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

性文化（精选十篇）

性文化 篇1

马凌诺斯基深刻地论述了文化和器物的关系, 并指出了器物的能动性, 器物, 作为文化的产物, 不仅是由人类创造, 而且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心灵。因此, 马凌诺斯基指出:“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 它们是互相形成及相互决定的。”3“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 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方面, 即器物和风俗, 由此我们可以进而在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4

可见, 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和一套风俗, 而它们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 人类学的重要工作是去研究文化的功能。按照哥登卫舍的“有限变异”原则:“有一文化的需要, 满足这需要的方法的变异是有限的, 于是由这需要而引起的文化结构是被决定于极少可能变异的程度之中。”5

马凌诺斯基还指出:“一个器物的主要性质是维持不变的, 而它的细节则尽可能变异。但是有意思的是在任何文化中, 在这限度内的变迁也不是毫无一定的, 而有固定的形式可见, 似乎是一旦选择定了之后就永远得照例遵守了。”6

《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中国音乐学》 (1 9 8 7年第4期) 是伍国栋先生2 0世纪8 0年代对瑶族长鼓进行的一次深入调查的研究成果。作者在瑶族音乐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民族学、民族史学、民俗学、音乐史学的有关材料, 对瑶族长鼓和长鼓乐舞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并对细腰鼓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从中可以是我们更加深刻地马凌诺斯基“器物”与文化关系探讨的深刻内涵。

全文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结构层次呈现出由表及里, 深入浅出的特点, 史论结合, 足见其功。具体为:

一、关于长鼓的研究。

从长鼓的称谓、形制、奏法等方面, 结合历史文献对整个长鼓本体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历史文献记各地瑶族所使用的此类鼓时, 有“腰鼓”、“长腰鼓”、“长篌”、“铳鼓”等多种命名;今日所称瑶族之“长鼓”, 可视为瑶族多种同类细腰型双面鼓的统称 (见图7) 。其称谓来源系用“长形 (细) 腰鼓”、“长大腰鼓”或“长腰木鼓”之简称。此简称至迟在宋代就盛行于瑶区。从各地木鼓的形制总结出总体特征分为:鼓面组络式与鼓面固定式。鼓面组络式为枕状细腰长筒型 (广东连南排瑶长鼓、广西金秀坳瑶黄泥鼓〈公鼓〉、桂湘边界瑶族塞鼓) 和两杯底脚对合状型 (广西金秀坳瑶黄泥鼓〈母鼓〉) 。鼓面固定式为枕状细腰长筒型 (桂湘边境瑶族长鼓、桂湘边境瑶族短鼓、广西金秀盘瑶长鼓) 。奏法概括为:悬挂式手、杖轮击法, 悬挂式双手轮击法, 手握式单手拍击法, 立地式单、双手拍击法。

二、关于长鼓乐舞的考察。

指出:在瑶族传统文化生活中, 长鼓一般不单独使用, 亦不随便使用。长鼓舞的类别大致有三种风格:悬挂式鼓舞、悬挂式与手握式组合鼓舞、手握式鼓舞。长鼓的音乐在调查中指出:今日长鼓舞音乐编织和乐器组合, 基本上承继上唐宋以来的瑶族民间音乐传统。并从鼓乐、歌鼓乐、笙歌鼓乐三方面进行论述。

三、关于长鼓乐舞文化属性的考察。

按照马凌诺斯基的观点:“家庭的物质设备包括居处、屋内的布置、烹饪的器具、日常的用具, 以及房屋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形, 这一切初看起来, 似乎是无关轻重的, 它们只是日常生活的细节罢了。但事实上, 这些物质设备却极精巧地交织在家庭生活的布局中, 它们极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法律、经济及道德等各方面。”8例如, 人们对于住宅的情感方面的重视。所谓的功能:“就是一物质器具在——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作用, 及一风俗和物质设备所有的相关, 它使我们得到更明白的而且更深刻的认识。观念、风俗、法律决定了物质的设备, 而物质设备却又是每一代新人物养成这社会传统形式的主要仪器。”9

在《长鼓研究》中, 伍国栋先生指出:长鼓在瑶族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了该族群共同的民族意识和信仰, 共同的心理结构和习俗规范。并且指出欲深究瑶族“长鼓文化”同中原民族传统文化之联系, 并进而导入唐宋时期泛滥中原之细腰鼓的渊源的探讨, 则有必要在实际调查材料基础之上, 综合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来进行分析研究, 预先确定出长鼓乐舞在该族传统文化系统中的适当位置和基本的文化属性。通过研究可以看出:长鼓文化, 从仪式程序、产生与使用的渊源分析其有着古代图腾崇拜的文化遗迹;具有着娱乐诸神以招福禳灾的文化意义;并蕴含着瑶族人民的自娱性和创造力的艺术表现。

于图腾、巫术等文化事象, 马凌诺斯基认为:“巫术应用最广的地方, 也许就在人们忧乐所系的健康上, 在初民社会中几乎一切有关于疾病的事都是靠巫术的。”1 0“巫术不是科学, 亦不是假科学”, “我们知道它并不助长思想万能的见解;我们知道它是不能用‘曼那 (也有译为玛纳, 指一种超自然力) ’来解释, 亦不是原始人类的愚蠢, 因为我们已见到, 就是我们自己所谓的文明人中也脱不了它。若这是愚蠢, 则这愚蠢是普遍的。但是这愚蠢却又是这样不能缺少, 它决不能只是一种劣根性而已。”11

这正是瑶族长鼓研究中为何要有图腾崇拜的考察的原因所在, 因为在这类传统保持相对完整的民族中, 任何一种有历史传承的器物都不是单一的实用器, 而是有深刻内涵和符号学表意的。而从瑶族长鼓的图腾文化内涵来看, 这种乐器还使得整个民族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恰如马凌诺斯基所言:“巫术不仅对于个人而言, 可以促进人格的完整, 对社会言, 它也是一种组织的力量。”12

四、瑶族长鼓同诸民族同类型鼓的比较研究。

作者将流行于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中亚和东南亚等各地的长鼓, 从形制、奏法、组合使用以及文化属性两方面进行比较, 指出他们宛如同族兄弟姐妹, 各据一方, 作为古代细腰鼓的后裔, 活跃在中国东西南北疆, 构成颖丽多姿的中国现代细腰鼓群态。从诸民族细腰鼓乐舞文化属性比较, 涉及细腰鼓内容的诸艺术形式略相比较, 显示出各者之间有着基本相同的民族文化属性。从这个角度通过对各民族细腰鼓及其乐舞使用场合、宗教职能的比较观察, 使我们从中窥见一条联系各民族细腰鼓乐舞的文化纽带。瑶族长鼓兼以法器面貌而使用于祭祀诸神的乐舞场合这一历史事实, 一条巫教、佛教、道教并合交错的宗教文化纽带, 将诸民族的各型细腰鼓及其有关乐舞约相一致地联系起来。

五、从瑶族长鼓历史论细腰鼓之起源。

从传统文化历史角度来观察, 诸民族各型细腰鼓及其乐舞最早之滥觞, 真实之导因, 则应是中国周秦时代即已盛行的“国祭蜡”、“击土鼓”的原始宗教祭祀乐舞活动。作者从新石器陶鼓考古发掘, 到“击土鼓”以乐百神的周秦时代, 再到魏晋荆楚驱傩的直接渊源进行深刻论证, 最后认定周秦时代腊日祭祀所用土鼓, 即包含有鼓腔为细腰型的双面鼓, 其制乃新石器时期细腰型双面陶鼓之遗制。

“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 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 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1 3而一个民族的发展延续, 不单单只是依靠生物学、人体科学或体质人类学认为的所谓生理冲动与物种延续, 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设备活动的结果。”14

通过伍国栋先生对瑶族长鼓的论证, 我们对瑶族长鼓和长鼓乐舞的基本面貌和文化属性, 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另一面在同类型乐器和同类型乐舞的比较研究中澄清了音乐史学中有关细腰鼓发展历史的某些疑难问题, 如:长鼓并非南方某一个民族所创, 细腰鼓发祥于中国而并非国外音乐史学者认为的发祥于印度等等。这正是马凌诺斯基所谓——要想考察一件器物, 也就是说要找出规定它的文化的同一性, 我们“只有把它放到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去说明它所处的地位。换言之, 就是说明它如何发生文化功能。”15

性文化 篇2

海尔的物质文化是高酬，包括基本工资与股权 薪酬激励： 海尔提供具有外部竞争力和内部公平性的薪酬激励，以短期、中期和长期激励组合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的统一，并通过人单合一机制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基础福利： 海尔提供社会统筹的五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构成的法定福利，同时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除此之外，海尔还为员工提供丰富的企业福利和弹性福利。乐活计划： 为保证员工在海尔快乐工作、幸福生活，除竞争力的薪酬之外，海尔还为员工提供由丰富的特色项目组成的“乐活计划”，如：员工健康管理、子女教育讲座、个人成长讲座、流行时尚讲座、图书阅览室等。

员工关怀： 包括新员工关怀和在职员工关怀。

生活平衡计划： 为平衡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关系，集团除为员工提供带薪休假外，还为员工提供与职业生涯相关的各种培训、以及丰富生活沙龙项目。

海尔的制度文化是创新

创新

为什么要创新

没有创新只靠速度赢得的市场难以为继。在创新的过程中，创新还要和速度结合起来。另外，组织结构不好也会窒息速度。过去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使市场上用户有什么需求、员工有什么反映，很难传递到决策层来，决策过程非常慢，因而不能把所有创新的想法都变成现实。现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等于是把企业与市场合在一起，流程全部围绕着用户来转，这样就可以实现创新的需求。

