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思考建议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思考建议（通用6篇）

篇1：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思考建议

警察出庭作证，是指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审判，接受控辩护双方的当庭询问和质证。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担任本案的证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请办案民警出庭作证已成为某些检察院公诉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那么，承办案件的警察到底该不该出庭作证?笔者认为，无论从立法、理论、实践等诸多方面考虑，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都有其显而易见的诉讼价值。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理顺检警关系。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互相独立、检警分离的状况。但从职能分工来看，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承担着共同的追诉职能。目前司法实践中推行的引导侦查机制，就是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导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力，使警察成为检察官的助手和控诉支持者。因此，警察必要时出庭作证，以言词方式向法庭说明自己收集的证据系合法所得，一方面可保证检察官的控诉获得成功，同时也可有效反驳辩护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

二、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解决非法取证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警察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在某些地方还相当普遍，这与警察不出庭作证恐怕不无关系。因为在警察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官、辩护方无法对警察进行当庭询问和质证，很难揭露并证实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警察出庭作证有利于控辩双方通过交叉询问揭露警察证言中的`矛盾和不实之处，也有利于法官通过对警察的回答和表情的变化来判断警察的证言是否可信。同时，设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无疑将加大警察的责任意识，培养其依法侦查的观念，从而减少非法取证行为。

三、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我国刑事庭审中，常常会出现被告人、证人以侦查机关非法取证为理由，当庭翻供、翻证。因为警察不能当庭作证同他们进行对质，法庭往往不得不宣布延期审理，以查清侦查人员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这就常常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有违司法效率。而一旦警察能够当庭作证，无疑能有效地当庭戳穿被告人和证人的谎言而不必延期审理，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四、国外的司法实践及两高的司法解释提供了参考。警察出庭作证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如在英美法系国家，警察经常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庭作证，辩方也可根据案件的实际需要传唤某个警察出庭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也一样可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如法国的轻罪审判程序中，询问证人通常是先询问检察官的证人，警察最先，专家证人最后。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体现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但两高的司法解释却规定，警察有义务向法庭说明其收集的证据的来源。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0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0、341、343条。在这些规定中，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虽然体现得不够充分，但为立法上设立该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鉴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不管是从诉讼法理分析，还是从借鉴国外经验出发，承办案件的警察都应当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可在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补充进去。

篇2：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思考建议

一、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有关证人资格问题的规定不甚明确，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警察是否具备证人资格的理解各持一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则明确规定，曾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适用回避，实际上否定了承担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作为本案证

人的资格。

不过，“两高”的司法解释则明确规定了警察的证人资格，即警察有义务对其收集证据的相关情况向法庭予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150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34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并且《规则》第343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负责侦查的人员出庭陈述有关情况，以澄清控辩双方就笔录等诉讼文书发生的争议。《解释》第138条也规定，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都有提请审判长传唤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的权利。显然，在这里警察的证人资格已经得到了确认。

由于“两高”的司法解释未能在《刑事诉讼法》中寻求到有力的支持，公安机关对其解释又缺乏积极的反应，因此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况并不普遍。如果《刑事诉讼法》现有的规定不修改，警察出庭作证率将不会有显著的提升。

二、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立法动向

近几年法学理论界和立法机关一直致力于证据立法，而证据立法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法律体例则经过了一个探索过程。国外证据法律体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制定涵盖刑事诉讼证据、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的统一的证据法典；二是分别制定三大诉讼证据法典；三是像大陆法系各国一样分别在三个诉讼法典中加大证据立法的成分。经过论证，我国证据立法将采用第三种形式。刑事证据立法将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颁行，此前，相关条款已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意见。（注：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P309-319。）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就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一项重要立法内容。酝酿中的各项立法内容，将随着论证的不断深化或得以通过，或暂缓实行，或遭到否定，但可以预见的是，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将会得以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将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删除《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曾担任证人的侦查人员适用回避的规定；确定警察的证人资格，规定其在必要时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的义务；确认检察官指令警察出庭作证或法官传唤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力，并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向法官申请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明确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如果确立证人拒证制裁条款，警察也将同普通证人一样对拒证承担法律责任，警察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亦将确立……。一旦《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行，出庭作证将成为警察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警察出庭作证的法理依据和诉讼价值

之所以说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将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得以确立，是因为，一方面，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警察出庭作证在诉讼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一）警察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构造重构的必然要求。重构刑事诉讼构造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和重点。重构的核心就是逐步推进“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向“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的转变。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构造是典型的“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这种诉讼构造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它根植于追求实体真实的、传统的一元诉讼目的观，即公检法司几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着揭露犯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共同职责。基于这样一种追诉型的诉讼构造，审判实际上就是对侦查机关获取的、由起诉机关移送的证据资料的一种确认，对诉讼活动起决定作用的环节是侦查环节。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律师“要饭”的比喻虽然失之粗俗和简单化，但基本反映了在“流水作业”诉讼构造之下不同角色的诉讼参与者在诉讼中的功能作用。在这种诉讼构造之下，警察一方面是证据的获取者，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又是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能力的重要评判者，当庭质证、特别是将警察作为质询的对象显然会被视为是多余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些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诉讼理念和国际社会通行的诉讼规则、诉讼模式，已逐步为我国所接受和推行。1997年起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扩展了辩护律

