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经济区域发展

武汉经济区域发展（精选十篇）

武汉经济区域发展 篇1

一、武汉“1+8城市圈”和孝感概况

1. 所谓武汉“1+8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公

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及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八个周边城市。该区域土地面积5.18万km2,占湖北省国土面积(18.59万km2)的31.25%,人口占全省的50.5%[2],在2008年(6 684.92亿元)提供了全省59%的国内生产总值(11 330.38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占全省的60.5%,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59%,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省的66%,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经济中心区,因此把这九个城市定义为大武汉的核心层。孝感等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工业科教基础好,综合实力雄厚,具有很强的域内经济联系和域外关联带动效应。

武汉城市圈建设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武汉城市圈的雏形,最早出现在陈文科的《关于发展“大武汉集团城市”的建议》的这篇论文中[1];2002年6月的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武汉城市圈这一概念;在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湖北作为中国中部的中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和文化中心,起着领跑“中部崛起”的作用。此后,两大城市群通力合作,有望打造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环渤海城市群三大经济发展区之后的中国的第四个经济增长极。这无疑给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如何利用好这个历史机遇,武汉城市圈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有力地弥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塌陷,明确在全国区域经济体系中的正确定位,从而必将提高整个中部地区的区域竞争力。

2. 孝感的资源禀赋。

(1)地理区位优势。孝感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因东汉孝子董永行孝感天而得名。现辖1区3市3县,总人口525万,国土面积8910 km2。孝感距离武汉市中心仅60公里,距天河机场仅32公里。境内有京广、汉渝、长荆三条铁路,107、316国道和京珠、孝襄高速公路贯穿全市,省道、市县区域干线纵横其间,公路密度居全省之冠。(2)资源状况。孝感市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素有“膏都”、“盐海”、“磷山”之称。具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锰、重晶石、蛇纹石、芒硝、重稀土等24种,其中,膏、盐、磷被誉为孝感“三宝”。孝感市经过资源整合和打造,初步形成了“一泉”(汤池温泉)“两山”(双峰山、白兆山)“三湖”(观音湖、龙潭湖、刁汊湖)[3]等风格各异的旅游景区。其中,双峰山、泉水寨等三个国营林场已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3)产业发展情况。孝感的农业基础较好,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刁莲、焦湖藕、太子米、银杏、板粟和乌柏等名特优农副产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已先后建成了11个国家级商品粮、优质棉、“两高一优”示范区和名特水产品、畜禽、林果生产基地,培植了孝感麻糖米酒、安陆银杏、汉川水产、南大市场等十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团,孝感农业正在进一步向基地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全市的汽车机电、盐磷化工、轻工纺织、食品医药、金属制品等五大支柱产业在2008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01.77亿元,同比增长32.3%。初步形成汉川市金属制品产业集群、汉川市纺织产业集群、应城市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应城市盐化工产业集群、孝南区纸制品产业集群、安陆市粮机产业集群、云梦县包装产业集群、云梦县盐化工产业集群、孝感市开发区纺织产业集群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4]。

资料来源:2008年湖北统计年鉴,2009年湖北统计年鉴。

从表1中武汉城市圈中九个城市的产业布局来看,孝感市的三大产业发展相对均衡,工业和第三产业并重,并且第三产业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除了中心城市武汉)。这说明,孝感市基本上渡过了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的初级阶段,现在逐渐向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方向转型。

二、辐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武汉的辐射作用

1. 利用经济引力模型来计算武汉城市圈各城市间的经济作用强度。

城市在空间上存在着相互作用,英国人口统计学家雷文茨坦(E.G.Ravenstein)将牛顿引力模型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经济引力模型[5]。该模型将城市的经济能量看做是城市质量,城市的经济能量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经济规模,可以用城市总人口来反映;二是城市经济增量,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引力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其公式为:

其中,A和B为两个城市,E为该两城市间的经济引力,即相互作用强度,P为城市总人口,V为国内生产总值,r为城市之间的距离,K为能量折损系数。在交通、通讯等相关条件一定的情况下,K为常数,并可以用统计数据和数学方法求出。

假设K为1,则利用以上公式可以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强度。

(单位:亿元/万人.km2)

由表2可以看出,武汉与城市圈中各市间相互作用中,孝感与武汉作用强度最大,它们之间的强度高达389.23亿元/万人.km2,这是因为孝感离武汉的距离最近,经济联系强度最大;武汉的核心作用力很强,在武汉城市圈中,武汉市与其他8个城市的作用强度中有5个都大于100亿元/万人.km2,即使最小的潜江也有32.35km2亿元/万人.km2,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圈的强度。

2. 在得到以上孝感市和武汉市经济作用强度后,本文打算进一步获得中心城市武汉的经济辐射力。

经济辐射力采用经济圈内城市之间的GDP增长的相关度[6]来综合测量。在使用方法上,主要使用线性回归的方法,选取武汉和孝感两个城市的历年GDP,并将样本数据以1998年为基准年转化为比例指数形式,便于更加直观简明地观察。

我们首先选择GDP作为一项重要的分析指标。尽管促进城市GDP增长的要素多种多样,但假定:在武汉城市圈内,武汉这个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将发挥巨大作用,以至其GDP的增长将不同程度拉动或减缓周边城市GDP的增长。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从而验证假设的合理性。

资料来源:武汉统计信息网,孝感统计信息网,孝感2008统计年鉴。

利用SPSS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回归,列出武汉市和孝感市的一元线性回归计算结果为:

a Dependent Variable:Y。

从输出结果可得:Y=122.196+0.117X;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从1998—2008年间,孝感市的经济增长保持在斜率为0.117、截距为122.296的上升路径上。即当武汉市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孝感市的GDP增长4.117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作为经济圈中心城市的武汉市,对周边地区是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的。按照我们回归的结果,当武汉市GDP每增长1%,孝感市的GDP增长4.117%。中心城市的增长,带动了周边城市以更高速度进行增长,这说明我们中心城市辐射能力的假定是可以在GDP增长这一角度得到验证的。

三、孝感市利用武汉经济辐射作用来发展自己的基本思路

孝感市与武汉对接需要围绕城市圈的发展,发挥孝感同城化的先导作用,强化与武汉及圈内其他城市的分工协作,将孝感定位于旅游休闲度假基地、膏盐磷资源基地,重塑城市竞争力,促进孝感市与武汉市在经济、文化上的进一步融合。

1.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孝武同城化的先导作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发和建设大都市经济圈的前提和保障[7]。武汉与孝感现在已经拥有107国道、京珠高速和汉十高速公路,而硚孝高速作为武汉到孝感的快速通道,2012年建成通车后,届时武汉到孝感的车程只需20分钟。2009年3月开工的汉孝城际铁路建成后,20分钟意味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将实现全面的融通。基础设施的全面对接将带来显著的“同城效应”[8],而这种同城效应和整合效应,也必将作用于孝感的振兴和武汉城市圈的崛起。

2. 孝感市应该加强与武汉市的分工协作,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构建产业转移的密集承接平台。

从产业结构来看,孝感市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开发型为主,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其中,孝感市农产品资源丰富、特色明显,但缺乏明显的区域特色、高附加值的食品加工产品。从产业布局来看,孝武两市具有产业趋同的特点。武汉的工业领域几乎覆盖了武汉城市圈内所有二级城市主要产业,使得孝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不多,市场竞争力不足。“都市圈形成的动力在于中心城市、次中心和周边地区(城镇和农村)异质空间中”[9],通过对孝武同城化大临空经济区的建设,可以吸引外向型经济实体到孝感落户,进而引导孝感产业结构走向全球化的道路,实现产业差异性发展。

3. 孝感市应该发挥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着眼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孝感城乡协调发展,呼应武汉城市圈总体发展要求,根据孝感的历史文化条件、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特点,发挥区位和资源两大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努力形成与武汉协作紧密、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10],从而提升孝感市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开放水平。首先,建设旅游休闲度假基地,争创全国优秀旅游城市,进一步加强与武汉大都市旅游圈的对接,加大旅游产品促销力度。其次,继续做好中国膏盐磷资源储备、加工、配送基地,在原有的出口优势上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最后,因地制宜,发挥孝感市各地的比较优势,坚持市场化、特色化。

摘要：在武汉”1+8城市圈”中,孝感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心城市武汉最近,同时也具有很好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引用经济引力公式,得出武汉城市圈内九个城市的作用强度,突出了孝感与武汉的经济作用强度最大,再进一步利用城市间GDP增长相关度来论证武汉对孝感的经济辐射作用。最后提出了孝感发展自身的对策,以期实现孝感经济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武汉“1+8城市圈”,区域经济辐射理论,孝武同城化

参考文献

[1]陈文科.关于发展“大武汉集团城市”的建议[J].要文摘报,2001,(5):16-19.

