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律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律（精选九篇）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律 篇1

大学生是以后祖国的中坚力量, 走向社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需要依靠法律来解决, 所以, 在校时, 教师就要把培养出一个学生的良好法律意识作为自己的目标。

一、当今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情况

一个人的法律意识指的是他从心里对法律的认知和运用能力, 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主观上就是如何让一个人的法律素养越来越高, 逐渐形成好的法律意识;而在客观上, 就是平常所说的懂法, 知法。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缺一不可, 因为我们不能抛开大学生对法律的了解情况, 只是无目的地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这样的法律意识没有任何意义。笔者在对近些年大学生法律意识情况的调查中发现了如下问题:

(一) 学生对法律的学习积极性不够

高校的教学任务较重, 所以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 大部分同学接触到的普法活动还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都是靠一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来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 但是这门课程在许多高校都是公共课, 对学生的要求不高, 所以, 很多同学就不重视这门课的学习, 也就没有了主动学习法律的积极性, 甚至很多同学只是为了考试而对书上的内容死记硬背, 这样的学习, 会让学生产生法律学习是很枯燥的错误想法。

(二) 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一样重要, 一个好的法律意识能使一个人积极守法。而现在许多的大学生法律意识都十分淡薄, 经常分不清道德准则和法律的界限, 对一些违法事情却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分析, 对一些需要公平公正处理的事情会带有私人感情, 这些都是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不够, 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三) 不懂得利用法律维权

其实对一个人的法律教育是一个漫长的、困难的过程, 而在高等教育阶段, 想要培养出一个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同样优秀的人才更是难上加难。就像前文所说, 一门思修公共课就作为整个大学阶段的法律教育是不够的, 如果都以应付考试的态度来对待这门课, 那么这门课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 一旦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 不会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于实践, 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四) 法律意识淡薄甚至可能导致犯罪

很多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到分不清犯罪和不道德行为的区别, 这导致了近年来大学生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对大学生犯罪的研究表明, 原因各种各样, 可能是因为贫富差距, 可能因为日常小事的矛盾、感情破裂、极端主义、报复心理, 等等, 但这些原因, 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 对法律的严肃和不可侵犯性认识不够, 连一些行为能不能做都不清楚。

二、对高校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 从而培养出学生优秀的法律意识

对高校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一个主要途径, 改革主要是针对法律教学方面, 首先是对思修这门课的重要程度进行大幅提升, 对教学内容也要进行改革, 不再以枯燥的法律条文作为上课的主要内容, 而是把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当成主要教学目标, 对一些死的法律条文, 可以当做课外读物。这样的改革会使得课程更加精炼, 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一) 学校应营造良好的法律教学氛围

高校应和国家保持步调一致, 每个学校都应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去要求学生遵守, 如果学生违反了相关制度, 就应该根据规章做出适当的处罚, 不能因人而异而让学生产生法律可以讲人情这一错觉。当然, 这些法律法规一定是科学合理的, 这样就能在校园里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法律氛围, 让学生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 慢慢提高法律意识, 对学生日后走上社会起到巨大作用。

(二) 加大法律的宣传工作的力度

法律的宣传工作是很重要的, 可以定期进行法律知识讲座, 在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 违法情景演练等, 这些能把枯燥的上课内容形象生动地表现在学生的面前, 使学生对其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 举办心理教育活动

前文说到大学生犯罪的种种表现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 导致其内心发展有些扭曲, 除了上课之外, 法律意识的培养还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教育等活动, 使学生对许多心理知识有了了解, 对法律的认识也就提高了。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发展中的中坚力量, 他们担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使命, 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一个大学生必备的素质。只有同时拥有优秀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人才, 才能真正为祖国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由此可见, 大学对学生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教育是十分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

参考文献

[l] (美)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三联书店, 2009.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律 篇2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对《消防法》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后，提出了“修改《消防法》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消防法律体系”的意见，国务院法制办已同意成立工作组，启动《消防法》的修改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转轨、改制关键时期，消防法如何修改 ？消防法律体系如何构建？引起了全国消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笔者作为消防工作者，最近也学习研究了法理学、宪法学、国家机关组织法和立法法，对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消防法律体系也作了一些思考。

一、目前，我国消防法律体系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表现

（一）消防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低下。按照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的行使要靠国家机关组织法进行调整，消防法作为部门特别行政法地位低下，它又规定了不该规定的政府等国家机关的行为，而我国还没有一部规定国家机关消防行为的组织法，所以说消防法的实施将大打折扣，以致出现国家机关的行政部门违反了消防法无可制约的尴尬局面。

（二）国务院消防行政法规方面处于空白，部委规章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国务院344号令出台以后，废止了原《化学危险品管理条例》，消防方面再没有国务院行政法规，这样给涉及两个部委以上消防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公安部虽然制定了几部消防方面的规章，但部委规章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因为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虽然把规章纳入法的范围，但在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规章可以“参照”执行。这就是说，在立法层次和执行层次上承认规章的法律地位，但在最关键的诉讼阶段没有得到认可，这就使部委规章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三）《刑法》中消防责任事故罪定罪不科学。在现行《刑法》消防责任事故罪构成要件中，有一条是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逾期不改正，造成火灾事故的行为。这明确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烙印，建议在修改《刑法》时对消防责任事故的构成要件重新设定，只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负有消防职责的均可按照行为后果追究责任。

（四）消防法内容不全面，立法技术粗糙，可操作性差

1、现行消防法缺乏立法根据。在我国，法律的制定要以宪法为根据，行政法规的制定则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现行消防法是1998年以国家主席令发布施行的法律，其立法根据当然应该是宪法。然而消防法在第一章总则中并没有此项内容，使人对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进而影响该法的实施和执行。

2、现行消防法规范的逻辑结构不够完整。规范是法的主要内容，完善法的内容特别需要完善法的结构，只有完整的结构才能支撑起完整的内容。法规范的逻辑结构通常是由行为模式和后果模式构成。行为模式表明行为人可以为或者不得为一定的行为等内容，后果模式则表明行为人违反该规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给予什么样的惩罚。立法必须统筹兼顾，有一个行为模式，就必须有一个后果模式，不论它们是否体现在同一个规范、条文或法律中，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在现行消防法中，存在大量只有行为模式而无后果模式的情况。例如，消防法第十条规定未经消防审核合格的工程建设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事实上现在建设部门发放施工许可根本不过问是否经过消防审核合格，而他们又不负法律责任，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违反法律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技术不够完善的表现，也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增加了执行的难度。

