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的哲学审视

制度转型的哲学审视（精选三篇）

制度转型的哲学审视 篇1

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争论

17世纪到19世纪是欧洲哲学的兴盛时期, 各种哲学思潮风起云涌, 逐渐形成了近代理性主义和近代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

1、近代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 (Descartes) , 此后在莱布尼兹 (Leibliz) 、卢梭 (Rousseau) 等人的推动下, 逐渐形成科学主义精神, 使之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 (1) 笛卡尔认为, 正确运用理性是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人们只有遵循数学思维范式, 采用逻辑演绎的方法构建知识体系, 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 (2) 沿着这一思路, 笛卡尔提出了一套逻辑演绎方法体系:直觉、分析、演绎、归纳。这套演绎方法以普遍性原则和公理为基础, 推导出整个知识体系, 从而由过去预知未来, 由原因推测结果。 (3) 关于普遍性原则和公理的来源, 他的解释是由“普遍怀疑”原则推导出来的天赋观念。 (4) 笛卡尔的科学主义思想对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相当深远, 特别是在斯宾诺莎 (Spinoza) 将理性主义方法由自然科学领域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之后, 理性主义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科学研究方法。

2、近代经验主义是在批驳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经验主义的开创者是培根 (Bacon) , 其后继者霍布斯 (Hobbes) 、洛克 (Locke) 、休谟 (Hume) 等人不断反思理性主义的局限性, 强调现实世界的实践知识。 (1) 洛克指出:知识来源于经验, 而不是天赋观念;知识范围受人们理解力的限制, 个人理性不能超越现实观念。 (2) 休谟则更为彻底地将矛头指向理性自身, 否认一切超经验实体的存在。他认为, 理性主义方法是根本错误的, 知识体系中的因果关系, 不是人们理性分析的先验结论, 而是人们考察事件发生次序的经验结果;在真实世界的社会分析中, 习惯和经验的作用远远大于理性演绎。

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的这场争论并没有提供科学研究方法的明确答案, 但它引导着人们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在理解能力, 探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知识体系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的是, 这场哲学争论为现代科学体系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思想养料。正是在这种影响下, 近现代经济学逐渐形成两种学理传统, 丰富了我们分析真实世界的理论工具。

二、经济学的构建主义传统和演进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争论引申出两个重要命题:理性演绎和经验认知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是什么?经济理论如何影响真实世界?对这两大命题的不同理解引申出经济学的两种学理传统: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种学理传统的区别在于: (1) 构建主义强调理性构建的作用, 主张运用逻辑推理演绎出理论体系, 重视经济理论对真实世界的改造能力; (2) 演进主义则更为关注知识积累和经验演进的作用, 强调经济体系的“自发秩序”, 重视经济理论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

(一) 构建主义传统

经济学的构建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Adam Smith) , 他的名著《国富论》发表于推崇“理性英雄”的时代。在亚当·斯密那里, 历史制度分析和逻辑理性演绎是并重的;后继者李嘉图则把后者推至极端, 建立了构建主义的学理传统。李嘉图 (Richard) 运用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分析真实世界, 认为演绎方法完全适用于经济学, 并且坚信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能力, 这就是所谓的“李嘉图恶行”。

李嘉图之后, 构建主义传统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形成了西尼尔 (Senior) -穆勒 (Mill) -凯尔恩斯 (Cairness) -罗宾斯 (Robbins) 体系。 (1) 西尼尔将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方法全盘复制到经济学中, 甚至模仿笛卡尔的“天赋原则”设计了经济现象中的四条“公理”, 作为全部经济学演绎推理的基础。 (2) 穆勒进一步将经济学界定为抽象科学, 从假定前提出发, 运用演绎推理的基本方法, 推导出类似于几何学、物理学的结论。 (3) 凯尔恩斯则在1875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逻辑方法》, 确立了构建主义传统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4) 伦敦学派的罗宾斯更是在1932年出版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总结了经济学的构建主义传统特征:第一, 经济理论的命题以一系列假设作为演绎前提;第二, 经济学本质上是精神科学, 其公理假设是内省和价值判断的结果;第三, 理论的正确性在于充分理解假设的性质, 无需通过人为的实验和实践来确认理论有效性。

边际革命之后, 经济分析广泛运用数学工具, 更加强化了构建主义传统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阿罗 (Arrow) -德布鲁 (Debreu) 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 主流经济学不断整合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 衍生出构建主义传统的各种理论流派。构建主义传统的现代经济理论流派主要包括: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均衡分析理论、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学派、传统博弈论等。

