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大学

2024-06-25

台湾政治大学（精选九篇）

台湾政治大学篇1

一、系科专业设置:重视多元人才的培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下简称人大新闻学院) 目前主要分为四个本科专业: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专业、广告学专业、传播学专业。除此, 为了培养更多的跨领域复合型人才, 2011年人大新闻学院与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联合, 首次开设了新闻学—法学实验班和新闻学—国际政治实验班。该实验班从新闻学院、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新生中选拔人才, 大学期间需同时修习两个学院的课程。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分为新闻系、广播电视学系及广告系。在2007年, 其传播学院开始设置“传播学士学位学程”, 选择此学程的学生在选课方面更加自由,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在入学时写出自己的课程规划, 不受传统依系别分类课程的限制。关于创立传播学程, 其实在2005年, 曾任新闻系系主任、传播学院院长、当时的政治大学校长郑瑞城就已经提出。传播学程开办之初的设计是大一学生修读完学院必修课程后, 根据成绩择优选择商管、语文、人文社会科学等相关科系双辅修, 但经过一年讨论后, 考虑到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可能会更利于学生的发展, 因此取消了双主修的要求。创立此学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多元学习能力, 使其更能积极应对媒介融合的变化, 网络时代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 政治大学根据实行了七年独立学程的经验, 将于2014年加强培养学生多元学习的能力, 开始实施大一大二不分系的新决策, 使学生能够自由选择三系的课程, 从而对这三个领域会有更加完整的了解。

从两个学校系科专业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 新闻本科教育越来越重视多元人才的培养, 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已经受到了新时代的挑战。人大新闻学院开设的实验班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 是两个或多个学院之间跨领域的合作, 而政治大学从早期的“传播学士学位学程”到即将实行的大一大二不分系则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空间,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了媒介融合的变化, 使得学生能够具备不同传播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比如新闻系的学生除了会采访写作, 也能够制作新闻视频, 而广电系的学生除了会制作视频, 也懂得如何营销。

二、课程结构设置

根据人大新闻学院2013年本科生教学方案, 新闻学院课程的设置分为基础技能、通识教育、素质拓展、实践教育及专业教育五个部分 (如图1) 。其中基础技能主要是英语、数学、计算机三个方面的课程, 通识教育主要为思想政治理论、原著原典选读等相关课程。素质拓展主要为体育、心理健康、职业规划等课程。而专业教育则又分为三个部分: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值得注意的是在占最多学分的专业选修课上, 要求跨专业、跨学院选修分别不少于6学分和8学分。

相比人大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课程设置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学程制度。新闻系、广电系、广告系除了主修其对应的学程外, 还需选择或设计与主修学程相关的小学程 (如图2) 。关于小学程, 学院提供了参考组合, 比如对新媒体感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新媒体企划与沟通学程”, 该学程则可以包括《新媒介编辑企划》、《网络多媒体报导》、《媒介科技专题:中介传播、媒介创新与创业》等课程, 对艺术方面感兴趣的学生则可以选择“艺术传播学程”, 该学程则可以包括《色彩理论与应用》、《平面复合媒材》、《数字艺术中心专题实验》、《文化政策与管理策略》等课程。学生除了可以参考学院提供的规划外, 也可以自己设计组合, 从三个主学程的选修课中自行组合出一个有主题的学程, 或者从全校的课程中挑选相关的课程组成一个小学程。比如对时尚方面感兴趣的学生, 可以从学校的全部课程中挑选与时尚相关的课程进行组合, 在大学期间将其修完。

学程制度是一种更具有主题化的课程设计, 学程中的课程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 不管是必修的学程还是学生自行设计的小学程, 都在于挖掘和培养每个学生的兴趣和特长。除此之外, 独立于其他三系的“传播学士学位学程”在选课上则有更多的自主性, 选择此学程的学生不用按系别主修新闻系的“新闻与资讯学程”、广告系的“策略与沟通管理学程”或广电系的“传播产制与管理学程”, 而是可以在这些学程包含的课程中作自由的组合, 甚至可以在全校的课程中做出自由的组合, 学生只需在大一时通过导师一对一的指导规划出自主学程, 总学分达30~34即可。比如目前正在修读该学程的二年级学生张某对音乐和哲学很感兴趣, 因此设计了“音乐哲思学程”, 从广电系选择了《音乐概论》、《声音制作》、《声音艺术与录音工程》等课程, 从哲学系选择了《伦理学》和《逻辑》这两门课程, 按她的话说, 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其实很可能碰撞出火花, 修读自主学程更是一种自我探索和自我挑战的过程, 因为在和导师商讨时, 要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对课程规划的想法。

学程制度并非是将已修过得课程和将来要修的课程做一个无主题的拼盘, 而是对一个核心的问题有想法后将传播学院的课程和外院的课程结合起来, 从而使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得到具体化的体现。可以看出, 这种学程制度的安排对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有很高的要求。

通过对比两校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更加要求学生能够了解自己的兴趣和方向, 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专业选修课, 课程之间要有一定的主题设计。尤其是独立的“传播学士学位学程”要求学生能够合理地规划出自己的学习方向。当然, 在课程设置上也可以看出两校都极为重视培养跨领域人才, 人大新闻学院的专业选修课中要求跨专业、跨学院选修, 而政治大学的小学程和自由选修也给学生提供了跨学院学习的机会。从学分设置上来看, 人大新闻学院专业教育这一部分占了最大的比重, 其中学科基础课, 即相当于政大传播学院的院共同必修课, 前者是后者的两倍还要多, 而政大传播学院这一部分的学分则分布在了小学程和自由选修上, 由此可以看出人大新闻学院在本科教育上对新闻史学、新闻实务、传播理论、公共关系学以及广告学等基础知识尤为重视。

三、具体课程

(一) 学院必修课:人大重新闻, 政大重传播

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科基础课为四个专业必修的课程, 其中主要包括其他学院的基础理论课程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以及本学院的基本理论与实务课程, 共18门, 35学分。其中理论课程占绝大部分, 如《传播理论》、《新闻理论》、《公共关系学概论》、《广告学概论》等, 同时新闻史的课程也是四个专业必修的课程, 分别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课程。

相对来说, 政大传播学院的学院必修课要求门数较少, 三个系以及独立的传播学程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程为《传播叙事》、《传播与社会》、《研究方法》, 共15个学分。《传播叙事》是政大传播学院一年级学生必修的6学分学年课程, 其内容与人大新闻学院为一年级学生开设的《新闻与传播导引》《新闻实务基础》有相似之处, 这几门课程都起着入门引导的作用, 让学生了解这个领域并进行实际操练, 但政大所开的《传播叙事 (Cross Media Narrative) 》不仅仅在于培养学生采编的文字基础技能, 它还包含文字、图像、色彩、影像基础、想象力这五个单元, 每个单元进行三周, 由不同的老师教授, 每个单元完成后都有相应形式的作业, 如其中的文字单元最后要求学生根据家族照片写一篇500字的人物故事。其实从该课程的英文名称Cross Media Narrative即可以看出, 相较于传统的采访写作技能, 它更是一门跨媒体叙事能力的培养。

通过比较两校的学院必修课可以看出, 人大新闻学院比较重视学生对跨领域知识的涉猎, 以及理论知识和史学知识的沉淀。而政大传播学院则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美学思维, 希望学生能够对文字、图像符号的表象和概念有充分理解, 从而能够加以熟练地运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人大的基础课程与新闻领域有更多的相关性, 而政大的基础课程则更贴近传播领域, 而这正是两个学院名字差异的体现。

(二) 专业选修课:人大重系统化学习, 政大重社会连结

人民大学和政治大学都属于两岸新闻教育中比较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校, 其专业选修课的设立也常常是首开先河, 因此在这一部分的比较上主要挑选两校相似但各有特色的课程, 从而更加了解两岸新闻教育的异同和发展趋势。

在掌握了采访写作的基本技能后, 人大新闻学院为本科三年级学生开设了《深度报道》和《人物报道》的选修课程, 培养学生阐明事件关系和深入挖掘内容的能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则为本科三年级学生开设了名为《进阶采访写作———性别、阶级、族群》、《进阶采访写作———社区/社群创意书写》的课程, 其中《进阶采访写作——性别、阶级、族群》主要希望学生跳出对性别、阶级、族群的刻板印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新闻报道中对这三个领域的描述, 这门课程其中一个作业是阅读改写:阅读一本与性别、阶级、族群相关的书籍, 找出相关的新闻报道, 对其进行评析和改写。而另一门课程《进阶采访写作———社区/社群创意书写》则要求学生以社区/社群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 写出一篇兼具深度和可读性的报道。

两校都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进一步的采访报道课程, 培养学生深入思考的能力, 但人大新闻学院更加重视系统化的知识整合, 而政大则是以主题方式进行, 并结合社会学的知识来连结当下议题。

四、结语

从系科专业设置、课程结构设置以及具体课程内容这三方面的比较来看, 不论是人大新闻学院还是政大传播学院都很重视跨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 两校都对媒介融合的趋势做出了积极地应对, 人大新闻学院鼓励学生跨专业修读, 掌握新闻传播领域的多项技能, 而政大传播学院的“传播学士学位学程”以及今年即将要实行的大一大二不分系的制度也有利于培养新闻领域的整合型人才。除此之外, 两校在新闻本科教育上也各有特色, 但同时也都面临着一些相同的挑战, 对此做出以下总结:

(一) 人大新闻本科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文字符号的能力, 政大新闻本科教育则着眼于文字、视觉、听觉等多样符号的运用

从政大传播学院的发展脉络来看, 其在迁台前的新闻教育便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有较多的联系, 而迁台后也对美国新闻教育的理念进行了延续, 即以传统的报业教育为基础, 加入大众传播学、公共关系等科目, 最后发展为以传播相关学系组成的独立学院。[1]而这种教育理念则使得政大新闻本科教育能够在应对科技时代变化时做出更多的外延, 推动新闻传播教育朝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除了表现在两校院系名称上, 也可以从学科基础课程的内容看出, 人大新闻学院开设的采访写作类课程占更大比重, 而政大所开设的类似基础课程则并非限定于文字符号的运用和表达上。除此以外, 政大还为学生开设了表演、绘画、色彩等选修课程, 传播学院教学楼二楼专为学生开设了可容纳296人的剧场, 每年毕业生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的作品, 最后进行公演。

(二) 共同的难题:博雅还是专精

人大新闻学院让学生在大二自主选择专业, 而政大传播学院在2014年之前则实施前段分系教育, 即在大一阶段就确定专业。在培养新闻人才时, 两校都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应该培养能够跨越媒体界限的多元人才还是积极挖掘学生的兴趣来培养专精人才?

