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迁

政治变迁（精选十篇）

政治变迁 篇1

一、地缘政治的发端——人、境关系的探索

在人们长期探索自然世界并改变世界的认知活动中,环境决定论是其中最持久,最享有主要地位的一种思想古希腊希罗多德“他被推许为一个极古老的思想的首创者,即所有历史都应该用地理观点来研究。柏拉图推崇的是海洋决定论,而与他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气候决定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处在不同温度带的居民性情和气候相关各有不同。埃拉托塞尼“首次使用‘地理学’这一名词来替换以前所使用的三个术语地志、海志和陆志”。1托勒密的研究方法使古代地理学的数学达到顶峰,但他的著作仅仅是在于自然地理学。他的成果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结束。随后古代地理学经由阿拉伯学者之间不断流转和发展。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分析了人的自然环境及其影响,得出了人的特征和他的文化与生活习惯有关,而不是和环境有关的结论。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使欧洲出现了大批的探险爱好者,他们对地理环境和人类行为之间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孟德斯鸠作为自然神论者他强调地理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对民族的性格、道德等形成具有的影响作用。2黑格尔也极为重视“历史的地理基础”的研究。1859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经发表便得到了不同学者的解读,掀起了一场认识思潮。

二、传统地缘政治理论

从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开始把地理和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相结合,为战略决策服务起到1899年瑞士政治学家契伦首创“地缘政治”概念以来,地缘政治理论和观点基本与大国之间此起彼伏的权力争夺密切相关。在此后拉策尔、马汉、契论、麦金德、豪斯霍弗、斯皮克曼等人把早期地缘政治放置到国家制定战略的主导地位,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仍是冷战时期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国制定战略的不竭的理论源泉。

1、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

拉策尔引进达尔文的生物学规律用来对比反复出现的国家成长模式,得出国家作为有机现象有其自身领土增长和发展的原则即“国家空间增长规律”。拉策尔同时认为,地缘政治主要是研究人口数量、领土面积大小、自然资源、生态状况与人这一主观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国家有机体”说,被人誉为“政治地理学之父”。与生物进化过程中所遵循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相同,国家想要不断的发展壮大就必须首先在领土面积上寻求最大限度的增长;斗争是国家生活的根本特征。缺乏空间意识是国家衰败的决定性原因,政治领域的斗争史才是国家演变的历史。契伦他极为赞同拉策尔的理论并在他的成果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他认为国家成长模式和个人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生命周期及其相似,地理空间是国家合法存在的更好形式。

2、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

麦金德受邀在1904年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布了《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一著名演说。并第一次提出“心脏地带说”,即把地理思想应用在政治之中。并首次从全球范围来思考世界地缘政治的构想。他的对地缘政治的基本主张是,纵观世界的历史可以归纳为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对抗,而且二者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固定均势。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欧亚大陆具有最强的陆地实力,欧亚大陆三面环水,北方是不合适居住的冰原地带,从面积上来看欧亚大陆还是陆地上最大的陆块。现实政治世界中的海上强权和陆上强权之间的对抗与历史上的海陆对抗大抵相同。俄罗斯是处在最具有强大陆权的枢纽地带,“欧亚大陆上最广大的、船舶无法到达,今天这片土地却将被铁路布满,这显然是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如若处在这般枢纽地带的国家想要扩张领土和掠夺资源,其方向必定是边缘地带,建立世界帝国的可能是很大的。所以,麦金德认为利用法国、埃及、朝鲜和印度等桥头堡的作用,来制衡俄罗斯防止其利用海上资源建立舰队。3麦金德通过对政治力量在世界上的分布,得出“世界岛”和两个“心脏地带”的结论。

3、马汉的“海权论”

1890年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发表以“制海权”为中心理论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引起了地缘政治学界对“海权论”的激烈讨论。马汉认为,想要成为世界性强权国家首先要获得制海权。通过对1660年至1782年欧洲海洋强国之间的战争等历史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国家是否繁荣与国家的决策机智密切相关,不可忽略的是一国所处的自然环境要比人文因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中自然环境包括两方面要素:自身地理位置和国土所拥有的海岸条件。人文因素有国家对海上经贸流通的态度和政府的政策。

马汉的海权论旨在美国应该发展成世界海洋强国,他通过对英国称霸海洋的成功历史来强调积极发展海上力量,争夺海洋控制权的重要性。美国处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洋中间,拥有发展海权的绝对优势,发展海权可以是美国制定全球战略的基本理论支撑。海上力量的发展将西欧国家的政治权力延伸到了欧洲大陆最遥远的海岸。整个时代的政治形势的根本原因就是,海上运输业的发展成为海外帝国从事海上活动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基础。历史上的陆上强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曾以统治毗邻地块为基础不断扩大疆域增强实力。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海上活动更为频繁,海洋成为交通主要道,由此衍生了很多面积广大实力雄厚的新组织。

4、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首先对地缘政治学做出了如下解释:他认为地缘政治学就是研究制定国家安全策略的地理因素基础,他同时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可能拥有保障和平的能力,而武力手段是确保世界和平的必要手段。斯皮克曼看到40年代军事技术能力开始跨入新的发展时代的时候,是马汉、拉策尔所没想到的。斯皮克曼继承麦金德的思想,理解了美国霸权战略之后,修改了“大陆心脏说”,继而提出的“边缘地带论”。斯皮克曼解释到辽阔广袤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为美国提供了防止欧洲和亚洲侵略的天然屏障。他对欧亚大陆的形势同样也作了分析,并对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提出质疑,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学说,即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较所谓的心脏地带更为重要。斯皮克曼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想要掌握世界的命运,就必须控制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首先要控制区域的边缘。”4美国制定的对外战略深刻受着斯皮克曼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

三、新地缘政治理论

比较于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局限于空间和领土、“强国”和“霸权”,布热津斯基、约翰·米尔斯海默等现代地缘政治学家,沿袭了以地理空间为基础,侧重于区域或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影响,以及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价值、全球安全、自身发展需求等更深层次的探究。这些学者的研究显现了新时期人们对于地缘政治的新思考,因此被称为新地缘政治理论。

新地缘政治学家们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地缘政治研究与全球热点问题相结合。布热津斯基目的主要在于为美国提供一种新型霸权的战略指向,提出要在法、德、俄、中、印五个地缘战略棋手和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五个地缘支轴国家之间进行战略博弈,其中他着重强调了欧亚大陆的作用。5“美国首先应该认识到地理因素仍然是影响国际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而其中欧亚大陆是与美国相关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所幸的是欧亚大陆地域辽阔,很难在政治上形成一个整体。”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若想在世界成为新的主宰需要在欧亚大陆中运用地缘战略力量,不断结交有价值的盟友,巧妙的施展外交手段。

美国学者阿格纽和奥特瓦塞尔于1992年发表的《地缘政治与话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实践性理性》一文,此文标志着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开始。批判地缘政治学主要是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进行反思,批判学者注重对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不在简单的把地缘政治局限于物质领土、空间地域状况和世界政治地图上,强调必须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价值取向、伦理判断等。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多元的并非是单一的、独立的,地缘政治学是整合了各分散表述之后的集中表达。批判的地缘政治与传统国家领导人单独决策不同,它拒绝使用国家治理意识上的地缘政治看法,但它可以被添加和扩大,这样看来批判地缘政治可以说是具有很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的一种表象。

后现代主义批判地缘政治主要关注如何把地缘政治理论转化到社会实践之中。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角来解读的地缘政治理论是一种社会建构和别样的“话语结果”。地缘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自然因素更多的表达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国家政治以及社会再生产等。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和方法是将现代主义视角和方法进行批判和颠覆,后现代主义是从批判现代主义上构建形成的。

在安格纽、奥特瓦塞尔、多兹、奥特金森等人的不断研究拓展之下,批判地缘政治得到了西方政治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批判学者的研究都是在理解了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奥特瓦塞尔作为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认为地缘政治学“不是可以包含一切的、脱离的出来单独的个体”,它“是一个极不确定的,非常模糊的概念,并且没有内在的实际含义”,“地缘政治学如若属于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会具有一般规律的普遍性和复杂性、多样性,这种一般规律是传统可视的又是后现代发散的。”他还说:“地缘政治并不是从单独的国家、地区、组织机构或团体利益出发而是一种超越特定的视角。

地缘政治理论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发展,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在地理领域里,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强调以一国领土和地域为出发点,以获得或扩大国家权力为核心。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新的地缘政治理论可以说是从多维角度关注了地缘与人的关系,范围从国家个体转移到全球范围,从传统的为国家政策制定服务转为寻求公共利益和现实形式上的共赢。使地缘政治变为多维地缘政治结构,并对地缘空间的进行重新建构,使地缘政治理论可以更融入实际国际格局的需要,并能根据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做出正确的分析。

摘要：纵观地缘政治发展历程,地缘政治的关注点从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权力在空间的争夺等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逐渐转向领土边界与领土空间、全球化问题与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区热点问题、生态价值、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国际关系学界也掀起了后现代主义浪潮,由此如批判地缘政治学等新的地缘政治应运而生,新地缘政治理论在强调地理重要性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传统地缘政治的反思、批判并为地缘政治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关键词：地缘政治学,传统理论,新理论

