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保护

刑事保护（精选十篇）

刑事保护 篇1

2005年刑事方面的著名学者陈光中教授在主题为“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的一次调查统计得出这样一个数字结果:中国西南地区某市2004年刑事案件中证人的出庭率仅为0.38%;山东省烟台市多年来刑事案件证人的出庭率均低于1%。

据上海市黄浦区法院统计表明:证人出庭率仅有5%。江苏省某市法院虽再三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但证人出庭率不足被通知人数的10%。

从以上两组数据得出,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证人的出庭率极低, 拒证问题是普遍存在。证人不敢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证人的人身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证人被打击报复的现象普遍存在, 而我国又主要注重事后保护, 对事前预防机制建立得不够完善。

1、保护证人的机关没有明确规定, 职责无法具体落实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第六十二条也规定对于某些组织性犯罪中,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根据这两项条文不难看出, 条文没有规定哪个阶段具体由哪个机关负责, 具体的实施细则也没有规定。一个刑事案件从立案前的审查到立案后的侦查、到提起公诉、再到犯罪人经过法庭审判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并且还会发生保护机关保护职责重合的情况。法条规定三机关同时有这项职责, 就会造成每个机关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互踢皮球, 推脱责任。

2、以事后惩罚为主, 预防性措施缺乏

《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三百零六条至三百零八条分别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这些都是事后追究制, 并没有规定哪个阶段具体由哪个机关采取相对应的保护措施, 比如审前保护阶段的申请程序, 庭审期间的保护措施以及审判结束后的保护细则,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只重视了证人在受到打击报复后对侵害人的惩罚。这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刑事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

3、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与证人不出庭的惩罚措施规定不平衡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这条规定能否提高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还有待司法实践给我们答案, 在我国证人保护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迫证人出庭, 笔者看来适得其反。在我国, 证人不出庭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自己的人身极其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人身财产受到威胁,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而一味的只强制证人出庭, 会使得证人找各种理由不出庭, 让证人厌诉、畏诉的现象更严重。其次,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 法条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相反证人有请求司法机关给以保护的权利以及拒证的权利, 但是这一权利的实现是非常没有保障的。这就使得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从而也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

二、对完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1、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关与证人保护程序, 社区配合执行

我国现今立法没有确定具体的证人保护机关, 只是笼统的规定三机关都有该项职能, 这不利于证人保护措施的实施。笔者认为公安机关作为证人的保护机关是最为合适的, 因为除了检察院自侦案件以为, 公安机关是最早接触一个案件的机关, 对案件掌握得全面透彻;在保护程序方面, 我国需要制定一套证人保护的程序, 包括审前, 审判中, 庭审后。可以由证人自己申请保护, 每个阶段介入的司法机构如果认为有必要保护证人的也可以单方启动证人保护程序, 启动程序后由负责机关制定一个证人保护计划, 确定问责制, 对证人保护不力要追究有关机关的责任。鉴于公安机关的工作量大, 必要时由社区配合工作, 保护证人期间社区可以派人定时走访, 证人在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向社区求救。在贴身保护方面, 可以聘请退役军人进行保护, 平时进行专业的训练, 建立一支专门的队伍。

2、适度扩大受保护的案件、对象以及客体范围

与其他发达的法制国家相比, 我国的证人保护对象范围要小, 但从当前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来看, 放宽证人保护制度的对象范围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负担, 进而证人保护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因此, 证人保护的范围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认为, 证人保护的对象可限定在证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 具体包括近亲属、旁系血亲、姻亲及与证人订有婚约或者在身份或生活上与证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最后, 证人保护的客体范围不应仅限于人身安全, 还应包括对证人名誉权和财产权的保护。

3、重视预防性保护, 细化具体的保护措施

我国的法律对刑事证人的保护散见于一些部门法, 但是这些保护方法大部分是证人收到伤害后对加害人的惩罚, 要从根本上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问题, 就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保护程序。笔者认为制定一部专门的证人保护法是可行的, 细化每个保护阶段的条件、程序和措施, 形成一套完整的, 行之有效的保护制度,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 保障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4、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 充分保护证人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对证人不出庭的强制措施以及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拒证权。笔者认为对证人不出庭的强制措施过分强调了证人的义务, 这与证人拒证的权利与请求司法机关给予保护的权利是不对等的。证人因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而不出庭作证, 而司法机关又不能给予充分的保护, 反而过度强调证人的义务, 这违反了权利与义务对等性。要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要充分的保护证人的权利, 与之应承担的义务相对等。

摘要：证人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人, 证人出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以及法官的询问对案件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我国的证人出庭率非常低,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具有紧迫性。2012年3月14日, 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4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2013年1月1日起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此两项法律文件增加了对证人保护的内容, 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制度的一大发展。本文将分析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现状, 结合国外先进的经验, 并剖析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提出对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进行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证人保护,立法,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范爱丽.论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D].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2]武鼎之.证人拒证, 良策何在——完善中国证人权利保障制度构想[J].人民检察, 1999 (03) .

[3]姚莉.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研究[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3) .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 篇2

摘要：

关键字：证人保护存在问题各国立法制度构建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证据之一，对于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正确运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对证人提供保护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视。出庭作证是证人的基本义务之一,世界各国普遍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却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但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很多证人的权利和生活没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证人保护是整个证人作证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证人在履行作证的义务之后得不到相应的权利保障，将会对国家的司法制度丧失信心而不再愿意做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证人证言的现代刑事诉讼面临无人作证的尴尬境地。即使法律以严刑重罚强迫证人作证，这种有为人性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法律也只会引起更大的厌恶和反感。

一，我国建立证人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一）概述

一直以来，我国特别情调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对证人作证的权利却未给予足够重视，虽然证人拒绝作证、拒不出庭或者作伪证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人和近亲属的区里得不到有力的保护。虽然出庭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如果证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使其因为作证而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势必会影响证人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得到国家的保护。对证人作证问题做出过深入思考的英国的丹宁勋爵勇气经典的赋予哲理的司法意见表达了对证人进行保护的必要性，他指出：“每个法庭都必须依靠证人，证人应当自由的、无所顾忌的作证，这对执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案件一结束，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的做证的人的报复，那么还怎能指望自由的和坦率的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据呢”，“强迫证人作证的法律有责任保护证人免遭报复”，“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文不值”。南非共和国司法部长DullahOmar 再国民议会上介绍《南非1998年证人保护法》时指出：“实行了严重犯罪的人在阻止事实真相在法庭上的揭露方面有着既得利益。与这些人有联系的个人、团体常常会从事恐吓、威胁证人的活动，有时候，他们会超出恐吓和威胁的程度。证人的财产被破坏、损毁，更严重的是，证人遭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他们的家庭受到威胁，某些时候，证人甚至被杀害。”“众所周知，没有证人的证据，刑事司法系统就会崩溃。许多公诉案件的失败就是因为众人收到恐吓或威胁或者其他原因感到恐惧而不能提供证据”。①下面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二）我国法律中关于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证人保护，是治国家在履行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所给予的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法律保障。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保护证人的规定,具体如下：

我国《宪法》第41 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刑法》第307对“妨害作证罪”的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第308 条对“打击报复证人罪”的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诉讼法》除规定吸收证人协助调查和为证人保密外，第49 条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

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56、57 条也明确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第85 条也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05 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0 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从重处罚”。

（三）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证人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规定，应当看到我国立法所规定的证人保护制度事很不完善的，其中《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只是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没有规定任何具体可行的保护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特别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公安司法机关无法采取切实有效地手段。其结果就对证人出庭作证后的保护问题很难落到实处。其次，立法中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主要立足于对已实施的报复行为进行事后惩罚，缺乏预防性保护。这意味着只有证人实际被打击报复或者因罪证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法律才予以保护。此外，刑法中规定的“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起保护对象仅限于证人，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没有规定。最后，现行法律注重保护证人的人身和名誉权利，却不涉及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内容，而对财产权益的侵害正是对证人打击报复的重要内容。

