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鉴定意见

刑事鉴定意见（共6篇）

篇1：刑事鉴定意见

青春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意见书

被告人：杨文

案由：受贿罪、贪污罪罪

起诉书号：青检公一诉[2014] XXX号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百九十八条和第二百零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我受本院检察长的指派，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就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杨文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一案出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本案刑事诉讼活动就进法律监督。

在本案的法庭调查过程中，针对起诉书指控，公诉人就受贿和贪污事实向被告人杨文进行了核实，出示了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并与辩护人逐项进行了质证，被告人杨文亦当庭作出了供述和辩解，从而充分将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予以了真实的还原。

其中《户籍证明》、《青春市监狱管理局党委关于周玉峰等同志晋升职级的通知》、《青春市职业技术学院常任职[2008]9号》、《干部履历表》等书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和另案处理的同案犯贾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了被告人杨文构成犯罪的主体要件；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了杨文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证人证言、另案处理的同案犯贾萍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房产估价报告》证明了杨文构成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为进一步揭露犯罪的社会危害，尊重并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和公平正义，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合议庭在评议时予以参考。

一、被告人杨文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一）杨文具备受贿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特殊主体身份

被告人杨文行为时已满18周岁，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且系青春监狱六监区二分监区主任科员，符合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殊身份要件，因而符合犯罪的主体条件。

（二）杨文具有收受他人贿赂的主观故意

在受贿罪的构成上，法律并没有区分或排除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的先后顺序，在时间上既可以表现为先收取财物后谋取利益，也可表现为先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后收受他人财物。如果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之时，并没有收人钱财的意图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这一意图，但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明知或者应知他人赠送钱财是对自己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利益的酬谢而予以收受的，仍然应当认定其具有受贿的故意，因为行为人事后收受他人财物与事前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是相互关联的。认定受贿故意的关键，不是在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时是否具有收受财物的意图，而在于行为人收受财物时是否明知或者应知所收钱财是作为其对其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回报，即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管理关系和因果关系。

杨文利用职务之便利为宋涛及其经营的河西吉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谋取利益（包括谋取正当利益）时，并没有立即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请托人的财物，甚至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收受故意，但在事后，杨文明知宋涛将价值为120元的住房以60万元（实际支付45万元）的不合理低价出卖给自己的行为与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有关而收受，仍然应认定为具有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犯罪故意。

（三）杨文实施了利用本人地位上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宋涛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巨大的的客观行为

1.行为人利用了本人地位上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杨文系时任江南开发区建设委员会主任杨新的弟弟，在说情遭拒后，由杨新将推荐给时任江南开发新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继良，张继良“不敢怠慢”，“考虑到杨文是杨新的亲弟弟”便“尽力帮忙”，吉祥房地产开发公司虽“注册时间并不太长、刚成立不久”、“竞争力不强”，但由于张继良在江南开发区建设委员会评标办公会上极力推荐，吉祥房地产开发公司顺利中标江南开发区临江花园小区住宅建设项目。可见杨文利用地位上的便利条件，通过时任江南开发新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继良为本不可能中标的吉祥房地产开发公司谋取顺利中标的不正当利益。

2.杨文收受宋涛送予的财物，数额巨大。

为感谢杨文的帮忙，在临江花园小区竣工后，宋涛将价值为120元的住房以60万元（实际支付45万元）的不合理低价出卖给杨文。2014年4月19日，杨文在临江花园售楼处支付了45万元的购房款，并向河西吉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了欠款15万元的购房欠条，涉案房屋于同年9月2日已办理房地产登记。同时，由于参与赌博而被骗，杨文丧失了本具备的偿还15元欠款的能力，故至案发时，15万元欠款未清偿。而宋涛声称本来也没想要杨文的钱，所以不会向杨文索要这笔钱，且欠条已经遗失，因而宋涛及河西吉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亦未向杨文主张债务。