(二) 演进主义传统

虽然构建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处于主流地位, 但演进主义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20世纪30年代初, 哈耶克 (Hayek) 指出:个人理性是有限的, 个人不能理解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 也无法完全掌握全部的分散知识和信息;人们的知识和信息交流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运转过程。他强调:社会主义的“谬误”来源于人类理性的“致命自负”, “社会精英”总是怀有设计和改造社会的狂妄。

20世纪30年代后期, 制度经济学迅速崛起, 拓展了演进主义传统的影响范围。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分析传统, 强调以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基础;它将社会经济体系视为不断发展的整体系统, 重视社会关系和决策主体行为的相互作用, 强调过程与演变。在凡勃仑 (Veblen) 、康芒斯 (Commons) 、加尔布雷斯 (Galbraith) 等人的不断努力下, 演进主义的制度思想逐渐得到社会认同, 人们不断地对构建主义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提出置疑。 (1) 1947年西蒙 (Simon) 从管理心理学角度提出“有限理性”概念, 以取代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定”。 (2) 1966年莱本斯泰因 (Leibenstein) 从实验心理学角度提出“X非效率”, 以挑战主流理论的“最大化”行为假定。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使演进主义的制度思想体系更为精密。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 (Coase) 认为:制度是社会力量相互冲突和妥协的结果, 特定的制度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自然禀赋和利益冲突的全部特征;制度多样性是实践过程的普遍结果, 而不是任何理论先验设计的“标准”程式;他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工具理性, 主张关注社会经济体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2) 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 (North) 也坚持演进主义的制度思想, 他将“路径依赖性”和“非正式制度”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 强调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习惯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 以它们的动态演进过程来解释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原因。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演进主义传统的重要性。他们提出了各种具有演进主义特征的现代经济理论:组织行为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科斯思想、新经济史学派、进化博弈论、比较制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等。

三、制度转型模式

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行为策略决定着制度转型模式。真实世界的制度转型成为两大学理传统的现代“竞技场”, 人们更加重视制度转型案例的学理渊源和哲学根源。

(一) 宏观层面的制度转型案例

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强调国家整体发展。目前以国家为单位的制度转型案例中, 俄罗斯改革和中国改革最为典型, 它们凸显出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的侧重点。

1、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与构建主义

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宪政体制改革, 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后者通常被视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现实版”。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 (Sachs) 依据市场经济体系的“标准模式”, 为俄罗斯设计了“休克疗法”的制度转型路径;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通过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政治稳定化等措施, 迅速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制度转型过程中, 俄罗斯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当显著, 它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内, 就将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改造”为私营企业, 政府行为的构建主义色彩十分浓厚。

从制度转型的效果来看, 俄罗斯的宪政体制改革比较彻底, 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却相当高昂, “政治精英”和鼓吹“休克疗法”的学者们难辞其咎。从理论上讲, “休克疗法”保持了主流经济理论的“内在一致性”, 试图通过政府行为和政治精英们的推动, 理性地“构建”一整套市场经济体制。遗憾的是, 这何尝不是人类“致命自负”的另一个版本?

普京 (Putin) 执政之后, 在反思“休克疗法”缺陷的基础上, 从俄罗斯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等具体条件出发, 以更加务实的态度重新确定了制度转型方向和政府行为策略。具体而言, (1) 在政治方面, 维护国家统一, 打击寡头势力, 改革政党制度; (2) 在经济方面, 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注重关键经济部门的有效控制,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俄罗斯的制度转型案例表明, 从叶利钦 (Yeltsin) 政府到普京政府, 俄罗斯中央政府日益重视演进主义的制度思想, 逐渐减少先验性质的制度设计, 更加务实地对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活动和互动过程。

2、中国的“渐进”改革与演进主义

中国的“渐进”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即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洪银兴认为,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造竞争性市场, 第二阶段是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 第三阶段是培育现代市场。这种阶段性特征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 而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自然演进过程。在市场化进程的第一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通过增量发展、价格双轨制、特区实验等多种形式, 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创造了“中国之谜”。

中国的“渐进”改革具有浓厚的演进主义色彩。事实上, 在改革初期缺乏市场知识的条件下, 中国的制度转型推动者们很难确定改革的最终目标和政府行为策略, 只能采取折衷选择和逐步摸索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恰恰暗合了演进主义的基本思想, 它从社会文化环境与集体行为的互动关系出发, 重视社会经济体系的自发调整机制, 有效规避了理性构建可能导致的错误, 降低了制度改革的启动成本。

