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NGO

2024-06-07

国际NGO(精选七篇)

国际NGO 篇1

所谓非政府组织(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 ,是指非官方的、非营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组织( NGO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是指由不同国家的个人、团体或联盟,为了促进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一种非官方的国际联合体。

下面以在我国开展工作较多的、比较出名的环保NGO为例,简单列举其在华开展的活动。

1. 1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or World Wildlife Fund)

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or World Wildlife Fund) 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自1961 年成立以来,WWF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拥有超过500 万支持者和超过100 个国家参与的项目网络。

该组织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WWF在中国的工作始于1980 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96 年,WWF正式成立北京办事处,此后陆续在全国9 个城市建立了办公室。至今,WWF在中国共资助开展了100 多个重大项目,投入总额超过3 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WWF在中国的项目领域也由最初的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野生物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通过在WWF中国官网的探索,得知他们其推出了一份煤炭消费报告切合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在报告中,WWF详细分析了可以看出WWF身为一个NGO组织,积极与我国政府部门合作。

综上可以看出,WWF在华开展的活动可以作以下分类:

(1)开展环保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 2) 联合政府部门,开展污染地调查以及生态考察,推动环保建设。

( 3) 对我国污染及环保现状进行科学分析,通过图表数据等直观的方式展示调查分析成果,有利于公众了解现状,也有利于政府在决策时参考。

1. 2 大自然保护协会( The Nature Conservancy)

TNC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自然保护组织。1951 年成立,总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TNC注重实地保护,遵循以科学为基础的保护理念。在全球围绕气候变化、淡水保护、海洋保护以及保护地四大保护领域,运用 “自然保护系统工程” ( Conservation By Design,Cb D) 的方法甄选出优先保护区域,因地制宜地在当地实行系统保护。TNC的使命通过保护代表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动物、植物和自然群落赖以生存的陆地和水域,来实现对这些动物、植物和自然群落的保护。①

在华开展的活动: TNC于1998 年进入中国,集中力量在气候变化、长江淡水生态系统保护、保护地三个优先领域开展工作。截至2012 年,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开展了自然保护区规划和能力建设,淡水生态保护,气候变化,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和创建社会参与型保护地等多个领域的保护项目。此外,TNC中国部还建立了保护策略与信息中心,为国家和地方的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方法和解决方案。

TNC应邀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合作,共同编制了 《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寻求因地制宜的保护策略,把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保护滇西北珍贵的生物及文化多样性,并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该 《行动计划》成为了云南省 “十五”计划的专项规划之一。10 多年以来,TNC的保护项目和保护工作延伸到丽江市的拉市海、德钦县的梅里雪山、横跨滇西北四个地州的老君山、香格里拉县的香格里拉大峡谷和普达措景区、贡山县的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北段、广西金秀大瑶山、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东滩湿地、北京的松山,以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根据总部的2015 计划和保护策略,TNC于2008 年10 月成立了北亚区,以进一步加强机构在中国和蒙古国的生态保护项目。

综上所述,TNC在华开展的活动可以作以下分类:

(1)与政府机构合作,制订环保计划;

( 2) 与政府及其他组织合作,开展实地保护项目;

( 3) 建立保护策略与信息中心,为国家和地区提供科学的保护方案。

2 活动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局限性

尽管在华国际环保NGO组织已经开展了多项活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也不可否认地推动了我国的环保建设进程,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我们仍然需要正视其不足及局限。

依据现有资料可以总结出环保NGO在华开展的活动还局限在宣传教育和与政府合作开展实地保护这两个方面,而不得不承认仅仅在这两个方面有所作为是远远不够的。我国的污染现状严重,环保工作形势严峻。

首先,环保NGO组织为了提高公众环保意识而开展的活动往往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不免流于形式,没有达到环保教育的目的。同时相较于在发达国家的情况,国际环保NGO组织的公众参与度较低,导致其真实影响力也无法与其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日而语,因此其开展的公众教育活动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其次,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的实地保护可能最后成为政府的政绩工程,而没有真正改善环境状况。政府部门在与国际环保NGO开展实地保护时,各类媒体争相报道,但这股环保热潮过去之后,公众的关注也随着媒体视线的转移而下降,导致了环保事业成为了 “走形式”,或者最后变成政府部门的一项 “面子工程”或者 “政绩工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环保NGO由于在政策决定和立法执行方面都处于一种 “没有发言权”的尴尬地位而必须依赖政府,因而实际上在环保进程中可以做出的实质贡献较小,无法实现其最初和政府部门合作的目的。

3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法律建议

由以上两个部分可以看出在环境保护的进程中,国际环保NGO还处在扮演一个 “执行参与者”的尴尬角色。为了使环保NGO更好的切实的开展工作,应该赋予其一个参与决策和监督的权利。下面以国际上环保NGO对国际环保工作进程发挥的作用为对比,提出对在华NGO开展工作的法律建议。

