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思考

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思考（精选六篇）

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思考 篇1

网络反腐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而产生的, 从本质上讲, 它是媒体反腐的组成部分, 属于舆论监督的范畴。我国官方网络举报最早出现在2003年, 标志是这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12月28日, 中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中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 网上举报被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2008年, 湖南省株洲市发布国内第一个网络反腐文件———《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 标志着网络反腐向制度化迈进。2009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网络反腐”词条, 标志着网络反腐进入高层的视野。2009年10月28日, 中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 昭示着网络监督时代的到来。2010年12月29日,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 指出“网络监督”是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 首次肯定了网络监督的作用。来自中央纪委的数字显示, 网络举报已成为继来信、来访、电话之后又一重要举报渠道。2008年岁末, “周久耕事件”将网络反腐推向高潮。2012年8月26日, 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延安交通事故现场面含微笑被人拍照上网, 引发争议, 网友通过“人肉搜索”发现杨达才有多块名表;2013年9月5日, 杨达才一审获刑14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将反腐倡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网络反腐再次掀起高潮。随着李春城、雷政富、衣俊卿、刘铁男等一批贪腐高官的落马, 网络反腐的巨大影响力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成为反腐斗争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网络反腐的核心价值是:一是拓展了社会监督主体的范围。截至2013年12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庞大的网民数量为我国网络监督的发展奠定了广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强大的群众网络媒体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 网络监督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监督的一种新形式。二是拓展了监督的时空界限。传统媒体的舆论多为官方或媒体自身, 而网络正好为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信息、观点、声音找到了一个“出口”, 为纪检监察机关及司法部门提供大量的监督线索, 网络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职能部门积极作为, 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三是拓宽了民众的政治参与。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的主力军, 重视网络反腐将促使全社会形成反腐新格局, 成为鞭挞腐败便捷而有效的手段。通过网络反腐这一有效手段, 能够更加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让官员更加谨言慎行。四是优化了社会监督环境。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网络监督让社会公众多了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代表了民意, 与其他意见表达方式相比, 网络监督所受限制少, “门槛”低, 同时打破了政府与公民之间在时空上的沟通障碍, 拓展了对施政行为的监督渠道, 从而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当前我国网络反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网络暴光情绪化明显, 容易出现极端思想

由于受“仇官仇富仇腐”的心理影响, 网络容易被某些“网络推手”所利用和操控, 成为打击“好人”、报复社会的工具, 从而形成“多数人的暴力”, 只要网上出现某位官员失误的消息, 网民必然以为其是贪官进而群起而攻之, 给反腐倡廉工作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如网络谣言制造者傅学胜, 2012年12月底参与中石化某项目招标失利后心怀不满, 为泄愤报复, 把矛头对准了中石化, 专门花数千元雇用了网络水军进行转载顶贴、恶意炒作, 对当事人及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致使女处长张某终日以泪洗面, 饱受煎熬,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 受理机制不健全, 海量信息难以核实

当前, 由于网络具有便捷性、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 使网络反腐受到了热捧, 网民都习惯于在网上评价、揭露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但客观地讲, 网络受理机制还不完善:一是受理部门与举报人联系不便, 难以跟进和查实;二是网络举报信息的公开透明, 容易打草惊蛇, 从而加大了举报事实的查处难度;三是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恶意举报、故意损害被举报人的权益而无从问责;四是由于举报人的身份、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无法有效地调查核实和处理海量信息, 给纪检监察部门办案带来干扰。所有这些都亟待完善制度加以规范。

(三) 法规制度建设滞后, 容易导致网络言行失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 尽管我国的网络立法已经初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但目前我国网络立法还多停留在部门规章的层面上, 还缺乏一部专门针对网络反腐的法律。2012年12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公民个人及法人的信息安全, 确立了网络身份管理制度, 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 并赋予政府主管部门必要的监管手段, 重点解决了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滞后的问题, 但总体而言, 由于《决定》没有实施细则, 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 特别是《决定》几乎没有明确网络反腐的法律规范。立法必须考虑到它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不具有操作性的法难以从“文本上的法律”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律”, 无法真正实现法律调控社会的终极目的。由于相关法制建设的步伐远远跟不上互联网的发展速度, 网络监督、举报等不能在法制化轨道上运行, 所以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网络反腐的健康发展,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谣翻中国”的“秦火火”到借维权敛财的周禄宝, 从泄私愤造谣的傅学胜到自建网站敲诈勒索的仲伟……近年来, 网络社会飞速发展, 利用网络实施的诽谤、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也随之增加。由于网络信息传播速度惊人, 一些网络造谣、传谣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甚大, 不仅严重侵害公民权益、扰乱公共秩序, 甚至还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这说明明确划分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势在必行。

(四) 网民素质良莠不齐, 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 我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 在推动舆论监督和制度反腐方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大多数网民能够遵纪守法、文明发表言论, 但还有部分网民素养不高、法治意识淡薄。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就容易被某些“网络推手”所利用和操控, 成为打击“好人”、报复社会的工具, 从而形成“多数人的暴力”:一是有组织的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网络公关公司通过发帖、删帖、炒作、造谣、编造社会热点, 借机谋取经济利益;二是因个人问题编造谣言, 打击报复、发泄私愤;三是为博人眼球, 赚取粉丝, 不辨是非甚至捏造不实信息;四是假借“网络维权反腐”编造谣言并恶意传播。2012年, 广州市民李芸卿被曝拥有多套房产, 并迅速被冠以“房婶”标签。经调查发现, 李芸卿是一名退休工程师, 非领导干部, 收入来源合法, 但却稀里糊涂地在网络反腐中“躺着中枪”。这些行为完全脱离了网络反腐的正常轨道, 伤及无辜, 触犯了法律, 给网络反腐带来隐患。

三、提高网络反腐科学化水平的路径

(一) 疏通网络举报的主渠道, 提升官方网站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首先, 要进一步加强官方网络举报平台建设, 发挥官方网站举报的主渠道作用。要本着“及时、公开、互动”及“便利、安全、保密”的原则, 不断拓宽和完善官方网络举报的渠道和方法, 确保网上举报的畅通。同时, 对网上举报信息要有效引导, 让网民发表理性评论, 切实发挥好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其次, 要建立投诉办理责任制, 确定办理时限, 取得公众信任, 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为了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舆论支持和宣传服务, 2013年9月2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这个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 不仅发布日常信息、解读政策, 还在网站首页设立“我要举报”链接, 为群众举报增加了官方网络途径, 使群众可以顺畅、安全地举报监督, 规避网络暴光揭露腐败现象的随意性。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正式开通, 为网络反腐修“正道”, 为积极投身反腐的群众打开了一扇窗, 让他们畅所欲言举报监督, 也给谣言泛滥关上了一扇门。最后, 还要保护好举报者, 不能让举报者被吞噬, 让正义受伤, 切实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二) 完善网络举报制度, 规范网络反腐行为

首先, 要建立完善的网络反腐制度平台, 保障举报信息的及时处理与反馈。要尊重网络建设规律, 在加强网络立法、保障网民权益的同时, 禁止和打击不负责任的网络言行。其次, 要健全网络反腐举报的制度, 把网络反腐纳入整个反腐体系中去。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要完善保护举报人、跟帖人、发帖人的制度, 充分保障他们的表达权。要深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让公众通过网络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建立起政府与网民有效沟通的桥梁, 防止权力滥用和暗箱操作, 从源头上防止腐败。最后, 要搭建交流平台, 丰富反腐途径, 为网络反腐建立通畅、高效、规范的主渠道, 提高网民反腐的积极性。大胆创新监督形式,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 为民众的诉求、信息充分流动提供足够的空间, 使网民反腐与制度反腐良性互动, 形成合力。

