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精选十篇）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1

一、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率较低, “19个刑庭中有9个刑庭没有证人出庭, 没有刑事证人出庭的法院占调查样本的近一半, 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为26起涉及68名证人, 以全部6810起刑事案件为基数, 证人出庭率仅为0.38%”这个调查组得出的较为有价值的证人出庭率, “实际出庭的案件数量和筛选的案件总量 (即刑事证人应当出庭的案件数量) 之比为3.98%”。一些法院检察院得到一些数据, 刑事证人出庭率在5%~10%之间。如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在2%~5%, 烟台中院审理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为1%,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件258人, 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 占总数的4.3%, 1999年该区共起诉刑事案件196件, 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很容易看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了证人证言作用的发挥, 对审判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一) 思想文化原因

证人不出庭作证, 其原因很复杂, 与之最相关的要数传统的思想文化, 尚礼、鄙诉、重刑、轻民, 直接的表现是中庸之道、隐忍退身的厌诉、耻诉的心态, 这种心态是人们不愿作证的惯性思维。亲亲相隐的传统法律思想, 也影响着人民诉讼意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边的人, 特别是其近亲属和其它家族成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了解, 能掌握他们一定的活动情况, 让这些人作刑事证人, 被告人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他们心理上很难接受。

(二)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法律,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没有规定证人有出庭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人的义务。”没有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性措施, 没有规定刑事证人出庭是其法定义务。但有这样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最高院解释》) 第123条规定:“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传唤或者通知未到庭, 不影响开庭审判的, 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这为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证属实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 应当当庭宣读。”《最高院解释》第58条规定:“对于出庭作证的证言, 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 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定后, 才能作为定案件的根据;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当庭查证属实的, 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的规定, 趋向于出庭作证, 但同时又允许书面证言的存在, 立法上就相互矛盾, 规定较不明确。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构想

(一) 证人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其实在我国证人不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是指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的第三人。

证人标准是指设立一定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的证人必须出庭或者不必出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有缺陷或者年幼, 不能辨别是非, 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不能作证人”;《最高院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 (1) 未成年人, (2) 庭审期间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 (3) 其证言对案件不起直接作用的, (4) 其他原因的。”其实还可以再划几个标准, 符合标准的人不必出庭: (1) 证人证言被双方认可的或持证明相同事实证言的证人, (2) 庭审前展示的证人证言都没异议的, (3) 庭审期间证人死亡的, (4) 因自然原因、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出庭的。法院根据法定标准有权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 法官可以拒绝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的不合理请求, 将出庭人员控制在必要限度内;对应当出庭而没有其他合理理由不出庭的证人的证言, 法官排除其书面证言的证明效力。

(二) 证人出庭的强制性措施

1. 通知书送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 证人的通知由法院负责。但实际上控诉双方也有通知证人出庭的。应当把法律落实到实处。控辩双方只有向法院提出请求权, 没有通知证人出庭权。法院拒绝要求证人出庭请求的, 可以申请复议一次。通知证人出庭的方式一律用书面送到方式, 其他方式的通知证人可以不出庭。

2. 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

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证人出庭作证有以下共同点: (1) 对于证人出庭保障一般都以强制措施为保障, 并且法律明确将强制性规定与相应的惩罚性措施并举。 (2) 根据违反作证义务的程度规定不同等级的惩罚措施。第1点说明证人出庭作证要落实, 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相伴随。第2点说明罚当其罪, 惩罚不能一刀切, 应当体现相应的层次性。英国法律认为有作证义务而拒绝作证的, 应处蔑视法庭罪。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 证人依法传唤而不到案的, 可以命令他支付由于不到案而支出的费用, 并处以罚款。在其不能支付罚款时, 可以处以六个星期以下的拘役。

我国很多学者都提出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根本在于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正, 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正当理由不出庭是对法律和国家利益的蔑视, 法律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应参考国外立法, 从立法层面上, 明确规定该出庭的证人不出庭作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 出庭证人的人身保护

有关机构进行了调查, 如果你不会或者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 主要原因是什么。有2923人参加, 其中“担心受到打击报复”这一选项的选择率最高, 为79%。证人出庭作证往往顾虑重重, 害怕自己和家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遭到损害。这是我国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有效的保护证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又棘手的问题。

1. 我国目前有关刑事证人保护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或者报复, 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治安处罚。”《刑法》第307、308条, 规定了阻止、报复证人作证的定罪量刑。

2. 当今国外证人的保护制度

美国1971年出台《证人保护法》, 1984年又制定《证人安全改革法案》。美国通常的做法是为证人设计一个匿名身份, 帮助其在一个新城市里生活, 对高危的证人24小时保护。英国早在1892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德国为了保护证人其要求卧底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澳大利亚1993年颁布了《证人保护法》。荷兰对某些犯罪的证人, 采取特殊的技术手段, 如证人在专门的证人室作证, 声音经过波段处理。

3. 国际公约中的规定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就证人保护规定: (1) 各缔约国在其主权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 为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并酌情给其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保护, 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 (2) 在不影响被告人的权利包括正当程序下, 本条第一款所述措施可以是: (1) 制作向此证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序, 如必要时将其转移, 适当情况下不允许提供或限制披露有关其身份和下落的情况; (2) 规定可允许以确定保护证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证据过则。如允许借助于视像连接之类的通信技术过其他适当手段提供证言。

4. 通过国内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 保护证人人身安全, 可

以设计让证人“秘密”作证的模式, 即能保证司法公正证人又能完成出庭作证义务, 还能保障证人的安全。刑事证人“秘密”出庭:证人出庭时不公布其真实身份, 另外在法庭旁边另设一房间, 设立证人席, 通过音像技术, 法官、控诉双方能听见其证言, 也能向证人询问、质证。还可以通过技术方法改变证人的声音波段。法院为证人的身份保密, 控辩双方只能听到证人声音不能看见其面目。从另一面考虑, 加大对威胁、报复证人的打击、处罚力度。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 应当从重处罚;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 刑诉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对证人与其近亲属给予同等保护;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

(四) 出庭证人拒证权和豁免权

赋予证人拒证权和豁免权。法律本身是为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 如果他违背了这一规则, 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和证人权益等保障的考虑, 而赋予证人依法拒绝与本案有关的信息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及提供相关证言的权利, 具体可分为亲属拒证权和职业拒证权。在我国职业拒证权暂设给心理医生和律师。

四、结语

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 有其渊源的历史原因, 但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没对此作出系统的、合理的、可操作的规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 我国法治建设将臻于完善。本文立足于规定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为其法定义务, 同时赋予刑事证人相对应的权利, 使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体系完善、内容完整、责任明确、操作性强。

摘要：刑事诉讼案件中, 证人出庭作证, 对查明案件事实, 正确定罪量刑都有重要作用, 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阻碍了客观的诉讼价值追求。要发挥刑事证人证言的作用, 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刑事证人作证保障制度。然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尚未完善, 存在不少缺陷。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完善,立法构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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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2

摘 要

在我国立法建设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下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尽管最近几年的证人出庭作证率有所上升，但是其仍然难以满足司法建设的要求，难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然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有多种的，其中就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尽完善、我国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有消极态度、证人对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以及特殊案件的证人对自身问题的考虑等。因此，在以后的司法建设当中，我国应当更加积极地改变这些原因，找寻到相应的对策，并最终为完善我国司法建设奠定更加优良的基础。

关键词：证人　　出庭作证　　证人保护制度

目 录

引 言 1

一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分析 1

1.1证人出庭作证率低 1

1.2 证人出庭作证背后存在诸多乱象 1

二 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分析 2

2.1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尽完善 2

2.2 我国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有消极态度 2

3.3 证人对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 2

2.4 特殊案件的证人对自身问题的考虑 3

三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3

3.1 保护证人是我国人权保障的要求 3

3.2 保护证人是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要求 3

3.3 保护证人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4

四 完善我国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之建议 4

4.1 确定证人保护的责任机关以及相关责任 4

4.2 完善证人保护的保护 5

4.3 完善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5

结 论 6

参考文献 7

引 言

在我国司法体系建设的过程当中，证人对于案件的侦破和审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证人出庭作证率非常低，特别是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民事诉讼这三大类案件当中的出庭作证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然而，造成这些乱象的原因有很多种，大大地阻碍了我国司法体系的建设，大大降低了我国法律的效力以及公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建设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我国更要在现阶段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以习总书记谈话精神作为指引，以伟大的中国复兴梦为建设目标，不断积极探索证人保护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并最终实现我国司法体系的完善。