[2]赵伟.中心城市功能与武汉城市圈发展[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300-305.

[3]赵丽艳.孝感市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探讨[J].科技咨询导报,2007,(16):7-9.

[4]邹国浩.加大融入力度着力打造六大产业基地[J].中国城市经济,2009,(2):20-23.

[5]许林,鲍宏礼.湖北黄冈与武汉城市圈对接的若干战略思考[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3):262-263.

[6]牛华勇.中心城市对周边经济圈经济辐射力比较分析———基于北京和上海经济圈的案例[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29-31.

[7]高秀艳,王海波.大都市经济圈与同城化问题浅析[J].企业经济,2007,(8):90-91.

[8]秦尊文.武汉孝感同城化问题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3-17

[9]张建华,洪银兴.都市圈内的城乡一体化[J].经济学家,2007,(5):98-103.

0武汉经济发展概况 篇2

——2011年2月13日在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

代市长 唐良智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连同《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一并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十一五”工作回顾

“十一五”时期是武汉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五年。

经济规模成倍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000亿元、4000亿元、5000亿元3个台阶，2010年达到5515.8亿元，是2005年的2.4倍，五年年均增长14.8%。财政收入跃上千亿元平台，2010年达到1416亿元，是2005年的3.6倍。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完成1.2万亿元，是“十五”时期的3.3倍。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523亿元，是2005年的2.2倍。

工业发展实现跨越。实施“工业强市”战略,调整振兴支柱骨干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6425亿元，是2005年的2.8倍。千亿元产业实现突破，汽车产业产值达到1212.3亿元；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产业产值超过800亿元，多点支撑新格局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2010年产值超过2564.6亿元，是2005年的3.2倍。武汉成为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工业布局调整加快，先进制造业向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和远城区特色工业园区集聚发展。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服务业水平全面提升。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加快推进，17家金融机构在汉兴建全国性后台服务中心，54家境内外金融机构落户武汉，新组建汉口银行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商业连锁、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商业新业态快速发展。把握“高铁时代”机遇，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2010年旅游总收入达到753.7亿元，是2005年的3.2倍。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生态旅游综合功能进一步提升。武汉成为全国首批现代物流示范城市、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江汉区成为首批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

发展后劲显著增强。策划建设一批对武汉长远发展具有支撑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五年实施总投资50亿元以上的项目47个。武钢三冷轧和三硅钢、东风本田、神龙二厂、富士康科技产业园、武汉新芯公司12英寸芯片、武汉天马4.5代液晶面板线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80万吨乙烯、神龙三厂、东风本田二厂、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东湖欢乐谷、世茂嘉年华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并加速推进。这五年，是武汉大规模推进城市建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五年。我们着眼于优化布局、提升功能、改善环境，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着力解决融资、拆迁等重难点问题，努力探索现代化中心城市

建设管理新途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五年累计3439.8亿元，是“十五”时期的3.5倍。

规划先导作用不断增强。编制完成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并获国务院批复。编制实施轨道交通、历史街区、地下空间等一批重大专项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科学规划并推进一批重点功能区建设。武汉新区、王家墩商务区、汉口沿江商务区、武昌滨江商务区建设全面展开。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实现重大突破。武汉成为全国铁路四大主枢纽之一。高速铁路枢纽站——武汉火车站建成使用，武广高铁开通，武汉进入“高铁时代”。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改造一新。武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规模亚洲第一的武汉北编组站建成投入使用。谋划建设武汉新港，实现“亿吨大港”目标，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加快。天河机场第二航站楼和国际航站楼建成投入使用，第三航站楼、第二跑道开工建设，迈入千万人次机场行列。7条高速出口路建成通车，武汉至城市圈内“1小时交通圈”形成。

城市路网建设全面推进。一环线改造提升，二环线全面建设，三环线全线贯通，绕城公路建成通车。过江交通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万里长江第一隧——青岛路长江隧道、武汉第二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阳逻长江大桥建成投入使用，二七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江汉六桥开工建设。轨道交通建设全面提速，1号线全线通车运营，2号线一期、4号线一期建设步伐加快，4号线二期、3号线、6号线和8号线提前开工建设。

按照最新计划，最快明年5月份，武汉到黄石城际铁路率先通车，6月份武汉到咸宁城际铁路通车。另外，武汉到孝感城际铁路和武汉到黄冈城际铁路也在紧张施工中，预计2013年建成。这4条城际铁路设计时速均在200公里及以上，相继通车后，武汉城市圈将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又一个拥有密集城际铁路的地区。武汉城际铁路在满足旅客出行的同时，也发挥着促进和引导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将武汉城市圈连成可达、通畅、快捷的城市圈，武汉至周边8市“半小时经济圈”呼之欲出。武汉至黄石城际铁路起自武汉火车站，途经东湖高新开发区、洪山九峰乡、葛店、华容、鄂州、花湖，止于黄石市黄金山开发区，正线长96.78公里。

“绿色江城”魅力初显。大力实施“绿满滨水、显山透绿、景观道路、亲民绿化”四大工程。建成两江四岸、全长28公里的江滩生态游园。龟山、蛇山及月湖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显著。建成九峰国家森林公园，新、改、扩建并免费开放12个城市公园，新建213个城市小森林、街区绿地和街头小游园。森林覆盖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26.6％和37.5％。武汉成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城市综合管理不断加强。“市区联动、以区为主、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大城管”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实施城乡清洁工程。暴露垃圾、渣土污染、违章占道、违法建设等专项整治力度加大。城市亮化水平不断提高。实施疏堵保畅工程，努力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永清片、花楼街片、积玉桥片等旧城改造步伐加快。二环以内56个“城中村”改造全面推进。武昌、青山、洪山三区“插花地”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5年，是武汉纵深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动力与活力迸发的5年。我们坚持以改革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以开放

拓展发展空间，突出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和环境加快形成。

创新型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制订出台18项推进示范区建设的政策，启动了股权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创新、“人才特区”等试点。十大科技专项和科技创新行动工程深入实施，城市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新增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国家级研发机构23家，8家企业获批国家创新型企业。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102项，全市获专利授权10165件。武汉被授予“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两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循环经济为突破口，以重大示范工程为载体，扎实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青山、东西湖国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加快建设。总规模200亿元的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获批组建。实施“碧水蓝天”工程。汉阳“六湖连通”架构基本形成，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工程进展顺利。中心城区40个湖泊截污计划全面完成。每个远城区建成运行一座以上污水处理厂。二环以内燃煤锅炉改造全面完成。三环以内化工企业搬迁改造加快推进。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分别达到92%、85％、77.8%，比“十五”末分别提高55、17.3和3.5个百分点。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十城万盏”、“十城千辆”试点顺利推进。公共自行车免费租赁系统和废旧电池回收网络基本形成。创新节能环保机制，排污权交易试点稳步推进。节能减排主要指标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实施困难国有企业改制攻坚，推进“武字头”国有大型企业改造重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完成。实施全民创业行动计划，民营经济加快发展。2010年全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达到14.5万户、34.5万户，比“十五”末分别增加7万户、10.6万户。远城区规划土地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建立了全市统一的土地有形市场。创新城建投融资体制，形成了市区两级投融资平台体系。农村改革深入推进。成立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完成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17.5万亩。汉南区城乡一体化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

对外开放呈现新局面。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30.5亿美元，年均增长13.6%。来汉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81家，比2005年增加21家。2010年外贸出口达到87.5亿美元，是2005年的3倍。武汉成为国家首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首批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开放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在中部地区率先实现对台直航、率先获批保税物流中心。美国、韩国在汉设立总领事馆，新开和恢复4条国际直达航线。国际友城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积极参与全省“两圈一带”开发建设。圆满完成对口支援汉源灾后恢复重建任务。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新进步。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向区下放投资、城市建设管理等8类、35项审批权限。完善公共服务职能，着力提升行政效能。49个部门向社会公开作出254项服务承诺，14类公共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深入开展服务企业活动，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区级政务服务中心规范化和市直部门审批窗口建设全面推进。电子政务系统不断完善。坚持从严治政，加强审计监督，推行行政效能电子监察，广泛开展行风评议活动，严肃查处行政过错案件285件，546人受到责任追究。这5年，是武汉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硕果累累的5年。我们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大强农惠农力度，远城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农村面貌大为改观。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第一阶段“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全面完成。农村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远城区与中心城区快速连通道基本建成。所有建制村实现通水泥路、通电话、通有线电视、通宽带网络。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全市农田有效灌溉率由“十五”末的74.4%提高到77%。全面实现农村安全饮水目标，累计解决22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农村无力自建房户危房改造任务全面完成。城市机关、单位与农村建制村实现“城乡互联、结对共建”全覆盖。