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改革了强制措施制度，改革了第一审审判程序，实行了对抗式诉讼模式。“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已具雏形。而正在积极运作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推进与完善“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为主要目标，将进一步完善证据立法，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

权将会进一步扩展，未来的审判活动将具有更强的对抗性。在“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之下，审判机关充当着超然、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高居控辩双方之上。侦查对于起诉、尤其对于审判不再具有支配作用，反过来，侦查阶段获取的证据要经受来自于法官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实体性与程序性的质询、审查和评判，一旦其真实性或合法性受到质疑，其证据价值就会受到否定。在此诉讼构造之下，警察出庭作证就成为无可置疑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没有警察出庭作证的对抗式诉讼模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式诉讼模式，“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中如果没有警察出庭作证，就不能称其为“以裁判为中心”。

实际上，包括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在内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已构成制约庭审方式向纵深改革、刑事诉讼构造向深度重构的瓶颈。这就是说，警察出庭作证不是一项孤立的制度，其是否确立及其确立的急缓亦不能就事论事。尽快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法制现代化和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的必然要求。

（二）警察的职务行为是他们作证的最大资源，警察出庭作证也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在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警察是案件的受理者，他们或目击了犯罪过程，成亲自抓捕了犯罪行为人，或是自首、检举、控告的接受者；同时，警察又是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侦查实验、拘留、逮捕、讯问等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警察既可以是某些实体法事实的见证人，又是某些程序法事实的不可替代的见证人。特别是承担特定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是了解案件特定情况的不可替代的见证人。他们的职务行为是他们作证的最大资源，而这种资源或这种资源中的相当一部分不可能由其他证人所获得，所以他们在法庭上作证，既是支持公诉人的控诉的需要，也是满足辩方行使质证权的需要；既是证实犯罪的需要，又是保障人权的需要；既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又是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因此，英国有“警察是法庭的奴仆”的著名谚语，英美法系的司法实践中，警察通常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辩方也可根据需要提请传唤特定警察出庭作证。在美国，半数以上的法庭证人是警察。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依据传统理论，警察不得在同一案件中兼有侦查和作证的双重身份，但一些国家早已突破了传统理论的禁锢，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警察出庭作证的制度。在前苏联、日本及我国台湾，司法警察出庭作证都得到了法律的确认。

（三）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直接言辞原则或者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直接言辞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的一项证据法原则，它是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辞审理原则的合称。这一原则的一个重要要求是：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辞陈述的方式进行，或对感知的事实当庭作出陈述，或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任何未经在法庭上以言辞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注：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P47。）英美法系国家尽管没有确立直接言辞原则，但确立了实质内容与之大体一致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注：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P133-134。）无论是直接言辞原则还是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均要求证人亲自出庭。显然，警察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辞原则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必然要求。

（四）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促进司法公平与正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解释》第58条都明确规定了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警察不出庭作证，就等于剥夺了被告人、辩护人对相关证据的质证权，使其无法充分地行使辩护权，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甚至会导致冤假错案。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确立后，有利于被告人对警察实施的非法取证行为的揭示，使法庭及时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非法证据，使被告人的防御能力切实得以提高，使其合法权利切实得以保护。警察出庭作证，兼具接受事后司法审查的功能作用，可以克服警察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片面的执法观念和特权思想，可以比较有效地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尤其对于根治刑讯逼供这一顽症意义重大，这对于促进司法文明，保护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合法权益将发挥积极作用。

（五）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可以有效地支持公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警察出庭作证，可以及时有效地揭穿被告人、证人恶意翻供的谎言，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警察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也可得到及时有效的澄清。这既是对公诉的有力支持，又提高了诉讼效率，避免审判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延期审理、甚至久拖难判的现象。

（六）警察出庭作证将对提高证人出庭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确立后，将有助于转变社会舆论对证人的偏见，警察的出庭作证行为将以其积极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带动广大公民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率，推动对抗式庭审方式的完善和“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的深度重构。

当然，在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问题上学术界亦有不同见解，但持异议者拿不出比较充分的富于理性的论据，去阻挡这一已形成广泛共识的必然的立法选择。他们从法理上否定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种种观点，不仅已为许多国家警察出庭作证的实践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在理论上的根据也并不充分。

1.有人认为，证人身份具有不可替代性，承担侦查任务的警察是可以替换的，因而不符合证人的特征。事实上，就警察证人作证的内容看，其具有确定无疑的不可替代性，因为其一旦承担了某项侦查任务，他就成为了解和掌握特定案件特定情况的不可替代的特定人，对这些情况不可能由亲历侦查活动的警察以外的人员代为作证。

2.有人认为警察出庭作证是“自我证明”，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其实，警察出庭作证，不仅具有支持公诉的功能，并且还承担接受辩方质证的义务，并不是警察说什么法官就自动采信什么，警察出庭，给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的辩方律师一个当面就有关证据的收集情况进行质询的机会，有瑕疵的证据将会在辩方律师的步步进逼下露出破绽，同时有助于查明控辩双方就有关证据所发生的争议的症结所在。因此，如果说警察出庭作证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证明”的过程的话，其又何尝不是一个“接受审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不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且有助于促进案件的公正处理。