如何靠创新创造用户价值

如果说速度争取到了用户资源，创新就是要留住这个资源，给用户创造新的价值。在网络时代，用户的价值体现在“两个化”：一个是个性化，一个是全球化。为什么突出体现这“两个化”呢？因为现在市场供大于求，顾客选择的余地很大，谁能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顾客就选择谁。

创新的目标

创新的目标，就是创造有价值的定单。要实现这个创新的目标就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就是创新的本质——创造性地破坏；第二就是创新的途径——创造性地模仿和借鉴，即借力。全球化是因为在全球网络上，用户的选择余地很大，而且用户需求的是全球质量最好的、价格最便宜的产品，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本土化满足个性化，以竞合实现全球化。

SBU定义：SBU即Strategical Business Unit的缩写Strategical 战略的Business 事业的Unit 单位（单元）

SBU即战略事业单位，如果不仅每个事业部而且每个人都是一个SBU，那么集团总的战略就会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而每一个员工的战略创新又会保证集团战略的实现。为什么要成为SBU

如果员工不能成为SBU，我们就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也可以说SBU具体的体现就是速度和创新，或者说把海尔集团速度和创新的目标量化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去创新，都以速度去争取用户，那么他就应该成为一个SBU。对外“一站到位”的服务和对内“一票到底”的流程，就是为了最快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如何成为SBU

如何成为SBU？成为SBU的四个要素是：市场目标、市场定单、市场效果、市场报酬，这实际是企业的四个目标，现在要转化到每个人身上去。

市场目标：以速度体现的市场竞争力，创造用户资源

市场定单：以创新创造有价值的定单，实现市场目标

市场效果：以定单执行到位创造出用户满意度的量化数据，并由企业信息化系统显示市场报酬：自己创造的市场增值部分在收入中的体现，并能对市场目标的再提高产生作用力

SBU的目标

SBU的目标对企业对员工、对用户意味着什么？对员工意味着要成为创新的主体，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实际上就是经营自我；对企业来说，如果每个人都成为SBU，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才是竞争对手不能模仿和复制的；对用户来说，意味着在网络时代，对企业和品牌的忠诚度。如果每个员工都在创新，用户的需求无论怎么变化，我们都能抓得住。

海尔的行为文化是创造感动，创造感动就是用心做事，增强凝聚

海尔人就是要创造感动

就这样被你感动

2002年6月22日，国际培训中心在接待山东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副所长金锋给青岛市学习型组织研习班学员讲课的工作中，服务员刘瑞标在帮助客人上网时，发现金先生的电脑屏幕上有很多污渍。小刘找来酒精和软棉，给客人送到房间，但客人刚好出去了。因服务员未经客人允许是不可以随便动客人东西的，小刘便把酒精和软棉放到电脑旁边并留言：“先生您好！刚才帮您调电脑的时候发现屏幕上有点污渍，想到您可能是外出没带擦拭的用具，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酒精和软棉，您先用软棉醮酒精擦一遍，然后用干软棉擦干……”

整个过程非常详细。客人回到房间看到留言，既惊喜又感动，忙打开随身携带的录像机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客人次日找到经理说：“我到过全国各地讲学，第一次遇到像海尔这样的超值服务。我会把这件事列入我的教材。”

用户永远是对的三次上门心不烦 海尔社区服务美名传

家住重庆市竞地城市花园的祖文霞女士最近听说海尔社区服务站在小区落户

了，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小区物业打了个电话，要对家中1999年买的两套空调进行维护保养。哪知刚放下电话不到十分钟，服务人员就上门了，令祖女士惊讶不已。然而就在工作人员刚把空调部件打开时，祖女士家的门铃就响了。原来是祖女士的一位好友带着一家人来做客。看着满满一屋子人，祖女士面露难色，犹豫再三小心翼翼地对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暂且停止下次再来？”服务人员二话没说，带着微笑收拾工具退了出来。

第二天，当祖女士再次打电话时，和上次一样，服务人员又在十分钟内就登门了，然而这次正当保养工作接近尾声时，祖女士家的电话突响，接起一听，是公司电话，上司要求祖女士立即回公司处理事情。怎么办？当祖女士再次为难地表达歉意时，服务人员像上次一样，依然面带微笑悄然退出。

一周后，当祖女士第三次打电话时，服务人员再次登门，这一次进行得顺顺当当，而且服务人员的热情不减，工作仔细周到。当祖女士送走服务人员，回头看着焕然一新的空调时，禁不住感慨万千。而海尔服务人员保养空调三次登门的事迹也在竞地城市花园以及周边居民小区流传开来。

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工作标准

“孙悟空”的一碗长寿面

2001年，一位加拿大设计师为海尔山庄二期的别墅设计造型，因此住在了山庄内。每天他都会到餐厅来用餐，时间久了，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有趣的中国名字“孙悟空”（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学《西游记》并崇拜孙悟空）。

性文化苦旅 篇3

我们常常把性文化看成阴私而非隐私。那什么是性文化呢？它即指人们以何种方式来满足性欲，以何种方式来表达性的兴趣和性的情感，以及对性的认识水平等等。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先驱是荷兰学者高佩罗，我们慷慨地把这份家底拱手让给异域人士去揣摩细品，因为做这样的学问似乎是不良嗜好，还是让外人来概括总结比较妥当。高先生曾极度称赞中国性学古籍格调之高，并充满敬意地将其指称为中华文明的荣誉。

人类的性文化是从最原始的性禁忌、对群婚杂交最细小的限制以及现代人看来那么愚昧可笑的性崇拜开始的。我们想对性文化史做一次漫长的回顾，这种系列的介绍不仅仅是单纯地发自思古幽情，或是为性之魅力所吸引，更不是出于介绍“奇技淫巧”的“性趣”，而是为了“温故而知新”，这是研究历史的目的，也是研究性文化史的终极目的。

本文中选登的插图，均根据中国古代性文物和性民俗器具实物拍摄而成的。它们多是性崇拜的产物，包括生殖崇拜、生殖器崇拜和性交崇拜。这些崇拜心理主要通过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以及文物、建筑等流传后世，甚至连一些山川河流等自然景物也被赋予性崇拜的色彩，使许多事物都具备了性的象征意义。在性文物中，有不少外藏内露的东西，表面上是普通的瓶瓶罐罐，但在它的背面、底部或很不显眼的内侧，则刻印着赤裸裸的性交画面或状如生殖器的图样，这反映出古人针对性事的巧思奇想，同时还担负着性教育的功能，因为在所有的教育学科中唯此不可言传身教。在民间，性教育大多采用暗示的方法进行。有一种瓷器叫“压箱底”， 俗称“孩儿枕”，外观是身穿肚兜的光屁股男童，而将“童盖”揭开，内部却是春光乍泄的男女交合瓷像。人们平时将其置于箱底，秘不示人，当女儿出嫁前夕，母亲便取出示女以启夫妻之道（“嫁妆画”也同属此类）。

另一个更为荒谬的误区就是对“三寸金莲”的理解：人们往往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封建社会男人的变态审美情趣，是服饰文化中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在中国古代性畸形的现象中，排除娼妓和太监之外（国外也有），缠足可以说是世界性文化独一无二的“稀有资源”。女子缠足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它和性欲、满足男子的“性趣”有很大的关联。在缠足这一社会现象上，也奇异地实现了中国古代禁欲与纵欲的并存和统一。

女子缠足的推广始于宋代，其根源无非出于男人的两种动机：一种是心理动机，男人既然要求女人为夫守贞，就要限制她的行动，缠足增加了行动的不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她对外接触的机会，剥夺了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自由，因此只有安心在家伺候夫君；另一种是生理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男人官能的感受和性兴趣、性要求。女子最能引起男人情欲的地方，并不是裸露在外的部位，而是隐藏的部位。女人足小不盈握，走起路来娉娉婷婷、扭扭捏捏，使男人浮想联翩，后来干脆把“三寸金莲”拿来当作酒杯用；女人缠足后为了好好地站立行走，两腿及骨盆肌肉需要经常绷紧，所以她们阴部的肌肉较紧，而且臀部变大，男人与之交媾时有与处女性交的感觉，增加了快感，这就使女人更好地成为男人的性工具。相反，女人竟不以“三寸金莲”为耻，却将缠足视为身份高贵的象征。男权思想对女人的性摧残、性压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些性文物与性民俗器具的妥善保存，便以更为直观与感性的方式记录了性文化史，它们是文化精神的物化产品，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文化见证，从而最具体地论证了中国性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虽然文学是性文化传播最普遍的主流载体，但由于语言习惯的进化和文字书写的变革，造成了人们阅读的障碍从而延缓了性文化的继承，像《洞玄子》三十法和《训女宝箴》等读本放在现代语境中，对于没有一定古文基础的人来说恐怕是“天书奇谈”，至多也是似懂非懂。

