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理论

区域经济理论（精选十篇）

区域经济理论 篇1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发展

1. 区域经济结构平衡增长理论

这种平衡增长理论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其主要的理论在于大规模的投资去实现对发展过程中需求与供给之间不可分性的克服。需求上的不可分性主要是指由于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对经济活动的可行性以及营利性上的限制, 而供给上的不可分性主要是指要保持资本上的整体性。这种平衡增长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丹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提出的大推动理论。

2. 区域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发展初期一直都占据了主要地位, 但是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 均衡增长理论的统治地位被打破。经济学家认为, 利用市场机制调整成产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配合比例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均衡增长,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市场机制可以充分的发挥作用, 必然会趋向充分就业均衡。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观点认为, 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差异现象都是暂时的, 随着经济生产要素在经济区域之间的流动, 在一定的条件下, 各区域在经济发展是水平上都会慢慢趋向均衡, 而区域差异问题主要归结于市场机制的失灵。

3. 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平衡经济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所提出来的, 该理论重点在于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 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到的生产潜力最大或者是联系效益最大的产业, 依靠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而实现对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解决, 并实现对其他产业发展上的带动。这种不平衡增长理论在强调部门发展不平衡的同时, 还对区域发展空间上的不平衡进行强调, 而这种区域上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原因就在于部门发展上的不平衡。

二、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1. 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受到了战争严重的影响, 因此在战后所有的国家都把重心放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方面, 而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建设过程中, 各国经济发展上区域化发展慢慢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跟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协调发展, 到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中,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这三个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在自身发展上也越来越明显, 从这种世界经济发展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在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同时, 也都在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利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实现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及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

2. 我国区域经济在发展方式上的转变

我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 最早是由我国伟大的改革开发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 其主要的内涵就在于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或者是一部分人先富, 由先富带动后富, 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波浪式向前发展的基础上, 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这个战略设想的指导思想是效率第一, 兼顾公平, 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 以先发展起来的经济辐射力量带动其他地区, 实现共同发展。实践证明, 在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过程中, “公平”的缺失已经带来严重后果, 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差距在不断扩大;地区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在拉大;地区间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此外, 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可以说,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 这种区域发展战略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 但是这样一种不均衡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富裕做了说明:“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做到共同富裕, 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3. 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主席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构建和谐社会》中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全党全国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深刻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其中之一就是统筹区域。而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其应有之意包括国家整体的和谐, 也包括不同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

摘要：区域经济作为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蕴含的内涵较为严格, 同时其理论发展也几乎有近百年的历史, 本文以三个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例, 并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浅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白永秀任保平:区域经济理论的演化及其发展趋势[J].经济评论, 2007, (01)

[2]张志芳:关于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继承与发展的思考[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8, (35)

区域经济理论 篇2

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

怎样传播经济理论 篇3

不过,好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所以,不仅如何构造经济理论需要予以方法论上的讨论,如何传播经济理论也自然成为一个话题。阿兰·曼所著《魔鬼凯恩斯》在讲述凯恩斯故事时,对于构造经济理论和传播经济理论的篇幅分配上,至少是平分秋色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作为学说史上堪与斯密、马克思、马尔萨斯等并驾齐驱的经济学家,不仅生前鸣声鼎沸,而且身后成为经久不衰的偶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杰出的传播能力。

凯恩斯曾经对于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学家做过如下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善于辞令。他必须透过一般理解特殊,并在同一闪念间触知抽象和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人类的天性或其社会结构,他都必须心领神会,不容有被漠视的地方。他必须办事果断,处事公平,两种心境缺一不可;他应该像艺术家,超然物外、廉正无私,有时又应该像政治家,体察民情。”(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虽然凯恩斯是在为马歇尔作传时,罗列了上述优秀经济学家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并且声称马歇尔具备了其中的很多,其实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并不认为马歇尔本人是这方面的榜样。

凯恩斯自己却的确具备了这种多面手的素质。因此,构造经济理论与传播经济理论,对于凯恩斯来说,全然不是难事,反而是人尽其才,是其享受职业成就的两个并驾齐驱的舞台。甚至在凯恩斯理论形成之前,他学术生涯的每个时期,都不乏极具争议的观点出笼,同时也是这样的过程,他既乐于也善于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宣传自己的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凯恩斯式的理论传播模式,凯恩斯也不成其为凯恩斯,凯恩斯主义也许得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传扬。撇开他参与政府工作和游说政治家的活动不说,从知识界的行为角度看,概括起来,他传播理论的独家秘诀不外以下三部曲。

首先是要不失时机地动手把形成的观点写出来,哪怕其仍然粗糙甚或仅仅是个雏形。凯恩斯对马歇尔的诘责之一,就是抱怨其对于写作的过于谨慎以至拖拉,不愿发表不成熟之作,认为这种做派无疑使其丧失许多对经济学做出更大贡献的机会。凯恩斯不无遗憾地写道:“马歇尔的脾气要是稍有不同,那么全世界的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快得多,他自己的权威和影响也会大得多。”言如其人,凯恩斯自己则是完全两样的经济学家,一生笔耕不辍,以致需要有数家像《经济学家》这样的权威期刊,坐等其同时供稿,才能满足他如泉涌般的写作和发表欲望。

其次是利用一切机缘和介质发表并不断重复自己的观点。他在终身编辑、控制和利用《经济学杂志》,以及为学术期刊撰稿之外,更乐于在大众化的报刊上和广播中发出声音,为报刊担任特约记者,自己策划出版畅销著作,担任政府顾问甚至直接任职效力,面对面游说政治家,更不必说参加学术研讨会、精英社团、政党活动、上流社会沙龙和培养学生了。他懂得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观点的重要性,甚至有时以一种偏执狂的方式推销自己的理论。但是,惟其如此,才能让乐于漠视和容易忘却的大众记忆,经反复刺激而留下印象,进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后是发出“凯恩斯式的声音”。根据阿兰·曼的描述,这种特殊的声音“是由激昂鲜明的词汇、匪夷所思的隐喻和似是而非的对比所组成的”。也就是说,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宣传手段的基础上,他还堪称娴熟自如地运用之,比旁人更能够实现其功用的最大化。除了出类拔萃的口才和文笔之外,他还懂得根据辩争的需要把十八般兵器玩出花样。譬如,他的文笔此一时可以是十分优雅的,根据需要,还可能常常用肖像式的人物描写赢得读者,彼一时则颇为犀利、尖刻,充满智识上的挑战性和攻击性。作为读者和媒体的受众,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你逃离不了他的论战方式产生的强烈感官冲击。

然而,我们无法期待像凯恩斯那样的全才经济学家在每个时代都层出不穷。退一步说,经济学家要么具备了构造经济理论的杰出才能,要么具备了传播经济理论的特殊禀赋,都足以对经济学做出我辈羡慕不已的贡献。在个人的阅读中,我发现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经济理论构造与传播分离的现象,分别涉及两对经济学家,分别具备(或兼具)上述两种才能,并且通过不经意间的合作,对于增进我们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名古屋大学,欧美游学归来的赤松开始了自己的经济研究生涯。不久后提出了只是后来才广为人知的雁阵理论(日本叫“雁行形态论”,英文写做flying geese paradigm)。这个理论模型起初只是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完成一个“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以后,通过小岛清等若干经济学家的贡献,该理论逐步流行,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在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省份之间转移,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赶超。

赤松是一个非常严谨、刻苦的学者,却不是一个风头锐键的人。他一九二一年毕业于东京经济学院,到新建立的名古屋经济学院教书。一九二四年出国深造,在德国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经济学和哲学。有趣的是,在一九二六年回国之前,他先离开德国到伦敦拜谒了马克思墓地,随后到波士顿,在新成立的哈佛经济统计局做短暂停留。在那里他满怀热情地接受了经验研究方法,旋即回到名古屋。借助于日本第一台引进的美式电子计算机,以及名古屋丰富的纺织业发展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分析。后来与赤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流行于世的雁阵理论,就是在这个坐冷板凳时期逐渐地浮现出来的。