一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分析

1.1证人出庭作证率低

现阶段，我国案件当中的真个人出庭情况如下：一是证人出庭作证数相比之前并无较大改观，依然非常少；二是大多数人们法院出庭作证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比例依然很低，仍旧达不到5%；三是在法院不断地要求和国家不断地鼓励之下，能够真正到法庭出面当庭作证的人数仍然非常之少。

1.2 证人出庭作证背后存在诸多乱象

就当前来看，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仍然比较低下，然而，这种现象的备后却是更多不容乐观的乱象。很多证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意或者无法出庭作证。不仅如此，就是在这些出庭作证的证人当中，其出庭作证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有的是因为与当事人存在着家人、亲属等非常紧密或者特殊的关系，有的是为了同当事人以其获得一些不法利益，有的是迫于当事人在背后的威逼利诱，等等。这些情况就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时，其主观意向存在着一定的偏袒意识，更有甚者会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来做出对某一方有利的证词、证言等，对我国司法公正以及当事人的权益都造成了较大的损害，更损害了法院等政府机构在公众心中的形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由此可见，尽管企业不乏很多坚守正义公正的证人，但是现阶段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乱象实在令人堪忧。

二 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分析

2.1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尽完善

我国诉讼法规定的“有异议”、“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规定都较为模糊，更多的由法院进行自由裁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给予法官过大的空间，可能会沦为一种放纵，违背了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以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目标。

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当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也仅仅是走个形式，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也没有规定如何强制证人出庭，以及强制证人出庭的程序、确定适用的强制措施等，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无从着手，以至于忽视了此项规定。

2.2 我国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有消极态度

从近几年的诉讼案件受理情况分析，诉讼案件每年约成10％左右的递增趋势，而诉讼法官数却基本保持不变，因此，法官的办案压力只增不减。为应对越发严重的“案多人少”矛盾，各地司法机关均采取“快审快结”的方式办案，来提高办案效率。对法院而言，尤其是对基层人民法院而言，80％以上的诉讼案件都有证人证言，复杂的案件或团伙犯罪案件的证人证言甚至达几十个，要想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案件当中提升证人的出庭作证率，就会使得法院等机关的工作量大大提升。

对公诉方而言，如果证人出庭推翻、改变侦查阶段提供的证言，庭审中很有可能出现难以及时应变的被动局面，相反，在庭审中提供书面证言的简便易行且证言固定易于掌控，不会出现翻证情形。因此，公诉机关对证人出庭保持着一定的消极态度，公诉机关有一定的不情愿证人去出庭作证的态度，将证人出庭作证视为诉讼活动中的“风险”。对法院而言，证人出庭作证可能改变证言导致庭审进程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组织当庭质证、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法官对证人的询问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对法官也是一种考验，因此很多法官也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

3.3 证人对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

“和谐”作为儒家的重要的价值之一，也是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和道德理想。联系到司法领域，即是中国传统中的“无诉便是德”的观念，在中国人观念中，大部分认为进行诉讼是一种有违礼仪的行为。这种观念从古代一直影响到今天，造成大部分人对诉讼仍然保持一种排斥的态度，不愿意介入诉讼纠纷之中，不愿意出庭作证。同时，受儒家文化中“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怕遭到打击和报复，怕惹祸上身，所以，非常多的人即使是对案件真是情况清楚了解，也不愿意出庭作证，以求保证自身安全[1]。然而证人的权利时常得不到保障，得不到保护，使得大部分人们对司法机关产生了排斥心，故意避免出庭作证，不愿出庭作证。

2.4 特殊案件的证人对自身问题的考虑

在一些案件当中，有一些证人本身就是犯罪人员，而指正其同伙的证人也只有这些“污点证人”。通常情况下，这些污点证人只要不是法院强行将其押解进行庭审，其是不会主动地去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因为其本身也是犯罪人员，也需要得到法律的惩罚，而其为了躲避这样的惩罚，是不会主动出庭作证的。这使得此类证人几乎没有主动出庭作证的可能[2]。

三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3.1 保护证人是我国人权保障的要求

证人，除却其在法律意义上的地位之后，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着和现实中普通人一摸一样的心理，和普通人一样的需要安全感。因为刑事诉讼案件通常会比较严重，这就让证人受到伤害的几率和程度大大增加。因此，要想证人对刑事诉讼案件进行出庭作证，就必须施以更加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当中，除了保障刑事诉讼中证人的人身安全，更对其经济方面进行了更加强有力的保障，这样的保护就能够很好地体现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正在逐步的完善，能够不断地借鉴国外的完善经验并获得长足的发展。在证人出庭作证的那一刻，证人及其近亲属就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由此可见，证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利获得国家对其实施的任何形式的保护。而当证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国家有义务而且必须对其受到的损失或者侵害进行赔偿以及补偿。

3.2 保护证人是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要求

刑事诉讼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表明了正当合理的诉讼程序一定是公正严明的。如果说保护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是证人敢于去出庭作证的强力保障，那么证人出庭去作证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合理切高效率进行的强大支撑。证人出庭作证非常有利于准确查清楚案件的真实情况，正确使用法律以更有效的打击犯罪，维护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合法的权益，同时也有利于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平公正[3]。证人对整个案情的真实情况把握，使司法机关对案情有更直接的了解与认识，通过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准确的运用法律，去做出最公正的判决。当然，证人的证言是否属实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考验，这包括裁判者的依法询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依法质换证据过程，才能作为最后的证人证据加以采用。但这些程序的前提是证人能够出现在法庭作证，否则证据的真实有效性将获得质疑。因此为了保证进行的是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刑事审判，对刑事证人的安全保护显得非常重要[4]。

3.3 保护证人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即便在传统的厌诉价值观影响下,证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参与诉讼活动,但是由于每一个人都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社会每时每刻传达给个人庞大的信息量,在个人所承受的这些信息中,可能就有一些对于案件事实具有证明力。换言之,由于证人的特殊属性,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有成为不同案件的涉案证人的可能,且这种可能性是不会因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5]。证人作证可能会对于个人的人身或财产产生不利影响,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证人的前提下,同理,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因作证行为而产生的人身或财产损失。证人保护制度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一定是针对特定案件的特定证人。但是,由于证人的社会性,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和有效实施,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群体性效果。强有力的保护制度做后盾,就促使更多的人愿意出庭作证,从而改变了厌诉的心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人们更积极地参与到诉讼活动中來。证人保护制度所传达的正能量,就能够通过由特殊到一般,由部分到整体的联系,从而能使整个社会的风气焕然一新。

四 完善我国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之建议

4.1 确定证人保护的责任机关以及相关责任

（1）保护证人的司法机关的确定

根据我国诉讼法条文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都有责任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可是从实践来看，三个机构之间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保护转移交接的机制，难以有效地保护证人的权益，所以需要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三个司法机关中明确的规定证人的保护机关[6]。只有在法律上有可依照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义务的承担才能落到实处。

(2)责任机关保护不力的责任承担

要有效的保护证人、打击犯罪就必须制定保护不力的问责机制，将证人保护失职的责任直接落实到个人。对于应当采取保护措施而没有采取的，保护机关的负责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由于疏忽或者保护不力而导致证人受到伤害的，保护人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等。证人因为作证行为而受到伤害的、造成损失的，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由保护机关进行赔付。

4.2 完善证人保护的保护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的程序非常不完善，然而，程序是保障证人权利实现的最有效途径。我国的刑事证人保护程序应该包括：申请程序、审批程序、执行程序。申请程序是保护证人程序的开始，也是保护程序能否启动的关键，因此应当赋予相关人员申请保护的权利。在相关人员提出申请后，负责保护证人的机关单位应尽快的对案件进行审批，对于审批应当保护的证人，双飞应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标明保护方式、保护期限、保护级别等内容。证人的保护期间应该与证人的保护程序相适应，贯穿诉讼程序的始终。可以根据需要或者受保护人的要求，对受保护人执行保护手段。

4.3 完善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1)关于证人补偿的具体实施机关

我国诉讼法中并未没有明确的规定证人经济补偿的支付单位，致使实践中可能出现证人的经济利益被忽视的情况。为保障证人的经济利益，证人可根据其作证所处的阶段，分别向负责该阶段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对于审判阶段去出庭作证的证人，国家应该去设立证人出庭作证的专项资金去维护证人的利益。

(2)关于证人补偿的标准

在我国不同的省份和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且证人的经济收入水平也相差较大，因此，我国对于证人的补偿标准也应当尽可能的有所差异，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证人所从事的职业进行补偿标准的设定，且要对证人的差旅费、交通费等进行补偿，更要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进行经济上的奖励，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经济上进行保障[7]。