3、法律责任的设置不符合科学原则。对一个违法行为设置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应当遵循科学的原则，即责罚相当或者罚足以消除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消防法部分条款规定，可操作性差，规定失之于宽，失立于缓，处罚也较轻，可操作性不强。

4、消防法律体系设置的内容不全面。主要是未见有涉外方面的规范性条文，这将影响外资、外企的引进和消防产品的进口。如WTO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国民待遇原则，而现行《消防法》的立法宗旨中，外企、外资、外商的消防安全并未纳入保护范围，而是“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的安全”。进出口消防产品的监督管理尚无明确的法定依据；进出口货物的消防安全管理无明文规定。

（五）司法审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根据WTO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成员方政府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将纳入到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中还不包含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消防监督机构制定的一些事关管理相对人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还无法进行司法审查。在火灾事故原因认定、责任认定等工作中还有行政终局决定的规定，直接排除了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六）国家现行消防技术标准滞后。我国正在使用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是“处方式规范”。设计人员根据建筑物的情况“照方抓药”，从规范中直接选定设计参数和指标，但由于每座建筑的结构、用途及内部可燃物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均不一样，以及居住使用者的条件差异，按照规范统一规定的设计参数所作出的设计方案，并不一定是最科学合理的方案，难免出现达不到预期的消防安全水平，或因提供不必要的过度保护措施而增加建筑成本等情况。处方式规范和处方式设计方法在客观性和科学性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量急剧增加，跨国公司越来越多，世界经济正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原来相互独立制订的“处方式”规范很难取得统一。我国现行的消防技术规范绝大多数都有溯及既往性，这些条款大都是强制性条款，还在不断修改和完善之中，修改后要求立即实施，且以往不符合新规定的都要进行整改，这就给当事人的消防安全权利造成了不稳定性，给外资企业在中国搞投资建设，适用技术标准带来了困难。不符合WTO规则对法制统一性、透明性和稳定性以及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本要求。“处方式”规范将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技术壁垒。

二、目前，我国消防法律体系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根源。

主要是因为我国法律体系羽翼不丰满，行政组织法立法滞后。现消防法起草仓促，颁布执行时间较短，加之社会转型、企业改制较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消防法律体系还没形成，消防法学科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消防法理学理论还不成熟，消防法立法技术研究还比较薄弱。

三、完善我国消防法律体系的建议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成体系化的有机联合的统一整体。消防法律体系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想化的要求是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在协调。门类齐全是指在消防法律体系中，在宪法的统摄下，应该具备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不能有缺漏；结构严密是指不但在整个消防法律体系内部要有一个严密的结构，而且各个法律部门内部也要形成一个由消防基本法律和与基本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实施细则构成的完备结构。内在协调是指在消防法律体系中，一切法律都要服从宪法并与其保持协调一致，既普通法与根本法相协调，程序法与实体法相协调等。完善消防法律体系是一个复杂、漫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现阶段要把握行政立法哲理化、实用化、多样化的趋势，按照体系科学、内容稳定、全面推进、把握重点的原则，制定我国消防立法计划，坚持始终以消防法治实践的历程与国情纬度为客观依据，逐步完善消防法律体系。具体建议是：

（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组织法》 按照宪法确定的民主和法制原则，任何行政机关的存在和行政职权的运作，都必须有组织法的依据。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十年内，参照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和消防工作特点，特别是根据中央和地方职权的划分，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组织法》。明确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包括政府与消防机构的职责和关系，各行政机关的职责和关系及与消防机构的关系，也包括公安消防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使之与政府机构改革，国家行政机关改革相适应。

1、明确消防机构性质、隶属关系、体制、编制、职能、保障等根本性问题；

2、明确与消防职能有关的国家机关的消防职责、权利和义务；

3、明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消防职责、权利、义务；

4、明确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的地位、责任和义务；

5、明确公民的消防行为规范。

（二）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修改工作

从法律地位上讲，组织法一般在宪法体系，消防法为特别行政法在行政法体系。消防法应根据消防组织法对消防机构的职能全面规范，对国家有关部门违反消防组织法的行为设定法律责任。

从立法方法论的角度建议：

1、按照行政立法哲理化的要求，重新调整消防法的逻辑结构，对每一法条逐字推敲、逐条论证，确立消防专业术语的法学含义，使之形成完整的消防法学框架，丰富消防法理学的内容；

2、按照行政立法实用化的要求，针对每一消防行为进行认真研究，确立每一行为的模式，对每一行为进行动态性规范，合理设定法律责任、义务，增强应用的针对性、实用性；

3、按照行政立法多样化的要求，对涉及消防行为的全部活动，进行分析、科学分类，建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行业，适合各个操作层面的消防法律法规，丰富消防法律体系内容。

从消防行为涉及条款角度建议：

1、按照“违法必究”的宪法要求，去掉对消防违法行为处罚的前置程序，限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不力被处罚救济的时间、途径；制定国家行政机关违犯消防组织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2、增加、完善公安消防机构内部执法程序，执法方式、执法公正、执法到位的内容，赋与消防部门强制执行权；

3、明确消防安全评估、抢险救援、火灾隐患、重大火灾隐患、火灾事故、火灾事故调查、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消防审核，公共聚集场所、公共娱乐场所等消防专业术语的法律含义及应遵循的原则，建立相应完整的科学的体系；

4、增加外企、外商、外资享受国民待遇的条款，补充对外企、外商的消防安全责任的规定和监督管理的条款；制定涉外消防法规，以补充消防法规涉外内容的空白；

5、调整建筑工程消防审核的机制。合理的管理模式应是由专业设计和咨询机构出具体题论证报告，消防部门组织保险、科研等资深专家进行判断讨论，最后由消防部门进行裁决判定，使消防监督部门从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变为名符其实的审核者，提高消防审核的透明度、公正性，也可杜绝一些独断专行、以权管理等非科学的，甚至是腐败的现象发生。

（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

消防行政法规是对消防组织法、消防法的补充和完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是对消防组织法、消防法在落实层面上进行细化，使每一行为操作更为具体可行。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凡某一行为涉及到两个部委以上的要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建议有计划地制定《进出口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社区消防管理规定》，制定《城市消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办法》、《消防安全评估办法》、《消防税征收办法》、制定《消防保险信贷条例》、《多种形式消防组织条例》、《开发区消防管理条例》。