参考文献

[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

[2]沈伟烈.地缘政治学概论[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

[3]【英】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M].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

[4]许勤华.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01)

[5]孙相东.地缘政治学: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视角[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01)

[6]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J].国际观察.2010(04)

制度变迁与西汉中期政治 篇2

考察西汉武帝前诸代君主虽有高后问高祖宰相代继事⑤，然皆无托孤、设辅臣事，其原因虽有汉初开国功臣巨大的影响力方面的原因，却也可以察知当时宰相制的稳固地位以及相权的相对独立性与完全性，即便帝幼，宰相虽非辅臣却可以是事实上的辅臣。逮至武帝末，综上文所述，宰相权力的过度削弱，使得宰相丧失事实上君主传继过程中原有的作用；而内朝所具有的特性也使得内朝不可能成为一个年幼皇帝用以加强专制统治的机构。是以设置辅臣成为武帝不得不做的选择。

通过武帝时期创置内朝、裁抑相权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将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权较为完整地收归皇帝手中，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正如上文所述，这样一个政权组织模式对领导者、也就是皇帝执政能力的依赖性较高，其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效率。同时由于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武帝在选择辅臣过程中，不仅要求选定者不能成为刘氏皇权的威胁，而且要求选定者具有较高的行政能力并较好地理解武帝末政治转折的必要性。因于这些要求，具有先天优势的外戚也就成为备选人员中的重要部分，当然武帝身边参与决策的内朝官员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武帝托孤所设辅政大臣中，霍光、上官桀为外戚，金日磾、桑弘羊也都是随奉武帝多年的亲近臣子。其中霍光为人皆“沉静详审”、“资性端正”，行事“小心谨慎”。金日磾更是“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桑弘羊则是在武帝身边数十年，且颇有治绩，自然也是武帝信重之人。然而四人中，金日磾早卒，上官桀、桑弘羊以谋反诛，四辅去其三余霍氏独大，且霍氏以外戚之贵重，以辅弼之尊崇，以功业之隆盛建立起巨大的政治威望，加以昭帝年幼，由是形成以霍氏家族为主的外戚专权。随着霍光专权日久，形成“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⑥的态势，并严重威胁皇权、渐有不受控制的倾向，而终以族灭告终。

自武帝多有创制以来，西汉中期的外戚专权应该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到昭宣时期的特殊情况，即昭帝继位时不过八岁，在位十三年，且未曾亲政，昭帝皇后又是霍光外孙女，内外皆为霍氏控制，昭帝即便想削其权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霍氏家族的消亡，则不仅仅是因为霍光子孙们的愚蠢不肖，宣帝的政治才干及谨慎周密、外宽内忌的性格也有极大的关系。

关于霍氏家族的悲剧，前人多有论述，故不多谈。

从武帝末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上看，内朝设立后，整个机构的权力上行，汉初君臣间的均势被打破，以宰相为首的外朝权力下降，形成皇帝统领内朝，进而实现以内统外，君主的绝对权力得以强化，臣

子绝对权力进一步削弱，最后形成君强臣弱格局。武帝崩后，昭帝继位时权力格局则是两弱，整个朝廷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中外隔绝状态，出现权力真空。当其时，霍氏以主要辅政大臣的身份填补了这一漏洞，并凭借十余年的经营，形成昭宣时期的外戚政治也成为宣帝以后的外戚实现专权的范例。

三

如果把武、昭、宣三朝政治衔接起来看，我们可以把自武帝设内朝裁抑相权利用外戚加强皇权始，到昭帝及宣帝初期的外戚专权，再到宣帝时霍氏族灭、皇室恢复对外戚势力的掌控看作西汉中期政治的一个循环机制，并将宰相制、内朝、辅臣制以及以外戚为大司马大将军，总领百官内干枢机、外控军权四者联系起来研究的话，再加上传统伦理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汉中期政治中，皇帝通过裁抑相权、并运用外戚力量来加强皇权的活动，但是由于缺乏在制度上对外戚权力的有效控制，并随着国势日衰，使得外戚与外戚政治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颗毒瘤，导致西汉末的刘氏失国，其毒害甚至绵延到东汉末年。

总之，虽然内朝的创置在中国古代官制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也使得中国古代政治在专制性的强化上越陷越深。同时，与之伴生的外戚政治以及宦官政治在两千余年的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较丑陋的角色。西汉中期政治正是在完全抛弃三代共和政治，向中央集权专制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它不仅对西汉当时的政治活动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也对以后各王朝制度与政治态势变更产生巨大作用。

注释：《西汉会要•职官一》/《史记•陈丞相世家》/罗义俊：《论汉武帝时代内朝的创置与健全》，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后汉书•百官志一》/《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汉书•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史学月刊》，.5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徐天麟.西汉会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秦学颀：汉代官制与外戚政治[J].南都学坛，1992第12卷第3期

[6]刘曙光：论汉武帝托孤[J].天津师大学报，1993.3

[7]冯佳：西汉外戚与西汉政治[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4

[8]李清川，熊啸：汉武帝朝丞相群体研究[J].法制与社会，.09（下）

[9]王鸣春：汉武帝时期丞相频更因由之分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6

政治成熟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变迁 篇3

关键词:政治成熟观;当代中国政治变迁;中国政治发展之路

收稿日期:2009-12-10

作者简介:刘丽华(1978-),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政治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一、何谓政治成熟

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成熟”是领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阶级,不但有能力把握本民族的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利”利益,而且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它考虑之上,也就是能把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普遍利益放在某一个阶级本身的利益之上,从而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1]只有当“政治成熟”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国民才能通过政治参与形成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的高度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向心力,进而形成一个现代“政治民族”。与“政治成熟”的发达民族相比,“政治不成熟”的落后民族,即“非政治民族”,往往通过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为代价去片面地去追求“外在强盛”,为了求得社会一时的“超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2]

结合韦伯关于政治成熟的定义,我们认为衡量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可以从以下来考虑:社会生态的成熟——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政治实体的成熟——利益集团的活跃,广泛的大众参与和适度的政治冷漠;政治制度的成熟——政治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有效的政府;政治思想的成熟——普遍平等的政治精神和态度,公共理性的凸显,意识形态的淡化。

从外部来讲,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经济、文化、社会、国际环境等因素与政治的不可分性,使得它们成为与政治发展和政治成熟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社会自身的不断发展,改造着政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不断地为逐步解决或缓和这些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也是逐渐推进政治走向成熟的社会生态背景。

从内部来看,所谓的政治实体主要是指在政治中的主体要素,是权力的载体,包含两个层次,一层是公民,另一层是政党,政治性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等。政治实体加上政治制度(包括行政制度,政党制度等)构成了政治体系的主干部分,此二者的成熟对政治的成熟发展产生主导性作用。政治思想更是政治成熟的重要部分,也是促使诸如政治实体和政治制度走向成熟的基础性要素。要强调地是,这些衡量标准不可能也不必同时达到。但是,只要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是在这些衡量标准的指导和框定的道路上前进和发展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政治成熟。[3]

二、中国视角的政治成熟

一个国家走向政治成熟的宗旨可以理解为是自主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如果中国政治发展到可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且是寻着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这样的路径前进的,我们就认为中国政治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

较之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任务更为迫切和繁重,对本国政治走向成熟的探索也会更加曲折和艰难。很显然,当下中国要达到政治成熟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比如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中国的民主和法治才处于起步阶段;民众政治参与度较低;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中国政府还有待提高效率和效能;中国还存在着公共理性和公共意识的缺失等等。这些都要求中国要积极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发展之路。

中国政治发展之路应该是在现行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对作为制度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体制以及体制内权力结构进行逐渐的、适度的调整的过程。中国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的容纳量和承受度”、“政治体制自身的调整和完善的能力程度”以及“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的三个基本变量。[4]

中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容纳量可以从中国宪政体制的规范中找到主要的制度性依据,人大制度和党的领导体制都是中国政治制度规范性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较强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中国共产党积极带动的可管理的政治改革都为中国共产党保持持续稳定的地位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党内部的改革成为中国政治成熟最为关键和最重要的起点,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成熟的执政党来执政。

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来包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产生的政治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吸纳非党内政治力量方面仍然有很大的余地。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反映民意、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方面仍然有很多的发展的空间。十六大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化进程上的努力。农村中先行一步的村民自治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更是充分证明了政治体制自身较好的调整能力。“依法治国”以及第四次修宪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建立制度合法性的决心和治理国家方式上的灵活性。

我们需要走一条怎样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之路。萧功秦认为,中国已经从“全能体制走向了后全能体制”,[5]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均发生了变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化和都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决策日益重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尽管这些程序和形式还不完善;政府的职能在转变,国家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和控制的能力弱化等等。