3. 1 参与相关的环境立法

国际环保NGO成为国际环境条约的参与者和制订者,在国际环境领域发挥了创制作用。它们通过参加国际环境会议、参与国际谈判、参加环境条约的拟订、组织非政府组织论坛等各种方式,促进了国际环境条约的产生和发展。如在1989 年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第7 届成员国大会关于提高非洲象的保护等级争论时,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等环境NGO向大会和各成员国提交了一份批驳公约秘书处主张的 “独立法律意见”,并利用NGO观察员身份将此问题列入成员国大会的议程,对成员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后大会决定将非洲象从附录二提升到附录一。

因此在我国的环保实践中也应该借鉴国际经验,例如在开设有关环保立法的听证会及专家咨询会时,给予环保NGO一定席位,有效利用其在国际环保的工作经验和其对我国环保情况的深入分析来推动我国的环保进程。

3. 2 合作促进国际环境条约在华的实施以及我国相关环境立法的实施

国际环保NGO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帮助政府实施其签署或加入的条约。比如,IUCN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自2001 年开始在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等领域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展开合作,以帮助中国执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国际环保NGO还作为诉讼方或法律顾问参加国际环境诉讼程序。例如,绿色和平组织欧洲分会的德国成员就1992 年2 月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 《欧洲联盟条约》的合法性向德国宪法法院提出了诉讼。德国宪法法院于1993 年7 月就该诉讼举行了口头听证会。

由此可见如果法律可以给予在华环保NGO组织一个相应的合法的执行者地位,将极大地改善环保NGO现在 “有心无力”的尴尬状况,更好地参与国际环保条约在华实施的进程,这将有利于我国在环保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优秀经验,同时提升自身环保水平达到国际水平。

3. 3 监督相关环境法律的实施

除了参与相关环境立法,NGO也应该被赋予权利来监督有关环境立法的实施。因为NGO是非营利非官方的组织,不代表任何利益组织处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有利于客观理性的监督法律的实施。并且NGO能更多直接的接触民众,能够迅速地接收并整理民众环境的投诉,向相关部门反映。因此我国法律在接纳国际环保NGO组织参与、执行相应的环保立法执法活动的同时,也应该相应的给予其一定的监督权利,从而有效的以NGO组织为媒介将环保工作和公众监督结合起来,促进环保工作的切实履行,及时发现实施中的问题并高效解决。

摘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环保NGO组织开始在我国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环保事业进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环保NGO在我国开展的活动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文章就这些问题结合对当下国际环保NGO开展的活动的考察,作出分析并提出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环保NGO,法律问题,环保事业

注释

国际NGO 篇2

关键词:NGO,法律问题,非赢利组织法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 非政府组织 (NGO) 以较快的速度成长起来 (请参见表1) , 在环保、扶贫、维权、慈善等诸多社会服务领域与政府相互配合, 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然而, 我国的NGO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问题和障碍。本文以对四川NGO进行深度个案访谈为切入点, 从法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目前我国NGO发展中存在自身问题和法律障碍进行分析, 并提出建议, 为NGO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提出有益的思考。

一、资料和方法

本调查采用了质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中的深度访谈法。2008年6月至8月期间, 笔者以成都几个代表性NGO作为调查对象, 对其负责人进行了深度的个案访谈, 汇集整理形成访谈案例, 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来分析目前我国NGO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案例1】对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访谈

工作站致力于农民工基本权益的维护, 为农民工无偿提供法律援助。遇到的主要困境是:主体地位界定模糊, 资金缺乏, 目前司法环境对工作的阻力, 缺乏人才和法律保障等。

【案例2】对北京泓德中育的访谈

北京泓德中育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主要工作是组织教师在灾区的支教活动。工作中的困难有:NGO自身力量薄弱、NGO获得的支持力度太小等。

二、调查结果

通过对访谈案例的整理和分析, 笔者从法学角度对我国NGO现存的主要问题分析如下。

(一) 立法层次较低, 缺乏完善法律政策环境。

目前对于NGO的管理和规制, 我国相关的立法法律层次较低, 只能参考《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 而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NGO的管理加以规制。

(二) 合法主体地位缺失

我国目前调整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将我国NGO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对这两类NGO获得主体资格的法律法规规定概况, 界定不清, 对NGO的合法主体的法律定位也无统一标准, 缺乏一部位阶较高的法律进行统一明确的规定。

(三) 准入条件过高、注销机制缺失

我国现行法律对NGO的成立条件苛刻。《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对成立NGO在会员人数和经费数量上有较高的要求, 很多NGO无法满足, 很难依法进入社团合法管理体制。

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于NGO主体资格的注销机制规定缺失, 导致NGO的退出随意放任, 使NGO管理体系更加混乱无序。

(四) 具体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健全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NGO的各项管理政策均体现出比较分散的特征, 没有一部具体的法律对于NGO的管理进行具体的规制。我国对于NGO的资金监管、税收、人事、就业和福利保障等均缺乏相关的法律或政策的规范性规定, 导致NGO的自身管理和外部监管的混乱, 成为了NGO发展的又一瓶颈。

