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精选十篇）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篇1

信用担保体系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用担保机构和协作银行的合作关系，只有两者合作良好，才能使信用担保机构的担保资金真正起到杠杆的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的合作，主要取决于双方者的意愿和实力。信用担保机构作为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的专门机构，其与银行合作的意愿是不容置疑的，而其实力则是协作银行考虑是否合作的主要因素。从协作银行方面来讲，目前其自身实力应不成问题，关键则是其是否有合作的意愿，而这主要取决于与信用担保机构的合作是否能够达到其预定的目的。

协作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合作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贷款本金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增加利息收入；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发现具有发展潜质的中小企业，培育新客户。

1 信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的合作条件

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假设协作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的合作底线是贷款本金的收回，也就是当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能按期收回时，协作银行能够从信用担保机构中获得相应于担保贷款的资金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协作银行才会有与信用担保机构合作的意愿。因此，协作银行必须判断信用担保机构是否有意愿和有能力进行代偿，如果协作银行判断信用担保机构不能进行代偿，则会给协作银行带来损失，协作银行就没有积极性进行合作，如果协作银行机构判断信用担保机构会进行代偿，认为贷款给中小企业没有什么风险，就会积极参与合作。

从信用担保机构方面来讲，作为一个政策性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机构，如果有能力进行代偿，就会进行代偿，并不存在主观违约的情况，亦即当其有能力时而不会想进行代偿；而只有当其发生资不抵债没有能力时，才有可能违约，所以协作银行相信信用担保机构只有可能发生客观违约。

假设条件：

(1)担保周期统一确定为一年；

(2)信用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均表现为货币且都存入银行，并取得统一的银行利率；

(3)贷款利息直接从贷款中一次性扣除；

(4)担保基金发生代偿即作为支出；

(5)用K表示资本金，RDBF表示担保费用率，RDW表示代位补偿率，I表示担保比例（在此只是说明问题，为简单起见，可假设I=1）,RC表示银行存款利率，RD表示信用担保运行费用，D表示贷款需求，RD表示贷款利率，FY表示协作银行操作贷款业务的费用[1]。

则信用担保机构净利润为：

协作银行担保贷款的净利润为：

1.1 当信用担保机构出现下列情况时：

即信用担保机构能通过自身的经营使得信用担保机构不会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时，信用担保机构不可能发生违约。通过上式可以分析出在国家不进行补贴的情况下，信用担保机构采取什么经营策略使得上式得以成立，使得协作银行与之合作。

(1)当RDBF<RDW且是已知时，则式（3）蕴含着且必须使得协作银行的净利润不小于零，即所以要使得协作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合作，则必须使得

(2)当D是已知时，要使式（3）成立，则（RDBF-RDW)这表明通过代偿率和担保费率的制定可使信用担保机构处于自身良性循环中。

1.2 当信用担保机构出现下列情况时：

即发生资不抵债时，信用担保机构就有可能发生客观违约。

构造一个两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2]，如图1所示。

参与人：{协作银行，信用担保机构}

参与人的战略空间：

协作银行：{合作，不合作}

信用担保机构：{履约，违约}支付值见图1。

采用逆推归纳法，可得如下结论：

当D*RD-D*RDW-FY>0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合作，违约），

当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不合作，违约）。

分析如下：

(1)若信用担保机构履约进行代偿，则协作银行的支付为D*RD-FY，而信用担保机构的支付为K*RC+D*RDBF-D*RDBF-FD；若信用担保机构违约不进行代偿，则协作银行的支付为D*RD-D*RDW-FY，其有可能大于零或小于零，而信用担保机构的支付为K*RC+D*RDBF-FD。

根据现实情况和理性的假设，协作银行认为：在信用担保机构进行决策时，其唯一的选择是会违约而不进行代偿；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D*RD-D*RDW-FY）>0，则协作银行的决策是合作。但是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之下，协作银行可以不要信用担保机构的介入，可以自行贷款，如果（D*RD-D*RDW-FY）<0，则银行的决策是不合作。

(2)当政府明文规定以每年不少于D*RDW的资金进行补贴时，则协作银行有信心认为担保机构是会履约的。

在实际运作中，只要政府每年注入资金为D*RDW+FD-K*RC-D*RDBF-K时，信用担保机构就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此时协作银行仍会认为信用担保机构会履约。在这种情况下，当（D*RD-FY）<0，协作银行也不会与担保机构合作的。只有当（D*RD-FY）>0，协作银行才会与担保机构合作，所以担保规模也是决定协作银行是否与担保机构合作的关键因素。

2 最大担保规模与担保比例

信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都有意愿和实力开展合作的情况下，它们以什么方式进行合作，即担保规模的大小、责任分担比例和担保倍数如何确定，才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假设：信用担保机构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性机构，希望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即信用担保机构的净利润为零的情况下，使得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而协作银行的合作目标则是希望不亏损。在这两个假设的条件下，我们来构建确定两者合作的担保规模、责任分担比例和担保倍数的数学模型。

2.1 建立信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合作的担保贷款规模D和担保比例I的数学模型

假设条件：

(1)担保周期统一确定为一年；

(2)信用担保机构的资本金K均表现为货币且都存入银行，并取得统一的银行利率；

(3)协作银行贷款利息的直接从贷款中一次性扣除；

(4)信用担保机构只对贷款本金进行担保；

(5)信用担保机构的净利润为PD，运行费用为FD，银行存款利率为RC;

(6)担保基金发生代偿即作为支出，并且代偿的贷款追回率为零，代偿率为RDW。

(7)协作银行的担保贷款业务的净利润为PY，运行费用为FY，贷款利率为RD;

(8)不考虑信用担保机构和协作银行可能上缴的税金。

信用担保机构的净利润：

年收入：担保费年收入为D*I*RDBF，存款利息年收入为K*RC;

费用：代偿支出为D*I*RDW，年运行费用FD;

净利润：PD=D*I*RDBF+K*RC-

协作银行的净利润：

年收入：担保贷款年利息收入为：D*RD;

费用：担保贷款代偿支出：

D*（1-I）*RDW，担保贷款年运行费用为FY;

担保贷款年净利润：

由（4）式可得：

基于信用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半公共品属性（国家为扶持中小企业而设立），可假设PD=0，由此，式（6）变为：

将式（7）代入式（5）得：

要求在PY叟0的条件下，确定I，以求MAX(D），即：

2.2 模型求解：

构造下列式子：

那么，由非线性规划的K-T条件得：

求解可得：

最优解：

将式（9）代入式（7），可得最大担保规模：

2.3 结论

为清楚说明担保费率、代偿率和最大担保规模之间的关系，不妨假设FY=0,FD=0，则式（10）可化为：

由式（11）可以看出，当担保费率和代偿率充分接近、贷款利率和代偿率充分接近时，则合作担保规模会充分大。

摘要：利用博弈方法研究信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合作的条件。在合作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了担保贷款规模和责任分担比例等问题。研究表明,当担保费率和代偿率充分接近、贷款利率和代偿率充分接近时,担保规模会充分大。

关键词：协作银行,信用担保机构,博弈,数学模型

参考文献

[1]谭中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理论、模式及政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338-340。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篇2

资性担保机构业务合作的通知

银监发 [2011]17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货公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国办发

[2009]7号）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等七部委令2010年第3号，以下简称《办法》）发布实施以来，按照国务院确定的监管体制，各地政府高度重视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发展，确定监管部门并积极制定本地区的相关管理办法、对现有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规范整顿，融资性担保机构已开始步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为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机构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现就加强双方业务合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银担合作的意义。加强银担合作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缓解小企业和“三农”贷款难、担保难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拓展业务领域，控制业务风险。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转变观念，在风险可控、遵循市场原则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银担业务合作。

二、要善于借助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增信作用。通过加强银担合作，拓展业务领域，改进小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培育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

三、注重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资质的审查。自2011年3月31日起，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将融资性担保机构持有经营许可证作为开展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并根据担保机构公司治理、风险管控、依法合规经营情况以及资本、信用、经营业绩等实际情况确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四、建立适合融资性担保机构承保贷款（以下简称担保贷款）特点的业务模式。推出符合小企业需求和经营特点的信贷品种，进一步优化审贷流程，提高担保贷款的审批、发放效率。

五、合理确定担保贷款的利率。对担保贷款中的小企业贷款、“三农”贷款、“民生”项目贷款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相关政策落实有关利率优惠政策。

六、致力于与融资性担保机构的长期稳定合作。双方要根据市场原则，协商一致，建立公平诚信、互惠互利的协作关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对融资性担保机构代偿后的追偿活动提供必要的协助，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要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对融资性担保责任总余额按不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掌握。

七、严格落实担保贷款管理制度。认真做好贷款“三查”，加强贷后跟踪管理，对信贷资金流向和用途情况进行持续动态监测并做好相关风险分析、预警及防范工作。

八、加强与融资性担保机构的信息沟通。合作过程中，双方应及时共享项目运营及风险预警信息，共同开展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为融资性担保机构及其监管部门依法查询、确认有关信息提供协助和便利。

九、及时掌握融资性担保行业动态信息。包括政策变化及监管发展情况，积极关注融资性担保行业环境建设、风险补偿机制及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加强对融资性担保行业的运行分析，准确把握双方业务合作趋势。

十、促进公平、公正的担保行业环境建设。银行业从业人员要恪守职业道德，项目经办人员和审批人员如与合作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或担保项目有利益关系应主动回避。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在融资性担保机构中兼职，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与亲属及其他利益关系人投资入股或实际控制的融资性担保机构进行业务合作，不得利用职权指令与某一特定融资性担保机构合作。