现有证人保护制度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也不甚理想。比如：由于事前没有及时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使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家人遭到打击报复；由于没有做好严格的保密措施，泄露了证人的姓名、身份，使证人受到歧视；由于没有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使证人因作证而影响工作和人事关系；由于证人未能享有客观作证的条件，使证人在作证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等等。

可以说，我国对证人保护的存在着范围过窄、种类过少、保护的机制不健全、责任不明确等问题，有学者通过实践研究发现：证人不愿做证原因之一是对证人的保护无法落实，证人普遍害怕遭到打击报复。②

国家应当制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后安全保护的法律措施，明确对证人实施安全保护的机关，对证人安全保护的时间、范围，对打击、报复、威胁证人的情形出现时的受理查处机关，以及对证人安全保护的经费保障等等，只有法律规定了明确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安全保护措施，证人出庭作证才有现实的基础。证人保护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和要求，势在必行。

二、国外有关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一）美国

美国是最早以制定法的形式保护证人的国家。早在1970 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有“证人保护计划”，以保护证人的安全。实际上，经过30 多年的努力，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投入最多，运行最为严密的证人保护制度。

随着刑事司法系统对受害人和证人逐渐重视，证人保护也从特殊案件的保护而走向一般案件的保护。1976 年，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部门创设了被害人委员会。美国于1970 年制定了《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其中规定了“证人保护计划”（简称WPP），以保护证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在它的推动下，美国于1982 年通过了《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随后，在1984 年通过《被害人法》和《证人安全改革法》，1990 年的《被害人权利和补偿法》。此外，美国司法部在1995 年颁布了《被害人和证人援助守则》，作为司法部为联邦案件的证人和被害人提供服务与保护的主要依据和准则。现在，美国各个州都有有关证人保护的法规，有29 个州在自己的宪法中增补了有关证人保护的条款。美国证人保护由检察官执法办公室负责审批和管理的。由法警局负责保护证人的具体工作。美国证人保护程序自建立以来到1997

年已经有6700 多位证人参与到这个程序中，目前每个月大约增加20至25 位证人，每安置一个证人费用大约是15 万美元。1997 年证人保护费用达到6180 万美元，占该执法局的预算费（14224 万美元）的43．4％，约占联邦财政支出（14326 亿美元）的0．05‰。③除了官方证人保护的工作外，美国证人保护的民间组织亦相当活跃。1975 年成立了全美被害人援助联盟，在保障被害人和证人安全，提供法庭服务上的工作丝毫不逊色于官方机构。现在美国的各个州也基本上都有了关于证人保护的法规。

（二）德国

德国证人保护制度主要用于重大刑事案件。1998 年以前有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警察法，1998 年12 月专门的《证人保护法》生效。该法首次明确可以对不出席法庭的证人进行录像询问；易受伤害的证人可以获得指定律师的帮助；允许利用有线电视系统于别室对证人进行询问。德国联邦警察局承担保护证人的任务，保护的范围涉及证人的亲属及最亲近的人，保护程序上采用“阶层理论”，即对受害的证人根据危险程度实行层层递进式保护，因而证人拒绝陈述的很少。

（三）英国

英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建立比美国要晚，1997 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随着对易受伤害和恐吓证人的“新政”的实施，以及相关部门间的密切配合，证人保护制度取得了重大进展。1999 年《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中的8 项特殊措施可谓是英国证人保护工作的经验总结。2002 年7 月，为了建立一个以被害人和证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英国内务大臣、大法官、总检察长向英国上下两院提交了一份具有准法律性质的《司法改革白皮书》[1]。此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司法程序的运转中，必须保障被害人和证人的公正待遇和合法权益。2002 年，苏格兰政府发布了一份咨询案，即《重要的声音———帮助证人出庭作证》，对证据法中保护易受伤害和恐吓的证人的规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旨在为将来的法律改革提供依据④。

（四）其它国家

除上述国家外，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证人保护的立法也很多。如澳大利亚的证人保护制度比较全面，除了有适用于全国的证人保护计划之外，各州还有自己的证人保护法。加拿大于1996 年通过了《证人保护项目法》。旨在为证人保护项目之设立与实施拟定条文，以便涉及特定询问、调查和检控的特定人员能够受到相应的保护。保护措施可以包括：受保护人的迁移、住所的提供和身份的改变，以及为确保受保护人的安全或便利受保护人的恢复或对自身需求的满足而为其提供的咨询及财政支持。⑤南非的证人保护制度在近年来发展很快，其立法也备受瞩目。1997 年6 月，南非共和国司法部颁布了“证人保护计划”。1998 年11 月，南非共和国国会制定的《1998 年证人保护法》公布，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部保护证人的法律。

三、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构建

（一）扩大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

对《刑法》做出补充规定，明确：无论行为实施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其家庭成员、其他亲属以及犯罪组织的其他成员，只要通过暴力、威胁、侮辱、诽谤以及恐吓等方法，干扰或阻止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或事后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打击报复，影响、损害和破坏其人身、名誉和财产安全，情节严重的就应该以“妨害证人作证罪”、“妨碍司法公正罪”或者“打击报复证人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证人有权要求公安机关对行为人予以惩罚，公安机关应按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及时处理。

现阶段证人保护的对象范围不应过窄，也不应过宽。因为范围过窄，则无法体现证人保护的价值；范围过宽，则有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紧张。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证人保护对象应当包括证人、被害人、证人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具体包括配偶、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姻亲与证人身份或生活上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此外，对于告发、检举者，即使没有在以后的审判程序中成为证人，如果确有保护必要时，也可以与证人享受同等之保护⑥。关于证人保护的范围，笔者认为不仅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不受侵犯，而且要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以及相关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二）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

该机构负责证人保护的组织、协调工作以及特殊保护措施的审批和实施，并负责对证人采取保护措施和保障证人权利。具体构想是:在司法部下设证人保护总局，负责证人保护的国内协调和对外协查、交涉事务，统一组织领导全国的证人保护工作；各省司法厅下设证人保护局，负责本辖区范围内证人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指挥协调等。

①何家弘 南英主编，《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8—369页

②晏向华，《关于证据的思考—来自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证据学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卷，第160、165页

③唐亮，朱利江．《美国证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人民检察》．2001 年第12 期．

④王芳，《国外证人保护制度探析》，《法制与经济》，2009 年2 月总第194 期，第30页 ⑤黄丽鹃．加拿大《证人保护项目法》．外国证据法选择(增补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年．第156-157 页．

浅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 篇3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立法之不足；完善

一、有关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国内外法律规定

（一）国际司法文件中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有关规定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下简称为《原则宣言》），以联合国文书的形式规定了保障刑事被害人基本权利的原则，成为国际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国际标准。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权。首先，同情罪行受害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其次，使刑事被害人能迅速、公平、便利地得到救助。

（2）有享受各类援助的权利。为避免刑事被害人在参加诉讼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原则宣言》第6条、第14条至第17条分别规定了隐私保护、生命健康保护以及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享有一系列诉讼权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诉讼代理权。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被害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2）直接起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了对于自诉案件的起诉，第204条对自诉案件的范围作出详细规定。同时该法第176条赋予被害人对于公诉案件，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

（3）请求抗诉权。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的缺陷分析

（一）控诉权

被害人的控诉权未得到有效保护。“根据国家追诉主义，控诉刑事犯罪的主体主要指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是刑事公诉案控诉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属控诉一方，客观上承担一部分控诉职能，但不是主要承担者。”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表明被害人的控告权。

（二）上诉权

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没有与被告人同等的上诉权。“公诉案件被害人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却不享有上诉权，法律仅赋予其请求抗诉权和申诉权，这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极不对等，也是对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的限制与剥夺。”

检察机关对于人民法院的监督权是有限的，抗诉最为一种监督手段，在各级检察机关中都被强调少用、慎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赋予被害人请求抗诉权与申诉权的制度方面的设计，只注重了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考虑，没有兼顾对个人利益的维护。

（三）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补偿的方面

一方面，对于刑事被害人的赔偿。首先，有关被害人赔偿问题的法律规定较少并且不细致。其次，赔偿的范围较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限制了被害人请求赔偿的范围。最后，无精神损害赔偿。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批复》中有明确规定。