三、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NGO目前发展存在的各种问题及法律政策的困境, 我国有必要提高NGO管理和规则方面的立法层次, 制定一部包含以下内容的《非赢利组织法》, 为NGO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赋予NGO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

《非赢利组织法》应该明文规定NGO拥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从而保障其能以合法身份参与社会活动, 规避被取缔的风险, 并能独立进行法律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降低门槛, 完善NGO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

《非赢利组织法》应减低门槛, 可将NGO的准入机制分成登记和备案两种, 公民可以自由选择。符合法定登记条件的NGO, 可获得法人资格并享受是税收等优惠政策。不满足登记条件的NGO, 也可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成立, 只是无法人资格、不享受优惠政策。如此既保障了公民的自由结社权, 又完善了NGO的准入机制, 免于草根NGO的尴尬身份。

同时, 也应规定NGO的退出管理机制, 并进行财产清算和公示。登记成立的NGO应到登记部门进行注销登记;备案成立的NGO应到备案部门消除备案。

应该规范NGO的内部管理体制和外部监督体制

《非赢利组织法》应规定NGO的内部管理体制和外部监督体制的内容。内部管理方面, 可详细规定NGO开展活动、筹措经费、组织管理、人事制度、就业保障、福利保障等内容。外部监督方面, 可规定税收管理、政府监督、公众监督和信息公开等内容。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网站, 网址:http://www.chinanpo.gov.cn/web/listTitle.do?dictionid=2201

[2]王名, 贾西津.关于中国NGO法律政策的若干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增 (1) .

[3]杨正喜, 唐鸣.论我国NGO (非政府组织) 发展面临的法律障碍及解决途径[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9) .

[4]贾西津.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社会科学, 2004 (4) .

欧美NGO,打造品牌途径多 篇3

“第一桶金”多来自富人

非政府组织管的事情可谓五花八门,而且遍及全球。比如我们熟悉的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在战场上不分敌我、救人为先的“国际红十字会”;推动全球减贫的“福特基金会”等,都是服务全球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机构既不靠经济利益驱动,也不需要向政府低头,但它们若想实现长年服务大众的目标,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养活自己”。

在西方,不少非政府组织掘到的“第一桶金”,往往是来自富裕阶层的捐赠。在美英等国,政府对于高收入的亿万富豪们往往不吝税收,挣钱越多,缴税越多。不少富豪们思虑再三,与其把这些钱白白交给税务局,不如捐给社会,还能增加一些个人社会荣誉。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夫妇以自己名字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基金会,“金融大鳄”索罗斯个人旗下的“公开社会基金会”都属此类。

但问题是,这些都是富豪们实现个人理想,或转移财富来源而冠冕堂皇避税的个例。对于多数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社会上自愿发起的小型非政府组织来说,它们的资金来源不可能如此雄厚,往往需要先通过一鸣惊人的研究报告,或倡议有影响的社会性活动来赢得关注,在有了一些名气之后慢慢获得社会上的资金。

英国是全球最先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国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目前有超过20万家这样的机构,仅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登记注册的就有18.6万家,总资产约达700亿英镑;专职人员的总就业规模达50万人,约占全英就业人口总量的3%。

在这些非政府组织中,成立于1958年的“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就是一家由小做大的机构。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汤普森曾经邀请《国际公关》杂志记者前往其伦敦的办公室访问。汤普森介绍说,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是一家帮助西方国家男性志愿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一起工作、分享技术的机构。该组织刚成立时的工作人员就是第一批志愿者,而他们能够前往的国家也很少。但在每完成一个援助海外的计划之后,他们总能带回大量在当地工作的多媒体资料,向英国社会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并积极安排工作人员接受英国当地媒体的采访,久而久之便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与此同时,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也变得更有名气,接受的援助资金也越来越多。

现在,该组织每年可以派出1800多名志愿者到60多个国家,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还安排大量志愿者到中国教英语。目前,服务社在中国的志愿者超过200名,主要分布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学校,而该组织每年在中国的经费预算为300多万英镑。

专业打造名气

虽然欧美国家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为了广泛的公共利益而设立, 非营利、非政府、从事各种慈善性公益活动的组织”,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组织成员不专业。举例来说, 有一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范围不在本土, 而在一些战争冲突地区, 如1991年成立的“战争与和平报道”组织, 就是一个会员遍布全世界的记者组织, 为冲突地区培训记者, 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提高当地记者的报道水平, 引导他们报道有益于公共利益的新闻, 支持和平、民主与进步。为此, 该组织创办的网站内容是用九种语言发布的。在阿富汗、伊拉克、非洲等地都活跃着他们培训的记者的身影。

和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不同的“缓刑”组织, 是另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帮助人们解决在法律判决上的疑问, 让民众不用去找每小时动辄就要支付500英镑的大律师, 就能为自己的案子找到专业解读。“缓刑”的组织规模不大, 全球不到50人, 但在英国社会却非常有名。该组织的英国本地事务发言人赛琳娜今年不过30岁, 却已在该组织工作了7年。法律专业出身的赛琳娜, 更愿意将自己工作的机构看作是“压力组织”的一份子。