结 论

解决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现状，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要从完善证人的保障制度做起，鉴于证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证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诉讼法中的证人保护制度已经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我国的证人制度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建立健全证人制度,对于我国的证据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我国证人制度时,要在结合我国国情自身情况的前提下,同时充分吸收域外发展此制度的宝贵经验和理论精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从而解决现如今发现的问题。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发展现状之下,用创新思维,富有创造性且实用性的进行完善措施的探索,才能使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不断的发展,带动整个证据制度的顺利司法改革,进而在完善诉讼法中的证人保护制度的同时,良好的去解决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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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3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保护；补偿；完善

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及缺乏对证人的保障机制，在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十分低，特别是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因重要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进行了完善，不仅规定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出庭作证的义务，新增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还特别制定了对证人的人身安全及经济补偿等相关制度，这些新规定对于完善辩护制度以及改善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

（一）受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

1.传统思想观念影响

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主张“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使我国民众大都有着不愿被牵扯进官司的心态，而且我国又是一个熟人社会，证人出庭作证往往担负着沉重的人情压力；特别是发生在农村中的刑事案件，证人都与案件双方当事人不是邻居就是有着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在生活中的联系较为密切，一旦出庭作证，势必会得罪一方当事人，对自己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这些都是直接导致证人不愿意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中，不愿意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

2.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由于我国民众尚缺乏法治信仰，普遍认为出庭作证不仅会遭到被指控一方的怨恨甚至打击报复，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出庭作证还要在法庭上接受公诉人、被告人、律师及法官的询问，思想压力大，又要占用自己的时间，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些损失又难以从司法机关获得补偿，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从自我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能够接受侦查机关的询问提供证言已算极限，再让其主动出庭作证的概率就变得十分渺茫。

（二）受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

1.大量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做了规定，即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等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适用条件范围拓宽，基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符合条件的均会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建议，而法院基本上都会采纳，又因被告人对指控其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故证人都不再出庭作证。

2.司法机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首先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其中也包括证人证言。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一旦证人出庭作证，就会让指控犯罪面临变数的风险，证人曾向侦查机关所作的书面证言在庭审中与被告人对质时就有被推翻的可能，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指控工作陷入被动。因此检察机关为顺利指控犯罪，减少法庭变数，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态度不积极。其次从法院的角度来分析，当前法院存在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等实际困难，每个案件都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势必导致审理案件时间的延长，降低办案效率。实践中，法官已习惯将审理书面证言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对那些没有争议没有必要的不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3.证人当庭作证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证人向侦查机关所作的证言一般是在案发不久，受外界不良影响少，对案件事实发生的认知和记忆更为清晰全面，更为接近事实真相。而证人在开庭审理时所作的证言，历经从侦查、起诉到开庭审理有数月之久，此时证人对案件事实的记忆一般会趋于模糊、残缺，更有可能在此阶段中遭受到被告人及其家属施加的压力，对如实作证产生顾虑，在此情况下所提供的证言，在可信度上就会遭到质疑。鉴于此，司法机关往往更愿意采信侦查机关所作的书面证言。

二、新修改的刑诉法在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针对1996年刑诉法中对证人出庭制度规定的不足，通过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强化证人保护、明确证人作证的经济保障三个方面的规范，初步建立了争议案件关键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这些关键条文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在一些不足。

1.证人出庭与不出庭作证产生的法律效力相同

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对证人出庭作证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明确出庭作证是证人作为普通公民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但新刑诉法同时又规定证人出庭时所作的言词证言与公安机关依法取得的书面证人证言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便成为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理由和借口，也是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根源所在。

2.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不够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关键是靠自身觉悟，能够自愿出庭作证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那些有争议的案件如果一味强调对关键性证人使用制裁的方式迫使证人出庭作证，其结果不仅不能保证出庭率，反而容易引起证人反感，作出与公安机关取得的书面证言相反或含糊其辞的证言，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3.对证人保护的规定不足

是否会遭到案件当事人的报复是证人出庭作证最担心的问题，虽然法律将公检法这三个单位规定为保护证人工作的主体，但案件在经历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时期时，究竟具体应该由哪一个单位来承担证人保护责任，如何进行分工以及如何开展证人保护工作没有明确规定，就不能从根本上为证人的安危提供充足的保障。同时，证人保护范围偏窄，除本人及近亲属外，对与证人有密切联系的人不在保护之列，自然难以消除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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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证人获得经济补偿权难实现

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所规定的经济赔偿，仅是针对证人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没有规定鼓励性奖励措施。因权利义务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另刑诉法规定经济补偿由证人向司法机关申请获得，但具体应该向公检法的哪一个单位申请，应该获得多少补偿才算合理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证人可能无法行驶获得补偿的权利，打击证人作证的积极性。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建议

1.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以侦查机关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导致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材料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过于依赖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法官在庭审中也只关注公安机关取得的书面证言，而证人即使不出庭作证也不会影响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从观念上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转变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使侦查活动服务于审判活动，提升审判活动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使审判时双方所进行的质证、询问、提供的证据等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才能促使司法机关主动积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2.进行普法宣传

针对民众对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履行率不高的现状，必须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要引导群众接受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通过对出庭证人给以物质层面的补偿，更要许以精神层面的奖励，以实际行动来倡导公民主动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积极主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除此以外，还应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证人、保障证人权利及人身安全的风气与意识。通过社会公众对待证人态度的转变，来引导证人态度发生转变，由被动变为主动，形成社会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支持法院庭审活动的良好风气。

3.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拓宽保护范围

可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完善对证人作证的司法保护，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规定司法机关在证人保护方面应该要履行的职责。同时为避免公检法三部门在保护证人方面进行互相推诿，可设立一个专门保护证人的组织机构，由具有相关专业及能力的人才组成，专门负责对证人的保护工作，同时积极配合公检法部门的相关工作，以缓解公检法部门的压力。而在证人保护的对象及范围上，也不应仅仅局限于证人本身及其近亲属，还可扩宽到与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比如恋人、朋友等，这些人因与证人关系密切，一旦证人出庭作证，也会使其陷入到危险中。

4.细化出庭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针对新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出庭证人的补偿制度不够细化，建议应当详细规定出庭证人行使求偿权的程序及救济途径，比如在证人出庭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就应当将其享有申请补偿的权利如实告知并予以解答提出的疑问。并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后实际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应向司法机关的哪个部门申请补助、申请程序以及得不到合理补助后的救济途径，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证人在出庭后是否应当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给予相应补助也要予以明确。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4

一、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的原因

(一) 证人出庭制度的立法不健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第1款同时也规定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这种义务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移送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均有体现, 可谓贯穿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但是法律制度的规定还是存在缺陷的, 体现在没有规定对于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人的惩罚措施。这就使得证人产生这样的思想:“即使我不出庭作证也没事, 完全是出于我的自愿。”

(二) 对于证人的保护制度不完善

对证人权利保障的缺失是导致知情人不愿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例如:很多证人出庭作证, 被告入狱都会叫嚣“等我出来, 一定会找你算账的!”如果被告的入狱时间较短, 则会给证人的家庭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出庭作证。

(三) 对证人的补偿力度不够

证人出庭作证不仅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 而且还会因交通、住宿等原因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而事实上, 证人因作证而获取补偿的情况绝少发生。

对于以上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做出了相应的改革:新刑诉法第187条规定了证人的强制出庭作证: (1)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证言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 (2)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 (3)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案件的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第188条又规定了, 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外, 证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后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新刑诉法第63条规定了对证人出庭费用的补助, 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关于补助的标准, 立法没有加以明确。这样司法机关就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具体的操作。法律规定的是“补助”而不是“报销”, 在实际操作中不得以证人没有发票、发票不合格等为由拒绝给予补助, 更不得因证人未按司法机关意图提供证言而拖延、克扣或拒绝给予补助。

但是, 此项规定还是存在弊端。首先, 对证人出庭后拒绝作证表现的规定不明确。新刑诉法188条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理解较为容易, 但是“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表现需要进行明确。证人常常以“不知道、不清楚”等理由搪塞。这样不利于法庭的审判, 也会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

其次, 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主体过于狭隘。新刑诉法187条第2款规定了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但是, 我觉得只限定于人民警察这一主体还是片面的。