3.有人认为警察出庭作证，有悖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原则。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警察出庭作证的全面执行，必须以废止《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即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适用回避的规定）为前提，并明确规定警察的证人资格。从实质上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并没有发生身份竞合，其侦查在先，出庭作证在后，在其出庭作证时，其身份已由侦查过程中的侦查主体转换为审判过程中的证人，并且其所需要证明的仅仅是其在侦查活动中亲历的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换言之，其在法庭上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其在侦查中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出说明，回答质询。对于这样的作证内容，承担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不仅没有回避的必要，而且其必须因此承担不能推卸的作证义务。

四、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

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即警察就什么问题在法庭上作证，实际上是指警察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无论从国外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看，还是从我国有关专家学者的立法主张看，警察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应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

（一）实体法事实。实体法事实，主要是指警察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亲自感知的有关犯罪行为实施的过程以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意义的犯罪情节或其他法定情节。其中包括：1.目击犯罪发生的事实；2.当场制止、抓获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的过程；3.受理案件情况，包括有无自首情节等；4.拘留，逮捕过程；5.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其中包括供述态度、有无立功表现等；6.其他实体法事实。

警察就实体法事实出庭作证时，主要是就自己感知的案件情况和情节，以言辞的方式向法庭陈述，并接受交叉询问。这时出庭作证的警察的诉讼地位同普通证人相比并无两样，不同的仅仅是其作证内容来源于其职务行为。

（二）程序法事实。程序法事实，主要是指有关警察在侦查过程中采取专门调查手段与措施，收集、固定、保全、检验、鉴定证据，采取强制措施等活动过程的事实。其中包括：1.警察实施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侦查实验等活动的过程；2.讯问的手段与过程；3.特定证据收集、固定、保全、检验、鉴定的过程；4.其他程序法事实——其中有关技侦、卧底侦查和所谓诱惑侦查过程的问题在本文的第五个问题中将予以专门探讨。

警察就程序法事实出庭作证的目的在于证明其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通常是在辩方对相关程序法事实提出异议，或对警察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提出指控，并导致法官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由法官决定侍唤警察到庭作证，接受法官和辩方的质证。这里的质证活动实质上具有对侦查行为的程序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性质，属于事后司法审查。

基于如上所述的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通常出庭作证的警察包括侦查人员，侦查人员以外的进行现场先期处置工作的其他警察，具有警察身份的鉴定人员。

五、警察出庭作证对公安机关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一）警察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将承担起证明其讯问过程合法的责任，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将失去其赖以存在的法律土壤，侦查工作必须强力开拓揭露、证实犯罪嫌疑人的新途径、新措施。警察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而程序法事实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获取口供的程序合法与否的事实。此前，虽然刑讯逼供早已为法律所明文禁止，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也已初步确立，但由于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被告人承担，因此，刑讯逼供、特别是变相刑讯逼供仍有其赖以存在的空间，禁而不止。目前，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部门围绕获取口供的程序及讯问的规则问题提出了种种立法主张，诸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自证其罪的基本权利和讯问中的沉默权；废止《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义务的条款；确立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讯问主体承担起证明其讯问过程合法的责任；确立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实行讯问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笔者预测，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将上述立法主张全部予以确认，与口供问题相关的立法问题将可能在调和各种观点、兼顾现代法制理念和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跨出较大的一步，其结果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义务的条款将被删除；拒绝自证其罪的规则将得以确立（这是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必须履行的承诺）；刑讯逼供与否的举证责任将由讯问主体承担；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及讯问中同步录音景像的问题未必能得以通过，充其量只能规定其适用部分案件或某种特定的情况。即使如此，警察在出庭作证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未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更未实施刑讯逼供，否则，一旦被告人指控警察在讯问中强迫其自证其罪或进行了刑讯逼供，相应的口供将会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这就使得在目前的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依赖口供、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必须彻底画上句号，在未来的侦查中，对案情的揭示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揭露将不得不依赖于物证和技术手段，侦查办案的法制化程度必须尽快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破案率和有罪判决率的大幅度下降及治安秩序的恶化，侦查人员必须彻底抛弃根深蒂固的口供本位观念，树立物证本位观念，不断探索依法侦查的新途径、新模式；同时，国家财政对侦查的技术投入、装备投入、经费投入必须超大幅度的增长。

（二）警察出庭作证，将使有限的警察人力资源显得更为匮乏，公安机关在配置警力资源、立法部门在设计警察作证内容时，均应对此有所考虑。警察出庭作证，意味着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活动范围由庭审之前延伸到了庭审结束，警察尤其是刑事警察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出庭和作证之中，从而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警力显得更加短缺，在总警力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到庭审前侦查活动中的警力的有效工作时间必将大大减少。一方面，犯罪发案数在增加，另一方面侦查的人力投入将减少，这必将导致破案率和破案数量的下降。因此，实行警察出庭作证，应首先对警力投入进行匡算，在此基础上增加相应的警力编制，特别是应增加刑事警察的编制。同时，公安机关应积极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立法论证，力争在设计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时，规定一些警察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以避免不必要的警力资源浪费。

（三）警察出庭作证势必增加诉讼成本，加大相应的经费开支，因此必须有财政上的相应保障。警察出庭作证必将加大警方的经费开支和整个诉讼成本，使得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雪上加霜。比如，警察为了在法庭上成功地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即使法律不强行规定讯问中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及讯问中律师必须在场，他们也会在一些案件的侦查讯问中主动地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或邀请律师到场。那么，录音录像设备和大量的消耗材料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足够的律师人数及其相应的报酬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再比如，警方为了更好地证明自己侦查结论的正确性，还可能在相当数量的案件中聘请专家证人出庭，对警察自身的证言形成呼应，而聘请专家证人必须支付高额的报酬。因此，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必须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作保证，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保障，程序正义不可能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经费则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石。