所谓“压力组织”, 指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都要发表看法, 甚至向政府施压, 迫使当局重新考虑原先的法律判决。赛琳娜认为, 和政府“叫板”是“缓刑”的最大特色, 该组织已经帮助数百名涉案人员获得了重审的机会, 让很多英国人的人生道路就此重写, 因此在英国民间非常有名。

正是因为赢得了品牌知名度, “缓刑”组织最近几年接到的志愿者申请表越来越多, 很多都是知名法律院校的毕业生。这些律政界的新人不但希望在这里获得从业经验, 还能争取到志愿者的荣誉称号, 因为在英国社会, 一个年轻法律从业者如果有长年的志愿者经历, 会被看作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感, 在职业道德方面大大加分。

赛琳娜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缓刑”走的品牌路线和律师事务所截然不同, 但却又一样能够获得社会认可, 一些法律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一直愿意提供资金, 来委托他们进行项目培训。她透露说, 最近几年参与志愿活动的不少年轻人的父母都是政府部门的高官, 相信儿女们的从业经历会帮助“缓刑”在英国政界做一个更加直观有效的广告宣传。

借国家形象扩大品牌影响力

在欧美国家,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并不缺钱,因为其背后有着政府的资金支持。但是如何做到让外界不要误会自己是一个政府喉舌,增加对自己的信任感却并不容易。在这方面,美国的福特基金会、英国的文化协会和德国的歌德学院同属此类,并且都是借助国家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以美国前总统福特命名的福特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 是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和改善人类福祉的私人慈善机构。它强调“民主价值观, 减少贫困和不公, 促进国际合作和提高人类的成就”。每年预算超过5亿美元的该基金会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投入大笔资金在环境与发展、生育健康、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法律和权利、教育等方面。早在1988年,福特基金会作为第一批被中国政府允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办事处,在提供项目资助的同时,也传播了美国的国家形象。

在欧洲主要国家中,英国虽然是非政府组织成立较早的国家,但在政府支持、建立组织、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起步较晚。1934年之前,英国外交部、驻外使馆虽然也从事在海外宣传和树立英国形象的工作,但他们的工作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必需的资金。相比之下,一些民间组织,如“世界人协会”通过设置高校学术交流项目、创办杂志、对外广播、建立人际联系等,采取“全方位”的方式致力于海外文化交流。因此,在英国外交部的支持下,“世界人协会”在1934年转型成为一个新组织,不仅负责全面整合和协调英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用来应对来自法德等国日益强烈的竞争和挑战,这个组织就是英国文化协会。

英国文化协会虽然已经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机构,但自始至终保持着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英国文化协会在全球109个国家的223个城市设有办事处,雇有7500名员工,其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3年,当时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在亚洲各国中是最早的。目前,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都设有信息中心。在信息中心可以免费进行信息咨询、上网,浏览最新英国期刊,查阅英国留学和有关英国的综合信息,了解当代英国最新的发展和科研成果,为帮助中英两国的学术交流、文化合作,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它自身也变成了一个权威机构。

细化服务内容,增进与社会的融合

让欧美国家的老百姓如此信赖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感到非政府组织“无所不帮,无所不能”。欧美国家有成千上万个非政府组织,他们活跃在法律、劳工、军事、民生等各个领域。在英国,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包括:扶贫救济、教育援助、宗教慈善、卫生健康、社会及社区福利、历史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动物保护及福利、业余体育运动、人权与和解、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科学研究及普及等等。

这些非政府组织之所以能涉及如此多的领域,打响自己品牌,同政府“让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最近50年,英国政府的公共部门、私人企业部门和民间公益部门都发生了功能性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工党政府上台后,政府通过推行“国有化”,将原来由许多慈善组织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接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布莱尔政府推行的所谓“现代化”,一方面强调建立一个强大、活动积极的民间公益部门,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和民间公益部门的合作,因此让这些非政府组织有了发挥的空间。

英国政府一直很重视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并视之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为推动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英国政府不仅每年投入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支持体系和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一个庞大的登记—监督体系,努力建立健全各项法规政策,并通过在各级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签署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动政府各部门及各级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

让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管得宽”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上一直有积极争当志愿者的社会文化,让他们总是不缺人手。在英国,平均每个16岁以上的成年人,每月都会从事某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在这些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有偿员工,只占其经常就业人数的1/3,绝大多数是各种形式的“零工资”志愿者。

NGO与全球和平安全治理 篇4

在国际关系中, 我们不难发现, 和平与安全如影随形。“对安全的一般理解是国家在与别国的交往中保存自我的能力, 及构成该国国家属性的一些重要指标, 如领土、主权人民及自身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否能够免于外来的侵害和威胁。”【2】“和平经常与暴力的使用相对, 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状态, 或者说是安全的一种状态。”【3】然而对于安全而言, 它既涵盖了客观现实, 也包括了主观认识, 因此我们通常认为, 和平状态对于国家而言未必就是安全的。