另一方面，关于刑事被害人的补偿。一直以来，我国在国家补偿制度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所谓国家补偿制度，是指被害人不能从被告人处获得实际赔偿时，由国家依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对被害人加以补偿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3条可以理解为被告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后果是被害人承担。

三、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完善体系

（一）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第一，赋予被害人独立上诉权，保证被害人有充分机会参与二审程序，保障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最终确立。第二，完善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制度，赋予诉讼代理人广泛的阅卷权利和独立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力。第三，赋予被害人对案件的充分知情权。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与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沟通，在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问题上达成共识。

（二）完善我国刑事害人请求赔偿、补偿的权利

完善刑事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权利。首先，建立赔偿义务人足额赔偿制度。也就是“法院通过裁判责令赔偿义务人对因加害人责任所造成的被害人财产损失进行全部赔偿的制度。”其次，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赔偿范围。因对于某些犯罪而言，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甚至高于侵害行为本身。最后，进一步细化和规范被告人的财产保全制度，以确保被害人的赔偿权得到实现。

（三）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其他途径

首先，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通过上文论述，被害人也需要法律援助。其次，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救援制度。在许多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之外，在精神及心灵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救援制度，如设立被害人服务机构，通过提供适当的经济援助、及时的医疗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等多种途径切实保护被害人利益，平衡其受害心理。

刑事出庭证人的法律保护 篇4

一、我国刑事出庭证人概述

(一) 刑事出庭证人的定义

根据证人是否参加法庭审判可以分为出庭证人和不出庭证人, 出庭作证是证人作证的方式之一;刑事出庭证人即在刑事案件中参加法庭审判, 陈述案件事实, 并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官询问的证人。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 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 质证, 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两条对证人作证做了原则性规定, 依据这两条, 刑事案件的证人原则上都是要参加庭审的, 但我国的现状是大部分证人都不出庭。

(二) 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现状

出庭证人出庭参加庭审, 客观陈述自己对案件的认知, 是对不对等诉讼地位的平衡, 出庭证人的证词以及其回答控辩双方问题的内容直接影响法官的判断, 有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可见出庭证人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的重要地位, 但反观我国的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现状, 则让人较为堪忧。

1. 现阶段, 刑事案件一审证人出庭率不足10%, 二审出庭率5%譹訛。

根据调查, 基层法院年每年结案的刑事案件中只有10%的证人参加法庭审判, 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每年的刑事结案案件高达百起, 这与不足10%的出庭率形成鲜明的对比2。

2. 刑事案件的出庭证人在参加庭审之后的人身和财产得不到良好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出庭作证规定为一项强制性义务, 每个证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出庭证人面临的损失却得不到任何救济。

3. 刑事案件出庭证人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新刑诉法修改之前没有一条提及对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补偿条款。新的刑事诉讼法中仅仅规定了出庭证人的三类费用可以得到补偿, 但没有详细的执行方案。

二、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

出庭率偏低严重影响了我国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 2010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保护明显增加, 第二百零九条规定, 五类案件的证人可以得到保护, 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的三种费用可以得到报销。但总体对证人的保护还是不够全面和细致, 还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 明确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的范围

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应当明确主体范围、客体范围和时间范围。

1. 明确法律保护的主体应当包括刑事出庭证人本人、近亲属和与之关系密切的人。

刑事案件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不仅会威胁到出庭证人本身的人身安全还会危及出庭证人的近亲属, 甚至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 例如商业合作关系或者是恋人关系。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类案件中的证人保护包含证人及其近亲属, 没有涉及和出庭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 但往往这些人最容易受到威胁。且该条只保护五类案件明显不足以应对其他恶性刑事案件对出庭证人保护的需求;此外, 我国刑法仅规定打击报复证人罪, 缺乏对出庭证人近亲属和关系密切人的专门保护, 保护力度明显不足, 应当完善刑法中关于证人保护的法律规范, 使程序法与实体法在保护范围上同步。

2. 明确法律保护的客体应当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人格权利。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对出庭证人的保护包括人身保护和财产保护。在人身保护措施上, 必须采取人性化措施, 结合出庭证人自身的意愿;对出庭证人财产的保护应当主要针对涉案财产, 同时在尊重个人隐私的情况下, 由出庭证人自愿申报受保护的财产范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公众普遍对自身人格权利的重视程度加强, 侵犯人格权的事件不断发生, 因此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前提下应当重视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人格权利保护。

3. 保护阶段应分为参加刑事案件庭审前、出庭过程中和庭审结束后三个阶段。

在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将案卷材料移送法院到法院决定开庭之前的这段时间, 往往是危害出庭证人事件高发阶段, 因此在这一阶段对出庭证人的保护直接关系到证人能否出庭以及出庭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格权利不受侵害。

出庭过程中出庭证人进入法庭到退出法庭期间, 旁听人员的行为、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行为, 甚至庭审法官在对证人提问时都有可能出现对证人人身的侮辱和攻击, 应当规范参与庭审的各方成员的行为规范, 形成更为详细、严密的出庭规则, 保证证人的权益。

庭审结束后, 出庭证人的容貌和基本信息都被暴露, 更容易遭到侵害, 尤其是做出对被告的不利证言且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时, 出庭证人的危险性更大。

因此, 对出庭证人的保护不能简单的是庭审过程中的保护, 应当扩大保护时段, 让出庭证人的法律保护做到有始有终。

(二) 明确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机关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有义务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因此, 对出庭证人的保护应该根据相关机关在保护便利的条件下分情况来确定保护的机关。

1. 公诉案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出庭证人的保护应当由检察机关负责。

此类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检察机关对案情的熟悉程度和接触证人的频繁程度, 在保护出庭证人上占有优势;同时, 作为公权力机关, 无论在财政支出还是保护制度上都更有保障也更为专业, 充分保证出庭证人在出庭前的安全。

2. 自诉案件出庭证人的保护由受理案件法院的同级公安机关负责。

自诉案件是受害人、举报人主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发生后, 多数情况公安机关都会出面调解。在此阶段对公安机关接触证人最多, 且自诉案件的受理机关多在基层, 同级的公安机关对辖区内的情况比较了解。

3. 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证人的保护由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负责。

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 应当在其职能范围内给予出庭证人保护, 主要依靠司法警察维护法庭秩序, 保护出庭证人的权利;此外, 出庭证人在面临危险向人民法院求助时, 其应当给予临时的保护, 同时及时联系相关保护机关, 告知证人正确的求助方法。

4. 逐级设立监督机构, 实行独立的财政划拨制度,

监督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保护工作, 同时处理出庭证人得不到保护的情形。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关不受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干涉, 同时财政独立不受同级政府的干扰, 才能起到监督效果;如果出庭证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 由监督机关进行处理, 通过对实施保护机关的问责, 也能充分保障出庭证人的安全得到及时保护。

三、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的主要措施

(一) 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保护相结合的保护体系

目前我国证人的保护侧重事后保护, 保护措施没有针对性。证人在发生危险后大多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按照一般的违法行为处理, 没有依据刑事出庭证人这一身份给予特殊。因此, 必须健全事后保护措施, 根据危害刑事出庭证人的程度, 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罚, 保证对刑事出庭证人保护规范的权威性。

1.刑事出庭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掌握的出庭证人的个人信息应当保密。记录在案的个人信息由负责案件的侦查人员保管, 并建立责任问责制度, 出现出庭证人信息泄露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不同形式的处罚。

2.出庭证人在出庭作证期间, 法官核对出庭证人的关键信息时可以在庭外进行, 或者被告回避;针对重大案件的出庭证人在出庭方式上作出调整, 可以采用视频通话录音、录像, 不直接接触被告, 对出庭证人的声音进行处理, 隐藏出庭证人的一些体貌特征。明确规定参加庭审各方的言行规范, 对侮辱、蔑视或者攻击出庭证人的行为给予警告、逐出法庭或者更为严厉的处罚, 同时对法官进行培训, 规范刑事案件庭审法官询问出庭证人的言行。