（四）短期内警察自身素质不适应出庭作证要求的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公安机关应采取超常措施提高警察特别是刑事警察的素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警察要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承担责任。“警察在带着镣铐跳舞”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的。

警察自身素质不适应出庭作证要求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总体上看，警察受自身法律知识和专业素质水平及办案客观条件的限制，短期内很难保证侦查办案质量普遍达到较高的水准，在作证过程中证据的瑕疵必然会在质证的过程中暴露出来。其二，中国警察缺乏出庭作证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技巧培训，必将在法庭上表现出诸多问题。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在未来的庭审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两个方面的强劲对手：一是具有良好法律素养和丰富诉讼经验的律师。从国外的审判实践看，诱使警察证人出现技巧性错误，“尽量使职业警官在法庭上的表现像一个笨蛋或者不能胜任其工作任务”是大多数辩护律师在法庭中的一个近乎本能的选择。二是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熟悉侦查、勘查、检验、鉴定工作并洞悉其中漏洞的专家证人。在庭审中，证人不仅包括作为相关事实感知者的目击人、知情人，还包括对相关证据的科学性、证据能力、证明能力进行阐释和评断的专家证人，控方可以聘请专家证人，辩方亦可聘请专家证人。

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对警察队伍而言，既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也是提高警察队伍特别是刑事警察（这里是指包括从事经济犯罪侦查，毒品犯罪侦查、狭义刑事犯罪侦查等侦查任务的广义刑事警察，即司法警察，下同）队伍素质的绝好机遇。它将推动公安机关从改革人事制度入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督促警察个体自觉增强素质意识，提高侦查办案质量，从而激活竞争机制，形成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真正实现严进宽出的人事管理目标。笔者认为，承担犯罪侦查、参与刑事诉讼的刑事警察除了必须具有精湛的侦查业务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同检察官、法官、律师水平相当的法律知识及综合素质。因此，刑事警察应有不同于其他警种的特殊任职资格要求、特定的管理序列、专业化的晋级晋升条件、高标准的培训与考核办法、优厚的工资待遇。1.高门槛的学历任职资格：刑事警察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应是公安、法律专业的毕业生，非公安、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从事侦查工作应经过相应的培训。2.高标准的业务经历资格：刚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除技术性较强的专业外，原则上不能直接从事侦查工作，应从事一定时期的其他性质的警务工作，刑事警察部门应具有从基础性警种选调人员的优先权。或者对初任侦查员实行见习期制度，见习期工作不合格者不得从事侦查工作。3.高水准的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应实行全国统一的侦查人员岗位任职资格入门考试，考试在难度、规范性、严肃性上应同司法考试相对应。4.实行等级侦查员制度：对从事侦查工作的侦查员应实行等级侦查员制度，见习侦查员只有通过严格的培训和高水准的、严格的晋升考试方能升任初级侦查员。初级侦查员的一步步升级亦应经过相应的规范化的培训和考试。5.高薪制度：侦查员的工资待遇应与其任职等级挂钩，其等级补贴应参照检察官、法官等级补贴确定。鉴于侦查员素质上的高标准，及其工作内容的高风险与极度的艰苦性，因此对侦查员的工资待遇，在等级补贴之外还应有较大幅度的倾斜，真正体现优质优酬的原则。上述改革将使刑事警察在人事制度和管理体制上与主诉检察官和主审法官制度相配套，并最终使刑事警察的素质能同检察官、法官、律师的素质相匹配。为了适应出庭作证的需要，在警察培训特别是刑事警察培训中，应设置出庭技术培训项目，强化相应的培训。

（五）在警察出庭作证的过程中，通过技侦等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也将面临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质疑和质问，因此，相应的立法活动和制度建设亟待进行。

1.加快立法步伐。积极建议有关立法机关同步进行技侦立法，否则，一旦技侦活动的法律根据在法庭上受到质问，警察将难以应对。

2.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豁免内容。积极建议在设计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时规定作证内容的豁免事项，涉及秘密取证手段的内容，警察只接受检察官和法官庭外质询，不当庭接受质证，以免暴露侦查机密。有学者认为，警察通过秘密手段获得的证据，也应包括在其出庭作证的范围内，理由是，在庭审阶段，警察的秘密侦查行为已经完成。已无继续保密的必要。其实不然，对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保密的目的不在于案件本身，而在于保证实施秘密手段的方法和途径不为外界所了解，同时保证实施秘密手段过程中涉及到的、仍需在未来的侦查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特殊场所和情报提供者不会暴露，为此，规定警察出庭作证豁免事项是必要的。

3.建立相应的证人保护制度。在一些极为特殊的案件中，如果警察在作证中必须暴露采取秘密手段中涉及的人员，并且该人员也必须出庭接受质证，那么，为了保证特殊证人尤其是“线人”的安全，应启动证人保护机制。证人保护制度应明确规定适用的对象、条件、保护措施，并且所需费用应由国家财政无条件地予以保障。

4.探讨证据获取手段的转换机制。公安机关应积极探讨秘密手段所获证据的转换机制，依法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后，尽可能通过公开的取证措施将其再次“获取”，这样警察在出庭作证时就不至于暴霹秘密侦查手段。