上海大学教授刘达临先生在性文物和性民俗用具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亚洲唯一获得柏林“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的学者。他的藏品在柏林、横滨、墨尔本、鹿特丹等地的巡回展几乎掀起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热”，而在中国本土亮相后造成的轰动效应，让人不由得回忆起1989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大展”所产生的社会震荡。这个展览创下了几个中国之最：人体艺术大展的空前规模，最高的票价和门票收入，最多的参观者与关注者，最大的画册销售量……二十二万观众显然不会如此有组织、有纪律地被调动起突发性的美术鉴赏兴趣的，用画家杨飞云的话说——“有的观众是来看画的，有的观众是来看光屁股的”。当时有一位老年人曾私下议论“现在真开放，花两块钱就能看人体。”非常有意思的是，画展中抽象人体作品展厅异常冷清，人们没能看到逼真的人体而大失所望。就是这么一个油画展，愣让众多的新闻媒体以及部分文化评论者放出了“1989年是中国的性文化年”的言论。还好，10年后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没被扣上“极其下流”的帽子，也没穿上“不符合国情”这样的“三寸金莲”式的小鞋，但与倡导“自然、开明、科学、健康”的现代性观念这个目标仍然相去甚远。采访刘达临先生期间，曾听他讲述一段经历：有一位香港导演李先生的性文物收藏曾相当丰富，当他参观了刘先生的私藏品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成莫逆之交。一年后李导演不幸因病猝死，全部藏品竟被其文化涵养较高的太太用两天两夜的时间付之一炬，李太太认为是这些丧气、不吉利的东西咒死了丈夫，其荒诞无稽昭然若揭，但也确实令人痛心疾首。

许多类似于如此荒谬的例子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因此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分析，我们把这部分人统统归纳到“性无知”的行列，而现实生活中恰恰是“性无知者无畏”。现代教育中，性教育依然处于半推半就的状态。而据东汉《白虎通》记载，当时有一个叫“辟雍”的贵族子弟学校就已经把性教育正式列入教学大纲里。如果这种传统能够光明正大地承袭下来的话，我们今天的婚检工作就可以省略许多没必要的麻烦和不甚合理的收费。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性文化的认知水平，仅仅停留于道听途说的猎奇层面上，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无非是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明清艳情小说和春宫画，这只是一叶障目。

狼性文化与柔性管理融合运用 篇4

狼性文化

在地球的历史变迁中,就身体机能而言,狼并非最优秀的动物。然而,狼却成为自然界顶级杀手,一度成为食物链最高端的霸主,狼生性贪婪残暴,是群体性动物,具有极高的团体作战精神,行动迅速反应敏捷,猎取动物时穷追不舍。由此衍生出来的狼性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对理想、事业“有所欲求”,锲而不舍地拼搏、奋斗精神。

狼机警敏锐,善于捕捉机会。伺机猎杀时,狼密切地关注猎物的一举一动,观察对方生活习性及规律,待猎物稍有松懈,一击即中。在市场竞争中,铁路从发展战略到客户需求,无不需要时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找准突破口,毫不留情地攻克目标。

善于奔跑,极具耐力。狼袭击猎物时,常常穷追,在最快的时间里尽可能放倒猎物,死死咬住,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直到猎物毙命。这种攻击性、进取心、野心勃勃、孜孜不倦,也是铁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赢得生存不顾一切的写照。

团体作战,统一指挥。在自然界中还有比狼更为迅猛的动物,然而在变迁中却被自然界淘汰最后物种灭绝,正因其非群体生活习性。同样,也正凭借智慧和团队精神,人类崛起成为狼的天敌。铁路正是由于车、机、工、电、辆等各个基层单位和部门的和谐运转,才保证了铁路安全发展、科学发展。

服从权威,毫不留情。团体协作的巨大威力可激发效益潜能,这是许多企业尊崇狼性文化的又一因素。狼群拥有极为严格的等级制度,服从头狼的权威领导,这也就是我们作为企业所必须具备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狼性文化的不足之处。权力高度集中容易导致独断专权。权力集中,政令一致,统一指挥,便于统筹全局。然而,高度集权纵容“一人说了算”“一人拍板”,如果决策出现重大过错,后果将不堪设想。随着铁路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如没有严密的管理体系,组织的最高管理层容易逐渐远离基层,脱离群众,容易出现权力藩篱与产生腐败。

高层决策降低组织适应性。狼性文化影响下企业几乎所有决策集中在高层,自上而下推行计划,中下层管理者及基层职工缺乏决策权、自主权和发言权。处在动态环境中的组织,需要不断根据变化调整自身利益,处于统一管理模式下的企业容易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削弱组织应变能力。

直线式信息交流方式导致沟通不畅。高度集权的组织里,基层发生问题需要层层往上请示汇报,信息传输直线式线路过长,环节较多,信息交流困难,导致信息延迟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与职工缺乏交流,听不到群众呼声。

高压的工作氛围导致身心疲惫。根据美国心理学会调查研究,3/4的人认为来自上司的压力使工作成为负担。不受到上级及时表扬、或者指令不具体、工作量超额、人才不受重视、工作环境恶劣、领导不善于减压等,极易使职工心理不堪负荷。如果形成普遍现象,将成为企业隐患,尤其是铁路企业以安全为第一生命线,职工的职业倦怠更不可疏忽。

僵硬的管理模式导致职工缺乏创新精神。随着分工不断细化,责任明确,职工成为企业的“一颗螺丝钉”,管理有条不紊,然而从上至下难以动弹,职工能动性与创新性受到一定限制,只需按部就班履行职责。尤其是80后、90后职工对民主和开放的环境有更多诉求,如何赢得青年职工的支持与创新,值得管理者深思。

柔性文化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提倡“中庸”,即“过犹不及”太过或达不到都不是理想状态,事物发展讲究不偏不倚。《周髀算经》里说道:“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说的正是外圆内方、方圆融合的处世原则,对内要有理想、信念、原则,对外要能与环境融合,减少人际阻力和矛盾。狼性文化能发挥企业高效性,而柔性管理建设和谐环境以增强企业凝聚力。

柔性文化特征。柔,即柔和,与刚相对。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弱之能胜。柔之胜刚,弱之胜强。”意思是说,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然而攻坚克强没有比水更厉害的,柔胜刚强,弱却胜过强大。柔性管理其本质正是“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最突出的标志即实现对人的尊重,尊重主观意愿,尊重不同的声音,帮助人实现自我价值,实现飞跃。与刚性管理相比,柔性管理最大特点是不再单一的畏惧服从权威,而是激发每个职工内在潜能,增强主动性,调动职工以主人翁精神自发进行创新。

柔性管理的表现形式。第一,管理决策方式柔性化。在传统刚性管理中,决策带有强烈的高层主观意愿,组织成员仅是执行者。而柔性管理需要组织结构多样性,决策包括专家层和协调层,对职工充分信任与尊重,各抒己见,将权力下放,许多现实问题由基层自行解决。

第二,目标向着满意原则转变。传统刚性管理认为企业目标必须做到最优化,在一定条件下制定最优化方案。然而环境变化多端,决策依靠经验预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现实中很难按最优化原则执行。柔性管理认为,目标从最优化原则转向最满意原则,根据已收集掌握的信息,不断调整方案做出最满意选择,增强企业管理弹性。

第三,决策程序多样化。刚性管理组织结构中多以直线式、集权式,统一指挥,服从分配。这些组织信息传递较慢,适应性差,不能跟上当今社会信息量大而多变的节奏。柔性管理提倡压平组织,从直线转为横向管理,实现全方位信息沟通,由“一家言”转向“群堂言”,形成信息网状结构,网络节点上的小组成员平等、相互尊重,信息快捷而灵活。

第四,奖酬机制柔性化。柔性管理的一个重要体现形式是奖酬机制柔性化,奖励不仅是物质的,满足生存需求之后,职工还需非物质激励。奖励是对职工的尊重、信任、关心和认可,非物质奖励有时所能达到的效果胜于物质奖励。如创新工作内容,激发有能力的职工完成挑战,获胜将会得到心理极大满足,产生自我价值感飞跃。

交融运用

著名管理学家曾说:“世上只有两种企业,一种是不断寻求改变的企业,一种是等着走上末日的企业。”铁路企业在某些方面也面临“老化”问题,“老化”意味着管理思想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消费者不买账,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和运输方式。事实上,西方所倡导的一些管理思想,经实践检验,效果值得商榷。曾经极力推崇狼性文化的美国企业、日企都遭遇了危机。诚如索尼前常务董事反思道:“绩效主义毁了索尼。”时代不断进步,铁路作为大型国企,同样面临转变思想深度改革的困境,铁路已到了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关键期。

企业需要刚柔并济的战略指导。首先制定具有科学预见性的战略目标,战略是长远的规划与目标,是企业未来的方向。作为高层管理者,在充分了解企业面临的环境,行业发展水平乃至国际经济形势,做好充分调研,同时寻求专家帮助,协调管理层与基层职工不同的意见,调动职工发挥才智积极参与。近年来,路局党委组织的诸如“学转提”“转闯增”等一系列的学习和活动,根据不同主题邀请各行业内精英人士进行专题讲座交流,经常性常态化征集职工意见,广纳职工“声音”,重在取得职工理解与支持,刚柔并济的管理方略从本质上说是以“稳健”应对“变化”。

制度与“以人为本”相结合。刚性管理是企业的骨架,制度和流程是刚性体现,我国传统文化“圆方互融”的“方”,是企业的原则。铁路科学管理必须责任到位,制度规范,同时以“情”为重。路局工会的“三线”建设项目,“送清凉鼓干劲,闯市场增效益”和“金秋助学”等活动从职工的生活、卫生、文化入手,以建设和谐的环境减少人际“内耗”,让人始终处于管理的核心地位,这种企业精神所产生的执行力,往往比计划和制度更具效力。制度固然能带来绩效,然而企业更需要和谐,和谐离不开制度与柔性的融合。

以核心价值观赢取人心。刚性管理在于以狼的执行力坚定不移的服从赢取成绩。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发自真心的认可,很难自愿追随。人性化管理对应的是一种领导力,不仅尊重共性,更重视个体差异,以“鼓励为主”,真善共融。作为人际美德,真诚是柔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在“真诚”中体现“善”,达到“润物细无声”。在刚刚过去的建党95周年纪念当天,路局党委书记杨安徽冒雨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家庭,并亲手送上慰问金,叮嘱有关部门落实好帮扶政策。表达的是企业与职工长相伴、长相依的鱼水关系,使职工对路局更具亲近感、安全感和归属感,而这些正是企业的向心力。

华为狼性文化 篇5

(1)华为员工对于华为“狼性文化”十分认同，十分引以为荣，因此，华为员工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反对这个文化，相反，从内心拥护这个文化。他们不是这个文化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是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还是这个文化传播者。而正是因为华为的市场文化的先进性被IT和通信行业认可，华为市场人才，一向是猎头公司的“最大宗”热门产品和盈利手段。而这些华为人才也成为传播华为“狼性文化”的“传教士”。

(2)为什么社会和舆论界对于华为“狼性文化”有这么多责难和炒作呢?竞争对手在其中推波助澜是一个很大的因素!竞争但是你，动员舆论和媒体“干掉你”!