(三) 加强网络法治建设, 提高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水平

一是要明确肯定网络反腐的正义性合法性。要从法律上界定网络反腐的法律地位, 党和政府要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存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构筑一条民间反腐与官方反腐的通道, 密切合作打击腐败行为。要制定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保证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 消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考虑到“网络反腐”、“微博反腐”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对待广大网民通过信息网络检举、揭发他人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 并负责任地核实, 及时公布调查结果。二是要立法加强对网络反腐的监管, 对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要明确网络反腐的原则、方法和运作程序, 正确引导和规范网络反腐的行为。对那些恶意散布虚假信息、诬陷他人以及对网络监督压制、打击、报复的, 对违反有关网络管理或侵犯公民人身权、隐私权、名誉权的行为, 有关主管机关要依据情节和危害程度,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引导网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举报活动, 客观真实、合法合理地反映问题。两高出台的新司法解释厘清了信息网络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 为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 既有利于规范网络秩序, 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三是要尽快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要立法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明确申报的原则、主体、范围、程序、种类及应负的法律责任和监督程序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与其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 确保财产申报的真实性。要建立健全对财产申报信息的查询机制, 形成严密的监控网络, 保证财产申报制度的顺利落实, 保证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四)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 提高网民的道德素质

首先, 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 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引导网民学会成熟、理性、负责地反映腐败问题, 提高网民对网络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 不盲从、不跟风, 不歪曲事实、不诽谤他人, 自觉保护他人隐私。其次, 要对于网络出现的偏激言论和危害公共安全的虚假有害信息, 能够自觉地抵制, 不随意传播, 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再次, 要科学对待网络反腐, 自觉把自身的权利和责任融入到网络反腐的目的和过程中, 促使其更加有效的参与反腐, 使反腐倡廉工作更上一个台阶。最后, 还要通过积极正确的舆论导向, 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网德”, 自觉增强法律意识和道德规范, 倡导文明上网, 杜绝各种形式的网络暴力。

纵观世界大势, 网络反腐因其便捷快速和势大力沉, 将成为21世纪惩贪扬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成为传统反腐方式有效而有益的补充。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完成党的执政使命, 党必须根据执政环境的新变化, 不断发展人民民主, 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与能力, 为民众提供一条便捷、畅通的监督渠道, 引领我国网络反腐走上科学化、法治化轨道。唯有如此, 才能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网络已成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阵地。网络反腐在给民众带来希望和信心的同时, 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基于此, 就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网络反腐的对策, 以期提高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水平。

关于网络反腐制度建设的思考 篇2

广州市法制办研究中心 任元庆

[摘要]信息时代,公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及公职人员的热情日益高涨。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网民通过网络、微博揭露腐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面对这种新兴的舆论监督方式,如何做到不放过“坏人”,但又不“误伤好人”?从制度层面如何规范网络反腐，这既是官方需要认真思考,也是参与大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反腐，网络参政，制度建设

因为网络,“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被撤职、调查；因为网络,重庆北培区委书记雷政富、山东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黑龙江双城市人大代表孙德江等纷纷被曝光后受到法律严惩。尽管“表哥”、“房叔”乃至更早的“天价烟局长”等网络举报腐败案件的查处,都在纪检部门的及时介入和有效处理下得到惩治。但是并非所有的网络举报都是“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相反,因为被“歪打”、“误伤”,甚至被“打黑枪”的网络举报事件也不断发生,让人“真假难辨”。比如“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纪委查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其所拥有的6套房产均是合法得来的。而被曝光拥有9名情妇“丑闻”的某县委书记经查证“严重失实”。

一、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优势和积极作用

公民通过网络揭露腐败官员,是信息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反腐倡廉形式,并且伴随着手机、网络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来快捷,其产生的结果是影响大、参与面广。

最著名的第一起网络反腐案例,是山东济宁原副市长李信的下跪事件。它是民间维权人士在接到李信情妇的举报后发帖揭露,引起轰动。随后,网络进入千家万户,网民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国家反腐败力量不断加大,网络反腐案例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据记者的调查统计,网络揭露的腐败案件是: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8例、2012年19例。5年里有39人被网络举报后受到严惩。从网络举报逐年上升的数字看,近几年民众通过网络揭发腐败,致使相关人员受到查处的例子越来越多。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官员会被民众通过网络揭发出来,公众直接参与打击腐败的互动将更加频繁。

201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仅第一个月网络上就出现了4人被举报,十八大后一个月时间内就有李春城等10多名官员落马。随后,又有刘铁男、衣俊卿、上海高法的陈雪明、山西省检的文晓平等被网络举报。有人预测,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2013年通过网络举报遭到查办的贪腐事件将超越过去五年的总和,甚至更多。

（一）网络反腐的有利特点和优势

一是方便、快捷。随着电子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过去数十年只有高官富人才能持有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对普通人说都是奢侈品。而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男女老少不但拥有,甚至一人持有多个。网络反腐正是有了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给公众参与反腐提供便利。数年

前,公众举报腐败习惯使用传统的信函,现在可以录音、照相、视频、互联网传播,使用方便快捷、传播速度快。

二是高效、面广。互联网的发展为网络反腐提供了快速传播的途径,公众通过网上论坛、社交网站发布,短短几秒钟,“好友”、“粉丝”的跟帖,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雷政富从被曝光到被调查,前后不过60多个小时。

三是参与公民众多。民众热心参与网络反腐既是对以往反腐“雷声大雨点小”的厌恶,也反映出公众渴望社会公平公正、政府清廉、唾弃贪腐、维护正义的意愿。党的十八大后,公众看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反腐决心,更激起了公众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的高涨热情。

（二）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

方便、快捷、面广,集图片、录音、视频有声有影的网络揭露贪腐,一经发出便将贪腐者臵于大众面前,给执法执纪机关和贪腐者极大社会和精神双层压力。

一是揭露贪腐的效率高。传统的信件举报,只有实名举报才被重视,但多数情况是上一级部门接到举报后批转下一级,下一级又批转下下一级,最后不了了之。有的由于批转中的泄密和千丝万缕的关系,举报内容已传给被举报人,被举报人早有了对策,或托好说情关系,甚至有的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信件举报是一人或几个人,单打独斗,力量弱小。网络举报是“突然袭击”,公开传播,互相转发,网友、粉丝等众人参与,力量强大,使贪腐者无处藏身,与传统的写信举报相比降低了腐败的隐蔽性。

二是查办腐败的效率高。写信举报贪腐,因为邮寄、办案机关登记、请示,批示、转办,初核等程序,时间漫长。而网络举报仅几分钟或几小时便将贪腐者丑行暴晒在大众面前,排山倒海般的网民热议对有关部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有关部门的及时介入、调查处理。从“房叔”、“房妹”到“房姐”等在网民不依不饶的“围观”下,促使有关部门迅速查办。

三是打击腐败的命中率高。信件举报由于不透明、官官相护,举报信如泥牛入海,使贪腐者得不到惩罚而逍遥法外。网络反腐改变了这种现状,许多通过网络举报出来的贪腐在网民的跟踪、追问下使无处藏身的腐败分子受到严惩,个个都能“中弹倒地”。网络反腐避免了信件举报泥牛入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流失。