现代都市农业加快发展。坚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新增农产品正规化基地65万亩。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达到14个。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到950亿元，比2005年增长154.7%。农业产业化农户覆盖率达到61.7%，比2005年提高9.8个百分点。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扎实推进。谋划实施远城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制定远城区工业发展空间布局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推进特色工业园区建设，远城区新型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化率达到44.1%，比2005年提高20.2个百分点。全面完成远城区78个小城镇总体规划编制，一批各具特色的示范小城镇成为区域发展新亮点。这5年，是武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市软实力不断提升的5年。我们立足于确保公益、促进均衡、激发活力，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

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全面完成。推动基础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建成79所小学素质教育特色学校、202所初中标准化学校和171所农村寄宿制学校，优质高中在校生比例达到72.8%。职业教育振兴工程深入实施。武汉地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促进和维护教育公平，累计资助困难大中小学生174.5万人次，资助金额8亿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中心城区基本实现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全覆盖，完成了84家乡镇卫生院和1807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任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实施。四级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建成，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在6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开展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全市医疗机构床位数从2005年的3.7万张增加到2010年的4.8万张。中部医疗服务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文化体育事业日益繁荣。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国际渡江节、国际赛马节品牌效应不断扩大。琴台文化艺术中心、中山舰博物馆、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等一批大型文化体育设施建成投入使用，羽毛球馆、游泳馆、健身馆等群众健身场所逐渐普及，我市文体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一批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精品获国际国内大奖。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市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26件，制定政府规章45件。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自觉接受市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积极支持市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提案7826件全部办结。“五五”普法工作圆满完成。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扎实开展。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加强，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平安武汉”建设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食品药品监管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态势保持平稳。信访稳定工作扎实开展。和谐社区建设成效明显。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双拥”工作取得新成绩，连续4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安全、民防、消防、仲裁、保密、参事、气象、文史、档案、民族、宗教、侨务工作得到加强，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工作取得新进步。这五年，是武汉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五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加大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努力让全市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010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0806元和8295元，五年年均分别增长13.9%和13.8%。

就业水平不断提高。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推进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十一五”期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70.5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0.2万人，帮助困难群体就业24.1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3.8万人。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健全，建立了居民医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总参保人数从2005年的479万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142.8万人次。全市统筹范围内企业离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由2005年的580元提高到2010年的1268元，失业保险金月发放标准由280元提高到630元。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五年累计发放低保金18.6亿元。

武汉经济区域发展 篇3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区域金融中心 武汉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和电子网络的发展，互联网与传统金融结合后，诞生出新兴事物——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刚刚兴起，关于其概念界定、运行模式、运行安全等问题并没有统一标准或现成经验，各领域创新层出不穷，对金融市场运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生态建设、金融机构竞争力、金融监管等都造成了一定冲击。本文从互联网金融的模式和特点出发，就金融市场建设、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生态建设、金融机构竞争等金融视角，分析在互联网金融发酵升温、传统金融受到威胁的年代建设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应对策略。

二、互联网金融主要模式

如何界定互联网金融目前理论界尚没有统一的定论。从狭义上理解，互联网金融指的是互联网企业在金融界的业务和技术创新。广义上讲，互联网金融就是没有实体中介机构参与，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以互联网提供的虚拟平台进行在线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实现了资本高效率流动和配置的金融模式。

根据互联网金融依托主体的不同，高杨、罗亚南（2014）将互联网金融模式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依托传统金融载体，以商业银行网上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服务的延伸，即传统互联网金融。另一类是互联往企业主导的，利用现代信息科技例如搜索引擎、云计算等所提供的包括支付、结算、融资等金融服务，以第三方支付、P2P、众筹等为典型代表的新型互联网金融。

（一）传统互联网金融模式

理论界普遍认为传统互联网金融的典型代表就是网上银行。传统金融机构借助个人电脑或者其他移动设备，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无界性和便利性，将传统金融服务在网上进行扩展和延伸，为客户提供更加广泛和便利的金融服务。网上银行的业务不仅涵盖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基本服务，而且突破了银行业务的经营范畴，深入到证券、保险等业务领域。为了提供了一站式和保姆式服务，打造“金融超市”，网上银行逐渐开办了理财、第三方存管、保险和股票等业务。例如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提供了包括理财、第三方存管、股票、外汇、基金、债券、保险、黄金等服务，真正实现了综合式金融服务。

（二）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

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是互联网和金融的融合，利用在线支付、云计算等技术所形成的新的金融模式。目前，主要的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有三种：第三方支付平台、网络信贷、众筹。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存在买卖双方之间的一种非金融机构，提供网络支付中介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支付宝。网络信贷的出现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真空”地带，有利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例如广州本土的一家知名P2P平台——盛荣在线，为有投资理财需要的客户提供信贷平台，将资金贷给有资金需求的借款人，贷款金额从几千到几万不等。同时，盛荣在线对借助该平台投资的个人或小微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从中收取账户管理费和中介费。众筹模式在国内最早于2011年兴起，主要是为有创意者或小微企业提供平台，向投资人介绍项目并为项目募集资金。

三、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一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将推动区域内金融业资金融通与集散能力加强，金融业务辐射半径远超出区域范围的经济中心城市。互联网是一个无国界的自由王国，许多信息和资源是免费的，作为一个平等自由的信息沟通平台，信息的流动和交互也是双向式的，传统金融与互联网的结合产生互联网金融，将会加大对周边地区扩散效应的速度和深度，推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二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加速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互联网的方便、快速、无障碍性将会加速资金、财务中心、采购中心向信息交流快捷、失真最小的区域集中，而制造中心则向周边城市转移。三是互联网金融降低了传统金融中的信息不对称，推动了传统金融机构改革创新，这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公开透明的服务模式，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或者个人的信用情况，改善产品、服务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传统金融机构搜集个人和企业信息成本较高，信息不对称严重。

（二）挑战

一是传统金融机构发展受到挤压。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造成一定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传统金融机构中介角色弱化，产生“脱媒”现象，金融机构客户基础受到动摇，威胁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而金融机构发展数量、质量与服务水平是衡量区域金融中心完善与否的标准。二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适用的法律法规甚少，监管约束不到位，为整个金融市场发展与完善留下安全隐患。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与发展需要一个健康健全的金融市场与之相匹配，互联网金融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和丰富了金融市场发展。但是互联网金融出现时间尚短，一切处在摸索阶段，很难做到监管无漏洞。2015年初，广州著名P2P企业——盛荣在线出现线上提现困难的局面，部分原因在于盛荣在线长期通过平台进行自融，而P2P平台一度被认为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对其监管甚少。三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人才提出要求。互联网金融业务具有金融属性与科技属性，然而现阶段传统金融机构员工出身经济金融专业或计算机专业，缺乏熟悉金融机构业务运行与计算机技术兼备的复合型人才。而人才是创新与发展的基础，建设区域金融中心需要大量专业和复合型人才。

四、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推动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建议

（一）鼓励支持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武汉发展

互联网金融拥有开放的服务平台、别具一格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简洁的操作流程，引起了大量的客户，导致互联网金融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互联网金融带来理念的创新、产品的创新、服务模式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完善金融市场，具有强大的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尚不完善，但互联网金融已是未来发展趋势，应加强政府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扶持，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同时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作用，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关注互联网金融可疑风险点，审慎监管新的创新工具和创新产品。

（二）推进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合作，加快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进程

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金融机构种类丰富，这也是吸引资金流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建设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武汉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新形势下，建设武汉区域金融中应推动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共同发展。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并非纯粹的竞争，彼此是能够合作的。互联网金融来势汹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传统金融机构不能忽视互联网金融发展，逃避竞争，也不能一味排挤打压。互联网金融拥有电子商务平台，掌握着大量的客户资源，而传统金融机构历史悠久，与各行各业在业务上展开合作，具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三）鼓励和促进金融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互联网金融模式就是创新发展的结果，为投资者提高了避险能力，增加了利润来源，也为筹资者扩宽了融资渠道，加速了资金流动。过去，武汉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创新成果丰富。但是由于区位、人才、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武汉很难有自主创新，大部分创新都是简单模仿或改良，很难满足实际需要。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下，首先应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不能因为出现少量倒闭、经营不善等情况就因噎废食。其次重视传统金融产品创新，提供个性化服务。传统金融机构应借助智能化和多样化手段，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进行融合，实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等一系列创新。

（四）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武汉科教综合实力雄厚，目前，武汉有八十多所高等院校、750家科研设计单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0万名，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武汉目前已经具备人才和科教优势，但是缺乏具有既懂金融和又懂互联网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高员工金融业务知识、互联网工具运用的综合能力。同时，出台吸引复合型人才优惠方案，为人才长期留用解决后顾之忧，在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另外，加强与高校和专业培训机构合作，重点开设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业务技能课程，建设一支数量充足、业务技能过硬、综合素质高的人才队伍，将武汉真正打造为复合型人才高地。

参考文献

[1]王桂堂，闫盼盼.互联网金融、诚信与征信体系建设问题探讨[J].征信，2014（4）.