这个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艰辛自不在话下,其流行也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赤松已经出版了著作,但是,以雁阵理论命名的文献是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才陆续以日文出版,而能够使该理论成为国际范围话题的英文文章,则迟至六十年代才发表。而且,纯粹是有赖于另一个人的重要贡献,才使其在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获得了巨大影响力。此人为大来佐武郎,既是日本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学家,也是曾经身居要职的政治家(一九八○年任日本外相)。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其能够慧眼识珠并鉴宝于世。一九八五年,在韩国汉城(今首尔)召开的第四届亚太经济理事会的会议上,大来佐武郎做了一个发言,指出亚太经济合作有别于两种传统国际分工模式,既不同于工业化国家与原料输出国家之间的垂直模式,也不同于像欧共体内部那样,在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形成的水平模式,而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变化,各个经济体相继获得发展不同类别产业的机会,最终在整体上形成一个雁阵样的区域增长模式。正如赤松的学生、也是雁阵理论最著名的传人小岛清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大来佐武郎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力,该理论在亚太地区广为流传,被广泛用来解释东亚奇迹。

说到东亚奇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场著名争论,也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与学术观点传播互补的事例。世界银行在一九九三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以其权威性,向世界首推了以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为代表的“东亚奇迹”。这个报告发表之后,撇开关于东亚奇迹产生原因的争论之外,关于这个所谓的“奇迹”是否成立,当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艾尔文·扬和刘遵义等多名擅长计量经济分析的学者,发现那些创造“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取得高速经济发展的绩效,实际上靠的是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一旦撇除投入的因素,“奇迹”马上就消失了,如同“从奥林匹斯山顶跌落到塞萨利平原”。

不过,这些经济学家反潮流的结论不仅遇到了传统观念的漠视,也因其研究的“数字暴政”特征而不为人所知。这时,一个知名度大得多的经济学家兼专栏作者站了出来。克鲁格曼一九九四年发表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以活泼辛辣的笔锋(有人说他是继加尔布雷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引用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质疑东亚奇迹,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关于“东亚奇迹”是否奇迹的争论方兴未艾,并引发了大量的严肃研究。

可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固然是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纯理论或纯技术论文为己任,但是,如果没有《外交杂志》或者《经济学家》这样的畅销杂志,没有克鲁格曼这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宣传家,理论充其量只能流传于小圈子,无异于被束之高阁。不过,经济理论的传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被误传和滥用,尤其当个人不善于或不能够主宰自己的理论时。不过,如果我们准确地理解经济理论的含义和性质,并不应该得出理论一旦错了,越是流传久远,则越是贻害无穷的结论。引起学术兴趣和深入的争论,最终辨明事实,也是那些善于传播理论的经济学家的独特贡献。

例如,克鲁格曼作为代言人,对于东亚奇迹的质疑,遭到其他研究者的批评,并为时间证明并非正确。扬和克鲁格曼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做出劳动力并非无限供给的假设,因此,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经济增长终究会因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而成为不可持续的。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也没有注意到人口红利的作用,而只是按照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说做出判断。东亚经济体大都曾经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由于这些经济体在取得显著的生产率提高之前,以生育率下降为特征的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以及相应的抚养比降低。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正是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和利用,经济增长得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高速度。

在克鲁格曼提出质疑之后,各种对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集中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计上面。各种结论大相径庭。后来,随着计量技术和所使用数据的改进,巴格瓦蒂等经济学家发现,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既有高投资率也有技术进步率,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进口设备和引进外资中获得技术和管理,生产率的贡献率逐渐扩大,增长是可持续的。此外,一些哈佛教授也证明,人口红利对“东亚奇迹”的贡献颇大,可以解释这个地区经济增长实际绩效,所超出其稳态增长率的部分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赤松的雁阵理论则陷入过被严重滥用的尴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雁阵理论一度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合法性源泉,换句话说,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借助于该理论,为其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提供理论支持。当时赤松本人也被军方派往新加坡,主持对东南亚被占领地区的经济研究。不过,没有证据表明,赤松本人写过任何把雁阵理论与侵略合法性相联系的宣传文章。事实上,在他后来撰写的自传中,不无庆幸地回忆自己被派往国外,从而逃避了直接参与军方滥用自己学术成果的阴谋。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时期,凯恩斯的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干预理论,受到了纳粹德国的追捧并直接付诸实施。而他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思想,则更是与第三帝国和其商业伙伴之间,乃至与被占领的欧洲大陆之间的清算机制难分彼此,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凯恩斯始终能够感受到纳粹官方的善意,甚至他活着的时候就见识过德国媒体对之赞誉有加的悼词,但是,他从未想过帮助侵略者设计一种统治性的金融体系,更始终坚定不移地鄙视法西斯德国的战争行径。

经济学与文学艺术不同,后者的创造过程和最终产品都已经包含了娱乐和审美的成分,本来就是外人欣赏的内容。而经济学,除了很久以来就被外界称作“沉闷的科学”之外,数学公式、计量模型、统计数据和自说自话般专业名词的充斥,更为自身设置了过高的门槛,似乎有意地把非专业人士排斥在外。但是,经济学与其他审美类的学问不同之处又在于,它恰恰是须臾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学科。因此,经济理论的创造与传播,几乎命中注定要成为两个分割的过程。有时需要借助经济学家群体的分工,来统一这两个过程,有时,得益于有凯恩斯这样的大师,我们也可以指望一身兼任两种品质、两种能力的经济学家,把理论创造与理论传播毕其功于一役。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研究 篇4

区域经济探讨的 (非) 均衡问题, 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 (非) 均衡问题, 即产业的 (非) 均衡发展问题;另外一个是从空间结构入手, 分析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的 (非) 均衡问题。因此, 区域 (非) 均衡理论, 可从经济结构以及空间结构角度, 分为区域经济结构 (非) 均衡理论和空间结构 (非) 均衡理论。

(一) 区域经济结构均衡发展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最初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 其含义为用大规模投资去克服发展过程中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不可分性。供给不可分割性是指资本的整体性;需求不可分割性是指由市场规模造成的对经济活动盈利性及可行性限制。平衡增长理论相应的典型代表有:大推动理论, 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 (1943) 中提出的;纳科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1]

(二) 区域经济空间均衡理论

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新古典主义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曾经占有统治地位。1956年, 经济学家索洛和斯旺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们指出, 充分就业稳定均衡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成产中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例实现, 如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是趋向充分就业均衡的必然趋势。新古典理论基本观点是:所有差异现象都是暂时的, 在一定条件下, 随着生产要素在区际的流动, 各区域发展水平将趋向收敛, 即趋向均衡;区域问题产生的关键是市场机制失灵。新古典理论主要理论成果有:美国的经济学家鲍茨和斯坦因在《Economic Growth in a Free Market》 (1964) 中系统地提出了新古典理论, 以及经济学家巴罗 (Barro) 、色来马丁 (Sala·i·Matin) 和费希 (Fisher) 提出的技术要素决定区域均衡程度。

(三) 经济结构非均衡理论

不平衡增长理论。它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 (1958) 中提出的。理论是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 考虑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 (联系效应最大) 的产业, 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解决经济发展瓶颈问题, 并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该理论一方面强调部门发展的不平衡, 同时强调区域发展的空间不平衡, 而且这种不平衡空间增长的实现机制就是部门发展的不平衡。赫希曼认为, “经济进步并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 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 巨大的动力将会使得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增长点集中”。[2]