篇3：论我国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一) 警察出庭作证的含义

在我国的学术观点中有关警察出庭作证的说法, 众说纷纭。但是经过学术观点的不断交流也逐渐的形成一种较为普遍认同的说法。即具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中的警察就其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目击犯罪事实的发生、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以及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就其实施的侦查行为的事实的程序性以及合法性, 出席法庭, 进行陈述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的一项制度。

(二) 警察出庭作证的特征

警察因其参与了刑事案件的侦查,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主体。我们通过对警察出庭作证与普通证人出庭作证加以比较, 从而揭示警察出庭作证的特征。

第一, 两者在诉讼过程中的诉讼地位不同。在司法实践中, 普通证人属于诉讼参与人, 只需要履行作证义务。而警察中除了要承担证人的作证义务外, 还要承担自身的责任。

第二, 两者对案件的了解的时间不同。普通证人对案件的了解情况一般是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 而警察证人对案件情况的了解一般都是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后进行的。

第三, 两者作证的范围与目的不同。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大环境下, 警察出庭作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自身作为侦查人员所实施的侦查行为以及在办案过程中的所见做出陈述, 所以说基本上是属于程序上的事实。普通证人作证的的目的是通过自身的阐述, 帮助司法机关查明犯罪事实, 惩罚犯罪分子, 从而达到刑事诉讼的目的。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第一, 警察出庭作证是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就必然要求。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 诉讼各方对证据的调查应以口头的方式进行, 如以口头方式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 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等, 任何未经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能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1]由该原则的要求表明, 警察在侦查取证的过程中, 有义务对自身出于其职责得到的一些犯罪证据或者是侦查行为做出直接阐述, 而不是就其所收集的书面材料而作证。

第二, 警察出庭作证是调解检察院和警察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 也是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现今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大多实行“检警一体化”的制度。检警一体化有利于检察官和警察的配合, 使警察在侦查取证过程中注意检察官在后面的诉讼程序中的要求, 在庭审阶段, 警察也会配合检察官出庭作证, 使诉讼顺利进行。目前, 我国的检警关系在行政上是相互独立的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关系, 实际上也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侦查机关以侦破案件为己任, 但其侦查果以及追诉犯罪的目的最终要通过检察机关成功的公诉来实现”。[2]检察机关的任务是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 以及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所以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实际上目标是一致的。警察出庭作证, 有利于我国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协同关系的加强, 提高诉讼效率。

三、我国关于警察作证的现行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主要体现在57和187两个法条中。其中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 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适用前款规定。”

这两个法条规定了警察主要在两种情形下出庭作证, 一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时, 二是作为犯罪事实的目击证人时出庭。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 完善了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 对于刑事程序的高效运行以及实现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完善我国的证人制度及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独特的价值。

虽然,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较之前的法规对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有很大进步, 但是与国外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性比任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其一, 出庭作证的情形范围较窄。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警察在说明其在侦查过程中所收集到的犯罪证据的合法性以及在实施侦查行为的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事实出庭作证, 并没有规定在其他情形下, 警察应出庭作证。所以说单纯的从法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对于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形范围来说是比较小的, 有可能在有些情况下, 警察应当出庭作证的时候而没有, 导致了案件侦破的滞后。

其二, 申请主体的规定模糊, 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的57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 但是对于是谁申请以及申请条件未作明确说明。所以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会导致申请主体的模糊, 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其三, 没有规定警察未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以及救济方式。新的刑事诉讼法当中的只是单单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 而没有规定在警察必须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的情况下, 司法实践中应该怎样处理, 更没有规定一些相应的具体救济措施来保障司法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结合我国关于警察出庭的规定的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 同时借鉴国外相关规定,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警察出庭作证的相关制度作出更加完善的规定:

第一, 明确规定警察的证人资格。由于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警察的证人资格的规定不够明确, 我认为可以将新《刑事诉讼法》第28条中规定的担任过本案证人的警察不能兼任证人的内容删掉, 并且直接在法律条文之中直接规定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警察对其所目击的犯罪事实的经过, 以及在案件的证据收集过程之中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都可以出庭作证, 以保证案件事实的侦破, 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3]

第二, 适当扩大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形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警察在说明其在侦查过程中所收集到的犯罪证据的合法性以及在实施侦查行为的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事实出庭作证, 并没有规定在其他情形下, 警察应出庭作证。结合我国具体的司法实践状况以及社会背景, 我认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应包括以下几项:首先, 实践中, 辩方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 而公诉方多以警方出具的书面“抓捕经过说明”反驳。为了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 应当规定警察对实施侦査行为的过程的陈述, 以确定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其次, 辩护方对警察机关通过一些列的侦查行为所取得证据, 也应当可以申请警察出庭作证, 说明证据来源和取得的过程的合法性以达到质证的效果。最后, 警察采用技术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应当有检察机关直接通知警察出庭作证, 并且对其侦查的过程进行监督, 以获得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的合法性。