各银监局要充分了解和掌握辖内融资性担保行业及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经营发展情况，严密监控担保贷款风险及主要问题，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抄送当地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辖内银担合作的健康稳定发展。

谨防担保机构风险向银行传导的思考 篇3

关键词：担保机构；银行；风险；传导

中图分类号：F830.4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2－００26－04

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商业银行等债权人约定， 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加强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是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贷款难、担保难的一项重要举措； 有利于商业银行借助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增信作用，拓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领域。近年来，融资性担保机构发展迅速。有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共计6030家，其中，国有控股1427家，民营及外资控股4603家，占比分别为23.7%和76.3%。 全行业资产总额5923亿元， 净资产4798亿元。在保余额总计11503亿元，较上年增长64.6%，为14.2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性担保。 虽然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的业务量不断上升， 但运行情况并不乐观，担保机构风险向银行传导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担保机构风险向银行传导的主要方式

1． 担保机构代偿能力下降的风险传导。 担保机构若无充分的代偿能力， 其在银担合作中对银行贷款的风险缓释作用将大打折扣， 从而使其应承担的信贷风险转嫁给银行。 当前导致担保机构代偿能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有：（1）担保机构超比例投资。部分担保机构未严格遵守《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担保主业和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之外的投资不超过净资产20%的限制，将大量担保资金投资于基建项目、办公楼等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或风险较大的非上市公司股权， 甚至以委托贷款的形式转道流入楼市、股市。（2）担保机构担保集中度偏高。部分担保公司，担保金额已远超《管理办法》中关于“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的比例限制。类似上述担保资金高度集中于单个被担保人的情形，一旦该笔贷款出现违约代偿，将使担保机构的代偿能力急速下降， 进而增大将风险传递给合作银行的可能性。（3） 担保机构为民间借贷活动提供担保。个别担保机构为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民间借贷活动私下提供担保， 从而承担了高额的或有债务，为其代偿能力削弱埋下隐患。（4）担保机构抽逃资本金。当前担保机构抽逃资本金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手法。所谓“显性”手法，是将注册资本金直接抽逃用于股东或关联企业资金周转。 此类情况不在少数，且金额较大，但这部分资金在监管部门要求的担保报表中往往体现为应收账款。所谓“隐性”手法，是担保机构借助“壳”公司或个人，虚构交易背景，以其存单作质押，套取银行贷款后，通过受托支付交易账户辗转回流至担保公司， 从而掩盖其资本金抽逃的事实。

2． 担保机构充当“资金掮客”的风险传导。银行信贷资金进入民间借贷市场， 不乏由担保机构充当资金掮客的情况。 由于民间借贷的行为均依靠一定的资金链存活，一旦资金链断裂，则信贷风险将迅速传导给银行。 一方面担保机构协助借款人以实物贸易为名获得信贷资金后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另一方面借款人挪用银行贷款参与担保机构的民间借贷。

3． 银行从业人员不当行为的风险传导。 部分银行从业人员与担保机构存在“非正常合作”关系，参与担保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些“非正常合作”关系虽多数为个人行为， 但实质已对银行自身授信业务的独立性和审慎性产生影响， 并与银行的整体声誉、经济利益甚至法律责任联系在一起，为相关风险向银行传导埋下隐患。 一是银行从业人员参与担保机构的“搭桥贷款”。“搭桥贷款”是指在部分中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由于经营不善、现金流严重不足，到期无力偿还银行贷款， 又不符合展期或借新还旧条件的情况下，由担保机构代为垫还贷款，待企业重新获得授信后再归还该垫款。担保机构利用“时间差”向企业收取高额利率。 部分银行从业人员为避免其经手的贷款出现不良，默许担保机构的“搭桥贷款”行为，甚至参与或组织“搭桥贷款”，从中获利。二是银行从业人员参与担保机构的民间借贷活动。 三是银行从业人员跳槽或退休后到担保机构任职。近年来，此类现象不在少数。 部分基层金融担保有限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大部分来自于基层各商业银行。 担保机构高薪“挖角”的目的在于利用银行从业人员尤其是银行高管在金融系统拥有丰富人脉以及熟悉银行内部操作流程、掌握大量客户信息的优势，以轻易获取银行的授信支持，并便利充当“资金掮客”，其中隐含的道德风险不容忽视。

4． 银行管理“马其诺防线”失守的风险传导。担保机构的担保为银行贷款的安全提供了“防火墙”，而银行对银担合作的有效管理则是这道“防火墙”可靠性的保障。 个别银行在银担合作中制度不完善或制度执行不到位，使“防火墙”形同虚设，导致一些本可避免的风险最终传导给银行。（1）银行选择合作的担保机构不审慎。部分银行在担保机构业务合作准入审查时，未及时发现担保机构股权结构的变化，且在之后的走访评价中也未对此作出任何分析说明。（2）银行在银担合作中贷款“三查”不到位。包括支付审核不到位， 导致贷款支付给非合同约定的支付对象； 交易背景材料审核不严， 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等。（3）相关合同执行不力或约定不明确。如银担业务合作协议中虽约定一旦借款人违约， 担保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其担保的部分代偿给银行，但实际执行中担保机构以未取得借款人抵押品为由拒绝履行代偿责任， 而银行为维护与担保机构的关系而放弃直接向其主张权利。又如，银行对保证金用途设置以及账户管理约定不明确， 未将担保机构缴交的保证金与对应的主债权进行特定化， 造成保证金担保失效，优先受偿受阻。

5． 担保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传导。 国内担保行业由于在较长时间内缺乏有效监管， 担保机构违规经营的乱象严重，行业信誉度普遍不高，个别担保机构出现问题， 容易引发全社会对整个担保行业的集体不信任， 尤其在经济不景气、 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社会资金紧张的时期，较容易产生行业系统性恐慌，出现集体资金抽逃、 银行合作意愿整体下降等不良后果，最终形成担保业的系统性风险。而作为担保机构在融资担保领域的密切伙伴， 一旦担保业出现系统性风险，银行业受到冲击将在所难免。

二、 担保机构风险向银行传导的深层次原因

1． 风险孕育的根源——担保机构违规逐利的强烈驱动。 融资性担保机构最主要的盈利来源是担保费收入，但目前合法盈利空间十分有限。现实中受到的限制体现于两方面。一方面，融资性担保业务规模小；另一方面，担保费率无法设置太高，否则将使被担保人转向民间借贷或接受银行更高条件的贷款等其他融资形式。 银行业源于存贷款高利差的丰厚利润是担保行业无法企及的。 部分担保机构的股东对担保业务风险收益状况的认识与严峻的现实之间存在强烈反差，使其在贸然进入融资性担保行业后，为了实现资本的收益最大化， 不惜采取种种手段抽逃资本，甚至铤而走险违法违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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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险产生的内部条件——担保机构公司治理的严重缺失。 部分担保机构公司治理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普遍，董事会、监事会、风险委员会等机构及首席合规官、 首席风险官等人员的设置多为应付监管部门的资格审核而临时设置， 毫无担保从业经验的人员配备在关键岗位的情况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担保机构和其股东或关联方“两个牌子，一套班子”，财务主管、会计、出纳等重要岗位人员同时在担保机构和股东公司任职。 担保机构与其股东或关联方之间的独立性极差， 完全成为其股东投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这为担保机构股东抽逃资本或违法违规经营提供了内部便利条件。

3． 风险传导的外部条件——信息的不对称。各种形式的风险传导中， 均存在银行对担保机构或银担合作项目部分风险信息掌握不足或担保机构隐瞒某些风险信息的情况。信息不对称体现于：一是银行无法掌握担保机构对外担保总额信息。 目前银行对担保机构担保情况的查询， 主要是通过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来完成。 但该系统对担保机构的情况尚无完善的管理，错录或漏录时有发生，使银行无法及时掌握担保机构对外担保总额是否超过规定比例。二是银行无法掌握担保机构代偿信息。 银行对担保机构代偿、赔付及不良资产信息的了解，只能由担保机构向银行提供，如担保机构故意隐瞒，就会误导银行的判断和决策。至于担保机构抽逃资本金、私下为民间借贷活动担保、从事违法违规活动、与银行从业人员的不正常合作关系等，则更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担保机构往往通过各种形式加以掩盖， 不为银行所知，风险难以事先预防。

4． 风险传导的助力——银行内部管理的偏颇失准。担保业的风险最终能突破银行的“马其诺防线”而长驱直入， 原因在于银行经营理念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偏差。银担合作中，部分银行“重第二还款来源、轻第一还款来源” 的思路使银行过度依赖担保机构的担保而放松了对借款人信贷风险的管控，对贷款“三查”执行不到位，导致担保机构成为信贷风险的桥头堡，风险传导给银行的节点前移。部分银行考核机制不合理，存在“重业务轻风险、重业绩轻管理”的倾向，从业人员为达到增加存贷款规模、做大业绩的考虑，忽略了对风险的把控，甚至默许、放任担保机构的违规行为。 个别银行对内部从业人员管理规范不到位，为少数从业人员铤而走险，参与担保公司违规行为等提供了“温床”，最终导致银行自身的经济、法律及声誉风险。

三、防控担保机构风险向银行传导的建议

要有效防范担保机构风险向银行传导， 一方面是要明确担保机构的定位，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要规范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合作行为， 提高其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构建防范风险传导的“防火墙”。

1． 加强担保机构政策性定位， 促进担保机构规范健康发展。目前融资性担保业务盈利空间有限，而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又有强烈的保值增值欲望，这与当前要求担保机构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提供高风险、 低收益的服务定位显然有严重冲突。 从众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发展的经验来看， 由民营资本来经营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情况较少， 多数是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纳入政策性机构的范围。因此，建议加强担保机构政策性定位， 以台湾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等成功模式为典范，推动担保机构向政策性、公益性转型，通过加强管理并给予财政、 税收等扶持政策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