（四）修改消防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建筑防火设计方法--性能化设计方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性能规范(以性能要求为基础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性能规范和性能化设计方法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消 防安全设计的科学化、合理化和成本效益最优化，也会 产生十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促进整个消防 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规范的模试上建议：我国也要投入巨额资金，开展性能化设计方法和性能规范方面的研究，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性能化设计方法、制定我国的性能规范提供技术基础。其内容应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安全目标：保护人员安全逃生和被救援；

2、功能要求：要求为达到上述目标而具备的功能。如“所采用的疏散措施必须为人员逃离建筑物或无须暴 露于危险环境而到达安全区域提供足够的时间，以及为 消防人员进行救援和采取应急行动提供适当的途径” 等；

3、性能要求：详细说明如何满足功能要求，进而达到目标。包括有根据地确定安全出口数量和宽度、疏散距离、标志、防火灭火系统，并分析其作用和影响，以及人员在逃生能力方面的特征；

4、准则或基本准则：是性能要求与可行的解决方法之间的桥梁。这种联系为建立可行的性能设计方法和定量准则奠定了基础；

5、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用于实现性能要求进而达到规范目标的方法。不管是采用计算或测试的性能设计方法，还是采用处方式(规格式)的设计方法，或者是采用上述两种设计方法的组合，只要被分析确定是可行的方法就可以采用。为别具匠心的现代的独特的建筑设计提较为自由的领域，并能运用新的综合的防火技术合理地降低消防投资，使资金有效地投入最为需要的防火措施之中。

司法体制改革与法律的关系窥探 篇3

主审法官制度改革面临的质疑与困境

为进一步减少司法行政化，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要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然而，主审法官这个新词汇却引来了诸多质疑。

质疑一：于法无据，是否合法？在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等法律中，均没有主审法官的概念，只有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等概念，因此，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审法官制度改革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推进一项“违法”的改革是否正当，难免不引发一些人的质疑，这又进而引申到整个司法体制改革合法性的问题。

质疑二：打破现状，是否合理？在司法改革前，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各自在简易程序案件、普通程序案件和递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审判权运行情况总体良好。如2013年，上海法院共受理案件48.6万件，审结47.54万件，同比分别上升8.3%和5.9%，其中独任法官审理的案件占85.8%，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占14.2%，审限内结案率99.28%，91.92%的案件经一审即息诉，经二审后的息诉率为98.71%。现在引入主审法官概念，打破原有的独任法官和审判长办案模式，是否符合司法规律，是否合理有效，是否能进一步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引发质疑。

质疑三：认知不一，是否修法？由于主审法官这个概念，无法可依，无先例可遵循，因此对它的认知存在分歧。大致有以下三类：一是指独任法官，即独自审理简易程序案件的法官，将主审法官与合议庭并列提出。这种观点直接导致每一个法官皆是主审法官的结果，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而法官素质又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地区，每一个承办法官均要对自己案件负责，某种程度上说对确保审判质量是一种挑战。二是指改革前的审判长，是在法官中选拔政治素养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但这一观点是与主任检察官[ 所谓主任检察官制度，是指主任检察官与多名检察官及若干辅助人员等组成一个办案组，对授权范围内的案件依法独立行使决定权并承担相应办案责任的制度。主任检察官一般是由在业务上有长期经验的资深检察官或业务骨干担当。]概念的混同，难以体现改革所要求的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谁办案谁负责的基本原则。三是不特指某一个法官，在独任审判中，唯一的一个法官即为主审，而在合议制中，多数人意见的法官即为主审，将主审概念置于独任制与合议制之上。这种观点容易导致主审法官的不确定性，成为一种承担责任的主体称呼。

可见，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其利弊，如何既能充分体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精神，又能体现主审法官有别于一般法官的身份特殊性，具有更高的政治和业务素养，确保审判质量，是一个两难问题。

在各地试点法院的实践探索中，也因为认知不统一，各地案件数量、性质和办案人员需求等实际情况不同，导致“百花争鸣、百家齐放”。笔者以较有代表性的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地区人民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等十家法院为样本，对现有的主审法官制度改革探索进行一个梳理比较。

在这种对主审法官制度改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下，提出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来予以明确，进行顶层设计，恐怕是一个“任性”的行为，容易引发有法难依、有法不依、朝令夕改等一系列问题。但同时，缺乏法律的依据和规制，推进主审法官制度改革又看似一项“违法”行为，那么，在改革与法律之间应该寻求何种平衡呢？

司法体制改革合法性的遵从与突破

中国的改革历程，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合法性续建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五年间，党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措施，不断改变过去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相符的举措来获取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此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种符合普遍民意，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出发点和目标点的改革无疑具有实质合法性。[ 西方的学术研究将合法性分为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体现了一定的正义、公平的标准，形式合法性指合乎现行法律规定。实质合法性是根本，是基础。]

但同时，所谓改革，就是革新、变革，是在很大程度上对现有法律规范的某种突破，改变现有的不合时宜的法权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现行法律否定了改革具有的形式合法性，另一方面改革又否定了现行法律具有的实质正当性和价值。究其本质，改革是“法律变迁”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如美国著名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所指出的，在美国，最重要的宪法变迁，往往是通过法律以外（甚至不那么合法）的方式进行的。[ 参见孙文恺：《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阿克曼对美国宪法变革机制的检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第22页。]在中国，每一次改革都是在某种“危机”状态中开始的，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并不是领导人或专家设计的结果，而是制度本身存在不符合社会变迁阶段性规律才开始的。比如，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冤假错案，如内蒙呼格吉勒图冤杀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审判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司法腐败、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和人們对司法的信赖，对法律的信仰，司法体制改革因此顺势而生。主审法官制度的改革设计，也正是基于司法行政化色彩过重，司法责任弱化等现实弊端，而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理念，以符合司法规律和靠拢现代司法原则。正如伯尔曼所说：“每次革命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 [美]伯尔曼：《法律与传统》，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法律变迁的一种方式，其内容、方向应当成为最重要、最紧迫的立法内容之一。

法律市场的经济分析 篇4

1 法律供给的“经济人”假设分析

法律供给愿望是国家机关出于“经济人”的理性需要, 不断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现实中, 国家机关的自身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并不是完全同一的, 国家机关会尽力隐藏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的追求。法律供给能力, 主要受到法律生产要素现实状况和配置情况的制约。短期内, 可以通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提高法律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 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善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 包括数量和质量。我国法律供给的现状是法律供给主体的主观供给愿望过强, 法律供给的积极能力不足, 消极能力不断扩张, 呈现法律供给愿望和能力偏离的状态。