从制度转型的效果来看, 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显著经济绩效。通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财富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经济组织的整体效率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普遍存在的官僚腐败、贫富差距增大、社会保障制度残缺等问题, 也暴露出“渐进”改革的弊端, 要求适当调整制度转型的行动策略。

(二) 微观层面的制度转型案例

微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强调国家内部的特定区域或经济组织。以中国东部地区为例, 在1993年中国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前后, 中国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无为”逐渐转变为“有为”, 由“无意识的演进主义”逐渐转变为“演进的理性主义”。

1、无意识的演进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 由于宏观政治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独特性, 东部地区出现大量个体私营经济组织, 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特定的历史环境使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地方经济发展压力和政治风险。地方政府的最终选择是“无为”, 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完全放弃对非国有经济组织的管理权, 而仅仅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在改革初期的历史条件下, 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知识缺乏和信息缺乏, 既不了解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规律, 也难以琢磨中央政府的态度, “无为”的行动策略自然成为合理选择。

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选择和“无为”策略, 东部地区的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环境, 迅速实现组织扩张, 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宏观经济形势日益明朗, 非国有经济在地方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逐渐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策略。

2、演进的理性主义

1993年11月,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弱化了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政治风险;同时, 非国有经济无序发展的弊端也日益突出。两方面因素的结合, 使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逐渐转向“演进的理性主义”, 即在一定实践经验和东部地区现实条件的基础上, 积极培育市场组织, 主动完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 以配合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

“演进的理性主义”要求明确地方政府的行为界限。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哪些必须做?这些问题是政府经济学的热点问题。根据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 地方政府的“有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根据地区经济的现实条件, 促使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形成集群力量, 培育市场组织, 增强市场组织的持续发展能力; (2) 从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市场中介组织等方面着手, 营造各种社会经济力量良性互动的地区经济环境, 形成地区经济的“自发扩展秩序”。在“演进的理性主义”中, 原本针锋相对的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竟然神奇地结合在一起, 使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更具有现实合理性。

四、政府行为的合理选择

在制度转型的案例分析中, 政府行为是决定制度转型模式的关键因素。转型时期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选择恰当的行为策略, 以推动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那么, 如何确定转型时期的政府行为策略呢?本文提出两大基本原则: (1) 注重两种学理传统的结合; (2) 注重区域特殊性。

(一) 两种学理传统的结合

在制度转型的案例中, 构建主义近似对应着“激进”改革思路, 演进主义近似对应着“渐进”改革思路。目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再集中于“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的短期效果, 而是更为全面地进行利弊评价, 分析它们的适用条件。杨小凯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中指出, 制度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变, 不能简单地用短期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制度转型的成败。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 (Kolodko) 在《从休克到治疗》中提出, “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的方式选择取决于适用条件: (1) 在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 如果转型之前的管制程度很高, 并且转型初期曾经出现金融不稳定局面, 应当采取“激进”改革方式; (2) 在所有制结构改革和企业制度变革方面, 包括民营化和公司治理结构改造等, 必须采取“渐进”改革方式; (3) 在产业结构重组方面, 由于新增投资、劳动力等要素的重新配置需要时间, 应当采取“渐进”改革方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 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并非完全对立, 两者的适当结合更符合制度转型的现实要求。 (1) 考察中国的制度转型案例, 演进主义传统的“经验推动”降低了制度转型初期的社会成本;但“渐进”改革方式的增长能力是有限的, 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经济系统。 (2) 构建主义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重视市场机制的整体性和逻辑演绎的连贯性;遗憾的是, 它忽视了另一种“内在一致性”: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一致性。 (3) 综合两种学理传统对制度转型分析的影响, 构建主义提供了制度转型的最终目标和理论依据, 要求研究作为共相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一致性;演进主义则是制度转型过程的行动准则, 要求考察历史的、经验的、具体的市场经济制度。

两种学理传统的结合直接影响着转型时期的政府行为策略, 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具体而言, 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确定制度转型方向, 适当引导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市场组织力量; (2) 提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支持系统, 如公共设施、市场中介组织、行政管理制度、法制体系等; (3) 营造市场组织合理竞争的社会环境, 尽量避免行政力量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

(二) 区域特殊性

区域特殊性意味着, 不同区域的初始条件具有差异性, 特定区域的制度转型模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不同区域必须根据自身的初始条件, 选择“最适合”的制度转型模式, 政府行为策略也必须遵循“适合性”原则。

