规则背后。通过这一价值判断,组织成员可以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其行为就可以被导向特定的方向———组织目标的实现。由此看来,正式制度比如法律只规定人们行为中那些明确的、重要的、强制性的那一部分规则,从而使得人们可以稳定获取纳什均衡下的合作收益;实事求是地讲,正式制度只是规定了很少一部分组织面对的情境,无法明确规定、无法估量、无法预知的其实是组织面对的大部分情境,自然而然,当未明确规定的情境发生时,组织成员怎样行动呢?毋庸置疑,每时每刻,抉择是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面临的,那么,规范组织成员大部分行为的更重要更普遍的规范其实正是非正式的文化: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一旦形成,遵守组织合作制度就成为人们一种习而不察的集体行动,从而超越了成本———收益算计。

(三)文化的实施机制

“组织是重要的,合作是有价值的”,这反映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表现为组织成员的心理体验:一种意义感、情感支持、归属感、自我表达甚至自我实现等因素,形成组织内的价值共享,也就是说,心理上的正效用正是这种组织文化共享所产生的,即表二中合作所获得额外的收益c,这个正效用提高了合作收益支付R+c,由此组织的凝聚力得以形成。这正是实施第一方惩罚机制的基本前提:不合作者心理体验到一种自我惩罚(表三中的惩罚额度r就对应着正效用的大小c)———针对不合作行为本身对组织的潜在破坏,这正是组织成员从文化共享中所获得的正效用c转化为负效用r,具体表现就是焦虑、懊悔、羞愧、负疚等心理压力,可以说,正效用c越大,惩罚额度r越大,组织成员感受到的约束力越强,第一方惩罚机制越有效。

另外,博弈中合作均衡的出现也可能有赖于文化的帮助。Kreps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焦点(Focal Point)”假说与组织文化的关系。Kreps认为,正式的信息交流如果在博弈参与者之间不存在,那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往往能够暗示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与各自的条件相称的策略(“焦点”),从而达到均衡。也就是说,组织中的他们往往能够形成暗中的共识———尤其是组织成员在面对许多可能的均衡解时———选择同一个均衡解中(指派给每个人)的行动策略。组织文化就是这里所说的“环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组织情境都能被组织的正式制度完全预知完全明确规定,所以,“公共域(Barzel,1989)”总是会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这样的话,组织成员可以借助于组织文化,以便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公共域”中,能够轻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从而使得合作均衡能够更快地实现。这样一来,组织成员借助于组织文化,使得他们的行为虽然面临不确定性但仍然可以预期,方法就是所有组织成员默契地一致选择合作均衡———“焦点”。

四、国家的最优规模与边界———文化的决定作用

随着地域的扩张、规模的扩大,组织演进到国家形态。合作收益的规模经济性是组织规模扩大与范围扩张的基本动力,这来自于抵御外敌的成功可能性、驾御自然、救灾与保险有效性的提高、交易的扩展、分工的深化等。

显而易见,组织规模的扩大与范围的扩张受制于治理成本的大小,组织治理成本的上升制约着组织规模扩大与范围扩张的扩展。一般来说,组织合作制度的运行要耗费一定的资源,这便形成了组织的治理成本,它包括惩罚、信息、立宪制度的实施成本。

所以,合作收益与治理成本的权衡决定了组织的最优规模与边界。一般认为,组织扩张的内在冲动就在于合作收益的规模经济性,比如大英帝国、罗马帝国,而历史上这些帝国的崩溃也正是由于治理成本的急剧增加。决定治理成本的最主要因素是惩罚制度成本,由于第三方惩罚机制(黎秀蓉,2008)具有规模经济性,所以,决定组织规模的往往被认为是军事技术,然而,军事技术比中国要强大很多很多的西欧各国,为什么规模却比中国小那么多呢?毋庸置疑,治理成本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组织治理中隐性存在的一种治理成本———第一方惩罚机制即文化(意识形态)的治理成本,最终起着关键作用,因为第一方惩罚机制具有最大的规模经济性,但却具有最小的信息成本和实施成本,因而,正是文化(意识形态)———决定着国家最优规模———所以,历史上出现的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就可以得到解释,同时,由于共享一个传统文化,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存在地相当稳定。

五、简短的结论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规则,对组织成员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事实上,法律等正式制度只是人类构建的制度规则中的一小部分,犹如冰山之一角浮现在水面之上而为人所熟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规则沉浸于水面之下从而不为制度经济学家所认识。然而,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规则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作用却是更加广泛而深远,理应进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即是这样一种尝试。

摘要：文章在组织框架内,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研究非正式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实施机制及其对国家规模与边界的决定性作用。文章认为,非正式制度即文化(意识形态),以第一方惩罚机制为实施特征,具有最小的信息成本与实施成本,从而决定了国家的最优规模与边界。

关键词：文化,第一方惩罚机制,治理成本,国家边界

参考文献

[1]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D·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3]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黎秀蓉.制度是博弈的结果:一个尝试[J].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01).