传统意义上, 和平与安全的内涵, 几乎被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武力直接覆盖。但是在二战之后,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 人们对和平与安全的认识渐渐超出了传统的范围, 形成而来一些新的认识。而冷战过后, 安全更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与安全有关的各种政策议题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宣言以及国际政治学者的著述之中, 人们给安全加上诸如经济、环境、生态、粮食、共同、综合等等各种各样的限定词, 力图强化其时代感和重要性。”【2】依此, “新安全观”便孕育而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成为“安全”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对于重大问题的危机感正在步步增加。而另一方面, 和平的概念也随之有了相应的丰富。在这个时期, 诸如消除贫困、政治压迫、种族歧视、饥饿等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都将被归入和平的范畴。至此, 全球化的和平与安全理念便产生了, 它突出地表现了对“公共问题”的关注, 在“个体安全”向“公共安全”这一传统走向新兴的理念过度的同时, 更显而易见地降低了它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

二、NGO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作用

我们所知的是,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中, 大多数的INGO与一般的NGO在实现其自身价值上的努力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 或通过向政府、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施加压力, 或同它们合作采取共同行动。通常, “这样的行为一般包括:通过新闻媒体争取民意, 再借助民意的压力迫使政府改变其政策或行动;游说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官员;参与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项目规划, 提供建议和咨询;甚至直接采取过激行动迫使政府做出让步等等。”【2】而正是在这样的行动中, 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于全球和平与安全领域所产生作用恰恰表现得尽致淋漓。从国际层面、国家层面乃至个人层面, 它有着这样三种不可忽视的作用。

2.1国际层面

作为国际社会中基层民主的培育土壤, INGO的活动很大程度上缓解着国际社会的紧张局面。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之前, 西方民主国家中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组织。在其影响日益扩大的基础上一种政治观点产生并推而广之, 即公民才是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决策者。正是这种背景下扩大化的非政府组织作用越发突显出来。在国际社会中, 通过法律或政府权威保障的政治实体是非常强大的, 个人通常而言是非常弱小的。于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天性就是对国家以及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的巨大权力予以制约, 作为公众意见与主张的载体, INGO成为抗衡传统权威的主要力量。非政府组织通过将志趣相投的人组织到一起, 通过宣传和教育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关注人类世界的安全状态, 使人们逐渐破除对传统国家全知全能的迷信, 主动地参与国家的决策以及国际关系的互动。这样的社会氛围使人们更倾向于从人而非国家的角度去思考涉及人类基本生存的重大问题, 于是, 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转变为国家间人民与人民的关系。在理论上, 这将有助于增强人民的民主和权利观念, 改变国际政治斗争中长期存在的“丛林法则”, 创造一个良性的国际环境。

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作为国际组织之间的一个协调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政治是自愿的。它们来自民间, 组织机构灵活, 触角几乎无孔不入。在很多情况下, 它们往往能够先于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发现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潜伏的危机, 向权威机构及时反馈意见或提出解决方案, 供其采取行动时参考;或者直接运用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参与其中。这就决定在在许多政治决策中, 非政府组织往往是最重要的信息渠道。因此, 国际层面上的国际组织都以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沟通其他组织、政府作出决策的纽带。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安理会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决策是以大量可靠的信息为基础的, 而传统上这些用以辅助决策的信息来自于媒体、当事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但随着INGO的扩张, 这些信息源头已经绝大部分来自于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在进入90年代后, 联合国体系在确立议程、制定政策, 以及执行政策等方面越来越依赖非政府组织。例如联合国各类年鉴中以及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大量数据和案例都来源于非政府组织的统计。许多政府在确定国防政策时也会或多或少参考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2.2国家层面

国际非政府组织能够弥补政府在国内以及国际决策活动中理性决策的缺失。现代国家的政府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是高度发达的科层制官僚系统。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增多, 政府的社会供给能力实际上是削弱了。为了满足来自社会的全方位的要求, 政府必须提出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并找出应对的办法。在现代官僚机构中因此产生了一种被称作“理性行为模式”的决策程式, 这种模式的特色在于它必须区分政策中的先后顺序, 计算成本收益。但是臃肿而庞大的官僚机构导致了在决策过程中, 总会有一些问题被遗忘, 或因为行政流程的繁琐而得不到及时处理。由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一旦出现这样的疏漏, 其后果将极为惨重。譬如发生在非洲的种族仇杀, 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积极投身“世界和平重任”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能够及时对此表现出应有的关注。和平与安全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 在解决具体问题时, 如果让特定的部门或者国家提出建议, 它们往往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种时候,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性就显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平与安全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是为了解决某些紧迫问题而存在的。它受国家利益的约束相对为少, 敢于提出超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当前, 在出现难以化解、相互对峙的国家利益关系的情况下, 国际非政府组织经常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