人大新闻学院的新闻、传播、广告、广播电视专业有着不同的必修课程, 政大传播学院也为不同系的同学设计了相关的学程包, 同时“小学程”制度也要求学生针对某一个主题进行关联设计。但另一方面, 人大新闻学院要求学生在选修课程上能够跨专业学习, 同时联合了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开设了实验班, 旨在培养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而政治大学从实验性的“传播学士学位学程”到即将实行的大一大二不分系制度也旨在应对多媒体整合发展的趋势。可以说两校都共同面对着专业细化与整合人才需求的冲突, 但从目前来看两校在应对此种冲突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人大新闻学院的本科教育希望学生能在专精的基础上做到博雅, 在博雅的层次上达到专精, 比如在必修课程中纳入其他学科的基础课程, 通过跨院合作培养复合型但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 而政大传播学院则希望学生在博雅上做到专精, 在专精上达到博雅, 通过不分系教育挖掘个人潜力, 让学生能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其他学院的课程, 从而打破专业界限, 培养出不局限于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才。

注释

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篇2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纪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9211402 汤美 39211301 杨娜 2011.11.12 tt [选取日期]

割不断的精神纽带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纪实

汤美，杨娜

摘要：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它哺育了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奋斗不息。本文主要讲述2008年之后两岸文化交流成果。将中华传统文化加以发扬光大，是我们每个华夏子孙应有的使命感，应尽的历史责任，台湾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现实基因。

关键字：中华文化海峡两岸交流成果妈祖文化

台湾文化，如同祖国其它地区文化一样，是中华大文化的一朵小花，它的根在祖国大陆深处。在台湾近代史上，台湾文化承受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但它仍然吸吮着中华文化的乳汁，保持着中华文化的特性。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语言相通，习俗相近，中华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华夏儿女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尽管历史的阴霾曾使海峡之水长时间的寒冰冻结，但却冻结不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根系，两岸同胞发自内心的文化交流，始终成为难割难舍的精神纽带。

一．《告台湾同胞书》揭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篇章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进行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由此揭开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篇章。1992年，两岸实现双向交流，允许中国大陆人员赴台交流。这年初，中国科技协会在台湾高雄、台北举办了“敦煌古代科技展”，这是大陆首次在台举办展览。神奇辉煌的莫高窟千佛洞，沙漠腹中的月牙泉、七星草，戈壁滩上的丝绸之路、玉门关„„一幅幅雄伟壮观的画卷使参观者留连忘返。5月，中央民族歌舞团舞蹈家杨丽萍等3人应邀赴台，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3人以上的文艺团组赴台演出。一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孔雀舞蹈，倾倒了台湾广大观众。此后，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越加频繁。

自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之后，两岸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签订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两岸领导人对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贡献。然而，我们看到两岸仅仅经济的交流还远远不够，一是经济的交流并没有将两岸人民的心灵拉近，二是两岸的和平发展局面并不牢固，因此，两岸人心的交流提上了重要的课题。

二．人心的交流如何实现？马英九做出了最准确的解答。

在《2008赢回执政权》的演说中，马英九特别指出，“文化上，我们不应自外于中国。无论语言文字、历史情感，海峡两岸人民应该共用先人留下的伟大遗产。台湾不应‘去中国化’，而应勇敢地承认我们的文化与历史根源。同时，我们应有开阔的心胸，吸纳中国大陆在内所有的思想文化，以涵养这块土地，成长茁壮”

马英九2008年当选台湾最高领导人后，就曾亲临孔庙参与祭孔祀典；2009年还亲自主祭“遥祭黄帝陵”典礼，成为国民党到台迄今首位亲自赴祭的台湾最高领导人。

马英九在2008年“就职演说”、纪念“823炮战”50周年时的讲话中都明确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并指出“两岸的和解双赢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

2009年10月，马英九在“双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结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模式”，发展出了“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2010年7月8日下午，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在台北接见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将于9日率团出席在广东举行的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的代表团成员。马英九说，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在5年前国共两党设立的意见沟通平台，参与的人士不限政党，讨论的议题触及经贸、农业、文化、教育、交通及旅游等各层面，对两岸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相信在中华文化的指引下，应有智慧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三．具有共同深厚传统中华文化的海峡两岸，没有理由不密切携手合作——妈祖文化

2008年4月，春暖花开之际，闽台文化交流活动此起彼伏 “2008妈祖之光”大型电视综艺晚会4日和6日分别在台湾台中县和台南市成功举行，共吸引了15万名台胞现场观看；

妈祖文化在中国大陆沿海、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华侨中广为传播和传承，影响广泛深远。妈祖文化交流不仅发挥着海峡两岸链结作用，而且再度促进两岸和平与发展。”台湾澎湖科技大学副教授杨崇正前不久访莆如是说。

杨崇正表示：“我来自台湾澎湖，祖籍重庆。祖国大陆与港澳台是大的两岸三地，另一种说法为小的两岸三地是祖国大陆与台澎金马。”他说，发源自莆田湄洲岛之妈祖文化迄今已逾千年，大约在十四世纪初随闽、粤移民传入澎湖，十七世纪初再随移民传入台湾本岛。身处海岛的台湾地区包括澎湖、金门、马祖四面环海，台湾民众对妈祖这位发展海洋经济守护神更是信仰虔诚，普遍尊崇。仅台湾本岛之妈祖宫庙较有规模者即多达五百余处；中小规模者更深入城乡居民小区，可能近万处。而许多地名亦与妈祖有关，例如，马祖即为“妈祖”转音；澎湖县的马公市，“马公”即为“妈宫”（妈祖宫庙）转音。公元１３３５年元朝惠宗时，澎湖正式设立巡检司管理民政，隶属当时福建省同安县。澎湖历史上是闽、粤汉族移民渡海赴台湾开垦拓殖中继站，也是东南沿海重要渔场。妈祖文化不仅连系祖国传统文化与乡情，也保佑移民等在异乡开垦创业，而且在两岸历史和现实中起着重要链结作用。

杨崇正认为，两岸妈祖文化交流日趋活络，对促进两岸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说，澎湖气候条件、海港及机场等硬件条件远比金门佳，能通过的客流、物流能量更大更快，也能扮演两岸中继站和客货中转中心角色，澎湖各界人士对此盼望良久。自去年４月以来，福建砂石得以海运直航澎湖，降低砂石运输成本，连带降低土木工程建设成本，有助澎湖本地各项公共建设及民间观光旅游设施推展。实现两岸周末包机直航常态化，未来如能争取大陆观光客源来澎湖、扩大开放货物等项目，都有助澎湖经济发展。祖国大陆方面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与金马澎及台湾本岛正呈西东走向一线排开之势，加上传统上闽、台、澎民间共同的妈祖信仰和独有的“五缘”（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关系，以及未来将扩大开放的全面“三通”政策，必将更好地为促进两岸经济繁荣发展作贡献。

杨崇正说：“２１世纪初起，和平与发展在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架构下已成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潮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契合‘发展’主轴，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正契合‘和平’主轴。”他表示，不仅在全球如此，在海峡两岸之间亦是如此。有和平才能带动发展，有发展才能维护和平。妈祖文化就是一种保障“和平与发展”的文化，代表和平乐观、积极向外发展精神的海洋文明文化。因此，弘扬妈祖文化，加强两岸妈祖文化交流，进而加强经贸文教等方面交流，必将推动和深化两岸和平与发展。

四：两岸文化交流要“开大门、走大路”

两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阻隔，在既有平台之外，需要进一步加深理解。过去两岸文化交流基本上还是自下而上的草根交流，规模小，尚未得到全面的发展。未来有必要掀起盖头来，开大门、走大路，让潜水艇式的文化交流浮出水面来，朝着更健康、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大陆对两岸文化交流一直持积极的态度。2010年9月5日蔡武在台湾访问的中华文化联谊会名誉会长蔡武在基金会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表示，我们愿意以更加开放、务实的态度，努力构建两岸文化交流平台，全方位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我们将虚心汲取此次论坛达成的共识和提出的建议，努力转化为两岸文化交流政策，为两岸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9月6日蔡武在“两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指出，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不能仅仅依赖物质方面的互利，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不能够替代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沟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文化交流还存在一些壁垒和障碍，需要两岸同胞共同作出不懈努力，营造鼓励和支持两岸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共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将秉持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品格，愿以更加开放、务实的态度，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构建两岸文化交流平台，全方位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它哺育了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奋斗不息。它激发全国人民的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为维系全民族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成为焕发人们为民族统一、社会进步而英勇奋斗、鞠躬尽瘁的精神源泉。为此，我们必须将中华传统文化加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华夏子孙应有的使命感，应尽的历史责任，台湾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现实基因。通过教育、科技、艺术、传媒等各项交流达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中华传统文化，增进文化认同的目的。参考文献：

台湾政治段子起底篇3

“喝酒要喝马英九”去年9月以来，马英九陷入执政低谷。极低的支持率，“好欺负”的性格，以及执政表现的低迷，让反对人士开始肆无忌惮的编段子，拿马英九和他的执政团队“开涮”。

而马英九也总是不经意间地为别人提供黑自己的段子：一次，在大学演讲过后，有学生为表达对物价上涨的不满，向马英九提问“一个便当吃不饱怎么办？”结果马英九的回答是：“吃两个”。这个他自以为幽默的回答被批判为“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

除了冷段子得罪民众以外，马英九的冷段子还得罪过同党的大佬。在一次国民党内部的酒会上，微醺的馬英九端着酒杯讲起笑话：喝酒要喝马英九（酒），吃鱼要吃宋楚瑜（鱼），打猎要打吴伯雄（熊）。一时之间让在场的宋楚瑜和吴伯雄哭笑不得。