四是强大的网络监督降低腐败概率。随着新领导不断坚定反腐力度,网络反腐的威胁力量正迫使一些贪腐官员寻找摆脱、隐蔽、撤退等方法,躲避自己被“网住”。数不清的贪官开始恐慌性地抛售自己或挂在亲属名下的非法房产,并将抛售非法房产换来的巨额资金通过秘密渠道转移到海外。有的党员干部承认今后贪腐或奢侈都要小心、谨慎了,不该拿的不拿,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二、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社会作用和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执政兴国的重要任务来抓,旗臶鲜明,措施有力,成效显著,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由于贪腐问题

根深蒂固,成为“国家级难题”,虽然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腐败蔓延的趋势和强度并没有得到遏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越演越烈的态势,充分说明了反腐败的难度。因此,有专家指出,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是:一是成效显著但问题突出;二是防治力度加大但腐败仍易发多发;三群众反腐期望越来越高但腐败蔓延趋势和强度越来越烈。

（一）正视网络反腐的社会作用。

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的艰难时刻,被专家称为“草根”的网络反腐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舆论热潮,使贪腐者的腐败作风,腐败生活被网络曝光后成为多数反腐案件的导火索,在一系列的反腐事件中,网络的发酵催化作用明显加大,给力。因为“房叔”、“房妹”事件生发网络,引发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出现一股贪腐者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不断扩大蔓延。而被网络揭发的“房姐”、“房祖”正在网民的关注中持续升温,得到严惩。具有公开性高、参与性强、速度快、影响大、低成本低风险等技术优势的网络反腐,在新一届领导的反腐决心下,将根深蒂固的腐败根基动摇了,其意义和力量不可小看,它弥补了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如果没有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的网络反腐形式,仅仅依靠中央的反腐部署就很难有目前的反腐力度,无数的“房X”和贪腐官员依然会隐藏不漏,逍遥法外。正是有了网络的开放性、网民反腐的期待和领导人的反腐决心,使一些贪腐者胆战心惊,恐慌抛售非法所得的豪宅或逃离国外。

（二）网络反腐的重要意义。

网络反腐突然兴起一方面是因为电子科技信息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受法律培训的人和受法制普及的人遍布各行业,社会整体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民众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所以,网络反腐的意义:

一是对消极腐败起到了警钟的作用。从“表哥”、“房叔”、“房妹”等被查处到贪腐者恐慌抛售豪宅,或逃离国外,都说明网络反腐让民众看到了发现腐败和惩治腐败的希望,增强了作为公民维护公平正义的优越感和自信心。

二是搭建了全景式对话平台。网络反腐的本质意义是在民众和政府之间搭建了一个全景式的对话而平台,民众在网上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的决策水平,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等,政府通过网络可以听到更好的民意,得到更多的建议,了解民众的意愿,知道民众在想什么,理性把握民众心理和社会舆论。

三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方式。网络反腐一方面极大地鼓舞和提高民众维权意识和增强法律意识外,另一方面促进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清廉政府的建立。在电子科技信息的发展和民众知识结构增长与政府习惯旧有的依权代法的执政反差及矛盾下,网络的监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执政方式发生改变,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三、正确引导“网络反腐”，建立科学严密的网络反腐制度

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释放鲜明的反腐决心,有关部门加快查办案件速度,网民反腐热情高涨。但也有专家担忧网络反腐变成“运动式反腐”,也有人担心网络非理性的揭发会导致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被

侵犯,甚至有人借助网络进行人身攻击,使造谣诽谤成为可能。办案部门也担心非理性的力量会绑架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程序等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利与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并且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反腐形式,应加以肯定他的积极作用和能量。从目前发生的案件看,网络反腐的“误伤”和造谣报复等现象是极少数的个案。只要把好“疏”与“堵”的关系,通过完善网络管理立法,引导民众运用理性化、合理化、法制化、制度化的手段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有利于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向前推进。

（一）莫把网络反腐与“运动反腐”划等号。有专家担心,十八大后民众自发的网络反腐会演变“运动式反腐”,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网络反腐是信息时代反腐的一种形式,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办案部门发现查办贪腐线索的一个有效渠道。“运动”不是少数人能做到的,它是由执政者推动进行的,如各种评比、打黑扫黄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贪腐现象相当严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到新中国初期腐败的危害性形成的基础上,在1952年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查处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5万人,贪污的总金额6万亿元,追回2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刑事处分的38400多人。在开展“三反”运动不久,贪污现象又重新抬头,到1954年已相当严重。针对重新抬头的贪污现象,党中央继续同贪污浪费现象进行了艰决的斗争,开展了新的反贪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腐败,显示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提高了党的威信。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扫除了政治障碍,挽救了一批干部,端正了党风、政风,净化了社会风气。

基于上述,把网络反腐理解成“运动反腐”是不可取的。首先运动的特点是上级领导的决策、意志、愿望形成文件,各级动员,上下启动,全民参与。其次是运动的特点是时间短,声势大,效率高。当前的网络反腐之所以成为社会的热点、焦点,反映出当前我国制度化反腐已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于反腐倡廉的期望与需求,是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深化的一种迫切需求。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避免给网络反腐扣上“运动反腐”的帽子。

（二）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和打击腐败的平台,除去它特有的能量外,也有不尽人如意的地方。一是网络反腐信息失真,造谣、诬告容易得逞。网上的帖子和举报人大多数都是匿名的,信息内容真假难辨,缺少把关人,使造谣、传谣、诬告、陷害容易得成。二是失真的举报容易伤害他人。有人因达不到自己目的,利用网络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编造虚假信息进行诽谤、污蔑,对当事人造成人身伤害,侵犯个人隐私,造谣者触犯法律。三是网络容易泄密。有人泄密是为了吸引眼球,把本该保密而不该上传的材料内容上传了。四是打草惊蛇。在有关部门没有深入调查前,网络事先公开了腐败分子的犯罪信息,给腐败分子起到事前“告知”的作用,使腐败分子在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前有了毁灭证据、串供、逃避打击或逃跑的机会空间。

（三）积极推进网络反腐制度建设。网络反腐利大于弊,只要把握好“堵”与“疏”的关系,网络反腐中出现的不利一面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出现个别“误伤”事件也是难免的,但要及时做好当事人的工作,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其公道、清正、清白。发挥网络反腐与预防腐败的作用,正确引领网络反腐,需要加强落网管理、网络立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发挥传统的文化优势,构建网络时代的国家预防腐败廉政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腐败的发生。

一要构建网络民意的参与征集体系,确保公众的参与权、表达权。有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由于中央精英控制特权,“腐败”和“反腐败”一样被“特权化”了。“反谁”、“查办谁”以往都是有上面说了算,腐败越反越多,就是因为没有摆脱权利反腐的模式影响。而今,反腐败的“话语权”被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以及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改变了。它分散了高度集中在政治精英控制的“话语权”。网络以其开放透明、方便快捷、廉价安全等优势步入现代政治生活,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将过去一个等级森严、结构复杂的特权社会逐步变成一个结构相对简单、阳光透明的社会。国家预防腐败局和北京市检察院等率先在全国建立的网络舆情分析,安排专人对每天的网络举报信息进行搜索、汇总、分析、审查,主动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趋势,探索建立网络服务平台,让掌握不同信息的公众充分参与到反腐倡廉建设中来,实现网络反腐与政治反腐,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无缝对接。