2.3个人层面

非政府组织在个人层面的影响突出体现于“民间性”上, 是沟通个人与政府、国际社会的重要桥梁。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志愿人员, 他们的工作热情更高, 效率也比较高。即使是出于削减预算、满足公众需求、照顾社会舆论的考虑, 许多政治权威也乐于同非政府组织保持良好的关系。从字面上来讲非政府组织的本意只是指不是政府的组织, 其实质意思在中文里面与之最相应的是民间组织。从某些角度上来讲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民意, 其公开宣称的使命和价值观, 可以是公益性的, 或者是服务于特定的人群。因此,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特点, 其民间性和自治性为民众与政府之间良好的沟通开拓出了更广阔的天地。事实上, 同利益集团一样, 非政府组织也时常介入政治, 力图影响政府有关政策, 只不过它们通过政治参与传达给政府的政策意愿的性质具有某种公益性罢了。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非营利性特征, 其活动的资金来源若仅仅依靠志愿者的主动捐助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这些组织本身的资金动员能力相当有限, 而政府在动员资金方面的特殊优势使得它称为各种非政府组织财力上的主要依靠对象。

三、NGO所面临的阻碍

“就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一样, NGO也会失灵, 也会在实施影响的过程中受到阻碍。”【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趋势已成为客观事实, 诸多学者都对非政府组织发挥出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然而, 要对这一现象做出清醒的认识, 就必须对这个热门话题进行冷思考, 看到热火朝天的公民社会运动背后存在的问题。事实上, NGO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并不深, 尤其是在和平安全领域, NGO受到的束缚和阻碍更是不容忽视。只有客观地认识这些阻碍, 才能探讨如何为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创造良好的环境。

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身份是NGO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前提条件。许多致力于和平与安全的非政府组织不得不经常通过抗议与示威游行来对政府与政府间国际组织施加影响, 因为政府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不愿意给予它们合法的参政议政的地位。即使在人道主义援助的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的中立立场也并没有被所有政府所承认。

国际决策的壁垒, 参与国际决策是NGO参与治理全球安全问题的主要途径。非政府组织能对决策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是摆在非政府组织面前的另一个难题。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商。虽然政府有时也会通过建立咨商制度来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决策过程。但是出于自己权威的考虑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往往只能被允许参加与政府非正式的协商, 在会议中也只能作为观察员, 没有资格提出议题、发言或散发声明。可见, 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为决策过程设置的壁垒也是阻碍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因素之一。

国际规则的制定问题, 如果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 NGO便为自己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然而相比较政府来说非政府组织虽然也力图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 但明显力不从心。由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仍受到很多限制, 因此非政府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从属性。

结论:

NGO作为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不可磨灭并且与日俱增的作用。它的的目的是关心公共事务, 是要干预公权力的执行, 就是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与一国之内唯一合法的暴力机构———国家的公权力相比, 非政府组织作为民众力量的代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称作国家机器, 国家有军队、警察、法院, 能够强制执行各种法令, 还能够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签署协议, 而且要签定国遵守。国家机器, 就是合法的暴力。这是由于这种暴力的巨大破坏性, 如果不受其它因素制衡, 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最后, NGO作为公民社会的力量, 把社会上的公民组织起来, 发挥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 要求国家去约束市场的力量。在这方面, 非政府组织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 NGO生长的民间土壤又使其具备了一些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弊端, 其广阔的民间土壤使其代表社会民众力量的同时有不可避免的在组织上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其丰富的活动内容与范围在使其功能广泛的同时又潜移默化的沾染上了功利的色彩。总之, 作为一个重要的同时又是存在缺陷的组织, 我们应当理性的看待, 既要勇敢地承认并且坚定不移地拓展它的优点, 又要毫不犹豫地指出缺陷所在, 辩证地看待NGO对于我国建设的作用, 既不盲目相信, 又不保守拒绝。

摘要:在国际舞台上, 非政府组织即NGO,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以来愈发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那么, NGO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发挥作用的同时, 它又遭遇着哪些不可抗拒的阻碍?本文通过对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与分析, 以浅识并解答上述的问题。

关键词:NGO,和平与安全,作用,阻碍

参考文献

[1]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王杰、张海滨、张志洲.《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阎学通.《和平的性质——和平≠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

网络草根NGO资源汲取问题研究 篇5

关键词:网络草根NGO,资源,汲取

随着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 政府职能也在不断的发生转, NGO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 正逐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网络草根NGO作为传统NGO发展的一个新形态, 在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下应运而生, 并且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网络草根NGO的定义及其界定

网络草根NGO, 主要是指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内, 由民间自下而上生发形成的, 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 并以现实活动为依托, 面向不特定人群跨时间跨地域地提供公益服务, 以促进社会公益、传播公益理念为目标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它有别于传统志愿组织的地方是不具有组织实体的, 是生发于互联网平台的, 并且有逐步走向实体的趋势。

二、网络草根NGO资源汲取的现状及不足

(一) 网络草根NGO资源汲取的现状

我们这里谈到的资源汲取问题研究, 不只局限于资金筹集方面的资源, 还包括网络草根NGO运行过程中需要整合到的资源, 如行政资源、人脉资源、行业内资源等。资源汲取能力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草根NGO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能否健康发展。[1]凭借着各大网络平台的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 网络草根NGO在诞生之初就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 从已经开展的网络志愿活动来看, 参与便捷、筹款迅速、活动周期短、活动覆盖面广等体现出了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所在, 并且网络草根NGO能够凭借网络平台的知名度提高自身的网络公信力。