对于讽刺领导人的段子，台湾社会上更是层出不穷。在历次选举中，不论是国民党获胜还是民进党获胜，都有人称之为是“‘小朋友’的胜利”。这是因为新台币中最大面值的1000元上画有学习地理知识的小朋友，民众用“小朋友”比喻选举胜利，暗地里影射的是买票传统。

而当陈水扁贪腐在海外洗钱东窗事发后，又被编入新段子：这些小朋友为什么要围着地球仪学习地理知识？因为长大选上“总统”后，要想办法找地方藏钱。

台湾政治段子的变迁对于这些政治段子，不同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态度并不相同。

不知道是出于对自己冷幽默的正确认知，还是出于自身“温良恭俭让”的政治性格，马英九几乎从未让下属去调查讽刺自己段子的来源，甚至面对人身攻击时也不在意。

而相比于马英九的宽容，律师出身的陈水扁则会选择还击。在一次世界音响展览的现场，陈水扁曾被呛到：“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结果陈水扁回应，活不下去还来参观音响，真是莫名其妙。陈水扁还曾用段子回击攻击者：某次反扁人士集会时曾经被暴雨淋湿，结果陈水扁得知消息后幸灾乐祸的表示，“倒扁运动被水扁啦”。

对于阿扁前任，即李登辉的讽刺段子，最为著名的则是对他名字的调侃。据段子说，李登辉之所以能够接蒋经国的班，是因为蒋经国在如厕时被问及谁将是接班人时回答说：“你等会儿”，被秘书听成了李登辉儿。

由于蒋经国在台湾经济起飞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民进党成立和发展的宽容，社会上讽刺他的段子比较少见，但是讽刺其父亲蒋介石的段子则多如牛毛：一个段子称，蒋介石死后见到国父孙中山，孙中山问蒋介石你的继任者是谁的时候，一直连任“总统”的蒋介石的回答分别是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联（吾三连），赵元任（照原任）和赵丽莲（照例连）。

台湾政治大学篇4

话语是人类赖以沟通的工具, 通过对时代话语的整理, 梳理出特定的时代话语体系和话语的转变可以在一定层面反映社会的存在和变迁。政治话语则是由政治主体创造或认可, 并藉以实现其政治表达的词汇与语义。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王小宁认为, “政治话语是社会话语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进行政治交流、沟通和互动的过程。” (1)

为了实现理论上的完整性, 政治话语的表达需要有其核心的范式, 政治话语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改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原生性的自我修正与补充, 另外一种便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改变。政治话语的表达借由不同的主体加以实现。在国家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共同体意识尚未建立的时候, 政治话语的表达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不同的主体对于政治话语给出自己的表达, 并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话语的霸权化和排他化, 从而垄断政治话语的表达, 实现独白。而当独白实现, 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共荣体意识形成之后, 在竞争性的选举制度的催生下, 政治话语的表达逐渐转向了不同政党主体的政策层面上的表述。

二、中华民国政治话语范式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其后虽政权几易其手, 但是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一直完整留存。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对大陆地区的实际统治之后, 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开始逐渐衰落, 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符号影响力逐年下降, 主权行使只限于台湾地区。

实际上, 中华民国的政治话语范式的真正形成是北伐之后。是时, 经过孙中山“苏式”改造和三民主义洗礼的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 开始了其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政治话语表达。这时候, 国民党通过学校教育和舆论引导, 逐步实现政治话语范式的构建和传播。

台湾由于经受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 国民党的主流政治话语并未实现其在台湾的传播。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话语传播才得以实现。内战的失利使得国民党患上了“恐败症”和“恐共症” (2) 2, 在台湾宣布戒严, 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代替宪法, 台湾的政治话语处于高度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三民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得台湾的政治话语处于国民党的霸权独白阶段, 同时其试图通过“党国一元主义”将三民主义的理念贯彻到整个政治与教育体系之中。除了旧有的三民主义话语的加强以外, 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话语中, 还还增添了“动员戡乱”一类词语, 通过严苛的法律和党禁报禁, 实现对台湾社会的控制。此时, 国民党一手塑造形成了以三民主义和反共复国为核心的政治话语独白。

三、民进党话语体系冲击与台湾政治话语范式的转变

民进党是党外运动各团体于1986年解除戒严与党禁前所整合成立的政党, 作为反对党的身份出现在台湾政治舞台上。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和蒋经国时代的到来, 党外的声势逐渐发展壮大, 并通过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达到高潮。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林劲认为, 民进党根基于台湾历史悲情和政治环境, 台湾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处境, 使党外运动不仅具有浓厚的本土意识, 而且开始关注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 因此逐步导引出国家认同、台湾主权及国家定位问题;作为主要政治任务, 党外运动反对国民党借维护“中华民国法统”, 行专制独裁统治之实, 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制度。 (3)

1986年, 民进党正式成立, 国民党政权当面予以默认。民进党成立当年, 便参加了第一次的立法委员选举与国大代表选举, 总得票率都在20%以上。此后民进党也发动了多次街头游行活动, 争取当局解除戒严、争取国民代表直选与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初期的民进党虽视自己为台湾的“本土政党”, 将国民党政府称为“外来政权”, 但主要的政见还是争取更多的参政议政权, 政治话语表达是与国民党相反的“自由”与“民主”。

1987年, 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 民进党继续参与台湾政治, 要求总统直选, 通过了“四个如果”的决议文, 称只有在中国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中国统一台湾等四个条件成为现实时, 民进党才会支持台独。在1989年-1993年的县市长与立委选举中, 民进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此时, 民进党进一步梳理了其政治话语, 厘定了“台独”的范围。

1994年, 在台北市长的选战当中, 民进党立法委员陈水扁以“快乐、希望”赢得胜选。在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催生之下, 当“自由”、“民主”已经成为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共同体共识表述之后, 民进党开始实现转变, 从以往的“自由”、“民主”政治话语表述转向政策性的政治话语表述。1995年5月, 施明德担任党主席后, 积极为民进党过去的反对形象做转型, 由“台独”政治话语转向政策型的表述。1997年的县市长选举中, 民进党赢得了全台12个县市的执政权, 首次超过中国国民党的县市长席次, “绿色执政”下的人口已占全台湾总人口的71.59%, 民进党“以地方包围中央”的选举路线于焉产生。此时, 其政治话语的表述也逐渐呈现出政策防线, 不再过分进行“自由”“民主”类的政治体制层面的政治话语表述, 而转向了“绿色执政”的政策类话语表述。

1999年, 民进党做出了重大的基本政策调整, 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 以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 为2000年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做准备。此时, 陈水扁采取温和的“新中间路线”, 强调“全民政府”, 任用唐飞担任行政院长, 在就职宣言中提出“四不一没有”等。通过这样的努力, 民进党终于实现夙愿, 成功上台成为执政党, 实现了台湾历史上, 也是华人社会历史上首次通过和平民主机制实现政党和政权轮替。此时, 基于现代民主国家在共同体层面上的共识和合法原则, 国民党和民进党, 以及其他党派的终于在共同体层面上实现了政治表述的一致性, 从而实现了多主体的统一政治话语表达, 即多元共识表达。

在2008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中, 民进党遭遇创党以来的最严重挫败, 于5月20日后下野, 进入第二次下野期。此时的民进党, 为消除陈水扁案的负面影响, 开始更加务实的政策类型的政治话语表述。2010年, 民进党逐步发表其十年政纲。十年政纲分别从农业、教育和多元族群三个方面, 展望了台湾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这是民进党消除弊案影响, 重塑务实、清廉形象的重要步骤。我们也可以从十年政纲中看出, 民进党的政治话语范式已经发生转移。在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下, 民进党已经成长为一个现代性的政党。

台湾政治话语的表述经由了内向输入、独白到质疑和多元化表达, 表现了台湾社会逐步转向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当代政治民主化完成或者即将完成的国家, 政治共同体构建使得政治话语的表达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范式, 脱离了政党独白的方式, 走向了多元化表达的路径。竞争性政党机制的存在使得政治话语表达逐渐转变为对政策的表达与宣传, 而基于不同政策表达的竞争性选举机制则更加符合选民的利益。

摘要：政治话语的表达与政治话语范式的转变, 可以在很大层面上反映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水平。政治话语的一般发展是:由多元复杂的不同表达逐渐统一为一元表达的霸权独白。而后, 这一元表达的霸权独白经历外部冲击和内部结构, 从而发生范式转变, 形成多元主体在共同体层面上的共同表达。最终形成在现代竞争选举制度下的在共同体层次上的多元主体共同表达以及在政策层面上的多元主体纷争的格局。台湾的政治话语正好经历了由国民党政权的强势输入与巩固, 国民党政权的一元霸权独白, 以及后来来自党外集团的冲击, 解除党禁报禁, 开放选举制度后的多元主体在共同体层次上的共同表达, 以致在完成政党轮替后的在共同体层次上的多元主体共同表达以及在政策层面上的多元主体纷争的格局。

关键词：台湾,政治话语,转变

注释

1王小宁.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1) .

2刘红, 郑庆勇.国民党在台50年[M].九州出版社, 2001 (3) :21.