网络的出现为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政治体系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难题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工具,克服了传统行政体系下民意难以了解,事情难以掌握的缺陷。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开通了公众与权力核心直接联系的便捷通道,使群众意愿在体制内快速传递到权力中枢,让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及权力中枢“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变得简单易行。因此,网络民意的表达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国家大政方针吸纳公众意见,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具有坚实的民主基础。

网络反腐体现了民众参与意见,表达话语,进行监督,参与反腐倡廉工作建设的强大力量,实现了反腐倡廉建设与与政府部门“独舞”,向政府、社会、网民“共舞”的转变,实现专门机构反腐与公众齐反这“两股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实现网络反腐与权利反腐的良性互动。二者相互作用,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腐败空间,威摄了腐败分子。

二要构建网络信息公开监督体系,确保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过去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和传统封建思想作崇,使得信息公开难、政治活动透明难、公众知情难,是造成政治“经营劣化”的主要原因。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公开难”得到有效解决,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有了保障,也使政府部门建立完善更多的政务公开。“三公经费”、重大决策和政府官员基本信息公开等均为建立“阳光政府”、“清廉政治”起到监督作用,真正实现了权力运行逐渐处于公众监督之

下。改变了“少数精英”监督管理大多数民众,转为大多数民众监督“少数精英”。网络反腐是现代社会对权力制约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网络的去爱那个大舆论监督让进入公众视线的腐败分子无处藏身。正所谓“电视报纸都不怕,就怕网上人肉化”。

网络反腐作为新兴的反复手段,它的发展趋势推动了政府反腐倡廉建设改革,使公众的监督权、知情权在网络时代获得新的实现形式。

三要构建网络监督体系,培养素质优良,道德高尚的网民。把构建网络监督体系当作中央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系的手段之一,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营造社会监督的氛围,实现“网民监督政府”,“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让少数人手中权力的运行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网络反腐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舆论监督,它与电视、电台、报纸等舆论监督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新闻从业者因受制于体制的约束,容易受到上级、单位多方面的压制,甚至被辞退失业,受到当事人的打击报复。而网络举报者不受体制的约束,并会短时间内受到网民的关注和支持。网络反腐作为现代社会权力制约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网络不报取得的良好效果也强化了网民对反腐的强烈期待。网民反腐热情高涨这一发展趋势促进政府反复机关加强对反腐举报方式、渠道等进行研究。一是把网络反腐纳入各级反腐机关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中广泛运用。二是加强网络管理立法研究。在鼓励网民反腐热情的同时,规范网民进行求实负责的网络举报。对故意歪曲或者捏造事实诬陷他人的行为追究责任,防止网络反腐变成诬陷、权斗或者诽谤他人的工具。

网络反腐是把“双刃剑”,它以廉价和快捷的方式服务于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也给现有反腐倡廉建设体制造成意想不到的冲击。我们除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加强体制机制建设,逐步接纳、规范、控制、驾驭和运用网络技术,趋利避害,充分利用网络反腐这一时代新工具外,还应在培养高素质网民上做文章。

与普通犯罪相比,腐败犯罪的目的更加明确,手段更加隐蔽,但是任何犯罪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不论犯罪分子隐藏有多深,伪装有多巧妙,必然逃不过公众雪亮的眼睛。因此,培养高素质的网民,不断提升国家反腐倡廉建设的能力水平。一是建立完善网络舆论的引导机制。中央在颁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将“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腐倡廉网络、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作为惩治和预防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按照这一总要求,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网络反方便、快捷、超越时空等天然优势,建立廉政网页、专题网站和专栏等手段构建网络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网络精英等各自专业优势,将公平与正义、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等现代民主政治核心价值灌输到全体网民的思想中,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可以有效预防无序化网络反腐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和“网络暴政”的发生。

二是要规范网络举报行为,提高侦办效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提出,举报内容必须事关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恩怨,且必须通过正规渠道或向制定人举报。英国《信息公开保护法》明确指出,未走完内部举报程序就向外部机构举报的人员,法律不予保护。澳大利亚规定，举报人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将涉及公共利益的举报内容透露给记者,包括:主管机构作出不予调查的规定;调查后未采取任何行动;收到举报后6个月未通知举报人。举报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任何人有合理理由时,都有权向主管部门善意地报告违规行为。但遵纪守法更是每个公民必须首先做到的,任何行为都应该在法律规定下进行,否则就是侵犯他人隐私。如何规范网民举报打击腐败的热情,英国、澳大利亚等过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思考 篇3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其影响力逐步渗透入公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新媒体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民积极利用新媒体逐步参与到司法活动进程中, 一方面构建了利益诉求表达和网络舆论监督的新模式, 充分契合了法治社会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公权力的需要。另一方面, 也为司法机关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为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上述的大背景下, 本文将结合网络反腐的实际情况, 着眼于新媒体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的两面性, 探究新媒体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契合点和冲突之处。

二、新媒体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契合

( 一) 新媒体传播司法信息,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新媒体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和内容个性化的特点, 并且可以集文字、声音和图像于一体, 在司法信息传播上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

无论是还未经审判的与法律相关的社会热点, 还是诉诸法律的案件信息, 借助新媒体的传播, 都会几乎在一夜之间传递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4 年6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6. 32亿, 其中, 手机网民规模5. 27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 。①人们通过微信、微博、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在任何地点和任何场合都可以迅速便捷地了解到司法信息, 参与讨论。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 一张艳照, 一段文字、一段不雅视频可以迅速“发酵”成一个舆论场, 可谓是“微博一转、围观千万。”由此可见, 新媒体迅速、广泛地传播司法信息, 为公民营造了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 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 体现了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

( 二) 新媒体激发公民参政意识, 协助司法机关工作

参政议政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是由于日渐加快的生活节奏, 公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旁听案件审判的过程, 监督司法机关的审理, 主动向相关部分反映自己的意见。新媒体的普及, 为公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契机, 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中。这种方式简单便捷、成本低、隐蔽性强, 因而受到广大公民的青睐。网络反腐的迅速发展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 2013) 》显示, 2010 - 2012年, 反腐案件首次曝光于新媒体的合计156 件, 是传统媒体的2 倍。不论是从相对数还是从绝对数上讲, 新媒体都是最为主要的反腐倡廉事件的首次曝光媒介类型。②

新媒体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平台, 同时也搭建起公民与司法机关之间交流的桥梁。公民的提供的线索、信息、意见和建议, 为司法机关办案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这样的情况在网络反腐案件中屡见不鲜, 网络反腐案件往往从公民在网络上曝光的线索开始, 进而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 进入司法程序, 最后将贪腐官员绳之以法。从因“天价烟”、“天价表”而落马的周久耕、杨达才, 到因“艳照视频”而落马的雷政富, 再到因多处房产被曝光而被调查的“房叔”、“房姐”, 这些网络反腐的案件的侦破, 都得益于网友的帮助。可见, 公众运用新媒体, 不仅保障了自己参政议政的权利, 而且有效地协助了司法机关办案, 推进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 三) 新媒体监督司法进程, 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

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曾指出: “传播具有社会规范强制功能, 媒体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诸于世能够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 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 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③在西方, 人们更是将大众媒体的地位比喻成“第四种权利”, 即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 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④如今,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更加稳固了大众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监督司法进程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上所述, 人们利用新媒体更便捷地了解案情, 参与讨论, 司法案情得以更大范围的公开。公开是司法的核心, 也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证。在公民广泛的监督下, 司法进程的每一步都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不仅有利于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也同时加强了各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重视程度, 有利于提高办案的效率。近几年来, 公民之所以青睐于网络反腐, 就是因为相比传统的信访, 网络举报具有绝对的优势。网络举报, 往往能构成较大的舆论压力, 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一些长期没有处理的案件, 会迅速得到回应。无论是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在其不雅视频曝光后63 小时被免职并立案调查, 还是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因“离婚承诺书”被曝光后, 在12 小时后被立案调查, 都体现出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