(四) 区域经济空间非均衡理论

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它是由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 (1957) 中提出。其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 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一个社会经济因素变化, 必然导致另一个社会经济因素变化, 后一因素变化, 又反作用于前一个因素变化, 并且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的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 从而形成了累积性循环发展趋势。二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低扩散的, 市场力量是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距, 趋向于强化区域而不是弱化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三是超前增长区域和落后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会产生两种效应, 一个是回流效应, 另一个是扩散效应。区域经济能否协调发展, 关键在于两种效应的竞争。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 回流效应通常大于扩散效应。

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其著作《增长极概念的解释》 (1955) 中第一次提出。该理论认为, 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部门或者所有地方, 它以不同的强度首次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 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 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影响;经济增长也不是在每个部门或者地区按同一速度平衡增长, 它是在不同部门或者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一些主导部门或是有创新能力企业集中分布在特定地区或大城市, 形成一种资本、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增长极通过所在部门、地区产生支配性影响, 进而使所在部门、地区获得优先增长, 带动别的部门、地区迅速发展。

梯度理论。该理论认为, 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因素是创新活动, 由于创新活动一般都是在高梯度地区发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生命周期阶段变化, 生产活动会从高梯度区域渐渐向低梯度区域转移, 梯度转移过程中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随着研究的加深在其基础上又发展了若干理论有反梯度推移论、并存论、主导论等等。

核心—边缘理论。核心区一般是指城市或者城市聚集区, 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边缘区是指经济落后地区。它是由美国区域规划学家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 (1966) 中提出的。他尝试的说明了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 转变彼此相连、发展不平衡, 又由极不平衡发展为相互联系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从极化与扩散关系看, 经济活动的地域过程大致可分为离散、极化、扩散和成熟四个阶段。

点—轴渐进扩散理论。最初是由波兰的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的。该理论核心是社会经济课题大多在点上聚集, 通过现状基础而联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体系。主要是以以下两点作为依据:一是生产力地域组织演变过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二是事物相互引力与扩散方式的普遍性。点—轴渐进式扩散的结果是点—轴—集聚区的空间结构

(五) 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在计划经济时代, 集体经济计划从上而下纵向调控, 区域经济是作为国民经济总体布局的其中要素加以考虑和设置的。由于区域没有相对独立的利益, 因此区域经济没有实际上的意义, 所以也就没有完整的区域经济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国转变经济体制开始以市场化为目标, 以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为主线, 构筑新的经济主体与利益分配机制的道路而展开, 以便使地方政府能够成为独立利益与决策权力的经济主体, 达到区域经济纵向依次弱化, 区际间横向关系迅猛发展。激发地方政府对自己地区经济建设的扩张冲动, 使得区域经济迅速发展。

迈入上世纪80年代, 我国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市科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工作者等全都参与到区域经济的研究与探索工作中。一方面, 借鉴国外的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例如增长权理论、梯度推移理论、点轴与网络开发理论、地域综合体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等;另一方面, 积极参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 区域规划、国土规划、资源开发与地区产业政策制定等具体的实践工作, 坚持不懈的拓展区域经济的研究空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 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实践深入与区域问题具体化, 区域经济研究在宏观领域, 注重区际经济联系、区域政策、区域空间经济格局演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效应等问题的研究;在中观领域, 进行区域发展模式、城市经济、城乡一体化、区域产业结构转换与优化、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市场建设、区域城市与区域形象设计和建设及区际分工与协作、区际间差异等问题的研究;在微观领域, 关注企业组织、企业兼并及组建企业集团、外商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与区域产业重视与改造等经济活动。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依据与必要性

(一) 理论依据

每个区域其经济发展都会存在一些基本的规律, 如果政府或部门能够按照这些规律调控区域经济, 就会促进区域经济自身的发展, 而且还可以通过调解区域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力。[3]用一个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就能很好地说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传统企业为主的区域算是老年区域的话, 那么中等发达阶段前后的区域如果不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与布局, 就很有可能沦为老年区域, 如果老年区域陷入困境, 那么全国就会出现落后、膨胀、萧条的局面。国家的整体综合实力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各个省份就得需要以协调的观点来发展区域经济。

(二) 实践依据

从改革开放到现如今, 黑龙江省中心城市地区、农业综合区、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以及与各个省份之间也有了不小的差距。在宏观经济扩张的年代, 区域或区域间的矛盾和冲突会被放大, 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冲突有可能就会出现, 所以有必要从本质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形成。

(三)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 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同步均衡发展起来的, 它们总是在一个或者几个点上先开始, 然后逐渐的壮大起来, 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 大量的资本、原材料以及人力资源都被吸引到这些发展地区促使工商业的迅速崛起, 并且将其他地区远远抛在脑后, 并且在循环累积效应下, 这种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尽管区域经济差异会对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刺激作用, 加强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紧迫感, 但是不能忽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负效应, 区域经济间的差异扩大会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扭曲, 影响区域经济主体的决策与行为, 使得区域经济趋向无序化, 从而引起国民经济的不稳定。过度扩大的区域经济差异, 会使经济落后地区处于不利地位, 会消弱自我发展能力, 会降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会减弱初级产品与资源的供给能力, 以及减弱了市场需求的支持力。长时间下去, 经济发达地区也会受其影响, 而失去发展动力, 从而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此外, 不发达地区由于经济能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会导致社会发展迟缓, 进而会产生区域间的隔阂与分离倾向, 不利于社会稳定, 民族团结。所以, 无论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潭崇台.发展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2]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篇5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1986)和卢卡斯（R.Lucas，1988）为代表的一群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以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力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因素，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周振华，1996）。

寻求经济理论的创新 篇6

“经济控制论”的名称可能会使人误解，以为它不过是数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已。实际上，经济控制论有两种含义。其一，指的是由数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经济系统科学、运筹学等与控制论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基本上属于数量经济学的范畴。它把人和物及各种经济参数视为被动的控制对象，对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动态特性和控制方式进行研究。杨著所着力探讨的，并非这一意义上的经济控制论，而是另外一种。这种经济控制论高度重视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人与人之间既协作又竞争的关系，研究在经济系统中人的积极性之主动结构与经济分工结构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物质利益、责任问题、竞争的控制功能等等，实际上是把控制论所特有的逻辑结构应用于经济学领域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经济理论学科。为了与前面那种经济控制论相区别，有人认为后者实际上应称之为“控制论经济学”，而非“经济控制论”。

尽管在这本书中所大量运用的数学符号和控制论术语，可能会使人误以为它仅仅是一本数量经济学论著，但只要仔细阅读过此书后就不难发现，作者对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如分工度、反馈效率、竞争水平、流通效率等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富于独创性的见解。纵观全书，不仅从字里行间而且从全书的布局谋篇之中，都可使人呼吸到一股清新的气息，领会到某种理论创新的信息。