1、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特殊性

按照周小亮的观点, 制度转型的特殊性源自六项因素: (1) 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结构; (2) 核心决策层的偏好与利益; (3) 利益集团的构成结构和力量对比; (4) 利益集团的博弈方式; (5) 公共决策形式; (6) 形成公共社会决策力的共识与共有理念。由于这六项因素在不同社会共同体中存在差异, 因此特定区域的制度转型路径必然具有特殊性。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案例中, 这种特殊性具有两层含义:其一, 中国政府不能采取“制度移植”的改革方式, 不能简单地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替代中国现有制度;其二, “中国经验”也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其它国家和地区, 它未必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中国式的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必须从初始条件和政治决策过程的独特性出发, 推动社会经济体系自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转型路径。任何学者都不应当简单地以它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政府行为模式为标准, 任意指责中国政府的行为策略。当然, 政府也不应当将区域特殊性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程度、居民生活水平是衡量政府行为有效性的真正标准。

2、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深层次原因是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力量构成。目前东部地区的特殊性表现在: (1) 市场经济体系发育相对成熟, 市场管理、中介服务、行政管理等支持系统日益完善。 (2) 非国有经济组织是地方经济的主导力量;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推动市场组织积极探求现行制度的边界, 产生强烈的制度需求。这种特殊性决定着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 政府职责不能仅限于为经济组织提供各种社会服务, 更应该着眼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理性构建的行动, 在地区范围内营造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经济环境, 真正提高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

相对而言, 西部地区受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传统、地域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市场体系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更需要通过制度转型来解决“发展”问题, 地方政府必须更加谨慎地选择行为策略: (1) 初始条件的差异是决定性因素, 西部地区不能照搬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 (2) 地方政府不能先验地进行制度设计, 更不能直接介入市场交易。大量现实案例表明, 如果地方政府在不具备足够知识和信息的条件下贸然进行“理性设计”, 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它很难适合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条件, 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力量的真实需求。 (3) 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严格遵循演进主义传统, 仔细考察地区经济的基础条件, 审慎调整投资策略、融资方式、行政管理等制度安排, 从而使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形成集群力量, 推动市场组织的组织扩张和地区经济发展。

综合而言, 从哲学层面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到经济理论传统的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 学者们在反复地传输一个理念:人类正在努力认识世界, 但永远无法认识全部世界。在制度转型分析中, 政府行为策略始终在构建主义传统和演进主义传统之间徘徊, 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合适性”的唯一依据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具体条件和政治经济力量的客观诉求, 唯一评价标准是社会财富和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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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泽戈尔茨·C·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M].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7]周小亮, 论外在制度创新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兼评西方制度变迁理论关于制度创新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不同解说[J].经济评论, 2002 (3)

哲学和道德的审视 篇2

一

现实主义文学是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镜子。在苏联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反映十月革命的艺术作品为数不 少，其中有很多出自文学大家之手，也深受读者喜爱，在苏联国内外流传较广。《日瓦格医生》的独特性在于，它虽然也是以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为背景和素材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是作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却与传统的同类作品有着许多重大的差异，这使小说特别引人注意并激起了许多尖锐的非难。

首先，传统的描写十月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革命的背景上，在历史的发展中描述人的活动时，把主人公的活动当做反映时代精神的号筒。如富尔曼诺夫充满了乐观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恰巴耶夫》，展现了人民在革命中的忘我牺牲和大智大勇，以撼人的艺术力量证明这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革命是不可阻挡的。有些作品具体地描述特定的历史事件，把人的活动当做叙述前者的载体。如阿历克塞·托尔斯泰的《粮食》(中译本曾译为《保卫察里津》)，记述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革命和反革命围绕着粮食征集在一九一八年展开的殊死斗争，其深沉的历史感和高超艺术描述形成了作品独特的魅力。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则以史诗般的恢宏勾勒出古老的顿河在十月革命风暴中的骚动和变革，以一个青年哥萨克的个人命运喻示了这一历史悠远的特殊社会阶层和这一地区在革命中的新生。《日瓦格医生》则一反常态，它以个人的遭遇和命运来衡量和估价某一时期甚至十月革命这种公认其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变革。它与一般的通过记述个人命运表现社会历史的作品不同，在(日瓦格医生》那里，以某种“不朽”人性，某种先验的善和正义等宗教人本主义作为参照系来审视革命运动和社会历史变迁，而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则是以时代主流，社会公理为价值主体来记述、评判具体人物的活动和命运的。因而前者表现出审美价值和思维理性的个人主义倾向(参见《日瓦格医生》中译本，第12页，以下援引此书只注页码)，而后者则基本上反映着时代精神。