与此同时, 新媒体整合了来自于不同参与者的大量的、多元的信息, 相比于传统媒体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公共权力的限制, 具有更大程度上的自由, 从而使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更有深度, 充分践行了法治的核心价值———“权力制约”。

( 四) 新媒体加强法制宣传, 培养公民法律信仰

新媒体报道司法活动, 让社会公众知晓真实案情, 有利于扩大司法审判的震慑力和法制宣传的效果。在反腐案件中, 通过网络公开腐败案例具有强烈的警示震慑作用。如中央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处理以及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涉嫌受贿犯罪被依法逮捕, 这些重大案件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开来, 引起了公众广泛地关注和重视, 同时也对公众的法律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

司法机关进行公正审判, 再借助于新媒体迅速而广泛地报道, 可以让公民在生活中处处感受到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长此以往, 将会逐渐培养起公民对于法律虔诚的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有着普遍的法律信仰, 法律至上的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公民对法律规范产生由衷的信仰和认可, 并自发地以此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样既维持了社会的秩序, 也保障了主体的自由, 法治也自然会在这样的国家中得以实现。

三、新媒体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冲突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 为我国法治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 由于其准入门槛低、监督机制尚待健全等原因, 新媒体也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新媒体传播内容失真, 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媒体报道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客观真实, 但是与传统媒体不同, 新媒体的传播主体更加多样化、更加广泛, 并且尚未形成成熟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在报道一些法律相关的事件中, 一些新媒体的传播主体为了提高自身的点击率、影响力或者为了宣泄情绪, 往往会可以对事件进行渲染, 导致报道失真, 更有甚者借机恶意炒作进行人身攻击, 危害到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这样的情况在网络反腐的中, 也较为普遍。近几年来, 网络反腐确实收效颇丰, 协助司法机关严厉查处了一些官员腐败的违法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散播谣言、恶意诽谤或打击报复的举报行为, 严重损害了被举报者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如2012 年有网帖爆料称广州城建系统退休干部李芸卿拥有24 套房产, 是名副其实的“房婶”。后来经查实, 李芸卿非党员非干部, 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工程师, 其6 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在这一事件中, 房屋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 这一网民的举报显然属于侵犯个人隐私权和名誉权, 不仅给李芸卿的生活带来了不必要的烦恼, 也为相关部门增加了工作负担。因此, 新媒体传播信息真实性差的问题亟待解决,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 从而保障新媒体的可持续发展, 保障我国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 二) 新媒体传播内容低俗化, 消解司法的严肃性

互联网是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前, 互联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互联网隐匿性特点直接造成一些人将互联网视为宣泄现实生活压抑的情绪的重要平台, 他们卸下了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责任, 随意地将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和非理性因素带入微博、博客、网络论坛等新媒体中, 肆意散布不当和不实言论。如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 一些网友往往情绪激动、言语暴力, 采取晒艳照、不雅视频、亮房产、亮小三……等方式开展举报活动。这种证据一经曝光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传播到公民生活的每个角落, 这种“蝴蝶效应”产生的爆炸式的扩张方式使得传播的范围和效果难以预料, 很容易最终导致非理性的舆论结果。这种检举过程的娱乐化、低俗化, 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的风气, 侵害被举报者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消解司法的严肃性, 进而阻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 三) “媒体审判”先于司法审判, 干扰司法进程

当前, 公民的司法意识逐渐觉醒, 愈加迫切地期待司法的公正。公民通过新媒体积极参与相关案件的讨论, 舆论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公众的舆论往往承载着较多的道德意识和社会正义感, 公民们对于司法的期待往往是“应然”的, 一旦司法机关对于案件的判决不同于舆论的整体导向, 社会各界就会纷纷批评, 指责司法不公。对于司法机关形成强大的压力, 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媒体审判”。这种“媒体审判”可能影响司法的公正, 公众所关注的是案件的实体正义, 但是司法过程也要关注程序正义, 不能因为舆论对于被告一方的主观情绪或者道德审判, 就忽视客观证据和司法程序。当前很多网络反腐案件中, 网友所曝光的证据还没有被相关部门证实的时候, 舆论已经开始进行审判, 给该官员扣上“贪官”等罪名, 并且产生了广泛地舆论影响。这就给司法机关造成很大的压力, 因为一旦案件最终结果是涉案官员的罪行不成立或者罪行较轻, 必然会导致舆论对于司法机关的误解, 产生“官官相护”等舆论导向。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审判”就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 司法机关在进行审判时是应该保持中立, 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以法律为唯一的准绳, 才能真正地达到公平正义。

不仅如此, 在网络反腐中, 在“媒体审判”的过程中, 网友往往过早地曝光相关证据, 这无疑给不法分子提供了线索, 腾出了时间, 他们可以通过毁灭证据、转移资产、恶意串通等形式干扰正常的案件调查, 导致反腐工作错过最佳时机, 而且举报人还有可能会承担“恶意诽谤”的罪名。⑤可见, “媒体审判”先于“司法审判”往往会干扰司法进程, 有悖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新媒体为我国法治建设既提供了契机, 也提出了挑战。如今, 我国法治建设正处于重要的战略发展阶段, 如何实现新媒体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显得尤为重要。在未来的法治实践中, 理应更加关注新媒体, 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规范、加强法律支持, 让新媒体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发挥愈来愈积极的作用。

摘要：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给公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和极大的便利, 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它所带来的道德和法律上的问题。本文结合网络反腐实际情况, 探讨分析了新媒体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的两面性。结果得出, 新媒体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契合点在于, 新媒体得到恰当的利用, 将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协助司法机关工作、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培养公民法律信仰。新媒体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冲突之处在于, 新媒体被不当利用, 将会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消解司法的严肃性、干扰司法进程。

关键词：新媒体,法治,网络反腐

参考文献

[1]新媒体概念之我见[J].中国传媒科技, 2009, 01:59-60.

[2]杨琳.从许霆案浅谈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之间的博弈[J].法制与社会, 2009, 08:157-158.

[4]王永兴, 孙青青.新媒体背景下的诽谤罪认定[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0, 03:130-135.

[5]马洪伟.“网络反腐”的法治化研究[D].淮北师范大学, 2014.