三、政治成熟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政治变迁

市场经济培育出的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都是走向政治成熟的必要条件,这也是促成政治成熟的必要条件。然而走向政治成熟时,我们需要适当约束日益活跃的利益集团,必须警惕的是以垄断排他性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软政权”的衍生。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它体现了中央立法机关保护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意愿及努力。[6]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将制约官僚利益集团。[7]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更长远来看,政治成熟需要政府一方面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

广泛的公民参与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而当前,中国的现状“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于是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原则上我们需要保证让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具有有效的机会来参与政治过程,一是充分发展政党、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社会中介组织,它们使分散的、潜在的公民意愿转化为明确的政策要求;二是政府主动通过民意测验,社会对话等一系列手段和方法,调查了解民意,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及时跟踪;三是提高政府决策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8]

村民自治是中国在通往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特殊的一步。村民自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长点”,[9]使中国的国家民主化有了一个开端,它确实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成熟。

有效的政府对于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10]同时对于走向政治成熟也是必须具备的。着眼于多维度的效率标准,持续地进行政府的治道变革,建设现代政府的制度平台,在长期意义上能有效提高制度效率,势将有利于中国走向政治成熟。

培育成熟的政治文化是走向政治成熟关键。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的变化其实不大。从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重建才刚刚开始,循着现代化取向的家庭生活、学校教育、媒体引导及制度训练的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1]

总之,中国共产党要找准自己的历史方位,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把握科学的发展规律,选择合适的方法路径,改革现行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M].上海:三联书店,1997.

[2]李小科.现代性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EB/OL].中国政治学网.

[3]唐桦.“政治成熟”与中国的政治成熟之路[J].东南学术,2004 ,(6).

[4]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J].战略与管理,2000,(5).

[5]萧功秦.中国转型期的体制和政治改革[N].大公报,2001-03.

[6]新华网[EB/OL].2003-07-21.

[7]新华网[EB/OL].2003-08-27.

[8]徐智忠.当前中国政治走向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J].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1).

[9]朱光磊、程同顺.在更大的背景下认识村民自治[J].中国书评,1998-05.

[10]毛寿龙.有效政府的基本逻辑[EB/OL].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网站,2000.

[11]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政治变迁 篇4

关键词：全国人大,制度变迁,政治体制改革

一、导言

欧博文(Kevin J.O’Brie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lann P.Bedford)亚洲研究讲席教授、政治学教授,于2005—2008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大制度研究,其代表作《没有自由化的改革———全国人大与制度变迁的政治》(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于1990年出版,是研究全国人大的经典文献与扛鼎之作。此书打破了以往西方学界研究中国人大制度的窠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对1954———1989年全国人大的历次大会情况、组织结构、履职活动等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蜚声遐迩。

欧博文此著以中国政治发展为研究背景,把全国人大视为“观测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关系的窗口”[1],尤其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气候晴雨表”[1]的全国人大制度变迁所反映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因此,欧博文的研究目的是透过全国人大制度的改革与变迁来观测、展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阐明了作者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第二和第三部分在结构上平行,分别对毛泽东时代(1954———1976)和邓小平时代(1978———1989)全国人大的历次大会情况、组织结构变化、履职活动进行了研究论述。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欧博文的研究成果对于观测、展望与评判全国人大制度变迁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仍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

多年来,研究中国人大的学者都十分注重对此书的参考与引用[2],何俊志教授将其归纳为以民主化模式来研究中国人大的经典著作[3],足见其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影响力。不过,以往对欧博文此著的介绍都较为简略、不够深入全面,本文则试图对其研究方法、论证逻辑、研究结论进行全面阐释,并作出简要评价。

二、民主化研究视角与综合性研究方法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欧博文采用民主化研究视角研究全国人大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越了以往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片面性;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欧博文采用了综合性研究方法,这给同时期人大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以有益借鉴。

改革开放为欧博文的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与新的研究视角。1979年,全国人大为适应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全国人大进行了重大的制度改革。欧博文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改革进程,采用了全新的民主化视角进行研究。而以往的多数西方学者往往用西方的政体思维分析别国的政治,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关注政权形式[4],还常用“威权主义”的标签来评判中国体制[5]。当时很少有西方学者关注到全国人大制度正在进行的改革,认为凡是与西方民主有差异的,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国的人大制度不过是一党执政下的“橡皮图章”,因而“仅仅把全国人大制度改革视为影响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一小部分”[1],忽略了全国人大制度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未能考察全国人大制度改革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同时,当时以全国人大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者不多,研究成果少,其中大多倾向于关注中国宪法变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特定事件的解读、把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当作局部变化作孤立的考察[1]。

与此不同,欧博文的研究采用了民主化视角,即主要从民主化的角度来考察全国人大制度变迁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体现出的民主意蕴[6]。具体而言,他把对全国人大制度变迁的研究置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加以客观和理性的考察,观察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对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而能够历史地、全面地分析研究全国人大在毛邓时代不同阶段的特点,并通过这些特点的变化,来观测、展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进程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欧博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和创新性,以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为后来者研究全国人大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期的中国学者最关注的是具体的人大制度的完善对于加快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现实意义,因而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实践性,但是缺乏理论指导和创新的研究方法。

欧博文则综合了运用历史研究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既清晰梳理了全国人大的历史,又建构了适用的理论,以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目的。用这种方法研究全国人大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优点,且适合做时间跨度较长的研究,可以考察全国人大的改革与变迁、特定时期的特定功能、以及历史是怎样影响现在与未来的[1],从而把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

三、全国人大制度变迁

欧博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制度变迁的研究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和方向。他认为,全国人大制度确立后,中国政治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开明开放、政治运动中的党政一元化领导、改革开放后增强理性与包容的跌宕起伏的历程,全国人大制度的发展及作用受中国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他将全国人大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全国人大制度确立至反右运动前、反右运动开始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至1989年三个阶段来研究。笔者现遵循欧博文的研究思路和论证逻辑,对全国人大的历次大会情况、组织结构变化、履职活动进行梳理、归纳,并分别进行阐述。

(一)1954年———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情况

笫一,反右运动前,执政党主张全国人大应加强国家法制建设,并监督国家政治生活,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愿景与改革规划。在全国人代会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上,会风民主,代表们的思想和言论较为自由,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情,对国是敢于建言建策,对政府工作敢于提出建议与批评。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建设的意愿强烈。全国人大呈现出健康良好、欣欣向荣的政治局面。

第二,反右运动至“文革”期间,政治高压、威权主义盛行,全国人大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受到削弱、法制建设和民主监督停滞、共商国是和参政议政的功能弱化,全国人大在选举、立法、监督等方面都难以发挥作用。作者总结道,“由于党政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较为混乱,干涉和阻碍了人大的发展”[1],由此,人大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信用,人民不再对人大感兴趣并称其为“橡皮图章”[1]。

第三,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适应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执政党继承和发展了开明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能够在自由包容的民主政治氛围中,围绕改革开放中存在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共谋改革开放发展大局,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职能能够正常履行。

(二)全国人大组织结构变迁

欧博文认为毛时代的全国人大组织结构存在四个主要问题。一是代表的质量问题。执政党对谁当选人大代表起决定性作用,在间接的、非竞争性的选举中产生了荣誉型和官员型两种代表类型,这两类代表都缺乏议政的能力和动力[1]。二是代表大会规模过大问题。1964年人大代表骤增到三千余人,欧博文认为“代表人数过多意味着有利于执政党控制会议,人大代表参加会议时听会多而参政议政少,会议的活跃性减少,大会发言销声匿迹”[1]。三是会议制度与程序问题。50年代初期,人大的会期较为简短而固定,反右运动后则陷入无规律状况,甚至存在延迟大会召开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同时,投票的一致性惊人,代表们鲜于用投反对票的形式表达不同意见。四是人大工作机构问题。人大制度确立初期,辅助性的工作机构很不健全,而人代会召开周期长、会期短,又受政治运动影响使人大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干扰,导致会议效率和质量不高。

全国人大存在的上述问题,成为邓时代执政党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了从制度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全国人大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做了以下工作。第一,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立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进行差额选举,以提升人大代表的质量和代表的广泛性。第二,虽然为体现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的广泛性,全国人代会会议维持了自1964年以来的较大规模,但在改革开放和人大制度改革的背景中,代表们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了,人大代表除勇于表达意见建议外,也更重视投反对票的权利。同时,代表们也开始行使质询、询问、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1]。第三,完善了会议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的会期固定化,开会期间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面对国内外媒体。第四,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和充实专职人员,增设了专门委员会等工作机构。总之,全国人大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改革和完善了人大组织结构,使全国人大的政治地位与改革开放背景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欧博文认为“全国人大组织结构的改革表明中国政治向着理性化的方向推进了,党政关系和党的权力得以重塑[1]。

(三)全国人大履职活动变迁

欧博文梳理研究了毛邓时代全国人大的立法、监督、代表、政权支持这四大履职活动的变迁,认为在毛时代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全国人大四项基本履职活动受到削弱,而邓时代全国人大的改革发展恰好平行地对应于中国政治的改革发展,这一时期全国人大的履职活动表明它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具有全新的重要地位。