[2]徐晶梦.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策略思考[J].财政金融，128-129.

[3]王国刚.从互联网金融看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新趋势[J].红旗文稿，2014（8）：9-13.

[4]郭明顺，陈航，敖海燕.产业金融视角下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研究[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4（8）：309-314.

[5]赵静.构建郑州区域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4（1）：42-43.

[6]王吉发，徐泽栋，鲍隐涛，李昊峰.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与对策[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4（8）：315-319.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2014年院级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名称：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发展探析。编号：2014K10）研究成果。

武汉经济区域发展 篇4

1 推动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

湖北省工商局2008年7月2日公布了《武汉城市圈市场主体准入一体化试行办法》,决定从2008年7月起,作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武汉城市圈内的九座城市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率先在全国推出城市圈九个城市市场主体可以异地冠名、登记年检,可以突破属地登记等政策措施,统一市场准入,做到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程序、服务、监管“四统一”。《试行办法》主要内容包括:突破企业冠名区划界限,实行企业异地冠名;企业名称可以更加灵活地反映行业,对以“实业”“发展”“开发”等字样用于企业名称行业表述的,不再受相关条件限制;突破属地登记管辖界限,企业异地设立分支机构可在本地工商局申请办理。这标志着武汉城市圈正式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政策进入了可实际操作的全新阶段。武汉城市圈推出企业异地冠名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新政突出了城市圈作为整体的大区域概念。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性因素,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城市圈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遵循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符合合作各方的内在要求,才能在地域相连的前提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破除一切从行政区划考虑取舍进退的观念束缚,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加快武汉与周边城市合作,尤其要处理好中心城区与市辖区县合作,以及与非市辖县市合作的关系,可充分利用武汉的品牌效应,也可降低商家的运营成本。

二是有利于建立初具规模的优势产业链。新政另一亮点,是对以“实业”“发展”“开发”等字样用于企业名称表述的,不再受相关条件限制,工商部门审查主要经营项目后,其他具体的经营项目不再“限死”,企业自身也不需因经营项目的变化到工商部门来办理变更登记。这一措施在全国也属率先尝试,为企业提供了更大便利和选择权,有利于支柱产业突出优势,产业集聚程度提高,形成在华中乃至全国有较大影响和规模的九条产业链,即光电子信息产业链、生物工程及新医药产业链、钢材制造及其深加工产业链、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产业链、纺织服装产业链、化工产业链、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物流产业链、旅游产业链。

三是降低了企业成本。新政另一亮点,是打破现行工商登记注册的行政界限,城市圈内实行企业可异地注册、变更。这一措施目的是为企业节省时间和人力资源。此外,企业在城市圈内跨市、县迁移的,也可向本地工商局提出申请,审核通过后,申请人凭通知证明直接到外地工商局领取营业执照。注册100万元的有限公司,法定期限内只到位70万元,可延期一年缴足剩下30万元。但是,享受该政策有一定限制:公司本身实行的是分期出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作出承担因延期缴付而带来的法律责任的承诺;公司没有违法违规经营处罚记录等。

四是鼓励、推动科技、环保、节能型内资公司企业发展。新政还规定,科技、环保、节能型内资公司货币出资额不足注册资本30%的,可以先登记,但在办理登记时应在企业登记业务系统中作出相应警示,并提示公司在法定出资期限届满后一年内办理出资方式变更登记,补足出资不足部分。对因达不到环评要求和能耗标准不予登记,以及因不符合节能减排要求、政府决定关停的企业等信息,要及时收集整理,每季度通报城市圈内各市、县工商局,新政大大提高了环保门槛。

2 推动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省委和省政府为了充分发挥武汉市的龙头作用,进一步增强和提升武汉城市圈整体竞争力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做大做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加快实现湖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举措,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城市圈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遵循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符合合作各方的内在要求,才能在地域相连的前提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圈。首先,城市圈内要实行合理的产业分工。要根据各城市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确定区域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其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区域内产业转移,将武汉的一般加工制造业及建材、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延伸到周边地区,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第三,组建大型跨区企业集团: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武钢、冶钢、鄂钢“三钢”集团;推进光电子、新医药、生物技术等企业联合重组,即以武汉“光谷”为龙头,整合武汉东湖高新区、黄石磁湖开发区和鄂州葛店开发区的光电子企业;以鄂州“药谷”为旗帜,整合葛店开发区、东湖高新区的关南、庙山医药科技产业园和黄石的医药产业。四是延伸完整的现代产业链。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投融资等两端环节的附加值大,利润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有条件的产业和企业都必须努力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优势产业集群。从今年7月起,作为中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武汉城市圈内九座城市,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统一市场准入,做到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程序、服务、监管“四统一”。推动武汉城市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是打破各城市间市场相对分割的局面,真正消除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行政分割直接导致各城市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建设中都以行政区为单位,而很少考虑城市之间的协调,对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营形成障碍;行政体制的差异还降低了合作效率,延缓了统一市场的进程,制约了区域整体投资的吸引力和对外辐射带动作用。清理圈内现有地方性法规,取消不利于要素充分流动和平等竞争的地方性法规,可以破除一切从行政区划考虑取舍进退的观念束缚,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通过进一步努力,逐步实现武汉城市圈市场主体准入、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信息网络与电子政务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加快武汉与周边城市合作,尤其要处理好中心城区与市辖区县合作,以及与非市辖县市合作的关系。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引导和管理。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性因素,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才是适应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健康发展的根本之策。首先,地方政府理念要由统治型、强势型行政理念转变为服务型、治理型行政理念。其次,地方政府管理方式由“行政区行政”方式向“区域公共管理”方式转变。城市圈成员要增强大开放、大市场观念,各级政府要以服务市场主体为己任,坚持依法行政,合力营造有利于都市圈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信用环境、执法环境和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以形成开放的和一体化的共同市场。

三是改革政府机构,提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组织保障。据调查,当区域系统内的“经济单元”处于自然状态下,各个城市间若没有人为地创造条件,其协同效率最大值仅为40%。因此,要进行城市群的整合,区域性权威协调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组织保障。这里可以借鉴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管理局,由国家来协调,最后河流开发成功。又如纽约都市圈的跨区域管理在专业性领域则步调必须一致。珠三角城市群的整合也是从天然的经济联系走向理性的协调与交融的过程。地方政府要按照“增、减、调、转”的原则推进机构改革,即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必须转移、弱化甚至撤销那些直接管理企业和经济的专业性部门,将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重组并发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四是武汉城市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说明了地方政府要从天然的经济联系走向理性的协调与交融的过程,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一方面既要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强化政府对公共资源和战略性资源的有效控制。政府的工作主要是顺应市场需求,协调产业政策,协调区域和城市规划,协调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并努力构建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和协调合作的平台。地方政府只有相适应地从制度上转变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能、责任和作用方式,更新治理理念、治理方略、治理手段,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创新解决具体问题的新的手段、措施、方法,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完善自身运行,提高治理能力。

摘要：只有创新地方政府管理体制,调整行政区划、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重塑府际关系以及创新区域管理运作机制,才能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制度瓶颈问题,促进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之间的和谐互动。

武汉经济区域发展 篇5

关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若干思考

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若干初步思考,提出建设具有开发区特色、体现开发区品牌、代表武汉乃至湖北水平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措施.