对当前网络反腐问题的几点思考 篇4

一、网络反腐的价值所在

网络反腐, “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 借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 携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 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 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这是2009年《中共党建词典》中对网络反腐概念的界定。这标志着网络反腐得到了中国执政者的认可, 体现出国家对网络反腐这一新形式的高度重视。加强网络反腐, 已经是基于中国世情、党情、国情的大势所趋, 是不容置疑的必然选择。

(一) 网络反腐的兴起、发展是政治社会化的表现

政治社会化, “是政治体系利用多种渠道传播与创新主流政治文化以培养政治人的过程” (1) 。其中这一过程隐含着合格政治人的养成,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网络反腐是人们出于对核心政治价值的追求, 运用互联网对国家官员、政府领导、党政干部等腐败行为进行监督、追查、谴责, 以便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正义。这是我国国民政治意识、政治情感和政治人格等提高的一种具体体现, 即合格政治人的一种体现, 也就是政治社会化的体现。另外, 网络反腐的兴起和发展, 也促进了我国政治社会化的进程。网络反腐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 它充分调动了人们参政议政的主动意识, 使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现, 从而有益于形成正确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网络反腐具有安全隐蔽、公开透明、运作高效的优点。网民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发表评论, 引起公众的关注, 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进而引起有关部门及时做出反应, 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从而有益于公众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

(二) 网络反腐的兴起、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

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 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与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目前来看, 以网络为途径的反腐, 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 都极大地扩大了社会监督主体的范围, 使之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形式, 为社会公众行使知情、表达、参与、监督四大民主权利提供了新的路径。网络的特点决定了网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针对某些腐败现象、腐败问题和各种公权力自由地、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评论, 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思, 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自己的民主权利, 给公众提供一个参政议政的快捷通道。另外, 网络反腐的兴起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网络反腐极大地保证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参政议政的权利。正是在这种政治参与中, 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其政治素质也不断得到提高, 这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主体保障。网络反腐丰富了我国民主监督的形式, 拓宽了民主监督的渠道, 扩大了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推动了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进而促进了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

二、网络反腐的不足之处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网络反腐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弊端。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网络来达到反腐倡廉的初衷, 推动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

(一) 网民思维的非理性

网络具有虚拟性、隐蔽性的特点, 这就可能导致有些掺杂个人情绪的网民在网上故意夸大、歪曲事实, 打着反腐的旗号, 进行恶意诽谤、人身攻击等。另外,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 截止2010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人, 普及率达到31.8%, 其中初中和小学以下学历的网民分别占到整体网民的27.5%和9.2%, 这些学历较低的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的政治认知和法律常识, 从表面出发对一些政治问题进行非理性思考, 进而有可能发表一些侵犯他人名誉权和隐私权的言论等。还有, 学生群体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仍远远高于其他群体, 接近1/3的网民为学生, 而大部分学生涉世未深、缺乏社会经验, 对社会充满了美好的期望, 所以当他们遇到不好或有一点瑕疵的事情时, 比较容易偏激, 缺乏理智地进行网上追踪、跟帖, 甚至歪曲和夸大事件使其变得路人皆知。

(二) 网络信息的非确定性

网络在提供真实、有效信息的同时, 还会掺杂许多虚假、无效、甚至恶意的信息, 所以网络信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 网络传播往往也会带来信息的不对称, 网民对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实情况未必很清楚, 很可能因为信息不真实、不全面而导致网民做出错误的判断, 误导网络舆论, 影响司法公正。

(三) 网络世界的非规范性

网络世界具有极其的开放性, 这就使它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法律和道德的规范和约束, 所以网络世界具有很大的非规范性。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手段, 网络反腐还缺乏系统的法规和条例来规范。如关于隐私权和知情权、人肉搜索是合法还是违法、造谣诽谤他人、人身攻击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缺乏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一块最大硬伤。

三、对网络反腐的理性思考

“网络反腐的实质, 是民间的反腐力量得到制度的认可, 并形成新的监督载体, 从而使反腐形成官、民有机互动的良好局面。” (2) 因此, 我们要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价值之所在, 并且对其不足要提出相应对策加以规范, 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 对网民进行“网德”教育、提高网民素质, 培养理性网民

网络反腐离不开网民, 参与网络反腐的网民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如何, 都会直接影响到网络反腐的实际效果。所以, 我们要对网民进行“网德”教育, 规范网民行为, 提高网民素质, 培养理性的网民。首先, 网民自身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对待网络腐败事件, 保持清醒、公正的态度, 努力做到不夸大、不歪曲、如实地反映事件真实的发展动态, 自觉地、主动地提高自身的网德和法律素养。其次, 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有责任、有义务地对网民进行有关网络反腐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 不断提高网民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 使广大网民清醒地认识到, 网络反腐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不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 更不能出于宣泄、诽谤等不良动机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 确保网络反腐朝着有序、民主、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 建立健全网络信息收集、处理、快速反馈机制

网络只是反腐倡廉的一种工具和载体, 本身无法辨别是非曲直、正确与否, 更不能甄别出网络信息的真伪, 并且一旦腐败事件进入公众视野, 会迅速得到传播, 马上变得家喻户晓、人所共知。所以, 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网络信息的收集、处理、快速反馈机制。首先, 必须严肃认真地收集、整理网络反腐信息, 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分析和判断信息的真伪, 切忌被网络上的一些极端、偏激、情绪化的观点左右。要善于归纳网络上各种不同的、带有倾向性的认识, 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提炼出具有典型性和有代表性的观点, 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更好地为司法和检察机关服务。其次, 要对重大案件或经查证属实的案件予以迅速处理和回应, 准确、及时、详细地在网上依法公开能够公开的第一手资料, 确保让公众“第一时间”掌握相关信息并做出理性的评论, 从而发挥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

(三) 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确保网络反腐规范运行

网络反腐作用的发挥, 归根到底要靠加强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建设, 要将网络反腐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首先, 要尽快为网络反腐立法。对网络反腐涉及的一些行为和环节进行规范, 使网络反腐中网民的评价、讨论、传播等方方面面都可以做到有法可依, 更好地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网络反腐的有序发展。其次, 健全网络反腐的相关制度, 在正确认识现有的有关规范互联网和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科学价值、实际效力和缺陷不足的基础上, 保证新旧法律制度效力的有机衔接, 进而保护举报人、跟帖人、发帖人等的合法权益, 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一个畅通、健康的渠道, 将网络反腐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1]孔杰.关于我国网络反腐的理性思考[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1 (9) .[1]孔杰.关于我国网络反腐的理性思考[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1 (9) .

[2]刘序明.网络反腐: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课题[J].岭南学刊, 2010 (4) .[2]刘序明.网络反腐: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课题[J].岭南学刊, 2010 (4) .

[3]李永洪.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对策分析[J].兰州学刊, 2010 (1) .[3]李永洪.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对策分析[J].兰州学刊, 201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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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伟, 孙丽丽.规范网络反腐创新倡廉渠道[J].理论月刊, 2011[5]时伟, 孙丽丽.规范网络反腐创新倡廉渠道[J].理论月刊, 2011

众媒时代下网络谣言的法治思考 篇5

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指出,“在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已经习惯在网络上‘喊话’,表达个人观点。一些社会事件一旦在网上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

更多的社会群体登上网络舆论平台,利用新媒体积极地以主体意识参与到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审视和监督的同时,网络也成了一些人创造噱头吸引关注的工具。各种网络谣言层出不穷,轻则侵犯公民或社会组织的个体权利,重则造成社会恐慌,危害国家安全。

一、我国现行网络谣言刑法适用

以秦火火为例,2011年“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其于2011年8月20日发表微博:“@中国秦火火:刚得到消息,铁道部已向动车事故中意大利遇难者茜茜协议赔偿3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接近2亿)。据悉,这是铁道部参照欧洲法律中有关人身意外伤害条款后,不得不同意此赔偿协议。若此赔偿协议属实,将开创中国对外个人意外最高赔偿纪录。”在之后不断地制造谣言,煽动公众情绪,矛头直指我国高铁及铁道部,该条传播虚假信息的微博被转发11000次,评论超3300条。其“谣言”还涉及雷锋以及被官方媒体指称为“爱国学者”的司马南、孔庆东等人,捏造损害杨澜、张海迪、罗援等人的名誉。