作者把经济系统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生产技术效率，不同个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分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的组织结构，如工厂、公司、托拉斯等等；第三个层次是通过价格、收入、利润、利息等来控制分配，构成反馈回路；第四个层次是通过经济立法来控制前三个层次。这四个层次相互作用，使经济系统不断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作者深入分析了这个发展过程及其运行机制。显而易见，这里的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系统。但是，作者对商品经济的研究探讨却与传统理论有别。他另辟蹊径，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开拓。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商品经济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内学术界也很快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应当怎样搞，却没有一个现实的经济模式可供效法，也没有一个现存的理论模式可作指导。由于历史的原因，商品经济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考察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表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机制和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在一种缺乏自觉认识的前提下，被动地适应了这些规律和机制的要求，并把它们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而已。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必要了解商品经济本身的性质，因此，把商品经济这种特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来，研究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机制，探讨自觉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和机制的途径，就成为当前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据笔者个人的体会，在杨小凯的这部著作中，作者正是把这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标的的。尽管作者本人对于这一点并未作明确的表述和声明，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他确实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丰富素材作为研究背景，运用经济控制论的方法，把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来，对其发展过程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富于创新性的研究。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够完善之处，但应当承认，作者的研究仍然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远在一九八二年即已完成，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理论见地。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近来已有大量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不少突破。但是，纵观这些文章，总有一点不够令人满意之处。它们或从社会分工和利益的差别性来论述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或从分工、交换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和性质来论述商品经济的普遍性，或论述价值规律的一般性质，或探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大多数仍沿袭了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局限在一般抽象领域对一些本质性范畴作定性的探讨。即使联系到具体实践的成果，大多也是以这些具体实践的经验赋予这些本质范畴以新的含义，给它们以新的发展。这些工作无疑都是十分需要的，但是，埋头进行这方面探讨的人却都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针对比一般的本质规定要较为具体的商品经济的展开层次如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这后一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当前这场规模宏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更是如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所谓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与不成熟的商品经济之间的区别，大抵都是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发育程度的区别。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从自然经济模式或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转化的结构变革。在广大农村，将尚处在低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抚育成熟，更是发展的关键之所在。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往往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定问题，而是如何使“人的积极性之主动结构”得以充分发挥功能，如何具备良好的宏观控制功能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切合实际并实现优化的商品经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问题，是在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结构如何运行、演化和发展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实践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们迫切需要借助于理论的分析给出解答，以便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条件，并避免失误。如果经济理论仍然恪守传统，把自己封闭在对一般抽象规定的定性探讨之中，对上述问题倒表现出一致的沉默，那么这样的理论对实践就很难产生指导作用，而只能成为实践的尾巴。

与此相对照，在传统经济理论十分薄弱的地方，本书却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细致深入的研究。作者始终着力于探讨分工组织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及通过价格、收入、利润、利息等商品经济的展开范畴对这个过程的调节控制机制，给我们揭示出以前很少论及到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一侧面，深化了我们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给我们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少启迪。

例如，货币范畴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出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本书中，作者却把货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放在商品经济的展开层次中来考虑，揭示了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中的功能：它是传输经济信息的标准语言。经济效果的差异经由一定的传输通道最终转化为生产者或经营者本身收益的差异，这就是信息的传输。信息传输是保证经济系统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必要手段。由于各个不同的经济单位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内部语言”，如资源的可利用性、稀缺性，生产的产量、质量、效率、品种、规格、消耗、占用，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强度等等。如果要求直接传输，必将使经济信息传输效能降低。而货币却能将各种各样的信息语言综合成统一的标准语言进行传输，大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的传输效能，这就是货币的标准语言功能。如果对它施加限制，就会使经济效率受到损失。

又如，通过对商品经济中分工组织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作者很自然地揭示了从事调节价格、利息、分工度、比例平衡度等参数的超级分工产生的必然性。商品经济中典型的超级分工活动有专业金融活动、交易所活动等等。由于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分工度的放大效应、竞争的放大效应、比例平衡度的放大效应、价格变化的放大效应等等，这类活动调节着这些参数的变化，不仅使经济系统自动趋向于最优结构，而且往往能在短期内创造很高效益。分析超级分工在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不难发现它们是商品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范畴。它们可以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不劳而获的方便工具；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成为国家对经济系统进行分层控制的一个层次，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调节和控制；在这里，超级分工经营者与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经营者之间应当是一种特殊的分工协作关系。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必要存在超级分工和超级分工经营者，并非什么难以理喻之事，而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国家通过分层控制方式参与并控制这些活动，能够取得比直接控制生产经营更好的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

总之，杨小凯的这本著作，对经济系统的结构演化和运行机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与传统经济理论截然不同的鲜明的特色。它启发笔者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究竟应当如何建立、如何发展？

笔者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四个方面存在着畸重畸轻的弊病，即重本质轻现象，重抽象轻具体，重原则轻机制，重定性轻定量。换言之，传统经济理论十分热衷于对经济范畴的抽象的本质规定方面进行分析，而疏于探讨这些范畴在现象形态的具体联系；热衷于从本质规定中引申出经济活动的原则，而疏于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热衷于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定性分析，而疏于研究经济系统中的数量关系。这种在四个方面畸重畸轻的理论框架，抽掉了联系本质规定与具体现实的一系列中介环节，形成某种封闭化的理论结构。它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本质规定当成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指导方案的传统经济模式在理论上的翻版。

体制改革不仅冲破了传统的经济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传统理论由于在一般规定与经济现实之间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地带，失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纽带，因而只能成为高悬于空中的孤立、封闭的权威和教条，同改革中多维多向、立体交叉的社会现实结构，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改革过程中，搞实际工作的，常常抱怨理论上的条条框框对于人们手脚的严重束缚；搞理论工作的，却不管怎样手忙脚乱地修补原有理论结构，也无法跟上实践的飞速发展。事情往往弄成这样，起初，是改革者们顶着理论的压力先干起来，待到事情干好了，成功了，马上就有许多理论文章去论述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理论的指导作用何在呢？传统的理论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指导作用，于是乎，一种重经验轻理论的风气便悄悄地潜入了人们的脑海。这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年来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提示我们，仅仅靠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办法，是很难顺利完成这场错综复杂、工程浩大的体制改革的。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对旧理论的反思，更有对于理论创新的热切呼唤。改革的实践在迫切要求经济理论的系统分析和论证。经济理论必须尽快冲破传统理论的框框，打破封闭化的理论结构，开拓出一条创新之路。

经济理论的创新，首要的任务就是形成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化认识。同传统理论相比，强调运行机制，是在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上的一个重要转换。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盛行着事事到经典著作中去找根据，以引证代替论证，照搬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风气，而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现实。这不能不造成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上的“系统偏差”。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一整套完整的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主要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史料也已汗牛充栋。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占有了充分的资料，仔细深入地分析了各种经济现象，从中得出了最一般的抽象概括，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一系列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一般概括并揭示其运动的一般规律，是《资本论》的理论目标。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当然要重视并且必须继承《资本论》的科学成果，但继承决不等于照搬照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人们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在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如何建立起更为具体的体制结构，以及经济系统如何才能良好运转的问题。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往往致力于对社会主义作一般抽象概括，试图建立一个类似《资本论》的一般理论体系。近年来，一些同志察觉到，这种想法很难实现，其中一大困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至今尚未为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提供充分的材料，因此不知从何着手进行分析。由于社会主义现在仍处在发展阶段，各个具体形式远未充分展开。如果没有对各种具体形式的深入思考，就很难正确地作出一般概括。即使勉强建立起理论体系，往往会将某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出发点。这很容易导致将某种既定的经济体制模式当做唯一有效的模式，用它来指导和约束经济实践，而不是从具体的经济结构在实践中的动态发生过程来探讨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难免造成实践中和理论上的失误。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做不出一般概括的地方，我们何不先去分析具体的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运行的机制，先做好这项按顺序必须首先完成的工作呢？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规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也作了一些大致设想。但当时究竟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难以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化认识。而形成这样一个系统化的认识，就成为当代理论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这不仅需要随时总结实践经验，而且需要总结发展商品经济的规律，并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把商品经济的一般机制放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环境中进行考察，形成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由于运行机制是从基本原则到经济现实的中介环节，它比具体的现象要抽象，比本质规定要更复杂更具体。要把握住它，就必须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在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角度上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换言之，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运用经济控制论所提供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之所以希望读书界对杨小凯的这本著作予以充分重视，就在于作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为我们寻求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周期理论述评 篇7