台湾政治广告策略与诉求趋势研究篇5

宏观上, 台湾政治广告策略借鉴商业广告

和英、美老牌政治广告的诞生地一样, 台湾的政治广告也无一例外地是从商业广告移植过来的, 无论是原理、技巧还是操作, 均师从于后者, 广告公司从推销产品的广告技巧中获得灵感, 开发出推销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与推销政见的政党广告。

就原理而言, 两者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政治广告同商业广告两者的应用原理都是相同的。政治广告的营销时段虽然短暂 (竞选期内) , 但和商业广告一样应用了营销4P原理, 即产品、价格、渠道、推广。在产品方面, 东西卖不卖得出去, 产品质量是关键。候选人本身条件好坏, 也是最终赢取选票的基础因素。在价格方面, 候选人虽然不能明码标价, 但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相同概念却是存在的。例如, 在台湾县、市长选举中, 贿选的票价在1000~2000元新台币;而在立法委员、市议员的选举中, 贿选的行情约在300~500元新台币, 高低贵贱的市场法则得到印证。在渠道方面, 县、市长选举时的“大桩脚” (乡长、镇长) 和“小桩脚” (里长、邻长) 则相当于商业营销中的批发商和零售商, 是选举造势的节点与宣传品投放点。在推广方面, 两者皆能利用各种媒体传播广告来吸引消费者 (选民) , 都擅用公关来建立产品形象 (候选人形象) , 例如, 参选议员经常会给他的选民发信函 (DM) , 并参加社区公益、问寒送暖、关注失踪儿童等活动, 这在台湾政治宣传中是屡见不鲜的。

在操作方面, 台湾政治广告多由专业广告机构和职业广告人介入。除各选举人的专业宣传班底外, 台湾各政治团体均借助商业广告公司进行包装策划。据统计, 在选举高峰期, 直接介入政治宣传的台湾本土广告公司达240余家。陈水扁上任前4年, 其阵营文宣团队自始至终都是由助选成功的台湾联合广告来做, 而连战阵营在2000年和2004年选举中广告量最大, 同时委托十余家广告公司。

选举中一些大牌的“幕后操手”也均是著名的职业广告人, 他们受到各政治势力的追捧。台湾“广告鬼才”范可钦, 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2000年, 由他制作的《铁汉柔情》系列竞选广告, 在关键时刻帮陈水扁赢得选举, 因此被誉为陈水扁的“超级化妆师”;2006年, 他对陈水扁彻底失望, 又在施明德的号召下出任百万人倒扁运动总部“红衫军”决策小组发言人, 被誉为让台湾爆红潮的灵魂人物。

从技巧上看, “整合营销传播”的概念近年来急速走红。“政治整合营销传播”呼吁政治广告主放弃各自为政的推广方式, 妥善运用广告、公关、直效营销乃至事件营销等宣传方式, 把候选人与政见推销出去。而这恰是时下商业广告所盛行的运作模式, 二者相辅相成。

广告方面, 候选人“打广告”, 除了媒体主动报道外, 有许多“曝光”的机会是要掏钱来买的:预算高者买电视和户外广告, 预算低者可以上报纸、电台;即使没有预算, 网络还有大量的免费空间可以利用。

公关方面, 候选人要与媒体、记者保持良好关系, 除了平日主动提供重要新闻稿和节庆问候外, 还要及时派发车马费;还会与“桩脚”保持密切往来, 在地方基层选举时, 适时给予政治献金;另外与选民保持友善关系也是必要的, 例如“社区公关”, 候选人就要多花心思去观察社区需求, 为市民争取绿化、赞助文化或体育活动等权益。

直效营销方面, 对于候选人是否能够得到目标消费群的认同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此候选人出身教育界, 那么他就可以向校园大力游说, 来宣讲自己的教育理念;如果该候选人出身劳工, 他可以向劳工朋友靠拢, 告知自己也是“泥手”出身, 让目标选民产生亲近感;等等。

事件营销方面, 候选人可以制造事端为自己造势。例如, 1998年“三合一”选举, 当民进党导航“金达尼号”助选船开到彰化站, 建国党候选人陈明秋与民进党人士发生冲突, 并引发媒体大肆报道这一“流血事件”。这种冲突事件是事件营销中难得的题材, 使民进党知名度直线蹿升。

综上所述, 政治广告与商业广告是并蒂的双胞胎, 政治广告的出现亦是对现代广告业的补充;加上选举政治在台湾本就历史短暂, 20世纪70至80年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酿就了台湾广告业的环境与人力资源, 因此台湾政治广告对商业广告的“拿来主义”是一个必然!

微观上, 台湾政治广告诉求趋向感性化

政治广告需要借助于多样化、重复率高、简洁而富有激情的视、听、说手段来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纵观近些年来台湾的政治广告——说教的、偏激的、直白的政治宣讲, 正越来越多地被生活的、记忆的和情感的等“感性”诉求因素所取代。

放低姿态、生活化的候选人形象获取民心。陈水扁在2000年选举期间在媒体上被塑造成“台湾之子”。他的少年时代、中学与朋友合照、大学谈恋爱、当律师时的模样及结婚典礼的老照片, 被一次次地呈现出来。这些确实能与大部分台湾人民过去的生活回忆相联结, 尤其是大部分台湾本省人都经历过乡间生活。由此看来, 借由“呈现自我”而达到的某种社会集体的认同感, 是被刻意凸显陈水扁与其他候选人之间的不同, 成为一种以感性诉求的方式塑造出来的政治形象, 进而产生广大的响应与认同。

“怀旧”的诉求更能唤起和加强暗示符号。商业广告创意中的“怀旧”手法, 也能借鲜活和戏剧化的历史视点, 来对政治现状作批判性的诠释。例如, 在蓝绿交锋史上, 每年的2月28日民进党就会将“二二八大屠杀”事件祭起, 在媒体上用照片、文字、音像等把台湾民众的记忆拉回到1947年 (当时台湾本省人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间的冲突) 。似乎将民进党与上述政治受害者画等号, 暗示国民党是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外来统治者。这个历史的提醒, 使国民党政府丧失了权力上的许多合法性, 而台湾原本即是“自主与独立的”这个观念也开始被民众普遍接受了。实际上, “二二八事件”的策划者主要是一些响应大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台湾民间人士, 不仅与日后的民进党无关, 更没有“台独”政治意识在其中。此政治广告, 技巧地开启了一个隐藏的历史视角, 对民众意识形成主观误导。

同情弱势、尊重女性和拉拢基层是各候选人不约而同的竞选牌。商业广告中屡见不鲜的“煽情”手法, 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台湾的政治广告诉求中。2000年“情人节”那天, 三位候选人都拉妻子做了广告, 陈水扁和吴淑珍做的电视广告《铁汉柔情》篇获台湾最受欢迎十大竞选广告的第一名;在2月28日当天, 连战也在各大媒体上做广告, 希望台湾民众能宽恕国民党曾犯下的错误、支持自己;而在3月8日, 候选人也争相以广告争取妇女选票, 陈吕配中因有一位女性而具有一定优势, 陈水扁因而在吕秀莲身上大做文章;2004年大选前的“3·19”枪击案能使陈水扁以微额票数翻身当选, 更是对公众同情心操纵的绝好例证。

在蓝绿你死我活厮杀的夹缝里, 以橙色为形象的亲民党采取感性诉求策略异军突起。最显著的就是在2000年“总统”大选过程中的《省政建设》篇和《勤政爱民》篇, 渲染了宋楚瑜与省民水乳交融的情感, 意图联络省籍情结, 强化宋楚瑜的平民形象, 而赢得大量选票。

竞选候选人在政治承诺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拉动选民的选票, 关键是看能不能打动选民的心, 从感情上拉近距离。更重要的是, 台湾激烈的政选所带来的负面广告效应而逐渐造成的乌烟瘴气, 使台湾民众感到厌倦, 社会终要回归至净化状态, 这也是政治生态平衡的过程。因此采取向善的、渐进的感性诉求广告, 也是台湾政治广告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 讨论台湾政治广告当前的运作规律和发展趋势, 可以发现, 宏观上其借助商业广告策略, 微观上其诉求越来越趋向感性化。通过串联观察与分析, 我们可以从广告传播学角度对台湾政治生活的动态与方向做出研判, 从而为对台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1].洪雅慧:《政治广告策略vs.商业广告策略》, http://www.alice-hong.com/

[2].岳淼、陈培爱:《政治传播中的媒介权利——论台湾政治广告的运用》, 《现代传播》, 2002 (1) 。

[3].徐键:《现代政治广告研究》, 《新闻知识》, 2006 (10) 。

台湾政治大学篇6

政治传播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 以推动政治活动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布莱恩·麦克奈尔在其《政治传播学引论》中, 对政治传播进行过分类:第一类是所有政治行动者为求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第二类是所有非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做出的传播活动;第三类是所有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及政治讨论。[2]这种按照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的分类太过繁琐, 而且并不能包含所有的政治传播行为, 例如非政治行动者对非政治行动者做出的政治传播活动就不在其中。因此, 为了便于下文的分析, 本文将政治传播行为按照是否使用媒介分为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类, 不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即为人际传播, 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则归为大众传播。需要做出特别说明的是, 这种分类法并不严格遵循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在相关学科中的定义。

可以说, 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都必须借助政治传播。在台湾地区, 从1998年台北“市长”竞选中首次推出竞选网站争取网民的支持, 到2004年民进党利用“3·19”枪击案进行突发事件传播最终扭转乾坤, 以至2008年马英九采用“Long Stay”这种直销式人际传播来塑造亲民形象, 多年来台湾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 政治传播在政治生活中, 尤其是政治选举过程中, 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及其竞选团队在政治传播策略上深入挖掘, 把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策略运用到极致, 为台湾地区乃至华人世界今后的政治传播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接下来, 笔者将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方面来分析马英九在这次选举中采取的政治传播策略。

二、2012年台湾“大选”中马英九的人际传播策略

选举中的人际传播, 主要是为了利用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信任、情感乃至人情压力去要求选民支持自己。虽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工商业的社会, 大众媒体密度很高, 多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日益侵占传统的乡村、小城镇生活, 但就目前来看, 台湾社会依然十分注重人情、人际关系, 保留着典型的东方社会的特色。[4]因此, 人情的运用便成为选举中的关键因素, 人际传播策略也就显得十分重要。马英九在这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人际传播策略, 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 走访台湾各地争取广泛支持

在2012年台湾“大选”中, 马英九的竞选足迹遍布全台湾, 在和各地区的选民真诚互动中, 赢得了不少选民的好感。

纵观马英九的走访行动, 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有计划的、逐个地区的走访扫票。主要就是2012年12月21日开始的“与民同在”下乡之旅。马英九根据计划安排, 先后访问了全岛的各个地区, 其中重点关注民进党支持者聚集的地区, 即俗称的“泛绿”地区。这类走访活动的地点都是在当地的集市、宫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为了让选民能更多地了解自己、支持自己, 马英九走进选民中间, 将自己亲和、平民、草根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例如在夜市玩捞鱼游戏, 吃当地的路边摊小吃;在果菜市场喝大妈送上的椰汁;做台湾名菜烧酒鸡与现场民众分享。在各地的宫庙参拜祈福、敬香赠匾, 并向现场民众派送平安盐袋;在走访中与沿途民众握手、击掌, 遇到坐轮椅的老人, 弯腰向对方问候。看到小孩, 就抱起来亲热一番并蹲下与其合影。每天晚上都借宿当地农户家, 与农家同吃同住, 并通过聊天座谈联络感情。