3.庭审结束后建立对重大案件出庭证人的跟踪保护制度, 必要时采取对其贴身保护措施, 预防危害情形的发生;对一般刑事案件的出庭证人实行出庭证人定期回执制度, 由出庭证人向保护机关及时回馈自己近期情况, 确保安全。

(二) 扩大刑事出庭证人受法律保护的案件范围

目前的出庭证人保护明确立法的只有五类案件, 其他案件都是“可以”进行保护。虽然现有的司法资源难以做到对所有的出庭证人给予最严密的保护, 但是应当做到对所有的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权利给予同等的重视。由于对出庭证人的保护主要是各类刑事案件, 对出庭证人保护的案件类型可以根据刑法中关于犯罪构成和量刑因素加以考量, 具体可以根据案件的情节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性, 以及被指控罪名的刑种和量刑情节, 并结合控辩双方提出的量刑意见给予相应的保护。

(三) 建立危险警报制度

借鉴110报警电话的报警模式, 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针对出庭证人的求助热线, 由专人负责热线服务。保证每个基层公安机关的辖区内都有热线服务, 同时实行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号码, 出庭证人在发生危险之后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拨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一方面, 可以防止公安机关只是按照一般的报警电话延误处理;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出庭证人提供更为便捷快速的救济手段。

(四) 建立警民合作的保护手段

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公安机关、社区委员会、村委会以及各地方大型人才中心共同合作的保护模式。我国人口多, 流动性强, 个人信息的共享制度全面建立还存在一定得难度, 政府部门在保护范围上很有限。公安机关可以联合居委会和村委会针对常驻居民和本区域内流动人口中的出庭证人, 联合各地大型人才中心获得出庭证人的最新动向, 及时反馈情况, 防患于未然。

(五) 细化经济补偿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补偿制度, 是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的一大进步, 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应当详细规定出庭证人参加庭审之后向司法机关的哪个部门申请补助、申请程序、申请补助的时间范围以及得不到补助后的救济, 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出庭证人在出庭期间给予的补助还应当包含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给予相应的补助。各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出台申请经济补偿细则, 在询问出庭证人时, 相关人员应当告知其享有申请补偿的权利, 针对出庭证人提出的关于申请补偿的问题应当予以回复解答。

四、结语

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从微观上保障私权利, 同时从宏观上实现对公权力的约束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平、公正、合法。证人出庭作证是控、辩、审三方结构的关键之一, 如果缺乏证人出庭, 那么控辩式的审判方式就是徒有其表。因此, 必须加强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 从而实现国家保障人权, 保障出庭证人的权利;同时保障被告人有充分的辩护、对质权利, 保障审判的公平和公正, 维护、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摘要：刑事案件出庭证人参与庭审直接推动着刑事诉讼进程, 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我国现在的刑事证人出庭率不足5%, 无法发挥出庭证人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究其原因, 出庭证人的法律保护不足是关键所在, 大部分证人害怕打击报复, 不敢出庭, 敢于出庭的证人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危险, 这一现象不仅严重影响我国刑事审判的公开、公正, 也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依法治国理念实现的信心, 因此必须把对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放在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重要议题之中。

关键词：刑事案件,出庭证人,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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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刑欢.论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及完善措施[D].中国政法大学2010级硕士学位论文.

[4]贝卡里亚著, 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中国法治出版社, 2005, 6:19.

刑事保护 篇5

论文摘要上世纪60年代前的各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呈现出一个鲜明的趋势：大多是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却鲜有人问及。随着各国暴力犯罪案件数量的增加，普通民众的危机感增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被害人的重要性。本文拟从介绍刑事被害人的内涵入手，又通过阐述现代国际社会两大法系典型国家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发展及呈现出的各自特点，结合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待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权益 完善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概述

(一)刑事被害人的内涵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未对被害人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对于被害人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组织和单位。被害人受刑法保护的合法权益收到“加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犯罪行为侵害可能导致两种结果：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被害人是由犯罪行为的直接结果而受害的公民、法人或单位。

(二)刑事被害人享有的基本权利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权利包括：申请回避权、受到不法侵害时的举报控告权、委托代理人的权利、不予立案时的异议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知悉鉴定结论及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及直接抗辩权。从上述权利的种类来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貌似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其实不以为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权利保护不充分、可操作性低及被保护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加强并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三)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1.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也是诉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刑事诉讼的结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很重要，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同样很重要。“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受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会有的所有权”。这些都是《世界人权宣言》开宗名义的重要条款。人权既及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给予被害人恰如其分的权利，是司法公正、建设刑事法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2.刑事被害人的利益，并非完全等同于公共利益。在我国公诉制度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以公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虽然代表着被害人的.利益，看似公诉人和被害人的目标、方向一致，和谐并不相悖，但事实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协调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长期以来，被害人的利益一直是公共利益的附属品。在刑事诉讼中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护，而被害人的利益却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在诉讼过程中重视并加强被害人的利益保护，合理地协调公共利益与被害人的利益，公平分配诉讼利益。

(四)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意义

1.有利于平复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很多时候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侵害的情况下，不能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讼请求，更不能用正确且合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大多数被害人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债血还。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被害人不得不走上复仇的道路，由被害人转变成被告人。为了避免这种场面的出现，加强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有利于平复被害人心中的仇火、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安定。

2.有利于迅速、准确惩治犯罪。对于犯罪的发现，很多情况下是被害人首先见到和知情的，如果被害人能够及时准确地报告案情，对于迅速打击犯罪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生活中，被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被害人在受害后害怕犯罪人报复打击而不愿报案，不敢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若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保护，那样就可以惩罚犯罪，维护正义。

3.有利于减轻刑罚成本，维护司法正义。如若能够使被害人充分地参与到诉讼中来，就能及时准确地查明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节约大量的时间和财力，降低司法成本。同时，被害人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也能够充分反映被害方的要求和利益，约束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不必要侵害，从而确保司法公正。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要以人们能够看到的方式实现。如果被害人不能参加到诉讼中来，对正义的实现根本无法了解，即使正义得到了充分体现，被害人却还不这样认为。

二、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发展概况

(一)英美国法系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发展

1.美国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发展。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具有证人的诉讼地位。在1982年制定了《被害人及证人保护法》，规定了被害人可以以证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可以获知相关信息，提出相关主张的权利，以及及时告知重大犯罪的被害人和一定范围亲属的权利。1990年又制定了《被害人权利及损害恢复法》，规定了被害人拥有“受到公平对待及被尊重人格及隐私的权利”等7项权利。此外，又通过制定其他相关制度，美国对被害人保护制度已经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

2.英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发展。传统英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也只能作为一般证人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仅限于回答公诉人或辩护律师的提问。1994年《英国皇家检察官守则》规定了保护包括被害人在内所有诉讼参与人的权利。1995年又通过刑事损害赔偿制法，就被害人获得补偿的范围、限制以及有关程序都作了明确规定。

总之，英美法系国家采用诉讼里外相结合来保护被害人权益。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探讨 篇6

关键词 被害人 现状 完善

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着力提升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探索建构刑事被害人保障机制，以切实保障被害人正义的实现，让司法的阳光温暖被害人，是需要法学界与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加强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力度，是顺应我国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保护被害人权利已势在必行，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障人权的需要。人权作为人类最基本、最首要的权利，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被剥夺。即使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所有人的总体利益，也绝不能牺牲人权。犯罪活动首先是对被害人个人的侵害，然后才是侵害被害者所处的社会关系，只有加强和重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含义。

2、平衡诉讼利益的需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方的辩护人享有比被害人代理人更广泛的权利，这与现代法治理念所提倡的权利对等、权利均衡的观念是完全不相符的。我们在看到诉讼过程中对犯罪人的追究而习惯性将其定位为弱势方的同时，也更应看到被害人所遭受的侵害。而被害人理应享有在诉讼过程中与被告人平等的权利。事实上，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绝不仅仅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的活动，刑事诉讼的整体目标应当是使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利益得到大体上的平衡，并为此而确保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性、人道性和合理性。豍

3、刑事司法制度的内在需要。随着人权保护的呼声不断提高，在以刑事被告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保护都得到了加强，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保护非但没有任何的提升，反而经常被忽略。重新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新课题。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现状审视