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因素引起的。在货币经济中, 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 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 在生产部门, 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 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 (劳动和土地) 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 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 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就会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 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就会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过渡。货币经济中, 由于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 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 甚至引起经济危机。可见, 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据此, 新奥地利学派主张应保持货币中性, 即使货币对价格的形成和资本化程度不发生影响。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从消费品、资本品的供给需求的非比例关系出发进行探讨的, 着重分析时间 (即资本与生产的时间结构) 、货币因素, 而且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熔于一炉。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货币对真实经济部门的影响方面持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们认为, 不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会影响真实变量和最终市场结果, 而且货币进入市场的途径, 以及货币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都会影响真实变量。遵循坎蒂隆的分配效应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货币的扰动会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通过价格和生产的时间结构使得经济中的真实部门发生变化, 使资本等稀缺手段由离消费点较近的生产过程向离消费点较远的生产过程转移, 从而使资源重新配置。这种时间上的重新配置没有消费者未来偏好变化的支持, 故而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 使得消费者的偏好与生产的时间结构不相适应。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由罗杰·加里森在《时间与货币》等著作中提出的模型来阐明。如果消费者的储蓄是自愿的, 那么储蓄曲线将向右移动, 这时所产生的生产时期的延长就是持久的, 投资的增加有消费者的自愿储蓄相支持。然而, 在银行货币扩张的情况下, 虽然消费者被迫进行储蓄, 减少消费, 但经济主体会努力恢复其初始消费水平, 哈耶克指出:“这种牺牲并不是自愿的, 而且不是由那些将要从新投资中获得收益的人作出的, 它一般由消费者作出, 由于那些得到了额外货币的企业家的不断加剧竞争, 他们被迫放弃了部分过去常常消费的东西。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因为他们想消费得少一点, 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货币收入只能买到较少的商品。毫无疑问, 如果他们的货币收入再次上升, 那么他们将会立即努力把消费扩展到通常的水平。”这必将导致生产结构的收缩, 产生经济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论点是, 人为创造的繁荣必将导致萧条, 而且人为的繁荣持续时间越长, 随后出现的萧条持续时间也越长, 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就越严重。从下页图可以看出, 当自然利率大于市场利率时, 出现了强制储蓄If s, 自然利率偏离市场利率越多, 强制储蓄规模就越大;当自然利率小于市场利率时, 出现了资本消费Icc, 自然利率偏离市场利率越多, 资本消费就越高。由于货币的扰动, 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同时在方向上犯了错误, 对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的盈利性产生了错误的预期。由于人们要求恢复以前的真实消费水平, 为维持人为的繁荣, 必须向生产者注入更多的信用货币, 这样, 要么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要么经济开始衰退, 但信用的扩张不可能是无限的, 因而每一次人为的繁荣之后, 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衰退。

注:nr为自然利率, mr为市场利率, I为投资, S为储蓄, Icc表示资本消费, Ifs表示强制储蓄。

为什么说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奥地利经济学派给出了三个原因: (1) 即使对银行准备金没有制度性的限制, 银行也必须限制其创造的信用货币的数量, 以保持偿债能力。 (2) 在面对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的时候, 生产者的预期会发生变化, 即使相信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 他们也会怀疑收益是否能够抵偿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预期开始变得悲观, 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也就开始下降了。 (3) 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最终会使货币体系崩溃。

货币扩张的突然停止标志着危机来临, 衰退阶段开始。即使假定货币数量并不是骤然下降, 而只是停止扩张, 利息率也会开始上升。这是由于生产成本的稳定上升也会提高对资本的需求。因此, 原来在利率较低的情况下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现在就不能继续实施了。最终, 大量的资本被浪费, 或者被用在边际产品不能弥补边际成本的部门中。这样, 在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 失业率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 经济绩效的下降并不仅仅出现在那些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 而是必将扩展到所有的生产阶段之中。迂回程度高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会导致收入的降低和对消费品需求的减少, 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利润也随之下降。所以, 危机会扩展到所有部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 银行往往不只是停止信用货币的投放, 而且实际上还会减少其数量, 因而衰退的强度会因此得到加强。这就产生了哈伯勒所说的第二级通货紧缩, 其根源在于银行为了保持其偿债能力必须减少信用货币的投放。所以, 衰退会持续扩展, 整个经济陷入失业率高涨和生产能力闲置的困境。

当然, 这种衰退过程最终会逆转, 出现经济复苏。因为在衰退的后期, 受生产者悲观预期的影响, 对可贷资金的需求非常之低, 而银行的偿债能力也得以恢复。这样, 利率就归于均衡水平, 使投资活动再次升温。然而, 新投资会流入到那些接近消费点的生产过程中, 因为衰退过后需求的上升首先是从消费品需求开始的, 生产结构又向未受到货币冲击时的情形复归。因此, 经济将再一次达到充分就业均衡, 只要银行体系不改变货币供给的稳定性, 这种状态就会持续下去。

从本质上说,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是其主观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周期问题上的应用。按照主观主义的方法论, 这一派经济学者将资本与生产看作是一种时间结构, 这种纵向的时间结构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缺少时间因素的横断面一般均衡体系。由于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时间维度, 因此在每一个阶段上, 生产资源的供求关系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

二、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反思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运用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经济理论, 对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 代表性观点在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这一观点与主流经济理论完全迥异。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罗斯巴德就会被人们重新提及。罗斯巴德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央银行制度导致了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真相》一书中, 罗斯巴德遵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分析范式和经济理论, 剖析了中央银行制度、固定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罗斯巴德指出, 政府只要找到某种方法, 就可以在不取得物主同意的情况下征收更多的财物。政府可以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获取更多的收入, 手段有独占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制度等, 而中央银行制度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方式。中央银行承载了公众的无限信心, 公众不了解中央银行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货币, 而当中央银行的诚信受到质疑时, 又可免于任何责任。公众将中央银行视为伟大的国立银行, 提供公共服务, 并以政府虚拟助手的角色帮助政府避免失败。中央银行名义上由全体公民所有, 但中央银行永远听命于政府任命的官员, 并充当政府的左右手, 其获利前景提高了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欲望, 这样就取消了对通货膨胀的限制。中央银行可以降低法定准备金率, 使得全国的银行信用扩张, 以刺激通货膨胀, 如果中央银行直接从银行买进资产, 银行的准备金必然会提高, 信用成倍扩张的基础由此建立。因此, 成立中央银行制度增大了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2. 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导致了经济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导致的, 如果政府能对产生风险的各个环节严加管制, 危机可能就不会出现, 或者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这一观点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 通过各种手段救市, 恢复经济运行。但问题就在于新凯恩斯主义所设定的前提, 真的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危机吗?罗斯巴德认为这是由于政府不断扩张信贷, 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产生了经济繁荣假象, 一旦假象被戳破, 经济就会衰退进入萧条期。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少, 恰恰是因为干预过多所造成的。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 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动荡的风险加剧。

3. 摆脱危机的方法:

禁止中央银行利用权力扩大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范围。按照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 罗斯巴德认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最好的办法不是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而是“禁止中央银行利用权力扩大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范围”, 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阻止通货膨胀了。如果经济陷入萧条, 唯一的合理措施是避免政府对萧条进行干预, 使萧条的调整过程尽快自行完成, 然后重建一套健康、繁荣的经济体系。罗斯巴德认为, 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之前, 所有的经济衰退都是很短暂的。例如, 1921年的萧条虽然严重, 但很快就过去了, 当总统决定进行干预时, 萧条结束, 繁荣已经到来。1929年10月, 股票市场发烧崩溃时, 美国政府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预经济的行动, 这种干预政策阻碍了市场自身的调整, 使经济经历了漫长而严重的萧条。因此, 罗斯巴德认为, 在任何经济危机中, 坚持自由放任主义, 政府严格遵守不干预政策, 是唯一可以确保经济快速复苏的方法。