除了马英九本人进行大范围的走访, 他的妻子周美青女士同样也开展类似的走访。2011年12月6日, 周美青到云林、嘉义两地进行走访。与马英九不同的是, 周美青选择到公园、植物园这些休闲场所, 与民众进行互动。她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笑脸迎人。碰到当地民众就与他们挥手、拥抱、甚至弯腰鞠躬。看到做生意的小贩, 则会停下来询问其经营情况。除此之外, 周美青还到嘉义的一所幼儿园为小朋友们讲故事。虽然马英九的竞选总部一直对外宣称这些活动都是周美青的个人安排, 与竞选无关,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周美青在通过给自己塑造良好的形象, 为马英九“加分”。

另一类是针对某一事件, 或特别对某一群体进行的走访。例如针对民进党炒作的“两元柿子”事件, 误导了消费者、打击水果行情。马英九在事发后就火速赶往台中市东势果菜批发市场, 实地询问当地甜柿的产销情况, 随后又前往新竹市新埔乡拜访柿农, 了解该地的农产品销售情况。又比如马英九竞选办公室策划的“铁马骑透透、相揪赞土豆”活动, 目的在于让马英九拜访全台湾那些如土豆般有强韧生命力、朴实却默默发光的台湾“土豆人”。所谓“土豆人”, 意思就是全台湾各行各业的一些先进模范人物。马英九虽然没有全程参加, 但是有选择地参与了其中的几段路程, 与活动的参与者一起骑着自行车, 拜访台湾的一些先进模范人物, 号召民众一起感受台湾社会中向善的力量。

此外, 为了获得年轻人的支持, 马英九在竞选期间多次参加了大学的各类活动。在与青年学子的接触中, 马英九一般穿着休闲的白衬衫, 并卷起袖子, 走“校园风”的路线, 以拉近了与青年学子的距离。而在与青年学子的对话中, 他重点谈论年轻人关心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话题, 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肯定。

(二) 策划造势活动提升支持者信心

何为势, 《孙子兵法》有云:激水之疾, 至于漂石者, 势也。意思是激荡的水流速度之快, 甚至可以让石头漂浮起来, 这就是势的力量。候选人只有在竞选中占据优势, 才能克敌制胜。所以无势者要造势, 无力造势者要借势, 有势者要会用势。[5]

马英九在这次选举中通过人际传播来造势的方法就是策划各类主题活动。比如造势会、演唱会、嘉年华大游行、选举营队活动等。造势会的主要内容就是马英九面向选民发表竞选演讲, 规模在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除此之外, 现场还会组织一些余兴活动, 例如敲锣打鼓鼓舞士气, 唱歌跳舞活跃气氛。现场还有各式竞选纪念品出售, 以此来募集一些小额竞选经费。据台湾《联合报》的一则报道, 2011年11月5日, 马英九从早6时到晚9时, 15个小时间, 共赴14场造势会, 跑遍台中市。每场造势会平均超过3000人参加, 一天内起码和5万民众见面。[6]

演唱会的工作, 主要由马英九的辅选团队中的青年乐团承担, 他们为了给马英九造势, 组织了主题为“We Are One”的环台湾巡回演唱会。马英九则是选择性地参加。在2011年11月20日的一场演唱会上, 马英九不仅给现场观众派发福袋, 还被现场摇滚歌曲的感染, 领着现场观众一起高唱助选歌曲。

在嘉年华游行活动中, 规模最大的要数2012年1月8日的主题为“为台湾‘赞’出来”的嘉年华大游行。马英九号召百万民众在台北凯道、台中、花莲、台东同步开展游行活动, 为竞选造势加油。

选举营队活动主要就是马英九竞选团队举办的“民主选赞营”活动。目标主要是台湾的年轻人, 希望能唤起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 进而获得年轻人的支持。按其形式可分为两种, 一种时间较长, 带有夏令营的性质。例如组织青年人去往台南市鹿耳门圣母庙 (鹿耳门是400年前郑成功登陆台湾的地方, 圣母妈祖则是台湾民众重要的守护神, 在此办活动, 具有历史与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 , 为青年介绍当地的人文风情, 让年轻人认识台南。马英九亲临现场, 与学员互动。另一种时间较短, 叫“一日营队”, 一般在周末举行, 类似于公益讲座, 马英九主要与青年朋友谈论青年群体关注的例如“公民权益”、“网络民主”等议题, 此外还会邀请蓝营的一些学者、官员等来和青年朋友谈论社会各方面的重大议题。参加“民主选赞营”活动的青年, 有很大一部分加入了马英九的“青年赞队”, 为马英九摇旗呐喊。可以说是马英九竞选团队中人际传播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总的来看, 马英九在这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采用的

2012年第6期 (总第94期)

人际传播策略, 突破了以往以组织性的人际传播为主的局限, 而是直接对基层民众进行人际传播, 信息传播更清晰。这种细分群体、直面选民的人际传播, 使得选民在双向互动中获得了丰富且高密度的信息, 建立起对马英九的立体印象, 进而加强对马英九的认同感。

三、2012年台湾“大选”马英九的大众传播策略

(一) 运用“泛蓝”媒体营造有利竞选态势

在台湾现今的选举制度下, 要争取最终的胜利, 就绝对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帮助。虽说台湾向西方学习, 岛内新闻媒体都崇尚言论自由和客观公正原则。但古今中外无数实践证明, 新闻媒体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7]

目前岛内公认的“泛蓝”媒体主要有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中天电视、中视、《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社、《中央日报》等十多家媒体。在这次选举中, “泛蓝”媒体很快就与候选人马英九及其背后的国民党助选团达成了默契。一方面马英九及其竞选团从一开始就利用“泛蓝”媒体速度快、覆盖广、信息量大的特点频频出招。包括积极主动接受采访、专访, 向媒体提供讲话、访谈和评论等第一手新闻资料, 通过媒体塑造其政治形象, 引导竞选的舆论走向。另一方面“泛蓝”媒体则利用马英九竞选团队提供的极具时效性和独家报道来吸引受众, 各家媒体铺天盖地的新闻和广告, 不仅帮助马英九营造出有利于当选的态势, 同时也获得了节节攀升的收视率、收听率和点击率。

虽然“泛蓝”媒体关于马英九的报道都是从自身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出发, 带有明显党派政治偏见。但是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 台湾民众还是逐渐产生了偏向, 最终选择让马英九继续执政。

(二) 善用事件传播攻击民进党的疏漏

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民进党正是凭借“3·19枪击案”这一突发事件, 在选举的最后关头扭转乾坤, 最终赢得选举。而民进党的这次胜利, 毫无疑问是在选举中运用事件传播的经典案例。[8]但正所谓“吃一堑, 长一智”, 在2012年的选举中, 国民党也学会了运用事件传播的策略, 利用“两元柿子”这个突发事件, 给了民进党一记“重拳”。

首先对事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2011年11月下旬, 民进党发行了一份“廉价水果”挂历, 本想借挂历上印着的廉价水果, 质疑国民党放任农产品价格滑落, 导致果贱伤农。但在这个挂历上, 一种原本一斤几十元 (新台币, 下同) 的甜柿被错标成一斤两元。这个挂历一经推出, 就立刻引起了台湾果农不满, 大呼民进党才是打压水果行情的罪魁祸首。国民党借此机会乘势反击, 采取一系列手段攻击民进党, 最终使得马英九选情大涨, 蔡英文低头认错。

在这次事件传播中, 马英九抓住民进党的三次失误, 分别制定出针对性的事件传播策略:

第一, 廉价水果挂历发布以后, 立刻引起了台湾果农极大的不满, 针对这一情况, 马英九立马赶往台中的一处水果批发市场, 亲自了解水果产销行情, 当场决定采购5000公斤柿子送给弱势群体。其竞选搭档吴敦义则在一场竞选会上谴责民进党误导消费者, 打击水果行情。这一次, 马英九在事件发生后立刻摆明立场, 用收购5000公斤柿子的实际利益, 让自己和广大果农站在同一战线上, 并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影响扩散到最大。

第二, 2011年11月30日, 马英九在嘉义开会时, 会场外有民进党人士拉来一车柿子, 自称找到了两元一斤的柿子, 并在会场外进行抗议。针对这一情况, 马英九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智慧, 面对现场的人群和媒体, 他呼吁政治斗争不要牵扯到最善良的农民。会议结束后, 马英九又在嘉义当地购买了一批柿子, 还在随后与台湾电信业人士会晤的时候, 摆上柿子作为会场水果, 并动员电信业人士能够购买一批柿子, 以帮助果农降低损失。这一次, 在民进党人士宣称购买到所谓的“两元柿子”时, 马英九在现场并没有和民进党人士去争辩这些柿子的价格到底是真是假, 而是继续关心果农朋友, 让他们得到实际的利益。若是他去和民进党人士辩论柿子的价格到底是真是假, 恐怕整件事就会朝另外的方向发展了。

第三, 蔡英文在事件发生后, 一直不肯出面道歉, 但随着事件影响越来越大, 迫于选民流失的压力, 在事件发生数天之后, 2011年12月1日下午, 她终于出面道歉。但是在她的道歉中, 认为这只是竞选团队中的文宣人员在用图片凸显水果产销的问题, 如果在使用的过程造成了误解, 她觉得“遗憾”。针对蔡英文这种毫无诚意的道歉, 马英九竞选团队选择发动媒体对其进行轰炸, 最终结束这次“战役”。2011年12月2日, 《联合报》、《中华日报》等媒体纷纷发表社论, 认为蔡英文的道歉有口无心, 根本没有道歉诚意。马英九竞选总部发言人段玮也表示, 蔡英文的“道歉”把责任归在文宣层次, 并没有向农民道歉, 也没有善后的措施, 这样的参选人, 让人怀疑是否能够约束民进党日后不会犯类似的错误。最后这一次, 可以说是蔡英文主动给马英九制造的机会, 一次毫无诚意的道歉足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柿子风波”后, 台湾旺旺中时民调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马英九的支持率从之前的40.7%上升到了43%, 蔡英文的支持率则从事件发生前的40.3%降至35.2%。两人差距由原来的0.4%拉大到7.8%。[9]可以说, 正是由于马英九竞选团队敏锐地抓住了“两元柿子”事件的传播机会, 给予民进党一记重创, 才能使马英九的支持率借“柿”上扬, 最终顺利赢得选举。