[5]黎秀蓉.制度是博弈的结果:国家理论[A].中国制度经济学2005年会精选论文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05.

[6]黎秀蓉.制度是博弈的结果:关于正式制度[J].经济问题,2008(10).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6.

[8]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J].中国社会科学,2005(01).

[9]David Kreps,“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in J.Alt and K.Shepsle,eds.,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篇8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公司治理,政府治理

在每一则丑闻的背后, 总是有一个贪婪者的故事;在贪婪者的故事背后, 也总是有一个关于规则与体制———一个旨在防止类似丑闻不断发生的制度设计———如何失败和变得无能的故事。1

1998年以来, 世界各国先后出台了80多个公司治理指引和准则。公司治理准则在大量涌现, 商业道德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 国内外的公司丑闻却层出不穷, 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成为引发各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直接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证实, 由于非正式制度较低的可移植性和传统延续性, 导致正式制度难以实施甚至失效。在很多情况下, 非正式制度即所谓“潜规则”的影响力往往要比正式制度的作用更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家, 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

宁向东 (2005) 认为:“公司治理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部分, 没有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 是不可能有好的公司治理体制的, 那种期望通过局部努力来形成公司治理体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通过局部努力来形成公司治理体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一、公司治理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张维迎指出, 企业治理结构具体由一系列的契约所规定, 所有这些契约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式契约;一类是非正式契约。正式契约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适用于所有企业的“通用契约”, 包括由政府颁布的一整套法律、条例, 如公司法、破产法、劳动法、证券法等;另一类是只适用于单个企业的“特殊契约”, 包括公司章程、条例以及一系列具体的合同。在本文中, 这两类正式契约被当作公司治理的正式制度。

非正式契约是指在长时期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地接受的行为规范, 诸如文化、社会习俗、道德规范乃至乡规、族规等。非正式契约可以看成是公司治理的非正式制度, 主要包括:

(一) 价值理念

根据柯武刚、史漫飞的观点, 价值理念是“得到极普遍肯定的高级个人偏好, 绝大多数较具体的意愿大都从属于这些价值。尽管这样的价值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具体形式, 但不管在什么文化当中, 它们基本上得到了普遍的追求。这种基本价值的例子有自由、公正、和平、安全和繁荣。”

(二) 伦理道德

指有关善恶问题、责任义务、道德原则、道德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社会规范, 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即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公司的商业伦理以及政府的行政伦理。伦理道德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三) 风俗习惯

习俗可以理解为一种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 它体现着过去曾最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 包括各种习惯、内在规则、习俗和礼貌。

二、非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 或者说是制度决定绩效。在公司治理领域, 公司治理制度 (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治理制度) 是影响治理绩效的决定因素。笔者认为, 在研究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时, 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个反馈控制系统来对待。系统输出 (治理绩效) 是系统输入 (治理制度) 的结果, 并对系统输入产生反作用。如图1所示:

模型中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都作为系统输入, 公司治理绩效是系统输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存在反馈控制关系。由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因果关系, 可以近似地视为反馈控制关系。

(一) 正式制度与公司治理绩效—反馈关系

首先, 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例如, 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正式制度, 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孙永祥 (2002) 认为, 公司价值是股权结构的函数。他分析了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 进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通过对中国沪深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购并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具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 总体而言有利于公司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等四种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 因而具有该种股权结构的公司绩效也趋于最大。

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司治理水平的差异, 主要原因在于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实施机制的效果不同。完善的正式制度体系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营造了公司治理良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 而落后的制度环境则往往使公司治理陷入困境。

其次, 恶劣的公司治理和大量的公司丑闻则会加快正式制度变迁和完善的步伐。例如, 2001年安然丑闻发生之后, 美国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旨在提高透明度、强化信息披露。可以认为, 公司治理正式制度的改进是公司治理绩效改进需求倒逼作用的结果, 这可以看作是输出对输入的反馈控制作用。