该案中,检方指控:“秦志晖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散布在网络上,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编造虚假信息散布在网络上,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应当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公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属于犯罪,对犯罪的行为方式、入罪标准、认定问题等进行了明示。将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纳入网络寻衅滋事罪的范畴。“秦火火”案也由此成为网络寻衅滋事罪的第一案。

通过扩充司法解释和参考相关判例,寻衅滋事罪这一传统罪名向网络空间延伸,弥补了当前法律在惩治网络谣言方面的漏洞。然而,其具有这种“口袋法律”的特征,也容易使其在实践中产生偏差,最终导致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自由表达权受到实质上的损害。

二、网络谣言治理中存在的偏差

制裁网络谣言方面,我国除了上述提到的《刑法》、《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传统法律外,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刑法扩充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使其能将网络上的谣言一网打尽,但也更容易导致公权力滥用,打破刑法原有的规范性与平衡性,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偏差。

(一)忽视网络谣言的积极作用

通常提及网络谣言,不由得就将其定性为社会的“毒瘤”,但会忽略一点,从性质上来讲,网络谣言其实有真也有假。假的谣言会带来许多负面、恶劣的影响,而真的“谣言”则是对被遮蔽事实的一种揭露,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谣言未必就代表虚假、捏造或居心叵测,我国社会参与不够健全,公众关心的议题信息公开得不够及时、透明,不得不承认,“谣言”也是大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对个人、组织、政府进行审视、监督的一种方式,也是我国公民享有充分言论自由权的一种证明。

(二)导致“寒蝉效应”

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需要“不一样的声音”,由于有这些或温柔或冒犯或中肯或讽刺性的批评和建议,政府、社会方能发展和建设得更好。扩充法律解释在给予行政、执法、司法部门更多能动性的同时,却容易造成一种不良倾向,一些权力部门动辄将某些言论打上谣言的标签,指其意图为煽动社会不满,并动用公权力以此治罪。对于谣言本身来说,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过度治罪不仅违反了比例原则,不宽容、闭塞的行为更会使谣言满天飞,透支政府公信力。打击谣言不是报复行动,言论只有在散布恐怖信息、煽动叛乱、反抗等行为并构成“明显且现实的危险”时,才构成犯罪,过度压制只会导致“寒蝉效应”,公民敢怒不敢言,严重侵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不利于社会、民主的长远发展。

(三)缺乏确立“实际恶意”原则

近来,毒疫苗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西安一位妈妈在某微信群看到有关问题疫苗流向西安多个接种点的不实消息后,发送到百余人的QQ群中,成了谣言的散布者,因此被警方拘留5日。

据警方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法学专家陈碧曾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对谣言不加管制是危险的,但对谣言的过度打击,却是更加危险的,对于网络谣言的界定同样如此”。

以上述案例为例,被拘留的谣言散布者并不是最初的谣言编造者,而是一位网络中介者和参与者,没有恶意捏造或散布虚假信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在不知道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将谣言散布到人多的群里以提醒其他家长注意。从其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在治理网络谣言,特别是对造谣者、传谣者进行行政和司法处罚时,需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可以借鉴美国法院在一系列新闻诽谤诉讼案中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大法官布伦南提出了“实际恶意”原则,即对于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报道错误,控告者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媒体明知故犯或严重失职,否则不能算是诽谤。该原则的提出,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国民言论权利与舆论监督。我国在相关的行政、司法过程中,也应加以考虑“实际恶意”原则,以实现公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平衡。

三、结语

众媒时代下,人人皆可为媒体,以用户为核心的社交化传播成了一种常态。这种传播方式为公民表达个人观点、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对公权力进行监督提供了更方便快捷的途径,却也为谣言滋生提供了土壤。谣言超过一定程度会影响社会稳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以致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

打击网络谣言势在必行,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具有充实的法律依据。本文以“秦火火”案为例,分析我国现行刑法对网络谣言定罪量刑的合理性。通过扩充刑法的司法解释,寻衅滋事、诽谤罪等传统罪名向网络空间延伸,弥补了当前法律在惩治网络谣言方面的漏洞,对平衡惩治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在网络谣言治理方面,我国仍存在不足。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首次为网络谣言治理实行了法律规定,并在之后不断完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传统法律中关于网络造谣、传谣行为的法令法规。然而目前我国在网络监管层面的立法工作依然远远落后于我国复杂的现实情况,网络监管立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以上规定在实践中会造成一定的偏差,易导致错误认识谣言和公权力的滥用。过度、错误治理谣言,只会让群众噤若寒蝉。同时以最近发生的问题疫苗事件中一位西安妈妈在无知的情况下传谣被拘留的案例,分析我国在执行司法、行政行为时,应加以考虑“实际恶意”原则,由此保障对当事人进行的责罚应在合理、合法的尺度之下,尽力实现公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平衡。

打击谣言虽是有效之举,但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政府部门应当坚持信息透明原则,积极主动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虚心接受大众的监督和批评;其次,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公众有了理性的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网络谣言自然也没了生存空间。

摘要：郭美美事件、自来水里的避孕药、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中国政府花2亿元赔偿“7·23动车事故”外籍旅客……一段时间以来,“秦火火”、“立二拆四”、薛蛮子等网络“大v”编造的谣言铺天盖地,经过一些不负责任、不予把关的媒体推波助澜,使此类事件不断升温发酵,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核心。利用网络造谣传谣、敲诈勒索,竟也成了这些“大V”“发财致富”的“捷径”。公众媒介素养的良莠不齐,不明真相的大众有时也会成为这些网络谣言的“助推者”,引导错误舆论,激化社会矛盾。政府要警惕网络谣言,以法制、理性的态度对其进行管制,同时需考虑“真实恶意”原则,保持个人、组织、政府名誉权与公民言论自由权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网络谣言,寻衅滋事罪,“真实恶意”原则,寒蝉效应

参考文献

[1]方晨曦.网络诽谤的刑法规制及其省思[D].浙江大学,2014:33-35.

[2]潘修平,赵维军.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定性[J].江西社会科学,2015(08):180-185.

[3]申哲.从往近判例看“实际恶意”原则在我国新闻法实践中的建构[J].传播与版权,2015(12):181-183.

论反腐倡廉的法治化 篇6

关键词：反腐倡廉,法治化,创新

反腐倡廉是全球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难点问题之一。腐败是党和国家肌体上的一颗毒瘤,是危害党和国家事业的一大祸患。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可见,反腐倡廉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能否从源头上遏制和铲除腐败,不仅关系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而且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一、新时期权力腐败的法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腐败现象却滋生蔓延,形成了一个腐败高发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腐败现象一度出现蔓延势头,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一些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一些执法人员徇私舞弊,甚至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顶风作案,大案串案不断出现。为什么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甚至呈现蔓延趋势?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1]这些科学论断为我们正确探索腐败高发期的法制成因指明了方向。

1. 封建“人治”观念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滋生腐败。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残余思想上一些党政领导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有的“人治”观念大于“法治”观念,甚至把法律只当成治理百姓的一种工具,导致封建宗法观念、官僚主义、家长制、终身制、特权思想等非常盛行,同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随改革开放而渗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意识,使一些人的价值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发生了混乱,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思想作风,从而滋生权力腐败。