为了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趋势，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这是以立法形式确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此同时还赋予被害人一系列的诉讼权利：

1、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以及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比如，申请回避的权利；有权对驳回申请的决定进行复议；有权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有权申请检察机关对尚未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有权对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等。

2、确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

3、扩大了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撤回自诉。”

4、赋予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获取民事赔偿。”

三、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若干构想

“在现代社会，法治理念逐步由社会本位主义取代国家本位主义，刑法的作用不仅要惩罚犯罪人，而且要保护刑事被害人，保护的主体不仅限于国家，而且包括社会其他群体，甚至被害人自己。”豎在我国，虽然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观念和相关制度都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特别是与世界人权公约以及其他国家被害人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相比差距较大，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1、赋予被害人独立上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或裁定的上诉权，其第二款仅规定了刑事被害人只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裁定有权上诉。并不是所有被害人提出抗诉的案件，检察机关都进行抗诉，如果检察机关不进行抗诉，那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如何来救救？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赋予被害人不服一审判决、裁定时独立的上诉权，并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

2、扩大被害人知情范围，增强刑事司法程序运作的透明度，并建立具体的信息通报制度。知情的内容以不妨碍进一步侦查、起诉为限，可以知情庭审过程中的所有证据。同时设置具体的信息通报制度，由专门工作人员负责联系。通报的阶段起于立案，终于执行结束。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被害人追究犯罪的愿望，为被害人一定程度上的求刑权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被害人尊严，强化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3、尽快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能够促使被害人积极主动地参与追诉犯罪。一方面可以避免被害人从经济效益上考虑而放弃诉讼，促使被害人一方能够积极主动追诉犯罪；另一方面不会因诉讼成本而丧失诉讼中的经济效益。因此，从诉讼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和法律公正的理念出发，应尽快确立国家补偿制度。在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时应当遵循及时性、公平性等原则，尤其是对那些长期不能破获的案件以及犯罪人没有归案的案件，国家要给予及时的补偿，以解其燃眉之急。

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一项较为务实的做法。在总结各地被害人保护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成功经验与做法，逐步推动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规范化。笔者坚信，完善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必将在人权保障方面彰显出强大生命力。

注释：

豍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

豎张鸿巍.刑事被害人保护问题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4.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篇7

在整个刑事诉讼中, 我们更多的是只看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弱势, 去关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关注他们的合法权益, 并用一系列法律原则、规则去约束国家权力机关。与此相反, 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另一方当事人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却被人们长期忽视。事实上, 他们由于部分严重暴力犯罪导致人身权益被直接侵犯, 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方面均得不到保障。如何进一步完善刑事被害人1权益保障制度, 也应当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 保护被害人是实体公正价值的追求

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同时更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价值观之一。近年来, 我国司法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看到了被告人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并将被告人权益保护列入诉讼法的重中之重, 对其权益的保护愈加重视;相对而言, 被害人的权利却备受冷落。尤其在实行公诉独占制的国家, 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

被害人作为重要的诉讼参与方, 其直接体验过犯罪过程, 对犯罪情况最有感受, 因此保障被害人的实体诉讼权利、确立法律保护制度, 一方面有利于查明案件真实, 实现惩罚犯罪, 保障人权;另一方面, 对被害人的情感保护、修复受伤的社会情感也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 保护被害人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需求

在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建立并且趋向成熟的今天, 为使控辩平等的制度与观念更具实质性, 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势在必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分别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被害人委托律师的情况进行了规定, 被害人在诉讼之中也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 但仅仅是赋予委托代理人权利, 并未对代理人的具体权利进行相关规定。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 其有权自案卷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阅卷, 这便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辩护律师的辩护,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有了相当的保障。但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代理人这块的权利却是空白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法官拒绝代理人阅卷找了一个充分的理由, 代理人对案件情况的一无所知, 对被害人是十分不利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害人的权利。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现状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 诉讼权利方面的缺陷

我国新修刑事诉讼法适应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 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有了一定的重视, 但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一, 对被害人的起诉权未做规定。在一般公诉案件中由检察院代为行使起诉权, 但在公诉转自诉案件、自诉案件中对于被害人的起诉权仍是缺乏保障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诉转自诉程序中, 对自诉人、检察机关、法院的权利角色规定的不详细、比较模糊, 没有较为具体实质性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很难处理这种模糊地带, 造成权利行使的混乱, 对诉讼法的实施是不利的, 对维护被害人权益也是很不利的。第二, 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方当事人, 理应获得与被告人相同的救济权, 即上诉权, 在对判决裁定不服时, 可上诉至上级法院, 但现实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被害人相应的上诉权, 这种立法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 国家社会救助方面的缺陷

在刑事诉讼中, 我国规定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属来说, 有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支付赔偿的权利, 但这种赔偿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属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是杯水车薪, 无法对其进行身体上、心灵上的修复。在司法实践中, 犯罪率、破案率往往与赔偿率是不成正比的, 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数的家庭条件并不十分富足, 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属提出的赔偿请求很难得到全部赔偿, 甚至在有些案件中一分都得不到赔偿, 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也很难去执行其所判决的数额, 此时的被害人权益是很难得到保障的。面对伤残及死亡, 他们也许无法获得一分赔偿。现实中, 有相当数量的被害人的家人因为被害人的伤残甚至死亡而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弱势群体。试问谁来帮助被害人?答案只能是国家和社会。但是现实情况是这些救助制度并没有建立, 在新修刑事诉讼法中也只是只言片语的提到, 未形成体系。

四、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失原因分析

(一) 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方当事人, 被害人的权益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兼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被害人的权益才能真正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作用, 真正做到尊重与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各项诉讼权利的规定不完善甚至缺失, 比如对被害人的精神赔偿没有规定、忽视精神赔偿对被害人起到的重要作用, 再如对被害人没有上诉权的规定, 再如刑事诉讼法中对相关司法加官对被害人的告知义务也没有相关规定, 很多被害人并不知晓自身有单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刑事诉讼相关的司法解释也仅将之作为被害人拥有的一种“可以”被告知的权利, 这样的规定显然会使被害人失去一次要求损害赔偿的机会或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从而损害到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 司法功利主义的存在

针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在案件的判决中首先看到的是自身的业绩考核, 考虑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 对于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往往是忽视的。对于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金额, 往往为了其能够更好地执行, 对于金额是不支持的就不支持, 甚至有的一分都不予支持, 置被害人利益于不顾。这样功利性的行为是以牺牲被害人利益为代价的, 这种体制之下被害人的权益也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三) 大众诉讼观念的缺失

在我国, 一直以来是崇尚无讼的观念的, 由于受到这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人们尚未树立一种诉讼观念。对于权益侵害的救济手段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并非是诉讼观念, 而是选择息事宁人或者一再退让, 实在闹不过涉及诉讼, 很难充分的参与诉讼程序, 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十分的消极。在刑事诉讼中, 被害人往往受到侵害后, 也是很难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会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有时虽然告诉了相关国家机关但是却不会也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中, 加上司法机关也往往将重点放在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刑事责任上, 这种诉讼观念的缺失对于被害人权益保障是十分不利的, 显然也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目的的。

五、加强和完善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 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第一,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参与刑事诉讼中, 其拥有的权利应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等。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被害人救济权, 即上诉权就显得十分的有必要。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被告人有上诉权, 而被害人面对其不服的判决, 只有请求检察院抗诉, 而自身是无法提起上诉的, 这对被害人是十分不利的。试想下, 在一个案件中被告人未提起上诉, 检察院也不提起抗诉, 那此时的被害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未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对于被害人来说是极其不公的, 其无法在权利未得到保障时得到救济, 无法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平公正的对抗, 在诉讼中无法取得平等的诉讼地位。因此, 笔者希望立法者能够考虑赋予被害人同样的上诉权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二,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属提起的赔偿要求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适当予以支持。在一起案件中, 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 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伤害, 此时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一律不予支持, 未免显得太过于不近人情, 对于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也很难得到足够的补偿。因此,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的范围之内, 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属针对精神上造成的损害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 对于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是十分重要且有必要的。