(3)“仇富”的民族劣根性也是很大原因!我们最不缺少的就是“愤青”!中国人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我们看到，进入华为的大学生，不到几年，普遍有车有房，培养了几十个亿万富豪，几百个千万身家，上万个百万家产，10万个小康之家，作为当今中国还不十分富裕的这天，难免有些人妒忌!一点不奇怪!他们也不看看华为给国家缴付了几百亿的税负!

(4)还有就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为了发行量吗!能够理解!

华为这天的成功一半归功于“狼性文化”，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这样。华为市场系统流行了多年的“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是对华为“狼性”文化的最好概括和总结。

(二)“狼性”就是团队精神

华为取得的骄人业绩主要是由市场团队创造的。华为的营销人员数量之多、素质之高、分布之广、收入之高是中国企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华为的销售人员达14500多人，占全体员工的38%，主要分布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毕业于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年轻人，其中超过70%有硕士以上学历。每年数以千计的学生娃，在经过近乎军事化的培训后，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市场一线。

“华为的产品也许不是最好的，但那又怎样样?什么是核心竞争力?选取我而没有选取你就是核心竞争力。”前老板就是这么告诫我们的。在华为，市场就是核心竞争力，而市场是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们争夺过来的。在创业过程中，华为以前用三流的技术做出了一流的市场，一流市场的高额回报，又逐步锻造出一流的产品。西方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却恰恰相反，是以一流的技术做出了三流的市场。因此，华为把这种模式延伸到世界各主要“战场”，在那里重新复制成功之路。也许有人会说，营销战略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而营销战略的核心，就是拥有一支由“狼群”组成的营销团队。“狼性”被看成是华为企业文化的一个象征。

近来，华为取得的业绩是惊人的，不仅仅在中国少有，而且在世界通信业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华为需要一种精神把这支高速运转的团队凝聚起来，使企业充满活力，那就是团队精神。华为十分崇尚“狼性”文化，狼有三种特性：其一，有良好的嗅觉;其二，反应敏捷;其三，发现猎物群众攻击。华为认为“狼性”是企业学习的榜样。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华为市场系统流行了多年的“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是对华为“狼性”文化的最好概括和总结。在华为，这种“狼性”训练无时无刻不存在。从《华为的冬天》到《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无不流露出华为的忧患意识。老板认为，告诉“狼群”食物将要越来越少，“狼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狼群”才会齐心协力去捕捉更多的机会，猎取更多的猎物。因此，忧患意识绝对不是哭穷，而是唤醒团队更大的“狼性”，创造更多的财富。

华为采用矩阵式管理模式，要求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透过互助网络，对任何问题都能作出迅速回应，否则将暴露出矩阵式管理最大的弱点：多头管理，职责不清。华为的销售人员在相互配合方面的效率之高令客户惊叹，令对手心寒，因为华为从签合同到实际供货只要4天的时光。透过公司的ISC主流程，华为不仅仅把各部门之间的配合管理到了极致，而且还把供应链上公司以外的环节，当成公司的一个有机整体，使外协人员变成华为团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华为成了一台由“狼群”组成的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效率之高、配合之好，其他对手是很难超越并战胜的。

华为的客户接待水平更是堪称世界一流，令国内外客户感到震惊。华为的客户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分管接待工作的客户工程部一个部门在单打独斗，而是几乎所有部门都参与进来。一切工作都是在组织严密的流程下，有条不紊地“简单”完成的，而团队精神是保障流程顺畅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狼性”是要靠文化来保障的

狼性是华为营销系统的团队精神。但过度强调“狼性”很容易扭曲人性，这就需要一种保障机制，使“狼性”不变味，这就是华为的企业文化，个性是市场文化。根据《华为基本法》，华为的企业文化能够用10个字来概括：团队、奉献、学习、创新、公平。

(1)推崇团队精神。

在一次新员工大会上，老板以前说过：“华为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全体员工要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华为十分厌恶个人英雄主义，主张的是群众主义和团队作战，“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在华为各级主管的述职报告中，主管不能大肆渲染自我的功劳，而务必强调团队的作用。KPI指标也是考核整个部门的业绩。主管应多看部属的成绩，多找自我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公司主流价值观的认可，才能有更多的进步机会。

(2)讲究奉献精神。

根据《华为基本法》，可将“奉献”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为员工奉献自我的价值，使团队更加卓越。同时，为员工带给良好的发展途径和职业通道，使员工心甘情愿地作出贡献。透过这一层次的价值实现，使企业获得来自员工的精神动力与源泉。

第二层次是为客户奉献自我的价值。一方面，华为透过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华为的营销手段已经采用正规营销加咨询服务，为客户带给电信运营的客户化解决方案，帮忙运营商增加营业收入和提升竞争力，甚至帮忙客户培训和传授管理经验，提高客户的管理水平，以获得客户对华为的全面认可。这一层次实现的价值，使华为和客户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设身处地地为客户创造价值，同时创造自我生存与发展的依据与源泉。

第三层次是为整个社会和社区奉献自我的价值。这一层次的价值实现，一是为祖国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通信技术，摆脱国家对外国技术和设备的依靠;二是为国家多缴纳税金，做全国电子百强的纳税冠军;三是透过各种方式，每年出巨资捐助灾区、期望小学和贫困大学生，回报社会，做模范企业公民。华为这些让世人有目共睹的善举，不仅仅是在尽一个企业公民的职责与义务，而且是在创造获取政府、社会对企业认可与支持的依据与源泉。

(3)打造学习型团队。

构建学习型团队历来是华为最重视的一项工作，个性是董事长孙亚芳对此更加重视。在把市场工作交给其他常务副总裁之后，孙亚芳就主要分管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人力资源，一是培训中心(此刻叫做“华为大学”，孙亚芳是第一任校长)。个性是针对中高级主管的培训，她身体力行，只要有空，肯定参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培训迷”和“学习迷”。在高新科技的通信行业，技术更新速度之快、竞争之烈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如果华为团队学习潜力不强，就会被市场所淘汰。经过近20年的发展，华为已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

要想成为华为营销团队的一员，就务必掌握以下知识：产品知识、专业知识、营销理论知识、销售技巧知识、沟通知识等。华为拥有一套完善的培训机制，要求员工务必具备良好的学习潜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国际市场上更是如此，一个称职的国际营销人员，不仅仅要具备与国内市场人员同样的技能，而且务必精通外国的语言与文化，通晓国际惯例，掌握国际贸易、国际融资、国际法律等各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为了应对挑战，华为人务必不断地学习，努力提高自我的综合素质，否则，在国际通信市场风云变幻、竞争日趋激烈的这天，华为怎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4)崇尚创新意识。

近20年来，华为一向推崇创新且已经构成了独到的观点：其一，不创新是华为最大的风险。目前，华为的研发潜力与国外同行相比差距很大，务必比西方巨头更加努力地去进行技术创新。目前平均每一天10件专利的申报速度，也印证了华为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其二，华为创新的动力来自客户的需求和竞争对手的优秀，以及华为员工的顽强奋斗。这个观点解决了华为创新动力来源的问题，为华为找到了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其三，创新的资料不仅仅体此刻技术上，而且还体此刻管理上。华为引进的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IPD、ISC流程与KPI体系，就是其实现管理创新的一个集中体现。其四，在创新的形式上，主张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采用压强原则，各个击破。集中有限资源，为确保公司创新成功带给保障。“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华为对待研发的基本原则。

(5)遵循公平原则。

老板任正非以前说过：“华为企业文化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与分配体系。”“我们崇尚雷锋、焦裕禄精神，并在公司的价值评价及价值分配体系中有所体现，绝不让雷锋、焦裕禄们吃亏，不让雷锋再穿破袜子，不让焦裕禄再得肝炎，让奉献者得到合理的回报。”

老板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华为员工的收入在深圳是最高的，在全国的同行中也是最高的，因为华为相信高收入是最大的`激励。华为员工在奉献时不用瞻前顾后，因为华为的实践告诉他，只要付出就必须会有回报。

“狼性”是华为企业文化、个性是市场文化的核心。而企业文化，是锻造营销团队“狼性”的根本保障。“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团队精神，是靠企业文化以及与之相符的运行机制来保障的。

浅谈日本性文化 篇6

日本文化强烈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中华文化对在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前对“性”并不排斥，之后便给性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早期西方基督教《圣经》认为性和罪同时存在，然而，日本性文化却没有这些束缚。日本的两大文化主题即是性与死亡，几乎所有能带来感官刺激的日本文化最终都将脱离不了这两个主题。