其次，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写革命和时代对人的熏陶和改造，进而从一个方面揭示革命对于人本身，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意义。如在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中，原沙俄中尉军官狄毕奇在一九一九年这个国内战争的不平凡夏天中，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成了一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日瓦格医生》则以非常抽象的形式刻画和强调了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性中不可改变的根本素质，以个性、单一性和自主性对当时的集体意识进行审查和批判。如果说从哲学和伦理观上审视社会历史变迁构成了小说独特的视角，那么，上述一点则构成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和世界观的支点。从小说的通篇内容中可以看到，主人公日瓦格医生在思想意识上一直独往独来，置身于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之外，以一种独立的理性意识，规范自己的生活，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

其三，这部小说又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作品不同。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著作大多以文学形式表达政治意向，或者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本身作出直接批评。而《医生》的明显特征，则是对历史事件审视的非政治性。它对社会历史事件的评判是从哲学和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日瓦格医生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如何赞赏革命，只是攻击了革命的哲学和伦理后果。小说女主人公拉拉讲道：“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现在又大批献身于把他们从社会恶行中解放出来的人，竟不能从自己本身，从忠于过时的、失去意义的、古老的信仰中解放出来，不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汇在他人之中”(第420页)。“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合，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第554页)。在小说中，作者把革命的行为失重归结为革命阶级哲学思辨的贫困，他又进一步把这种贫困归结于“内在的衰颓”，即沙皇专制制度造成的人民理性活力的丧失。在谈到革命的消极功能方面时，小说中写道：“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第552页)。在小说中，他对革命的赞赏和批评都没有涉及到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甚至也基本没有谈到革命的经济方面。作者更多着眼的是社会秩序、人们的行为规范，生命有无安全感，幸福家庭和爱情以及个人理性价值能否得到确认和保全。

二

小说通篇渗透了作者的哲学观和伦理观。作者的哲学观是宗教人本主义的：基督教义标志着历史的开始，并指出了历史发展应遵循的道路(第13页)。人类对自己死亡之谜的探索和战胜死亡的努力，以及个体理性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才是历史的真谛和最高境界(第565页)。其伦理观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以善对善，勿以暴力抗恶，充分尊重个人的理性自觉，用理性的道德感召力量达到泛爱的宁静与和谐。这种宗教人本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但形成了小说的宗教和道德论色彩，而且构成了小说评价社会历史事件，描述人物的价值参照体系。

小说怎样评价十月革命，这是对小说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关键。小说从宗教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和勿以暴力抗恶的伦理观出发，对十月革命及其后果做出了褒贬共存，毁誉相系的评价。

作者一般地否定任何压抑个性，毁灭个人价值的制度，他对十月革命前俄国旧制度的评价是批判性的。自然的逻辑结论是，他对摧毁这种旧制度原则上会采取一种赞赏态度，而不论它是由哪个阶级发动的。小说中写道：“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不管叫做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做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第247页)在这个意义上，他既赞赏二月革命，同时也以热情洋溢的词句肯定十月革命：“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第269页)。作者还特别强调了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方面：“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财迷政权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永志不忘的时代，并具有永恒的成果”(第566页)。另一方面，基于宗教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他常常看不到革命和突变对于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的必要性，把革命原因归结于个别杰出和权势人物的主观意向。基于勿以暴力抗恶的伦理观，他又否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否定革命阶级对异已阶级的武力镇压。这些观念的矛盾冲突，表现在他对十月革命同时又做出否定性的评价和批判上。日瓦格讲道：“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第367页)。小说中还写道：革命使苏俄社会“突然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这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第554页)。作者笔下的日瓦格在这种“善”的观念驱使下走向革命的反面。当红军游击队和白卫分子面对面激烈战斗的时候，身为游击队的医生，他居然将全部的同情都给予了白卫分子，朝无人处放空枪，最后还放走了一个白军俘虏。当然，应该说明的是，小说中某些谴责和批判是针对着十月革命以来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或某些事件的，不具有全局的整体的意义(如第688页关于集体化的记述)，但是作者在评价十月革命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在结论上自相牾，是显而易见的。