三、结语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根据货币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指出货币扩张会导致生产利率与自然利率间的差异, 从而使得生产的迂回程度改变, 最终产生经济周期。哈耶克等人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 任何一种人为的繁荣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衰退与危机。因此, 他们强烈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奥地利经济学派在三十年代, 经济界迫切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时, 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政策方案, 因而变得不合时宜。但有学者认为, 如果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对战前通货紧缩式的衰退不适用, 但对战后通货膨胀式的繁荣来说, 则是相当有效的。

面对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各国政府频繁出台各种救市措施, 在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盲目推崇的形势下, 新奥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对于我们不啻为一帖镇静剂。按照罗斯巴德的观点, 通过增发货币, 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来制造繁荣摆脱衰退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种政策即使能够带来繁荣, 也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 泡沫破灭之后经济会大幅下滑, 最后萧条的程度可能会更深。而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经济波动更加剧烈, 而且成为经济的常态。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冷静地思考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是大有裨益的。

摘要：本文在回顾传统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 评介了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等的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对大萧条的反思。

关键词：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周期,资本结构

参考文献

[1].默里·罗斯巴德著.谢育华译.美国大萧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默里·罗斯巴德著.陈正芬, 何正云译.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通货膨胀真相.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8

[3].布赖恩·斯诺登, 彼得·温纳齐克著.苏剑等译.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桥海经济的空间经济理论分析 篇8

(一) 核心-边缘理论的理解

对发展中国家的的空间发展规划进行了长期的研究, 约翰·弗里德曼 (JohnFriedmann) 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空间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成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和空间相对均衡阶段, 通过近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文字主要通过第四个阶段, 即空间相对均衡阶段 (后工业阶段) 来看待长三角区域经济。在此阶段中, 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扩散作用在前期的发展过程铺垫下得以加强, 由此发展的结果是边缘区域产生出次中心, 达到与核心区域原先的同等规模, 基本上达到互相平衡的状态。

(二) 核心-边缘理论的实际分析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格局中, 沪宁杭不仅是行政中心, 而且是区域中最大的三个城市, 上海的作用和地位逐年上升, 而南京和杭州的地位在近年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的作用下, 发展地位受到消弱, 长三角内部的三边关系不均衡, 影响到了长三角城市带中其为重要支撑作用的“核心三角”难以在实际意义上形成。

二、长三角经济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体现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上海中心论”和“长三角整体论”两种不同的思路。“上海中心论”认为:长三角应以上海为核心, 在其发展过程中扩大其对周边地区和城市的辐射能力, 将周边地区和城市逐步纳入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上海确实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在长三角中的地位通过区域规划和自身的优势无人能及, 但这就并不等于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在国际上有学者常称之为“上海经济圈”, 这就是我们所持的“长三角整体论”的理论依据。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不是“将周边地区和城市逐步纳入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 而是充分发挥长三角各主要城市各自的实力, 相互合作, 形成合力, 共同打造“长三角经济圈”。

三、“桥海经济”下的长三角经济格局

区域经济和各种社会活动进行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的框架构成了网络空间结构, 长三角必须走多核心网络发展的道路, 理由重点有三方面:

第一, 长三角属于大体“匀质”的发展区域, 作为上海周边地区的浙江、江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上海相差并不很大, 特别

是作为上海都市圈或称为长三角都市带成员的浙北、浙东北地区、苏南地区和上海并不存在空间上的二元结构性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弱上海的“极核”作用, 充分发挥长三角各主要城市的能动力量, 强化各主要城市之间的联系, 这也决定了长三角

展带必须走网络型发展道路。

第二,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起的“二省一市”的行政和经济格局也为长三角地区走网络型发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在经济发展过程已形成的各省区的中心城市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功能和它们的辐射力量, 逐步建立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核心”机制, 通过加强网络建设, 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从点-线-面方式的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三, 实现长三角的均衡协调发展, 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在“点轴”发展模式造成了区域内多边失衡的结果, 导致了长三角目前过分向Z型地区倾斜的发展态势。只有加大区域中各城市联系, 加快宁杭发展带的建设, 才能缩小沪杭宁之间各边的差距, 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四、结论

长三角的均衡协调发展是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战略任务, 逐步从实现长三角点轴发展形态转变为区域网络发展形态, 将为长三角地区在融合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 缩小各边之间的差距, 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并且努力拓展长三角发展的腹地。长三角城市群担负着拉动华东地区和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 只有杭宁建设带和长三角Z型地区协调发展, 才能更好地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而带动长三角腹地的皖南、浙西及赣北地区的发展, 实际发挥其辐射功能。

摘要：随着2010年5月1日杭州跨海大桥的通车, 一个新的“桥海经济”正在环杭州湾乃至长三角悄然崛起, “桥海经济”的概念早已经跳出了杭州湾地区, 与之相对应将是诸多经济圈的共同发展。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朝多核心的网络化发展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可以实现构建多平台合作、拓展企业发展空间、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长三角,核心-边缘理论,网络发展

参考文献

[1]、崔功豪, 魏清泉, 陈宗兴.区域分析与规划[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江曼琦.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经济分析[M].人民出版社, 2001.

生态经济理论对建筑经济观念的重构 篇9

一新的成本观与成本评价方法

(一) 全生命周期成本观

在传统的建筑经济分析中, 建筑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如木材、金属等有限资源的消耗、建造以及最终拆除过程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处理等方面的费用均未被纳入考虑的范围, 而恰恰是被忽略的部分构成了建筑总体成本的主要内容, 据英国的有关研究表明, “在能量或水资源的消耗方面, 施工阶段的影响只相当于建筑全生命周期内所具有影响的10%左右”, 传统成本观对于建筑在使用与废弃过程费用的忽视, 使得对建筑经济性能的评价相当不完整, 使人们失去了提高建筑全生命周期效率的动力。而建立基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新的成本观, 将有助于人们了解在建设初期采取节能与资源的保护措施, 对于建筑生命周期全程的经济意义与生态价值。

全生命周期成本观的建立, 既是客观评价建筑对自然环境所形成影响的需要, 也是真实反映可持续性建筑经济效益, 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其市场价值的需要。

(二) 全生命周期成本评估法

首先, 全生命周期成本评估法的概念。全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以下简称LCCA) 是运用全生命周期评估原则 (Life Cycle Assessment, 以下简称LCA) 测量建筑产品或者材料“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成本的分析方法。

在建筑物的成本评估中引入LCA概念, 目的在于建立起对于采用可持续性措施所带来的建筑初期成本提高的完整认识, 从更长远的角度综合考虑可持续性建筑的经济性能, 为客观评价可持续性建筑的经济性提供有效工具, 从而推动它的实施。

其次, 建筑的L C C A内容.建筑的LCCA由三部分内容组成: (1) 建设期成本:包括建造费用、材料的安装与供应费用、设计费用; (2) 使用期成本:包括清洁、维护、装修、置换 (搬迁、废弃物处理) 以及使用期间的持续性的能源消耗; (3) 环境费用:包括资源的耗费与环境污染, 如材料在采集、制造、运输、使用过程的资源耗费与污染以及建造活动所带来的直接空气、土地、水资源环境影响、建成环境的室内空气质量等。

最后, 建筑的LCCA方法.关于建筑LCCA评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由于评估涉及建筑未来使用中的许多可变因素, 需要首先建立相关的评估导则, 规范不同建筑的评估标准。

评估投资有效性的最简单方法是回收期计算。建筑LCCA评估中的回收期计算, 是通过将建筑材料、组件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进行贴现求和, 形成基于现值LCCA, 通过计算这一成本的回收速度, 反映投资的有效性, 回收期越短代表投资效益越高。