(二) 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救助制度

一方面, 国家补偿应采取“量力而行、重点突出”的原则。重点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活贫困并且通过司法程序也不能从被告那里获得足额赔偿的被害者家庭进行救助, 同时也要适当考虑当地的财政收入、经济水平等因素。

另一方面, 补偿针对的对象也要严格规定。可将补偿对象确定为:一种是刑事被害人本人;另一种是依靠被害人抚养的人。应当满足以下条件:首先是无法在法律规定的途径之下有效地获得赔偿;其次, 必须是造成了其人身及其精神上的严重损害;最后,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必须提出申请。这两个是满足申请补偿的基本条件。

(三) 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保护机制

在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对于整个案件的了解是比较清楚的, 其往往在司法机关破案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调查取证, 在案件审理中相信都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正是因为如此, 有些被害人才会面临来自犯罪嫌疑人和嫌疑人家属的人身安全威胁, 甚至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因此建立被害人的司法保护机制势在必行。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 我们不难参照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对被害人司法保护措施的立法给予一些建议:庭审过程中对被害人的出庭作证采取隐蔽身份或者庭外作证, 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不见面, 不接触;根据对被害人以及家属的行踪、住所的具体情况采取不间断的监控保护措施;另外建立犯罪被害人以及亲属紧急援助制度, 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可申请司法机关提供24小时人身保护, 对于打击报复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应当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并视情况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注释

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研究 篇8

在诉讼法理论上, 称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诉讼”;称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本文通过对这两方面理论简要的探讨, 从而获得有利于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制度发展的价值。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我国第一部相对系统完整的规范的刑事诉讼法, 在我国刑事法律领域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法第58条第四项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从此条规定中可以看出, 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 也不是证人的诉讼地位。被害人寻求司法保护所享有的诉讼权利, 几乎完全取决于国家控诉机关的意愿的认同程度。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并非以控告者的身份参与诉讼, 而是司法机关为了惩罚犯罪而随意拈来的一个“材料袋”。被害人在诉讼中所作的陈述, 往往比证人证言更不具有客观性, 因而更不易被采纳。

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明确了刑事法律不仅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也保护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并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及一系列诉讼权利, 主要包括:第一,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 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二, 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三, 对犯罪行为的控告权。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第四, 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有申请复议的权利;对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案件有权申诉。此外, 还有申请回避权;申请补充或重新鉴定的权利;请求抗诉权等。可见该法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相对全面的、丰富的, 相对于修订前的刑事法律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存在的不足

第一, 被害人提请抗诉权形同虚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判决不服的, 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法律虽赋予被害人享有提请抗诉权, 但在司法实践中, 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未参与庭审诉讼活动, 从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缺乏一个准确的判断与评价, 使其丧失了提请抗诉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宣判时法院根本未通知被害人到场, 判决后也不向被害人送达判决书, 告知其享有提请抗诉权, 使被害人的提请抗诉权成为一纸空文。

第二, 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的被害人, 在诉讼权利上并不享有上诉权, 不能及时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身份实际上名存实亡。这也意味着, 如果被害人不服法院判决, 也只能通过检察机关的抗诉来寻求救济的途径, 而检察机关一般不会轻易抗诉, 这会导致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的合理请求得到的不是支持, 而是检察机关的冷落。对被害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 不符合刑事诉讼保障人权、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

第三, 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严重受到限制。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虽然被害人的权利置于国家机关的保护之中, 但是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却在很多时候被剥夺了。在实践中, 被害人根本不知道刑事诉讼已经进入到哪个阶段。例如, 在侦查阶段, 侦查人员除了向被害人了解情况外, 基于保密原因不能向被害人说明案件侦查情况和处理结果, 完全将其作为局外人看待。在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除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外, 也不会将具体的案情告知被害人, 被害人由此而不能很好地配合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在审判阶段,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开庭条件中没有被害人。换言之, 被害人是否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很显然, 法官有时候会由于起诉书中没有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而推定没有被害人, 因为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有被害人。也就是说, 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 法官必须在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

三、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建议

针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 我们应站在落实刑事法律的高度, 进一步健全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制度上加以完善:

(一) 保障被害人的控诉性权利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 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相比于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 此条规定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理念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但是, 理念的转变不等于技术性规定的可行性。刑事诉讼中“公诉转自诉”的规定, 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告状难”的问题, 但它在实践中缺乏可行性。被害人提起自诉的条件之一是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否则其请求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要求显然超出了被害人的追诉能力。

为了使被害人的控诉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这里提几点建议:

一是要实行司法审查制度, 即由法院采取开庭方式对侦查机关是否立案以及撤销案件是否有理进行审查。法院审查发现被害人申请有理, 应作出继续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 交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执行;若发现被害人申请无理, 则应作出驳回申请的裁定, 案件即告终结。

二是建立责任机制, 即如果侦查机关无理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 该机关和具体的办案人员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 侦查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没有尽到做好本分的义务, 切实维护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有误, 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追诉申请。被害人举证、法院审查这两部分工作应紧紧围绕是否符合不立案、撤案和不起诉这一中心问题进行, 而无须针对全部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

(二) 保障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上诉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被告人对一审不服可以直接上诉, 但在实践中被害人只能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 不能直接上诉, 大多情况下被害人的抗诉申请都很难得到检察机关的支持, 抗诉权始终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

从完善刑事法律的角度, 为顺应全球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潮流, 学者们认为, 应该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其理由有:第一, 由于抗诉的条件与当事人的上诉条件差异较大, 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常常不能实现;第二,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者, 却没有上诉权, 似乎将其排斥在了案件之外, 这于理不通;第三, 诉讼民主不仅仅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同时还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第四,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符合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精神;第五,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弊端;第六, 法律赋予被害人对公检机关的决定不服的救济权, 却不规定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上诉权, 反映了其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彻底性和不完整性;第七, 在被害人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 按照规定可以请求法院宣读一审已经掌握的证据;在有新证据的情况下, 法院只是查证问题;第八,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不会降低诉讼效益。

前苏联学者A·T·博涅尔说:“之所以请求司法保护, 往往不仅是由于必须保护受侵害的或者有争议的权利, 而且是由于精神上的正义感受到侮辱, 特别需要使案件得到公正解决。”如果说传统意义上人们更为注重实体问题的解决, 那么当今人们参与诉讼的追求就远远不止于此了。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当代程序观念的重塑时评论道:“在诉讼法制上, 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纠纷的解决或者对违法的制裁, 同时还追求着平等、公正精神的实现, 要求在诉讼中体现社会公正。”所以,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维护被害人自身合法权益和追求程序公正的要求。

(三) 保障被害人的知悉权

在刑事诉讼中, 被害人有权了解案件进展的情况和处理的结果以及其在诉讼中所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知悉权的相关规定内容仍不完整、知悉权的行使也没有程序保障。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加以实现:

第一, 立案阶段。除了现有规定外, 还应补充以下内容: (1接受被害人报案或者控告的机关, 应当告诉被害人在立案阶段享有的权利; (2) 接受被害人报案或者控告的机关, 如果决定将案件移送其他机关, 则应该移送材料之日起3日内通知被害人, 被害人如果因为移送机关的失误造成损失的, 责任机关应该负赔偿责任; (3) 立案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后应该在3日内告知被害人; (4) 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向检察机关提出后, 检察机关应在收到公安机关的不立案理由说明书后, 3日内将该理由和检察机关的决定告知被害人。

第二, 侦查阶段。除了现有规定外, 也应补充两点内容:一是侦查机关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 决定机关应在决定作出后3日内告知被害人;二是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应该在作出起诉意见书之前告知被害人。

第三, 执行阶段。法律除赋予被害人针对生效判决的错误提出申诉的权利外, 没有赋予被害人执行阶段的程序参与权, 法院及刑罚执行机关也就没有通知被害人的义务。被害人在执行阶段的知悉权应包括:如果对执行举行听证,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应该事先得到通知;被害人有权得到执行变更决定的有关文书;如果对执行变更决定不服的, 被害人有权被告知如何得到救济。

摘要：长期以来, 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 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却一直遭遇冷落。在我国, 虽然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增加了保障人权的条款, 但实际上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性规定还过于狭隘, 缺乏可操作性, 导致被害人的权利在刑事司法中往往很难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文章针对国内有关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规定, 再总结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存在的缺陷, 最后, 从被害人的参与性权利、被害人的补救性权利、被害人的保障性权利这三方面出发, 提出了解决当前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立法比较,权利保护

参考文献

[1]龙宗智, 杨建广.刑事诉讼法[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45.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82.