2． 加强担保信息共享和非正常渠道的信息了解。建议搭建全国范围内的银担合作信息共享平台，由融资担保监管联席会牵头， 各地融资担保监管部门参与，各地担保行业协会配合进行，定期更新担保机构在保责任余额、代偿率、损失率、放大倍数、担保风险准备金提取及拨备覆盖等情况， 通报新审批准入的担保机构名单和不审慎经营、 违法违规经营以及被取消经营资格的担保机构名单， 方便银行审慎选择合作对象，合理决策合作的深度、广度，同时也促使担保机构自觉诚信经营， 创造良好的银担合作环境。此外，银行也应加强对合作的担保机构的非正常渠道的信息了解， 利用银行丰富的人脉资源和金融信息来源， 充分了解合作的担保机构或与该行借款人有关联或业务往来的担保机构的信息和情况，提前预防潜在的风险。

3． 加强担保机构的合作准入管理并进行持续监测。 虽然目前担保机构普遍反映银行的合作准入门槛高， 但银行的合作准入管理不但要体现在对担保机构一些定量数据的考核上， 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对担保机构的资信水平、管理能力等方面的研判。银行与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合作前， 应对拟合作的担保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充分评估其业务合规情况、资本金充足及运用情况、 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情况， 要求担保机构提供外部审计报告及有公信力的评级公司评级报告作为合作准入标准。此外，银行还应该对合作的担保机构的偿付能力进行持续的监测，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要求担保机构提供偿付能力的证明资料， 特别对担保机构资本金的运用情况应有及时的了解和监控。

4． 坚持担保贷款调查独立性和真实性。 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提供担保贷款时， 不可依赖于担保机构提供的借款人经营情况和偿付能力信息， 也不应由于有担保机构担保，放松了对借款人经营状况、现金流等第一还款来源的审查，对贷款真实性、资金流向缺乏审查和监控。应坚持调查的独立性，严格按照信贷管理制度进行操作，重点检查贷款“三查”落实情况， 确保对拟发放及已发放的的贷款具有独立的调查结论。对于借款人还旧借新的行为，应重新调查其经营状况和实际偿还能力， 避免由于担保机构提供“过桥贷款”掩盖了借款人实际财务状况恶化而潜在的风险。

5． 加强银行从业人员管理。 银行应对本单位从业人员的管理负第一责任，管理层既要有这个意识，更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执行措施来担负起这个责任。通过加强思想教育、营造合规文化、完善人员监督管理机制、完善诚信举报制度、加大问责处罚力度等手段， 从制度上禁止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或协助担保机构开展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等， 防止其中的风险传导给银行。同时，也应该完善从业人员考核机制，设置合理的考核指标，引导从业人员关心和维护银行利益和声誉，安分做好本职工作。

6． 加强对担保机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银行应具有防范担保机构系统性风险传导的意识。 一要对担保行业的运行状况进行持续监测和定期研判，及时把握担保行业的风险状况， 并将其作为拓展银担合作业务的参考； 二要将担保业系统性风险纳入银行信用风险模型，定期进行压力测试；三要建立针对担保业系统性风险的应急预案， 一旦出现担保业系统性风险，能够及时缓冲其对银行的冲击。

参考文献：

［1］赵爱玲，李晙艳． 防范信用担保机构风险问题研究［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10）．

［2］李海峰． 商业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的风险控制［J］． 中国金融，2011（23）.

［3］李丹丹． 银监会：严格防控融资性担保机构风险［N］． 上海证券报，2011-06-16.

（责任编辑：龙会芳；校对：卢艳茹）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篇4

一、基本假设

(1) 人民银行和评级机构都是理性的, 博弈的目标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2) 人民银行可以采取的策略是监管和不监管, 评级机构可以采取的策略是公正评级和假评级。 (3) 人民银行的监管成本C。 (4) 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成本T, 获得收入R—担保公司支付给评级机构的评审费;评级机构假评级获得额外收益E, 给社会造成损失为L。 (5) 对评级机构的假评级惩罚力度为P。 (6) 人民银行不监管就不会获得惩罚收益。 (7) 惩罚力度P大于监管成本C, 同时大于公正评级成本T。 (8) 人民银行与评级机构都清晰了解各种策略组合下的收益情况。

二、博弈矩阵的构建及求解

在上述基本假设前提下, 构建关于人民银行与评级机构两者的博弈模型。博弈收益矩阵中的各种策略组合如下表所示

矩阵中每组策略组合的第一个代数式代表人民银行的收益, 第二个代数式代表评级机构的收益。当人民银行监管时, 评级机构公正评级与假评级, 获得收益分别是R-T和R-P, 因为惩罚力度P大于公正评级成本T, 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评级机构最优策略是公正评级;当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时, 给出的评级可以真实反应担保公司的情况, 人民银行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当评级机构在人民银行不监管时, 此时评级机构的最优策略是假评级, 此种策略下评级机构既可以节省成本T, 又可以获得额外收入E;当评级机构假评级时, 人民银行的最优策略是监管, 此时人民银行的收益 (P-C) 大于人民银行不监管的收益 (-L) 。通过分析, 上面四种策略组合均不能使双方的利益达到均衡状态, 即不能使双方的博弈形成纯战略纳什均衡。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

在前面假设的基础之上, 假设人民银行监管的概率为α (0≤α≤1) , 不监管的概率就为1-α;信用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为β (0≤β≤1) , 假评级的概率就为1-β。我们Ub来表示人民银行的期望收益函数, 在给定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时, 人民银行完全监管的期望收益函数为Ub (1, β) =-Cβ+ (P-C) × (1-β) = (P-C) -Pβ, 完全不监管的期望收益函数为Ub (0, β) =0×β+ (1-β) × (-L) =-L (1-β) 。当Ub (1, β) =Ub (0, β) 时, β*= (L+P-C) / (L+P)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民银行采取哪种策略取决于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的值, 如果评级机构的公正评级的概率大于β*, 人民银行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如果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等于β*, 则人民银行的即可以采取监管策略也可以采取不监管策略;如果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小于β*, 人民银行的最优策略是监管。我们用Ug表示评级机构的期望收益函数。在给定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概率α时, 评级机构完全公正评级策略期望收益函数为Ug (α, 1) = (R-T) α+ (R-T) (1-α) =R-T, 完全假评级策略的期望收益函数为U g (α, 0) = (R-P) α+ (R+E) (1-α) = (R+E) - (E+P) α, 当g (α, 1) =Up (α, 0) 时, α*= (E+T) / (E+P) ,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评级机构采取的策略取决于人民银行的监管概率α的值, 即如果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概率大于α*, 则评级机构选择的最优策略为公正评级;如果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概率等于α*, 则评级机构既可以采取公正评级策略也可以采取假评级策略;如果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概率小于α*, 则评级机构选择的最优策略为假评级。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人民银行和评级机构之间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当博弈双方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时α*= (E+T) / (E+P) , β*= (L+P-C) / (L+P) , 即人民银行监管的概率为α*, 而评级机构公证评级的概率为β*。

三、博弈均衡分析

第一, 人民银行监管概率影响因素分析: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成本T、评级机构假评级获得的额外收入E、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α*的值随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成本T增加而增加, 表明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成本越高, 公正评级动机减弱, 假评级现象越多, 人民银行监管的概率越大;α*的值随评级机构假评级获得的收入E增加而增加, 因为假评级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多, 评级机构越倾向与假评级, 人民银行监管的力度就会增加;α*的值随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的增加而减小, 因为惩罚力度越重, 评级机构可能的成本就会越高, 评级时就会越谨慎, 人民银行监管的动机就越弱。

第二, 评级机构公正评级概率影响因素分析: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假评级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L和人民银行监管成本C。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的值随着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增加而增加, 因为惩罚力度越重, 评级机构可能的成本就会越高, 评级时就会越谨慎;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的值随着假评级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L的增加而增加, 因为评级机构假评级对社会造成的损失越大, 人民银行监管的积极性越高, 评级机构提高公正评级概率;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β*的值随着人民银行监管成本上升而下降, 因为人民银行的监管成本越高, 人民银行的监管行为就越弱, 评级机构的假评级的侥幸心理就越强。

四、政策建议

在对担保公司评级监管中, 为了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应该既要使人民银行监管的概率尽量低, 还要使评级机构公正评级的概率尽量高。通过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分析, 在以上五个因素中, 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假评级惩罚力度P可同时满足上面两个条件。因此在对担保公司评级过程中, 人民银行应该加大对评级机构假评级的惩罚力度, 以督促评级机构对担保公司进行公正的评级, 促使评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篇5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各营业网点电视监控设备管理，保障技防设备系统正常运 行，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应于信用社（银行）安装电视监控和柜（组）员电视 监控设备的各营业机构。

第三条 安全电视监控、报警系统和柜（组）员电视监控设备，实行“谁使用 谁管理”的原则。系统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防范监控。白天实时录像，晚上报警联 动录像，录像资料保存时间至少一个月。行、社保卫部门负责电视监控系统日常管 理，电视监控系统安全检查，纳入安全保卫日常工作考核。

第四条 行、社总部的中心金库安全电视监控要实行24小时坐班制度，对重点 部位实行可视监控、报警监控，并与运行中的运钞车保持联系。柜（组）员电视监 控可根据营业单位对外营业时间进行布、撤防。

第五条 凡安装安全监控、报警和柜员监控系统的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每 月定期对电视监控系统、报警系统的设备进行一次擦拭和保养。监控的操作人员必 须经过技术培训，掌握电视监控操作规程和执行国家《保密法》相关规定。第二章 电视监控系统操作员职责