(二) 网络草根NGO资源汲取存在的不足

虽然网络草根NGO在提高公益效率、促进公益宣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然而在开展公益活动的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 或者潜在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1.资源汲取方式仍然比较单一, 目前网络草根NGO的资源汲取方式仍然是通过自身募集为主, 与传统NGO相比, 缺少政府的扶持;2.资源汲取过程不够透明化, 公众往往很难了解到资源汲取之后的活动动态, 这不利于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3.资源汲取过程中缺少互动性, 在目前的活动组织形式来看, 社会公众仍是单方面的公益活动参与者, 组织与社会公众缺少互动性。

三、网络草根NGO资源汲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从外在来说

我国目前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 在行政审批环节极大地限制了其合法性身份的取得。并且网络草根NGO作为网络化的新兴形式, 社会和法律的认知还不足, 更加大了获得合法性身份的难度, 因此网络草根NGO身份的合法性问题成为长期困扰着其自身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 从内在来说

网络草根NGO作为新兴的志愿组织形式, 其自身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其组织形式多具有随机性, 通常是由一小部分人提议, 号召广大网民参与而自发形成的, 这样临时构建的组织班子, 在专业性、持久性、主动性上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四、网络草根NGO资源汲取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一) 善用外部资源, 丰富资源汲取方式

一方面, 网络草根NGO应正确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与政府建立并保持良好长期的合作, 要善于整合政府资源, 通过政府服务外包吸引政府与其进行创新项目合作, 积极获取政府项目资助;[2]另一方面, 网络草根NGO应正确处理与网络媒体之间的关系, 据了解, 国内多家知名门户网站现已开通了公益平台, 网络草根NGO要积极寻求合适的网络平台, 通过网络平台的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及网络公信力, 并且积累自身良好的信誉。

(二) 加大资源汲取过程公开透明化

网络草根NGO在资源汲取过程中还要做到信息公开, 要加大资源汲取过程的公开透明化。要及时主动地向社会公众公布资源汲取状况、资源去向以及来源的反馈, 并且建立起有效的问询机制, 随时接受社会公众的做好对内的监督和问责。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建立起自身与社会公众的信任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网络草根NGO健康持续发展, 不断增强自身的网络公信力。

(三) 增加公民志愿的互动参与

网络草根NGO在资源汲取过程中还应增加公民志愿的互动参与, 尊重每位网民志愿者的意愿, 让广大网民志愿者能够参与到网络志愿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来, 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共同决定公益项目、公益方式、公益品的选择。这样的互动参与, 能够极大地增加网民志愿者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从而增加公益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

参考文献

[1]张志祥.网络草根组织资源动员研究[D].上海大学, 2009 (5) .

NGO组织会计内部控制思考 篇6

一、NGO组织及其核算特点

(一) NGO组织的定义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独立民间组织。NGO有三个基本属性, 即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志愿公益性。 (1) 非营利性。非营利性是NGO的第一属性, 也是区别于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NGO组织是一个类似于NPO的组织, 同样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而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公益事业;所得收入不能进行利润分配, 而只能用于组织所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及自身发展;组织解散不能将组织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 (2) 非政府性。这是区别于政府和NPO的又一属性, 区别于政府是因为NGO组织具有其独立的思维、决策体系, 其任何行为不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的允许和许可, 也不能从政府方面获得财政资金的支持, 这也是区别于NPO的一个重要特征, NPO组织, 在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只是强调其非营利性, 但是在非政府性上NPO表现的十分薄弱, 对财政资金有一定的依赖性。 (3) 志愿公益性。志愿公益性是NGO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NGO组织的所有资源都需要依靠志愿者的支持和社会上的募集, NGO组织中财务状况必须公开透明、内部控制必须很严谨才能赢得志愿者以及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这样NGO组织才能够得以生存。

(二) NGO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NGO组织是作为独立于政府与企业的社会第三部门的形式而存在于社会中, 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述。

(三) NGO组织会计的核算模式

NGO组织的会计核算,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核算模式, 既有企业会计中的总账、明细账, 又有配合NGO组织每个项目始终的独立项目运作的账目。此外, NGO组织在核算过程中真正使用到的会计科目十分少。从而使得很多组织为了方便, 不建账、少建账、乱建账。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的一部法律法规来规范NGO组织会计, 所以, 现在对于NGO组织会计核算方式也是十分混乱的, 有的利用企业准则核算, 有的利用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核算, 有的组织甚至两种准则相互杂合着使用。从而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但是无论是NGO还是NPO, 在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每一位会计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二、NGO组织内部控制现状分析

(一) 内部控制结构与内部控制机制的关系

根据大量的研究讨论可以得出, 内部控制结构是内部控制机制的必备条件, 没有内部控制结构将无从谈内部控制机制。现阶段, 大量的NGO组织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恒等关系式:控制结构=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三者的关系是:控制环境是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的基础, 控制环境和控制程序是会计系统的保障。控制环境、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共同构成了NGO的内部控制结构。