日本性文化的起源

日本性文化最早可追溯到日本起源，《古事記》记载，日本创世神话认为日本列岛和其岛上的人都是天神乱伦的产物。一般有两个版本的传说。

其一：天神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是兄妹俩，兄妹俩树立天之玉柱，建立起八寻殿。一天，哥哥问妹妹，“你的身体长成了吗？”妹妹回答：“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只有一处没法合在一起。”哥哥随后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只有一处多余。我把我的多余处塞进你的没合处，生成国土，怎么样？”妹妹答应了，于是两人结合生成了日本列岛。其二：天照大神和他的妹妹用神矛和神盾搅动东海产生日本列岛，两人在日本列岛繁衍了大和民族。大和民族从不避讳自己是天神乱伦或先祖乱伦的后裔，体现了早期大和民族对于性文化的崇拜和宽容。

此外，日本的宗教——神道，兼含佛教和道教成份，它在创始初期对性文化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神道中的神有其独特的性文化。神道认为，在创世之初，世间只有“发出邀请的男人”（Izanagi神）和“被邀请的女人”（Tzanamj神）。Izanagi神站在天空的浮桥上，用矛尖搅拌大海，当把矛从海水中取出时，沾在矛尖的海水掉了下来而形成第一个岛屿——这就是神创造的凡人的居所。接着，他们又绕天柱转了一圈，然后生下了许多凡人。因此在日本，性与矛、天柱常常形影不离。今天的日本仍保留着这种习俗，并把桥的顶柱称为“男柱”。

日本性文化的起源与其地理位置有着不可否认的关系。地处岛国，并且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发造就了国民性格中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渊源。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公卿的淫糜生活。日本自古的神话传说里面关于性的内容就非常之多，如初代天皇神武的皇后的诞生就是一个色情故事。同时，日本人崇拜自然，记述日本的神话起源，找词来形容的话，应该是自然主义崇拜，对力量的绝对服从，原始情感的无限制扩大，因而性也是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被崇拜的。从农业时代开始，为了增加劳动人口，农村中的私通现象就极其普遍并且被变相鼓励。女性的贞操也一向不是很重视，寡妇再嫁之类的也不认为有什么罪过。古代的时候男女混浴的现象也长期存在过。

中古时期的日本性文化

中古时期，大和民族对生殖器的崇拜制成了各种艺术品，伫立在大街上或者作为保护神。在早期日本，结婚前，女子不会刻意保护贞操，而贞操和名誉也没有任何直接性的关系。与此同时，男子也不重视妻子是否是处女。《源氏物语》是日本一部性文化作品，也是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

《源氏物语》以日本平安时代为背景。故事的主角为日本天皇桐壶帝之子，因天皇不希望他卷入宫廷斗争，因此将他降为臣籍，赐姓源氏；又因其予人光明灿烂之感，故美称为光源氏。故事围绕着他和一系列女子的爱情展开：早先他因为得知父亲的宠妃藤壶长得很像自己已故的母亲桐壶更衣，因此时常亲近藤壶，长大后演变为对藤壶有恋慕的感情；然而藤壶毕竟是庶母，即使年纪只差五岁，仍不能亲近，因此源氏终身都在追求有如藤壶一般的理想女性。后来他找到了藤壶的侄女若紫，长得和藤壶很相似，便带回家中教养成心中思慕的理想女性，此女即后来的紫上。然而紫上在名份上并不是源氏的正妻，在光源氏晚年，他受其兄朱雀院之托，娶了自己的侄女，即朱雀院与藤壶之妹所生的女三宫做正妻，此举令紫上心碎。而年龄跟他相差颇大的女三宫最后也与人私通生子，最后女三宫出家，紫上不久病逝，光源氏在经历世事后也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光源氏一生光耀无比，最后官至太政大臣，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他与后母藤壶的私生子冷泉帝暗中得知光源氏实为生父后，赐他准太上天皇的地位。

从《匂宫》这一卷开始，讲述光源氏死后其子孙间的爱情故事。从《桥姬》到《梦浮桥》这10卷则合称为“宇治十帖”，以京都和宇治为主要舞台，描述女三宫之子薰之君、源氏外孙匂宫和源氏之弟八之宫的三个女儿──大君、中君及浮舟──之间纠葛的爱情故事。

进入镰仓时代后，幕府令武家严守上下尊卑的文化开始于上层社会普及，而这时代父系制及父权制已成为主流，有男尊女卑观念，于是上层社会开始重视女性的贞操，到了江户时代受到理学影响，再加强对女性贞操的要求，不但要求女性婚后守贞操，夫死后不改嫁，还要求女性婚前为处女。据江户幕府制定《御定书百个条》，武士可将秘密通奸的妻子及其奸夫处死。男性的性则没有限制，于是各种专接待贵族男子的高级妓院盛行，更把寻花问柳视为身份象征。同时贵族阶层也盛行男性的同性性行为，更发展成一种上层社会当中上下阶级关系相关的制度“众道”。而町人、庶民男女则仍然保持较为开放的性观念。当时文学家井原西鹤创作了《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等反映各阶层性文化的文学名著。

近现代日本性文化的发展

近代日本性文化的发展出现不同的路线，受到理学贞操观及西方基督教传入的影响，明治维新后女子比前代更重视贞操，但男子的性观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大和族认为性需求的满足可以提高军队战斗力，故而在二战时期有日本军队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和慰安妇。早期为日本国内自愿的日本女人，后期由于人员不够，就在被占领国征召慰安妇。在过去的日本，一般认为女性可以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但是男性不可以。根据当时日本对军人禁欲结果的调查表明，禁欲超过一定时间，军人的战斗能力便开始下降，比如：“飞行员禁欲超过三个星期便容易发生空中事故”，为了“提高将士的战斗力”，“举世闻名”的慰安妇制度便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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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初期，日本军队的慰安妇主要是日本女人，来自本国的慰安妇基本都出自自愿，因为日本女人相信，这是他们为国家献身出力的最好方式，成为慰安妇竟能成为日本女人的自豪和荣耀。随着战争的延长和军队的扩招，日本本土的慰安妇不够用也供应不及时，日本政府便允许和鼓励军队在占领地强征慰安妇，这一举措给占领地人民带来了人权和人伦的深重灾难。在日本的意识里，强征慰安妇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与强娶强嫁没有什么分别。倒是日本人对占领地妇女不主动对日本军人慰安大惑不解，据此认定占领地人民及其妇女素质不高，因此慰安妇中日本女人最受日本军人的喜爱，这也是日本军队就地强征慰安妇后本土女人仍源源不断地向战场补充的缘故。因此，日本政府隐瞒和否定的理由不在国内，它明白国际对慰安妇的看法与日本人迥异，也明白强征慰安妇在国际社会是个无比丑陋的罪恶，这种罪恶是要承担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的，而这种责任恰恰是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千方百计逃避的。所以，在日本政府的眼里，慰安妇是个国际问题，与日本国内无关。

战后，随着世界各地对性的观念日渐开放，日本性产业也盛行起来。自95年房地产泡沫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已经停滞17年，但在17年里日本的AV和色情产业却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电影、电视、书籍和漫画，无处不在，并且形成了AV女优明星。松岛枫、饭岛爱、苍井空、小泽玛利亚等闻名世界。此外，日本的成人用品店也是鳞次栉比，从性爱用具到性爱装束，从性爱食品到性爱影碟，各种性文化产品俱全。日本的成人用品市场一直都是世界上最繁华的成人用品市场之一，新品层出不穷，引领着世界成人用品的浪潮。日本的成人用品商店叫人大开眼界，形形色色的成人用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近年新发明的充气娃娃更是热销世界。

商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商人，既不像武士那样受传统价值观的约束，也不像农民那样离不开土地。因此，尽管他们地位低卑，却能自由地改善经济环境，聚积财富。正是这种商业阶层不断壮大成为社会主体，才使日本发生了变革。自然，这也带来了色情文学的兴旺和繁荣。从世界文化的角度出发，这种亚文化称为“浮世”，意思是“流动”和“浮动”的世界。“浮世”与传统佛教的悲伤观点不同，它认为人生是轻盈无虑的，充满快乐和幸福。“浮世”不是把性看作是恶魔和精神奴役来加以压制，而是将其视为人的天性和乐源。正是这种诚实、无私的性文化，使得这个岛国创造了大量与世齐名的艺术杰作。尽管日本没有禁止色情，但后来国民还是轻易地放弃了“浮世”，拱手让儒文化和伤感文化渗入，接受了在困苦环境中追求最佳性生活的人生哲学。

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专门的性文化节，即日本生育节。在日本，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更是女性的追求，因此每年都会在川崎市举办男性生殖活动。这一年一度的神道生育节反映了人们膜拜男性生殖器的图腾情结。这一活动起源于日本的江户时代，相传在远古的时候有魔鬼装扮成女人的模样，专门咬掉男性的下体，于是人们就请铁匠打造了一副男性生殖器，让魔鬼无法下口，并咬坏他们的牙齿。现在这一活动已经成为当地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节日。通常，人们在生育节祈祷神明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并保佑自己的生育能力，祈求多子多福。

而今，日本的情色开放程度世界领先，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这种性文化下，日本一些男性受私欲的驱使，侵犯女性。从另一层面看，日本是“援助交际”的起源地，日本女性对性的态度也是开放的，即使被性侵或遭受性骚扰，她们认为所受到的伤害和中国人乃至美国人是不一样的。日本社会一向是公认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为男人而生存，她们认为为自己创造了幸福生活的男人献出一切是她们应该做的。或许正是出于同樣的原因，日本性文化的兴盛便是情理之中的了。

日本文化基本来源于中国，却因其独特的岛国环境与中国文化渐行渐远。日本除了没有中国的缠足文化之外，也没有中国的宦官文化。从文化史或文化圈来看，大陆文化要素未传入日本或者日本未普及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属于畜牧性文化系统。