第六条 电视监控操作人员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和业务技术学习，遵守法律法 规，爱护监控设备，熟练掌握监控报警器材、设备操作、保养和一般故障排除知 识，熟悉了解其性能、作用和特点，按照保卫部门有关规定，做好系统布、撤防工 作，履行日常检查、维护、管理职责。

第七条 操作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不得擅离职守或做与值守无关和违反规定的其它事情，认真填写监控运行日志和设备运行情况，认真做好各种登记工作。

第八条 严格执行安全保卫工作有关规定，落实各项安全保卫规章制度，保持 高度警惕，遇有抢劫、盗窃、治安灾害事故，立即报告本行保卫部门和当地公安机 关。

第九条 数字式监控必须设立密码权限，按级管理，各行、社分管领导、保卫 部门管理一、二级密码，可进入系统的操纵界面，进入回放、手动录相、云台控 制、复制、摘录和销毁、删除各种录像及文字记录资料等程序；各操纵员管理三级 密码，只能进入开关机、画面切换等程序，不得进入其他程序的操作。

第十条 严守机密，不得泄漏监控、报警设备、录像、防范区域和防范措施等 相关资料内容，不得擅自接待单位、个人参观或检查。有关部门因工作需要调阅录 像资料，必须经行、社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在保卫人员陪同下方可调阅，并将调 阅情况在《监控录相运行、维护登记簿》上作详细记录。

第十一条 监控室内严禁非值班人员进入，严禁留宿他人，严禁存放易燃、易 爆、易腐蚀等危险物品；严禁在监控室内聊天、饮酒、玩牌、会客、赌博；严禁酒 后上岗。

第十二条 接待上级有关部门工作检查、查阅、调阅和维修、维护设备，必须 按制度规定，严格查验身份证并进行登记，在保卫人员陪同下方可进入。

第十三条 保持室内及设备整齐清洁。数码监控设备的单位不得在主机内增加 其它硬件设备，不得拷贝安装与监控报警无关的任何软件；不得接受广播电视信号 和播放其它影像、游戏；不得任意移动和遮掩摄像机镜头；不得更改主控设备程序 等。第三章 电视监控操作员操作规程

第十四条 操作员上岗前操作程序

1、设备检查。查验系统供电、前端设备、线路、控制台、监视器、主机、备 用电源等设备是否正常、完好。

2、报警检查。监控、报警为一体的多网点报警联网系统，要检查报警联动是 否正常，单独报警系统或与“110”报警系统联网的单位，要认真检查防盗、防抢 报警功能。

3、实行24小时连续运行的电视监控报警系统，交接班前要检查、核对监控报 警系统运行状况和当前监控、报警区域、值班记录等情况，确认无异常情况后，才

能办理交接登记手续。

4、启动设备。实行连续运行的监控系统，要严格按产品操作指南启动系统，做好开机、录像和布防准备工作。

5、实行24小时坐班的安全监控、报警系统，每日早晨7：00时按操作要领解除 对监视区域的技术封闭和布防，打开电视监控系统实施监控录像。柜员监控要在营 业款到达营业室之前启动监控录像设备。第十五条 操作员值班期间操作程序

1、安全电视监控系统应24小时对周边环境防范要实施电视监控、录像，对要 害通道、进出口重点部位进行监控录像。

2、营业大厅在营业期间应对出纳、储蓄等现金收付窗口实施实时、不间断的 电视监控和录像，营业期间营业间内的联动报警改为防抢报警，室内实施电视监控 录像，记录营业间内的人员情况。

3、金库实施24小时电视监控录像和监听，并对周边状态实施不间断的电视监 控和录像。交接款（箱）时要在电视监视下进行，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并做好 记录。

4、各行、社的中心库电视监控中心，要随时与运行中的运钞车通讯联络，掌 握运钞车运行中安全情况，有条件的可以保持与营业网点的通讯联络，收到突发事 件的报告，立即报告保卫部门、本单位领导和当地公安机关，并做好记录。

5、营业终了或夜间执勤操作员，每日应对防范区域进行检查清场，确认无异 常情况后，对重点防范区域实行技术封闭布防、录像，发生报警后立即通过电视监 控人员，迅速查明情况，并报告值班负责人，遇到抢劫、盗窃可疑情况立即报告保 卫部门、本单位领导或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按预案进行处理，做好详细记录。不设立金库的单位，每日营业终了款项接走后，营业间内要改用报警系统和监听系 统设防。

6、各行、社的电视监控报警联网中心，每日营业终了后，应对所有电视监 控、报警联网的营业场所布防情况进行检查，并打印记录。第十六条 操作员交班时操作程序

1、整理值班期间各项记录事项。

2、保养监控设备。对控制台、监视器、电源开关、线路和备用电源进行检查 和擦拭。对摄像机、报警探头定期进行检查，发生故障，应迅速查明原因，属于操 作不当，应立即纠正，属于设备故障，及时请专业人员维修，并做好详细记录。

3、整理当班信息记录资料，并按规定顺序编号，入柜加锁保管。

4、协助接班人员做好交接班检查工作，办理交接班登记手续。

第四章 资料记录、保管事项

第十七条 值班期间详细记录事项

1、交接班时间、人员姓名，交接事项及处置情况。

2、防范区域检查、清场、封闭、布防时间等事项。

3、技术设备、器材运行情况。

4、领导或保卫、公安部门检查、查岗情况。

5、需要移交下班值班人员处理的情况。

6、设备维修和其它需要记载的事项。第十八条 资料保管事项

1、安全电视监控录制的资料，保存期限为一个月以上。

2、柜员制电视监控录制的资料，保存期为二个月以上。

3、金库（含点钞间）、保管库箱、ATM机、电脑室、自助银行电视监控录制 的资料，保管期限为3个月以上。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篇6

收稿日期：2007-09-22

作者简介：柳永明(1972-)，男，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1 这五家机构分别是Duff && Phelps､McCarthy， Crisanti && Maffei､IBCA､Thomson BankWatch和Dominion Bond Rating，其中前四家机构后来又陆续与惠誉评级合并。

摘要：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美国信用评级监管的NRSRO制度及其引发的广泛的争论，认为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要整顿我国目前信用评级的市场秩序，就需要统一监管机构和监管标准，建立完善的评级认可制度，并运用法律的手段实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关键词：信用评级;金融监管;NRSRO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57-05

信用评级在风险揭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监管机构越来越多地使用信用评级协助监督被监管机构的投资风险。然而，对于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监管，却一直十分有限，而且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本文总结了美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及其引起的争论，希藉此得出对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有益启示，以促进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规范和发展。

一､美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认可制度——NRSRO制度

1､NRSRO制度的产生。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在监管金融机构的投资风险时，依靠市场公认的､具有公信力的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并定义了所谓“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首批获得NRSRO资质的评级机构仅有三家：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标准普尔公司､惠誉评级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认可制度，旨在保证其评级的公信力，从而为市场提供可靠的信息。

信用评级机构获得NRSRO资质的认可程序，最初采取的是所谓“无异议函(no-action letters)”的方式。即信用评级机构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申请，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意该申请，便向申请机构出具一份无异议函，收到这份函件，即可证明递交申请的评级机构获得了NRSRO地位。在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后，又有五家信用评级机构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NRSRO资质的1。

2､NRSRO制度的改进。

NRSRO制度的确立，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美国信用评级的市场秩序，但在实践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NRSRO没有明确加以定义､没有规范的审批程序､申请过程不透明等，因此一直受到各方的批评，特别是许多信用评级机构在申请NRSRO资质的过程中遭到了拒绝后，更对NRSRO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97年对NRSRO制度加以改进，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NRSRO制度确立了如下三条基本原则：(1)申请机构必须采取公开发布的方式对金融工具的信用价值进行评级;(2)申请机构必须遵照1940年的《投资顾问法》注册为投资顾问;(3)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颁发NRSRO资质并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第二，评级机构必须满足以下五项条件才能获得NRSRO资质：(1)全国认可，即该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被大多数使用者认为是可信的和可靠的;(2)有足够的财力保持其独立经营，不受被评企业的经济压力和控制，能确保其进行可靠的评级;(3)有足够数量的相关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评级分析人员，能够胜任对发行人的信用做出独立完整的评估;(4)使用系统化的评级程序，确保可靠和准确的评级;(5)有健全的内部程序以防止非公开信息的不当使用，而且对该程序的执行情况有可靠的保证。

第三，建立了认定NRSRO资质的正式程序。申请NRSRO资质的评级机构需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市场监管部提交申请，市场监管部审核申请机构是否满足上述条件，以此来决定同意或拒绝颁发NRSRO资质。而且证券交易委员会一旦认为某评级机构不再满足所有条件，就可以撤销评级机构的NRSRO资质。

自1975年NRSRO制度设立以来，美联储､财政部等监管当局都援引此制度，将具有NRSRO资质的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作为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依据，这使得NRSRO制度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目前，美国金融机构在可以投资的金融产品､计算资本充足率､确定承销条件以及信息披露程度方面，都受NRSRO发布的信用等级的影响。

二､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争论

受安然事件的影响，2002年3月，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集中调查安然事件中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以了解为什么直到安然公司宣告破产的四天之前，信用评级机构还持续授予其投资级的信用等级2，以及探讨在未来如何避免类似安然事件的发生(U．S Congress， 2002a)。