(二) 非正式制度与公司治理绩效—反馈关系

非正式制度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反馈关系相对比较复杂。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它对公司治理绩效产生的影响:

(1) 直接作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直接对公司治理绩效发生作用。比如在国企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是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长期作用的结果。在“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影响下, 中国很多企业内部都存在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和背后的勾心斗角, 公司政治复杂而惊险, 耗费了管理层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氛围下, 管理层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卓越绩效非常困难。总之, 非正式制度一般是通过影响治理过程直接影响治理绩效的。

(2) 间接作用:指非正式制度不是直接作用于治理绩效, 而是阻碍、削弱正式制度使之无用或失效, 间接影响公司治理绩效。2001年11月2日, 根据美国参议院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提供的报告分析, 导致安然公司治理失灵和公司破产的原因有5个方面, 而排在第一位的是“安然的董事会由一批社会精英组成, 并不缺少知识和能力, 缺少的是道德和诚信。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环境中, 任何制度和机制都毫无作用”。

非正式制度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反馈关系是:好的非正式制度与好的公司治理绩效并存。非正式制度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可能会掩盖一时, 但最终会反映到公司治理绩效上来。在正式制度已经非常发达和完善的情形下, 公司治理失效、出现管理腐败的根源在于非正式制度的欠缺或失效。

(三)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反馈关系

第一, 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前者强则后者也强, 前者弱则后者也弱。在正式制度不完善或执行力度不够的情况下, 监管不到位, 制度的惩罚功能丧失或者是带有差别性、歧视性必然导致贪婪、欺诈和腐败, 造成人们的道德水平滑坡, 诚信丧失, 市场秩序混乱, 正式制度形同虚设, 非正式制度荡然无存, 整个经济、社会陷于危机和动荡之中。反之, 建立严密和完善的正式制度, 并确保正式制度有效的实施, 监管和惩罚措施落实到位, 就会提高公司管理当局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提高其道德水平。

第二, 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 它先于正式制度的形成。完善和有效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促使公司管理当局自觉自愿地按照规则行事。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观念意识和宗教对正式制度的实施有着重要影响。比如中国文化中的“慎独”、西方基督教中的“十戒”,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谭劲松 (2003) 在分析独立董事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时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天职”观念是独立董事制度的核心和灵魂, 是独立董事制度产生和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基础。此外, 西方文化中的抗争意识、民主和自由精神也有利于维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的责任、维护社会公平的意愿、公私分明的价值取向等, 是独立董事制度重要的支持。在分析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时, 他认为:“非正式制度约束对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影响, 实际制度变迁总是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笔者认为, 他所说的互动过程实质就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反馈控制关系。

总之, 公司治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匹配是正式制度成功的关键, 也是改善公司治理绩效的前提。

三、政策建议

由于非正式制度具有非强制性, 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显得过于单薄和乏力。从根本上讲, 非正式制度要真正起到作用, 还需要正式制度强有力的支持和支撑。而正式制度的功效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治理的水平, 好的公司治理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好的政府治理基础上的。笔者就改善中国公司治理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公司治理的宏观层面, 当务之急是加快改善政府治理。政府要通过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积极改善政府治理。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秩序, 公共行政也以社会公平 (公正) 为其价值诉求。一方面社会公平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选择, 这是由政府的公共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维护社会公平, 政府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力量依托。只有在提升政府行政伦理水平的前提下, 才能改善中国目前落后的政府治理, 使公司治理正式制度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从而为改善公司治理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

2.在公司治理的微观层面, 加快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和企业自身特点、具有持久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文化。注重商业伦理建设, 并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3.大力弘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 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 营造一个正义、公平、正直和诚信为主流文化的社会环境。

从非正式制度层面来看, 公司治理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全民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水准。因此, 改进公司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 需要从更加深远和根本的方面入手。当前, 强调政府的行政伦理、企业的商业伦理和个人的道德意识, 都不失为改善公司治理绩效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宁向东《公司治理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

[2]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3]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3版