在托尔斯泰那里，勿以暴力抗恶的伦理信条，是用系统的政治和伦理主张来补充的。老托尔斯泰不仅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展示了他为俄罗斯贵族阶层制定的道德伦理规范，通过《战争与和平》为理想的俄罗斯贵族形象唱起怀旧的挽歌，塑造了农民典范卡拉塔耶夫，从而描述出了一个崇高的农民—绅土的世界，作为理想社会的完美图景，并以库图佐夫对拿破仑的胜利来喻示这个世界将抵御住并战胜西方的资本世界，同时，他还通过《复活》，通过完美贵族的化身聂赫留道夫免租免债，把自己庄园的财产土地无偿赠送给农民的办法，指出了建成这种农民—绅士的“崇高”社会的途径和手段。在日瓦格医生这里，或者说在帕斯捷尔纳克这里，勿以暴力抗恶是由神启、由基督理性和宗教信条的感召力量来补充的。因而他在否定革命暴力的同时，无法，指出导致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变革的其他现实力量、手段和道路。肯定革命的正义性，但否认暴力革命的手段；虽以革命为题材，但着眼于革命的悲剧意义；写革命中的个人，但却以革命牺牲个人的幸福为归宿。这正是小说对十月革命的基本评价。

三

帕斯捷尔纳克说：“我一直想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它就象一次爆炸，我可以在爆炸中把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和懂得的所有奇妙东西都喷发出来”。因而，《日瓦格医生》实际上是他对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哲学和伦理思考。小说中所表达的崇尚个人信念的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倾向，带有他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刻的烙印。作为一个诗人，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步入文坛后就表现出了自已独特的艺术个性，时常引起争议，且由于不为当时苏联文艺界领导人赏识，以至他的诗歌逐渐无处发表。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十年间没出版过一本诗集，这虽然使他幸免使苏联众多文学家艺术家丧生的肃反扩大化之难，但他却一概把生活中的这些林林总总当做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来考察。一九四六年日丹诺夫主持苏联意识形态工作后，对阿赫玛托娃、穆拉杰里等人的批判，更加强了他的这种观点。因而，如果详细阅读小说，可以感觉到，小说的重点在于他的哲学思考，即对扼杀个体理性价值的悲剧性的强调，而伦理方面的论述，基本上是作者为摆脱上述局面而寻找的出路和归宿。

在小说中，扼杀个体理性的价值、泯灭思维个性是一种社会总体氛围，并不是单单针对哪一个社会阶层的。小说的三个主人公都成了这种总体氛围的牺牲品。

安季波夫是养路工人的儿子，父亲因参加一九○五年革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他在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中长大，“大学毕业后在外省教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俄军准尉被俘往国外，十月革命的大动荡中回国投身红军，因才能卓著，忠心耿耿，被迅速提拔到革命的领导岗位，成了一代革命骄子的化身。作者为他安排的结局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在革命政权本身的整肃中，他由于曾担任沙俄军官而被当做异已分子清洗，在走投无路精神崩溃中自杀身亡。在安季波夫的悲惨结局中，作者暗喻着革命时代的理性迷误和不辨良莠，象征着一代革命者的可悲性，他们被革命窒息了个性和人性，有的甚而被革命所葬送。小说中他的妻子拉拉讲道：“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使它失去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的结果，他献身于这种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力量，但也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无情力量，总有一天连他也不会放过”(第551页)。在安季波夫身上寄托着作者的一个基本观念，由于革命的狂热扼杀了个人理性，不仅给普通人，甚而给它自身的宠儿带来了恶运，从而反衬了个人主体意识的价值。

女主人公拉拉是一个法裔侨民女裁缝店主的女儿，毕业于师范专修班。她与安季波夫婚姻的变异和与日瓦格的感情结合，象征着社会革命对正常的伦理秩序和普通人幸福家庭的灾难性摧毁，形式上寄托了作者在伦理角度对革命的批判。但拉拉与前夫的离异，根本原因还在于安季波夫丧失自我后与拉拉形成精神的和感情上的隔阂。拉拉在解释自己家庭崩溃和投身于日瓦格的原因时说道：革命使“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无法见到、无法利用的力量。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第552页)。