目前, 随着理论与技术的成熟LCCA方法正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据1999年瑞典的调查显示, 已经有66%的被调查对象不同程度地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了建筑的暖通、空调等系统与设备的设计中, 可以预见在通过政策调控, 使得房地产开发商将目前的短线投资变为长期投资后, LCCA方法在建筑领域的运用将得到更大的扩展。

二建筑效益评价体系的扩展

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 而不全面的效益评估体系却是造成传统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可持续性建筑价值观的确立首先有赖于对效益概念认识的拓展, 并认为完整的建筑效益应包含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三部分内容。

普通建筑的效益评价体系主要考虑三个基本要素:成本、质量和时间, 达到三要素平衡的行为以最小的成本和最少的时间达到目标质量要求的行为被认为效益最高, 由于对环境效益的忽视, 使得产生于这种评价体系的建筑往往仅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在早期的生态建筑营造中, 出于对建筑环境效益的重视, 在传统三要素评价体系之外又附加了关于资源消耗、有害物排放、环境健康程度和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内容, 这实际是以全生命周期的观念拓宽了成本要素的时空意义, 以生态评价拓宽了质量要素的含义。可持续性建筑的发展则带来了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经济约束、社会公正和文化传承等要素成为可持续性建筑效益评价的新维度, 它们为原来的时间要素注入了新的内容, 从而形成了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完整建筑效益评价体系。

三可持续性建筑——实现生态价值的途径

生态经济理论将人类的可持续性经济行为看作是实现场所潜在环境价值与现实经济、社会价值整合的途径, 它对建筑设计带来的启示是:可持续性建筑的建造不只是追求单纯的环保性目标, 而是更切实地将环境价值与以经济为衡量的人类福利的提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实际上, 可持续性建筑的每一次成功实践都是自然资本生态价值的实现过程, 如对于自然排水系统的利用, 通过相应人工系统建设成本的降低实现了自然系统的价值;由各种节能措施的采用而带来的能源消耗降低、和建筑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自然资本转化为现实经济价值的体现。

新的建筑成本-价值体系的确立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可持续性建筑促进机制。目前的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促进机制主要是建立环境评估体系与“绿色标签”制度, 即首先建立关于可持续性建筑的评估系统, 业主或开发商可自愿申请相关评估, 如果通过则可以取得绿色标签, 开始享受政府相关优惠政策。从而促进机制的推行有助于人们改变传统的价值观, 有效促进了可持续性建筑的发展。

摘要：价值观是社会经济观的核心内容, 生态经济学将一系列创新理论建立在对传统价值观进行重构的基础上, 这种重构也带来人们对于建筑价值观的重新审视, 通过完善新的效益评价体系引入自然资本的概念, 完成环境价值与其它两种价值的整合, 最终实现价值观重构。

关键词：重构,生态经济理论,建筑经济观念

参考文献

[1]、沙凯逊.成本与价值:绿色建筑的经济学思考[J]中国环境管理, 2003, (03) .

[2]、郝林.解构未来——英国可持续建筑专辑 (2004/08、09期) [J]世界建筑, 2004, (08) .

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 篇10

一、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理论

为认识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的社会经济合作活动的宏观空间规律, 需要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伴随世界经济联系格局的动态变化, 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也在不断演化和扩展。随着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有关产业和技术跨国转移的理论扩展了用以解释和分析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国际经济学界一直致力于寻找和建立关于国家之间, 特别是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产业技术联系宏观规律的理论解释, 为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互补性发展寻找理论根据, 其中主要有行政边界区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竞合理论、新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和协同论。

(一) 行政边界区理论。

边界区域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某政治实体 (如国家、行政区等) 与其他接壤政治实体 (如国家、行政区等) 在交接处所构成的特定地理空间。省际边界地区位于我国最大的行政单元——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交界处, 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行政边界区理论一是源于行政区经济理论, 即改革开放以来, 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的纵向运行系统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区域经济的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出现的特殊区域经济类型。二是来源于行政区边缘经济论。在行政因素对经济的约束作用下, 我国行政区交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该理论认为, 由于行政边界的存在而对行政区之间经济、社会因素流动产生的阻碍或促进作用, 表现为边界区域中不同行政区的城市经济水平增长的结构性差别、要素流动的断裂或一体化。

(二) 系统动力学理论。

系统动力学出现于1956年, 创始人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瑞斯特教授。系统动力学模型能方便地处理非线性和时变现象, 能做长期的、动态的、战略性的仿真分析和研究, 适于分析研究系统结构与动态行为。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 几乎遍及各个领域, 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学科, 是一门分析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 也是一门认识系统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的交叉综合学科。区域经济合作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而且各个因素之间还互相产生影响, 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要想把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一般的分析方法很难做到。而系统动力学正是分析复杂动态系统问题的方法, 所以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是非常确切的。

(三) 竞合理论。

竞争与合作是彼此关联的, 要研究合作问题, 必然涉及竞争问题, 而研究和处理竞争问题, 则又需要合作来化解, 该理论强调的是在现代企业竞争中必须保持合作。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剧了市场变化, 并不断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运作。在这样的背景下, 企业孤立经营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 企业进入了从孤立生产向协作经营、从生产型向关系型、从独立发展向互联合作的大转变时期。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可以带来1+1>2的联盟协同效益, 使单个企业的局部优势发展壮大为全面的竞争优势, 实现资源的最优综合利用。企业的竞争正进入利益共享的合作-竞争时代。“竞合”从企业中产生, 进而被其他研究领域所采用。

(四) 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所谓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是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雁行产业形态说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已有理论学说进行结合应用, 从而对世界技术经济演变格局进行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 产品的技术周期与不同国家技术梯度之间存在动态匹配关系, 基于技术差距的比较优势的梯度递进和转移决定着世界生产和贸易格局的阶段性动态演化。这一理论学派对国家间技术差距的认识逐步从行业技术差别扩展到产品的质量档次差别和技术含量差别以及生产过程的技术差别, 从垂直性的技术差别扩展到水平性的技术差别。

(五) 协同论。

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 是近年来获得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它着重探讨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协同论认为, 千差万别的系统, 尽管其属性不同, 但在整个环境中, 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 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 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协同论指出, 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 在一定条件下, 由于子系统相互作用和协作, 这种系统会研究内容, 可以概括地认为是研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各种系统的发展演变, 探讨其转变所遵守的共同规律。应用协同论方法, 可以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 类比拓宽于其他学科, 为探索未知领域提供有效手段, 还可以用于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控制因素, 进而发挥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

二、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分析

博弈论在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 它利用数学工具对种种社会经济选项进行深入地分析, 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博弈论的一个分支——合作博弈理论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虽然目前合作博弈论还没有像非合作博弈论那样应用广泛, 但将来定对人类的前途产生深远意义和影响。将合作博弈论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区域经济合作的分析中, 可以分析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现象, 还可以使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站在某个决策方的立场上找出针对其他方的对策, 更重要的是能够分析这些决策过程中各博弈方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 导出合理的结果并用以说明相应的实际问题, 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和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一) 合作博弈。

博弈论, 也译作对策论, 主要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存在相互作用时, 行为主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 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反映了博弈局中人的行动及相互作用间的冲突、竞争、协调与合作关系。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局中人、战略、支付、行动、信息、结果和均衡, 这些也是一个完整博弈的基本要素。在众多经济学科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中, 博弈论成了一种普遍应用的工具, 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都被人们理解为某种博弈问题。根据博弈双方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把博弈论划分为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合作博弈理论倾向于对合作的研究, 其强调的是集 (团) 体理性、公正公平、效率和效益, 是一种“双赢”策略, 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和效益, 是研究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 即收益分配问题;而非合作博弈理论则偏向于对竞争的研究, 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 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 是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决策从而使自己的收益最大, 即策略选择问题。