作 者：肖海林  作者单位：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湖北武汉,430056 刊 名：科技进步与对策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年，卷(期)： 16(4) 分类号：F299.276.51 关键词：开发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议  

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篇6

关键词 区域金融 区域经济 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水分、热量、光照、土地和灾害频率等自然条件都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时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受投入的资金、技术和劳动等因素的制约；技术经济政策对于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金融深化就是实现以市场为取向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振兴落后地区经济过程中，必须重视金融结构的作用区域金融结构是指金融工具数量状况的区域分布。

1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

（1）区域金融对增加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本投入量的贡献

在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关键作用。储蓄是资本投入的来源，只有较高的储蓄率才能够带来较高的投资率。从世界范围来看，几乎所有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一些被称之为发展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储蓄率均达到很高的水平。储蓄率的提高在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2）区域金融通过扩大技术进步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作用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金融活动为发明和创新提供了大量的资本支持，而且由于金融的支持使科技成果迅速传播和普及并现实地转化为生产力，进而提高了生产率，使一个区域的主导产业迅速成长起来，并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科技成果的大范围推广和普及的速度就越快，中间遇到的阻力就越小。另一方面，各区域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还为广泛采用国外先进生产及管理技术，为科技成果在区域间有效传播，为促进区域间进行企业技术合作等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区域金融对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

区域经济增长最成熟的表现应该是质的发展，也即区域经济的增长应该最主要来自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区域金融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进程中，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规模节约都需要在有效的市场中去实现。这不但需要有效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更需要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区域金融通过扩大资源再配置在生产率提高过程中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在众多生产、经营部门的资本融资比重变化中实现的。

2如何促进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加快金融业经济开放

环北部湾地区既是泛珠三角区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交汇点，又是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的前沿地带，在金融开放和边贸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为了提高环北部湾地区金融开放程度，要积极实施“引进来”策略，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前来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入股境内金融机构；同时加强与发达省份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前来开设分支机构。

（2）加快金融经济创新和改革

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过程中，增进区域经贸往来需要金融部门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这就为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外在动力。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一要求，继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巩固和扩大金融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大力推广现代化支付系统，积极发展区域票据交换系统，开发扩建本地银行卡网络，为区域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发展提供支持平台。

（3）改善金融经济生态环境

区域金融生态建设状况，不仅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稳定发展，而且决定着该地区对经济金融资源的吸引力。改善环北部湾区域的金融生态，除了在国家层面要建立健全良好的会计、法律和司法体系外，地方政府有必要将金融生态建设放在与投资环境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组织、引导和协调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地方金融生态建设。

（4）加强金融经济区域合作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环北部湾区域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保障。当前，人民银行分支行要担当起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主要责任，加快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的监测指标体系，客观分析判断区域整体金融风险，定期发布区域金融稳定评估结论，制定完善区域金融业应急预案，引导辖区内金融机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促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 沈丽，鲍建慧.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问题研究——基于Dagum基尼系数方法的分析[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04）.

[2] 周再清，彭建刚.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05）.

[3] 张晓莉，刘启仁.中国区域资本流动：动态与区域差异——基于1978～2009年数据[J]. 国际商务研究，2012（03）.

[4] 陶冶.关于中国区域金融中心发展问题的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1（08）.

武汉经济区域发展 篇7

我国地方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1]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普遍利用财政支出杠杆撬动本地区发展潜力,在平衡预算的约束下实现本区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现象已成常态。 因此,财政支出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分工合作、 资源整合以及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需要,诸如城市圈、经济带等圈域经济1现象大量涌现。 面积不到湖北省三分之一的武汉城市圈2集中了全省一半的人口以及六成以上的GDP总量,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由公共品本身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引起的财政支出在地区之间外溢效应的存在决定了这种竞争并不是封闭的。 某种程度上讲,如何充分利用比邻地区的外溢效应,成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为重要的考量。 因此,要想更加准确地衡量财政支出对圈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不仅要考虑财政支出对圈域经济的影响,还需考虑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对圈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基于武汉城市圈2007~2010年3的面板数据,试图解决如下问题: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的财政支出是否具有外溢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市圈的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如何? 各个城市应如何相互利用彼此之间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实现真正的分工协作和资源整合,达到 “1+8>9”的效果? 文章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

现代增长理论是持续内生化的理论。 在内生化的过程中,有以罗默[2]、卢卡斯[3]等为代表的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也有以Arrow和Kurz[4]、Barro[5]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经济学者研究政府的财政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构建了一系列财政支出作用于增长的理论模型,这些理论为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干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用财政支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大体上有两大类:一类是研究财政总支出的增长效应,另一类是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或分类的增长效应。

在研究公共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 Arrow和Kurz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其构建的A-K模型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参考,他们认为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私人消费者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支出能够改善社会福利。[4]Futagami等在Barro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动态分析,认为引入公共资本后经济不仅有稳定的平衡增长率,而且还必然会达到一个唯一均衡的鞍点路径,经济增长能够实现长期均衡。[6]Greiner和Hanusch在发展Barro模型的同时,以财政支出的存量而非流量为研究对象,同样证明了引入财政支出存量之后经济能够达到鞍点路径,而且对社会福利也造成一定的影响。[7]

但是,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为反向关系或者没有关系。 Landau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8]Barro以9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5 ~1985年的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并谴责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作用。[9]Levine和Renelt指出尽管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负面效应,但是统计结论是否具有显著性取决于回归分析中是否包括了其他变量(如国内信贷、 利率等)。[10]Ghali通过VAR实证研究了沙特阿拉伯的资料,发现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影响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率反过来会影响财政支出,他们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11]

在研究公共分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 Aschauer强调要区分政府消费支出与政府资本积累的不同作用,他通过经验分析指出政府资本存量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效应,但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小得多。[12]Barro等在研究中将财政支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认为具有生产性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财政支出规模的大小。[13]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同样发现了不同类型的经济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对财政支出进行明确分类并定义的则是Devarajan、Swaroop和Zou。[14Devarajan等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并将生产性支出定义为“在总财政支出中比例上升会提高经济稳态增长率的那一部分支出”。 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43个发展中国家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公共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效应,但是公共资本性支出对人均经济增长则具有负效应,因此,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就变成负,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错误分配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以至生产性支出占比过高,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4]

以上国外学者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成果, 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方法和借鉴的同时, 也留下了一些问题: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财政支出究竟该如何分类? 哪些属于生产性支出? 哪些属于非生产性支出? 国内不少学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 郭庆旺等较早运用数学模型论证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政府投资支出)、非生产性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用于科学研究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最为显著。[15]王春元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改进的经济模型,对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总支出、经济建设性支出、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及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程度不同的负效应,只有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16]王宝顺和刘京焕利用CES生产函数构建了含有两类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共资本性支出、经常性支出各自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发现经常性支出是生产性支出,而资本性支出是非生产性支出。[17]

通过回顾相关研究,我们发现以往文献在研究财政支出对区域(尤其是一国内各区域)经济增长时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考虑,即财政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直至王宝顺和刘京焕的研究将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纳入到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中,[18]在此基础上,杨丞娟和王宝顺又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武汉市城市圈公共支出的外溢效应对该圈域经济增长的影响。[19]但这两篇文章仍有需要拓展研究之处:第一,没有借助有效的判别工具来判断区域经济之间的空间依赖;第二,没有研究各个地区的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 基于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武汉市城市圈为例,利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研究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

(一)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到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将财政支出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核心解释变量,[5,9,14]这充分表明了政府的财政活动在影响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尤其不容小觑。

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鼓励地区间经济竞争,这种竞争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和横向竞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以GDP为主, 只有本地经济增长超过其他地区,官员才能实现升迁目的。 这种竞争产生一种效应:一地的经济增长往往受到其他地区,尤其是相邻或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这种GDP横向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出现了横向竞争。 从总规模看,财政支出直接构成总需求,对促进短期内GDP起着直接作用,但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效应各异,因此地方政府安排财政支出预算时往往倾向于那些能增加本地GDP的财政支出,造成我国的财政支出的结构没有满足公共财政的需要,即学者们所指的财政支出结构“扭曲”。

总的来看,“扭曲”的财政支出结构体现在财政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财政支出上,造成非生产性的财政支出严重短缺。 根据学者们的划分,生产性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了预算项目中的基本建设费、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农林生产支出等,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了预算中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支出等。 从短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生产性支出可以带来产出,为本地经济做出贡献,比如车站、机场、高速公路、市政建设都会拉动GDP的增长。[20,21]

实际上,这类生产性财政支出形成的资本具有空间外溢效应,这种空间外溢效应源自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即财政支出为本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支撑的同时,也为邻近区域增长提供了便利,这一点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中的观点一致。

(二)研究假设

武汉城市圈作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它的发展模式将为其他区域发展提供参考。 武汉城市圈域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城市相比有理论上的共性, 也有其特定的个性。 在对该圈域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一般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 武汉城市圈域经济增长率集群特征逐年显现。 以武汉为中心点,本区域内成员市的经济增长将呈现出辐射和融合的局面,各地经济增长率在相互间竞争攀比过程中将趋于收敛。