调查结果指出，信用评级机构在对安然公司的观察分析和评估过程中，在尽职调查方面令人失望，评级机构只根据安然的管理层提供的信息作为评级的依据，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也忽视或者掩饰了明显的预警信号(会计方法的异常和过于复杂的融资结构)。因此，“就评级机构的评级如此重要而言，他们对安然公司财务问题的监控和审查远远低于人们所期望的仔细程度”。调查还发现，由于信用评估机构很少受到正规的管制和监管，同时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信用评级机构的义务十分有限，不需要为其表现不佳承担责任(U．S Congress， 2002b)。这使NRSRO制度的可靠性，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此后，美国国会根据证券交易法第21条(a)､投资顾问法､以及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第702条等相关法律，针对信用评级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活动，旨在重新评判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作用，确定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适当水平。调查结果对三大NRSROs机构所拥有的巨大的市场力量､获取发行者非公开的信息的特权､明显缺乏谨慎关注和尽职调查､以及面临极其有限的监管方面表示质疑。这些质疑，引发了关于如何监管信用评级机构的十分广泛的争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市场准入与垄断。

针对信用评级行业存在有限的竞争，早在1997年，美国司法部(DOJ)就反对对评级机构进行NRSRO认证，认为“这在一个本来已经高度集中的行业中，对新进入评级市场的公司造成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SEC，1998)。有部分学者认为，排除竞争障碍的最彻底的做法就是在监管中不再使用NRSRO的概念(Partnoy，1999)。

然而，以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为首的主流观点仍然支持NRSRO制度。他们认为，首先，NRSRO概念的监管用途不会造成较大的进入障碍，相反，NRSRO地位从商业角度看有助于评级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增强竞争力。其次，由于巨大的投资以及积累市场信誉的困难，信用评级业本身存在自然垄断。第三，就实际情况而言，市场对评级机构的需求不可能过多。因而，即便可能会对竞争造成不利影响，监管机构使用NRSROs发布的信用评级作为一个简单､高效的信用质量标准就其正常发挥作用而言是必要的。

但是，即便是在NRSRO制度框架之内，大多数观点都建议仍有必要改进信用评级行业的竞争性。特别是市场普遍认为，对NRSRO的认证过程缺乏透明度，而且对申请的处理不够及时。如果这一过程能简单明了，也许评级机构可以更容易地取得NRSRO的地位，从而促进信用评级业的竞争。

2､是否应该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另一个广泛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对评级机构加强监管。投资者和信用评级的主要用户认为，监管当局应当对评级机构考虑更多的管制，以解决潜在的利益冲突､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信息的保护等问题。并且，监管的手段应该更加积极，包括定期检查和实时监督等。

而评级机构反对过多的监管干预，它们认为，信用评级的作用在于根据现有的信息评价发行者的信用价值以及债务及时偿还的可能性，信用评级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但它们没有义务和法律依据对受评企业进行审计或者查究欺诈行为。只要评级的工作程序符合有关专业标准的要求，即使其评级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一致，评级机构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不应当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钳制。

但是，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投资决策和对其他行业实施监管的依据，信用评级必须是可信的和可靠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保证，那么在监管中依靠评级作为信用质量的代表就缺乏依据(SEC，2002)。因此，对信用评级行业一定要有实质性的监管标准，甚至可以设定较高的进入门槛。

3､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

对信用评级机构争议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其商业模式。1970年代以前，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都依靠向订阅用户收费来获取收入。但是自1970年代以后，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向受评对象收取的评级费成为评级机构主要的利润来源。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很容易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

这些潜在的利益冲突包括：(1)因为受评企业向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迫于受评企业的压力，或者为了追求市场份额，评级机构可能会夸大评级;(2)评级机构往往向受评企业推销各种附加服务，包括评级前的预评估和企业咨询，这会导致利益冲突加剧;(3)金融机构出于应对监管的目的，也会迫使评级机构调高对其所持金融工具的评级3;(4)信用评级机构越来越多的使用主动评级(公开信息评级)可能是一种“暴力(strong-arm)”策略，诱使发行者对未要求的评级付费4。

评级机构普遍认为，其现有的商业模式不会引发利益冲突。首先，评级机构的声誉对其市场竞争与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不会为了迎合某个特定的发行者而危及其声誉5。其次，评级机构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程序，旨在保证独立客观的评级过程，例如由评级委员会作出评级决策､坚持定额收费标准等。第三，评级机构宣称评级分析师的报酬根据其评级的准确性来定，而不依赖分析师所评企业支付的评级费的高低。

就这一争论而言，要得出可靠的结论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信用评级机构一旦被证明在这一方面有不适当的行为，将会对整个信用评级行业的整体客观性带来颠覆性的打击。目前，绝大部分观点仍然相信由商业模式导致的利益冲突是可以控制的，但强调评级机构应该实施严格的防火墙､独立薪酬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以控制利益冲突。而且，为了提供必要的保证，对信用评级机构实施外部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4､信用评级过程中的信息传播。

信息传播涉及信用信息从受评企业流向社会公众的全过程，包括收集信息资料､披露评级流程､发布评级结果等方面。除了收集受评对象的公开信息以外，评级机构还往往寻求额外的信息，这种行为，可能造成以下后果：(1)结合企业内幕信息形成的评级结果，一旦选择性地流向订阅用户，可能会妨害交易的公平性6;(2)企业内部信息对其评级来说，有些是有利的因素，有些是不利的因素，由于缺乏合适的监管，可能会被评级机构选择性地加以利用，从而影响评级结果的客观公正;(3)以获取信息为由，评级分析师通常与外界进行大量的沟通，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口头交往，增加了不当泄露受评企业所提供的私密信息的风险，也可能不适当地泄露未来的评级变动(及其市场冲击)。

基于上述种种可能，投资者强烈要求评级机构应该努力使其评级过程更加透明，关于评级假设，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例如公司与行业预期､实现具体财务目标的时间长短､促使评级行动的特定事件或者财务触发因素);对于评级的理论依据和参考标准，也应当明确披露;此外，还希望评级机构更具体地披露其信息来源､评级程序和政策。但是，信用评级机构常常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没有遵照1940年投资顾问法的文件保留和制作要求，迄今未能积极提供其保护机密资料的政策与执行效果方面的资料。

三､对我国信用评级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社会对信用评级的需求不断增加，自1980年代末，我国就已产生独立运营的信用评级机构。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目前已有数十家从事信用评级业务的专业评级机构，专业评级人员近千人，信用评级的业务也不断扩展，已经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由于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必要的监管，独立性不够，地区封锁现象十分严重，评级结果普遍偏高，评级机构恶性竞争，直接影响到信用评级业务的公正､客观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可信度与权威性。因此，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规范和发展我国信用评级业已成为当务之急。

1､确立独立统一的监管机构。

我国的信用评级最初是随着企业债券的发行而产生的，没有明确的归口管理部门，主要根据债券的发行主体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如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由于信用评级机构一直处于多头管理状态，监管标准就不统一，容易出现“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监管差别化的现象，也就没有部门对该行业的制度供给绩效承担责任，因此出台的规章制度既不及时，也不连续。对于一个需要规制的特殊的行业，制度供给主体的缺乏，必然阻碍行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各国对信用评级的监管机制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如美国等，倾向于由证券监管机构统一负责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资质认定和监管，其他部门使用获得相应资质的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级别，作为监管金融机构和市场的依据。第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在《新巴塞尔协议》的倡导下，倾向于由银行监管机构负责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根据上述原则，在我国应当改变目前多元监管的模式，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加以集中和统一。由于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银行信用占了市场信用的绝大部分比例，因此就应当以人民银行作为监管核心，会同其他监管主体制定监管标准，对评级机构实施集中统一监管。而且，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三定方案”就已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征信管理局”，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因此，以人民银行作为主要监管当局，也具有现实的基础。

2､完善信用评级机构的认可制度。

目前，由于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尚处于发展阶段，为了鼓励行业竞争和发展的需要，不宜设定行业准入标准。但是出于扶优限劣的目的，对于评级经验丰富､市场接受度较高的评级机构，应予以官方认可。经认可的评级机构，监管部门可将其评级结果作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手段;未经认可的评级机构，其评级结果仍然可以作为信用风险披露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一般手段。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篇7

为加强银保合作, 规范融资担保行为, 确保承保代偿能力, 降低信贷风险, 并结合信用担保的相关理论成果与实践结晶。我们提出了银行业对融资性担保机构准入条件的具体考核标准, 各担保机构亦应按此要求来组织达标并通过入围。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申请准入的融资性担保机构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设立与变更须依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管部门审查和批准;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财务制度, 具有良好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建立明确的风险补偿机制;主营业务突出, 企业经营活动以融资性担保业务为主;近两年担保机构进行融资性担保业务或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中无不良履约记录, 企业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和高管层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符合监管部门的其他相关规定等。

(二) 资料提供要求

一是基本法律文本资料。包括:经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书、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公司章程、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开户核准通知书, 有贷款记录的还须提供贷款卡。

二是财务资料。包括: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商业银行出具的实收资本验资报告或有关实收资本来源的证明文件, 上年度及最近一期担保责任余额表, 累计代偿及担保逾期情况表, 最近一期企业财务报告和经审计的近三年 (不足三年的, 提供自成立以来) 的《审计报告》。

三是其他资料。包括:相关的经营资质证书或资质资格, 执业证书、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签字样本;授权代理人应同时提供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明文件, 公司简介及业务流程, 风险控制的制度安排与内控措施, 公司股东构成及股权比重, 银行要求的其他资料等。

(三) 为法人客户提供担保的融资性担保机构还应符合以下特殊要求

1. 注册资本要求。

原则上注册及实缴货币资本需在1亿元 (含) 人民币以上 (注:各地执行标准可依据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予以确定, 下同) ;对于具有良好风险补偿机制的政策性担保机构, 注册及实缴货币资本最低可以放宽至5 000万元 (含) 以上。