能够对法律市场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是国家机关的理性选择, 因此, 必须要建立正确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偏好函数。首先, 要约束国家机关的法律供给愿望, 限制其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法律供给者要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 整合其他市场主体的法律需求, 满足不同主体的不同层次需求。其次, 合理配置法律市场的人力资源要素, 提高法律供给者的意识和能力以增强法律供给能力。

2 律供给的价格理论分析

影响法律供给的价格因素包括法律产品的自身价格、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价格。法律价格是人民向国家出让的权利或利益的总和, 是法律需求者支付的成本。国家机关作为供给者, 出于实现管理目标的需要, 往往更愿意生产价格较高的法律。而人们购买消费法律的经济动机是因为收益大于成本, 在法律产品价格较高时, 法律需求者的收益很小或是没有收益, 法律需求就会降低, 出现过剩或超额供给的市场状况, 无法实现法律市场出清的目标。因此, 一个完善的法律市场必须要有合理的法律均衡价格形成机制。

此外, 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价格也会对法律供给者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首先, 法律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之间具有替代的关系。要克服法律规范调节“万能主义”的倾向, 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在调节人们行为模式中的替代作用。其次, 发挥不同性质法律规范之间的替代效应。例如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应做好协调和配置工作。最后, 具有互补关系的法律规范要实现供给的同步和同效。例如:大量的司法解释和法律规范之间就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必须协调一致, 否则将会对法律市场的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3 法律供给的生产理论分析

法律市场的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和生产技术。每一种要素都是稀缺的, 因此, 需要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配置。生产要素的价格和配置状况决定了法律的生产成本, 进而影响了法律供给的数量。由于法律供给中的各要素的稀缺性不同、价格不同, 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性, 在节约成本或是增加产量的目标下, 国家机关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决定不同的要素配置, 这也是各国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的经济原因。生产要素经过配置转化为具体的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和司法成本;要素的不同配置形成有差别的投入, 从而影响到法律供给的收益。

法律生产的技术水平是指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的总体水平, 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进步、法学的发展以及法律实践的积累决定了法律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法律生产的技术水平可以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法律的再生产能力;实现法律供给与法律需求的均衡。

4 法律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分析

法律供给与需求效用的一致性即法律供给效用的“公益性”, 这是供给与需求完全吻合的理想情形。在理论上, 法律供给者追求社会福利目标, 能够完全代表法律需求者的利益, 即供给与需求的效用是一致的。法律供给与需求效用的差异性即法律供给效用的“自益性”, 这充分反映了法律供给偏离法律需求的现实状况。在法律供给活动中, 国家机关自身的工作目标与业绩目标经常会与社会公共福利目标发生冲突。这种“自益性”的动机促使国家机关背离供给者与需求者效用一致性的要求, 选择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扭曲了理想的需求主导型法律供给模式。

立法、执法和司法在供给价格弹性上有很大的区别。立法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小, 执法和司法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大。国家机关对供给价格弹性小的法律供给较为重视, 而容易忽视供给价格弹性大的法律供给。现实的法律市场建设中出现重视立法供给而忽视执法、司法供给的非均衡现象。强制性法律规范由于生产周期短、替代品少、价格高, 供给的价格弹性大, 而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供给的高价格弹性带来了强制性规范日益扩张的趋势, 而对这种强制性规范的法律需求增长缓慢, 因此, 实践中出现了政府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供给过剩的非均衡现象。

5 法律供给的垄断性分析

国家机关的法律供给具有很大的强制性, 可以将在法律供给中所支付的成本分摊到每一个消费者身上, 使单位生产成本最小化, 收益最大化。而其他的组织和个人却会因为法律供给成本的巨大而缺乏支付能力, 无法成为合格的法律供给者。同时法律产品的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法律资源的配置, 必须寻求一个有积极性、高效率的生产者。国家机关完全具备法律供给主体的资格要求, 从而获得了垄断法律供给活动的合理性, 其在使用强制力进行法律制度供给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高度垄断会造成低效率的状况, 需要在法律供给活动中引入相应的竞争因素, 提高法律市场的效率。第一, 要充分发挥法律需求者在法律供给活动中的参与作用。法律供给的决策和实施环节是垄断性的, 其他环节应允许广泛的主体进入, 参与法律市场活动。第二, 建立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在法律供给活动中的合作竞争机制。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是整个法律市场供给活动中紧密相连的部分, 彼此既需要合作又需要竞争。法官在法律供给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应得到发挥, 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 应让法官充分行使“剩余立法权”。第三, 建立法律需求表达的博弈机制。只有将法律供给与法律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法律市场的信息传递才可能是完备的。市场主体间的法律需求得到充分的显示, 完整的表达和博弈, 法律供给才能够具备最基本的合理性。

6 法律供给的系统性分析

法律供给受到诸多外生变量的影响,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的供给活动, 并不是法律供给主体单一愿望的产物, 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水平决定的。政治制度影响法律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其中对法律产品规范性的影响尤为突出。国家机关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才会进行必要的自我约束。因此, 政治因素是法律供给的前提条件, 直接制约着法律供给者的决策。

(2) 法律供给是具备继承性的, 新的供给活动总是在现实的法律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的。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降低新的法律供给成本, 减少实施的阻力, 保证收益的实现。法律供给意愿必须在现实的法律制度中孕育、产生, 法律供给者需要对现实的经济关系如实地做出反映。现实的法律制度还制约着法律供给的能力, 国家机关的法律供给活动要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进行。

(3) 在法律市场中, 执法和司法活动会对法律均衡价格的形成产生根本的影响。实践中, 立法活动所需成本较低, 因此, 对其配置的资源较为充足, 而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实现需要大量的成本, 现实中拥有的要素资源非常有限。这种法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 不仅破坏了法律供给的系统性, 而且影响了法律市场效率的实现, 实践中要对立法“后活动”进行关注, 建立起完备的法律系统。