假设2: 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各地财政支出决策互动显著。 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可知,一地财政支出不仅对本区域经济有影响,也会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对其他邻近地区有空间效应。 武汉城市圈内各地财政支出决策将会出现自主决策与互动决策两种决策形式,所谓自主决策是指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独立做出财政支出安排;所谓互动决策是指地方政府根据其他地区的财政安排而相应地做出本地区的财政资金安排。 而随着圈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财政支出的互动决策将逐渐成为主流。

假设3:其他因素(储蓄率、人力资本等)的空间外溢都对圈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效应。

四、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空间Durbin模型

本文使用武汉城市圈2007~2010年的面板数据来构造解释城市圈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圈的区域经济增长,主要的解释变量包括:财政总支出、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的空间权重矩阵、其他控制变量。 通过观察这些变量在回归结果中是否显著以及符号如何来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设。

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选择上, 我们将空间Durbin模型作为本研究的计量模型设定,4基于此, 本文构建空间Durbin模型作为待估实证模型:

其中,Yit为i地在t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PEit为财政支出,在本文中,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PE1it)和非生产性支出(PE2it)。 X是解释i地经济增长的一组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 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例来表示;外商投资意愿(FDI)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例来表示; 储蓄率(Saving)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与GDP的比例来表示;就业率(Employment Rate)用就业人数与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

β、θ、γ、ф、δ 为待估参数向量,α 为常数项,μi、λt分别捕获个体和时期固定效应,ε 为残差项。 在本文中,权值矩阵wij是基于距离法设定,距离法根据距离衰减函数来设定。[17]β 反映了辖区间经济增长空间依赖情况,如果符号为正,则可证明上文提出的假设1。 这种空间互动的程度由相关权值决定,即ti/t-i=βwij。[22]

(二)数据来源及实证结果

模型中涉及到的变量数据来自于《湖北省统计年鉴2007~2011》, 所涉及的时间序列数据均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 其中对变量“对外开放程度”和“外商投资意愿”的货币单位(美元)都根据当年的平均汇率进行了换算。

空间面板Durbin模型是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综合,因此可以首先利用空间Durbin来描述数据集, 根据两个Wald检验空间Durbin模型是否更恰当。 另外利用两个似然比(LR)检验来确定面板数据模型中的时期和(或)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采用了基于距离权重矩阵。 估计过程借助了Matlab统计工具,结果见表1。

(三)计量结果解释

从表1来看,根据Wald spatial_lag和Wald_spa- tial_error检验我们可以判断出空间Durbin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这批数据。 通过两个LR检验可以判断出应采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首先,表1的回归结果中W*dep.var.的系数估计值为0.49, 且都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证明了前文提出的假设1,即武汉市城市圈某市的经济增长受周遭城市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根据距离权重矩阵,周围城市的增长率每提高1%,则本地经济增长率将提高0.49%。5

注:括号内为Asymptot t-stat,***、**、*分别表示系数估计值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W*dep.var是为了方便制表,dep.var为对应模型的因变量。

其次,从财政支出及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看,pe1、pe2、W*pe1在模型中均在1%或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W*pe2没有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该结果基本证明了前文提出的假设2,即财政支出尤其是生产性支出对本地及邻近区域经济有影响。 具体来说,无论是生产性支出还是非生产性支出,都会形成城市圈中的总需求,对GDP增长率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就空间效应而言,生产性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W*pe1)在统计上显著且为正效应,这表明在武汉城市圈中,邻近城市的生产性支出越多,对本市的经济增长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博弈,即城市圈中各市都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有利于本地的经济,也有利于整体区域发展。 但从非生产性支出的空间效应看,W*pe2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无法确切证明非生产性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效应。

第三,从控制变量看,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城镇就业率对本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从空间外溢效应看,W*openness、W*FDI、W*savin三个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反映空间效应的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具体来说, 城市圈中周围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对本地的经济就越有促进作用,该结果的一个重要政策启示就是圈内城市不仅要在圈内全面开放,更重要的是要对圈外全面开放。[23]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为负数,表明圈内周围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越多,对本市的经济越呈负向效应。 这与前面我们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我国地区间竞争就是招商引资的竞争,只有在招商引资中取得更多的外来资本,才能在经济增长上超过其他地区。 W*saving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证明了前文提出的假设3,即圈内周围城市的储蓄率越高,对本地经济增长越呈正向效应。 储蓄率越高反映了资本供给越充足,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24]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选择

本文以武汉市城市圈为例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出及其空间外溢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 研究结果证明了文章提出的三个假设:第一,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增长率彼此影响,形成空间依赖;第二,财政支出尤其是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圈内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正效应;第三,圈内城市间的生产要素有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对武汉城市圈未来的发展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从促进区域增长的角度出发,应增加财政生产性支出,但要注意优化投资结构。 近些年,武汉城市圈的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路网建设为圈内城市间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交通运输硬件设施的投入过多会造成本地财政负荷过重。 城市圈各市应从发展本区域经济的大局出发, 积极协调局部和整体的利益,避免财政在投资方面的重复和浪费。 此外,财政支出也要更多用于完善诸如通讯、物流等设施方面。

第二,招商引资要从圈域整体出发,注重内部协调。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FDI不仅对本地经济增长有影响,而且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却是负效应, 即周围城市的FDI增加对本地经济是消极的。 因而,如果城市圈内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不从整体利益出发,就可能出现“零和博弈”的尴尬局面,甚至出现恶性的横向竞争,陷入“囚徒困境”中。 需要进一步提醒的是,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要注意甄别外资的性质以及本地区的硬软件的承受能力。

第三,建立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协调城市圈内各地的资金供给。 充足的资金供给对一地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本研究结果表明了储蓄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周围城市的储蓄率越高,对本地经济增长越具积极效应,武汉城市圈内资金这种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自然也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所以,发展城市圈经济需要建立圈域性的金融服务机构,主要协调资金在圈域内科学合理的流动,保障储蓄资金的安全有效利用。

摘要：讨论财政支出的跨区溢出效应对于财政体制的设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实证研究了武汉城市圈内各地财政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圈内成员经济的空间互动性质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圈内财政支出尤其是生产性支出的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圈域内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互促进的空间关系;经济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储蓄率等对圈域经济增长有溢出效应。

武汉经济区域发展 篇8

1 研究区域概况

1.1 武汉城市圈概况

武汉城市圈是一个典型的“一强多中心”的区域经济体,呈明显的“中心—外围”发展的空间结构形式。区域发展极端不平衡性,武汉市一枝独秀,差异显著(表1)。武汉城市圈地处长江中游,位于湖北省东部,地貌类型多样,水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文物古迹,人文气息浓厚。总面积为58052km2,占全省的31.2%;总人口2008年达到3139.79万人,占全省的51.73%;2007年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556.74亿元,占全省的60.7%(三次产业分别为45.7%、60.4%和67.0%);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外贸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61.8%、63.5%、84.1%(出口75.3%)、84.9% 、52%。但由于受行政区划分割,城市圈内9个城市在传统行政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存在追求“小而全”、“大而全”自成体系的现象,通达性不高,交通流强度低,同构现象明显,综合竞争能力不强。

注:数据来源于《2008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1.2 武汉城市圈产业概况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武汉城市圈三大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城市圈内各城市的支柱产业与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同构性与关联性(表2)。由表2、表3可见,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结构度偏低。第一产业占据重要地位,除武汉和黄石以外,其他7个城市的区位熵均大于1;黄冈和咸宁第一产业的区位熵大于2,远远超过了国家水平。在第二产业中,黄石和鄂州的区位熵较高,其他城市均低于全国水平;而第三产业只有武汉区位熵大于1,其他城市都小于1。由此看来,整个武汉圈内各城市三次产业专业化程度都不高,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2008年9月,湖北省确立了建设“四大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目标,建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引导机制,探索建立企业和项目在圈域内转移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优势企业改制重组,探索建立产业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对符合“两型社会”要求的产业,在产业、税收、用地、信贷等方面完善政策支持措施和鼓励创业的体制机制,以及“双圈联动”(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经济圈)发展机制,对在“两型社会”背景下的武汉城市圈发展提出了新思路。

注:资料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hb.gov.cn/。

注:根据《2008年湖北统计年鉴》和《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所得。

2 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评价

2.1 方法与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评价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与比较,主要遵循指标的可度量性、客观性、可比性、关联性与可获得性等原则。同时,以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为主要依据,建立了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表4)