在立法方面,毛时代的全国人大没有积极地修改或否决法律草案。在这个时期,“权力是统一的且立法与行政是融合的,代表们受到的是权力的影响而非行使权力。[1]”而在1979-1989邓时代的十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非常活跃,这与执政党领导层强调法制密不可分。“人大在立法方面的活跃有助于它成为代表着包容性和理性化的机构”[1]。

在监督方面,毛时代的人大并没有对国家行政机关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活动。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监督形式不能充分利用,包括审查工作报告、代表的质问、视察等等。其重要原因是“党对人大的干预与党的集权”[1]。八十年代,人大监督开始发展起来,监督主体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代表个人,较为常见的监督形式有两种:一是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代表可以批评行政官员,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代表视察地方政府和企业[1]。欧博文认为,这三种监督方式都有缺陷,全国人大的监督活动区别于西方国家议会民主的主要原因是“监督的制度化体系薄弱,并且依赖于较为强势的委员长”[1]。

在代表方面,根据西方学者所主张的代表应具备在政策、分配、服务方面的回应性,毛时代的全国人大代表未表现出代表性的特点。特别是反右运动之后,人大代表们受到与执政党“保持一致性”的政治压力,很少发表言论和回应选民的诉求。欧博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间接选举、代表的资源匮乏、过于强调描述性代表[7]而导致的代表与选民的疏离[1]。八十年代的代表也并不符合西方的经典代表观,欧博文把原因归结为人大代表的选举体系民主程度不够,具体而言就是间接选举的受控制性、强调候选人的配额、竞争程度低。此外,意识形态上过于强调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也使得人民难以具体地通过人大代表来表达自身利益[1]。虽然人大代表当中也有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并捍卫人民利益的鲜例,但他们势单力薄,并没有权威和足够的资源去解决选民们的具体问题[1]。作者期望通过执政党的引导来促进人们发掘并表达自身利益,以增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在政权支持方面,全国人大主要通过合法化、整合、动员的活动服务于执政党团结并领导人民的需要。反右前,全国人大在巩固统一战线方面有较大成效,但在反右运动后直到“文革”结束,全国人大只是支持执政党所主张的政策,在整合民众利益方面少有作为[1]。邓时代全国人大的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已经开始给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更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更为广泛,这表明执政党在政治方面更具有包容性,并要重建全国人大支持政权的能力与权威[1]。

全国人大的立法、监督、代表、政权支持这四方面的履职活动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履职活动的实现需要执政党与全国人大之间进行权力平衡与调适,这种平衡与调适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在国家治理中行使权力的理性化和对人民利益诉求的包容性。执政党与全国人大平衡与调适权力,并不意味着就对现有的政党制度提出了挑战。全国人大的工作在整体上仍然服务于中国的政党制度。

四、研究结论:非自由化、理性化、具包容性的改革

欧博文通过全国人大制度变迁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方向,最终,他用非自由化、理性化、包容性三大指标得出了研究结论:全国人大制度和中国政治体制进行的是没有自由化的改革,而理性化与包容性与日俱增。

综合全书内容,非自由化是指用中国没有依照西方议会民主的标准对全国人大的会议形式、组织结构、履职活动进行变革。理性化是指全国人大加强立法与监督职能,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包容性是针对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即在全国人大中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作民意代表,扩大统一战线、反映多元利益诉求。

以毛时代的全国人大为参照,欧博文着重分析了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后历届大会召开、组织结构改革、职能履行的情况,认为全国人大并没有发展为西方议会式的民主即没有走向自由化,但可以用理性化与包容性来评价。理性化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强化了立法与监督职能,这为规范政治权力、加快中国法制进程作出很大贡献;全国人大代表议政能力的增强和全国人大工作机构的健全使得全国人大在决策与建言方面更具影响力。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代表涵盖了社会各界人士,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并汇集各方民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由于全国人大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共对党和国家、党和社会、党和人大关系的主动调适,因而通过把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归纳为非自由化、理性化、包容性三大特点,欧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未来可能的前景———非自由化的,兼具理性化与包容性。这就是全书的研究结论:中共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全国人大制度改革,都不会照搬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要结合本国国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是理性化和具包容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中国民主的未来。因此,欧博文在全书的结尾表达了他对中国民主的展望:“中国执政党能否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取决于中国改革的深入程度、执政党政策的稳定程度、以及全国人大所扮演的角色”[1]。

其实正如欧博文所言,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包括全国人大制度改革,都不会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走西方自由化的道路。而是要结合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文化多元、民族众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国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具有理性和包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因此,欧博文提出的非自由化、理性化、包容性对于继续观测与评判全国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具有重要意义。

五、借鉴与思考

欧博文对全国人大制度变迁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创新性和学术影响力,尤为值得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借鉴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抛却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尊重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的态度开展中国人大制度研究。欧博文看到了实质民主的重要性,尊重中国在民主政治进程中所作的努力与取得的进步,他认为民主不等同于自由化、西方化,理性化和包容性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就是一条非自由化、理性化和包容性不断增长的特色道路。欧博文的真知灼见,既参考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又不照搬过来分析中国现实,而是用西方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实践之间的张力来深刻剖析中国政治的特点,使其在研究具体问题上都有独到而深刻见解,得出的结论往往更具说服力。

第二,通过梳理研究大量文献、与全国人大工作者深入访谈,使研究成果较为真实可信。欧博文开展全国人大制度研究的年代,重要文献资料尚处于保密状态,国内亲历者的回忆性质的文章也少有发表,但此作的注释和参考文献表明,他已竭尽所能搜集到了官方、媒体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且很好地运用了如此纷繁的文献,在尊重事实、参考各方观点的基础上,将其服务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达。既力求客观公允,又不失独到见解,可谓“论如析薪,贵能破理”,非一般功力可逮。

全国人大制度还需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继续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的研究者们在欧博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握历史契机、进行新时期全国人大制度的研究,为改革、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成果将是极富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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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俊志.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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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J].开放时代,2014(2).

[6]何俊志.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篇5

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革命是要通过试验和实践来学习的，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党的日常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党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

政治变迁 篇6

[关键词] 政治制度 阶级关系 西方政治制度变迁

当今西方各国同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它们的政治制度形式却不同，即它们的政治制度变迁史是不尽相同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变迁？各个因素又起着多大程度的作用呢？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政治制度变迁的历史必然方向（指社会形态的更替）。但是，为什么同一个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这就需要从历史发展的横向角度来考察。简单地说，具体到每一个历史时点，阶级关系在政治制度变迁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具体走向，即政治制度变迁的偶然性。因此，正是这种可能的偶然性，使得西方政治制度的变迁有着各种特殊性。

一、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政治制度变迁是内嵌于制度变迁框架内的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政治制度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政治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生产力就要求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筑。因此，制度变迁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第一个层次制度的变化，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第二个层次制度的变化，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这就是政治制度的逻辑起因。

换句话说，政治制度变迁是两个层次各种社会资源关系调整的总结果，而各种资源的整合则需要他们的利益代表者——阶级来完成。因此，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上讲，生产力作为逻辑起因，是政治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但同时，政治制度的变迁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国的各阶级及其之间关系的变化等。因此，从历史发展的横向角度上看，在某一个历史起点上，决定政治制度变迁的方向的是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包括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合作等。

二、阶级关系维度下的西方政治制度变迁

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关系是指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表现形式主要有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合作和转化与融合等。其中，阶级的斗争和合作两种形式对于政治制度变迁有着更重要的影响。

国家在经济转型阶段，通常阶级关系是一个复杂、交叉的结构，阶级斗争、阶级合作、转化混杂糅合在里面，共同对该国的政治制度变迁发生作用。政治制度变迁有暴力和和平的区别。阶级关系通过这两种方式影响政治制度的变迁，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国体的变迁和政体的变迁。因此，阶级关系维度下的制度变迁有两种途径：阶级关系分别通过暴力或和平途径影响政治制度变迁。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先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西方各国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但是却采取了不同的政体，且其他具体制度安排也不尽相同。本文运用前面提到的两种途径，具体分析各阶级之间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影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变迁的。

（一）阶级关系→暴力→政治制度变迁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这就使代表旧有经济关系的阶级与代表新的生产力要求并代表新的经济关系的阶级直接产生对抗性的矛盾。当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与其他被统治阶级共同联合起来，与旧有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时，就往往容易发生暴力革命，从而使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变化。各阶级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重大变化，通过暴力的方式作用于政治制度时，多数情况下会直接涉及到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即国体的改变，但也有可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般性变化，即只涉及政体或具体制度的改变。

首先，暴力革命通常发生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往往爆发暴力革命，被统治阶级广泛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代替原来的统治阶级，从而使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体的变化。纵观近代西方历史，多数国家都是在阶级关系的变化下通过暴力途径建立新的国体。美国的独立战争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点。美国独立前作为英联邦的殖民地，其阶级关系具有特殊性。那种前商品经济时期的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和君主之间的恒指冲突，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英的殖民统治使得美国的资产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形成联合，共同反对英国的统治阶级。美国独立战争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独立后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还保留着黑人奴隶制，但这种由资产阶级和奴隶主共掌政权的政治制度毕竟有别于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寡头政治制度。美国借独立战争的契机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形成新的国体。