2. 放大倍数要求。

担保机构在银行授信担保总体额度的放大倍数按照其评级确定, 即AAA级担保公司的放大倍数为其净资产或实收资本 (下同) 的10倍, AA级担保公司的放大倍数为其净资产的8倍, A级担保公司的放大倍数为其净资产的5倍;特殊情况经银行的对应监管部门批准, 最大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同时, 对于为微小企业或个人提供担保授信的具有良好风险补偿机制的政策性担保机构, 其信用等级可在该机构原有等级的基础之上, 上调一个级次管控。

3. 担保限额要求。

担保机构担保贷款的单户金额上限为其注册资本金的10%, 但单笔担保总额原则上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超过上限的授信业务, 原则上不得以信用担保机构提供保证方式授信。过桥贷款或其他特殊情况可以适当放宽限制, 但必须上报银行对应授信审批部门例外批准。

4. 代偿率及代偿时限考核标准。

上年度代偿率 (代偿率=本期累计发生逾期或代偿金额/本期累计解除的担保责任金额) 不高于2%;代偿回收率【代偿回收率=本期累计收回的代偿金额/ (期初应收代偿款+本期累计发生的逾期或代偿金额) 】不低于40%。而以经营期限不短于1年, 具有良好风险补偿机制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可不受此项条件限制。

一般而言, 担保机构必须在贷款逾期三个月内进行代偿, 对未能代偿的担保机构, 将对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 对贷款逾期三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下未能代偿的担保机构, 严格限制其准入或停止其新增担保业务, 直至信贷收回。第二, 对授信业务逾期六个月以上仍未代偿的担保机构, 严禁其准入或银行除依法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外, 必须取消其已入围的资格。

5. 保证金制要求。

担保机构经银行审核准入并开展业务的一个充要条件是, 必须在该银行开设保证金账户并存入一定比例的保证金 (注: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地方政府所属的具有良好风险补偿机制的政策性担保机构等可除外) 。例如:博华信用担保公司经审核准入某商业银行, 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 (注:假设目前净资产亦为1亿元) , 目前信用等级是AA级, 其单笔担保授信业务可保证1000万;其保证金首批应注入200万元, 即以20%基准核定。该担保机构在银行业的在保授信余额上限为8亿左右, 其保证金应随之实际承保额而动态地在对应银行体系内增加或减少。

二、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财务报表的鉴审、合规评价与重点项目的分析

一般而言, 第一步是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财务报表的形式审核。包括:资产负债表横向 (连续近三年) 勾稽关系审核, 对现金流量表内部的勾稽关系审核, 以及现金流量表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对应项目的勾稽关系审核;这一步强调报表形式之间的逻辑关系相互对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的个别项目内容与一般企业的财务报表有所不同, 要予以有效甄别和度量。

第二步是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财务报表的内容逻辑审核。即对资产负债表重点项目实地审核, 一般包括实收资本真实性及非抽逃性审查, 其他应收款的账龄及明细审查, 无形资产 (一般是土地使用权) 及商誉 (一般衍生于重组、合并时) 的真实性及非高估性审查, 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的真实性及非高估性审查, 货币资金的非限定性 (如:已设定质押或作为它项保证金存款) 等。要求银行专管人员现场查证、勘验核实后, 分析、判断并相应做出结论。一般可以对比网上税务报表分析, 要求担保机构提供其识别号和密码, 登陆查看或打印报表对比分析。其需要重点审查的项目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资产类、权益类特殊项目的审查

首先, 审查注册资本 (即实收资本) 额, 验证《验资报告》以及《资产评估报告》;对应结合审查报表“应收款项 (或其他应收款) ”项目的明细账, 是否是虚假验资后再抽逃。同时, 审查实物性投资是否超过规定的比例。

其次, 对“货币资金”余额的核查。要求提供报告日的对账单复印件, 汇总对应与报表数额一致;“存出保证金”项目数额, 应与汇总的承保内容及存入银行名称的明细合计数相一致。

第三, 金融资产项目的明细列示审查。无论是股票、基金、委托贷款, 还是其它股权或债权投资, 汇总数应与报表数额一致。其中“长期股权投资”项目的明细列示审查:是真实投资、还是“过桥”业务, 应对其合规性进行必要鉴审;同时汇总数应与报表数额基本符合。

最后, “一般风险准备金”项目 (权益类) , 相当于银行业的“一般准备”科目, 按期末贷款余额的1%计提, 而担保公司是按期末担保责任余额的1%计提。会计分录通过借记“利润分配—一般风险准备”科目, 贷记“一般风险准备”科目;一般风险准备金是从税后利润中分配计提的, 不允许计入到营业费用。

(二) 对负债类特殊项目的审查

第一是审查“担保赔偿准备金”项目。该项目一般是按当年担保责任余额的0.15%提取, 会计分录通过借记营业费用、贷记担保赔偿准备金科目;一般通过反算能够推算出某担保公司目前正在承保的责任余额。假设长征信用担保公司2011年末“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为932 600元, 则932 600÷0.15%=6.22亿元;即该公司目前在保余额为6.22亿 (注:也可以结合贷款卡信息对应分析) 。

第二是审查“短期责任准备”项目。该项目一般按当年取得的担保费50%提取, 同时转回上年同期提取数。会计分录通过借记营业费用、贷记短期责任准备金科目, 而年终转回时作相反分录。一般通过反算能够大致匡算出某担保机构目前正在担保的责任额度值。假设创业担保集团合并报表中母公司2011年末“短期责任准备”余额为9 051 288元, 则:9 051288÷50%÷2%=9亿元 (注:融资性担保行业一般平均为按授信额的2-3%收取担保费, 此计算方法仅为匡算值) 。而“长期责任准备”账户其核算理论方法与“短期责任准备”项目一样, 一般信用担保机构不另行提取而并入到了短期责任准备科目中进行核算。

第三是对融资性担保机构在拟授信担保期间的经营收入额、增量资金额、税后净利的判断分析。可以通过网上报税系统对该担保机构提供的财务报表进行对比分析和进行偏离率的修正, 也可以通过税收逆推法结合审查抽样抽取记账凭证或核对明细账的办法来进行验证。一般而言“增量资金额”即新增的代偿资金流来源计算公式为:

总收入-费用-利息-税金+折旧及摊销费=增量资金额。

这是考察融资性担保机构现金代偿能力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 借此考核并规避贷款授信逾期的代偿能力风险。

三、对融资性担保机构承保能力临界预警动态控制的实证

1.依据担保法等相关法规和理论, 一般可按净资产额放大10倍担保;但在具体实践中, 银行必须针对不同信用等级的担保机构而实施不同的担保授信额度即放大倍数区间。假设长征信用担保公司2011年末净资产为1.5亿, 信用等级为AA级, 则2012年度可承保额应控制在1.5×8=12亿元区间值内。

2.原则上应剔除: (1) “应收款项”余额的50%因素; (2) “可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委托贷款”等金融资产项目余额的50%因素; (3) “长期股权投资———其它股权投资”余额的全部因素 (除非银行已用此股权进行了追加担保清偿的质押登记) 。

3.对融资性担保机构承保某类高风险行业的担保额度占其全年可担保区间值比重≥40%时 (如对房地产行业提供担保的额度值) ;必须对其核定的担保区间值进行0.8的系数折减调整。

4.严格动态监控信用担保公司每期末“货币资金”和“存出保证金”账户合计余额在本银行内的存量数;以此作为动态衡量可追加在本银行提供担保额度时并以该信用担保机构与本银行关联责任在保余额的20%为预警临界点, 这是“现金”代偿能力的最基本保证。

以下以长征信用担保公司为例进行2012年度可承保能力的动态分析测试:

匡算2012年度可提供担保责任应控制在:

1.5×8=12亿元区间内;

减:可交易性金融资产 (假设审查后全部为股票投资) 5120×50%=2 560万元;

应收款项2254×50%=1127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0

合计116 313万元

又假设, 长征信用担保公司已承保房地产行业的总在保余额占其当年可担保区间值比重已超过了40%, 必须进行本年担保区间值的系数调整, 即:116 313万元×0.8=93 050万元;而2011年末未解除责任在保余额为62 200万元。

由此计算2012年度可增量担保额度为:93 050-62 200=3.1亿元;同时判断2011年期末货币资金与存出保证金账户合计余额占在保余额的比重为 (3 780万元+3 974万元) /62 200万元=12.5% (注:低于20%, 经核实再保余额中有大量非融资性担保业务, 即工程履约担保等;属于可控区间值) 。

由此测试2012年度在融资性担保或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中, 可新增承保额度为3.1亿元 (注:期间解除责任的担保额度值可滚动追加使用) 。与此同时, 必须动态控制该担保公司在各类银行间进行担保授信的总量额, 此消彼长, 实施担保额度在本银行内的增减滚动式计划控制。银行应加强对该担保机构的动态管理, 每年度或季度应对其资质评级的变化结果及在本行履行担保情况进行调整和公示;各分支机构应根据公示结果选择相应的担保机构开展业务或停止办理业务。同时, 各分支机构应严格按监管部门和本银行的相关规定开展信用保证授信业务。在授信“三查”过程中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和独立审核、审慎授信原则;在办理贷款发放时, 严格按照银行内部的授权授信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进行操作, 严格审查企业的用款申请及商业背景, 严格监控资金流向。

总之, 银行应设专门职能机构或专人对属地已准入的各融资性担保机构核定每年的对本银行可担保授信额度值, 实行担保额度的动态监管与控制。当出现风险预警时, 应敦促该担保机构的货币资金移至本银行结存并加以用途限定, 或补充对其金融资产等当出现担保逾期不良、债权形成时优先处置、受偿的公证式登记备案;并在每年度的银保总担保授信额度合同书中予以明确上述相关条款内容, 切实有效地规避担保代偿能力之风险。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篇8