[4]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篇9

1产业集群中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进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联系, 他认为企业聚集在特定地方提高了效率, 在运输途径、原料成本、加工环节等方面促进企业节约, 高度合作的 “产业空气” 促成了相互的信任。传统的产业区理论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归结为外部经济性 ( Marshall) 、运输成本节约 ( Weber) 以及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等 ( Krugman) 。这些联系是集群在经济学方面表现出的特征, 但是对于集群内在的无形的社会联系却没有引起重视。新产业空间理论的代表人斯科特认为企业嵌入社区和社会文化的联系, 指出社会关系、 规则、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决策进而影响经济行为。社会文化结构的同质性能够促成合作环境。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1]认为, 在从最原始的社会到最发达的社会中, 正式制度也只是起着部分的约束作用, 在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中, 控制结构差不多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来确定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群集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Claudia R Wikkiamson[2]检测并理解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集聚的促进作用, 认为非正式制度是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非正式制度并不是由政府强制设计执行的, 非正式制度在各产业集群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诺斯[3]认为, 大部分非正规约束无法明确说明, 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检验也极其困难, 但它们却是十分重要的。

2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绩效的作用机制

产业集群中, 影响价值体系的非正式制度掺杂在有人情的关系网中, 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约束和改变着企业家的行为。通过默契的非正式制度, 产业集群协调社会关系, 加强人际间的互惠和信任, 将个人社会利益转化在产业群的社会关系中, 形成一个以自我利益实现为中心的社会型产业群。惯例、 习俗中的信任将非正式的 “不言自喻”的关系状态带入到有机的世界[4]。形成信任合作关系的非正式制度, 增加了交易者的可预期性, 节省了契约的谈判成本。信任合作是产业集群绩效衡量的指标之一。

产业集群中具有共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和历史遗留的习俗可以促进地域内生产综合体的形成, 产业区内的企业以文化、习俗为主要内容的互动可以有效地开展专业分工; 产业集群内部, 企业间默契的价值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合作中的利益冲突。 有共同社会背景的非正式制度是企业集聚的粘合剂。 非正式制度成为产业集群关系主体行为的潜意识规范, 违反这种潜意识规范将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监督, 包括在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习俗、道德、 伦理等基本行为规范可以有效地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 减少交易费用。

李胜兰[5]认为集群集中的博弈可以通过集体惩罚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如果集群中的企业并不是短期的短视行为, 群内的企业合作博弈就可能是无限重复博弈过程; 如果企业违约, 将面临其他企业严重的集体惩罚, 该企业将面临巨大的 “沉淀成本”, 使企业损失巨大。

假设bit代表企业i在t期的非正式制度影响的行为, 企业在各阶段只有两种行为, 即合作和违约, 则xit (bt) 是企业i在t期的利润, 当企业合作时每个企业的利润为x0, 当一个企业违约、其他企业合作时该企业利润为x1, 当其他企业对违约企业采取惩罚时该企业利润为x2, x2

其中 δ 是贴现因子, 0 < δ < 1。假设在第一阶段企业i违约, 其他企业合作, 则第一阶段企业i得到利润x1; 从第二阶段开始, 所有企业不再与其合作, 采取惩罚措施, 从第二阶段开始各阶段企业i只得到利润x2, 其利润为:

即:

如果企业选择合作, 则其所得利润为:

比较 ( 3) 式和 ( 4) 式, 因为x2< x0< x1, ( 4) 式远大于 ( 3) 式。只要企业在集群中相互交易的 δ 足够大, 集群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动力违背合约, 因为集群内部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很快得到传播, 企业将失去集群内部的信誉, 被驱逐出企业网络体系, 从而理性的集群主体会维护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 集群基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网络体系得到强化和发展。

非正式制度的自我实施效应规范行为者的交换原则, 并逐步内化为行为者的意识形态; 非正式制度在习俗的影响下惯性发展, 理性行为者重复博弈进行长期的合作, 遏制了机会主义行为; 非正式制度实施机制更容易受到道德、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约束, 从而减少获取制度外收益的可能性; 非正式制度面对行为主体的利益, 需要平衡重复博弈的展望, 避免出现机会成本, 最终达到较低的交易费用从而延续非正式制度的目标。这种制度实施机制降低了制度成本, 使复杂交易成为可能, 意识形态被反复灌输形成一套价值观, 从而对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非正式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并非屈从于外在的权威, 非正式制度内在化制约着行为主体的策略, 使博弈路径均衡、固定。