第三, 应当明确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申请主体。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申请主体仅仅规定为“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 从这一规定, 我们不难得出现行的规定是检察机关必须在法院的批准下才可以申请警察出庭作证。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实施侦查行为时具有统一性, 警察机关的侦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控诉成功与否的结果, 所以说作为控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可以不经过法院的允许, 直接申请警察出庭作证, 为控诉的结果做出有利行为。可是, 在这种情况下, 又不可以让检察机关肆无忌惮的实施这一行为, 为了预防其滥用此项权利, 应对其申请加以一定的限制, 以维护司法实践的公平, 公正。

五、结语

虽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也使我国在警察作证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是, 由于我国当前警检分离的司法体制等制度原因, 我国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必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因此, 警察出庭制度还需要在今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并通过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以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加以完善。

摘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警察作证制度加以明确规定, 这对我国警察出庭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也是我国刑诉讼法与世界刑诉法接轨的一种的标志。在外国刑诉法中警察出庭作证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 也是其应该承担的一项义务。虽然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做出了规定, 但是与外国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相比, 还存在不足。本文在借鉴国外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提出了对我国的警察出庭出证制度加以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警察,出庭作证,完善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309-319.

[2]王超.警察作证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86.

篇4：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思考建议

法律对警察出庭作证有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是刑事警察职业工作的范围，并且在警务部门业务培训中包括了警察如何出庭作证、如何提高出庭作证能力等内容。在我国大陆地区，关于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12年再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做出了规定，并随着2013年1月1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生效而得以具体实施。由于出庭作证制度只是在新《刑事诉讼法》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实施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研究，并总结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警察出庭作证规范。

一、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2013年以前，司法侦查人员在刑事侦查中遇到的侦查问题，多是由公安机关以书面形式加以说明，如抓捕经过、情况说明、现场勘查情况说明等。警察如果不出庭作证，这些情况说明并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因为无法保证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和客观性。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针对这类情况警察应出庭作证。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警察出庭作证分为三种情况，笔者主要分析其中两种：第一种情况，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即“现有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这是程序性事实，即证据材料的合法性问题，要出庭说明情况。如果被告人的口供或证人证言引起法官合理怀疑时，警察应出庭与被告人以及相关证人进行对质，以判断口供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第二种情况，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2款，即“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作证，这种情况警察出庭作证和普通证人出庭作证法律要求是一样的”。针对实体性事实警察必须出庭作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控辩双方对案件实体性事实有异议；二是该事实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三是人民法院认为警察有必要出庭作证。符合以上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警察出庭作证。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警察出庭作证，对于解决侦查实践长期存在的警察违反程序随意执法问题、被告人恶意翻证或翻供问题、提高证人出庭率、构建科学的检警关系、提高庭审的程序公正、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了三年有余，全国各地的人民法院也陆续出现了警察出庭作证的实例。但从总体情况来看，实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并不理想。

1.警察出庭作证案件数量偏低

目前，媒体报道的警察出庭作证的案件大部分是一些社会影响力大、受侦查机关重视、侦查工作相对比较规范和细致的案件，总体比例偏低。据调查，一些基层法院一年都没有此类案件，警察出庭作证并没有像英国、美国等国家那样，成为刑事警察职业工作的常态，许多警察不愿意出庭作证。

2.警察出庭作证法庭效果不理想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出现的一些警察出庭作证的案例，尤其是涉及程序性事实，即证据材料的合法性问题需要警察出庭说明情况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许多出庭的警察由于受到了保护，并没有直接面对法庭和辩方，所以警察出庭作证面对强势的辩方如何应对、法庭如何掌控，并未总结出普遍可行的经验，甚至显得有些被动。法庭面对这样的言词证据如何审查、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具体的标准。

3.警察出庭作证程序不规范、不统一

新《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警察出庭作证的具体做法不统一，没有完善的规范要求和机制。

二、阻碍警察出庭作证的因素

由于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还属于起步阶段，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等机关及律师如何运用、应对这项制度，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笔者分析了阻碍警察出庭作证的因素及面临的问题，为落实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提出相应的对策。

首先，警察对出庭作证有抵触心理，即使出庭作证，也由于准备不足，在法庭上存在紧张、被动的情况。受传统思维和做法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警察都不愿意出庭作证，尤其是基层警察，一方面，他们对法律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警察日常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或警察刑事侦查工作存在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怕承担责任，不敢出庭作证。即使一些警察出庭作证，也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进行相应的培训，导致他们在法庭上非常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尤其是面对庭审对抗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面对他们步步紧逼地提问，他们更是慌乱，缺乏应变能力。

其次，控方、辩方和审方在法庭上面对警察出法庭作证，没有定位好角色，也没有发挥诉讼职能，影响了庭审效果。从庭审情况来看，公诉人表现被动，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警察出庭作证应属于控方证人，是协助检察机关证明取证的合法性，检察机关应和出庭作证的警察共同协商、共同应对。警察出庭作证时，发现律师的提问存在刁难、质问时，公诉人应及时向法庭提出抗议，要求予以制止。有的律师对出庭作证警察存有一定的偏见，甚至存在先入为主的情况，在法庭上没有表现出对警察应有的尊重，在提问过程中出现情绪化和诱导性提问。此外，法庭的裁决者审判长是法庭秩序的组织者，应该具备很强的掌控能力，但在审判实践中，存在审判长法庭秩序掌控水平不高、庭审秩序混乱等情况。在法庭上警察出庭作证，警察往往是辩护律师和媒体记者重点关注的对象，更是辩护律师提问的对象，甚至会被“审问”。如果审判长不能掌控庭审秩序，没有及时制止不符合的要求，就会出现不尊重警察的提问。 一方面， 这会让警察受到伤害，有损警察的形象，挫伤警察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会直接影响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庭效果。警察出庭作证具有公务性，警察作为侦查人员，对取证合法性出庭说明情况，针对的是程序性事实，要求辩护律师提问应围绕侦查人员取证手段合法性方面，不能纠缠案件实体性事实，更不能用不尊重、讽刺的语言进行提问。