本案中，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和收受贿赂的行为虽然自时空上相分离，但两者具有因果上的联系。事后，杨文明知宋涛以不合理低价向自己出售房屋的行为与自己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中标利益有关而接受，并于支付价款后办理了过户登记的行为，构成收受贿赂的客观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贿罪“数额巨大”的标准为20万元至300万元，无论杨文尚未清偿的15万元欠款是否被认定为收受的贿赂，都构成“数额巨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四）杨文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腐败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玷污和践踏，它不仅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败坏社会风气,因此中央对反腐败的态度是坚决的，明确提出：“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清除腐败是党心民心之所向，然而，还是有少数领导干部，无视国家法律，明知故犯，以身试法，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以权谋私，把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勤政为民抛之脑后。

杨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二、被告人杨文的行为构成贪污罪

（一）关于杨文作为贪污罪主体的身份问题

杨文虽不具有青春市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人员的身份，但由于其指使其具有特定身份即时任青春市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科科长的妻子贾萍将单位小金库公款35万元支出用于买房，属于具有特定身份者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以杨文虽无特定身份，但以共同犯罪的方式构成了贪污罪要件中的主体。

（二）关于单位“小金库”中财物构成“公共财物”的问题

根据《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具体规定》，凡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单位收入和应上缴收入，且未列入本单位财务部门帐内或未纳入预算管理，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本案中，青春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小金库”来自于采购教材的回扣，存在贾萍以个人名义开户的个人账户下，且无正规账而仅记流水账，即未纳入单位财务部门账内，因而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小金库”。

教材的购买属于作为事业单位的青春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公务行为，其中涉及的财物为公共财物，因而“小金库”在来源上具有公共财物的性质。在用途上，“小金库”被用于发放年终教职工福利，也具有公共财物的性质。在占有的形式上，“小金库”处于账外暗中的状态，且仅为少数人知晓，因而具有私人财产的性质。所以“小金库”是兼具公私财产性质的特殊财物。

而贪污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混合法益，我国之所以在刑法中单列贪污罪，使之与职务侵占罪区别开来，不仅是为了保护公共财产安全，更大层面上是凸显国家工作人员应具备职务行为廉洁性，体现了我国刑法严惩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目的。国家工作人员对混合型财产的侵害无疑严重侵害了其职务廉洁性，因此贪污犯罪的打击面应当覆盖到混合经济体中，不能盲目坚持职务犯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财产”。

在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也不只是严格意义上所谓的“公共财产”。通过刑法第183条“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九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可以直观看出，立法者的本意并不是把贪污罪的对象局限在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公共财产”中，贪污罪的对象是可以并应当包含非公共财产。

三、量刑情节

（一）贪污罪主犯

本案中，用青春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公款购买房子由杨文首先提出，并在贾萍“坚决不同意”时“再三劝说”。两人一起开车去工商银行取出钱款之后，一起带着钱去售楼处购买房屋。杨文称贾萍的行为皆系其所逼迫。其后，因为杨文参与赌博被骗，杨文和贾萍丧失偿还能力，至案发时，35万元公款未归还。显然被告人杨文对贾萍的犯意产生起着作用；在犯罪预备阶段，杨文应承担主要责任；在犯罪实行阶段，两人共同实施了贪污行为；在犯罪既遂后，因杨文的过错，致使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无法得到有效地填补。因此，被告人杨文在贪污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对其予以严惩

（二）退赃

退赃是指犯罪分子将因犯罪行为而获得的款项财物退赔给被害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在贪污犯罪与受贿犯罪中，积极退赃的可以从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家属主动为被告人退缴赃款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对被告人的退赃行为进行了扩大解释，即在被告人无退赔能力且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可由其亲属代为退赔，并视为被告人主动退赔的款项。案发后，杨文的父亲杨彦岐代为退赃110万元，应视为被告人杨文本人退赃，故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杨文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并从严判处。

公诉人：陈醇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篇2：刑事鉴定意见

一、课程概况

监督学课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开放教育专科的一门必修课。本课程72学时，4学分，开设一个学期。

监督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全面了解有关监督的基本知识；系统掌握有关监督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深入了解世界各国在对权力的监督与监察方面所取得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为研究和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打下一定的基础。

监督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监督学概述、监督思想与理论、中国监察制度的演进、当代中国监督运行机制、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人民政府的行政监督、社会民主监督、国外反腐败与监督制度等。

二、课程教材

本课程的文字教材是郎佩娟主编的《监督学》，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版。这是教学和考试的主要依据。