(三) 借用新媒体技术赢得网民的支持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向世人证明了新媒体在选举中的巨大能量。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被人们称为“网络总统”。[10]鉴于此, 马英九在2012年的选举中, 也十分重视对新媒体技术的应用,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在这次选举中, 马英九竞选办公室特别成立新媒体部, 意在发挥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即时性等优势, 聚集网民的传播力量, 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 部门成员纷纷在网络上与网友互动, 以扩大马英九的影响力。

部门旗下最重要的就是马英九这次竞选的官方网站———“台湾加油赞”。其中的“赞”与“站”谐音, 也意指马英九、吴敦义这对候选人是大家最佳选择。在这个网站上, 网民可以获得关于马英九团队竞选活动的最新信息, 可以了解执政以来的政绩, 可以查看马英九的一些演讲。除此之外还开设了马英九各个社交网站主页的链接, 以及小额募捐的通道。网站还设计了手机版, 给喜欢手机上网的网友提供了方便。整个网站给人的感觉虽然架构简单但是内容充实、信息丰富, 网民能很方便地了解到关于选举的各类信息。

第二, 马英九竞选团队充分认识到了社交网站的影响力, 在当下的主流社交网站, 例如Google+、Face Book、Tw itte r等, 都开设有自己的账号或主页, 并有专人负责。迄今为止, 马英九在各类社交网站总粉丝数已经破93万人。例如马英九的Google+社群网站在2011年7月19日正式启用, 首日将马英九主页加入收听的网友就逼近5000人。通过Google+的日历功能,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随时了解马英九的每日行程, 便于参加一系列的竞选活动。

马英九的Face Book个人主页于2011年1月开设, 在主页开通后15个小时内, “粉丝”数量就已经超过蔡英文两年多累积的“粉丝”数量。该主页每天都会发布一些马英九的照片、视频、讲稿、心得等。在马英九的Face Book个人主页人上, 网友还可以收看到马英九的活动直播, 即时发表感想, 这种结合现场与网络的实时互动模式, 使得马英九在青年人群体中的人气飙升。

为了吸引人气, 马英九竞选团队还专门开发了一款名为“早安打卡机”应用程序, 鼓励网友每天到马英九的主页打卡, 给马英九加油。每天前十名打卡的网友能够得到马英九亲笔签名的“早安卡”。据媒体报道, 这个程序上线的第一天, 就因为网友反应太过热烈而被挤爆。目前马英九Face Book个人主页上的“粉丝”已经多达85万, 是蔡英文的4倍。

第三, 在网络上发布竞选“微电影”。“微电影”是2011年很火的一个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采用拍摄电影的方式拍摄的具有完整策划、制作和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这类影片不同于单纯的竞选广告, 运用电影这一载体, 将关于竞选的一些内容融入电影情节中, 传递给观众, 可以说创意十足。例如其中的一部时长7分钟的网络竞选影片《爱情签证》, 抛弃了一般竞选影片呆板、严肃的刻板印象, 走浪漫电影风格, 获众多网友好评, 总计创下20多万点击率。整部影片主要讲述男女主角在游历全球各地美景后, 还是想念台湾的好, 最后两人决定回到台湾在一起。其中在讲述“台湾的好”这个部分, 就将马英九执政以来取得的一些政绩, 融入电影的叙述中, 例如“台湾已获得全球117个国家或地区‘免签’”这句让人听起来硬邦邦的话, 放到电影中, 因为紧扣对爱情的追求无国界这个主题, 也变得唯美起来。

四、结语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经尘埃落定, 在这次选举中, 民进党仍旧在沿用一些传统的政治传播策略, 而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及其竞选团队, 却在政治传播策略上下了一番心思。尤其是“两元柿子”事件的传播和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 极大地打击了蔡英文的选情, 增加了自己的胜算。台湾地区选举中的这些政治传播策略, 每一个都可以继续深入研究, 都是政治传播领域可以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25.

[2]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M].段祺,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4.

[3][4][8]王茹.简析民进党“大选”中的政治传播策略[J].台湾研究集刊, 2008 (3) :17-23.

[5]张小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策略分析[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1 (4) :120-122.

[6]马英九1天赴14场造势会被称为“铁人”[EB/OL]. (2011-11-06) .http://www.chinataiwan.org/xwzx/bwkx/201111/t20111106_2137172.htm.

[7]胡英, 陈力峰.美国大选中的政治传播策略[J].新闻前哨, 2008 (11) :26-27.

[9]民调:柿子风波延烧马英九蔡英文差距扩至8%[EB/OL]. (2011-12-01) .http://news.cntv.cn/20111201/114800.shtml.

台湾政治大学篇7

关键词：台湾电视剧,历史分析,乡土剧,偶像剧

在台湾,电视剧同样是收视民众的心头所好。AGB Nielsen 2005年的收视调查显示,国、台语连续单元剧超过包括新闻节目在内的其他类型节目,在该年的总收视榜上,以高达32%的收视比率位居第一。

引言

连续剧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和最受欢迎的节目类型之一。在台湾,电视剧同样是收视民众的心头所好。AGB Nielsen 2005年的收视调查显示,国、台语连续单元剧超过包括新闻节目在内的其他类型节目,在该年的总收视榜上,以高达32%的收视比率位居第一(1)。作为一种通俗文化产品,电视剧能反映出所处地域的思维模式、价值体系以及生活方式。而这些文化要素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台湾电视剧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轫,历经40余年,其间兴衰沉浮、类型更替,均与其背后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发展历程

台湾本土电视剧的发展,从开播至今,主要历经四个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政宣色彩浓厚的电视剧初创期(20世纪60~70年代)

台湾电视自拉开历史帷幕起,便与政治形影相随。1960年5月20日,台湾当局首次实况转播了蒋介石继任“总统”的政治大典,这标志着台湾电视发展的起点。

台湾荧屏上出现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由台视于1962年制播的闽南语电视剧《重回怀抱》。此后不久,台视推出了台湾电视史上的第一部自制的国语电视剧《浮生若梦》,此剧播出后引起了影剧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不过,处于起步阶段的台湾电视业,肩负政宣任务的重任,其精力大多倾注于新闻及宣教节目,对相对软性的电视剧甚少顾及,无论是编剧还是制播都显得水平低下、经验欠缺。直至1969年,“中视”开播,其精心打造的国语连续剧《晶晶》一炮打红,轰动一时,遂引发电视剧制作的热潮,至此连续剧站稳了八点档黄金时段。紧接着,华视于1971年成立后亦立即加入电视剧制作的行列中,台湾的电视剧市场呈现出三足鼎立的竞争态势。竞争促进了电视剧制作水平的全面提升。无线三台在电视剧制作上各施所长、特色各异:“台视”对社会生活写实剧情有独钟,“中视”尤善民间侠义及家庭亲情剧,而“华视”则专攻武侠古装传奇剧。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二十年间,台湾电视剧的发展从无到有,经历了逐步爬坡和跃升的阶段。“七十年代中期的《保镖》、《包青天》等剧不仅在台湾创造了高达40~50%的收视率,更是外销到海外市场,取得了不错的反响。”(2)不过,这一阶段台湾电视剧的发展深受当时岛内政治大气候的影响,电视剧的政治性大于艺术性,重宣教功能而轻娱乐功能,政宣色彩非常浓厚。这种特点的形成始自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与当时台湾电视产业的建制密切相关。无线三台中,台视由台湾省政府参与主导,中视主要靠国民党资金支撑,而华视的建立与台湾“国防部”及“教育部”的需求有关,它们“垄断市场长达三十年,与党政军势力挂钩的态势相当明显。”(3)即便台湾于1976年8月通过广播电视法,对电视媒体的管理有一个较上轨道的规划,党政军对电视媒体的控制依旧严密。在此威权体制之下,“国家机器籍由法令规范的强制性,对电视产业进行控管,这是一种统整的意识形态,籍由电视产业的内容规范,来巩固政权。电视产业扮演的是政治教化功能,复制官方意识形态。”(4)在此功能偏向引导下,电视剧也不得不承担起“阐扬国策、宣扬政令”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当时台海两岸紧张的对峙形势下,电视剧成为意识形态抗争的承载物。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两岸自此展开意识形态对立、政经体制抗衡的态势。台湾领导人蒋介石在当时始终抱持其所谓的“反共复国”的政治理念,并将电视媒介作为灌输推导其特定理念的意识形态工具。其间,包括《晶晶》、《心桥》、《春雷》等在内的电视连续剧制作都带有浓厚的政宣意味。为在台湾民众中继续宣扬所谓的“反共复国”的理念,无线三台更决定联手合作,推出所谓的“三台联播”,制播了《寒流》、《风雨生信心》、《河山春晓》等一系列以政宣为主旨的电视连续剧。其中67集的《寒流》更是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亲自策划监制。在此过程之中,“电视剧在两岸政治抗衡的角色,成为一种净化人心的工具。”

二、电视剧发展的“武侠言情”风(20世纪80年代)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华语媒体圈内“港风”日盛,影响迅速波及台湾,台湾的电视剧制作一方面受到外埠节目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为应对竞争和适应形势,在编剧选材和拍摄包装等各方面都开始积极求变。

最初的转变始自于对香港“武侠剧”的跟风和模仿。自二十世纪70年代始,香港三家电视台不惜工本拍摄由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碧血剑》、《雪山飞狐》这些武侠剧在收视榜上节节攀升,接二连三地创下收视奇迹。这些港版武侠剧经国语配音在台湾重新推出后,同样在岛内掀起收视热潮。精彩激烈的打斗场面,侠骨柔情的故事情节,贯穿始终的中华武术精神被认为是它们成功的秘诀。受此影响,台湾的电视人也开始尝试拍摄武侠剧,剧本多改编自武侠小说大家古龙和金庸的作品。这两派武侠剧风格各异,却又独具韵味。1983至1986年三年间,是武侠剧在台湾最为盛行的年代,台湾电视荧屏上到处是刀光剑影、荡气回肠的武侠打斗场面,而郭靖、萧峰这些剧中人物则成为无数剧迷心中的偶像。