2.2 结果分析

选取2003—2007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20个指标数据作为原始评价数据,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原则和步骤,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将原始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得出各指标的得分,然后根据综合评价函数计算出主成分的得分与综合得分。

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析:以2007年为例,在利用SPSS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后从20个指标中选取累计贡献率在85%以上的指标作为主成分指标(表5),得到旋转因子载荷矩阵(表6)。从表5可见,前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85.132%,基本能反映其总体情况而成主成分。根据武汉市两个主成分的得分计算出武汉市2007年、2003年的总得分。由表6可知,主成分L1在x1、x2、x8、x9、x10、x13、x14、x15、x16、x17、x20的载荷较高,主要是从交通与文化两方面反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成分L2在x3、x4、x5、x7的荷载比较高,主要是从人均经济水平方面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分析。

将主成分按贡献率进行加权综合,计算出权重,然后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函数为:L=贡献率1×L1+贡献率2×L2。L1的贡献率为0.7304,L2的贡献率为0.1209,由上式可以得出:L=0.8304×L1+0.1209×L2。根据表5与上式计算出2007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主成分得分及综合得分(表7)。

从空间上的表现见图1、图2。2007年得分最高的是武汉,排名第一位,说明武汉的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其次是咸宁和黄冈、黄石、孝感;得分最低的有仙桃、天门、潜江。

根据综合分析并参考文献[4],把武汉城市圈分成三个层级:①第一层级为武汉。他与武汉市的综合发展情况基本吻合,是武汉城市圈的唯一核心增长极与中心。②第二层级为咸宁、黄冈、黄石、孝感。黄石主成分L2得分较高,是典型的工业型城市,且有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咸宁发展的主要是特色农业、旅游业和轻纺业;孝感两个主成分得分为负数,随着全国知名生活用纸生产企业等纷纷落户孝感,轻工业与化工产业发展较好;黄冈的两个主成分得分均为负数,第二产业发展较薄弱。从表3可以看出,黄冈的第一产业区位熵很高,并结合黄冈的自然条件,第一产业与老区红色旅游业具有发展优势。③第三层级为鄂州、仙桃、天门、潜江。鄂州第二主成分L2得分较高,说明鄂州主要是发展第二产业,冶金业、制造业是其发展优势;仙桃、天门、潜江都属于县级市,经济发展落后于其他几个城市,劳动力资源丰富,位于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所在的江汉平原,因此综合农业发展与农业产业链的构建有明显优势。

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水平时间分析:利用前面相同的方法,计算2003—2007年武汉城市圈主成分及得分见表8。由表8与图1、图2可见,武汉市的排名一直居于首位,其他几个城市的排名变动起伏较大,尤其是鄂州和咸宁较显著。黄石、黄冈、孝感的排名一直在前五位徘徊,仙桃、天门、潜江的排名则在后四位徘徊。

注:根据2003—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2008年《湖北省统计年鉴》计算。

武汉市的得分从2003—2005年上升到2006年有所下降,2007年又开始上升,但波动小,基本在1.5—2.2之间徘徊,经济发展稳定中有波动;黄石在2005—2006年有所下降,2007年开始上升,稳定性较好,但不如武汉市,可在保持原有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基础上,加强弱势产业发展,提高综合实力;鄂州波动性很大,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存在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应以优势产业为基础,着力发展有竞争力与附加值高的产业;孝感发展也相对稳定,应在保持良好态势的同时积极扩大规模,充分发挥其潜力;黄冈的波动也较大,其综合经济实力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应加强政府职能,以农业和“红色”旅游业为主;咸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从2003年排名第七提升到2007年的第二位,应重点在生态经济建设与产业链构建等方面寻找突破口;仙桃的排名处于不稳定状态,得分都为负数,经济水平较低,发展缓慢,存在不稳定因素,应加大政府调控力度,发展特色产业;天门、潜江都是属于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应着力发挥资源优势与基础优势,发展特色综合农业与配套产业链的构建。

3 武汉城市圈区域协调发展对策思考

与国内其他城市圈比较,武汉城市圈建设较晚,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与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相比较存在较大差距。成功的城市一般都能有效聚集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支撑性组织、相互竞争的公司和富有经验的消费者。大多数城市资产都是公私产业合作的结果[7];很多个体都是以其集体行为通过竞争和合作,间接地决定自己的命运[8]。

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属于资本—技术导向型经济板块,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属于资源—劳动指向密集型板块的经济体城市群。不同经济板块的经济发展源动力不一样,其增长潜力与综合竞争力也必然存在差异。武汉城市圈经济较滞后的最重要原因是缺乏动力源[6],产业不集中、优势不突出,以及缺乏高附加值、低投入和高产出的龙头产业及产业链是导致武汉城市圈落后于其他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城市群经济体的发展首先是要形成良好的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的整体发展与协调发展。

武汉市是湖北省内经济中心和唯一核心增长极,也是中国中部的重要经济中心、“九省通衢”之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金三角[9]”(武汉—香港—上海,武汉—北京—上海)的交汇点和经济支点,是湖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依托武汉市高校云集与科研精英荟萃的人才与科技优势、区位与要素优势,构建武汉城市圈区域发展重要的“智囊团”,实施“三轮并驱”,驱力“武汉造”,推动武汉工业的发展[10],并通过龙头产业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关联产业的大发展。

3.1 大力发展特色与优势产业

武汉城市圈作为一个特殊的板块经济体,强调在整体发展的同时应注重调整和优化各城市的产业结构,突出各城市的产业特色,建立各城市密切联系的分工、联合与协作的产业集群网络体系,实现合力,促进大区域的整体持续发展,形成合理的城市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圈内交流与合作,构建特色产业群与产业链。

3.2 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与服务经济

以信息化带动城市、以创新为导向、以建设创新型城市[11,12]为目标,大力发展现代城市服务经济和服务经济产业与产业链。重新定位与思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强化城市的中心功能,调整城市价值取向,加强培育城市自主创新能力与再生能力,形成核心竞争力,凝聚区域整体发展,寻找经济增长的基点。一是要注重发展城市现代服务业,如咨询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等,培育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二是要从体制与机制、法律与政策、理念与思维方式、职能与职责、领导方式与管理方式等方面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建立政体服务经济;三是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和贷款担保体系,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四是要建立区域性服务产品市场,实现服务经济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从而促进城市现代服务经济的良性发展。

3.3 实现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城市增长的优势区位从商品交换枢纽转换为信息交流的中心[13],信息中心性成为决定城市中心等级的关键因素,空间信息联系在跨地域经济联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按统一规划、联合建设、资源共享原则,以Internet为媒介、以公用信息网建设为重点,跨越式发展信息产业,实现以武汉市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高速信息公路”,构造城市间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一体化信息网络,实现政务电子化。建立一个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与警戒调控体系,加强对区域发展差异的跟踪监测,根据区域发展差异的变化趋势,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调控,实现“非均衡—均衡”发展战略的动态转换,以确保区域经济的动态协调发展。

3.4 促进武汉城市圈协调发展

循环经济、集约经济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一个城市或区域要在现代竞争走向强大,实现集聚与辐射双功能,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加强环境治理与保护,注重集约、节约、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的经济增值功能。公共政策工具是促进区域公共服务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根据前面的计算结果和分析,应考虑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角度谋划武汉城市圈的协调发展,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出台,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和合作与协调的平台,降低政策成本,提高政策绩效。用政策工具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弥合城市间的断裂,在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建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圈内一盘棋、圈外共同体”的观念,淡化各自为大,各自为中心的思路,引导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的互动发展,以流为载体,实现中心区域外围化与外围区域中心化,淡化中心与外围的边界,实现中心与外围的合理整合,从而实现区域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与协调化发展。

3.5 基于断裂点的“131”模式进行整合发展

利用断裂点公式:undefined计算得到武汉与圈内各城市间断裂点的位置:武汉—咸宁 48.71km、武汉—黄石51.17km、武汉—鄂州43.88km、武汉—孝感29.8km、武汉—黄冈45.58km、武汉—天门73.02km、武汉—仙桃61.8km、武汉—潜江96.83km。

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考 篇9

关键词：循环经济,两型社会,可持续发展

1 武汉市发展循环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历程, 总的来说共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起源于18世纪的传统模式, 即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第二种是以“先污染, 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第三种就是循环经济模式, 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多重环形循环过程。

回顾武汉的工业发展, 幸运的是汲取了第一种模式的教训, 然而仍没有跳出第二种模式的套路。武汉市现行的能源、资源和环境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1.1 从土地资源利用来看