三、教学特点

监督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极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第一，它与其他相关科学存在着大量的交叉融合关系，相关科学的核心内容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如监督学与政治学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政治学研究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监督学则是从防范公共权力滥用的视角来研究公共权力。监督学与行政学有很强的交互性。一方面，监督学调整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行政学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构建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是实现有效监督的重要路径，监督机制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监督学与刑法、行政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刑法与行政法是监督活动的重要依据和实现手段，也是监督工作法治化的体现。如职务犯罪的认定是刑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监督学研究的对象；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行政监督的重要方式。同时，监督学又从系统性的角度拓展了刑法、行政法调整的空间。

第二，监督学有其自身的学科特色与逻辑结构，监督学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监督权、公民权利和社会道德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由此，把握公共权力的来源、特点和运行机制是是学好监督学的关键。

总之，在学习监督学的过程中，学生应当培养自身的发散性思维和对多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深入理解监督学与相关学科与课程的内在关系，这也是学好监督学的重要前提。

四、学时安排和教学进度

课程教学：集中辅导和答疑36学时，小组讨论学习12学时，共4次（指导教师参加）；省电大针对全省学生的网上实时教学活动安排两次（第一次是导学，第二次是期末复习及答疑），安排针对各试点单位课程辅导教师的网上实时教研活动两次（第一次为专题讨论，第二次为期末复习研讨），具体时间安排请看浙江电大在线学习的平台“互动天地”栏目的通知。

教学内容

第一章

监督学概述 第二章

监督思想与监督理论 第三章

中国监察制度的演进 第四章

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 第六章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第七章

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 第八章

行政机关的监督

第九章

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 第十章 社会监督

学时 3 3 1 1 3 3 6 6 6 3 1 第十一章

国际反腐败与监督制度

五、课程实践

可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学习讨论、案例分析、社会调查等。（无硬性要求）

六、考核要求

1．考核依据

1）《监督学》教材。

2）中央电大考试中心、中央电大文法部《监督学期末复习指导》。2．课程总成绩的组成

由两部分组成：形成性考核成绩占20%，期末考试成绩占80%。3．形成性考核的要求及形式

形成性考核必须完成，没有完成者，不能参加该课程的期末考试；形成性考核的形式是中央电大下发的书面本子（四次作业）。

七、教学反馈

责任教师：刘义 联系老师：俞丹

通讯地址：杭州市振华路6号 邮政编码：310030 值班电话：0571-89983158（每周三上午、下午，每周五下午）电子信箱：yudan@zjtvu.edu.cn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

篇3：刑事鉴定意见

司法机关的告知对于刑事被害人来说非常重要, 被害人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利也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被害人无从及时知晓诉讼的进展, 无法影响案件的审查和判断, 除了在侦查阶段提供证言, 几乎被司法机关所遗忘。这种现象理应加以改变。在刑事审前阶段, 侦查、检察机关长期存在不告知被害人鉴定意见、不告知逮捕理由等现象, 侵害了被害人的知情权。被害人的知情权, 是指对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决定的重大事项, 被害人有获得通知的权利。知情权对被害人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在当今国际法上, 知情权已经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 在国内法上, 许多国家或地区试图或者已经将其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被害人的知情权是其他一切诉讼参与权的基础, 只有把一系列重大情况让被害人知晓, 被害人才可能在诉讼中发挥作用, 也才有可能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相反, 如果司法机关单方面作出一切决定, 被害人对程序的进展却无从知晓, 那么其权利就根本难以维护, 诉讼的公开性、民主性亦荡然无存。因此, 有必要规范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 细化其告知规则并落到实处, 从而保护刑事被害人在审前程序中的知情权利。

二、告知刑事被害人鉴定意见制度的法律内涵

鉴定意见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类型, 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地使用。告知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是侦查机关的法定义务。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指的是经过专门机构进行鉴定后形成的对专门性问题的鉴定意见, 经侦查机关审查核实后, 要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告知被害人鉴定意见的制度集中体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6 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253 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3 条至246 条, 还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 条, 这一制度的重点有四个。

( 一) 被害人有对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知晓的权利。

( 二) 被害人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

( 三) 关于告知的内容, 原《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曾规定告知的鉴定意见仅限于结论部分, 鉴定过程等不予告知。现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删除了上述规定, 但没有进一步明确告知被害人鉴定意见的具体内容。