80年代中期以后,言情剧成为台湾视坛上另一股潮流,改编自琼瑶小说的言情剧成为这段时间最主要的电视剧类型。琼瑶自1986首次“触电”后,接连推出了《几度夕阳红》、《在水一方》等一系列的言情剧集。这些剧集大多跳脱不出才子佳人、落难公子遇贵人、负心汉陈世美等故事原型,但委婉曲折的情节推进、含蓄秀美的画面意境、俊朗清纯的男女主角,优雅隽永的文辞对白依然每每博得观众的认可和感动,《庭院深深》一剧更曾突破50%的收视大关,足见琼瑶言情剧在台湾观众中的影响之广泛。

武侠剧和言情剧这一动一静两种电视剧类型之所以能成为二十世纪80年代台湾电视剧的主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那个时期台湾社会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受此影响,台湾社会呈现出资讯化、多元化、都市化的发展趋势。电视艺术一改以往政令宣传的呆板面容,顺应社会大众和都市消费文化的要求,逐步向宽容、自由与多元转变。在此时代文化背景下,电视剧的创作强调大众、通俗与娱乐,极为契合观众口味的武侠剧和言情剧,其兴起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

80年代末期,台湾解除戒严,为两岸恢复互动交流奠定了基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电视戏剧节目交流亦随之展开。到1989年,台湾新闻局颁布《现阶段大众传播事业赴大陆地区采访、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规定》,为台湾电视剧的制作人员到大陆取景拍摄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一些大陆演员也参与到台湾电视剧的制作中,1989年,陈冲出演《随风而逝》,预示着两岸电视剧交流的全面展开。

三、有线电视开放后的乡土剧风潮(20世纪90年代)

二十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商品化浪潮席卷下,台湾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进一步加深。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媒体市场亦有很大转变,其中尤以电视市场的改变最为剧烈,1991、1993及1997年这三个年度是这波转变的关键年份。

90年代之前,台湾的电视市场一直是台视、中视、华视三分天下的寡占局面。1991年,香港卫星电视公司在台湾的开播宣告了寡占的结束、竞争的开端。而“真正打破台湾电视寡占市场结构的是1993年有线电视的合法。”(5)随着1993年“有线电视法”的公布实施,亚太地区五十多个卫星电视频道得以籍由有线电视网络进入千家万户,台湾进入了电视战国时代。

1997年,民视的开播对于台湾电视市场的激烈竞争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有线电视开放以后,随着竞争的加深,电视产业走向分众市场,揭示着与政治脱钩后回归到观众的选择,各类型的频道快速增加,节目类型为迎合市场口味,也随之越来越多元化。电视剧方面,包括大陆剧、日剧、韩剧等外来剧种被纷纷引进,掀起激烈的收视率之争。

为应对竞争,台湾电视剧制作人积极寻求出路,带动本土电视剧创作进入视野广阔、异彩纷呈的新格局,无论是题材经营还是角色塑造上都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其中,呼应于整体社会氛围而有大量乡土剧兴起,成为该时段电视剧发展的重要特色。1990年,首部剖析省籍情节的华视八点档连续剧《爱》作为乡土剧的先驱推出,全剧以国台语穿插,籍由省籍的矛盾冲突、温馨的族群融合等主题强调两岸民众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意识。由于题材新鲜有趣,收视极佳。1993年,“广播电视法”取消对方言的限制后,以闽南语对白的乡土剧更得以大量涌现,如中视的《牵手出头天》、华视的《兄弟有缘》、台视的《台湾水浒传》等。民视创立之后,在乡土剧创作方面更是煞费苦心,1998年,凭借由白冰冰主演的《春天后母心》赢得八点档收视率的冠军宝座。

乡土剧的盛行并非偶然,与台湾社会的脉动密切相关。一方面,台湾社会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大潮涌动下,金钱、利益当道,社会群体工作、生活压力陡增,人际关系逐渐淡漠,道德风尚急剧下降。以讲究亲情伦理的乡土长剧恰恰可以在家长里短的戏剧化生活情境中让淡漠的人际关系回暖、让逐渐沦丧的社会道德回归。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日趋孤立,社会内部也滋生了诸多矛盾,蓝绿对立、族群分裂、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丧失,台湾人急需重新定位和寻找自我,乡土剧的制播无疑成为台湾民众联系的纽带,并籍由对闽南语的推动,促使民众从语言中回归本土化,唤醒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

这一时期,两岸戏剧节目、文化经贸的往来似乎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1990年至1995年的短短五年间,台湾共向大陆出售电视剧83部。1994年,台湾连续剧《包青天》在上海电视台一经推出,“黑脸包公”的形象便深入民心。而台海两岸还通过多种方式展开交流和合作,畅销两岸的《还珠格格》就是两岸电视剧制作业通力合作的结晶。

四、商业化时代的偶像剧产业(2001年至今)

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政策松动和频道开放,台湾不断受到外来电视文化产品的冲击。进入新世纪之后,台湾电视剧市场更是劲刮“日风”、“韩流”。台湾传统的电视剧类型已不再受宠,除了外来节目的分流之外,更因为台湾本土年轻收视族群的成长,形成与以往不一样的收视品味。

在压力之下,台湾的电视剧界开始模仿和学习制作国外的偶像剧。2001年7月,华视以日本神尾叶子的漫画《花样男子》为脚本,制作出偶像剧《流星花园》。影片甫一推出,便如旋风般横扫亚洲戏剧市场,掀起前所未见的收视热潮,剧中的四位新人——F4也跟着一炮走红。紧随其后,台视则制播完全以本土剧本为主的《吐司男之吻》,此剧同样获得台湾民众的追捧。《花样男子》和《吐司男之吻》的走红,使偶像剧似乎成为台湾电视界创收救市的灵丹妙药,各台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偶像剧攻坚战”。“而为要争取年轻观众,与有线电视台主流的大陆剧、日剧、韩剧、港剧等有所区别,无线电视台竞拍偶像剧,广邀偶像歌手和综艺节目主持人参与演出,并且大量招募新人,甚至民视还调整原有电视连续剧的播出时段,目的只是为要空出时间播出偶像剧。”(6)台湾偶像剧的盛行,也带动了一波台湾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风潮。不少台湾新晋艺人不仅是偶像剧里面的男女主角,更是流行音乐的偶像歌手。

偶像剧在包装与行销上也屡有创新,除了照旧主攻八点档之外,还大量发行VCD、电影原声带等相关商品,还通过网络进行传播。这些策略的运用,非常契合年轻观众的生活品味和媒体使用习惯,因而大受欢迎。

当然,除了宣传、包装与行销上有别过往的电视剧之外,这些偶像剧在内容上也有自身特色。传统八点档的连续剧,多靠曲折离奇的情节铺陈以及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取胜,但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老套路早已让观众倒尽胃口。而台湾偶像剧的成功之道,归纳起来在于演员够漂亮、情节够梦幻、场景够写实这三大标准。偶像剧尤其善于制造童话般的浪漫爱情故事,高大威猛的男主角、美丽娇俏的女主角更为这些爱情神话增添梦幻唯美的元素。台湾偶像剧身上带着这个时代所具备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商业化的特色。偶像剧中出现的流行、新鲜的元素契合了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斑斓和视觉景观、适应了现代受众的消费品味,而其商业化的推广手段以及模式化的产制手段则刻上了商业化社会大众文化工业的烙印。

结语及展望

台湾电视剧发展的40年,也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经历巨变的四十载。电视剧这种通俗文化产品从“文化为政治服务”转变为“文化与经济构连”,从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抗争工具演变为当代文化交流中的通俗化商品。无论是服务功能、剧本类型还是对外交流,台湾的电视剧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更替,而这些变更本身是由其背后台湾社会的变动所推导的,反过来也折射出不同阶段台湾社会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展望未来,在WTO市场开放的环境下,面对强势跨国媒体文化的不断扩张,台湾本土电视产业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关键,其所传播的观念与价值,对于个人造成的影响乃至整个社会的变迁,影响甚巨。而在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势必要有一套因应跨国影视文化的生存策略。就电视剧制作而言,一方面,要顺应全球化的形势,积极吸收融合世界各国电视剧制作的人力、资源以及技术;另一方面,要坚持电视剧制作的本土特色,扬弃惯有的抄袭,通过学习、研究,演化出更多的创意与想象,研发出更多创新的类型与题材,增强节目的竞争力。

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两岸电视剧产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势必得到加强,祖国大陆无疑将为台湾电视剧提供更加广阔的受众市场和合作平台,以助推台湾电视剧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徐玉青:《台湾电视连续剧评估准则之研究——从编剧及制作人角度分析》,台湾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②2003年3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③④田易莲:《两岸电视剧由抗争到交流的历史社会分析》,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2001年硕士论文

⑤蔡秀玲:《无线电视台八点档连续剧行销研究——以〈台湾廖添丁〉、〈还珠格格二〉、〈土地公传奇〉、〈状元亲家〉为研究对象》,台湾政治大学广告所1999年硕士毕业论文

台湾政治大学篇8

一、权威主义的含义

“权威主义”这一概念, 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权威主义”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 阿根廷学者奥唐纳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 有的称为“过渡性权威主义”, 还有的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奥唐奈尔在探究拉美威权主义国家政治结构时, 对“官僚威极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市民阶级;在取消大众部门政治活动的同时实行经济的规范化, 以维持社会秩序;对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众部门进行排斥;压制公民权利, 取缔政治民主机构;排斥大众经济部门活动, 以利于大垄断寡头的资本积累;与跨国生产组织联姻并推动其增长;通过制度作用, 用中立和客观的技术理性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关闭大众与政府间的民主通道, 只保留军队和大垄断企业的参与[2]。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 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 (一般是一党执政) 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3]。

在这种权威政体下, 政府只是在政治领域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但是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内, 社会成员则享有一定的自由和民主性。这种在政治实行专制而在经济文化领域实行自由开放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体制就是这种狭义的权威主义的特点。