其次，当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时，被统治阶级往往只能形成小规模的阶级合作，发动暴动施展政治压力。因为暴动规模上较小，且具有局部性特征，因此不能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只是使统治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最终使得政治制度产生一般性的变化，使国家的政体或具体的制度安排产生变化。法国由第四共和国变为第五共和国时，议会制改变为半总统制的历史体现了这一点。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发生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反法武装起义。法国立即对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战争，到1958年，法国投入50万军队，财政窘迫，政局动荡。战争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意见更加分歧，变革政治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5月13日，阿尔及利亚殖民集团和部分军队因不满法国政府对北非采取的妥协政策，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军事暴乱，与中央对抗，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覆亡，戴高乐重新执政，开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改变，把“议会至上”的议会共和制改变为“总统至上”的半总统共和制。

（二）阶级关系→和平→政治制度变迁

和平的方式也经常出现在阶级关系影响政治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统治力量，客观条件使被统治阶级必须依赖统治阶级且无法形成统一的联盟时，往往采取和平的手段进行政治制度变迁，多数情况下会导致政治制度的一般性的变化，即只涉及政体或具体制度的改变，少数情况下会涉及到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即国体的改变。

首先，探讨阶级关系通过和平方式对国体的影响。一个国家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如果统治阶级迫于这种压力，根据现实条件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旨在改进政治体系、调节政治关系以及巩固和完善其政治统治的改革，这时国体的变迁多半会是在和平方式下进行。其中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典型代表。日本的中央集权式封建制介于西欧封建主义与东方官僚主义之间。因此在日本存在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壤，资本主义在德川幕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同时这也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非自发性、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武士阶层地位的下降，引发其强烈的不满，武士与商人的融合，形成了“倒幕”运动的主要力量。其次，由于农民与上层联系比较紧密等原因，使得日本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这些阶级关系导致日本明治政府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本旧的农业统治阶级和新兴的工商业精英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了这次改革。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接着日本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明治政府的推动下，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其次，阶级关系的部分改变通常通过和平方式使国家政治制度进行一般性的改变——政体或具体制度安排的变化。当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统治产生不满，且被统治阶级无力推翻原有阶级的统治时，往往通过和平的手段进行反抗活动。统治阶级迫于这种阶级压力，会进行部分妥协，根据要求改变国家的政体或是具体的制度安排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德国的法西斯势力就是这样上台的。魏玛共和国统治时期，由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掠夺性条款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对当局政府日益不满。下层的工人积极、农民阶级不满足，资产阶级不满意。希特勒大肆宣传对外的不满情绪，希望通过人民对外的敌对情绪缓解国内的压力，这一做法得到下层人民以及垄断资本家的大力支持。1933年，希特勒出任总理组织政府，德国走上法西斯的专制统治道路。

三、阶级关系在西方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地位

综观西方政治制度变迁史，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迁还是一般性变迁，都与阶级关系的组合状态密切相关，它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具体走向。制度变迁的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这种矛盾运动和社会进步，主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组合在政治制度变迁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根本性变迁中，被统治阶级联合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是政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是创造新政治制度的动力。在一般性变迁中，虽然当局可能会主动地根据各阶级的要求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制定或调整制度安排，但这一政治制度变迁形式有条件约束：即不根本触及当局的利益或有利于当局的统治。但大部分的政治制度变迁总是涉及到当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这时一个克服力量是必须的，除最高当局的力量外，就是被统治阶级之间合作起来对统治阶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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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传国《19世纪末期日本摄取西方政治制度时的主体性选择》[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4）.

政治变迁 篇7

一、史前气候变化的影响

(一) 5500a BP气候事件的影响

5500a BP前后气候变冷是世界上许多地区最为显著的气候变化之一。现有研究成果证明, 这一时期ENSO (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 发生了显著变化, 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ENSO现象开始活跃, 在此影响下, 处于中国西部的天山冰川覆盖面扩大, 黄土高原、关中盆地的古土壤发育中断, 今天的北京地区生长着茂盛的耐寒云杉。在同时期, 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母系氏族公社瓦解, 被父系氏族公社取代, 这是一个由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墓葬大小不同, 有些大的墓葬随葬品相当丰富, 多达100多件, 而有些小的墓葬的随葬品极少, 只有一两件生产工具或是生活用具。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财产私有制, 社会贫富分化;在齐家文化的墓葬中, 出现了奴隶殉葬, 显示当时的阶级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大汶口遗址还出土了一些石矛、骨矛等兵器, 说明这一时期部落之间或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考古发现的一些同时期的城堡, 如南澧县的城头山、河南郑州西山土城等也佐证了这一点。总之, 私有制出现, 贫富差距拉大, 阶级社会萌芽, 战争频发, 社会发展开始复杂化了。5500a BP左右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资源紧张和资源重新分配正是引起社会复杂化的原因, 降温导致了粮食作物的大幅减产, 人口与资源、产品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引发了私有观念的产生, 并促使社会日益复杂化。因此, 可以说5500a BP的气候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萌芽。

(二) 4000a BP前后冷事件的影响

4000a BP在中国再次发生了气候变冷事件。当时正值以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及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末期, 它们分属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 它们后来分别被后来的岳石文化等取代。但从考古发现来看, 后者的范围大幅度缩小, 遗址数量骤减。大体同一时期的内蒙的老虎山文化和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也相继衰落。总体来说, 4000a BP前后旧的文化衰落了, 中华古文明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化交替。究其原因, 寒冷和与之俱来的自然灾害可能导致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衰落和终结, 但也为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影响

(一) 公元前18世纪的温暖期的影响

在公元前18世纪, 曾恢复了温暖潮湿的气候。在河南省黄河以北安阳的殷墟有丰富的亚化石动物。杨钟健和德日进的研究结果发现了大量的水麞、竹鼠、獏、水牛和野猪等大多只见于热带亚热带的动物存在于该遗址中。在这段时期, 夏朝的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青铜手工业, 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爵、铃、刀、镞、锛、凿、锥等属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 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结束了野蛮时期, 进入文明时期。到了商代, 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使农业和手工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更大规模的分工, 社会分工使技术提高很快, 青铜业有了飞跃发展, 产量大, 仅在殷墟一地出土青铜礼器就有数千件之多, 工艺水平也高, 尤其是礼器, 造型美观, 纹饰精巧, 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便是其中的代表。物质产品的丰富产生了初步的商业交换, 并开始使用货币。此外, 在殷墟中发现的甲骨文、铭文等说明在商代末期已经产生了文字。

(二) 公元前10世纪小冰期的影响

公元前10世纪左右, 全球气候又发生了显著变化, 随着小冰期的到来, 气候开始变冷恶化, 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公元前1000~800年之间, 有许多寒冷干燥的年份, 《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 长江一个大支流汉水, 有两次结冰, 发生于公元前903和897年。”在厉王、宣王、幽王、平王这西周最后4个皇帝统治期间, 粮食歉收引发饥荒和国内骚乱, 同时, 国家实力大大削弱, 而北方游牧民族迫于寒冷气候导致的生存危机而大举向南进犯西周。周平王被迫放弃西安, 而于公元前771年迁都至洛阳, 开始了东周王朝。

(三) 小气候最适期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722~221年) 是小气候最适期。《左传》提到, 山东鲁国过冬, 冰房得不到冰, 在公元前698、590和545年时尤其如此。由于当时北方大部分地区冬天没有冰雪, 稻谷这些目前主要在华南种植的农作物当时在山东、河南、河北等现在的北方寒冷、干旱的省份种植。《孟子·告子上》和《荀子·富国篇》记载当时山东地区庄稼种植一年两熟。这一时期, 铁器和牛耕带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 导致土地私有制产生, 反过来又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带动了铸铜业、木器业、漆器业、制陶业、纺织业、制盐业和冶铁业等手工业的发展, 当时的手工业技艺有了很大提高。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 “五经” (《诗》、《书》、《礼》、《易》、《春秋》) “三传” (《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诗经》、《楚辞》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当时的思想领域空前繁荣, 先秦诸子, 百家争鸣, 产生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留下了许多传世的经典著作, 如《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等等。科学技术方面, 天文、历法、医学都有相当的进步。

在秦和西汉年间 (公元前221~29年) , 气候继续暖和湿润。《史记·货殖传》中记载说橘在蜀汉江陵地区繁殖、漆在陈夏地区繁殖、桑麻在山东地区繁殖、竹在渭州地区繁殖, 橘、漆、竹都是亚热带植物, 可见当时气候比现在温暖。纺织业也相当发达,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纱衣, 工艺极其精巧。造纸术也发明于这段时期。