新刑诉法的第二个亮点就是证人的保护制度。使得在证人保护制度上不再是空白。

二、新刑诉法中的证人保护制度

(一) 加大了对证人的保护力度

近年来, 我国不断地加强了证人的保护力度, 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许多对证人保护的案例。如1998年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职务侵占案件时就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了全程的保护。新《刑事诉讼法》第61条沿用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除此之外,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62条, 出现了一些对证人保护的新亮点。 (1) 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 对证人实施特殊的保护措施。因为这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大, 证人的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易受到威胁和报复。因此, 公检法机关要特别加大对这类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 (2) 对特定案件的被害人、鉴定人规定了特别的保护措施。不仅以上的几类犯罪, 其他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中也存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打击报复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反映出了证人保护对象范围的扩大, 也印证了对证人保护力度的加大。 (3) 此外, 在具体的保护措施中, 不暴露证人的外貌及真实的声音, 不公开个人信息, 包括在起诉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中不公开个人的信息。 (4) 需要有关的单位及个人的积极配合。例如, 个人就应该自觉履行不侵犯他人隐私的义务, 新闻媒体不能为了新闻的亮点违背基本的职业道德故意泄露他人的基本信息等等。

(二) 规范询问证人的程序

无论是在现场询问证人还是在证人所在的单位、住处或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询问, 都应该出示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的文件及证件。那么?新《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有什么好处呢?这三种询问方式都是单独地对证人进行询问, 可以排除外界对证人作证的干扰, 有利于获得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虽然加大了证人保护制度, 但是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证人保护对象单一。在新刑诉法中, 值得肯定的是将证人及其近亲属都纳入了证人的保护对象范围。但是, 实践中, 证人的顾忌是多方面的, 近亲属只是其中之一, 不能只考虑到亲情, 可能还有友情、爱情等多方面的感情。另外,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笼统性, 这就导致了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只停留在制度的层面, 很难以落到实处。

三、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应有的做法

(一) 扩大出庭作证的主体

新刑诉法中新增了人民警察这一主体, 但显然这是过于片面的。立法规定人民警察就其在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作证, 说明警察是在履行职责中目击的犯罪情况, 那么对犯罪情况执行职务的行为就是一种侦查行为, 即人民警察在侦查犯罪活动中目击的犯罪情况, 其属于“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符合有作证义务的规定。由此, 对职务犯罪侦查的检察工作人员如果在侦查活动中目击犯罪, 难道法律就对其没有约束?不强制其出庭作证?所以, 我认为, 国家立法还应该完善此项规定, 不仅是人民警察, 对国家的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都要作出具体的规定。

(二) 适当放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对象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的对象应适当放宽, 当然也不宜过宽, 保护范围过宽会加大司法成本。在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的基础上, 应将保护对象界定为:证人;证人的近亲属;与证人有特定利益的利害关系人。

(三) 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关

美国在司法部专门设立了证人安全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 我国的证人保护机关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从这可以看出我国是不同与外国的单一机关保护而是三个机关共同保护。虽然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保护的力度, 但是更容易造成职责分工不明确、工作时互相推诿, 最终难以保护到证人的利益。我国应效仿国外通行的做法, 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篇5

申请人：XX，男，汉族，年

月

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住XXXXXXXXXX。请求事项：

请求法院依法传唤证人XXXX出庭作证。事实与理由：

贵院受理的XXXX诉XXXXXX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院业已立案受理。证人XXXXX系被告爷爷，了解此案件的详细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XXXXX出庭作证，证明该案事实情况，请予以准许。

此致 XXX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证人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研究 篇6

［关键词］ 证人;出庭作证;可强迫性;比较考察;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3-0053-(05)

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统计,2000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审理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10％左右,约有90％的证人没有到庭作证。更有甚者,某县1992—1996年共审理了民事案件1 537件,其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为1 396件2 380人,结果竟无一人到庭作证。［1］证人不出庭,一方面导致争讼事实真相无法查明,当事人的权益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探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强制证人作证的制度。

一、证人作证的可强迫性法理

通常认为,证人是观察和体验到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并向法院作证的案外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将“证人作证的资格”(competency)与“证人作证的被迫性”(compellability)联系起来,认为凡是有作证资格的人,原则上都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凡是负有出庭作证义务的人,原则上都有作证的可强迫性。例如,英美学者认为:“当一个人具有作证的能力时,就负有被强制作证的义务,如果证人经法庭合法传唤而拒绝出庭作证,将被视为藐视法庭而理应受到刑罚制裁。”［2］大陆法系学者认为,“证人是指向法院自述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的诉讼第三人。服从我国裁判权的人一般都有作为证人的义务。当法院因某一案件向某人发出适法的传唤时,其具体的出庭义务、宣誓义务、自述义务便随之发生。若无正当理由而拒绝的话,便会受到制裁。”［3］

证人与讼争事实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那么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根据何在?笔者认为,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是合理的:

第一,协助司法解决纠纷是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早期的人类社会一度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之中。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和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力,甚至可以杀死他人和强占他人的财产,而不存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是非问题。但其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混乱不堪。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4］5于是,理智的人类选择了在他们之间达成一项社会契约,即每个人都同意把个人全部权力中的一部分转移给一个组织——国家,由国家统一管理社会事务。但条件是:每个人都必须放弃其根据本性为所欲为的权力;在发生争端时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每个人都应当在不危及其人身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互相帮助和提供方便——这些被霍布斯宣称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5］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在社会成员发生争端并求助于国家的司法解决时,其他社会成员给予协助、提供方便是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这种义务源自社会成员对一个有序运转的社会秩序的渴望和尊重。

第二,证人作证是法治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现代法治国家禁止私力救济,因此当发生争议时,应当向代表国家的法院请求解决。在司法审判中,如同每个公民都负有纳税的义务一样,向法院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公法义务。而且,这一义务并不局限于一国公民,凡是服从一国裁判权的人都有为该国司法审判活动提供协助的义务。正如台湾学者陈朴生所指出的那样：“证人,系陈述其过去所观察之过去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故一般国民,均有作证之义务,其国籍、经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如何,并非所问。”［6］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既然代表了人民意志的法律为某类人设定了义务,他们就应当依法履行;如果他们拒绝履行,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强制和制裁,否则正义就不复存在。正如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言：“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4］168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证人作证的法律义务属性决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是可以强迫的,强制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手段。

第三,证人作证是查明真相和解决纠纷的客观要求。法院解决争议活动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发现事实真相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基础之上的。诚如美国法学家贝勒斯所言：“法律程序的内在目的是查明真相与解决争执。”［7］证人是诉讼中重要的证据来源,这种证据来源还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的特性:证人证言的最终形成依赖于感知、记忆和表达等特定证人的个体生理功能,其提供证言的行为具有典型的“不可替代性”。如果证人拒绝作证,就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的流失,有时甚至直接导致具体案件的关键事实无法得以认定。而且,证人不出庭作证,也违反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为这势必剥夺对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辩论、质证的权利,并使其对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感知了案件事实的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证言,当其拒绝作证时可以强迫其出庭作证,这是证人作证可强迫性法理的事实根据和理论前提。

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比较法考察

(一)英美法系的理论与实践

英美法系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形成,与1603年发生的雷利夫勋爵叛国案有着密切关系。在该案中,英国著名政治家沃尔特•雷利夫勋爵被控叛国,主要证据是证人克巴姆的书面证词,雷利夫在审判中多次要求传唤证人出庭与他对质,但遭到了法官的拒绝,最后陪审团根据证人的书面证词判处雷利夫死刑。该案在英国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开始认识到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危险性,以至于有一位法官如此评价说：“英国的法律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给沃尔特•雷利夫爵士定罪这样的轻视和损害,如果让他做一次公平的审判,他将宣布雷利夫无罪。”［8］此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在英美普通法上逐渐得以确立。

英美法上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证人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出庭作证的,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根据英国1999年《民事诉讼规则》,如果证人违抗法院签发“证人传唤令状”(Witness Summons),法院可酌情作如下处理:(1)可以责令该证人承担因其拒绝接受询问而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2)可以藐视法庭罪判处监禁。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吉利斯(Peter Gillies)认为,作为普通法上的一个原则,任何一个有资格作证的人同时就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种作证义务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也就是说,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他将被指控犯有藐视法庭罪而受到监禁。［9］以经济制裁和追究刑事责任作为保障机制,使得英美法国家证人出庭率出奇地高。