( 四) 关于侦查机关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侦查机关应当告知而未予告知, 表明取得该项证据的程序属于违法, 会导致鉴定意见被程序性排除,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告知被害人鉴定意见, 体现了对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 是对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知情权的重要保障, 意义重大。然而上述告知制度同时也有亟待完善之处: 一是侦查机关告知的时限没有规定; 二是告知的方式也不明确; 三是告知的内容仅限于结论部分, 满足不了被害人更多的知情需求; 四是救济制度也有待充实。

三、鉴定意见告知制度的意义与实践问题分析

一方面, 鉴定意见告知制度保障了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如果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不告知被害人, 无疑会影响被害人对鉴定意见的全面了解。比如身体受犯罪行为伤害的被害人, 如果不知晓法医活体伤情鉴定的意见, 就无法判断鉴定的伤情是否与实际伤情一致, 鉴定意见是否客观无疑。被害人的异议权更为重要, 实践中, 被害人的死因或者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病鉴定经鉴定确证后, 常常引发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不满引起重新鉴定。在轰动全国的湖南黄某案中, 因被害人家属对鉴定结论不满, 且数次鉴定的意见存在着明显矛盾, 先后启动过六七次的司法鉴定。在朱某华杀人案中, 朱某华经鉴定以精神障碍为由为释放, 被害人家属严重质疑, 申请重新鉴定 ( 但因承担不起巨额的重新鉴定费用, 未果) 。被害人的反馈意见, 尤其是与鉴定意见相反的部分, 可以促使侦查人员考量鉴定意见证据的真实性、可信程度以及关联性的大小, 慎重求证鉴定意见的正当性, 从而消除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以及社会公众对案件处理过程公正性和处理结果正当性的质疑。

四、鉴定意见告知制度的细化规则

为了将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落到实处, 在侦查阶段有必要完善鉴定意见告知制度, 进一步细化鉴定意见的告知规定, 笔者拟提出六点建议。

( 一) 关于告知的责任主体和告知对象

告知的责任人员应当是负责处理该案的鉴定意见证据材料的具体侦查办案人员。2012 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253 条区分两种情况设定告知对象是比较科学的。不过笔者认为, 在被害人有诉讼行为能力的案件中, 办案人员也可以告知其近亲属和诉讼代理人, 但如果被害人明确表示反对的, 则不应告知。

( 二) 关于告知的范围

依据1998 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5 条的规定, 侦查机关只需告知被害人鉴定的结论部分, 而对鉴定的过程、鉴定人的情况则付之阙如, 鉴定的程序缺乏公开性与透明性, 导致鉴定的公信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因当事人及其家属对鉴定结论不满而引发的上诉、上访甚或公共事件不断增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012 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删除了这项规定。笔者认为, 不仅鉴定结论应予告知, 告知范围还应当扩大到鉴定人的资格等基本情况、鉴定过程以及鉴定人对鉴定意见之论证过程、鉴定人之间的不同意见等。俄罗斯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98 条第2 项规定, 被害人有权了解鉴定意见和关于制定司法鉴定的决定, 以及申请鉴定人回避, 笔者认为值得借鉴。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绝大部分是在公安、检察机关内部进行的, 即所谓的“自侦自鉴”, 很容易导致鉴定权的滥用。扩大鉴定意见的告知范围不仅是当事人知情权的需要, 也是提升司法鉴定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 三) 关于告知的方式

为保障被害人知情权以及异议权 ( 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 的实现, 同时为了督促侦查人员认真履行告知义务, 告知的方式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主, 口头说明为辅。由侦查人员向被害人送达盖有侦查机关印章的《鉴定意见告知书》, 并将告知过程制作专门笔录, 由侦查人员和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诉讼代理人签字确认。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履行告知义务具有规范性的优点, 能有效避免操作上的随意性。然而, 通知书和鉴定意见书虽然形式规范, 用语上却也呈现出过于专业, 不易理解的特点。如此, 告知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尤其在被害人的法律素养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因此, 鉴定意见书应当使用被害人容易理解的语言, 对鉴定事项给出合理的阐释, 增强鉴定意见的说理性。除了“主动告知”以外, 若被害人对鉴定意见内容有疑问或者对异议权等权利或鉴定费用承担等义务不明了时, 侦查人员应当耐心解释, 即“被动性告知”, 不能拒绝回答或敷衍了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请求查阅鉴定意见时, 侦查人员应尽量为其查阅、摘抄、复制提供方便, 不应限制查阅的时间和次数, 同时还应做好查阅笔录, 由侦查人员和查阅人签字。