（编辑 遐飞）

中西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及文化整合 篇7

关键词：中西文化,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整合

“文化”起源于拉丁文, 原意为耕作土地, 后来被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1871年,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将“文化”界定为:“文化, 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不同的文化背景、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文化差异不仅是文化冲突的内在根据, 同时, 它又是文化整合的内在依据。

一、文化何以有差异

对于文化差异的解释, 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种族主义及种族多元论者, 种族的东西如“种族心理”和“民族灵魂”等, 这是与生俱来的, 是先天的、独特的;二是文化相对主义者, 文化是多元的, 而不是单一的, 应该从多元的视角来看待文化;三是泛人道主义者, “所有人类的生活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其差异大都出于偶然。”文化存有差异,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生成环境;二是文化的发展进化。

从文化的生成环境来看, 文化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发展和变化的, 它必然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人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生产的差异性, 从而导致文化的差异性。因此, 生成环境是造成文化差异最根本的原因。

从文化的发展进化来看, 文化的发展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前进的, “文化的螺旋式发展避开了‘单向度’的形成逻辑而体现了涵容内在否定与自我发展机制的辩证逻辑。”实践是造成世界分化的根源所在, 而这种分化却为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和机遇, 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越发突显出自身的个性。

在当今时代, 文化间存有的差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明显, 在差异中, 我们能找到文化的共同点, 但差异的激烈碰撞也必然导致冲突问题。因而文化差异, 尤其是中西文化差异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中西文化差异及文化冲突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 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经济的反映, 同时, 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而, 中西方文化存有多方面差异。

1、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偏好于形象思维, 而西方人热衷于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所谓形象思维, 即“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 从而形成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 它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 即通常的想象。”形象思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或想象, 例如, 当我们说起某一熟人时, 头脑中就会立刻显现他的模样。而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 即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的思维活动。

中国人偏好综合的思维, 而西方人热衷于分析的思维。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 总是将思考对象的各个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而考察, 综合考虑它的各种属性、联系等, 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追求的“天人合一”、“人与万物为一体”等, 将天地宇宙看作是一个整体, 而西方哲学中始终坚持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对立的关系, 他们始终认为自然是人的认知对象, 人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认识自然、征服自然, 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谋发展。

2、价值取向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价值体系, 对于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行为规范、处世哲学的判断标准并不是确定的, 因为它们都在其自身体系内存在合理性。中国人主张谦虚达理、无私奉献, 认为这是一种美德, 且中国人偏于中庸之道, 不愿争强好胜, 主张团结协作, 同甘共苦, 强调集体主义, 在他们看来, 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个人利益一定要服从集体利益;而西方人崇拜个人主义, 常常为个人所取得成就而感到自豪, 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甚至是野心以及取得成功后的喜悦, 他们做事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独立意识和自我中心意识很强, 依据个人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 并且认为个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鼓励人们创新且不喜欢受限制, 随心所欲, 重视个人自由。

3、行为规范的差异

中国人追求人性的完善, 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做人信条, 它认为, 做官应当公私分明、两袖清风, 做人应当重诚信讲情义;而西方在人性方面追求的科学、民主, 它认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提倡宽容, 但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 提倡提高国人的技能。

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是客观形成的, 是一个国家民族长久的传统, 在当今世界, 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摆脱的。对于这些差异, 我们无法判定谁对谁错,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 对于文化判断应在其自身体系中实现。

然而, 当今社会,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还是导致了各种文化冲突。引起文化冲突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不同文化间碰撞的增多, 存有差异的文化产生冲突。二是, 不同民族为保持自身文化的纯洁性和连续性, 对外来文化的排斥, 从而产生冲突。

三、中西文化整合

对于中西文化冲突, 近代中国学者也纷纷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如“全盘西化”“坚守中国本位”等观点, 那么, 现代社会, 我们到底应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冲突?

对于文化差异, 我们更多的是应该采取一种认同尊重、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 在差异中寻找一种协调性, 同时, 我们更应该着眼于培养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 用整合的态度看待文化冲突。

1、积极推动跨文化理解

世界上各个民族间的文化都是平等的, 没有好坏贵贱之分, 因此, 我们应该积极推动不同民族文化形态的跨文化理解。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比较, 建立一种对于彼此都具有借鉴作用的文化价值原则, 使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真理, 用这种不带有任何民族文化特色和偏见的真理来解释人类文化。

2、提倡多元宽容

既然我们坚持民族文化个性, 我们就必须承认不同民族国家文化间的差异, 并且要宽容差异, 倡导发展个性, 实现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人文理念。

3、发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资源

从多元化的角度看,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对于世界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 我们应当积极发掘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使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向, 进而对世界文化作出独特贡献。

因此, 对待中西文化, 我们应该从多元的视角看待, 不应该盲目的排斥或接收, 应当在差异中找到“一”, 但也不能放弃“多样性”, 也就是说, 在现代化建设中, 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同时尊重中西文化差异, 包容其多样性的存在, 相互渗透、取长补短, 从而达成一种思想共识, 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1]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2]马国泉.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2]马国泉.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3]周忠华, 易小明.原初态与生成性:对文化差异的考察[J].大理学院学报, 2008 (9) .[3]周忠华, 易小明.原初态与生成性:对文化差异的考察[J].大理学院学报, 2008 (9) .

性文化 篇8

档案文化的提出及研究, 起初始于怎样的背景, 什么是主要的推力, 与1987年颁布《档案法》中把各级综合档案馆称为文化事业机构有多大联系, 笔者不清楚。笔者所看到较早有关档案文化探讨的文章如:1990年《云南档案》第3期刊登的《档案是一种文化现象———关于档案的一点哲学思考》, 1991年《四川档案》第2期刊登的《档案文化研究随想》。而在1991年《档案》第3期刊登的《近年来档案文化研究成果概述》一文中, 作者指出了:首先将档案文化作为一词提出的, 是某作者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所发表的《档案文化意识:理性的呼唤》一文。那时, 也还有作者对档案文化的思考与研究趋势作出很高的评价和超前预测, 如1992年《档案》第5期文章《档案文化探析》认为:对档案学理论稍有兴趣的人, 大概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档案文化论”正在悄悄地步入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殿堂, 它的崛起给档案和档案工作展示出一番新天地, 人们也将会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刮目相看。可以预测, 档案文化的兴起与成熟, 必将给本世纪末档案学注入勃勃生机, 给21世纪的档案事业带来美好广阔的前景。

的确, 事实证明, 20年前上述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之后的过程直到现在, 档案文化及其建设的研究实践从没中断, 已是被档案部门上上下下广泛认同接受。同样, 这样的探讨活动, 也早有领导专家先后参与进来。如《档案文化建设是一项“社会建脑工程”》、《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文化》、《档案文化的传承需要媒体的参与———以七家档案期刊为例》等论述, 都是专家领导亲自参与研究的例证。近年来, 还有档案部门把《档案文化资源建设研究》作为档案科技项目立项, 或与有关机关联合制定下发如《关于加强档案文化建设, 为创建文化名城服务的意见》文件等。经过广大档案工作者多年不懈探索努力, 档案文化研究已结出硕果, 最直接的就是档案文化建设被纳入了全国和地方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工作任务之中。

笔者在阅读学习时感到, 我们大家对档案文化的认识是在实践和交流中不断清晰深化的, 这个过程的每个个体的认识, 都在或全面、或从某些重要的侧面揭示着档案文化的内涵。如《云南档案》2000年第1期文章《对档案文化的几点认识》, 认为“档案文化是档案管理部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档案工作者共有的价值观、思想作风、精神、行为规范和物质设施中的外在体现”。《海南档案》2008年第2期刊登的《档案文化及其价值浅议》一文指出:“狭义的档案文化一般仅指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的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 即档案实体文化。由于‘一切文化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物质形态的凝聚’, 因此广义的档案文化, 除了档案实体文化, 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这些实体文化成果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中国档案报》2010年2月22日刊登的《我说档案文化》一文说:“所谓档案文化, 就是人们创造并面对和围绕档案所展开的全部生活方式”, “档案是人创造的, 创造了以后还要收藏它、管理它、使用它, 人在这一从创造到使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力、规则、观念、习性等等物质及精神成果, 就是档案文化”。《中国档案》2011年第12期文章《关于社会转型期我国档案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指出:“档案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智慧的主要载体, 其中包括档案资源文化、档案功能文化 (服务文化) 、档案制度文化、档案理论思想文化等组成部分”。《宜宾日报》2011年11月10日刊登的《挖掘档案文化资源, 深化档案文化建设》一文认为:“档案文化是在档案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基础上, 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吐故纳新’的再挖掘、再创造和再升华, 是在挖掘历史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地方文化的过程中的再丰富、再发展”。这里列出多个看法和认识, 笔者认为他们除了在表述上存在不同, 风格各有特色, 以及更全面概括和重点概括区分以外, 其根本所指趋同, 涵义大体一致, 都包含了档案文化是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记录、管理、使用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有价值信息的现象或行为的意思, 笔者认为这应是档案文化的基本内涵。如果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 把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什么政策制度、什么理论方法、什么道德规范来驾驭约束这一现象或行为都包括进来, 那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和范围所指的档案文化的总和了, 或说这些的总和就是此时期和范围的档案文化。简单地说, 档案文化就是记录文化的文化, 再简单就是记存文化。我们这里有两点可认定, 一点为记录历史的行为和现象不会停止, 而如何规范则是可以改革改变的。第二点档案文化源于社会, 主导于国家和政府, 又为全社会共同遵循。