第二,证人在不出庭的情况下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这涉及英美法上享有盛名的“传闻排除法则”(Hearsay Rule)。所谓传闻,是指证人在法庭之外所作的、用来证明诉讼中待证事实真实性的陈述。传闻证据应当排除,这主要是因为无法对传闻进行有效的质证。英美证据理论认为,为了让证人提供最好的证言,证人应当按如下方式作证:(1)宣誓;(2)亲自出庭,使事实审理者能观察到证人的言行举止;(3)证人经受法庭上即时的交叉询问。“传闻之所以被排除,是因为它不能经历这三种方法的考验,难以确保其真实性。在这三者中,不能经受法庭上的交叉询问是排除传闻最重要的理由。”［10］

第三,证人不仅被强制出庭作证,而且被强制要求提供真实的证言。为了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英美法上设置了两种机制:一是证人在作证之前都被要求宣誓或者郑重陈述,此为预防机制;二是对作伪证的证人追究刑事责任,此为惩罚机制。例如,英国法规定,除儿童、小额诉讼案件等特殊情形外,其他案件中证人必须以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方式作证;证人拒绝宣誓的,视同拒绝出庭作证。如果证人在宣誓或者郑重陈述后提供虚假证言,将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加拿大刑法典》第120～121条规定:在司法程序中作证,明知其证据不实而故意导致审判错误、提供不实证据的,是伪证罪;对伪证罪处14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大陆法系的理论与实践

大陆法系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是在对中世纪“纠问式”诉讼模式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纠问制”的诉讼模式,法官一般直接根据调查官所作的书面笔录做出判决,而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辩论活动,这种做法称为书面审理主义或者间接审理主义。诚如德国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审判法院或者接受“卷宗移送”的有权部门,仅仅根据审判法官的卷宗便做出裁判。他们依据从未亲耳听到的证人证言,对被告人进行判决。被控告一方不正常的举止,紧张和愤怒的表情,证言陈述中不情愿的停顿,所有这些细微区别和难以描述的状况,在单调呆板的官方纪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恢复旧的意志的言词审判,才能弥补这一缺憾。”［11］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和立法来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在批判间接审理和书面审理主义的基础上,大陆法系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 所谓“直接原则”,是指法院的判决只能由直接参加法庭调查、听取法庭辩论的审判人员亲自做出——这强调的主要是审判主体对审判过程的亲历性。所谓“言词原则”,是指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法院的诉讼行为(特别是质证、辩论、证据调查行为)都必须以言词的方式进行。言词原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不经言词辩论不得为判决;第二,只有通过言词辩论得以陈述和显示的内容,才属于判决的材料。［12］因此,由证人在法庭上就其感知的案件事实作口头陈述,是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审判活动中证人作证的基本方式。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与英美法上的“传闻排除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从积极的方面要求证人当庭提供证言,后者从消极方面规定证人非当庭提供的证言不得采纳。

第二,证人出庭作证被视为是一项公法上的义务,违反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大陆法系有公法与私法之分,诉讼法属于公法,将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视为公民对国家司法负担的一项义务,是大陆法系的一般观念。”［13］证人违反了该项义务,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如听取证言实为必要,应传唤其到庭,费用由其自负;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以及无合法理由拒绝作证的人,应科处100法郎以上10 000法郎以下的罚款;能证明自己在确定日期确不能到庭作证的,应免受处罚和缴纳传唤费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0条规定,对于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到场的证人:(1)法院可以不经申请而命令其负担因不到场而产生的费用;同时可对其处违警罚款,如果不缴纳罚款可以科处违警拘留;(2)如果证人经再次传唤不到场,即再次给予违警制裁,也可以命令拘传到庭。值得注意的是,两大法系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制裁手段有所不同,大陆法系侧重于命令承担诉讼费用、罚款、拘留或拘传,而英美法系侧重于命令承担诉讼费用和追究刑事责任,后者的威慑力度相对来说更大。

第三,大陆法系国家也普遍要求证人作证前应当宣誓,且对作伪证者可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91条规定:“法院考虑证言的重要性,并且为了使证人做出真实的证言,认为有必要命证人宣誓时,在双方当事人都未舍弃宣誓的情形下,证人应该宣誓。”《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1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207条第2款还规定:凡是不能提出正当理由而拒绝宣誓的人,均视为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对其可处以100至10 000法郎的民事罚款。另外,《法国刑法典》第434-17条规定:向任何法院或者任何执行另一法院之委托办案的司法警察宣誓后作伪证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假宣誓的,处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在伪证追究刑事责任这方面,大陆法系于英美法系的做法是基本相同的。

三、中国证人作证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思路

(一)中国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6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是指有下列情形:(1)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按照这些规定,除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因特殊困难经法院许可不出庭的人以外,其他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不到10％,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里面既有诉讼文化的因素,也有制度不健全的因素。

1.证人对出庭作证的法律义务缺乏正确的认识

分析证人拒证的原因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但从证人拒证心理的角度更有利于揭示问题的本质。通过对民事经济审判中证人作证状况的调查,发现影响证人作证的因素按其重要程度依次是:(1)认为案件与自己无关,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对错、少说为佳的态度,不愿得罪任何一方当事人;(2)害怕当事人打击报复,认为作证会吃亏;(3)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如同事、同学、朋友、亲属等,害怕出庭作证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4)证人被当事人贿买、威胁、利诱而作伪证,因此不敢接受法庭调查、质证;(5)证人被收买、利诱、威胁后知情而拒不作证;(6)出庭作证耽误时间,影响经济收入而拒绝作证;(7)证人不认为或不知道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定义务。［14］

上述调查表明,证人考虑是否出庭作证的过程,实际上是证人在内心对作证之利弊进行权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证人考虑的因素依其重要性可归纳排序如下:其一,证人最优先考虑的,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少管闲事”为特征的明哲保身的理念,实为实践中大多数证人不愿意作证、尤其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真正原因。其二,证人次优考虑的,是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利益是否会因作证而遭到伤害,这是一种自私心理的表现。其三,其他因素,如经济收入、各种社会关系利益的得失,也是证人考虑的重要因素。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依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人们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尚没有真正确立,说明法律制度亟须完善。

2.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证人出庭率不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律制度不完善。《民事诉讼法》第70条虽然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却没有任何保障性、强制性或者制裁性的配套规范,这就导致了证人不出庭虽然违反法律、但没有任何不利后果的奇怪现象。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正当性论证 篇7

一、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是西方的“勿论之理”

对于西方的作证义务, 边沁曾形象地论述:“无论是身为贵族还是位居高官, 他们的时间对公众而言和对他们自己而言一样宝贵, 难道他们也要被迫放下自己的事物、工作甚至余暇, 听从不怀好意的对方当事人的召唤, 就一些细枝末节的原因而出庭作证?是的, 只要这是必要的, 他们也必须经受同样的程序, 在扫烟囱的工人和阉猪的农妇在为半便士的苹果纠缠不清的时候, 被传唤到庭提供他们的证言, 他们能拒绝作证吗?不, 显然不能。”英国学者理查德·梅这样描述:“在英国, 如果某一证人可以合法地提供证据, 他就具备作证能力, 如果他可以合法地被要求提供证据, 他就属于可以被强制的”。德国学者托马斯﹒魏根特在他的《德国刑事诉讼程序》一书中提到:“当证人被正式要求作证时 (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 , 他必须出庭, 作证并且宣誓说真话。

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道德法律背景

我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证人出庭有着消极的影响, 期望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说服教育代价过于巨大且遥遥无期, 于是, 在说服人们接受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规则之前, 必要的是将此规则发芽、成长的土壤完整地展现, 将此规则在伦理上、法理上的正当性阐述开来, 才能为我国国民所接纳。

(一) 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宗教背景

西方的法律传统浸透了基督教的影响, 宗教有赖于人们对该秩序规则自身所固有的终极正义性的信仰。用伯尔曼的话来说, 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 就是建立在过去两千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和许多种价值上面的。

(二) 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商业社会背景

证人作证规则源自于普通法系传统, 英国的普通法来自于商法, 许多法律是吸收商人习惯法的基础上演变的结果, 人们也愿意遵守。在市民社会中, 每个人是自足、独立的, 市民只着眼于追求自己的利益, 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 合理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市民是自由的,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去寻求有效的市场, 时常迁徙。这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 迫使市民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了进行广泛的合作、交易、工作而和陌生人打交道。市场经济自身的运作逻辑产生了适合其自身的规则, “开明的自利”动机导向市场主体走向利己利他的道路, 诸如诚实守信, 互利互惠去善待陌生人。证人作证, 并愿意作证, 源出于善待陌生人的情感。换句话说, 证人作证的义务在西方社会能够内化成为道德的力量, 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有朝一日, 同样的事情可能降临在他们身上, 受到国家强制力量的追诉, 能够给予清白, 还原真相的途径就是知晓案件事实的证人出庭作证。从契约论的角度看, 这是一种对自己从他人的契约性义务中获得的好处做出回报的义务。回报收益的义务与个人的自我利益无关, 它是一种对他人的利益予以应有尊重的义务。