( 四) 关于告知的期限

鉴定结论的迟延通知可能影响被害人异议权的及时行使, 实践中, 鉴定意见作出一、两个月后才通知当事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样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于鉴定结论告知过晚, 不少被害人质疑侦查人员办案的公正性而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司法权威因此受损。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告知鉴定意见的期限做出规定, 考虑到各地侦办条件存在差异, 笔者建议可以在司法解释中做出补充规定, 侦查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后五个工作日内告知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 以便督促侦查机关积极履行告知义务。

( 五) 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侦查人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被害人告知鉴定意见的, 被害人可以向侦查机关要求查阅鉴定意见, 仍不履行告知义务的, 被害人可以向侦查机关的负责人提出查阅申请, 侦查机关负责人应当指令办案人员履行告知义务, 并对办案人员给予纪律处分。侦查人员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被害人也未申请查阅鉴定意见的, 侦查人员的不作为视为程序性违法行为, 该鉴定意见被认定为不具有证据能力, 不能作为移送案件、撤销案件、提起公诉的依据。

( 六) 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程序

为了使被害人的异议权落到实处, 笔者拟提出以下程序规则。被害人在知悉鉴定意见后, 认为需要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 应当在七日内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申请可以是书面形式, 也可以是口头形式, 口头提出的, 办案人员应当制作成申请笔录, 由办案人员和被害人签字确认。侦查人员收到申请后, 认为申请理由合理, 按照一般公众的认知水平和逻辑推理可形成对鉴定材料、鉴定人员、鉴定程序、鉴定方法、鉴定意见与案件事实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怀疑时, 应当在两日内将被害人的申请提交给侦查机关负责人审查审批, 同时, 应将已经提交情况口头告知被害人, 或者将退回申请的理由向被害人做出书面说明。侦查人员在两日内未予答复或申请人对退回申请不服的, 可以向侦查机关负责人申请复查 ( 书面或口头均可) , 侦查机关负责人应当在三日内给予书面答复。侦查机关负责人应当在接到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后七日内做出批准与否的决定并书面答复申请人。申请未获批准, 或者侦查机关在收到被害人申请后七日内未作出任何明确答复的, 被害人有权向该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或者直接向同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复议或审查机关应在七日内做出是否允许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书面裁定。

五、告知刑事被害人不批捕的理由之重要意义

对于不批捕理由告知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88 条仅规定检察机关要告知公安机关不批准逮捕理由, 而对是否要告知被害人未并无规定。司法实践中, 经常遇到被害人因为不明白检察机关不批捕的具体理由而产生抗法心理, 不停纠缠办案人员或者到控告申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上访, 给办案人员和相关业务部门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负担。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向被害人告知不逮捕理由是很有必要的。

( 一) 有利于维护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

被害人的知情权在刑事立案阶段的要求之一就是能及时知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实际情况。实践中有些案件不批捕并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的, 而是人为因素干扰形成的结果。虽然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后, 公安机关有复议和复核的权利, 但是两家机关互相配合行使司法职能, 彼此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职业共同利益, 因此实践中由公安机关真正启动监督程序的并不多见。被害人行使申诉权启动监督程序, 就将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置于其监督之下, 这必然会增强检察人员办案的责任心和公正执法的意识。

( 二) 有利于增加司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司法实践中, 有的案件确实是由于事实或证据等方面的原因, 不符合批捕条件, 检察机关不批捕有法有据, 并不是偏袒犯罪嫌疑人, 但是被害人并不知情, 心生猜疑, 认为犯罪嫌疑人与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私下交易, 觉得司法不公, 产生不信任感。将不捕理由主动告知被害人, 释法明理, 告知被害人不批准逮捕只是强制措施的适用后果, 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 就能消除偏见与隔阂, 并缓和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矛盾。