这里, 笔者还得到启发认为, 一是应把档案文化同档案记载内容所代表或反映的文化区别开, 不然就会不论什么文化都成了档案文化。说档案文化丰富可以, 但档案文化丰富如果包含指档案内容浩瀚丰富就有不妥。区分此文化不是彼文化, 要看他 (它) 的角色作用如何。假如某批档案完整地记录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 那它既不是档案工作者创造的, 也不是档案创造的, 它是另一个群体的人创造的, 是此种文化形成在先, 档案生成在后, 而档案人员只是档案的管理者, 用档案文化概括它, 就反映不出该文化的本来特点。那么, 如何理解档案文化资源 (笔者在2012年2月15日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报告中没见到) 的提法呢, 它或理解为档案文化的资源, 或档案的文化资源, 如果把档案文化资源等同于档案资源或档案信息资源表述就可不用, 尽管档案的生成方式和管理利用方式全过程都需要文化技术, 都离不开文化支撑, 这样做可减少理解上一旦产生的不一致。二是应把档案文化同档案机关文化、机关建设要求区别开来, 如以前常说的在档案部门工作中形成的兢兢业业、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以二、三流工作条件创一流工作业绩的风貌精神, 这虽值得提倡, 但可不统统认为是档案文化的必要组成, 搞档案文化的全之又全, 包罗枝枝节节。当然, 这只是个人学习心得而已, 不定成熟。

中央《决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 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 还要求“文化领域各部门各单位要自觉贯彻中央决定部署, 落实文化改革发展目标任务, 发挥文化建设主力军作用”。由此, 档案部门不论认为是否属于文化领域的部门, 都应该积极主动加入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中来。要弄清档案文化内容、性质和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家庭中的地位、责任与任务, 弄清档案文化与各种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正确对待自身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作用, 增强档案文化自觉自信, 在档案工作服务各种文化建设中传播档案文化, 在传播创新发展档案文化中扩大和加强档案事业, 使档案工作紧紧跟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潮流。

摘要：通过学习可以加深对档案文化的认识, 也才能更好地建设档案文化。此文化不是彼文化, 根本区分在于创造文化的主体的不同。

性文化 篇9

关键词：校园文化,文化容器,文化校园

大学是一个文化组织和文化机构,一种有文化积淀、有传承有创新的教育机构。大学的文化建设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内涵[1]。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大学在组织和形式上具有边界,其文化建设同样具有边界性。不同的大学拥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尤其是其校园文化部分,必然存在本土本地性。狭义上,大学是一个文化的容器,是师生的文化读本。广义上,大学应当是一个文化校园[2],能够把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观念和人文关怀等融入到专业教育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中,帮助学生增加专业知识和生成专业经验,同时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

一、教学活动:回归于校园文化生活

(一)教学活动过于重视知识建构而缺乏意义建构

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育人,而教学活动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活动。虽然校园文化在育人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教学活动与校园文化却处于一种疏离状态。这种疏离,既存在于文本上,也存在于教学实践中。从文本上看,以专业培养计划为代表的系列文本,寄托了专业教育和专业课教学的理想,构成了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线索。但是,这个理想本身有无局限性,以其为指导的教学活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仍然值得思考和怀疑。例如,以工科专业的教育为例,把零星的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当做是人文教育,是否能弥补工程伦理教育的缺失?培养计划是一个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指南,但是它是否能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的指南?带着这些问题,梳理和调适教学活动与校园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弥补培养计划中文化品性的不足,有助于构建一种与现代高等教育理念相一致的校园文化,真正完成现代人才的培育任务。

在当前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教育家夸美纽斯(Comenius)所提出的班级授课制被广泛采用。这种类工业化的组织形式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现行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单元。以普通理工科院校为例,教学活动仍然是以培养计划为指导,以各类课程为主要单元,并辅之以各种课外教学环节以及学生自我组织的各类活动。课程仍旧是学生个体所必须经历的符号化式的教育活动。

从人类发展过程看,思想和智慧要通过符号化的形式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个体。从人的个体发展看,其成长也必须通过符号化的形式,才能与这些思想和智慧对接成功。但是,以班级授课制为代表的教学实践,也显示出一些弊端:教学活动越来越趋于符号的形式方面,过于重视课堂与教材的权威性,过于重视教师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至于抑制和弱化了师生之间的自觉交往和自觉交流,甚至导致学生产生压抑感和受迫感。也就是说,符号化活动中的本来意义,即实现学习者对思想和智慧的发现,反而越来越被忽略掉了。以课堂教学为基本形式的学生学习活动,未能关注到学生的个体性提升,没有成为学生学习生命存在和展开的载体[3]。理论上讲,班级和课堂所提供的应该是一个空间,一个个体与个体活动和交流的空间。实际上,学习者的这个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究其根本,在以课堂教学为代表的教学活动中,过分强调了知识和技术的单向传播,导致了师生交往的自觉性和平等性的缺失。其结果是,教学活动远离了生活世界,教学活动的文化特性在“教”的名义下被侵蚀和瓦解,甚至教学活动不再被视为校园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不再被视为一种文化活动。这是当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教学活动应回归于校园文化生活

与一般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同,教学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文化”是其固有的特性或品质[4]。从社会学角度看,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实质上是人学习生命的存在和展开。这里所说的“人”,包括了教师和学生等教学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对于学生来说,通过教学活动接受教育是其成为社会人的一个阶段。不仅如此,校园对于学生来说还可以比喻成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安全岛,校园生活则可以比喻为接受文化的沐浴。接受教育,是学生个体生活中的一个价值诉求。如前所述,教学活动的本来意义是发掘符号化教学中所蕴涵的思想与智慧,并促使个体学习者与这些思想相遇相通,进而生成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教学活动的过程,是一个个体体验和领悟的动态过程,是一个生活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学活动理应回归于校园文化生活,回归于生活。

教学回归生活并不是否定课堂教学和教师讲授。奥苏伯尔(Au Subel)在关于学校学习的研究中,针对以言语符号为媒介的知识学习提出了有意义学习论。按照这个理论,课堂教学仍然是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形式。只是应该特别注意,课堂应该是学生学习生命展现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单向授受的过程。所以,应时刻关注来自学生生活世界的诉求,在做好传统式授课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内容,创造和使用更多的课堂教学形式,增强课堂教学本身的活力,使之更加符合教学活动的本义,符合教学回归生活的本义[5]。

教学回归生活,需要从观念和制度上作一些引导。师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活动的直接参与人,应主动参与到教学计划和教学制度的制订、实施以及制度革新的过程中,把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反馈到制度建设中。通过制度的引导,师生共同围绕教的自由、学的自由以及交流的自由开展教学活动,赋予教学活动一个生动的色彩,赋予教学活动一种生活的色彩。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则应更多地强调管理的柔性化,增加培养计划的弹性,提倡教学活动形式的多样性,比如,开展合作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等改革,为实现师生自觉交往建立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二、文化容器:校园是师生的文化读本

(一)校园文化的边界性与开放性

教学活动应当回归生活,成为校园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基于此,教学活动的目标应不单指向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的增加,同时还应指向学生的精神成长。唯有如此,校园内所发生的种种形态的活动,包括教学活动,才能真正具备一个共性,即以一种容易被学生接受的方式,把校园本身呈现为一个完备和生动的世界,呈现为一个学生专业知识增长与精神成长同步的场所和容器。之所以说校园是一个容器,还有另一层原因:校园是校园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共同的精神活动家园,校园及校园内的文化活动则是师生共同的文化读本。

校园是一个文化的容器,校园文化存在着边界性。从形式上看,校园与社会之间存在有明显的边界,而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则也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边界。校园文化不能趋同于社会文化,即使不能自立门户,也至少应该是一种经过选择的社会文化。换句话说,大学应当与社会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校园文化应当(也可以)与社会文化保持有距离。

学校不可能孤立于社会而存在。当前,大学规模的扩大,教师和学生群体数量的增加,以及现代社会中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大学提供了与社会频繁接触与贴近距离的可能。例如,有不少的研究者提出了警告性意见:大学有政府化的倾向。能否摆脱这个倾向,能否淡化政府色彩,淡化大学领导者的官员色彩,还取决于校园人,取决于大学自身的传统、学校领导层的传统和领导者自身的精神视野。不可否认,大学领导人的身份之一确实是官员,但作为学校领导者,必然是区别于政府官员的学者,必然是区别于政府官员的教育领导者。再比如说,现代大学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拉近了教师与市场、教师与社会的距离。但无论如何,作为教师身份的持有者,文化延续和文化创新的具体承担者,教师应当与市场和社会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大学是服务于社会的,但又必须与社会保持边界和距离。保持边界和距离的意义在于,只有保持距离,大学才能对社会作出观察、反省乃至批判,才能形成自己完备的规则、标准、气质乃至自己的精神。只有以自己的精神立世,大学才能在宏观上借助于文化活动完成人类社会文化和秩序的传递、教化功能,在微观上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意识,理解和察觉其外部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秩序。因此,校园以及校园文化需要保持自己的边界性,教师和学生需要与外部保持一个自觉的、独立的和审慎的姿态。

校园是一个文化容器,校园文化也存在着开放性。开放是文化的既有属性,一种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自我革新与兼容并蓄。开放之于教师,在于校园内部不同学科、专业的交流和融合。不同学科以及不同专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文化差异。这些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在同一个体系里进行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个体之间、团体之间需要配合、交流和融合。开放之于学生,在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有教育家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实现了优秀年轻人群体的聚合,实现了想象力之间、创造力之间的相互激励和相互作用,并形成了化学反应,使参与者都受益。换句话说,大学内的学习是一种群体性学习。在这个群体性学习中,个体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成长的路径和目标,也模拟着未来走入社会后的岗位状态。同时,不断聚合的一代又一代学生,既接受校园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也以其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活动丰富着校园文化,使得校园文化历久而弥新。