在另一方面, 市民社会的个人既有自身的优点, 也暴露了人性的弱点, 欲仅凭良心去贯彻善待陌生人的, 有时是不可能的, 于是, 便产生了证人作证的法律规则, 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

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正当性来源——证人义务与权利契约论

社会契约的观念已经流行数个世代, 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时代就已经盛行, 到了20、21世纪的这个时代, 它仍然出现在学者的著作中。社会契约不是一个历史事件, 而是一场思想实验。把社会契约的理论具体运用到社会中, 它可以产生出一些原则来支持某些典型的制度。

契约论所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依据。要证明权利与义务、制度与实践的合理性, 就必须把这些关系看成是契约性 (一种关于基本理论依据的理论当然得具有解释性的功能) 。在那些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人之间, 发生的社会环境完全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们之间就只能发生契约性的关系。对这些人来说, 社会契约论将不再是一个理论框架, 而是他们社会思想和实践的意识基础。因此, 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社会契约论只能通过为之提供一种理想的、非真实的解释而使社会关系的存在合理化。

根据洛克的理论, 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是自身的法官, 是人们“甘愿放弃他们各自单独行使惩罚的权力”, 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 并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这样便达成了一个契约, 社会公众从政府的保护那里获得了和平、安定、幸福及财产, 他们所要做的便是限制自己的自由来回报受益的义务 (如出庭作证是不经济的, 那么证人要做的就是忽略这是种违背自愿的想法, 接受这种义务, 因为他受到了公权力带来的利益——尽快捉拿凶手, 恢复社会秩序) , 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了这种契约合作的事业, 并因此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那么这些在需要时会对自己做出限制的人, 有权要求那些从他们的服从中受益的人做出类似的服从 (因为社会契约不仅是公众集体与公权力机关之间订立的, 还有公民个人之间订立的用来约束彼此自由的契约) 。

每个人出庭提供证言的义务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没有证人证言, 犯罪行为可能被掩藏在沉默的围墙之内, 如果沉默仅仅是因为个人不希望牵连进案件中, 或是害怕报复, 或是不喜欢实体法的规定, 这种沉默在法律特权中不具有合法性。

摘要：证人出庭率低的现象长期存在, 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缺乏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密切相关, 单从道德方面来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是不现实的。本文以递进结构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进行正当性论证。

关键词：证人义务,强制作证,权利保障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法].商务印书馆, 2003-3 (三) 版.

关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几点思考 篇8

关键词：证人,强制出庭,原因,对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刑事诉讼法》之前只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并没有相关的强制规定和不出庭作证的不良后果, 现在不作证可致拘留。

出庭作证, 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直接加重了证人的负担。我们不能单纯的只规定证人的强制义务, 应该同时做好制度以外的保障, 让证人心甘情愿的出庭作证, 也能切实有效的保证证人的权益。

一、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厌讼”的精神, 不愿意接触法院等司法机关, 即便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 只要能不去法院解决就不愿意去法院, 更何况是在大家看来和自己切身利益不相关的事情, 所以不主动出庭作证不是什么惊奇的事。其次, 中国是熟人社会, 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一张“网”中, 人际网、情网、利益网等, 很注重情分和这种网络的维护。出庭作证可能会伤及自己已潜在的“网络”, 对自己良好的人际关系造成冲击和破坏。再者, 由于犯罪活动总是伴随着暴力等因素, 尤其是黑社会、集团犯罪等。证人往往会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方的威胁、恐吓和打击报复等, 试问谁又能不考虑自己和亲属的人身安全而出庭作证?最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更趋向于理性的“经济人”,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做成本与回报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竞争压力如此之大, 寸时寸金的时代, 没有多少人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和司法机关交流、出庭作证。而我们现在的证人作证补偿制度不完善, 证人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二、针对上述原因, 解决证人的后顾之忧, 可提高出庭率

(一) 保护人身安全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虽然规定了三部门都有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义务, 但没有具体规定细则怎样分工、合作。在现实中就导致了互相推诿, 谁也不愿保护证人。我国应该出台司法解释或者专门的证人保护条例, 使具体部门的职责更细化, 切实的能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

(二) 允许以特殊方式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为的就是公诉方和辩护方可以询问、质证、辩论, 如果可以达到此目的, 其他的方式也应当可以接受。有研究机构研制开发的视频屏蔽作证系统已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即通过视频连接的方式, 使证人与在法庭上当庭作证一样, 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 让证人不直接面对被告人及旁听人员, 使得证人的真实面貌和声音不在庭审公开质证时暴露。法律也规定了证人在出庭作证, 必要时, 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公开证人信息、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措施保护性措施。

(三) 给予适当经济补偿

对出庭证人采取经济补偿措施。基于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 证人因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应获得补偿和报酬。在美国, 证人出庭或者进行证言笔录有权得到每天20美元的费用。对必要的旅行, 还有权得到每英里0.2美元的费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虽然现在的法律对证人补助做了规定, 不致使证人因为积极的履行自己的作证义务而使自己受到损失。但与此同时, 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恐怕又会是流于形式。

(四) 宣传法制,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公民没有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的一项义务。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清, 证据的核实, 对犯罪嫌疑人的正确定罪量刑, 发挥刑事法律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功能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各种普法活动中, 应当也向公民普及关于作证的法律知识。让公民认识到出庭作证不是使犯罪嫌疑人量刑更重, 只要将自己真实了解的事实向法庭陈述即可, 或许还可以帮助犯罪嫌疑人洗脱罪名, 使无罪之人免于刑事处罚, 使有罪之人得到相应的处罚。

强制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就像使人们脱去厚重衣服的不是凛冽的寒风, 而是温和的暖风。强制只是一种手段, 但如果要达到证人出庭率高的目的, 不妨多元化设计配套制度, 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使证人愿意主动出庭作证, 让强制变成最后的选择。要让证人从被动强制到主动出庭如实作证, 这不光是法律问题, 也是个庞大的社会系统问题, 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和改变!

参考文献

[1]黄春兰.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首先要保护好证人[EB/O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id/468959.shtml, 2011-11-21.

[2]谭庆德, 梅艳芬.证人, 缘何命运如此“悲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反思,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3 (9) .

[3]胡夏冰.为什么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兼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基本思路, 法学评论, 2002 (3) .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9

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96刑诉法”) 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新刑诉法”) , 立法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立法者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视和关注, 尤其是新刑诉法中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力度更加倾斜, 说明证人出庭作证无论是基于立法者的要求还是司法实践的要求都是迫在眉睫的。

一、证人拒绝出庭的原因探索

(一) 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不明确

我国法律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并未作出任何规定,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也只是对证人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认定为伪证罪来处理。现有法律表述中归纳出来的意思表述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确有困难的情形下可以不到庭作证。但是, 法律并没有相应地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进行规定。没有法律明文的规定, 即意味着丧失了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 司法机关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行为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或进行刑罚。而对于原本就回避出庭作证的证人而言, 司法机关在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的消极无作为态度也使得其有恃无恐。正是基于上述理由, 证人出庭作证成为了一种可以被规避的义务,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风气。

(二) 证人权利保障机制尚不健全

只有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无论是人身, 还是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相应的全面保护, 证人才有可能愿意站出来作证, 愿意将自己所获知的事实真相告知法庭, 最终使得案件真相得以大白。现实中, 证人很可能是与案件毫无干系的第三人, 而为着他人的利益, 要求其抛头露面, 甚至引发自身安全上的风险, 这显然对证人是十分不公平的。而在一个法治社会中, 如果证人出庭作证还需要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经济安全等等, 这只能反映出证人权利保障机制还未能很好地被建立健全, 法治社会的建设也只是空谈, 并未落实到实际层面。

(三) 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的缺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5条、第48条规定, 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在规定义务的同时, 却并未足够的保护, 不论是人身的保护, 还是经济的补偿, 都是极为欠缺的。尤其是经济方面, 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可能造成误工的损失以及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必要的费用如交通费、食宿费等等, 是否应当补偿、如何补偿以及由谁来承担补偿责任, 《刑事诉讼法》却只字未提, 司法实践中因缺乏法律依据而难以操作, 权利和义务对比的严重失衡, 也打击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四) 儒家传统思想的负面影响