( 三) 有利于消除误会, 减少缠讼缠访现象

不批准逮捕案件被害人信访案件占据基层检察院涉检信访案件总数一定的比例。有统计数据显示, 2014 年广州某区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460 件, 其中不捕案件被害人信访案件就有15 件。被害人为什么要缠讼缠访? 经梳理分析, 原因主要有: 第一, 受传统严打刑事政策的观念影响, 部分被害人误认为不捕就是放纵犯罪, 或者有“只要放人就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误解。第二, 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主体, 被害人对实施了侵害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有使其受到法律惩罚的强烈的心理需求, 因此他们对不批捕行为也表现出了较大的抵触情绪。同时, 他们对处于非监禁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下可能对自己不利心生恐俱, 引发自我保护欲望, 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被害人去申诉上访, 只要结果不如人意, 他们就会继续申诉上访。因此, 将不批准逮捕理由及时告知被害人, 能够避免或减少盲目的上访缠诉, 从而有利于实现良好的办案社会效果和维护社会稳定。

六、告知不批捕理由时应当把握的要素

告知被害人不批捕理由时应当遵循依法告知、以理服人、化解矛盾的原则, 以求达到听者信服的效果, 在告知时需要把握好三个要素。第一, 准确运用法律, 清楚阐明法理, 结合案件事实具体摆明犯罪嫌疑人不适合采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原因。告知应有针对性, 需强调放人不等于不追究刑事责任, 并告知后续的诉讼进程。第二, 对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提出的疑问给予耐心细致地解释, 消除其对逮捕工作的误会, 增强司法运作的透明度, 缓和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冲突。讲解时不套用生硬难懂的专业术语, 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最后, 在方式上也要根据被害人的情绪、身体等状况灵活把握。如上门告知, 或者告知被害人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或诉讼代理人, 以增加被害人对检察工作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参考文献

[1]孙立智.完善司法公开制度, 保障公民知情权[J].人民论坛, 2015 (1) .

[3]兰跃军.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6.

篇4：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意见权

关键词：刑事律师；辩护；意见权；解释学原理

一、问题提出

目前，国内很多刑诉法学者对于条文的解释还很局限于条文本身的字面含义的解释，条款明确规定了你享有什么权利，你才能行使什么权利；其相对应的就是做反对解释，即条文没有规定的，你就不可能享有此项权利。对于这样的解释我有疑惑，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逻辑思维——对于义务的规定采用罗列法、对于权力的规定是法无禁止皆自由。也如孙远老师在其文章中所说：“然而，上述看法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其所采用的是法律解释论上的反对解释之方法，然而反对解释仅为诸多解释方法之一种，若采用其他解释方法，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①。”

下面，我就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相关配套规定为蓝本，就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意见权”谈谈自己的理解。

二、法条依据

纵观《刑事诉讼法》全文，并没有提及“意见权”三个字，这里的“意见权”充其量就是辩护律师“提出意见”、“可以？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这几种情形。具体可以参见《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59条、第170条、第182条、第240条和第269条。这些条文表面上涵盖了侦查、逮捕、起诉、审判以及死刑复核的全方面；然而，一个案件的案情往往是无比复杂的，由立案到审判乃至死刑复核的过程中涉及保障被告人实质性权利的程序事项也绝不是简简单单如上述的几个步骤，所以，从整体上，国家公权力赋予辩护人的“意见权”的量还是少之又少，且如果你要细心去读法条，你就会发现，即使在辩护律师的这种极少的能够发表意见的情境下，立法者又罗列了特殊的背景，且只有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都完全符合的情况下，辩护律师才可以行使自己的“意见权”。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各法条规定的具体环节及其相应解读。

三、具体环节及解读

我们来看第36条的规定。你会惊奇的发现此处的“提出意见”被立法者加了限制性款项的约束：“在侦查期间……，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首先，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是可以就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本条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得否为嫌疑人关于本条的前两款事项发表意见，即能否为犯罪人提供法律帮助意见？能否为犯罪人申诉、控告发表意见？能否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发表意见？

在我看来，为上述行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申诉控告乃至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通常不会涉及案件的进一步侦查活动的开展；而且从专业和国情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和侦查机关的法律素养并不十分高，因此，专业的辩护律师运用《刑事诉讼法》去侦查机关发表案件意见也不会对案件侦查造成破坏性影响。