7 法律供给的效率分析

法律供给效果与需求者效用的关系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况法律供给效用一定, 需求者效用无限大。现实表现是国家机关的法律供给不足, 无法满足需求者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 这是法律供给决定法律需求的错误表现。第二种情况法律供给效用无限大, 需求者效用一定。说明国家机关的法律供给没有反映法律需求的要求, 不具备现实性, 法律供给造成了浪费。第三种情况法律供给的效用与需求者的效用正相关, 法律供给的效用与需求者效用同方向变动, 法律供给者密切关注着需求的变化, 随着法律需求的增减及时做出调整, 在最大程度上满足需求者的效用。第四种情况法律供给的效用与需求者的效用负相关。法律供给的效用随着需求者的效用变化而出现反方向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由于国家机关做出了不合理的法律供给活动, 或是国家机关对法律需求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形成了错误的预期, 使得法律需求者的效用递减。

因此, 首先建立长期的法律生产函数。要建立法律供给的预期和长期评价机制, 使法律供给的效果经过理性的预期和实践的检验。其次建立合理的法律成本函数。在生产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 掌握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 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计算法律生产活动所需的资源类型和数量, 各环节所花费的总成本。再次建立合理的收益函数。由于法律供给垄断性的存在, 造成法律供给不计量成本和收益, 不断低效率供给的现象。因此, 应考量法律供给的盈利性, 建立法律收益的反映机制。包括对法律供给与法律需求效用一致的评价和考量, 潜在利润内在化的计量, 满足法律需求的预期收益等。现实中对法律供给活动收益的度量很困难, 盈利的计量也很难实现, 但仍必须把盈利作为衡量法律供给效果的标准来考虑。只有建立了收益观, 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活动的市场化运行。

摘要：该文运用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为分析工具, 从“经济人”假设、价格理论、生产理论、供求均衡、垄断性、系统性、效率等问题出发, 深入剖析了我国法律市场供给的现实状况。强调应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市场进行规制, 以寻求实现我国法律市场化运行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市场,法律供给,经济分析,运行途径

参考文献

[1]魏益华, 鲍锋.法经济学的由来及法的经济分析成功的原因[J].税务与经济, 2014 (2) :8-11.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作业 篇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

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努力把属于企业、市场、社会的权力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减少政府对微观活动的干预。必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必须完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法律移植与司法制度改革 篇6

美国法学家亨利·梅利曼对普通法系国家法官这一令人神往的职业是这样赞美的：“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于法官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具有父亲般的慈严。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创建、形成和发展，正是出自他们的贡献。”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则描述英国的法院具有真正的司法权，“就其重要性与地位的崇高讲，不下于立法权与行政权。”

来自普通法系的对法院地位的尊崇和法官职业的崇尚有可能加之于中国的法院和法官吗？公元一○六六年，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从而开展了普通法系的形成过程。当时，整个英国的审判权极为分散，诉讼可以向各种法院提出，国王只行使象征性的“最高审判权”。但随着诉讼的不断扩大以及所能提供的好处，国王与皇家法院(通称威斯敏斯特法院)愿意扩大受案范围，当事人也认为皇家法院比其他法院更优越。因此，皇家法院很快便已几乎独揽审判权。要使皇家法院接受诉讼请求，必须向大法官申请发给命令状。由于命令状的不同，所引起的每个案件的诉讼程序各异，人们的注意力自然主要集中于程序，而非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上。这种“在程序法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的”普通法，成功地阻止了罗马法的概念和范畴进入英国。十五世纪，由于普通法过于呆板、僵死的程序无法保证案件的公允解决，一些对审判不满的当事人即向国王申诉请求干预，申诉一般经过大法官，大法官则经常被授权以国王和枢密院的名义作出判决。这样，作为普通法补救办法的衡平法被法官创造出来了。

毫无疑问，法院(法官)在英国享有崇高地位首先归因于普通法系发展的独特历史，法官创造了普通法和衡平法，可以说，普通法系的历史是一部真正以法院(法官)为主体发展演变的历史。法官创造法律，运用法律，最终使司法权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并能同政府和议会互为制衡的力量。“一个完全独立与高度受到尊重的司法的存在，是英国各种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法院在历史上曾作过有力的贡献。”(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第351页)正因为如此，在普通法系国家就任法官被视为一生中事业达至辉煌的标志，将会享有丰厚的薪金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尊崇。

这恰与大陆法系的法官形成情景分明的对比。来自普通法系的亨利·梅利曼对大陆法系的法官作了无情的嘲笑：“大陆法系的法官职业正在变成一种法官们自我解嘲的栖身之处，对于那些不求上进、贪图安稳、在律师活动和学术职位的竞争中不可能成功的人，这个职业最具有吸引力。法官职业的工作条件和薪俸水准与他们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也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大陆法系法律职业界有一个明显的等级结构，法官是其中的低等阶层。”(亨利·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第130页)大陆法系法官地位不高的根本原因同样源于传统。大陆法系司法传统源于罗马，罗马的法官对法律并不熟悉，他们只执行类似于仲裁的职能，法官的地位远远不如立法者和法学家。大陆法系所奉行的审判方式也限制了法官作用的发挥，法官只是一部按照既定立法操纵法律执行的精确机器，他的作用仅限于把事实同已有的法律条款联系起来，法官不能解释法律，更不能立法。

尽管大陆法系法官的地位远逊于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官，但从政体形式上看，大陆法系的法院仍然享有很高的地位。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自然法思想的传播，三权分立原则被作为一种基本的政体在西方各国确立起来，司法成为与立法和行政相制约的重要权力。

显而易见，中国从未存在过普通法系法官创造法律的土壤，也未经历西欧大陆启蒙运动的理性洗礼。在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之前，中国甚至没有产生过职业化的法院和法官。相反，中国传统的司法特征是以礼入法，法律只被视为天道人伦之外的一种次要的辅助性手段，负责审理案件的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行政官员，判词常常通篇引用儒家经典，以微言大义行道德教化。包括司法权在内的一切权力都源于皇权，为皇权服务，皇帝才是居于金字塔顶尖的裁判万事万物的“法官”。

新中国建立后，创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模式，这就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政体模式，司法体制则被设计为公检法互为分权制约的模式：公安机关负责案件的侦查、预审以及提请批捕、起诉工作；检察院负责审查批捕、起诉和提起公诉工作，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实施监督，公安机关对检察院的不捕决定有申请复改的权力；法院负责案件的审判工作，最终作有罪、无罪决定，但必须接受检察院的监督；检察院可以对法院的判决提起抗诉，但无法对案件本身做出改变。这种诉讼上的“三角”制约关系，使得每一方的注意力自然集中于某件事实的审查和证据的判断。相对于每个诉讼阶段，公检法任何一方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扮演查疑辨伪的“主角”。这同普通法系注重程序，以法院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操作观念有很大差别。概而言之，从政体模式看，中国的法院既不能扮演如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中同议会和政府相制衡的政治角色，在具体的司法体制中也不能如普通法系那样以法院的司法审判为中心。因此，当我们对普通法系的法官职业感到羡慕的时候，我们或许更应该现实、理智地面对中国固有的政治、司法制度和司法观念。