一方面, 武汉市人均耕地资源压力巨大。

另一方面,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增加了耕地资源压力。武汉市建设土地资源利用存在土地批租过量, 土地出让计划缺乏整体性安排的问题。

由于市场容量与承载能力有限, 造成房地产空置率高涨的局面, 土地资源的应有价值不能及时转为社会共享的财富, 形成城市土地资源显性浪费或隐性浪费。从而影响城市土地效益的最大化, 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1.2 从能源利用来看

和全国19个省级及以上城市相比, 武汉市单位GDP能耗偏高。

和单位GDP能耗较小的城市相比, 单位GDP能耗最少的深圳市仅相当于武汉的42.8%, 厦门相当于47.8%、广州则为56.5%、北京为58.0%、上海为63.8%。从经济发展质量上看, 武汉经济发展还较“粗放”;从能源利用形势上看, 武汉节能的降耗形势还很“严峻”。

1.3 从环境污染来看

武汉市废气主要来自燃煤排放的烟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武汉市年耗煤1000万吨以上, 是一个以“煤烟型污染”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每年排放的废气总量约为1000多亿立方米 (不包括汽车尾气) 。

在水体污染方面, 工业废水, 生活废水和城市地面径流, 是造成城市水体污染的主要方面。武汉每天有200多万吨工业污水, 100万吨生活污水排入江河, 其中只有约100万吨工业污水得到了治理。在废渣污染上主要是煤渣、生活垃圾和其它固体废弃物。每年仅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就达515.78万吨, 综合利用量为459万吨, 历年累计堆存量较达1644万吨。

综上所述, 武汉的资源形势和环境状况都已十分严峻, 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是武汉必须的发展模式。

2 武汉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近年来, 武汉市积极倡导并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在不同领域、行业、企业开展了有效的试点工作, 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已取得一定成绩。

一是在政府支持与政策体系方面。为加快我市循环经济发展, 2007年底, 国家批准武汉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 市委、市政府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突破口, 将其列为近期“两型社会”建设的十二项重点工作之首。市发改委按照“项目化、资金化、政策化”要求, 细化了实施方案, 建立了我市循环经济重大项目库, 共收录项目678个, 总投资1342亿元, 进一步夯实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载体。

二是在资源利用方面。武汉市充分发挥科教优势, 通过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 开发和推广了一批对行业有带动作用的关键链接技术, 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绿色照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节能产品标准以及节能检测等一批实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一批成熟的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在农村也逐步推广。重点建设了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分散式污水处理, 垃圾堆肥技术应用、风能发电、节能照明、农村污水处理、农业生产节能示范工程等。

三是在园区建设方面。东西湖区和青山区先后成为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东风鸿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家汽车再制造试点, 阳逻开发区成为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市级循环试点也开始启动。在试点的基础上, 武汉市初步探索形成了企业、企业间或园区、废物回收及社会四个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在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不同工艺流程的企业, 在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四是在立法体系建设方面。结合“两型社会”建设, 全面启动了循环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编制工作, 武汉市发改委拟订了《武汉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编制大纲》《武汉市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试验区规划编制大纲》。为充分发挥清洁生产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促进作用, 制定了《武汉市清洁生产实施方案》和《武汉市清洁生产审核管理办法》。

毋庸讳言, 武汉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不够到位。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形势认识不足, 缺乏对发展循环经济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对经济发展和能源、环境间的关系及其矛盾了解不够, 对循环经济缺乏足够的认识, 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干部和市民意识不强。一些部门仍把GDP增长作为硬任务, 把节能减排当作软指标, 循环利用资源和生态文明的意识不强。

二是科技支撑作用不够。武汉多数企业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比较落后, 资源利用率、回收利用率和废物处理率都比较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重大技术的研发还比较薄弱, 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先进适用的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亟待加强。

三是体制机制不健全。目前尚未形成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公众行动的运行机制。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 尚未统一规划, 形成统一的组织管理, 政府各部门职责不明确, 行动缺乏协调性。一些资源性产品和价格形成机制还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和供应关系, “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没有完全落实, 资源循环利用还存在一些政策障碍。

四是法制建设不完善, 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 相关配套法规和标准还不健全。如在企业层面, 武汉关于废物品处理、产品缺陷召回、工艺标准及技术性规范、产品信息公开等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立法规制。

3 对武汉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是加强研究和开发的力度, 构建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要重视资源循环产业中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通过科技降低生产成本, 开拓市场空间,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使资源循环经济发展。为此, 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投入, 加大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发力度, 积极推广生态设计, 加强区域性循环经济合作, 以及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作用。

二是加强法制建设, 构建和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体系。为此, 应该尽快出台《武汉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 用法律形式约束政府机关、企业和市民必须履行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义务, 推动武汉市循环经济向前发展。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 提高市民意识, 着力营造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氛围。为此, 应该通过加强媒体宣传, 开展生态环境教育, 鼓励公众参与。武汉市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运用各种手段和舆论传媒加强对循环经济的社会宣传, 以提高市民对实现零排放或低排放的社会意识。

参考文献

武汉经济区域发展 篇10

关键词：循环经济,青山区,“两型”社会

循环经济是当今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武汉市青山区作为武汉的中心城区之一, 是武汉市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重化工业集聚区, 并于2007年获批全国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在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之际, 青山区循环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与以往的传统经济模式和末端治理模式相比, 循环经济模式是一种全新的以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特征, 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遵循“3R”基本原则, 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 发展模式有企业层面上的小循环、区域层面上的中循环和社会层面上的大循环三个层次, 具体包括资源节约、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循环社会等方面。

循环经济旨在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把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低至最低, 因而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青山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层面

立足于武汉市重化工聚集区的现实, 青山区在三个层面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三企、三园、三区”。

1. 企业层面

企业层面是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 推行清洁生产, 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废物最小化、无害化、资源化。青山区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工业中占据绝对优势, 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企业小循环上, 要抓住以武钢为代表的总部级特大型驻区企业、以武石化为代表的国内重要分公司级大型驻区企业和以青山电厂为代表的本地大型国有企业, 分别打造循环型钢铁、石化和电力企业。

2. 园区层面

区域层面是在工业集中地区、经济开发区等建立具有行业特色的生态产业园。园区内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上游企业的副产品或废物作为下游企业的投入或原材料, 不断延长生产链条。青山区在此层面上, 紧紧围绕“两型”社会的要求, 着力建设都市工业园、环保产业园和高新技术孵化园, 并充分发挥三大园区上下游企业的前后向一体化带动作用。

3. 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是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青山区立足区情, 将城区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产业区和生态宜居区, 形成了良好的整体格局。在城市建设上,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完善循环经济配套建设。在舆论宣传上, 倡导绿色消费, 不断提高全区人民的环保意识、循环意识和节约意识。

青山区循环经济模式的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赖、相互嵌套的, 循环型企业构成循环型园区的基础, 园区又构成循环型城市和社会的基础, 进而共同服务于青山循环经济建设。

三、青山区如何在“两型”社会下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建立“两型”社会的重要途径, 同时, “两型”社会又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面对武汉市建设“两型”社会的大好机遇, 青山区应当如何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置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框架之中?

1. 加快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第一要素。青山区财政要每年拿出一定专项资金, 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中关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示范项目的发展。支持驻区大企业运用高新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逐步淘汰低技术、低产出、高能耗、重污染的劣势产业。

2. 优化产业结构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要求青山区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使经济增长方式由高消耗、高排放型向资源节约型、生态环保型转变。发展先进制造业, 形成以钢铁、石化、环保三大产业为支撑、专业化配套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 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3. 推进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的全面推行, 能从源头减少和避免废物产生, 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和生产全过程控制的转变。青山区要严格实施和推行清洁生产审核制度, 并引导企业开展环境标志产品和其他绿色认证, 推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工程, 发挥武石化和4 6 1厂作为省市清洁生产试点企业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4. 形成绿色消费体系

绿色消费体系的建立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体现。青山区要制定和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狠抓绿色教育, 创建绿色社区,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绿色学校、绿色医院、绿色企业和绿色家庭的创建。

四、结论

实践证明, 发展循环经济是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有效手段。当前, 青山区的循环经济不仅是一区、一地, 单一行业、园区、企业的循环经济发展, 而必须与武汉“两型”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探索青山特色循环经济新模式, 打造成为武汉的“旗舰”区、国内的“样板”区。

参考文献

[1]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王长安:循环经济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 (12)

[3]高红:关于深圳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思考[J].经济地理, 200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