2. 权力监督制度乏力放任腐败。

中国现行的监督制度滞后,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权力监督的法律和制度跟不上,对公共权力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尚未完全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从而导致在政治和经济上超越法律制度的特权,权力如果失去法制的约束就会导致滥用,而权力的滥用必须导致腐败,无论是在干部的选拔任用还是经济决策、重大工程立项、政府审批行为等,都存在一些隐性规则发生重要作用,行政和司法机关监督常规上每年一度对一府两院提出的工作报告予以审查,质询之外,对其他实际或具体事件的监督方面存在许可失控。实践中的“权钱交易”、“法钱交易”、“贿赂选票”、“有偿新闻”都是监督无力导致的腐败现象。

3. 对腐败行为惩处不力助长腐败。

腐败行为的形成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腐败行为受到惩罚的风险性,即腐败的成本问题。若腐败行为受到惩罚的风险性越小,成本越低,受益越大,则腐败行为的发生率越高。长期以来,中国犯罪率高、定罪率低是一个突出问题,而腐败犯罪由于其犯罪主体和犯罪形式的特殊,实际定罪率更低。这就意味着因腐败犯罪所获取的利益与腐败分子承受的风险反差巨大,在膨胀的贪欲和侥幸心理支配下,一些腐败分子更加猖獗。加之一些地方某些党政领导用主观意志代替法律,出现以言代法、以罚带法、以官抵罪、权钱交易等现象,助长了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反腐倡廉必须纳入法治化轨道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2]在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必须纳入法律化、制度化轨道。

1. 反腐倡廉的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决定反腐倡廉必须法治化。

怎样认清反腐倡廉的形势,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讲两句话:‘一句是,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另一句是,在党内、在国家机关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生和蔓延,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感忧虑,迫切希望采取坚持措施加以解决’。”[3]应当看到,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经过整治又有反复,有的仍在蔓延。这项工作的进展也不平衡,一些地方、部门的领导力度不够,对大案要案的查处缓慢,纠正部门的行业不正之风时松时紧。我们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决不能畏难却步,既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2. 法治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可靠保障。

腐败现象是某些党政干部脱离法治轨道行使权力的表现,是对法治的践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广大人民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廉政建设的法治化,不仅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巩固和发展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而且有利于破除“人治”观念,树立法治观念,克服实践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最终实现立法机关严格按照立法程序制定法律,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从而推动依法治国进程,实现政治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实现反腐倡廉法治化的有效路径

十七届四全会《决定》中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1]可见,在新形势下,要从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腐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需要全面加强法制建设,努力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不断地健全并严格实施规范权力行为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1. 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

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必须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长期和平建设年代,要保持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必须加强教育、加强引导、加强管理。所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于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工夫,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 反腐倡廉的制度化。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

(1)要将预防腐败现象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反腐倡廉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需要与经济建设、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都要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都要对是否有利于反腐倡廉进行论证,做到存利去弊,完善决策,未雨绸缪,预防在先。只有形成一系列反腐败倡廉的政策、措施、规定、章程、条例,才能从制度上做事和遏制腐败现象。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对于刹住不正之风,消除腐败现象,必定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

(2)不断完善反腐倡廉的监督制度。监督是权力体系相互制约相互限制。就其政治功能而言,是一种预防和纠正错误的机制,是权力体系自我净化的机制。对于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来说,强化监督更是防止滥用权力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政党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先进性质,它比其他阶级更能搞好监督工作。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实施民主监督就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特别艰巨的工作,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才能在全党全民中真正树立民主监督的意识,建立起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1)要健全党内外的监督制度。有效的监督可以防止不良行为的发生,可以保证正确地行使行为,而监督必须有制度的保障。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更应接受全党及党外人民群众的监督。这种监督必须具体化、制度化、法制化,否则监督便无法执行。党外监督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群众团体的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党内监督包括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员之间的监督,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的监督,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监督,党员对组织、组织对党员的监督,专职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等等。当前,党内监督应落实以下几项制度:报告制度,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自觉接受监督。个人重大事项的具体内容,另行规定。对不如实报告,干扰或阻挠如实报告的,应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述职述廉制度,中央各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地方各级党委、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的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在届中和换届前一年在规定范围内述职述廉一次。基层党委、纪委、党总支、党支部负责人,每年在规定的范围述职述廉一次,述职述廉时可以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会议,在届中和换届前的述职述廉后,上一级党组织应当结合当年的年度考核组织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制度,上级党组织应当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发现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主题不符合要求,应当提出明确意见,必要时可以直接确定,认为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不符合规定要求,可以责令重新召开;信访处理制度,各级党委、纪委通过信访处理,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及时研究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对重要信访事项的办理,应当督促检查,直至妥善处理;巡视制度,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建立巡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巡视组可以根据巡视工作需要列席所巡视地方的党组织的有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召开座谈会,与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和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有关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巡视但不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谈话和诫勉制度,各级党委、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织部门负责人,应当不定期与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到的党组(党委)和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谈话,主要了解该地区、该系统、该单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实施党内监督的情况和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廉政勤政的情况,提出建议的要求;舆论监督制度,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询问和质询制度,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对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询问或质询[4]。2)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是实行监督的前提,是增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抑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有效措施。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应当依法定程序公开,建立公职人员个人收入及财产申报制度和群众评议制度;完善控诉举报制度,畅通控诉。举报途径,从法律、制度层面保证控诉举报者的合法权益。3)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内也要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和规范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的作用。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

3. 反腐倡廉的法律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法律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颁布了许多防范。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遏制腐败。严惩腐败分子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不足,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需要修改的,要抓紧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3]可见,反腐倡廉的法律化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反腐倡廉立法。目前中国防治腐败在法律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法律不配套,防治腐败的法律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实施效果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法律的实施缺乏相关法律配合。尽快制定《国家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法》,它是监督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收入状况的基本法:进一步完善《公务员法》,规范公务员的选任、考核、权利与义务、晋升与降级;制定《信息公开法》,增强公共权力行使的透明度,使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公众监督,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防止和限制公共权力滥用;制定《新闻法》,规范新闻舆论监督,依法保证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公开性和自由性;制定《举报人保护法》,鼓励举报人举报,保护举报人人身安全,鼓励公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2)依法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法制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对违法案件是否从严查处,对腐败分子是否严惩不贷。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法不严。必须加大严惩权力腐败者的力度,增大权力腐败者的成本。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腐败行为成本=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法律预期处置的结果,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大,法律预期处置越重,腐败行为成本就越高。如果成本超过了腐败行为预期可得利益,腐败行为就可能自动中止,因此,必须切实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对违法违纪条件,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大案要案,要抓住不放,无论牵涉到谁,都应当一查到底,决不能手软。严格按照《党纪处分条例》对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期限、方式和应当办理的相关手续等事项,以及对不按规定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行为如何追究责任的具体规定进行处理。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等问题发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威力,有效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4. 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依靠体制改革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来推进体制创新工作,特别要搞好人事、财政、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从揭发出来的一些案件看,很多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都发生在领导干部直接插手微观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凡是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经济方法解决的问题,应尽量避免或减少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就是需要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也必须有公开公正的程序。要按照民主、公开、竞争的原则,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制度上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的发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总的要求是各级各类党政干部都应按中央确定的标准发放工资。事实说明,党政机关自行“创收”,设“小金库”,弊端甚多。总之,要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也要实事求是,有些环节权力过于集中,有些环节权力过于分散,都容易导致腐败现象,要根据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现象的需要,该分散的要分散,该集中的要集中,一切措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最终以社会效果来检验。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动员社会的力量,广泛依靠人民群众,全面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不断加强和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坚持从严治标,着力治本。同时,更不能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总结新做法、新经验,我们一定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一定能跳出“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周期率,我们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