关键词：区域性金融机构,信用卡,实施策略

一、我国区域机构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与问题分析

自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国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 信用卡业务在我国经过最初的市场培育阶段后, 迎来了迅速上升的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 中国信用卡发卡量达到9976万张, 较2006年增长69.65%, 用户规模为3177万, 同比增长54.22%。基于银行的推广力度逐渐加强, 用卡环境的不断完善, 社会群体对信用卡的认知度的增强, 便利支付、还款渠道的拓展, 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加强等因素的影响, 2008年中国信用卡用户量有望达到4500万, 信用卡市场规模将达到1亿4千万张。在信用卡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国内发卡机构大量增加, 竞争也趋于白热化, 截至2007年10月末, 中国信用卡发卡机构达15家, 信用卡发卡量已超过5000万张。在我国信用卡业务爆发式增长的同时, 我国区域性银行机构 (以下简称“区域机构”) 的信用卡业务却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我国区域机构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5类金融机构。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中小企业的数量大量增加, 这为区域机构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信用卡的产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农村区域性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受到资金和技术上的制约。近年来, 区域机构发展信用卡业务过程中突出地显示出资本金不足、从事信用卡业务的专门人才缺乏、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不足、社会对其信用产品认同度低、营业网点少客户资源相对较少、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等问题。目前, 我国许多区域性银行业机构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例、流动性等方面也不能完全符合开办信用卡业务的要求, 这些因素都成为其发展信用卡业务的“瓶颈”。此外, 由于业务规模等原因, 致使区域机构在信用卡业务和技术方面往往得不到卡组织的有效支持。区域机构的信用卡业务与四大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相比, 其市场占有比例仍然很低。

二、我国区域性银行机构发展信用卡业务的实施策略

1. 依托银联体系, 降低发卡成本

首先, 中国银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新型电子支付服务平台, 依托这一平台, 区域机构可以为其客户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支付服务, 弥补其网点不足的缺陷。其次, 区域性银行业机构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机构, 开展发卡数据处理外包、主机托管和灾难备份等业务, 以减少信用卡发卡系统投入, 降低发卡成本。目前, 国内已有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商业银行、宁波商业银行等几十家银行, 通过第三方服务解决了信用卡发卡系统一次性投入过高的问题, 有效降低了信用卡经营成本。再次, 同地方政府、其他区域机构、企业发行联名卡, 将成为区域机构信用卡业务发展的一种趋势。区域机构应加强与相关方面的业务合作, 并借助中国银联自身的各类资源, 努力促成上述合作的展开。

2. 发挥自身优势, 提供个性化信用卡产品

当前, 我国区域机构营业网点占全国银行网点数的一半左右, 具有贴近消费者的特点, 其很大一部分客户是中小企业、农民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首先, 在外观设计上要展示其个性化特征, 如有的银行推出了透明的信用卡和照片卡。这些发行带有独特个人印记的信用卡除了可以造就产品的差异化, 也可以进一步保障信用卡的安全性。银行在信用卡营销中还应重视品牌的树立与维护, 通过创立品牌来吸引消费者, 加强产品的差异性。其次, 提供个性化产品的前提需要先有针对性准确地进行市场细分, 区域机构应根据各个细分市场的特点设计出个性化产品并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例如, 当前有些银行推出的“农民工信用卡特色服务”、“柜面通”、“奥运主题的信用卡”等, 都受到了欢迎。

3. 加快技术创新, 完善信用卡服务体系

当今, 银行卡客户服务已经完全依赖于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首先, 利用IT系统对业务人员和业务过程进行整顿, 对企业的客户资源进行管理, 对客户的构成和历史交易进行系统分析。其次, 开拓新兴办卡渠道, 随着信用卡产业的快速发展, 信用卡的办理渠道呈现多样化, 诸如我爱卡网站这样的网上办卡渠道以其方便快捷的特点吸引到13.89%的用户, 成为重要的新兴办卡渠道。再次, 区域机构经营信用卡的业务基础比较薄弱、客户资源相对有限, 应加强客户关系管理。为此, 区域机构要收集市场信息和客户需求, 找出真正的盈利客户, 对其进行市场营销, 为之提供互动式和人性化的服务, 进而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 并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进而提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4. 完善治理结构, 进行专业集约化经营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与效力评析 篇9

关键词：决策机构,效力,公司担保

一、公司对外担保决策机构的确定

现代公司已经形成完备的内部治理结构。公司对外担保作为公司行为的一种, 其意思产生、行为执行理应受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制约, 故探讨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 应在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下进行。

(一) 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未作规定时, 股东 (大) 会、董事会是否有权决定对外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对公司本身权利义务具有重大影响, 故其决策机构一般由公司章程予以确定。我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 (大) 会、股东大会决议。”但公司对外担保不属于公司章程必要记载事项, 势必造成公司章程未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作出规定, 而股东 (大) 会或者董事会决定对外担保的情形。

对于此情况下, 股东 (大) 会或者董事会是否有权作为担保的决策机构, 理论界观点各异。第一种观点认为, 除了公司章程明确限制外,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向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第二种观点认为, 股东 (大) 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对公司担保具有决定的权利。而董事会非经特别授权, 不能仅依董事会享有经营决策权这一概括授权而取得。第三种观点认为, 如果担保行为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则属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 否则, 决定权自然归属于股东 (大) 会。第四种观点认为, 公司担保行为本质上属于经营行为, 当不具有负外部风险性时, 担保决定权自然授予董事会;否则, 该担保决定权复归于股东 (大) 会。

为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特点, 扩大董事会职权, 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司治理结构;第二、三种观点强调股东 (大) 会在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地位, 股东 (大) 会保有公司章程未授权的权力, 但忽视股东 (大) 会是股东之间利益争夺的场所这一性质。第四种观点强调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势, 决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 但任何对外担保本身, 对公司而言, 都具所谓的负外部风险, 所以负外部风险不能作为区分决策机构的标准。

本文认为, 在此情况下, 公司股东 (大) 会或者董事会是否有权决定, 取决于以下两点:

1. 公司章程的性质

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未作规定情况下, 明确股东 (大) 会、董事会是否有权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 实质是解决在公司章程没有明确授权情况下, 是遵行私法中“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理念还是依公法中“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原则的问题。此处“法”即指公司章程。

从表象上, 因公司法是私法, 应依私法中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理念, 可得出, 此种情况下, 股东 (大) 会保有或者董事会为经营之必要, 有权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的结论。

但深究法理, 并非如此。公司法是调整公司这一组织体和组织行为的法律规范, 虽在性质上属私法, 但因其强调组织秩序, 越来越呈现出公法化倾向。因组织性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保证, 故为保证组织秩序, 避免利益相关者的不当行为给公司带来损害, 现代公司法除了制定强行性规范外, 还将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事项, 制定章程, 来约束公司股东和公司机构的行为。在公司内部来讲, 公司章程是股东和公司从事商事活动的宪章或者自治规范, 无论股东还是公司任何机构, 都无权行使公司章程没有赋予的职权, 这是为公司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组织秩序的必然选择。

2. 股东利益的多元化

无论股东 (大) 会还是董事会, 都是股东利益争夺、妥协的场合, 所以表决权在股东 (大) 会和董事会中有重要意义。

而依我国《公司法》中, 股东 (大) 会与董事会对不同事项的表决比例并不一样, 且可以在法定比例基础上予以约定, 但因公司对外担保这一事项本就未约定, 则更不可能约定就该事项的表决比例。在此时, 如果将公司对外担保的权力机关交给股东 (大) 会或者董事会, 在各股东对向外担保所持立场不一致的情形下, 势必会造成股东 (大) 会或者董事会按何种表决比例表决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争议, 引发股东、董事的矛盾。

综合以上两点, 本文认为, 在公司章程未规定对外担保决策机构情况下, 虽可以一些理由将该项权力交由股东 (大) 会或者董事会行使, 但这在理论上违反公司章程法律地位的界定, 在实践中会造成公司股东的争端。故在此情况下, 如条件允许, 还应召开股东 (大) 会, 通过修改公司章程, 来确定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 再按表决规则决定是否对外担保。

(二) 非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机构是否有权决定对外担保

如果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是股东 (大) 会, 董事会当然无权决定对外担保, 不作赘述。但在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是董事会情况下, 公司股东 (大) 会是否有权作出对外担保的决策, 有不同理解:有观点认为, 董事会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本身就是股东 (大) , 会赋予的, 因此, 股东 (大) 会变可亲身行使该决策权。而且股东 (大) 会作为享有修改章程的权利, 其就担保作出决议的行为实际上隐含了变更公司章程的合意。对此, 本文不能认同:第一, 在公司内部, 章程具有最高的效力, 股东 (大) 会和董事会的行为不得同公司章程相抵触。不能因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是由在公司中权力很大的机构做出的, 就为其寻找理由, 这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违反。第二, 决定公司对外担保与变更公司对外担保决策机构属不同议事事项,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国《公司法》第42条规定, “股东 (大) 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 股东 (大) 会在决定对外担保时, 在会议记录上, 只能记载对外担保事宜, 而不能记载为更改公司对外担保决策机构。第三,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定与变更公司对外担保决策机构这一变更公司章程行为, 在表决程序上存在差异。公司担保的决定, 属一般事项, 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 而变更公司对外担保决策机构这一变更公司章程行为, 其表决比例为三分之二。在股东代表不同利益情况下, 两个比例的差别, 代表着巨大的利益分歧。如果股东 (大) 会有变更公司对外担保决策机构的意思, 须提出所议事项, 并经法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通过, 才有法律效力。