合作博弈亦称为正和博弈, 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 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 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之所以能够增进合作双方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就是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这种剩余就是从这种关系和方式中产生出来的, 且以此为限。因此, 合作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 达成共识, 进行合作。在这里, 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合作的结果, 又是达成合作的条件。合作的目的是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但与个体利益并不发生冲突, 各博弈方的收益相对均衡而合理, 可以说合作共谋符合各方的利益。合作博弈的关键还在于要在合作框架内建立互信, 形成一整套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二) 博弈分析。

现代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竞争与合作并存, 竞争是手段, 反映出各区域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时所表现出的利益冲突;合作是目的, 反映出各区域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只注意到了各区域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的深化, 但却忽略了利益协调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可以说, 迄今为止所有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获利动机会促使各区域求同存异, 通过有效磋商, 协调彼此的政策, 最终达成共同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 分享合作带来的收益。在此前提下, 我们可以运用合作博弈论的方法, 将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各国、各区域间的一个合作博弈, 进而揭示区域经济合作形成的内在机制。

博弈通常是建立在个体行为理性基础上的非合作博弈。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 将各个子区域看作一个行为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子区域都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于是, 在资源非均衡性与独特性及国家财政有限性的限制下, 各子区域政府和企业间相互竞争。各地部门均按各自最优决策行事, 以达到个体效率的最大, 但由于各方的不合作, 个体理性并不一定会达到各自预期目标。因此, 为了保证整体区域利益最大化, 各子区域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可见, 一个地区在做出战略决策时, 不仅要考虑自身优势, 还要考虑其他地区相关决策, 而且该决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决策的制定, 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应以集体理性为基础的合作博弈来分析。

区域主体间合作博弈的现实困境:我们可以把各区域主体的行为看作是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所谓重复博弈, 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博弈反复进行所构成的博弈过程。由于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的选择, 而是分阶段有先后次序的一个动态选择过程, 因此它又属于动态博弈的范畴。1、同质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博弈。同质区域, 由于资源优势、主导产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类似和接近, 单干思想往往比较强, 合作的愿望不是很强烈。但是, 一旦同质区域之间开展经济合作, 就可能产生规模经济、规模效益。2、异质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博弈。异质区域之间的合作主要是能源、原材料产区与加工工业集中地区之间的合作。例如, 我国能源、矿产资源的分布偏中西部, 而现实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经济要素分布偏东部沿海。这种空间格局一方面使东中西之间彼此都有所求, 构成合作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缺陷, 在合作时中西部常处于不利地位, 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阻碍了异质区域合作进程。从国家宏观的角度看, 最佳策略是双方合作, 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益, 收益总量上得到增加;最坏的选择是都不合作。而事实上, 最坏的结果在现实中产生了。如果不改变这种博弈结构, 各区域会不顾宏观经济的恶化, 共同陷入区域经济不合作。

三、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与合作博弈的内在统一

合作博弈的主要特征在于所研究的行动参与人的行为在相互作用时, 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通过有效磋商达到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后, 使得总收益获得增加, 从而使得各个成员都可以从稳定的合作中收益得到增加。而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 使得参与合作经济主体都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本质与合作博弈理论的内在是完全一致的。合作博弈强调的集 (团) 体理性、公平公正、效率和效益、实现“双赢”, 正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所需要的前提、保障、动力和目标。区域经济合作活动的开展是一个博弈过程, 博弈论分析方法应运用到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 合作博弈理论作为指导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理论是完全合适的。

(一) 集体理性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首要前提。

在经济学中, 理性是指单个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相关的、可获得的信息, 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称之为个体理性, 至少在局部问题上存在以集体 (团体) 利益为目标, 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称为集体理性。集体理性是指某一集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在“共同信念”导向下, 采取一致行为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并且集体行动存在潜在收益。当个体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时, 并不一定能实现集体或社会的最大利益, 而集体理性 (使联合报酬最大化) 却可以促使参与者共同选择合作策略, 实现集体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区域经济合作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总体收益, 并同时实现成员自身收益的增加。实际上, 由于资源禀赋等的差异, 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要。只要能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 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 实现集体行动 (合作) 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只要经济合作主体具有集体理性, 就会产生合作的意愿, 从而使区域经济合作有开展的可能。因此, 区域经济合作开展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合作主体具有集体理性。

(二) 公平、公正的外部环境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保障。

参与经济合作的各个区域, 必须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区域经济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外部环境是不可能长久开展下去的。公平、公正的合作环境是指合作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权力和获得合理的利益。为防止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公平现象, 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健康发展, 需要建立一种区域合作约束机制, 这种约束机制也是通过合作双方协商达成的。在我国, 经济区域缺乏一致性的规则, 各地区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政策都存在很大差异, 这个问题不解决, 区域经济合作就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因此, 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 区域之间针对区域整体发展所达成的共识, 必须以制度性的合作规则来保证。这种区域合作约束规则的形成是区域间相互博弈的产物, 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同意, 应对违反“游戏规则”者与采取机会主义者予以充分的惩罚, 以使违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区域经济合作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开展, 公平、公正的环境也是区域经济合作顺利开展的保障条件。

(三) 效率和效益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

区域经济合作是要尽量发挥各个区域的经济优势, 相互取长补短, 或优势互补, 扩大经济优势的影响力。这样, 才能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 创造出单个区域无法获得的经济效益。由于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 合作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和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更重要的是, 合作必须给参与的各方都带来比单独发展更多的经济效益, 或者说参加合作的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而引起的各成员的直接收益损失。否则, 合作就缺乏凝聚力, 不可能长期维持, 各成员将失去参与经济合作的动力。区域经济合作形成的充分条件是合作各方能够通过有效磋商, 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 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 约束彼此的经济行为。满足这些条件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 并且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 也即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 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对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 虽然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的多, 表现出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 但实现各个参与合作区域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合作推行的内在动力。

(四) 实现“双赢”、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终目的。

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而区域经济合作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要手段。当前区域间利益的矛盾, 突出表现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利益分配上。不发达地区长期处于向加工制造业发达地区提供廉价能源原材料地位。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 特别是某些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 能源、原材料在产业结构中占比重较大的地区, 高成本的原材料往往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换, 这等于把这类地区的部分利益无偿地转移给了资源加工地区。这些原材料在加工制造业发达地区经过深加工后, 再以高价返回原材料产区。这种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 必然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因此, 要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协调区际利益分配, 即重视原材料产区的经济利益, 调动原材料产区的积极性, 加工地区主动让利, 将利润的一部分返还给原材料产区, 发达地区更多地向落后地区输出技术、资金和人才, 强化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合作中获益较多的成员应给获益较少的成员以一定量的利益补偿, 进而达到利益的相对均衡分配, 推动不发达区域的发展, 促进发达区域的平稳发展, 最终实现协调发展局面。

区域经济合作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 区域间的合作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密切, 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为了使区域经济合作在省际边界区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展更加合理化、规范化, 研究作为指导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基础理论也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 合作博弈理论作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指导理论, 无论是他们之间的内在本质和运行条件, 还是最终目标, 都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刘艳萍, 区域经济合作博弈[J], 现代商业, 2007.10.

[2]陈钊, 行政边界区域刍论[J], 人文地理, 1996.4.

[3]郭荣星, 中国省级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3.

[4]郭荣星, 区域边界与边界区域:一种经济分析[A], 叶舜赞等, 一国两制模式的区域一体化研究[C], 科学出版社, 1999.

[5]安树伟, 行政区边缘经济论—中国省区交界地带经济活动分析[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