3非正式制度对我国沿海产业集群的影响

企业群内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因素促使企业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本地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企业群内的规则、秩序搭载于人际间的网络联系中, 习俗促进社会自发实现秩序, 反映主流价值的意识形态, 可以促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理性化。汉密尔顿[6]指出, 一种制度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或某种广为流行的、经久不衰的行动, 制度根植于人群的习惯或风俗。诺斯认为无论在外部社会关系中, 还是在商业活动中, 控制结构差不多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因此, 本文从三个方面测量产业集群中的非正式制度, 第一个方面是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 如区域内的历史传统、习俗、信仰体系; 第二方面是促进产业集群成长的社会网络关系, 如集群中的亲缘、地缘和文化价值观等; 第三方面是约束集群成员之间的治理制度, 如道德、惯例、默契、承诺等。

用习俗、价值观、道德、文化、信仰来衡量非正式制度, 习俗、信仰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 文化和道德体现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 而价值观体现了集群成长中社会关系的认同度。为了衡量集群内部的绩效, 我们设定商机变量, 用该变量体现网络链接能力、体现促进集群内部社会关系的绩效。

通过商格里拉产业群网 ( www. sellgreat. com) 提供的产业集群调查资料以及通过对各企业的联系, 选择河北、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的产业群作为调研对象, 通过电话调查、电子邮箱发放、 QQ访谈等方式, 共回收有效问卷229份。

长江三角区、珠江三角区的小产业集群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企业在地域上形成的生产综合体, 产业内企业间的互动由社会文化支持。中国的产业集群起源于乡镇地区, 形成了纺织、制鞋、皮革、 电器、金属产品等传统制造业, 技术的影响不具有支配地位, 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是家族联系、社区意识、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 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信仰体系、风俗习惯等会对这些产业集群产生影响。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问卷项赋值, 得到的产业集群的问卷分值如图1和图2所示。图1和图2的横轴按照产业集群的企业数量进行排队, 从苏州刺绣产业集群到平安丝网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量依次增加。从各变量的赋值情况看, 信仰变量的赋值在逐渐减小, 说明信仰对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是反向作用; 信仰在问卷中赋值数出现负值, 说明不同产业集群对信仰促进产业集群的看法存在分歧, 也可能不同的产业群对信仰的依赖程度不同。 而道德和文化变量总体随集群内企业数量的增加有上升的趋势。习俗变量的波动并没有体现趋势性, 这说明沿海各集群的习俗背景差异不大。

为了避免各变量之间出现多重共线性的情况, 需要将各变量之间与被解释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见表1所示。相关性分析显示信仰和商机的相关性强, 在0. 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商机和非正式制度的习俗、价值观和道德相关性较弱; 而文化和商机之间的相关性最弱, 具有相关性不显著。各变量之间, 习俗和文化的相关性很强, 不同产业集群由于所在地区的习俗、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不同, 具有很大的历史差异; 习俗和文化在衡量的量表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而衡量的结果却有很高的相关性, 说明文化和习俗具有共生性; 文化和价值观、文化和道德的相关性较弱。

注: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 05 level ( 2 - tailed) ; *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 01 level

为了体现不同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产业集群商机的影响, 我们构建了四个模型: 模型1用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 ( 信仰和习俗) 和社会关系因素 ( 价值观) 作为解释变量, 分析这两个因素对商机的影响; 模型2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 ( 道德和文化) 和社会关系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分析这两个因素对商机的影响; 模型3用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和治理机制刻画集群的商机情况; 模型4综合三方面的因素, 考察商机受到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情况。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 制度因素和社会关系因素能很好地解释产业集群的商机, 判定系数为0. 455, 说明回归的效果有代表性, 显著系数Sig. 较小说明模型显著性强。模型1在没有治理机制因素的作用下能很好地解释因变量, 说明制度因素在产业集群的网络链接中占据核心地位。

模型2回归的结果并不理想, 在缺少制度因素 ( 信仰和习俗) 的情况下, 回归的判定系数为- 0. 074, 说明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很难全面解释产业集群的商机。产业集群商业化的文化与非正式制度的传统文化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化变量的选项中, 强调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精神理念, 在企业内部强调传统文化的伦理人情, 这样的选项考察当代企业的文化底蕴, 问卷的选项结果赋值均值为24. 38, 显示产业集群较认可这些选项。而回归中文化、道德变量解释力度不强, 说明与商机变量的变化并不一致。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 道德和文化在不同产业集群的表现不规则, 但均值偏高, 说明商机的大小与道德和文化的影响联系弱化, 这也反映了在现代商业环境中传统文化在逐步弱化。