对于159条的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的“意见权”，要注意两点。首先，从文义解释上来说，侦查机关听取律师意见的时间是在案件侦查终结前的任何一时间，可以是一次，也可以是多次；听取意见是应辩护律师的请求，但在辩护律师没有提出请求时，侦查机关认为有必要就某一问题听取律师意见的，也可以听取律师的意见，法律并不禁止这样的行为。其次，侦查终结是审查起诉的前一个环节，此时被告人已经受到了可能追诉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一旦发生错误，又没有辩护律师来纠正这种错误，拖延到审查起诉环节或者是审判环节，那么一方面会造成被告人无辜受羁押时间的增涨，另一方面势必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立法者在此环节给予了辩护律师就所侦查事实和案件真相发表意见的权利来规制这种风险，使其造成的破坏降至最低。

《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时辩护律师的发表“意见权”。这规定在了审查起诉阶段，初步显示了对审查起诉的重视，而且这是辩护律师保护被告人免受无辜裁判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案件审查阶段的控辩双方的沟通最能够影响或决定将来审判案件的走势，如在这个阶段，辩护律师若掌握有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法定刑事年龄或具有精神病等不负刑事责任事由就可以和控方进行审判前最后交涉，当然辩护律师也可以就侦查机关所掌握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以及自己掌握的案件真相发表意见。对于辩护律师这样的一种发表权，人民检察院不能拒绝听取，这是一种强制性程序事项，辩护律师想发表书面意见的还必须附卷一并上交；若直接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知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总之，应从实质上保障辩护律师在案件审查阶段能够发表意见。

182条规定的是庭前准备程序；其中第二段规定了审判人员可以在开庭前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等与审判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发表意见。很明显，这里的发表意见只能是就审判程序性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再像以前的案件终结、批准逮捕或审查起诉之前可以就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事项发表意见，这也就表明了案件已经在程序上开始为庭审做准备了。除了182条罗列的回避、证人名单及非法证据排除外，刑诉解释184条对此作了更为细致的补充规定；其中还规定了：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查起诉期间公安、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材料，是否提供新的证据，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等。但是，如前所述，所有的这些都是审判人员庭审前可以准备的工作，法律并未强制其必须走这些程序，这是因为一来不同案件审理可能适用不同的程序（有些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二来这部分的内容其实也可以完全放在庭审中解决，除了会降低庭审效率外，似乎也不会造成其他致命性伤害。

根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和死刑复核的本质一样，都是显得慎重，给被告人以说话的权利。鉴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还不完备的国情，无论是在保障被告人权益还是律师权益方面都尚有欠缺，那么就很容易发生一些错判。那么，尤其是对于死刑，这个最严厉的刑罚就应该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处理之。我认为这里“取律师的意见”既要包括对于一二审庭审的意见还要包括对于案件的事实和量刑方面的意见；总之，就是要真正做到“死刑复核全面审”。

最后一条即269条是关于对未成年犯罪严格适用逮捕措施时要求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逮捕是最容易侵犯公民基本人格权利的环节，因此，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实施也符合国际人权发展潮流；未成年人是一个独特的犯罪团体，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门的学科，这就说明未成年人具有特殊性，他不能和成年人的犯罪一视同仁。也正是因为未成年人可能在认知程度上明显弱于成年人罪犯，所以国家有必要也必须在一些刑事措施的适用上更多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切实保障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我们说《刑事诉讼法》是一份保障人权法，就在于其在程序设计上更多的通过法定程序来防止公民免受国家公权力的迫害；要想真正实现权利保障机能，仅仅规定复杂繁琐的程序往往是不够的，因此还要求立法者能够在现有程序法基础上作出符合立法目的的实质性解释而不局限于文字本身。实践证明，如果仅仅按照立法条文按部就班的去执行而不能做到灵活变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常常无法得到解决；如果不能准确的去解释条文，甚至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我们说“法律的精髓在于运用”，运用的前提在于解释。（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注解：