如果说安季波夫的命运象征着革命的哲学悲剧，拉拉的遭际象征着革命的道德伦理悲剧，日瓦格医生颠沛流离，猝死街头，则象征着作者眼中那些极少数保持着自省自觉的个人理性的贤哲之士，最终仍然走投无路，潦倒终生。作者将其原因归结为：“已经确立的制度就象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中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它的结局”(第252页)。在三个主人公命运的描述中，不难感到作者为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向所作的艺术夸饰，感到作者的思想倾向与苏联社会现实的抵触和距离。但思考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总结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经验与教训，会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暴力革命是使全社会接受发动阶级所倡导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变动，它不仅要创造新的制度实体，而且还要创造或者说推广一种新的社会哲学和思维方式。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更依赖最广大群众的参与，比任何一次革命都更依赖革命大军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和集体性，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常常是输送指令的、不容置疑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纪律性和服从性是被当做革命胜利的保障加以强调的。这种思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无疑对革命胜利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在革命后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哲学遗产。在革命的胜利导致领导者的威信猛增时，最高领导层甚至个别领袖的意图，特别容易变成整个阶级的整齐划一万众相同的集体性思想，它常常以牺牲和排斥个体思维，否认个体理性价值为前提，后者常常被指斥为一种异端和反动。这种情况在苏联还由于思想领域内不断的批判运动和肃反扩大化以及对领袖个人迷信的增长而得到加强。这种思维的自上而下性和思维一致、舆论一致，特别容易转换成一种革命激情和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在领袖人物决策失误时，必然导致整体的盲目，以及对此持有异议的个体思维价值的排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如象大跃进运动在很多领域都表现为整体性的蛮干，八亿人民的“继续革命”成了遗害无穷的十年内乱)也表明，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局部的。这个问题只能靠建设和加强人民民主，鼓励和培养人民的科学理性来解决。但是，《日瓦格医生》中在谈到时代性的思维特征时，只是笼统地指责“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他的“个体信念的价值”依赖的是“听从道德感觉的启示”这种空泛的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抽象的信条。这也许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思想解放的形势下，作者的这部作品仍然不被理解和接受的原因吧？

审视转型期的“黄色新闻” 篇3

一、转型期的“黄色新闻”

廉价报刊揭开了美国报刊大众化的序幕，但美国报刊大众化的真正实现是从19世纪80～90年代普利策和赫斯特倡导的“新式新闻”开始的。这一时期的新闻以“黄色新闻”为主要特征，因而，新闻史上又把19世纪80～90年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结束的这段时期称为“黄色新闻”年代。

美国新闻史学家莫特就认为，黄色新闻“使用大字号标题，给人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感；滥用以致伪造图片；捏造访问记或其他报道以行骗；对民众表示虚假的同情，发起运动以标榜自己等”。①埃默里父子说：黄色新闻从最坏情况来说，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新式新闻。黄色新闻记者在标榜关心“人民”的同时，却用骇人听闻的、华而不实的、刺激人心的和满不在乎的那种新闻塞满了普通人赖以获得消息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叫卖的东西。最糟的是，他们不仅不起社会领袖的作用，反而为犯罪和暴行开脱。②

提到黄色新闻，就不能不提及普利策和赫斯特这两位报界巨人。1883年普利策《纽约世界报》的出现是美国新闻史上的一大转折，标志着廉价报纸取代政党报纸成为报刊的主体，这本身也标志着美国新闻事业转型的成熟，因为直到此时美国的报刊才真正面向全体大众，那种以政党精英为读者对象的报纸才真正让位于以普通大众为读者对象的大众化报纸。“镀金时代”美国报刊的最大特点是大众化进程继续深入，逐渐走向成熟。报刊大众化的目的是满足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广大市民阶层的需要。

19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尤其是都市中心）是一个日趋消费主义的社会。当时的社会变动剧烈、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尤其是社会丑闻层出不穷，加之当时报刊杂志盛行的“黑幕揭发”运动，媒体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要想获得目标受众的认可和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不对这些现实加以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美西战争期间黄色新闻泛滥的现实是报业发展里程中很极端的例子，资深人士对着意推动“黄色新闻”的出版商进行了强烈谴责，包括支持他们的广告商和读者。因此当麦金莱总统遇刺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闻审查制度的呼声，呼吁新闻界应当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对报纸进行了“审判”。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清醒而又理智的评论家们已经意识到了其危害性，指出其格调低下，道德沦丧，加重了社会阴暗面对公众的消极影响，造成广泛层面的法制意识的淡漠、阶级和种族仇视，公众判断思维幼稚化，缺乏正义感，虚假而伪善地许下动听的诺言，却不负担任何责任，于是社会各界纷纷起来抵制黄色新闻的泛滥，黄色新闻也就盛极而衰了。

二、转型期“黄色新闻”现象的审视

黄色新闻思潮的出现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产物，它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它滥觞于美国继而延及欧洲、日本甚至中国，最终形成一股声名狼藉的“黄潮”。