[3]陈卫东.刑事诉讼法[M].第一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74.

[4]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5:394-395.

[5][苏]A·T·博涅尔.社会公正性问题和司法保护权[M].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1.

我国男性性权利的刑事立法保护研究 篇9

一、男性性权利的刑事立法现状及其保护必要性

(一) 当前现状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 因女性地位的特殊性, 较之男性而言, 在性权利方面应得到更多的保护。而男性作为强者在主导社会的同时, 其性权利有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致使长期以来男性的性权利往往被忽视。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男性性权利遭受侵害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2003年云南昆明男青年王某屡遭丈母娘性侵犯、2010年深圳男保安酒后“强奸”同寝室男同事、2014年重庆男子夜遇“男色狼”被拉进小黑屋性侵, 以上这些案件[1]最后都因法律空白而无法立案, 最终草草了事。被同性性侵, 被女性利用职位和药物侵犯, 男性性权利遭侵害案件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性侵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女性, 时代的变迁让近半个世纪以来被人们忽视的男性性权利不断被提起。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不满14周岁的男童的性侵, 可以通过猥亵儿童罪来加以救济, 但对于年满14周岁以上的男性, 在其性权利受到侵害后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并未作出规定。2013年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一项监测报告显示, 男性被迫发生性行为是女性的2.2倍至2.3倍。[2]随着男性越来越多的成为受侵害对象, 我国现行刑法在针对14周岁以上男性性权利方面的规制处理上又缺乏确实可行的法律依据, 此种现状, 已不能适应实务的发展。

(二) 保护男性性权利的必要性

1. 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需要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自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上升到宪法规范的高度以来, 我国人民民主宪政和人权法律保障制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男性的性自主权作为独立人格权的一部分, 是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 理应受到重视。从本质上来说, 对男性性权利的侵犯, 就是对人权的不尊重。[3]在女性性权利得到法律较为完善保障的当代社会, 即便是性别上的差异, 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男性性自主权也应被平等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存在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的差异, 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 是对男女平等的实际强化, 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2. 是对男性身心健康的保护

从生理上来说, 对男性的性侵犯行为容易造成男性性疾病, 从而引发各类恶性疾病, 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死亡。在对男性性侵犯的方式中, 多采用“鸡奸”方式或者通过强制的刺激或药物等使男性勃起, 容易造成受害人性器官永久性的损伤以及感染。[4]此外, 男性被性侵害的性活动中, 施暴者的精液或阴道分泌物中携带的各种病毒, 增加了受害男性感染性病、艾滋病和其他病毒的风险。就心理而言, 性侵行为对身体的伤害极易造成终生都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致使男性被性侵犯后自尊心遭受严重打击, 容易使被害人产生自杀的想法, 特别是在公众嘲笑和猜疑的情况下, 男性所受到的压力更甚。在得不到社会同情谅解, 也无公力救济的情况下, 受害人极易产生对社会的仇视及报复心理, 不利于社会的正常稳定发展。

3. 是对现行刑法规制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97年颁布实施以来,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 至今先后通过了八个刑法修正案。但迄今为止, 对于男性性权利的规定基本上仍处于缺失状态, 越来越多的男性性权利遭受侵害案件发生, 无法可依的窘境亟待解决。在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中, 虽然扩大了猥亵罪对象, 但执法和司法的具体细节、程序上, 以及法律的实践上, 仍需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厘清和标准化。从刑法的角度来看, 将男性纳入猥亵罪是一定程度的进步, 但与强奸罪相比较, 两者的法定刑仍相差悬殊, 这与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5]给予男性受害者同女性平等的公权力救济, 在面对同性以及女性侵害者的侵害时, 拿起刑法的有力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性权利不受侵害, 才能良性的推动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我国男性性权利的刑事立法缺陷

在我国现行刑法分则中, 与“性权利”相关的罪名主要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包括有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 这三个罪名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以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刑法分则着重于将妇女作为性侵犯罪的犯罪对象, 给予关注和保护, 而对男性性权利却缺乏相应的规制和保障。

此外,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强迫、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在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嫖宿幼女罪中也体现出了对十四周岁以下幼女的特殊保护, 但对同龄男童却没有给与同等的保护。虽然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将侵犯14周岁以下的儿童性权利的行为也作为犯罪处理, 但该条款主要是出于保护儿童的生理、心理健康的目的, 并非是从保护男性性权利的角度来考虑的。在某种程度上, 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忽视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 存在一定的立法空白。[6]这直接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刑法无法对侵犯男性性权利的行为给予处罚, 被害人求诉无门, 无法可依。行为的实施者最多受到行政拘留或者民事处罚, 有的甚至无法对其追究任何责任。长此以往, 立法的缺陷将会放纵此现象愈演愈烈。

三、完善我国男性性权利的刑事立法建议

从男性性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 公众对其立法要求, 主要集中在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这两个罪名上, 笔者认为可以围绕这两个罪名, 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加以完善。

(一) 扩大强奸罪的对象范围

将强奸罪的犯罪对象由“妇女”改为“他人”, “幼女”改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 这样, 不仅仅是限于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 也保护了男性, 甚至是其他性别的群体。在性侵犯的类型里, 分为男性侵犯女性、男性侵犯男性、女性侵犯女性、女性侵犯男性。强奸罪立法之初, 是以女性弱势地位为出发点, 强调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 然而,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以及同性恋现象的日益普遍, 性犯罪的被害人不再局限于女性。[7]女性强迫男性、男性强迫男性在现实生活中, 时有发生。男性受害人遭受的身心损害并不亚于女性所遭受的损害程度, 但其受到的法律救济却相差甚远。将强奸罪的对象范围扩大, 弥补男性在性权利遭受侵害后的立法空白, 为所有人的性权利提供相同的保护, 既解决了保护男性性权利的法律窘境, 更是对我国人权的又一重保障。[8]

(二) 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强奸罪的行为方式

在男性纳入强奸罪对象的范畴之后, 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 男性在强奸罪中的性交问题。我国在实践中, 通说观点是对成年人以插入为强奸既遂标准, 该观点认为两性性器官结合主要是男性生殖器插入女性生殖器, 不管是部分插入还是全部插入都为既遂。[9]但在性观念和性交方式多样化的今天, 插入标准说并不足以涵盖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性交方式。对于男性阴茎插入男性以及口交、肛交等行为, 并未准确涵盖在强迫性交行为的范围里。因此, 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来定义强奸罪的行为方式, 对强奸罪的客观方面进行扩大解释。如对他人、对其他手段、对性行为的解释等。这样的规定, 有助于维持法律的稳定性, 也体现出我国的刑事立法与时代接轨的特点。

(三) 进一步细化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的强制猥亵他人罪

在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第十二条中, 对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作出了修改, 将妇女改为了“他人”, 且在该条文第二款中追加了“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从该条中可以看出, 加大了对猥亵他人情节恶劣情形的惩处力度,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恶劣情节并不包括强奸, 也就是说, 在法定量刑上, 两者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无法使犯罪人罪责刑相适应。强制猥亵的客体为性羞辱心, 这与性权利不同, 其并不存在既未遂的认定标准差异, 在接受程度上也更容易。在修改的强制猥亵他人罪中, 要对猥亵行为作扩大解释。[10]除了现有对女性实施的猥亵行为外, 还应将对男性实施的所有猥亵行为都应囊括在内。此外, 应考虑在该罪中将“侮辱”二字去掉。因为在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有规定侮辱罪, 两者出现在同一章中略显重复。

摘要：近年来, 男性性权利遭到侵犯的案件愈演愈烈。在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中, 扩大了猥亵罪对象, 将强制猥亵男性纳入猥亵罪的范畴, 加强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 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我们仍应清楚认识到, 如何依据我国男性性权利的现状以及立法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男性性权利加以保障, 以弥补法律上存在的漏洞, 这是我国男性性权利受害者重视关注的问题, 是我国学术界学者思考争论的话题, 也是我国现行刑法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男性,性权利,立法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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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ttp://www.baike.com/wiki/被迫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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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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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惠萍.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J].河北法学, 200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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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奇.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和立法完善[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9) .