本文认为,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 股东、公司机构都是有不同利益需求的主体, 所以各国公司法才对公司机构的职权范围作出限定, 股东 (大) 会虽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但其权力行使并非没有边界, 否则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而该边界就是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股东 (大) 会职权。对于公司章程中未释明的公司权力, 在理论上虽可由股东大会享有, 但须经过一定程序, 即修改公司章程, 取得公司对外担保的职权。因此, 在公司章程已经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做了明确规定情况下, 其他机构都无权在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做出决策。

诚然, 严格依照公司章程确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 有严谨有余、灵活不足之嫌, 有时甚至会不适应瞬息万变市场需求, 但公司治理结构本就是为解决股东、公司及公司机构之间利益分配问题, 对权力进行规范、制衡的制度框架, 如允许有违反或者逃逸于公司章程之外的权力, 则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目的相违, 会导致损害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故本文认为,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的确定, 应严格遵守公司章程。

二、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确定

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讲, 无论股东 (大) 会还是董事会, 决定对外担保时, 都应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 但股东 (大) 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公司章程, 决定对外担保的法律效力, 观点不同。

有的学者主张, 非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机构做出的公司担保无效, 因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章程, 这就暗示公司章程对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也能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如果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 则应推定所有当事人应知晓, 在第三人未尽查明义务的情况下, 主观上构成因重大过失, 故不值得法律保护。

对此, 本文不能认同。

第一, 公司章程因备案取得的公开性, 着眼点在于从权利角度, 赋予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可以查阅相关内容, 以保护第三人权益, 而绝不是给第三人设定审查公司章程的义务。

第二, 公司法仅是涉及公司组织及相关内容的法律制度, 非市场交易法, 对市场交易行为一般不做效力评价, 更何况公司章程, 其作为制定者间的一种合约, 不应约束与公司组织无关的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

第三, 第三人接受公司提供的担保等市场交易, 其义务应为审查执行公司事务的行为人是否能够代表公司, 如果要求第三人去公司登记机构核实公司对外担保的决定是否为有权机构作出, 则加重了第三人的义务。

基于以上三点, 本文认为, 无论公司的对外担保是否经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机构的决定, 只要公司事务执行人对第三人提供了其能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证明, 则此公司的对外担保应依一般民事法律制度, 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在公司内部,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 应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但公司在对外交易时, 非公司章程规定的机构作出对外担保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但公司可以因此追究违反公司章程做出担保决定的机构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骆旭旭《.公司法》的公司担保制度探析[J].宜春学院学报, 2008, (3) .

银行与信用担保机构 篇10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广阔,但金融存在形式单一,远远无法满足农民以及农村中小企业的需求。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小企业和家庭企业在起步或遇到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更加困难,这大大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缓解农村金融供给短缺问题,同时为民间资本融资提供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 年底启动了“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在山西、四川、贵州、陕西和内蒙古等五个省设立了7 家小额贷款公司。2008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资金来源、组织形式、服务对象、贷款规模、期限以及贷款利率。此后,各地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猛,截至2012 年9 月30 日,全国共设立了5629家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达62348 人,实收资本4657.26 亿元,贷款余额为5329.88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12)。但是从总体上看,小额信贷可能面临类似于次级贷款的风险,加强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风险管理,对于维持我国小额贷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小额信贷机构发展时间不长,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经营状态和目标等几个方面,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信用风险管理研究较少。本文将通过对小额信贷机构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风险,发现利率与不良资产率为正向相关,农业生产收益率、信用惩罚和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时间与不良资产率为负向相关,平均贷款额度对不良资产率的影响较小,从而提出强化信用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

二、小额信贷机构信用风险与经营绩效现状

我国各省市均出台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政策,虽然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但总体看来,运行效率、盈利状况不断趋于良好。从表1 可以得到,山西、四川、贵州、陕西和内蒙古均为最早开始试点的省份,但是从发展速度相比,内蒙古的发展情况最好,已经建立了444 家小额贷款公司,其次是山西省建立了235 家,四川、贵州和陕西的发展情况大致相当,均建立了一百多家公司。从全国的情况来比较,江浙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虽然较晚,但是势头非常迅猛,特别是江苏省,其机构数量、实收资本和贷款余额均已经跃居全国首位,这与江苏省在政策上的支持密不可分。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发展状况,本研究搜集了5 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基本财务数据,如表2 所示。

从表2 可以看出,小额贷款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基本都保持在10%以上,逾期率较低。高收益率吸引了不少上市公司参股小额贷款公司,促使小额贷款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逾期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关系,逾期率高,则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小额贷款公司的信用风险大,严重影响其经营绩效。目前,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依靠其盈利能力的衡量,即营业收入能否弥补相关成本。但小额贷款公司是经营特殊商品的高风险行业,单纯地衡量经营业绩而不考虑信用风险因素,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小额信贷机构信用风险成因分析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小额信贷机构存在信用风险。Akerlof(1970)在研究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时开始研究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一方往往不能掌握对方足够的信息,从而不能作出准确判断而影响交易,由此导致真正实施的交易往往具有最大的风险。

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信贷市场。《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利率可在央行基准贷款利率的0.9 倍至4 倍范围内根据市场原则自主确定。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的现行利率普遍较高,而小额贷款方式多为个人信用贷款,无实际抵押物,不能提供类似于企业的完整财务报表和质量,对借款人的约束力小。因此小额信贷容易形成逆向选择,即贷款最容易贷给那些风险最大、最有可能不还款的借款人,因为他们最积极、愿意支付最高的贷款利息。下面用模型分析:

假设某借款人有若干个可选择的投资项目,所有项目资金均需要贷款,贷款金额为D,成功的概率为P,失败的概率为1-P,成功时的收益为R,失败时的收益为0,贷款利率为r。假定投资项目预期收益都相同为M,则M=P-R,即M一定的情况下成功时的收益越高,成功的概率越低。假设不考虑申请贷款时所需要的交易费用。

此时,小额信贷机构的期望利润是:

期望利润E=0时,存在最小的收益R=D×(1+r)

此时成功的概率最大,为:

设f(P)为P在[0,1]区间上的密度函数,F(P)为其分布函数(蒲勇健,2008),那么项目申请贷款的时候,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

此处仅考虑利率与平均成功率的关系,对求导,即得

由于,而,因此,也就是说利率越高,借款者成功的概率越小。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随着利率的上升,借款者投资项目的成功率较低,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利润也未必上升。而小额贷款本身大多缺乏抵押物,农业投资存在高风险,一旦自然条件恶劣,农民就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收入为零,无法还贷。因此,小额贷款机构的高利率往往面临着严重的信用风险。

除了逆向选择,在小额信贷机构实际运行中,也存在道德风险。借款人在拿到贷款后,可能不依照合同规定进行投资,而是违背合同规定从事其他收益更高、但是风险更高的活动。一旦发生危机,贷款难以归还。根据以上分析,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严重的信用风险,借款人很可能无法及时足额地偿还贷款,使小额信贷机构陷入危机。可见,要想使小额信贷机构获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加强信用风险管理。

四、小额信贷机构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在此选择不良资产率PAR作为衡量信用风险的指标,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影响因素分别是贷款平均余额ALS,利率i,农户生产收益率r,经营时间Age以及信用惩罚M。

基准模型如下: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2012 年10 月对河南省的40 家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搜集了相关的财务数据,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以及公司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等因素。调查还对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访谈,详细了解其经营策略和风险控制的措施,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 结果显示:(1)平均贷款额度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发放额度更小的小额贷款并不会显著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质量。(2)利率变量的系数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利率和不良资产率之间是线性的正向关系,利率的上升伴随着不良资产率的升高,即贷款质量的下降。(3)农户生产收益率与不良资产率负相关,也就是说农民盈利越多,越有助于及时还款,信用风险低。(4)信用惩罚与不良资产率也是负相关,说明应该加快建设农户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档案,明确信用惩罚的实施。(5)经营时间与不良资产率也是负相关,说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时间长,有助于积累经验,控制不良资产率。

*,**,***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五、小额贷款机构信用风险管理强化建议

(一)建立农户小额信贷征信体系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信用惩罚对不良资产率有负向影响。如果建立了详细的农民信用档案,小额贷款公司在发放贷款之前就可以调查信用,不给信用惩罚过多的农民发放贷款。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大多建立个人以及企业信用体系,但是小额贷款公司在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要想强化风险管理,首先要加强政府对征信企业的管理,尽快实现各个行业的信息共享,力争使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加入征信体系。其次,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自行建立客户资料库,根据符合贷款要求客户的信息,逐个筛选,认真调查,收集详细完备的信息。在构建完整的征信体系之后,一旦发生贷款人信用缺失,不能及时还款,征信体系随即给予严厉的信用惩罚,导致贷款人在下一次贷款时信用过低,无法获得贷款,对贷款人能够起到很好的制约作用。

(二)大力发展农业保险

在前面的分析中,发现农业生产收益率与不良资产率负相关,因此大力提高农业收益,有助于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信用风险。但是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极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很难确保其获得稳定的收益。要想减少农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就应该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使农民在向小额信贷机构取得贷款的同时,购买商业保险。但由于农业保险属于巨灾保险,保费较高,农民个人一般无法独立承担。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通过农业保险来防范化解农业生产的风险,促使农业结构稳步调整、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加。

(三)强化跟踪调查与贷后管理

小额贷款公司在贷款之前对客户的信用和财务状况进行详细的调查,但是往往忽略贷款之后的管理。为了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小额信贷机构在贷款之后应该实现跟踪管理,跟踪客户所属行业、客户的上下游和客户本身经营财务状况包括其商业信用的变化,及时发现可能不利于贷款按时归还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确保农业收益不受损失。例如在贷款之后,针对农民或者小企业进行详细分析,了解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提供理财思路,同时提供财务咨询服务,充当财务顾问,及时掌握客户的信息,做到风险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