黄色新闻在为报纸带来大量的新兴读者方面充分体现了民主特征，并且在为广大市民提供精神娱乐的同时，对社会公民基本素质的提升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相比以前，这种以读者为本位而进行的大众化努力是时代的进步。“黄色报纸”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大众积极拥护，主要原因在于报纸迎合他们的口味（尽管读者的口味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但是作为大众的信息传播工具，满足大众需求理应是首要目标。这一点无可厚非，新闻工作者应该以清醒的头脑去从事大众化的工作，用责任的理念、健全的知识、充分的信息来满足大众正当的要求。

就黄色新闻故事化的报道手法而言，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客观性报道的一种违背，这一论断也值得推敲。美国新闻史学家舒德森认为，现代新闻报道刚一开始就有两种特性，即真实性和娱乐性，或者说反映了传媒的两种功能：提供信息和讲述故事。从1883年普利策接办《纽约世界报》到20世纪初的最初几年，黄色新闻正值鼎盛之时，《纽约时报》却同时确立了作为美国最可信赖、最受尊敬的报纸的地位。因此，我们说黄色新闻在报道手法的选择上并没有对错之分，我们不应该因其报道内容的低俗性来否定其形式和手法的合理性。

从黄色新闻采用的技巧来看，许多方法不应予以简单否定。虽然黄色新闻经常滥用图片，却也发掘、推广了许多有效的报刊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大字号标题如果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环境采用则会有画龙点睛的妙用。通常情况下，黄色新闻刊登不太雅观的报道，这给转型期美国的人文景观涂上了一层灰暗的色调。在真实和客观性的原则面前，正义人士和社会大众视黄色新闻为邪恶的化身，避之唯恐不及，尽管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暗合美国媒体公认的价值准则。普利策和赫斯特反复表述黄色新闻的终极目标与价值观念是服务大众、传递信息、教化民众、娱乐大众、揭露贪污腐化等。在普利策和赫斯特事业的鼎盛时期，没有人对他们发出批评的声音，然而，到他们办报的后期，政治家和商人已然认识到黄色新闻的危害性以及对美国传统文化、主流文化的冲击，并且谴责新闻舆论曾经对这种黄色新闻的支持，他们加入“精英”知识分子阵营，对黄色新闻这种极端煽情主义特征进行彻底清算。其实，赫斯特和普利策及其黄色新闻编辑确立了新型新闻概念，对低层读者口味满足不仅仅是媚俗所能包容的，更是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的一种预演和初步发挥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

三、“黄色新闻”现象的反思

总而言之，对黄色新闻的总体评价无疑是否定的。黄色新闻以迎合大众对低俗趣味的普遍热衷心理为写作目的，以不断俘获大众的猎奇秉性为手段，进一步开拓新闻娱乐的消费市场。它并不是一种对时代精神主流的反映和探索，也不能有效传达对转型期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尖锐思考。至多，它是一种旨在加强新闻消费功能、扩张市场空间的商业行为。在这种娱乐化的过度追求中，首先感到可悲的是新闻媒体对转型期精神深度的漠视，它使新闻成为一种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无法折射出报人对自身存在际遇的深切体察，更无法体现报纸对人性品质的深度追问，除了堆砌的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和虚假的泡沫经济，我们很难指望从中得到更多的收获。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报刊等新闻媒体反映的内容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美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在报刊上几乎都有所反映，而报刊等新闻媒体具有传播信息、舆论监督、娱乐服务等社会功能，特别是舆论监督具有社会调整功能，表现为对社会心态、社会意见的调节、疏导和重新整合，还常常表现为充当社会公众的“传声筒”和“排气阀”，传达呼声，宣泄积郁，平衡心理，满足愿望，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心态上维持在一个理想的“安全值”上。从控制的类型看，这是一种积极性控制，主要是以舆论、宣传、教育的手段去影响和引导公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预防和制止社会越轨行为。同时，它又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软调控，主要通过精神内省、价值认同、道德感化的方式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是“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③这就表明报刊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作用和影响。新闻传媒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要利用它来造福民众，同时应避免运用不恰当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新闻传媒的这种性质，表明它会发生不同作用，适当的控制理论是完全必要的。概而言之，即社会对新闻传媒应该既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又加以适当控制，从而使社会发展与新闻传媒的运作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参考注释：

①张允若、高宁远：《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49页。

②埃默里父子[美]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0年，223页。

③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９93年，137页。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