最后，法律对警察出庭作证缺乏具体、全面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但警察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及细节都没有相应的规定。如警察出庭作证时的衣着，什么情况对警察出庭进行保护，是否适用普通证人作证的程序等相关司法解释都缺乏具体的规定。

三、完善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建议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做出了规定，但在贯彻执行中还存在诸多困难，有许多影响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实施的因素。针对这些因素，笔者提出了完善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建议。

1.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人权保障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想警察愿意出庭作证，首先必须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增强人权意识，转变抵触辩护的观念，在侦查阶段将律师的辩护工作纳入诉讼活动，配合律师以各种方式介入案件。

2.提高警察作证的能力

警察出庭作证不仅是法律健全、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且是监督警察权力的途径。首先，各地侦查机关，尤其是基层，要有针对性地加强警察出庭作证的培训。对刑事警察的培训要纳入正常的工作中，不能走过场，扎扎实实地让每位刑事警察熟悉出庭作证的基本要求和流程，掌握出庭作证的技巧，提高作证能力；其次，侦查人员应规范侦查行为，提高在相对透明情况下搜集证据的能力，提高侦查水平。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许多警察不愿意或不敢出庭作证，主要还是侦查行为本身存在不规范，甚至存在违反程序、随意执法的情况，经不起法庭的质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介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讯问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在看守所内进行。这对警察刑事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提出了挑战。因此，侦查人员应了解并掌握刑事侦查办案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刑事执法方面尽量做到规范，证据收集要全面、合法。对于不符合证明标准的案件，要遵循疑罪从无原则，重视辩护律师的意见。

3.完善并细化警察出庭作证的相关法律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机关应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警察出庭作证作出具体全面的规定，对新《刑事诉讼法》原则性的条文进行细化。如对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如何通知警察出庭，警察不出庭的法律后果，警察什么情况须参加庭前会议，什么情况必须出庭作证，警察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及对警察保护的范围，出庭警察回答问题的范围等进行细化。

参考文献：

[1]李玉华.警察出庭作证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

[2]张欢.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探析[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5）.

篇5：浅析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关键词：警察出庭作证；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55-01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国警察向检察机关移送的各种侦查笔录或者出具的各种情况说明都可以直接作为法院定案的根据，警察无须出庭以言词方式就其侦查行为或在侦查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对绝大多数警察来说，其主要职责就是抓获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至于出庭作证就与其无关了。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为了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加强人权保障，我国确实需要建立起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一、警察出庭作证的概述

警察作证从字面上来讲就是警察对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进行证明。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警察了解案件情况的具体时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警察在案件发生时了解到了某些案件情况时必须作证，这是由证人资源的稀缺性和证人资格的不可替代性所决定的。因为证人身份优于侦查人员身份，警察就要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这里的警察是具备了警察身份的人，他们了解案情既可以是在履行职务期间，也可以是在履行职务外的其它时间。第二，警察没有亲身经历犯罪行为，但事后以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为案件进行检验、鉴定，此时他提供的鉴定意见是证据的一种，那么警察应以鉴定人的身份出庭作证。第三，承办刑事案件的警察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就其了解到的情况作证，这可以进一步细化为：（1）承办刑事案件的警察就办案过程中经历的程序性问题作证，即警察对其所实施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等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及在此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出庭作证；（2）办理案件的警察就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案件事实部分作证，即警察对于了解到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及犯罪后的认罪、悔改表现，包括自首、立功等情节出庭作證。

二、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中有两条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的问题，一是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二是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上述规定体现了警察主要是在两种情形下出庭作证，一是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时出庭，另一个是作为犯罪事实的目击证人时出庭。他的作用主要是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为证人接受质证。

三、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司法实践状况

目前，我国承办刑事案件的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检察机关需要警察作证，实践中的做法是由警察提供书面证言，以某某刑警队、某某派出所的名义出具证明材料来证明的，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自首的情况的说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说明”等。这使得证言的真实性大大降低，也违背了证人必须是自然人的根本要求。因此警察出具这种材料的行为不能称为作证。总之，现阶段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当中，警察很少出庭作证。

四、完善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建议

（一）尽快转变观念，为警察出庭作证奠定思想基础

更新思想观念，消除警察特权思想。要想使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实践中得到确认，就必须消除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树立符合现代诉讼文化的思想观念。首先，对公安机关来说，应当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理念，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与指挥，为公诉做好必要的协助工作。其次，应当消除警察的特权思想，树立“警察是法庭的仆人”的观念，只要法庭需要，警察就应当出庭作证。最后，要摒弃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和侦查人员的身份不能重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人民警察可以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是，警察出庭作证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呢？有人认为我国警察应与西方国家的警察一样，在作证时均为证人；也有人认为他们不是证人，而是向法院陈述其侦查或逮捕犯罪嫌疑人情况的侦查人员。