模型3回归的结果较理想, 价值观是社会关系共同持续的基础, 在缺失价值观变量的情况下模型回归较理想, 回归判定系数为0. 507。价值观问卷的赋值均值为- 6. 92, 说明各产业集群对价值观促进作用持否定态度, 在缺失价值观变量的情况下回归仍然能够有很高的拟合度, 说明价值观变量并没有发挥关键的影响作用。价值观结构促进企业之间的互动往来, 是企业合作的客观环境, 价值观并没有不同的社会起源和政治的异质性, 这样一个共性的变量很难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差异很大, 所以该变量对商机的基础影响大, 但是变动的影响就较小。

模型4对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描述, 回归结果较为理想。相对于模型3, 回归的拟合优度下降, 说明价值观变量造成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下降。模型中道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负值, 因为在设定道德变量的选项时采用了和道德相反的测试项, 集群测试的结果同传统的行业道德观和职业道德观相差不大。文化变量的系数为负值, 说明文化变量的变动方向与产业集群商机的变动方向相反, 文化变量并没有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反映出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在各产业集群中呈现下降的趋势。

4结论

本文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绩效的模型, 检验结果表明, 沿海各产业集群内部用来收集和分配市场信息的非正式制度大量存在, 这些集群的市场交换部分地依赖于社会关系, 以习俗为核心的变量引导产业集群形成可交易的制度框架。绩效变化的源泉是非正式制度变量中的制度因素 ( 信仰和习俗) , 这样一个非正式制度框架符合诺斯的观点, 即如果制度制约对经济活动所确立的一系列补偿规则促进了生产性活动, 经济绩效将增加。

摘要：综合沿海各产业集群的状况, 通过对这些产业集群非正式制度的问卷进行收集和数据处理, 定量研究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检验的结果表明, 在可交易的制度框架下, 沿海各产业集群的非正式制度使集群形成了外部效应并具有扩散功能。改变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以信仰和习俗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因素会很好地促进产业集群的绩效, 而以价值观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认同度却抑制集群的绩效, 同时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在沿海各产业集群中并不具有核心地位。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产业集群,绩效,信仰

参考文献

[1]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 1999, 23 (1) :76-78

[2]CLAUDIA R WILLIAMSON.Informal institutions rul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Public Choice, 2009, 139 (2) :371-387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134-137

[4]刘燕.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及合作价值[J].东北财政大学学报, 2006, 137 (6) :36-39

[5]李胜兰.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108-109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篇10

1 制度、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

制度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 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人们选择的空间, 约束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机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在其文章中指出:“制度是人所发明设计的对人们相互交往的约束。它们由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 (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为准则) 和它们的强制性所组成。简单来说, 它们是由人们在相互打交道中的强制约束的结构所组成”[2]。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它统一于社会有机体而存在, 同时又独立于社会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因此, 伴随它产生的体育制度也具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过程及规律。体育制度是约束体育领域以及体育与社会直接关联并相互作用的领域里的社会组织和人的关系的规范体系。[3]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普遍存在于世界的一切国家、民族和社会中;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因为受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差异性。其包括,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1.1 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是指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包括政治 (及司法) 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这些规则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 再到明确的细则, 最终到确定制约的单个合约;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在大众体育领域就相继出台了《体育法》、《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有关法律法规, 特别是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民健身条例》,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社会体育、全民健身的全国性立法, 卢元镇先生称其为新中国群众体育最重要的文献。[5]这些法律、法规都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发挥了强大的正式制度约束。

1.2 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交往中经过渐进演化而形成的一套行为准则, 其世代相传, 具有极强生命力。它一般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 道德观念, 风俗习惯, 意识形态等因素, 其中意识形态和习惯在非正式制度中影响最深, 处于核心地位。[6]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 独特的生产方式和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 形成以小农经济、宗法血缘和生命哲学为基础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7]因此, 由过去承继下来的风俗习惯、惯例和道德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无疑会成为群众认识、选择、参与体育的重要依据。同时, 非正式制度研究, 对于形成适合我国社会普通民众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的农村体育制度具有很高的参照价值。

1.3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

我们发现从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到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是约束力越来越强, 但灵活性逐步降低的过程。同时, 制度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作为影响制度绩效的一对重要矛盾变量, 如何在其此消彼长中使制度绩效达到最高, 必须对二者依据具体情况加以取舍, 它们的关系如图1:

图a是制度确定性与制度约束力的增函数。但确定性达到一定值之后, 其约束力将会趋于接近一定值而不会再有明显增加, 这个值必然存在。图b是制度灵活性与制度约束力的减函数。确定性、灵活性的提高, 制度绩效都会增加, 说明制度绩效是制度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增函数, 故可以通过图a、b, 得出的制度绩效与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函数关系叠加得到图c, 制度绩效和制度约束力的函数关系, 由图c可以看出, 制度绩效随制度约束力增强是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 这便是我们需要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8]

首先, 我们了解我国农村体育的制度现状。一方面, 当前正处于从以竞技体育为核心到当前全民体育建设的转型期, 在转变过程中我们法律较不健全, 正式制度的强制约束力不足, 人们活动的自由空间巨大, 在农村体育方面虽然国家陆续制定和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 逐步建立健全了农村体育法律指导体系, 正式制度的强制约束力在逐渐增强, 但目前仍处于上升期, 但是远远没有到达制度绩效由增变减的转折点, 非正式制度仍具有较高约束力;同时, 正式制度 (如法律) 的约束无法也不可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当其细化到一定程度之后, 反而会引起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成本与制度收益不成比例的增长, 从而得不偿失。同时过细的规定会产生制度性僵化, 使人们失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主判断、处置的行为空间;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积淀, 特别是在仍以血缘为纽带, 受习俗、惯例等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传统习俗观念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以其较好的灵活性, 发挥了制度的强大评价和约束功能, 具有正式制度不可比拟的制度优越性。

因此, 要使我国农村体育取得较好的制度绩效, 仅靠建立硬性的正式制度约束是不够的, 成熟、具有广泛制约力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非正规制约本身也是重要的 (它们不仅仅是对正规规则的补充) ”。[9]如何发挥非正式制度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作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 非正式制度对农村体育的作用

2.1 传统体育思想仍具有较强生命力

千百年来, 在浓重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体育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 同时受儒、道家文化的影响, 在此基础形成的“心性”之学主张“内索”, 表现在体育上, 则崇尚静养、和合、礼乐, 涵修“德”于练“体”中, 修身的过程讲究养性。[10]虽然这与强调人的个性, 崇尚“更快、更高、更强”的现在体育思想相冲突。但是, 这在我国传统文化仍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广大农村“天人合一”的体育思想仍被大家所认可, 武术、棋类等传统运动项目仍最受农民的欢迎, 这也正是现在体育在我国广大农村难以推广的重要原因。

2.2“俗体同构”的祭典、节庆活动的受到农民的喜爱

中国农村的地域广大, 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农村场地设施少、居住地分散、时间难以协调统一等困难的影响, 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往往会受其制约。同时, 我们发现与祭典、节庆等中国节庆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我国乡村传统体育文化, 却较好的客服了上述限制, 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如端午节的赛龙舟、春节的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其不仅满足了民众节日集会、娱乐的需要;同时为农村体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也作为了一种很好的农村体育的开展形式, 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推崇。

2.3 体育社团、各类体育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发挥很好社会功能

农村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根植于农村, 是搞好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的有效形式。农民通过参与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活动, 满足了强身健体的需要, 同时可以娱乐身心, 放松心情,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更重要的是体育活动的全民性与竞争的公平性, 能够调节角色差距, 体现社会公平, 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增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满足广大群众的安全和归属的需要。

此外, 此类非正式组织侧重于公民积极主动参与活动, 扩大了农民参与体育生活的范围和深度, 而且可以减少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程序的复杂性和组织的困难性。

最后, 农村非正式组织的体育社团能够及早的了解民众的体育需求, 可以作为政府管理体育事业的好帮手, 为公众提供表达体育权利的沟通渠道, 避免国家直接面对公众而造成的高额沟通成本, 提高沟通效率。

2.4 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规范和评价功能

尽管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 但是由于在非正式制度中, 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 所以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作用, 常常以无形的方式表现出来。[11]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响亮口号, 直至今天仍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和规范着公民的思想和行为。

同时,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等的集合体, 其通过成员认可的共同道德原则, 对人们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评判, 约束成员的行为。例如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内部虽然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但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的程序和规则, 是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作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 对养成遵纪守法和提升个人修养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成员们有共同的体育目标, 对组织有高度的认同感, 把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当作自己的自觉行动, 可以充当化解社会矛盾的稀释剂。