二、台湾的威权政治运作构架

二战之后, 政权巩固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进入民主“奠基期”后所需面临的第一要务。但由于各国所采取政治、经济发展途径可能互不相同, 因此所导致的结果也许并不相同:如有的派系林立、内战不断 (如非洲地区) , 有的陷入军人轮流主政的局面 (如拉美地区) , 有的建立起个人独裁模式 (如部分东南亚国家) , 当然也有国家或者地区顺利进入社会发展的转化。而战后台湾地区则在受单一政党控制后迈向了所谓的威权体系。

(一) 独裁控制的形成

台湾地区的政党互动与政治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停滞时期。从日本殖民时期的二十世纪20年代起, 台湾逐渐产生、兴起了部分结社团体, 如台湾文化协会、新台湾联盟、台湾民党、台湾民众党等等, 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镇压严令与内部的分裂矛盾之下, 再加上半开放式选举所设下的限制, 于三十年代后逐渐趋于缓进。至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后尽管也引入了所谓“普选权”等相关规定, 但是因白色恐怖事件造成了民间普遍的参与冷漠感, 加之政治气氛因两岸对峙而愈趋于保守, 使得在战后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地区, 政治体系也只是由大陆地区简单直接移植过去。主要政党除掌权的国民党之外, 只有零星如“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更重要的是, 根据一九四九年台湾当局颁布的戒严令规定, 即使人民有成立正当的意图或计划也一律在禁止之内, 即所谓的“禁党”措施。由此, 台湾的政党发展进入了长期相对停滞的阶段, 其结果主要在于阻断了“自下而上”的意见表达通道, 同时也是台湾这一时期的政治不民主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 党政合一的运作形态

一般而言, 威权性政党经常以所谓的“有限多元主义”来巩固体系;同时允许私人部门、小型反对势力、独立的劳工组织, 甚至党内派系的存在。不过同时也将权威集中于执政党手中, 形成稳定的统治形态。从台湾的情况看, 国民党撤退至台后, 台湾最高领导阶层趋向由“家族政治”集团加以操控。至于高度一致的统治联盟、严密的社会控制、意识形态的灌输、对本土精英的笼络和分化, 以及具高渗透力的特务组织则共同奠定了政治威权统治的权力基础。以近乎完全专断性的“强人政治”为核心, 国民党垄断了当局的所有高级职位。此外, 透过政军系统牢固地监视军权, 使得所谓的“党政体制”充分展现对台湾的整体操控能力。在法律方面, 国民党当局也将原先的所谓“内阁制”转为经由紧急处分权的赋予而强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实权。在此种情势下, 国民党即可藉由党政合一的方式控制社会的政策动向。

(三) 威权政治的结果和困境

从整体上说, 战后台湾当局尽管个人控制是其特色所在, 但是以政策产出作为政党组织基本功能的现象还是使其较之我们常规而言的如拉美威权政治模式下的政党政治 (如墨西哥政党体系) 而言, 不可否认带来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与稳定成效。社会经济方面, 通过进一步的从威权到动员的发展策略, 使台湾地区得以在威权掌控之下长期维持了政治社会安定, 并创造了有力的经济成长条件, 同时, 进一步带动了整体工业化与都市繁荣。政治方面, 由于台湾的所得分配较为平均 (与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地区相比) [4], 决定了其社会阶级分歧并未如拉美地区那么沉重, 而经济的持续成长表现较为稳定。

但是, 尽管台湾地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成功奠定下了威权统治的政治架构, 但是这种父权式的政治形态并不可能长期存在, 特别是在社会转型 (如都市化或教育提升) 或经济变动 (如农业产业化) 等原因对“强人政治”的侵蚀破坏作用, 以及民众对于民主的期待水平逐步升高之后, 产生了对该政治形态的许多挑战和动摇因素。

三、威权政治时期的经济发展

可以说, 不管是外部条件, 还是台湾权威体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都为台湾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许多结构性和政治性条件。从经济角度看, 台湾地区的发展与亚洲其它采用此政治模式的国家和地区相类似, 权威体制促进了主要企业的政府“公有化”和经济政策变迁, 有效推动了台湾的现代化。台湾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接本部分以时间和发展阶段为序, 针对威权政治控制下的台湾经济发展状况展开浅探。

(一) 从主要企业的政府公有化出发

自从“凯恩斯主义”盛行以来, 国家干预被认为是有助于经济成长的途径。战后台湾地区在此之下, 透过中央集权式的威权体系, 运用“凯恩斯主义”的主要途径, 获得显著的经济增长, 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主要企业的公有化进程是其中的最大出发点。这主要包括美国战后对台援助及接收日本在台殖民资产两方面。

一是美国战后的对台援助对台湾经济的促进。对台经援作为美国“马歇尔计划”的重要衍生物, 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大量援助所带来的稳定局面与及时提供的发展资本, 加之美国政治战略意图以及对台湾不公平贸易保护措施的容忍等等原因, 为台湾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行空间。

对于威权模式下的台湾当局而言, 美国援助实际上提升了其控制预算与制定计划的能力, 同时协助台湾在进口替代阶段初期得以巩固政府的力量。

二是台湾政府对于日本殖民资产的接收。日本投降后, 政府先后在1945与1946年分别成立接收日据时期公共、私人产业的委员会, 成功将日据期间数量庞大的产业 (含占台湾耕地面积超过20%的“公有地”) 转换成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展的动力所在。其种类包括银行、电力、交通、冶金、造船、机械、石油等等独占经营的企业, 并以法令加以保障。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工矿部门都转交给政府专门成立的公共调度部门。此外, 在战后普遍萧条的环境中, 想利用薄弱的私有资本家作为整个台湾地区发展的前驱来推动现代化显然缺乏可能。因此台湾当局于1949年设置了专门部门负责管理区内所有的公营事业。

后来的事实证明, 公营事业的确在推动台湾地区早期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并在私人资本匮乏下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巩固。

(二) 经济策略的制定与转换

台湾地区经济的起步一开始以对农业产品的出口依赖作为最初资本积累的来源。由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加上缺乏能源与外汇储备, 机械与资本主要依赖美国对台援助的台湾一开始难以找到可供出口的产品。对此, 当局在1953年实施了“第一个经济四年计划”, 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利用农业资源支持工业化的长期发展。在1956年起实施的“第二个经济四年计划”中, 台湾地区建立了进口替代经济。五十年代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实现了平均8.2%的经济增长率。

从六十年代起, 台湾地区经济转向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扩张”政策与市场经济模式。这一阶段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保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充沛的劳动力市场、在继续保护岛内制成品市场的前提下开放自由贸易等等政策。

从结果上看, 台湾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保守的财政政策大体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产业发展在出口导向的国际竞争作用下不断求新。

(三) 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飞跃

进入六、七十年代,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至。全球经贸的快速成长、科学技术的长足革新, 加之跨国公司迅猛发展的直接推动, 全球贸易开放程度大幅提高。

对于台湾地区而言, 自1961年至1972年的出口扩张时期乃是台湾经济的转折点。在整个六十年代期间, 台湾以三次“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为基础, 在出口扩张政策的主导下全力扩展对外贸易市场。另外, 当局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也进行了几项重要“改革”, 如在1958年废除了不利于出口扩张政策的汇率制度, 在1960年颁布鼓励投资的政策和条例借此吸引海外华侨和外国资本以及在1964年进行了货币贬值政策。随着国际经济流动的良好发展局势, 上述措施的确在较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之前的汇率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如过度消费等) , 促成了台湾地区第一次出口导向目标;此外, 由于亚洲部分战争爆发带来了相应的战争刺激, 台湾借此机会扭转了其出口结构。此阶段台湾发展的资本除了依赖美日的大量资本注入之外, 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 即, 基于民族感与血缘纽带的关系, 海外华侨的投资也在外资中占有相当比例。

从这一阶段的发展看, 在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与影响之下, 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完全独立于国际浪潮之外。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系列的经济冲击促进本地经济的真正腾飞, 是对决策者执政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考验。

四、小结

基于上述内容, 对于台湾地区威权政治时期一党体制的形成以及该政治模式下的经济发展特点, 尝试小结如下:

(一) 威权体制下的一党政治:

一党体制在政治方面具有控制与统一思想、从而巩固所谓“政权”的功能。从台湾的威权模式看, 当时的领导人不仅掌握了军事控制权力, 且在建立执政权力的初期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军事掌权者的角色可以较为顺利地压制异己, 而将军队系统内化进政党架构的手段也构成了政治稳定的安全保障。此外, 一党体制使得单一政党成为政府利益的唯一代表。

(二) 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形态:

台湾人民在付出自由的代价而接受威权统治的同时, 必然隐含了一定的经济生活要求。相对地, 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将经济改革列入了执政的优先次序。威权体制的运作为台湾提供了贯彻政策过程中必要的权威。当然, 政府主导经济的情况也暗含了某种危险, 即经济增长尽管增加了政府的威望, 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可能重组最初支持改革的群众结构。事实上, 台湾地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也确实遭遇了因经济危机导致的政府信任危机。

(三) 全球化浪潮下的外部发展环境:

由资本主义力量扩张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 企图通过外贸来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台湾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增加对外贸易的政策导向。这使得包括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在内的全球势力可以透过各种途径增加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力, 这反过来也进一步对威权政治时期政府的贸易政策导向产生作用。除此之外, 国际政治环境中对于台湾威权模式下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即是冷战环境以及美国对台关系战略。

摘要：威权政治模式作为东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台湾的现代化发挥了相应的影响。本文从威权模式下台湾经济发展角度出发, 通过对威权主义的简要介绍、对台湾威权政治模式的形成以及该模式下的台湾经济发展情况的探讨, 尝试总结威权模式时期的台湾经济现代化发展特点。

关键词：台湾,现代化,威权政治,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田颂文:《台湾的权威主义与现代化》[J].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7 (15) .

[2]奥唐奈尔:《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的张力和民主之问题》.载戴维·科利尔编:《拉丁美美洲的新威权主义》[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0 (英文版) , 286-302.

[3]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J].东南亚研究, 2000 (4) .

[4]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27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