客观地看，目前以立法为先导的司法制度改革虽然引进了普通法系的一些审判方式，但并未将其某项法律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如同所有社会制度的移植一样，法律制度移植的复杂性在于那些在他国看似运行良好的优秀法律制度经过移植仍然会是优秀的吗？如果是，这些优秀的法律制度能否不受被移植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排斥而存活下来？如何看待移植法律制度与本国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关系？

一项制度的移植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以彼制度取代此制度，还存在制度的相容性与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其实，制度既是生成的，也是选择的。随着世界各国交往的日益增加、地域空间的相对缩小，制度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更为现实。“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实验室”(诺斯)。因此，法律制度的选择对我国法制建设意义重大，是现实而且可行的。

既然法律制度是可以移植的，那么移植的方向在哪里？是移植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我们在法律移植方向上碰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果从文化的相容性角度考虑，应该移植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律传统和大陆法系相近，相近制度之间移植的成功率较高。但相近制度之间移植的效果不一定好，制度的巨大反差所蕴含的特有方式往往才是我们需要通过移植解决问题的价值所在。问题是我们在引进一项制度时，我们首先应该清楚引进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通过原有制度而无法解决的某个问题，还是为了激活旧制度中某些已近乎瘫痪的系统？这就提出了法律移植的第一个原则，即移植的针对性问题。加强法律移植的针对性是对法律移植成功率的一个很好的补救措施。假如从普通法系有针对性地移植了十项法律制度，只成功了一项，那么这项有价值的移植将会补偿其他失败移植的代价；相反，盲目移植将会抵销移植的成功率。其次，法律移植要有现实性。我们必须能够区分：哪些法律制度是适合我们的；哪些法律制度虽然是合理的或优秀的，但并不一定适合我们。法律移植的最大陷阱是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狂热冲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法律移植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法律移植只是改变了法律制度的集合，只是把普通法系中的某项法律制度拿来为我所用，不可能全盘改变整个法律制度。因此，法律移植总的原则应是坚持自我，完善自我，切忌在移植的同时丧失个性。

法律漏洞“倒逼”仓储业改革 篇7

1844年, 伊拉·Y·芒恩开始经营仓储和农产品贸易, 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壮大, 在1856年芒恩成为芝加哥具有仓储能力20万蒲式耳 (在美国, 一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 的粮食仓储商。

作为芝加哥快速崛起的商界领头人, 芒恩于1860年成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总裁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从芝加哥商会发展起来的, 至今仍旧是世界商品交易市场运营机构中的翘楚) , 同时与斯科特联合拥有芒恩·斯科特公司联合仓库5/16的股权。

在1868年, 大交易商里昂与密尔沃基最早、最大的仓储商安格斯·史密斯及芒恩, 对6月和7月小麦实施了逼仓。 (逼仓:是指交易一方利用资金优势或仓单优势, 主导市场行情向单边运动, 导致另一方不断亏损, 最终不得不斩仓交易行为。)

逼仓是非法的, 但是由于处于市场发展初期阶段, 反逼仓规则的发展也被证明有空子可钻, 导致了许多争议和诉讼。

靠着法律漏洞, 里昂、史密斯和芒恩成功逼仓并斩获了巨大财富。

屋漏偏逢连夜雨。芝加哥1871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粮食登记注册官员的记录, 这致使舞弊者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的财富。

转年, 芝加哥大火后的春天, 不长记性的里昂准备再搞一次逼仓, 再赚个盆满钵满。

这次“老天爷”可没闭着眼。一场在依阿华粮库大火烧出了“硕鼠”。市场参与者对他们的“通货”信誉产生了怀疑, 同时也刺痛了保险公司不堪重负的神经。

随后不久, 保险商提出了要核查仓单数的要求。他们怀疑依阿华仓库虚开仓单来质押贷款为里昂逼仓计划提供资金, 坚持只对实际在库的粮食损失提供保险赔偿。

在保险商与依阿华仓库见面会议之后, 该仓库的欺骗性经营行为被揭露了。

根据火灾之前登记在案的记录显示该仓库存放玉米128065蒲式耳, 而玉米仓单保险总量却为373000蒲式耳。

失去信誉的依阿华仓库再也开不出仓单, 也不能拿仓单去银行质押贷款为里昂现货市场维持高价扫货而提供资金支持, 里昂彻底崩盘了。

里昂崩盘是他自食恶果。可明眼人也不是没有。有人就问了:

那么粮食都去哪了?

仓单持有者手中的仓单是真是假?

仓单是否重复质押?

在期货市场大胆做空逼仓的里昂, 他依靠的是什么?

市场上种种猜测和传闻, 将矛头指向了芝加哥最大的仓库企业芒恩.斯科特公司。

根据当时《仓库法》的相关规定, 仓储商有责任依据实际交割谷物撤销仓单, 并向登记注册官员报告撤销结果。然而调查表明, 收回仓单交货后应该注销该仓单的正确做法仓储商并没有实行。

他们在接受交割仓单后, 把粮食运出粮库, 虚开仓单交给经纪人再次卖出。购买方不容易核对仓单项下货物是否真实存在。只要同一仓单不卖给同一客户两次, 仓储商就能“募集”资金, 为交易商里昂试图全部买下运到芝加哥的实物小麦增加资金供给。

漏洞, 多大的漏洞啊!

有了依阿华仓库的欺诈经验教训, 州粮食检查官员决定对其他仓库进行调查, 所有出库或交割的粮食的仓单都要撤销, 以保证市场粮食与仓库仓单必须一一对应。

此外, 这些规定和行动也涉及到银行。因为银行接收仓单用做抵押贷款, 为了防止仓库违约, 城市银行坚持执行内部仓库检查, 然而银行派出的监管人员对仓单、货物的真实性判断能力不足, 也不能有效阻止仓储商在没有收回仓单的情况下把粮食从仓库运出。

在里昂操作崩溃后, 芒恩·斯科特仓库的欺骗事实也浮出了水面:从1868年起芒恩.斯科特公司已经财务混乱, 并因为欠贸易债务20万美元将仓库抵押给其他企业。为了不伤害芒恩·斯科特公司信用, 芒恩要求对方没有登记这一抵押交易。直到1872年两家银行向该公司索赔导致芒恩·斯科特公司破产案件中以上情况才被公开。

事发后, 芝加哥谷物仓储经营商降低了仓储费率, 并开始与州铁路和仓库委员会合作, 接受了行业和执法机构的部分监管。全社会逐步认可了仓单服务仓库具有公共利益属性。

经过1859年到1974年历时115年的立法过渡期间, 美国才逐步提高了对其商业监管和执行监管, 逐步增加了芝加哥粮食市场的整体信用度。

美国仓储业的“倒逼”起了作用。

然而为什么非要倒逼呢?在中国行吗?