(四) 公元前后的冷事件的影响

中国又一次向较冷气候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前后, 当时寒冷与干旱引起大面积饥荒, 王莽强有力的政府也不能阻止农民起义。公元前后气候又冷又干燥, 全国到处是饥荒, 成千上万的饥民十之八九死于饥饿, 剩下的人加入了推翻王莽统治的运动。

在东汉早期, 良好气候持续了几十年, 然后恶劣气候返回。有几次冬天严寒, 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 冻死不少穷苦人民。气候继续明显恶化, 公元184年的饥荒引发了影响很大的黄巾起义, 并最终造成了大汉帝国的最后崩溃。

在公元3世纪下半叶晋朝时期, 中国气候极端寒冷和干燥。尤其是在281~290年的10年间, 不仅气温严重偏低, 而且多年持续干旱。每年5月就出现霜降, 主要江河都普遍干枯, 四处荒野, 民不聊生, 大批向南方迁移。寒冷的气候也限制了北方游牧民族畜牧业, 使正常生计难以维持, 导致其不断入侵南方。被饥荒和暴动不断削弱的西晋王朝最终被来自北方的入侵者所推翻, 出现东晋和南朝统治, 而中原地区则先后由北方5个外民族在中原建立了北朝的16个王国。

(五) 7世纪至11世纪的温暖期的影响

从6世纪末开始的400年 (公元600~965年) 属于温暖期。甚至在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这些年, 位于北方的长安都终年没有冰雪。据史料记载, 唐玄宗时 (公元712~756年) 皇宫内种植有大量当前只能在南方生长的梅树;当时的植物生长季节也比现在要长, 《蛮书》提到在滇西南高原地区也能一年种植两季作物。在这段时期, 随着全球变暖, 温度上升带来降水增加, 很多沙漠变成了绿洲, 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丝绸之路上的汉朝古城被重建。中国再次统一之后的隋唐和宋初, 社会经济空前繁荣鼎盛, 同时科技、文化空前发展, 各种文化艺术在我国文化史上都达到了空前高度, 在当时的世界领域, 也处于领先的地位, 雕版印刷术和火药也发明于这个时代。

(六) 11世纪至12世纪的寒冷时期的影响

11世纪初期气候转为寒冷, 曾经大量种植于长安的梅树, 已不为北方人所识, 王安石有“北人初不识, 浑作杏花看”的诗句, 显示当时北方已经几十载不能种梅花。当时以契丹人为主的北亚部落也因寒冷来到中国北部, 打败北宋, 建立了辽国。

到了12世纪初期, 气候不但没有回暖, 而且更加寒冷。公元1111年, 处于江南的面积2250平方公里的太湖竟然全部结冰, 而且能够在冰面上行车。公元1110年和公元1178年福州 (北纬26°42′东经119°20′) 的荔枝因为气候寒冷而全部死亡。在这段时期, 女真人因寒南下, 于公元1125年征服辽, 继续向南推进, 于公元1127年攻陷宋朝都城开封, 宋朝廷只得撤退到长江以南, 建立南宋, 偏安一隅。

(七) 13世纪的温暖时期的影响

13世纪上半叶中国气候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温暖期。在公元1200、1213、1216和1220年, 杭州没有任何的冰和雪。根据长春真人邱处机公元1224年在北京作的诗“清明时节杏花开, 万户千门口往来”可见当时北京的气候与现在差不多。北方铁木真在这期间统一了蒙古, 温暖的气候使蒙古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南宋最终被蒙古灭亡。

(八) 14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小冰期的影响

14世纪初, 中国又进入了小冰期时期。据陆友仁《砚北杂志》记载公元1329年和1353年, 太湖结冰, 厚达数尺, 人可在冰上走, 橘尽冻死, 当时, 阳历11月山东的黄河就已经结冰了。而根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观测数据河南和山东到十二月时, 河中才出现冰块。元朝末年淮河沿岸遭遇了严重的旱灾, 饥荒迫使农民起义, 蒙古帝国束手无策, 饥民中出现了乱世英雄朱元璋, 趁机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建立了明朝。

根据长江流域河湖结冰的年代可以看出, 17世纪最为寒冷, 19世纪次之, 其中关于255年这个数据, 竺可桢是根据《三国志·魏书·文帝记》中记载黄初6年 (公元255年) “冬十月, 行幸广陵故城, 临江观兵, 戎卒十余万, 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 水道冰, 舟不得入江, 乃引还。”得出该年淮河结冰的结论。

17世纪初的明朝末年 (1601~1644年) , 华中地区寒冷干燥, 在这40多年间, 气候极其恶劣, 曾经出现过两次“八年大旱”, 荒野遍地, 民不聊生, 多地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彻底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而在当时的北方满族也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 不断入侵, 腹背受敌, 内忧外患的明王朝崩溃, 满族军队乘机镇压了农民起义军, 建立了清王朝。

不过, 在18世纪清初几位皇帝统治期间, 有很多温暖的年份, 中国社会经济曾经过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即康乾盛世。但清朝中后期的干冷气候还是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引发农民起义。

(九) 延续至今的小气候最适期的影响

在19世纪上半叶, 小冰期突然结束, 最近一次变暖的趋势开始。20世纪是一个全球变暖的世纪, 在40年代达到气候最适宜时期, 60年代和70年代的寒冷期中断了气候的变暖, 但从70年代末至今气候又继续变暖, 在这段时间里, 中国的科技和经济都在飞速发展。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对中国气候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路径的对比分析, 可以发现, 气候变化的不同方向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一方面, 虽然气候的变冷会降低粮食的产量,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减缓文明的进步, 但是这也恰好推动了历史的演变和科技的发展。发展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 正是由于气候的变冷, 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 迫使人类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诞生和社会的发展。气候变冷对某一个具体的文明来说也许是灭顶之灾, 但文明也是“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气候变冷淘汰了不够先进的文明, 这是自然的一次选择。从文明的整个进程来看气候变冷带来的似乎是福音, 气候变冷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触发作用。另一方面, 温暖的气候又无疑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农业产量的提高, 使人们衣食无忧, 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事业, 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二者相比, 虽然温暖的气候适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是气候的变冷对于推动人类历史的演变却发挥了更为巨大的作用。一个文明和朝代的诞生往往需要气候变冷的触发, 但是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需要的却是温暖气候提供的良好环境支持, 气候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政治变迁 篇8

一、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

“公共领域”是近代资产阶级兴起时代, 所产生的一个社会空间。最初是一个阅读空间 (或称“文学公共领域”) , 然后逐渐转变成政治议论的空间 (或称“政治公共领域”) 。德国社会哲学家哈伯玛斯 (J.Habemas) 在他的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962) 中提出“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五十年来, 这个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批评和传播学这些专业领域重要的批评性概念。

公共领域是一个近代社会, 在近代资产阶级兴起, 产生的一个社会空间。最初是一个阅读空间 (或称“文学公共领域”) , 后逐渐转变成政治议论的空间 (或称“政治公共领域”) 。

按照哈伯玛斯的观点, 这个公共领域具体呈现了一种共同体的理想, 是一种由理性的个人, 从家庭这个私领域自主地组成, 且没有被扭曲和压制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 公众通过理性的辩论形成公共意见, 而这公共意见又将影响或者监督属于国家的政治权力。

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这条分界线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开来。这里的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权力机关, 由国家所掌握的法律、武力和警察这些合法的权力。而私人领域包含真正的私人领域, 即最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指的是以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

二、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公共领域的丧钟”

“公共领域”从19世纪晚期开始面临着瓦解的威胁。威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 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利益日趋一致。

第二方面, 是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功能逐渐被其它的机制取代。

第三方面, 整体经济的发展, 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迈入所谓的“消费社会”。

大众传播商业化对“公共领域”的侵蚀值得进一步探讨, 因为正是商业化过程为“公共领域”敲下丧钟。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出现, 也因为这两项技术让公共权力干涉媒体的经营模式, 让“公共领域”, 保留了一丝喘息的空间。

不论美国还是欧陆, 在1980年代初期都历经一波“解除管制”的浪潮。这波浪潮的发动者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主张政府应该解除各种管制政策, 促进一个完全放任的勾利伯维尔场。在媒体方面, 解除管制的拥护者主要是那些跨国媒体的经营集团, 他们指责政府保护的媒体忽视了广告利益。媒体成为一个完全的商业空间, 当阅听人完全成为消费者, 或者只是被媒体打包成收视率卖给广告商的商品, 作为消费者的阅听人不再争议, 媒体也有意无意排除独立之理性沟通和辩论空间。至此, “公共领域”的生存空间几乎斲丧殆尽。

三、台湾媒介与政治的纠葛

1. 解严时期台湾媒体的特征

我们以台湾媒体为研究对象, 思考台湾媒体与政治关系的原则, 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这两者关系结构的变迁。台湾当前的媒介与政治环境, 主要是由二战后接收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所塑造。1948年至解严 (1987年) 之间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形式称为“威权体制”, 政府的权力来自武力控制而非人民的同意。