受传统儒家思想以及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积淀传承的影响, 多数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是推崇“和为贵”思想的, 这一思想也被他们带到了日常行为中去, 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处事理念, 人与人之间讲求人情, 注重“面子”, 轻易不肯得罪人, 工作中要与领导、同事一团和气, 生活中更是要敦亲睦邻, 所以, 此种理念影响下的中国人当然不愿意走上法院、与他人脸红脖子粗地对簿公堂。

二、如何完善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制度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落实和强化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并设置相应的配套措施, 以确保证人出庭并充分发挥证人作证的作用应该说是立法者和司法界当前刻不容缓之任务, 具体措施如下:

(一) 完善立法, 多角度保护

没有法律作为后盾的保障和支持, 任何所谓的口头保护将只能流于形式, 对证人出庭的现状无任何质的改观。所以要从法律的高度对刑事证人的出庭做出明确的规定, 如此才能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使得证人愿意走上法庭当庭提供证人证言, 而不再使得证人证言只局限于书面的形式, 使得程序更加合法, 法庭质证更加充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刑诉法在强调证人应当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同时, 也应对证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周全地保障。我国现行法律对证人的保护主要侧重于事后救济, 尚缺乏对证人的事前和事中的预防性保护措施和机制, 很难有效、全面地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对证人保护应当坚持预防和打击相结合。

刑事案件的证人相对于民事的证人更为特殊, 因为所涉及案件的性质, 刑事案件, 尤其是一些大案要案, 诸如毒品犯罪、恐怖犯罪等等, 有时候证人证言对整个案件的明晰和最终的判决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因此, 当法官或公诉机关觉得一份证言重要的时候, 被指控方或者证言于其不利一方势必会阻挠证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司法实践中, 很多刑事案件的证人在出庭前被恐吓被挟持家人以要挟或被许以重金利诱, 都是数见不鲜的。很多证人甚至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 而是担心一旦出庭作证使自己的身份曝光, 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危险。正是基于此考虑, 所以刑事案件中的证人不愿意出庭的情形完全可以理解。了解了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之后,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就应该加强对证人及其家人的保护, 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这样证人才有可能走到台前陈述案件事实、指证犯罪分子, 才能使得冤案昭雪, 正义得以伸张。

2012刑诉法中第六十一条中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但是近亲属的认定上笔者认为存在探讨的余地。并且规定对证人或其近亲属进行非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 在接下来的第六十二条中, 对保护的措施进一步具体化,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 (一) 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 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 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 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 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另外, 当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人身安全因此受到威胁的情形下, 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二) 消除立法冲突, 创设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

借鉴国外立法,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权利和义务具有对等性, 在充分保障证人各项权利的前提下, 强调证人的义务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公民出庭作证, 不仅对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保障受侵害者和无辜者的合法权益方面更是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证人出庭作证的举动捍卫的是司法的尊严和公正, 在这种意义下, 尤其是在对证人的保护已经达到全面、周到的程度下, 证人还拒绝出庭作证, 则是对法律尊严的藐视, 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此时, 完全可以学习国外的成熟经验, 依托国家强制措施或者是刑罚手段,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同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

三、严格划分案件, 区别对待

司法实践中, 刑事案件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情节的严重程度可以划分为重大刑事犯罪、一般刑事犯罪和情节轻微犯罪。案件的性质不同, 证人的作用也迥异。在假设证人证言都能被法庭采纳成为定案根据, 并且案件无其他证据或者证据存疑的前提下, 一般来说, 重大刑事犯罪中的证人证言对案情的清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一般刑事犯罪和情节轻微的刑事犯罪中证人证言的影响力则相对薄弱一些。因此, 不同性质的刑事犯罪案件对证人证言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而根据2012刑诉法的规定, 证人若是不出庭作证, 其证言将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被采纳, 这对案件的有效侦破无疑是一大噩耗, 故如何有效地促使这种案件背景下的证人出庭作证就变得意义重大。而不同类型案件中致使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又各不相同, 因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加强对证人的人文关怀。

四、扩大经济补偿范围, 弥补损失

2012的刑诉法相对于之前诉讼法而言, 已经在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上做出了相对具体的规定, 不啻为一大进步。2012刑诉法第六十三条,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 法院开庭日期势必是在工作日, 那么证人出庭作证就势必会涉及到因为单位请假而可能产生的误工费、前往法院的往返交通费, 证人与法院距离遥远的还会牵涉到住宿费、餐饮费等等, 而这些费用都是证人出庭作证所必不可少的开支, 是证人因为出庭作证而直接导致的费用支出, 有权请求相应的经济补偿。虽然一再有专家学者呼吁将证人出庭作证设置为一项义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证人在履行出庭义务的同时就应该承担经济利益上的损失, 这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也不利于培养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尤其是对经济较为困难的证人而言, 经济补偿无疑是其决定是否出庭作证的一大重要考量因素。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在我国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证人出庭制度, 对于证人的经济补偿已经被法律明文确定而成为一项制度, 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4条第1款就规定到:“证人可请求交通费、日津贴费及住宿费。”如今, 2012年刑诉法正式以条文的形式提出应该对证人因出庭作证造成的必要开支进行经济补偿, 可以说是巨大的一个进步。在此基础上, 笔者认为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对于积极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给予一定的奖励, 奖励形式可以是物质上的, 也可以是荣誉上的, 如此对于增强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和扭转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被动局面也具有极大的改进作用。

五、提高侦查水平, 办案手段多样化、现代化

可以说, 之前谈到的方法都是如何促使刑事案件的证人能够到庭作证, 从而促使其所提供的证人证言获得法律许可得以通过当庭质证最终可以作为定案根据使用, 这些都是从正面争取证人出庭作证, 但是即使如此, 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还是会碰到证人坚决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 如果只是片面依赖证人证言, 无疑会使我们的办案过程陷入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而如何应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境况, 司法机关必须做好积极的应对措施, 如此, 方可避免案件审理过程中手足无措现象。

司法实践中, 有些司法工作人员一旦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有证人存在, 就消极放弃证据的寻找, 将案件事实的查明希望寄托于某一个证人的证言, 这种思想是要摒弃的, 司法工作人员要结合案件事实积极去搜寻证据, 要坚持所找寻证据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三个证据要素, 如此在证人证言不能使用的时候才不至于事到临头手足无措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因此, 司法人员在进行案件侦查活动的时候还应该提高自身的侦查水平, 促进办案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 使用尽可能多的侦查手段和形式获取尽可能多的案件证据, 以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据获取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三原则为最高宗旨, 在证据之间进行比对、辨析, 最终获取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使得案件真相得以明晰。最大程度地对各种形式证据的获取, 可以减少对证人证言的依赖性, 避免将案件的关键全部寄托于某个证人的证人, 一旦证人拒绝出庭作证, 证言因为程序正当性的要求而被排斥使用, 就导致整个案件审判陷入瘫痪的局面。所以, 我们提倡要提高司法人员的侦查水平和办案水平, 强调侦查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 这也是从另一个层面解决刑事案件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方法之一。

摘要：长期以来, 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刑事审判工作的巨大难题, 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已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提高刑事案件中证人的出庭作证率, 专家学者一直对此不断进行探索, 以期通过理论探讨的途径来促进司法实践的改进, 本文即是通过我国现有法律和借鉴国外的经验, 对如何提高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进行探讨。

关键词：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

参考文献

[1]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2]龙宗旨, 夏黎阳主编.中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

[3]周湘雄.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10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但证人出庭作证率仍没有明显提高的现状下, 企图通过填补法律空白和细化法律规定而使证人出庭作证率提升的立法初衷并没有得以实现。由此可见,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因素, 不仅仅是通过修改和完善部分法律条文就能得以实现, 其深层原因更涉及到我国司法体制和司法实践的诸多方面。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案卷移送主义

我国1979 年《刑事诉讼法》确立职权主义审判方式, 同时规定了与其相配套的案卷移送制度; 1996 年对审判方式进行改革, 确立了对抗制审判方式, 并同时对案卷移送进行了修改, 将移送全部案卷修改为只能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以及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司法实践经验证明, 这种改革仍能使法官通过阅读以上材料而对案件形成初步的判决意见, 同时也存在纸张浪费等其他不利影响。因此,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又再次恢复了1979 年的案卷移送制度, 其第172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这次立法上的倒退规定, 为法官庭前接触到全部案卷材料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但却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案卷移送制度的规定, 检察机关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在职权主义的法庭审理模式下, 法官主导法庭审理, 庭审法官通常会通过阅卷了解案件的基本事实、控诉意见, 从而引导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能够有针对性并有序的进行。为了对案件开庭审理做好充足的准备, 庭审法官庭前阅卷就自然在情理之中。