当然, 我们不能主观地“倒逼”, 没“事”给行业、给政府找“事”的做法千千万万不可取。

客观的“倒逼”得看具体情况。因为我国的改革还不断地深化之中, 现实中的问题太多了。政府和企业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和弊端, 正在努力地寻求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公民行政评价体制的法律探索 篇8

对于行政评价的概念界定, 学界还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亨利认为行政评价是指“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所完成的工作进行考核、评估, 通过评价确定奖罚的对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认为行政评价是“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为理念的政府改革策略, 是持续改进和提高政府部门绩效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是当今许多国家实施政府再造、落实政府责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具”。

虽然我国研究行政评价及其制度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 但200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正是我国对行政评价制度的首次立法尝试。该法第二条指出“环境影响评价”是“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 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笔者认为, 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基点, 将该法中的评价对象进行扩展, 对目的进行全局化, 从而做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利于我国行政评价制度发展的界定:行政评价是指为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 预防行政行为不恰当运用带来的不良影响, 对行政行为实施后可能造成的各方面影响进行科学分析、预测和评估, 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二、我国的公民参与行政评价的现状和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监察、行政救济和国家赔偿等多方面着手, 对行政管理工作及其体系进行了法律完善和持续性的改革, 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职能转变, 并对服务行政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其中, 行政评价的引入正是政府工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公民参与、评价、监督行政”是政府不断推进职能改革工作的核心和宗旨所在。

实践中, 我国各级政府和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对行政评价制度进行了尝试。如2003年颁布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 着重建立规范的环境保护和影响报告的行政评价系统;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明确了公务员内部评估的规则;2006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率先推出的全方位法治评估体系;云南省昆明市的“量化法治”。在这众多的实践中, “重视公民评价, 加强群众参与度, 拓展百姓监督渠道”均是其内容之一, 由此可见相关行政部门对公民参与型行政的重视和推广。但遗憾的是, 理念的丰富并未换来行动的实效。相当一部分行政部门在开展公民行政评价的工作中要么没有完整深入的规划, 要么就未能切实执行, 甚至有些只是流于形式和表面, 效果令人堪忧。

首先, 公民行政评价体系缺少配套法律规范。以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例, 该法第五条虽有提及公民参与行政评价的内容, 却只是“鼓励”而已, 一些部门很可能为简便了事, 在环境评价的行政工作中就直接删除“公民参与”的环节, 如2004年湖南省益阳市因开展公民测评机关的活动而出现“益阳纸贵”的闹剧等。这种剥夺公民监督权的行为将会严重破坏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政府信息公开体系和还未成形的行政评价体系, 更会打击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的信任, 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的秩序稳定。因此, 没有对公民参与行政评价工作的立法规制, 行政部门很难较快地扭转原有的、不公开的、缺乏公民参与的绩效管理体制, 传统的行政思维也会阻碍各部门对公民参与行政评价工作的重视。

其次, 公民参与行政评价的渠道缺乏多样性、专门性和稳定性。第一, 在我国, 公民参与行政评价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公民依据各行政部门设计的评价方式参与行政评价。第二, 专业性的缺乏导致公民也多是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行政评价, 其监督效果也只是小范围的;而行政部门也未能向公众提供学习行政评价的机会, 如环境部门每年都会举行环境行政评价管理人员的培训班, 但这一活动仅是针对内部公务人员开展的, 公民根本无法参加。第三, 我国行政部门开展行政评价工作的实践其实不少, 但公民评价大都处于极其次要的辅助地位, 且未形成常态。这就导致公民参与行政评价工作的稳定性严重不足。在今年年初人民网联合推出的“地方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 你们那儿通了吗”网络调查中, 有96.8%的网友认为, 政府社情民意通道不畅通, 反馈不及时, 遭遇推诿塞责, 沟通渠道形同虚设。

三、我国公民行政评价体系的法律构想

当今社会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早已成为一个公认的道理。公开、透明的权力是最安全的权力, 民众是最好的监督者的监督者。因此, 为公民提供一个积极和规划的参与平台是建立健全行政评价制度的根基所在。在适应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下, 在逐步健全行政评价制度的同时, 迅速建立公民行政评价体系, 并使之法律化、规范化, 这不仅推进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最佳方式, 更是我国在新时期行政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是加强我国公民参政意识、维权意识和人权发展的推动器。那么, 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构架公民行政评价体系呢?笔者有以下愚见。

首先是信息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2008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信息公开条例》, 但由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不久, 相应的理念和思维还未能真正得以全面贯彻, 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信息的时效性差、真实度不高、范围不够全面和深入等不足。而这些不足对于行政评价来说是致命的, 信息公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公民只有在充分了解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的职权、职责, 以及行政行为的具体行使情况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公正、公平的做出评价。倘若信息闭塞或是虚假, 都将直接影响到评价主体对政府及其行政行为的判断, 其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可信程度将会有所偏失, 各行政部门以此为改进工作质量的手段也极有可能失效, 更严重的还可能导致民众对政府及其工作的不理解、不信任, 甚至是抵制等。因此, 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是我国公民行政评价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导入行政评价过程中, 各行政部门应当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发送行政信息, 使行政和民众共享信息, 推进对话和交流;在政策形成与实施的各种场合和阶段, 进一步细化信息公开制度, 保证适当、确切的市民参与或参入。

同时, 我们还应着重对公民行政评价体系本身进行逻辑紧密的法律构架, 以明确其法律地位和制度规范。

第一, 该体系的主体范畴。一项行政职权或职责的实施, 其工作必然会牵涉到多方面的利益:在具体行政行为中, 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第三人就是直接的利益主体;抽象行政行为与该行为所针对的某一群体、团体, 或是效力所及地域的全部民众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利益关系。而这些利益主体中, 不仅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也包括在中国领土从事活动的外国人、无国籍人、社会团体、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等。因此, 根据行政相对性的特征, 该体系中的“公民”应作广义理解, 即社会民众, 且不完全以国籍为标准, 其范畴应是行政工作涉及的所有利益主体。