在台湾, 国民党是一个独大且刚性的政党, 于是形成“以党领政”的党国体制。换言之, 国家与政党未曾区分, 甚至政党的命令凌驾政府。在威权体制且党国不分的情况下, 两个共生的结构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包括经济、文化、民间团体等, 无不受到党国体制的渗透。当然, 这也意味着媒体是政府的宣传工具, 言论受到钳制。

解严体制至1987年7月15日才废止。“解严”意味着台湾进入了民主时代。在台湾, 讨论媒介与政治关系的转折点就是“解严”。解严前, 媒体经营主要掌控在党国体制手中, 媒体的新闻自由则遭到严重的钳制。解严后, 媒体经营开放, 虽然党营媒体并没有立即消失, 但媒体基本上已经进入竞争的市场机制, 新闻自由也因戒严的废除而取得巨大的呼吸空间。

2. 解严以后台湾媒体的特征

解严后, 台湾的媒体正式进入市场竞争的时代。虽然党经营媒体的情况仍在, 直到2005年国民党仍握有中视、中广这些具有响力的媒体, 但已无法像过去般由上而下地操纵, 必须面对竞争日益强烈的媒体市场。这种竞争状态主要集中在两大部分:平面媒体和电视。

2.1报纸的竞争:从开放报禁到苹果日报进入台湾

台湾的报禁在1988年开放。在此之前, 台湾的报业环境已经形成,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寡占的局面。与此同时, 两大报的老板也都位居国民党之权力中枢。随着解严、报禁开放、政治议题的不断出现, 各大报纸纷纷在90年代开辟言论版, 提供民众投书发表意见, 和当时的地下电台、电视媒体的政论节目相互辉映。

2003年5月, 《苹果日报》在台湾发行, 是报业史上另一重要的转折点。这份以八卦、小道消息见长的香港报纸自从发行以来, 几乎彻底转变台湾媒介生态, 并且在极短时间内即成为台湾的龙头报纸。影响所及, 不仅几家传统报纸纷纷改版因应, 连新闻路线也逐渐娱乐化;电视新闻更在苹果日报和《壹周刊》的带动下, 向“膻、色、腥”偏移。

2.2电视媒体的竞争:第四家无线电视台成立和有线电视的发展

解严前, 台湾只有三家电视台, 国民党和政府都占有极大股份。

三家电视台寡占造就的是巨额的利润和党国机制, 易于介入的言论钳制。有线电视的蓬勃发展并没有改善传统的电视环境, 台湾媒体堕入恶性竞争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有线电视。台湾民众观看有线电视的人口超过八成, 有线电视频道超过一百个以上, 含新闻报导的频道逾十个, 新闻频道的SNG车满街跑、鸡毛蒜皮之事皆可入镜皆为新闻, 可谓奇观。遗憾的是, 公共领域并没有因此而拓展, 反而益发压缩。

解严后, 随着全球性频道的引进, 有线电视也呈现百家争鸣的荣景。1993年, 有线电视法完成立法, 自此以后, 系统业者开始进行整并。最近几年, 台湾的有线电视系统已经形成寡占甚至垄断的局面。

3. 置入性行销的新闻

新闻“节目化、广告化”是台湾近几年, 对新闻质量沦落的一个常用的批评名词, “新闻广告化”所指是:新闻节目利用报导的方式介绍厂商的商品, 这些商品主要是候选人、医疗、民生、消费用品。

在台湾新闻频道泛滥、新闻时间长达十几小时, 且SNG满街跑的情况下, 似乎满足了填补新闻和厂商增加商品、政治人物的高曝光度的双重需要, 两者互蒙其利。

这当中仍有疑虑:这些商品及人物这么有新闻价值吗?这么值得新闻报导吗?关键在于“钱”。这些新闻有可能是, 政治人物为个人的政治生涯或厂商为商品促销付费买的, 就像付费买广告时段一样。

“置入性行销”已经无所不在。在台湾选举期间, 可发现某些候选人曝光率特别高, 而且多能获得特写镜头SNG采访。这都是金钱堆砌出来的, 即所谓的“新闻购买”。而媒体面对金钱, 已经不再分蓝绿政党, 只要出得起价钱, 就能曝光。此举虽然增加了电视媒体的收入, 也成就了政治人物的广告宣传效益, 但却严重践踏了新闻专业。此后, 人们还如何分辨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广告?

“置入性营销”对新闻的戕害在哪里?在此归纳三个面向:

欺骗:“置入性营销”或新闻广告化, 都是模糊新闻和广告的界线。

自主的新闻专业伦理的沦丧。

新闻沦为政治操控和宣传的工具。

台湾学界批评直指“新闻专业、新闻自主性沦丧”。“置入性营销”所涉及的不但是新闻广告化, 同时造成新闻专业沦丧, 瓦解了新闻伦理和专业自主。如果新闻是金钱可以收买, 那么新闻报导中“真实与虚假”已不再清楚, “新闻价值”这个专业, 将毫无意义。媒体客观、公正报导此时则将沦为虚谈, 媒体监督的天职, 将沦为只是政治的宣传工具, 新闻将不再是公益的看守者, 而是只服务于买家, 唯买家的利益是从。

四、媒体与政治挂钩的反思

随着台湾政治人物在政论节目上不负责任地恣意评论, 民间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终于, 台湾立法院于2003年通过广电法, 明订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的经营。但美中不足的是, 该修正案并没“通过禁止政媒两栖、置入性营销”这些违反民主原则的行为。

为什么政媒两栖是不当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政治和媒介是性质和原理迥异的两个领域。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指出, 如果要献身于政治, 以政治为志业, 需具有三种特质:

第一是热情, 第二是责任感, 第三是判断力。

这三种特质关联着政治行动的投入、负责态度与决定, 都和价值偏好有关。

政治属于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权之一, 媒体作为第四权, 就是对三权的监督, 作为公众利益的看门狗。若是政治人物同时主持节目, 将使监督者自己也陷于利益冲突, 这便是角色冲突。政治人物和媒体都应该回避这种角色冲突, 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回避原则”的精神所在。

总言之, 大众媒介是一项社会公器, 也是稀缺的资源, 不是每一个人有资本、有能力去经营。既然是稀缺资源, 就不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即使因为产权模式而由少数人经营, 也应该是以公众利益为优先, 而非沦为党政和私人宣传之禁脔。

近些年来, 台湾社会价值判断混乱, 立法院与执政者对抗的拉锯战, 处处都让台湾人民不知何去何从?故而有民间团体、学者及公益团体大声疾呼, 广电资源公共化之因。从阅听大众的角度, 如果这些具有社会责任的第四权也已经腐败, 应该怎么办?那就发挥“第五权”, 用民众的力量监督媒体, 更监督政治人物, 让他们知道媒体仍应以公共利益为重。■

摘要：媒介和政治的关系是一部长期纠葛的历史, 中、西方均如此。若将政治粗略解释成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领域, 没有任何近代媒体能够政治完全分割开来, 即使是一部完全娱乐内容取向的新闻或杂志, 都和政治不可分。近代大众媒介兴起, 媒体就和“表达自由”、“新闻自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密不可分。媒体是“第四权力”, 是一种对执政者“监督 (制衡) 权利”, 目的在于防范政府滥用权力行事。台湾解严以后, 媒体争霸战正式进入战国时代, 置入性营销模式、新闻广告化、广告新闻化, 以及媒体投资方的个人政治倾向, 都左右了电视台节目定位及新闻言论尺度, 进而造成台湾社会的乱象。遂有民间团体、学者及公益团体大声疾呼, 从阅听大众的角度, 如何用民众的力量监督媒体, 更监督政治人物, 让他们知道媒体仍应以公共利益为重。

关键词：政治公共领域,解严,新闻广告,置入性营销

参考文献

[1]林照真 (2005) , 《谁在收买媒体》。天下杂志, 第316期 (2005.02) , P111-120[1]林照真 (2005) , 《谁在收买媒体》。天下杂志, 第316期 (2005.02) , P111-120

政治变迁 篇9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 “‘结构’涉及制度框架, ‘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 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 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 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 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 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 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 作者认为, 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 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 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 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 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 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 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 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 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 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 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 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 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 “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 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 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 “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 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 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 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 使制度变迁顺利, 降低变迁成本, 抑制“搭便车”行为, 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 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 经济环境的变化 (如资源条件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等) 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 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 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 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 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 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 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 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 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伴随苏联解体, 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 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 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 在经济方面, 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 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 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 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 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 (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 , 毒品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 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 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 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 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 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 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 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 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 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 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 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 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 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 (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为主体, 同时, 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 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 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 (1990年至今) 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 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 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 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 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 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一时期,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 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 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 诺思认为, 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 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 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 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 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 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 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 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 全球化时期, 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 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 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 带来了观念的分裂, 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 平衡不同利益集团, 维护对外开放政策, 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 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 使得一直因种族 (地理) 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 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 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 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 “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 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 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 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 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 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 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 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 面对全球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 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 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2][英]约瑟夫·格里科, [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海伦·米尔纳 (Helen.Milner) .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 2006 (2) .