[9]夏冶.男性性权利保护与强奸罪立法完善[D].华南理工大学, 2012.

浅议未成年犯的刑事司法保护 篇10

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 未收监的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在入伍、就业的时候, 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 不得隐瞒。”该规定确定了我国的前科制度。此外, 《法官法》、《检察官法》等有关法律均对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准入限制, 这些同样是刑事前科制度的表现。前科制度实际上给复归社会的犯罪人贴上了标签。这种“标签”, 不仅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 同样可以认为是社会对犯罪的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对复归社会的犯罪人而言, 这样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的歧视, 给他们的再社会化带来极大的困难。一旦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努力受阻或难以实现, 其反社会的心理就会膨胀, 极可能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

相对于成年人, 前科制度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较大。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 对自己违反刑事的法律行为无法同成年人达到同样的理解程度。未成年人涉世未深, 缺乏社会阅历, 往往易于受人利用, 一失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而事后又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积极配合司法机关, 认罪态度良好。对于这样一些犯罪行为危害性较小、人身危险性程度较低的未成年人, 给他们的终身打上前科的烙印, 这对他们的前途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笔者认为, 对于未收监执行的受刑罚处罚的未成年犯, 可以适用前科消灭制度, 即对这样的未成年犯, 视为没有受过刑罚处罚。在具体的立法操作上, 可以在《刑法》第100条后增加一款例外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处管制或被单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的, 以及被宣告缓刑未被收监执行的例外。”这样的做法, 可以促使犯罪情节轻微、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未成年犯能够顺利地复归社会, 避免其反社会心理的形成, 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

(二) 非监禁刑罚的适用

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不完善, 而且受目前我国监狱条件所限, 难以实现犯罪人的科学分类, 未成年犯更容易在监狱中受到其他犯罪人的不良影响, 习得犯罪知识, 结交犯罪分子, 在将来刑满出狱后极易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这样的刑罚, 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特殊预防的作用, 反而加深了未成年犯的人身危险性。因此, 笔者认为, 对未成年人, 应尽量避免适用封闭的短期监禁刑, 而以非监禁的刑罚或措施加以替代。

缓刑是对于初犯及轻微犯罪者, 在一定期间内犹豫其刑之宣告或犹豫其刑之执行的制度。缓刑制度能够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的交叉感染、将犯罪人隔离而脱离社会等诸多弊端, 因而广受推崇。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初次犯罪、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以及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未成年罪犯, 符合缓刑条件的, 应当宣告缓刑。这是我国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提倡。但笔者认为, 这种只是在刑罚裁量上有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倾向是不够的, 而应当严格对未成年犯的短期自由刑宣告, 即规定判处短期自由刑的未成年犯原则上适用缓刑, 将收监执行作为一种对未成年犯的“最后条款”来使用, 即原则上应适用缓刑, 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才能例外。在这方面, 原联邦德国于1975年生效的新刑法典第47条第1款很有借鉴意义:“法院科处不满6个月之自由刑, 惟在依犯罪或犯罪人之人格所具特别情况, 堪认为科处自由刑对犯罪人之影响作用及法律秩序之维护确不可少时, 始得为之。”

社区矫正制度和恢复性司法制度是我国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而在国内试点推广的刑罚执行制度。英国1972年新《刑事司法法》创设了社区服务令制度, 以“社区服务”来代替封闭的监禁刑。由于收到良好效果, 已为包括我国香港地区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所仿效。强制的社区服务不仅可以有效地改造犯罪人, 使其养成劳动的习惯, 克服不劳而获的思想, 而且可以培养犯罪人服务大众的公益意识。“恢复性司法是与某一特定的犯罪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各方会聚一起, 共同解决如何处理犯罪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问题的过程。”通常情况下, 刑事案件的当事人, 包括犯罪人、被害人及其家属、相关社区的负责人等共同讨论该案件对被害人、社区所造成的影响;犯罪人也同时表示其对该案件的忏悔, 并表明今后不再重新犯罪的态度。基于以上情况, 给予犯罪人相应的处遇, 包括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处以社区服务等。根据调查发现:那些通过恢复性司法程序被审理结案的犯罪人的再犯率要小于那些经过传统刑事司法程序被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社区矫正制度和恢复性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已取得良好效果, 但在试点过程中并未将这两种制度作为专属于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制度, 笔者认为, 这两种制度目前在我国尚无法律依据, 基于其对未成年犯的积极意义, 可以首先在立法中先行规定这两种制度适用于未成年犯, 并设置相应的程序, 以保证这两种制度的有效实施, 待时机成熟时, 再将其适用于所有的犯罪人。

(三) 对刑法分则某些犯罪规定未成年人单独适用的法定刑幅度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 部分犯罪的法定刑起刑点过高, 而且只规定了情节加重处罚的款项, 没有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使得未成年犯或者特殊情节的犯罪人难以享受特别处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 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 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 不认为是犯罪。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 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仍然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做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原则性判定, 而非对法定刑的修改。笔者认为, 刑法分则中的类似犯罪, 可以在法定刑中增加一款减轻处罚的规定, 即“情节减轻犯”, 规定未成年人犯罪, 情节较轻的, 可以在该罪的法定刑下一格减轻处罚。将未成年人作为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使未成年犯具有宣告缓刑、适用管制或单处附加刑的可能, 从而使未成年犯悔过自新, 不再危害社会。

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建构

(一) 立法现状

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仅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以及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零星规定。而在刑事司法领域, 尤其是对未成年犯的保护方面, 我国目前尚无相应的法律规定。

1985年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北京规则》) , 旨在建立独立于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世界各国对未成年犯大多也秉持保护和挽救的理念, 对未成年人犯罪人的追究和保护都有单独的立法规定, 并且较为详细具体, 可操作性强, 如德国《少年法院法》、加拿大《青少年刑事司法法》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规定非常详细, 甚至相互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司法保护体系, 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的构想

对于未成年犯刑事司法保护的研究不应仅限于认知研究意义和立法现状, 而是要谋求相关立法的建构与完善。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 有学者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处遇予以专章规定, 虽然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未被采纳, 但说明了未成年人犯罪于普通犯罪的区别和对未成年犯区别对待的重要性。笔者认为, 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 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作为刑事保护方面的法律, 应当首先加以立法。

笔者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是一部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后, 对未成年人的追诉程序、刑罚适用和执行以及对未成年犯保护等方面加以规定的系统性的法典。具体而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应当包括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程序、未成年犯的刑罚制度以及其他未成年人特殊处遇制度。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立足于把少年同成年人明确分开的原则, 建立了一个具有专门业务、工作人员和服务等完全独立的体系结构。这代表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 建立未成年人法庭, 建构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追诉体系应当是我国改革未成年人犯罪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对未成年人的追诉程序, 应当体现轻缓、保护以及防止泄漏未成年人隐私等特点, 以避免未成年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同时应当突出教育功能在未成年人法庭中的体现, 实现对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挽救。

未成年人的刑罚制度包括刑罚适用制度和刑罚执行制度。如前文所述, 对未成年人, 除了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不适用死刑以外, 适用的刑罚也应当尽可能的轻缓和避免适用短期的监禁刑。这些内容除可以规定在相应的法律中以外, 也可以规定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中。社区矫正、恢复性司法等非监禁措施, 应当在未成年犯中扩大适用的范围。然而, 我国目前尚无社区矫正和恢复性司法的法律规定, 也就使这两项措施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亦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 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中对这两项措施加以具体规定, 赋予其法律依据, 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摘要：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应当在刑事司法中得到特别保护。应当通过前科消灭制度、非监禁刑的适用以及设置单独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来实现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应当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 以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