(二)校园是师生共同的文化读本

校园是校园人生活的场所。狭义上看,校园提供了阅读与文化阅读的场所;广义上,校园本身以及校园内的各种活动,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读本,为师生提供了阅读和亲身体验的机会[6]。校园文化之于个体的作用,是一种通过环境和氛围的熏陶作用。校园文化应该强调和重视美育,创造和培植一个美育的环境和氛围,教师在教学中授业传道,做到言传身教,避免狭义的专业教育,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精神熏陶的结合。对于校园文化的作用,曾有一种形象化的描述:浸润[7]。浸润所表达的确切语义,是指参与者生活在一种氛围中,多方位接受着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从社会学角度看,浸润的目的就是把自然人塑造成文明的社会人。浸润的过程,既包括了传统理想人格所涉及的道德、理想、情操和信念等元素,也包括了现代理想人格所涉及的独立、自由、诚信和责任等元素,是一种多元性的文化浸润。

校园文化之于学生,虽然是一种浸润作用,但学生仍然应该是行为的主体。浸润,要通过学生主体行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学生在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的实践中不断进行文化阅读,通过对各种文化活动的判断与选择、旁观和参与,完成自我调节与自我提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人与文化正在校园中形成良性的交流和互动。通过这些互动,大学完成文化的教化功能,也完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三、文化校园: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

(一)大学教育是文化化人

校园是一个文化的容器,不仅如此,校园更应该是一个文化的校园:以教育理念和学习精神为核心,把培养人才的理念、制度、器物和活动容纳于其中。有学者因此提出了文化校园的概念:“我理想中的大学是一个全方位育人的文化校园,是一个学生可以在其中自主学习、自主研究、自由探索、自由读书的大图书馆。”[8]这个概念对如何认识教育的本质作出了一种解释和提示。

教育的本质,是一个人文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文化化人的过程。大学教育,不仅要使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同步形成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所谓文化化人。大学因此负有了文化使命:帮助学生实现精神成长,培养道德健全、具有想象力和具有创造力的人。文化化人,不仅是针对学生,同时也是实现教师自身发展的过程。提倡文化校园和文化化人,始终保持着这样一层含义:大学保障着校园人,包括学生和教师共同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延续。

(二)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

把校园看作文化容器,乃至看作文化校园,也就确定了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那就是:校园人(包括学生和教师)的和谐发展。所谓学生的和谐发展,就是学生生命的充分发展:学习生命得到尊重,在校园生活中领悟生命存在,实现特殊体验,从事自我成长的、有生命意义的知识学习活动。而教师的和谐发展,除了展现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特殊体验,还必须包括对学生学习生命的关怀和爱护。

校园人和谐发展这一目标指向,完全可以反馈到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比如说,教学活动的目标指向可以进一步确立为:教师与学生的交往和交流。教学活动,是交流而不是指挥,是合作而不是冲突。以此为目标指向,则课堂之上师生的交流与讨论,交流讨论中的任何矛盾与冲突,都在这个目标下被调适。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也可反馈到整个校园内的活动中,成为校园文化活动的宗旨,无论这些活动的主客体是教师与学生,还是教师与教师或者学生与学生。

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将视野置于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中,吸收有利于大学发展的元素,展开与其他社会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对其他社会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选择吸收、学习借鉴。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大学的建设同步,也受到多种要素的制约,包括自身历史、所处地域、领导层视野、师资和生源等。但是,即便受到重重限制,大学必须保持住自身的发展理想和价值取向。例如,在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保持有一定精英意识,在外部环境的市场化进程中保持学术品格,在推进校园硬件建设的进程中同步推进软件建设[9]。惟其如此,校园人才能立足当前、立足本地和面向未来,不分教师与学生,不分工作与求学,在未知世界面前保持一个学习的姿态,一个行进的姿态。

参考文献

[1]李延保,朱孔军,屈琼斐.大学文化建设是建设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内涵[J].高教探索,2007,(5).

[2]王宏宇.文化校园:一种新的校园文化观[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3]靳玉乐,黄黎明.教学回归生活的文化哲学探讨[J].教育研究,2007,(12).

[4]陈秀兰.走向师生自觉交往中的建构[J].高等教育研究,2007,(4).

[5]母小勇,靳艳芬,刘红.高等学校课程:回归和完善生命[J].教师教育研究,2007,(5).

[6]封钰.高校校园景观建设的文化内涵和原则[J].江苏高教,2008,(6).

[7]蔡峋.文化浸润与学生素质提升[J].中国教育学刊,2007,(6).

[8]衣俊卿.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凸显大学的文化功能[J].中国高等教育,2007,(2).

阿Q形象匪性文化人格分析 篇10

一、一无所有的游民身份是匪性文化人格生发的土壤

匪产生的社会根源引用吴思先生《血酬定律》中的说法是:饥民无法进行生产性劳动来获取生存资源, 只好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 沦为盗贼。饥民往往来自社会最下层群体游民之中, 游民主要是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 其重点在于“游”, 他们无生产资料, 无固定住处, 无正当稳定职业, 迫于生计, 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主, 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阿Q非常符合游民身份, 且是最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游民类型。在小说中, 阿Q无父无母, 无兄无弟, 无家可归, 无牵无挂, 连姓氏也被赵太爷给的一个嘴巴给剥夺了。这些意味着阿Q被排斥在当时社会秩序之外, 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游民。向吴妈求爱是阿Q进入社会正常秩序的一种胆怯尝试, 求爱失败导致当地人不再雇佣阿Q做短工, 使得阿Q失去谋生手段, 不得不远走他乡, 进城干起非法盗窃勾当。阿Q卑弱性格, 使他顶多成为偷盗集团望风的末流角色, 就是这一偷盗末流角色, 恰恰成为阿Q匪性文化人格的外在物化结果。

二、具备匪性文化人格特征:暴力、残忍、流氓性

土匪强盗是以非法暴力来重新分配社会资源, 以图自救的。暴力是匪性人格实现的基础, 也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游民边缘化的不受尊重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其对暴力的迷恋情结。当阿Q忽然将手一扬, 唱道:“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时, 他尝到了被人尊重的快感, 虽然这一快感来自暴力的行为艺术表达, 效果却是连赵太爷见到时, 也迎面喊“老Q”, 且是“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这种对于暴力的认同, 使得阿Q更加迷恋暴力, 进而“革命”。其“革命”幻想是残酷的。权力层面上的幻想:想杀谁就杀谁。“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王胡本来还可以留, , 但也不要了”。物欲层面上的幻想:想要什么是什么。“元宝、洋钱、洋纱衫, 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自己是不动手的了, 叫小D来搬, 搬得不快打嘴巴”。对待女性层面上的幻想:喜欢谁就是谁。“赵司晨的妹子真丑, 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吴妈……可惜脚太大”。

野蛮的“抢杀、掠夺”是阿Q“革命”成功后最主要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阿Q匪性人格十足的表现, 只毁灭和占有, 没有任何建设性思想, 按照阿Q逻辑就是“抢杀、掠夺”完本村, 就会接着“抢杀、掠夺”下一村。不是建立政权的“土皇帝”, 而是游走江湖的土匪。阿Q的“革命”幻想, 虽然说是阿Q的精神安慰和仇恨宣泄方式, 却很深刻地反映了阿Q极度轻视生命的残酷匪性心理。

匪性人格与流氓人格具有很多相似性。土匪与流氓之间也是互相转化, 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区分。只不过就精神气质而言, 流氓人格具有更彻底的人性堕落面, 被认为是“游民阶层中的腐败分子”。流氓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特操”。往往表现为无知、无赖、无耻。阿Q的无耻, 主要表现在了他的那句“打虫豸, 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之后, 他马上又成了一个没事的人一样, 没有丝毫的羞耻感。阿Q的无赖, 是通过调戏小尼姑的描写来表现的, 他对小尼姑的轻薄借口是“和尚动得, 我动不得?”, 充分露出阿Q的无赖嘴脸。他向吴妈要求“困觉”的描写, 更是加深了他的无耻、无赖、无知的形象描写。

三、匪性文化人格形成源于最低层人的深仇大恨

暴力和仇恨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仇恨产生暴力, 暴力发泄仇恨。土匪往往用暴力表达着对命运不公的仇恨, 对生活动荡、生存难以保障的恐惧, 对引起他们生活困苦和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的愤怒。在小说中, 仇恨多是源于恐惧和阿Q内心的虚弱。对于阿Q来说, 造反本是他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看到造反能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这样怕, 他未免有些“神往”了, 而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神情, 也使他更“快意”。这神往和快意都是仇恨纠结于心而又不敢发泄的体现。在常态下, 阿Q精神胜利法很好的软化仇恨意识, 削弱暴力倾向, 但治标不治本, 仇恨终将还是仇恨, 反抗意思只是消弱, 不是消失, 只是隐含于内心世界, 而非全然没有反抗的意识, 一旦发现仇恨出口, 复仇的力量将变得异常激烈和强大。精神胜利法使他的忍受能力特别强, 使他能不断地忍受痛苦, 积蓄力量, 等到忍无可忍时, 往往爆发出超强的非理性力量, 极具破坏性和杀伤力, 此类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极端专制统治下, 顺民变暴民是常有之事。

四、结束语

阿Q的匪性文化人格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底层人的反抗意识潜在状态, 这股力量是朦胧的, 还局限于借助戏剧经验和匪盗求生策略。鲁迅深刻地通过塑造阿Q匪性文化人格, 暗含的道出“变革力量在民间”, 这股隐含民众内心的匪性文化人格力量是强大的、有普遍意义的, 关键是启蒙、引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