（三）明确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警察在说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以及作为犯罪事实的目击证人时需要出庭作证，该范围相对较小。因此需要扩大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由于警察作证在我国还是一个新事物，考虑到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办案资源紧张的现实，并不主张警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出庭作证。在下列几种情况下，检察官、法官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要求或者申请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提供证言：

1.警察在犯罪现场目击了犯罪事实或当场抓获了犯罪者。

2.法官或控辩双方对警察实施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活动时制作的笔录有异议，侦查人员应出庭陈述该证据获取的有关情形。

3.警察实施秘密侦查或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由于我国未建立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尤其是秘密侦查或诱惑侦查，极容易造成侵害公民权利的情形发生，因此，侦查人员应到庭陈述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4.当辩方对证据及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警察应当出庭作证，以证明证据收集方式的合法性。

5.当证据是由警察提取、保管时，若这些证据由于客观或主观原因存在变质或灭失的可能，或当事人对证据是否是原物存在异议，警察应出庭证明整个提取或保管过程的适当性。

（四）建立警察作证的保障制度

篇6：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思考建议

关键词：证人制度；证人不出庭作证；建议

一、中国证人制度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原则上都要必须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司法实践中现实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根据有关统计，刑事案件中尽管明确证人的超过80%，但真正出庭作证的不到10%，在民事经济案件中的证人出庭率也很低。这种情况表明，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现象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当前普遍存在证人不愿意出庭，不愿意作证的问题。除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对证人义务的措施不力等方面的原因外，证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对证人出庭义务有规定，但对证人的权利没有具体规定，对打击报复证人，侵犯证人人身财产权利等违法行为打击不力，证人出庭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不到相应补偿。

可喜的是这次新刑訴法完善了证人强制出庭及一些权利保障等规定，但我们期待具体的实施办法出台，切实保证证人的出庭。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建议

1.制定和完善强制证人出庭的措施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的情况普遍存在。不少法官为此再相当事人一一进行调查，审核，并且在证人无正当理由不能到庭的情况下，也听之任之。这样既浪费了大量得人力物力，又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而现行的法律对如何保证主任能够人到庭也没有明确规定，制约了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从理论上来说，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妨碍诉讼的行为，因此制定一些强制证人到庭的措施是较为可行的。

2.应建立相关的保障机制

第一，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我们应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张耀武在《证人拒不作证的原因及对策》写道：“如果我们像宣传计划生育那样，使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达到妇孺皆知；如果我们像宣传税法那样，使人民群众都知道，证人出庭作证像纳税一样不可回避；如果我们像宣传《保险法》那样，使人民群众都知道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公益活动，证人出庭作证在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是在保护证人自己。假如自上而下真的掀起宣传的高潮，那么我们相信，在三五年内就可以促使证人自觉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虽然他估计的夸大了效果，但同时也说明了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证人出庭作证确实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我们应健全法律机制。要让证人享有对案件的知情权，受帮助权，受保障权。证人在出庭作证后，如果受到威胁或伤害，应有权及时获得救助保护，及时有效特别重要。

3.完善证人人身财产保障措施

证人人身财产权利与普通公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侵犯证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主要是指由于证人即将，正在或已向法庭提供证词的原因 ，侵害人阻挠，破坏证人作证而对证人实施的侮辱诽谤诬陷殴打等打击报复及侵害其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证人人身财产的权利，首先应在立法上堵塞保障不利的漏洞。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第四款对有关情况作了规定，当事人或其雇佣的人对证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侵害，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有关规定处理自然没有争议，但在具体民事审判实践中，证人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往往发生在民事审判审理终结，执行完毕之后，当事人片面的将自己败诉的诉讼结果归咎于证人的出庭作证，从而导致打击报复证人违法行为的发生。

目前的有关保障证人人身权利的有关法律规定也没有有效的执行。执法人员怕麻烦图省事，对侵害证人人身财产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不够，措施不力，客观上对证人出庭作证设置了障碍，导致了在我国在改进审判方式上步履维艰的局面。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的认识和业务素质，严惩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当务之急。

4.完善证人应得利益的补偿制度

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中，证人事实上仅仅是义务的主体，只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在法院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证人成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工具”，在利用完之后，证人被草草打发，为人问津。在现实生活中，作证的证人被恐吓甚至受到报复而受到的经济损失求助无门经常发生，使人心有余悸。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法律对证人权利的漠视才使得许许多多的证人“视法律如畏途”。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和完善证人的经济补偿权。

证人应得利益补偿是证人在人民法院决定的日期内出庭作证而对其原先应得的物质利益及不应有的支出给予的补偿，使之不受损失的做法。证人应得的物质利益及支出一般应包括：误工损失，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证人的误工损失与其所从事的职业收入密切相关。证人是承包经营户或个体经商户的其误工损失可参照其一定时期内平均收入的数额加以酌定；有固定收入的，其误工损失不应低于平时工作的实际收入和奖金；没有固定收入的，其误工补偿的标准一般应稍微高于当地一般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也不应低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同类差旅费。

总之，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环节形成合力让每一个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消极因素都得到控制，证人就会积极主动出庭作证。相信通过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一定能改变目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种种尴尬和不正常的状况。证人作证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要通过宣传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作证光荣，拒证可耻的舆论，创造证人受尊重和保护的良好氛围；通过完善社会控制机制，减少犯罪诱发的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消除证人的恐惧心理。通过完善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制度使司法改革有序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