篇5：刑事伤残鉴定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八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扶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三十三条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仁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故意伤害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权，故意杀人罪一般较易区分，侵害的是他人生命权。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区别就比较困难：(1)故意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既遂。二者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且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2)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伤残鉴定《刑事伤残鉴定》。二者在主观上也同属故意犯罪，但客观上都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区别故意杀人罪同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就在于两罪犯罪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的故意内容是剥夺他人生命，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内容只是要损害他人身体，并不是剥夺他人的生命。即使伤害行为客观上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也往往是由于行为时出现未曾料到的原因而致打击方向出现偏差，或因伤势过重等情况而引起。行为人对这种死亡后果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完全是出于过失。因此，不能将故意伤害致死同故意杀人等同。同样，也不能将杀人未遂同故意伤害混为一谈。对于故意杀人未遂来说，没有将人杀死，并非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愿作为，而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能作为。被害人没有死亡是出于意料之外，完全违背其主观意愿的。而在故意伤害情况下，被害人没有死亡，完全是在行为人的意料之中。判断犯罪人主观故意内容、不能单凭口供，或仅根据某事实就下结论，而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全面分析案情。根据发案原因、行为发展过程、犯罪工具、行凶手段、打击部位、打击强度、行凶情节、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犯罪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致人死亡或未死亡的原因、犯罪分子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那些目无法纪、逞胜好强、动辄行凶、不计后果一类的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尽管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往往没有利害关系，犯罪人主观上也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和目的，但行为人在行凶时，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应按行为客观造成的实际损害的性质来确定危害行为的性质。致人死亡的，就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损害他人身体的，就构成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与过失致死罪的区别

篇6：刑事司法鉴定

关键词：统一管理 侦技结合 鉴定启动权 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

司法鉴定是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司法鉴定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现代随着刑事犯罪的科技化和智能化，司法鉴定对于探明刑事案件真-相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已经成为证据制度的技术基础，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司法鉴定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为推动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规范和加强司法鉴定管理工作，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决定》对加强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诉讼的需要，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也仍在不断完善。但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是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受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制约。总体来看，有中国特色的司法鉴定制度尚未真正形成，同时建立统一的刑事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阶段我国的司法鉴定领域仍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司法鉴定领域存在的问题

1、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多种管理机制并存，多头管理直接导致了“鉴侦合一”、“鉴检合一”的现象出现。

《决定》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第七条规定“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公安部在该《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下列5种对象委托的鉴定不在《决定》限制之列，公安机关鉴定机构应予受理：(1)公安机关内部委托的鉴定;(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仲裁机构委托的鉴定;(3)纪律监察机关委托的鉴定;(4)公证机关和公民个人委托的非诉讼鉴定;(5)通过指纹、DNA等数据库进行人体生物特征检索，提供有无犯罪记录查询等非诉讼鉴定，司法鉴定《刑事司法鉴定》。显然，公安机关认为《决定》所指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是指在诉讼中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公安机关所属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属于《决定》规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范畴。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有关人员认为，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含义有二，“一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实行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的制度;二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保留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提供鉴定服务”。检察机关为贯彻这一规定，“自2005年10月1日起，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一律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得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注册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业务”。

于是，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就形成了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 “三套”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管理机制。这是从旧的公检法司各行其是的管理机制蜕变出来的新的 “三套”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机制，同时《决定》规定的“侦查机关”是否等同具有侦查权的机关?如果等同，监狱也可因享有部分侦查权或存在侦查职能，以“侦查工作的需要”为借口设立鉴定机构。这样司法行政部门因《决定》“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的禁止性规定，又因其监狱属于内设部门存在侦查工作而获得“设立鉴定机构”的权力，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这样，我国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机制就更混乱了。

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系统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其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同时具有“执法者”的身份。这直接导致了“鉴侦合一”、“鉴检合一”的现象。既然司法鉴定是科学实证活动，那么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保持中立的社会角色。而这种双重身份的存在，无法从制度上保证鉴定人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安、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揭露和追诉犯罪，它们的鉴定是控方证据的组成部份，即使其做出的鉴定结论是客观、公正的，群众有时也会认为鉴定人员同侦查人员同属一个单位，缺乏回避，从而信任度下降，公信力大打折扣，影响司法鉴定的社会效果;同时，侦查机关在自己的诉讼阶段，独立地进行鉴定，也容易导致司法鉴定的暗箱操作，容易造成司法不公。

2、侦检机关垄断鉴定启动权，当事人无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