2.5 非正式制度可以促进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

正式制度作为定型的规范, 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方式也是正式的合法的和一项正式制度的产生将导致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的产生, 以补充和协调正式制度发挥作用。[12]而非正式制度如果在没有正式制度安排的情况下, 会因为缺乏强制性, 导致实施成本升高, 复杂的交换不能发生。

只有实现“外源动力” (正式制度) 与“内源动力” (非正式制度) 的聚合, 重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 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较高的制度绩效, 这正是保证我国农村体育不竭动力的源泉。

3 实施策略

3.1 分区域选择农村体育的发展方式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 具有明显的东、中、西的经济发展格局,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区别原则选择具体的农民体育发展方法:在开放程度不高、传统文化影响深刻的中、西部地区, 可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要发展内容。充分利用大型传统文化活动, 如春节、端午节等节日进行传统体育活动如武术、养生功法等的宣传、推广、普及。同时, 根据地方特点适当采取中、西体育结合的方式发展农民体育, 可以从推广篮球、乒乓球等较容易开展, 对场地相对较低的项目开始;对于东部沿海的农村, 其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此区域的农民思想比较开放, 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体育价值观念也较为接近现代体育的价值观。这个区域则可以采用现代体育形式为主、传统体育形式为辅的农民体育发展策略。

3.2 重视祭典、节庆等传统节日的体育植入, 培养农村体育品牌

在广大农村地区, 可以利用祭典、节庆、墟日等传统节日开展民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比赛和体育表演, 如舞龙舞狮、武术、扭秧歌等;在一些体育基础设施较好的乡镇, 可以加入现在体育项目的植入, 推广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现代运动项目。在满足当地民众节日文化的需求的同时, 促进民俗体育的发展和现在大众体育项目的传播。

同时, 结合当地实际注意培养特色体育项目, 发挥特色项目的带动作用。只有抓住特色项目带动其他体育工作, 依靠乡镇广大农民在特色项目上的兴趣爱好, 才能在农村掀起体育活动的热潮, 并借此提高农民的体育意识。[14]才能使更多的体育项目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壮大。

3.3 重视体育社团和“体育带头人”的培养, 丰富体育休闲娱乐活动

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中的“体育带头人”依靠其潜在权威, 对组织的发展和运行、成员的心理和行为等极具影响力, 笔者认为相关管理者应在尊重关心的前提下, 与“带头人”建立信任, 并重视培养他们。在充分调动核心人物及其成员创新性的积极性, 根据时代发展和大众的需求相关体育部门可以适时地在社区、群众中积极推广多种体育运动项目, 在开发民间的、传统的体育项目的基础上, 注重与现代体育项目的结合。这不仅使得组织充满活力与生机, 适应当前我国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发展;满足群众不同程度的体育需求, 拓宽了群众的视野, 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开展内容多样性的提供了保证。

3.4 努力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协调, 合理输入提高经济绩效

我们必须尊重传统、尊重具有积极影响的“本土资源”, 发展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体育资源。否则, 很难想象不尊重已有的非正式制度, 不观时俗, 不察国情的正式制度供给, 能够在农村能真正地赢得民众的认可和肯定。另一方面, 发现并培育与非正式制度相适应的正式制度, 防止不尊重地方实际的不合理输入, 而导致的“篮球场变成晒谷场, 单双杠变成晾衣架, 大多器材更是终年处于闲置状态”[13]等尴尬问题的出现, 以便减少资源浪费, 充分发挥经济对体育的推动作用, 提高经济绩效。

4 结语

我们在认识到非正式制度对农村体育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 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陷, 主要有:第一、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地阻止参与者和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第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存在明显滞后性;第三、参与者不能平等地利用非正式制度, 而导致的不平等问题等。但是, 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 历史积淀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 加之不同地区的地理、人文等因素的差异, 使得我国农村体育政策从制度到实施受到了极大限制, 笔者认为只有以制度绩效的提升为最终目的, 形成以正式制度为核心, 兼顾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的制度体系, 并根据时代特点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才能为我们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从非正式制度视角, 结合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知识, 分析非正式制度对发展我国农村体育事业的作用, 并联系实际提出了分区域选择农村体育的发展方式;重视祭典、节庆等传统节日的体育植入, 培养农村体育品牌;重视体育社团和“体育带头人”的培养, 丰富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努力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协调, 合理输入提高经济绩效等策略, 旨在为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