第二, 该体系的客体范畴。一般而言, 行政评价的的客体是指行政行为, 其范畴应从点、面、度三方面来分析。其一是行政部门的设置问题。即行政部门的构架是否合理, 是否能够满足民众的地域性、内容性、社会性的需求等;其二是行政部门内部构架的问题。即行政部门的内部构架和人员安排是否合理, 是否存在机构膨胀或人员冗多的问题等;其三是行政部门职能的实施和工作效果问题。即行政部门是否充分行使其职责, 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或违法、违规行为, 工作的开展是否能够向民众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

第三, 该体系的评价标准。倡导服务行政的现代行政,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 谋求和实现公共利益。因此, 以公共利益为落脚点, 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应是公民行政评价体系最基本的评价标准, 此标准可具体化为公民的“理性满意度”和“感性满意度”两方面。“理性满意度”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可持续性、发展潜力性等内容经过比较分析和深入思考的一种较为客观、中立的评价;“感性满意度”则是指公民对政府及其行政行为带来的直接的法律、政治、社会效果和直接的利益影响度的一种直观的、未经细致剖析的评价。

摘要：行政评价, 在公共管理领域也称为“政府绩效评估”, 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效率革命。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不断地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 并有针对性地引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政府管理经验和技术, 但行政评价制度在我国仍处在理论研究和初步尝试的实践阶段。

关键词：行政评价,公民监督,信息公开

参考文献

[1][美]尼古拉斯.亨利, 张昕等译.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第八版) [M].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2:289.

[2]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研究报告[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5) .

[3]周实.行政评价法制度研究[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3.

[4]汪东亚.广州市民通宵排队等市长接访尴尬了谁[R].中国青年报, 2010-10-21.

[5]白建军.灯泡与奶头[J].法学家茶座, 第32辑, 2010.2.

美国出口管制法律改革的启示 篇9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低迷，就业形势不振。为重振经济雄风，引领全球技术潮流，占领制高点，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倍增战略。而出口管制领域的改革则是扩大出口、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步骤之一。2010年初至今，美国出口管制改革全面有序地进行，受到了包括美国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过于复杂

出口管制一直是美国用以维护经济、技术优势，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美国管制的历史悠久，因此，其出口管制的法律体系相当复杂。经过美国政府的评估，认为现有的出口管制体系结构过于复杂，职能重叠太多，力图保护的范围过大，不能有效地减少国家安全风险，且严重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出口管制体系已成为制约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严重障碍，改革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美国的出口管制改革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由于管制系统较为复杂，涉及较多的实体和环节。为了实现改革的目标，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全面的三阶段方案：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理清两个管制清单之间的裁判界限，统一两个清单上需要强制控制的产品，将申请出口管制许可证的步骤简单化、标准化；第二阶段旨在进一步解决机构冗余的问题，建立统一的出口管制许可证申请系统；第三阶段是在行政手段获得成效以后，将出口管制改革引入立法程序。截至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内容，主要集中在修订管制清单、对管制物项分层和简化许可流程三个方面。

美国政府于2010年12月9日公布了四个出口管制新规的草案，涉及管制清单和许可证政策相关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商务部拟定的《出口管制现代化：战略贸易许可例外授权》、《商业控制清单：物项描述及外国可获得性修改》和美国国务院拟定的《对<美国军品清单>的修订》、《对<国际武器贸易管理条例>的修改》。2011年6月16日，美国商务部在前面草案的基础上继续公布了《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

中国是美国出口管制的焦点

冷战后，中国成了美国出口管制的焦点。美国不但禁止向中国出口军品，还严格控制对华民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从阻挠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李文和”案和《考克斯报告》，到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新一代核反应堆、先进半导体设备和技术等都有体现。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国际关系授权法案》的初步审核，规定总统有权将卫星及相关部件从军品出口管制清单中挪出，但又特别注明不适用于对中国等“例外国家”的出口。

因此，对此次出口管制法律体系改革对中美贸易的促进作用不能给予过高的期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地接受美国这种不合理的贸易待遇。在美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改革未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以推动改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就政府而言，充分利用好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和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等成功的对话机制和平台，主动做好美国出口管制政策部门的工作，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加强与国际接轨的出口管制体系建设，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减轻美方对我国扩散的担心；加强国内防扩散与出口管制知识的宣传，提高各个层面尤其是企业的防扩散意识；努力做好加入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申请工作，以助美国对华放松管制。

就研究机构而言，加强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研究，熟悉美国出口管制相关制度，密切跟踪美国出口管制改革的进展，寻找打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突破点，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加大与美国出口管制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宣传和介绍中国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和现状，减少美国对放松管制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顾虑。

就企业而言，加快提升自身科学技术水平，借助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逐步缩小关键技术与美国的差距；建立和完善企业内控机制的建设，提高员工的防扩散意识，遵守国家出口管制相关法律和政策，避免企业成为扩散源而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制裁；加强与美国产业界的对话与沟通，培养和引进高技术人才，促进中美高新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系统改革的启示

除了积极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的改革外，由于美国的管制制度建立较早，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中国尚能从中吸收益处以提高自身的管制效率。

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主要基于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尽管目前由国防部依据《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及商务部根据《出口管理条例》实施管理，但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法律基础。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于确定出口管制的发展方向、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和行政行为的效力非常重要。在法律保障下，各方资源得以有效配置，从而降低了行政成本。美国本轮对于出口管制的改革，最终仍然以国会通过相关的法律修改为目标，以保证政策的稳定性。

由于出口管制针对的国际贸易规模庞大，对于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而言，工作量相当繁重。通过电子化方式完成相关流程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降低相关部门管理成本的重要选择。美国对于出口管制的改革，要建立统一的电子平台，减少企业选择适当渠道申报相关内容的成本。同时，网络电子平台建设还有助于相关重要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减少政策的时滞，提高管理效率。

尽管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已经建立了30余年，但面对大量新成立的中小企业，其管制信息的普及工作仍然巨大。让企业认识到出口管制的重要意义，包括对国家的意义和对企业自身的意义，可以大幅提高出口管制相关理念的普及度。加强培训，增加企业主动参与出口管制知识学习的意识，有助于提高管制系统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