[4]王长生, 宋玉祥.诺思的产权理论及启示[J].生产力研究, 2008 (5) .

政治变迁 篇10

关键词：社会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值得信赖的，是能担当重任的！[1]那么，当代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这些变革对青年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如何使得青年能够永远值得信赖，真正担当重任？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对青年产生的消极影响入手论述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全方位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等方面。

（一）组织结构的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处于“以单位制为细胞的、以纵向组织为中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2]（P.20），单位是中国社会组织和调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单位构成了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单位制（农村主要是人民公社制）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结构。各社会组织彼此分别属于条块分割、相对封闭的不同系统，并直接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他们之间不存在也无法存在直接相互的联系。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各类事务的管理只有通过不同的行政条块按自上而下的途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职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变经营机制，所有制结构改革，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大量涌现，政府与单位、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对各企事业单位、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逐步削弱，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关办社会的状况，弱化单位行为的非专业性目标，弱化职工对单位的过分依赖性。政府与单位、个人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广大职工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下级单位不再倾向于成为上级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单位对职工，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社会整合作用逐步弱化。从而使各组织间的互动模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模式日渐被复杂的多元互动、纵横互动模式所取代。社会组织结构也相应地由原来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结构变成了多元的纵横互动结构。这种组织结构要求政府、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决定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二）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

一是传统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首先，工人阶级的队伍明显壮大，结构与过去大不相同。产业职工的总数从改革初期的不到1 亿人发展到目前的3 亿多人，工人阶级的来源主要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子弟和农民工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成员。工人阶级队伍除了公有制单位职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加入。其次，农民阶级大规模分化。农村改革后，农民突破了以前单独从事农业生产的界限，大批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流动到城镇，走进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就业于社会各个生产、经营、服务和管理部门。再次，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生活方式、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就业渠道的改变，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比如，改革以来，大量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成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二是新社会阶层的初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转变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使传统阶级阶层分化的同时，也给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社会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创造了就业条件。这样，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应运而生。

三是阶层结构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阶层之间的界限、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开始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与再生产逐渐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3]（P.24，36）目前，我国阶层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比如近些年来在城市中出现了不同档次的住宅小区，居住在不同档次小区的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文化模式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再比如城市中出现的高级会馆、俱乐部等社会组织，要进入这些组织需要交纳高昂的会费，这就将低收入者拒之门外，而在这些组织内部则有特定的行为方式和再生产机制。阶层结构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表明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雏形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

（三）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这种变迁表现为，一是价值取向由单一转向多元。改革以前，人们的价值观念比较单一，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关系时，往往是集体利益优先，公而忘私、重义轻利。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传统的一元化的价值观念结构逐渐分化，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同时，社会分化的加速还使社会异质性特征日益突出，这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映，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发生相互碰撞与冲突。

二是价值评价由被动顺从转向自主独立。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发展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和自我价值实现意识显著增强，人们习惯于自主认识、自主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收外面世界的变化。

二、社会结构变迁对青年产生的消极影响

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对青年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学校的组织体系“松散”，青年对“组织”的依赖性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体制是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

组织制度。在这种组织制度下，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

被组织到国家设立的各级各类单位组织之中，成为单位组织的成员，单位组织处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成为联结二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改革以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使曾经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单位组织开始瓦解，政府对各企事业单位、个人的控制、整合功能大大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单位”体制的逐渐瓦解使得社会对青年的控制整合功能有所弱化。青年对传统单位体制下“组织”的依赖性大大弱化的同时，“组织”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有所下降，传统意义上的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学生越来越倾向于自主独立、自我选择，尤其是在课堂、教室等传统组织体系之外的诸如寝室、社团等自由生活空间，学生更是“我行我秀”，充分展示了现代年轻人个性突出、愿意表现、关注自我的性格特征。网络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由于网络空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质，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虚拟社会，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腐朽思想、色情暴力等网络垃圾也随着互联网的传播，浸染着当代的青年们，对他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真实社会”中的一些被恪守的道德准则在“网络社会”中就可能变得不那么具有约束力，有些青年在上网时就可能出现放纵自己言行、忘却社会责任，甚至丧失道德感的现象。

（二）青年群体出现了分层化的倾向，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使社会主体利益日渐多元化、差异化。传统意义上通过单位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制瓦解，新的利益表达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原来高度重合、相对简单的利益结构逐渐解体的同时，社会未能建构起公正合理的利益结构，致使整个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渐紧张。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紧张主要通过各种社会问题明显的表现出来，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

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在青年中的反映也非常明显。例如有关统计资料显示，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15%-30% ，其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为8%-15%。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使得学生中间出现了贫富分层的趋势。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得青年在观念和行为上更加重视现实的利益尤其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物质化、功利化。一些青年往往把人际交往建立在诸如经济、权势等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在选择交往对象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关注对方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及个人的可利用价值等；在交往方式上，为拉关系、结同盟、摆阔气，动辄请吃、请喝、请玩，比如生日、节日、获奖学金，甚至入党、当选干部、确定恋爱关系等都要吃喝一番，大家对此也是司空见惯，彼此之间互相迎合，你来我往，乐此不疲，把人际关系功利化。

（三）青年的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

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使得青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旧的社会规范几乎瓦解，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确立起来，这必然出现新旧规范之间的冲突与脱节，从而导致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被扭曲，有些青年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荣誉感和职业伦理有所弱化，在群体与个体关系上，更重视个人；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更重视利益，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更重视现实。同时，社会价值观念的快速分化，使得一些青年的道德底线受到了冲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信任危机。比如，现在高校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拖欠贷款，甚至有一部分学生毕业以后不知去向，贷款更无从追讨。

道德的失范，信任危机的出现，使得青年的观念认同发生深刻变化。青年对传统条件下一元化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认同逐渐弱化甚至丧失的同时，整个社会并没有重构起一套得到大多数学生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导致一些学生或者由于没有信仰而处于迷失与痛苦的境况中，或者由于自身利益的受损而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甚至仇恨心理。信仰的缺失、价值观念的扭曲，使得一部分青年奉献意识淡化，学习动力不足，艰苦创业意识不够，畸型消费现象大量出现，金钱意识变浓，享乐思想滋生，人际关系出现物化现象，精神生活格调低下，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等等。

三、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在社会结构变迁对青年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要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先进文化武装青年头脑，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既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式，又要放宽眼界，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创新调整利益关系的各种制度和机制，把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通过制度保证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

（一）转变行政机构、党团组织以往注重管理控制的理念，强化对学生的引导、影响作用

青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力量要发挥真正的作用，不仅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人格的完善与升华。实现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升华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社会而言，坚持以人为本的意义在于尊重和利用青年成长的规律，加以有效的引导而不是各种人为的控制。在青年对组织的依赖性逐渐弱化的条件下，必须适时地转变传统单位体制下控制管理的观念，强化对青年的影响和引导作用。这就要求行政机构、党团组织挖掘各种组织资源优势，充分尊重和利用青年成长的规律，把其承担的育人目标和青年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有机结合，即要实现育人目标，又要体现满足青年自身需要的努力和坚持，这样才能赢得青年的认可和配合，教育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二）分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寝室、社团、网络等新领域的实践性特征

从其内容、功能、目标以及教育环境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分层次的。比如，就其目标来说，可以分为个体目标和社會目标，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本身又分为不同层次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等诸方面的发展，把受教育者培养成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概括起来说就是培育“四有”公民，它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具体目标如思想素质目标、政治素质目标、道德素质目标和心理素质目标等；社会目标同样有不同的层次如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等。

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的环境里，具体的内容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课堂上，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理论的宣传、讲解，使青年在认知层面理解、接受这些理论知识。而在课堂以外的诸如青年寝室、社团、网络等其他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应该体现在青年理论认知基础上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更主要的应该体现在青年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表现，就是要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要是指青年在理论认知基础上的实际行动和表现。因此，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实效性，必须分清层次，在不同的环境里强调不同的内容、方式、过程和效果。对于寝室、社团、网络等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更主要的应该在于青年的实际行动和具体表现。可以通过不同内容的主题活动，加深青年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同，培养其各个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比如通过以寝室为单位的卫生评比活动来增强青年的团队精神和环境意识等等。

（三）创新组织形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新的组织形式的优势，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渠道

课堂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学校自身的特殊功能和性质客观上都要求其尽量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行政机构或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学校组织体系松散化的现实，为其弱化自身的行政权威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种条件下，学校必须主动创新组织形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新的组织形式的优势，让青年在自主管理、主动参与的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比如可以通过建立类似于志愿者形式的组织和运行机制，在继续加强和改善通过单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寝室、社团组织这些渠道和载体，附之以一定的激励机制，让青年自己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自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工作；在继续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的传播渠道，通过主题明确的网络宣传、知识竞赛等活动，加强宣传和教育；在继续使用板报等传统的静态、垂直宣传和教育手段的同时，更要有效利用新技术条件下的动漫等动态互动的宣传和教育手段。这样可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宣传、教育的方式和渠道，更有利于青年的认同和接受。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6-14.

[2]张静.国家与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