案卷材料是法官形成裁判结论的实质性来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法官对于侦查机关的庭前案卷材料具有天然的信赖感。这种信赖产生的前提是,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亲密关系, 其依据为: 《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相互关系。在此原则的影响下, 公检法三机关为了顺利完成国家赋予它们的惩罚犯罪的共同职责, 往往在刑事诉讼中形成惩罚犯罪的利益共同体。 (1) 作为惩罚犯罪利益共同体中的一部分, 法院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异化, 从本应履行公正审判的职能转变为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的同时, 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互相配合, 实现惩罚犯罪的共同目的。导致法院角色异化的更深层次原因是, 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出现了重心前移的逆向刑事诉讼构造。虽然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但以刑事审判为重心的刑事诉讼构造并未建立, 我国以刑事审判前程序尤其是以侦查程序为重心刑事诉讼构造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2) 现阶段, 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仍具有明显的侦查本位特征。侦查本位重点突出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决定作用, 虽然从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并不能找到侦查本位存在的依据, 但侦查本位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司法实践。在刑事程序结构中, 侦查仍然居于重心地位, 起诉和审判属于从属地位, 起诉和审判的完成依赖于侦查机关前期对于案件的侦查情况和对证据的掌握情况。出于职业利益的考虑, 侦查机关通常收集、调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 检察机关谨记其追诉职责, 忽视监督职责, 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基本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法官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通过阅读全部案卷材料, 能够对犯罪事实形成初步判断; 同时, 在检察机关的控诉意见和证据的综合作用下, 庭审法官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裁判结果。在此种情况下, 如果案卷材料中的庭前证人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即证明被告人有罪材料的证明力得以确认, 那么, 法官就会出于对于侦查机关的完全信赖而拒绝选择使法庭审判变得烦琐并增加其工作量的证人出庭作证。同时,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并非关键因素, 法官完全可以通过证人庭前证言查清事实, 作出裁判。因此, 法庭缺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动力。

二、集体主义司法

我国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大力强调司法独立, 主要指法院的独立, 即法院审判权的独立, 指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原则不同。依照法律规定, 我国的法院独立是指法院整体的独立, 而不是法官个人的独立, 体现出的是一种具有集体主义性质的独立, 不同于西方国家强调的法官个人独立。

根据法律规定, 我国法院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为独任庭和合议庭, 负责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 并同时规定, 合议庭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 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 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审判委员会的决定, 合议庭应当执行。由此可以得出, 审判委员会不仅仅是法院内部的行政机构, 而是高于独任庭和合议庭的审判组织。就法院审判组织的设置而言, 除了少数案情简单可以由独任法官作出判决外, 大量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并不能由法官独立作出, 而要服从于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成员的集体意志。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案件后, 应当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少数人的反对意见仅写入评议笔录, 不能体现在最终的裁判文书中。在审判案件过程中, 合议庭将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 提交审判会讨论决定。但在司法实践中, 在错案追究制度以及业绩考核制度的影响下, 合议庭将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扩大化, 只要合议庭对案件的判定存在疑虑, 即使案件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限定的“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 即死刑案件、检察院抗诉案件、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合议庭成员之间有重大分歧的案件等。最终, 即使在合议庭的评议笔录与审判委员会的讨论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 合议庭也会欣然接受审判委员会同样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以集体名义作出的决定。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在于通过集体的智慧使案件得到公正、合理的判决, 避免外界对于司法的干扰。但在一些场合下, 审判委员会不仅不能成为有效抵御外界对法院审判不当干预的集体, 反而可能成为外界干预法院公正审判的畅通无阻的途径。 (3)

审判委员会集体主义司法主义通过审判委员会会议实现, 其主要内容是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首先, 从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来看, 审判委员会本应由法院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 但我国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通常由法院的正、副院长, 各主要业务庭和研究室的行政领导组成, 资深审判员如不具有以上行政身份, 通常不具有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其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第15 条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按照听取汇报、询问、发表意见、表决的顺序进行。案件由承办人汇报, 合议庭其他成员补充。审判委员会委员在听取汇报、进行询问和发表意见后, 其他列席人员经主持人同意可以发表意见。”因而, 在审判委员会委员由并不具有丰富经验的行政领导组成, 并通过阅卷、听取汇报、进行询问来认定案件基本事实, 作出最终裁判结论的情况下, 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被虚置, 证人没有必要出庭作证, 法院也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也不能参与到作出判决的程序当中。

三、证人证言的选择性适用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其作为位居物证和书证之下的第三类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 对于重现案件事实、正确审结案件、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不容忽视。证人证言包括庭前证言和当庭证言两部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种类之一, 须满足《刑事诉讼法》第48 条第2 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根据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 刑事证据要作为定案的根据, 应具有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前者指刑事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意义和作用, 主要涉及刑事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只要刑事证据客观存在, 且能在逻辑上一定程度地证明待证事实, 该刑事证据就具有或大或小的证明力; (4) 后者亦称为证据的适格性, 是证据法对于证据资格的要求。它是个法律规范问题, 是法律为证据进入法庭审判程序所设定的条件。 (5) 刑事证据要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明待证事实, 除了具备证明力, 还必须具备法律所设定的证据能力, 即证据必须具有法定的证据形式并且经过合法的法庭调查程序。

从刑事证明力的角度来讲, 庭前证言形成于侦查阶段, 通常在案件发生后, 证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 凭借着其感知到的案件事实和对案件情节的清晰记忆, 能够清楚、全面的讲述出案件的发生经过及其所见的案件具体细节; 并且, 因其距离案发时间较短, 证人对于自身可能遭受来源于犯罪嫌疑人报复的风险通常没有进行仔细的考虑, 在受外界不良影响较小的情况下, 基本能够根据自身的真实感知如实作证, 其证言的真实性程度较高。对待事实能够起到证明作用。但从证明能力的要求来看, 经过合法的法庭调查程序要求庭前证言的提供者必须要出庭证实其证言的真实性, 从而该证人证言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如果庭前证言的提供者, 拒绝出庭作证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 庭前证言无法经过当庭质证, 其真假便难以得到验证。因而, 未经过合法的法庭调查程序的庭前证言因不具有证据能力而不应成为定案的根据。

庭前证言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 因其证明能力的缺失而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面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出庭作证率低的现状, 庭前证言最终能否作为定案根据, 从我国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能够找到答案。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未直接规定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即未确立诸如英美式法庭裁判结果全部依赖于当庭陈述, 凡是传闻证据均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法庭审理模式。因而,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笔录式证言仍在法庭审理中受到充分重视, 其证明力仍被认可, 被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新刑诉法也并没有具体条文明确规定笔录式证言与当庭口头证言的证明力大小问题, 即根据法律条文并不能推定当庭口头证言具有比笔录式证言更大的证明力; 并且对庭前证言的采信, 即对于法院确定应当出庭的证人, 如果其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绝提供证言, 对于庭前证言笔录如何采信,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最高法解释》第78 条第2 款却规定“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 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 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 应当采信其庭前证言; 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而其庭前证言有相关证据印证的, 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该条规定并未直接体现出当庭口头证言的证明力优于庭前笔录式证言, 只要能够符合相互印证的标准, 庭前笔录式证言的证明力大于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与庭前证言矛盾的当庭陈述。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普遍采取能否“相互印证”的方式, 即只要庭前笔录式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即使应当出庭的证人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只要其庭前证言笔录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庭前证言笔录具有易获取、真实性较高的特点, 即使在其不具有证明能力, 但仍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且在我国刑诉法并未确认直接言词原则的情况下, 采取“相互印证”的方式, 即使在证人不出庭作证, 裁判者仍可将庭前证言笔录作为定案的根据。裁判者把握着对于最终作为定案根据的证人证言的选择权, 可以选择庭前证言或者证人当庭陈述作为定案根据, 裁判者通常受趋利避害的影响, 不加质疑的选择其认为可信度更高的公诉方移送的证言笔录,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因证人出庭作证而导致其工作量的成倍增加, 也可以避免如果证人出庭作证出现“翻证”的情况, 使其难以辨别真伪, 造成案件审理期限的延长。在裁判者选择适用庭前证言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 证人就不再有出庭作证的必要。因而, 法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消极态度, 特别是对于证人证言的选择性适用, 是导致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的深层原因。

注释

1王超.排除非法证据的乌托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360.

2王超.排除非法证据的乌托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363.

3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74.

4陈瑞华.关于证据法基本概念的一些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