(二) NGO组织会计内部控制特点及现状

目前我国NGO组织会计内部控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 除了没有相应的准则来进行约束外, 还体现在:第一, 缺乏健全的财务制度。由于NGO的特征, 决定了其活动资金的不确定性、非营利性、专职人员相对较少等, 这使得NGO组织大多对财务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 认为只要能保证组织正常活动的开展, 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对资金的有效使用、活动成本等因素没有过多加以考虑, 因此可能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具体表现在, 有的不重视财务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有的虽然重视各项财务制度的制定, 但却忽略了对财务制度执行效果的检查和监督, 最终使得财务制度流于形式。第二, 财务透明度较低。NGO不像企业那样需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外公布财务报告, 并接受政府或社会审计的监督, 其财务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 这样外界无法了解到资金的真实使用情况, 无法确定资金是否按照捐赠者的意愿使用。NGO财务透明度低, 影响了资源提供者的积极性, 降低了其对NGO组织的信任度, 进而不利于其发展壮大。根据财政部最新的规定, 叫停了许多私募基金会, 对公募基金会向NGO组织进行资金赞助也加强了相关管理力度。使得那些财务制度不健全的NGO组织将难以筹得资金。第三, 财务人员素质偏低。目前, 我国的多数NGO是由民间个人牵头发起的, NGO的相关工作人员多数是由个人面向社会直接招募的, 因此缺乏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由于其业务资金少、工作人员少、非营利等特性, 使得其对财务工作认识不够充分, 往往是由相关部门的财务人员兼职, 从而分散了财务人员的精力;有些草根NGO甚至没有专门的财务人员, 只是由其内部的相关工作人员负责简单的记流水账。因此与专业的财务人员相比, 草根NGO的财务人员业务素质偏低, 只是进行处理简单记录。第四, 财务人员职责划分不明确。由于NGO的业务活动较少, 多数NGO的财务工作不相容职务没有划分, 往往一人可以负责所有财务工作, 这样使财务工作缺乏监督, 缺乏活动资金的审批程序, 致使财务工作存在很大漏洞和财务风险, 不利于NGO的健康发展。由于上述等原因, 致使我国某些NGO的公信力很弱, 使得整个NGO的公信力受到质疑。NGO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第三部门, 其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公信力。NGO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甚至缺失内部控制制度, 使得其内部效率低下, 从而导致NGO由于缺少资金来源, 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 最终不得不解散, 使得人们对其认识不够, 认为其实际是可有可无的等, 这些都降低了NGO的公信力。

另外, 从具体的实务操作层面, 具体的体现为:第一, 会计核算与账户设置方面, 会计人员常常因为核算工作相对简单, 未按照规定定期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而且在绝大多数的科目未设置二级明细科目, 对同一性质的业务, 经常性根据“需要”计入不同的科目。同一性质的科目在法律法规没有更改的情况下, 多次随意更改科目名称。且对于最后的财务报表大多数组织也是根据原始凭证累加得出, 缺乏应有的可信度。第二, 货币资金方面, 根据调查, NGO组织在货币资金部分监督环节较薄弱, 不相容职务没有分离, 整个会计流程有且只有一名财务人员完成或者只由一名非会计从业人员完成, 不符合相应的规定。财务过程没有设置相应的稽核人员, 致使财务的可信度下降。虽然会计人员对原始凭证进行了审核, 但是原始单据仅按性质粘贴, 除了工资单和交通签收单以外, 其他的各项支出都仅将原始票据按照性质简单罗列粘贴, 并不填写单独的报销单封面, 未注明目的、申请报销人员等详细信息, 也缺乏相关经手人及主管人员、项目负责人签字。第三, 固定资产方面, 很多NGO组织因为缺乏专业的会计人员, 从而导致在固定资产核算方面相当混乱, 固定资产所提折旧的方法、年限、折旧率均不按规定统一, 从而导致同一件固定资产去年按平均年限法计提, 今年按双倍余额递减法核算, 这张办公桌的折旧率是5%, 另外一张办公桌的折旧率是8%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致使财务会计报表信息失真, 缺乏应有的可信度。

三、NGO组织会计内部控制完善对策

(一) NGO组织会计内部控制设计缺陷完善对策

设计缺陷, 是指缺少为实现控制目标所必须的控制, 或现有控制设计不当, 即正常运行也难以实现控制目标。那么, 就设计缺陷而言, 应该对原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完善, 或重新设计, 并且请专业的人员对该项内部控制进行检测即可。

(二) NGO组织会计内部控制运行缺陷完善对策

运行缺陷, 是指对设计适当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按照原有的设计意图进行运行, 或者执行人员缺乏相应授权或专业胜任能力, 无法有效的实施控制。经调查研究后得出, 在我国NGO组织的内部控制缺陷中, 运行缺陷占到绝大部分的比重, 所以针对这样的缺陷, 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应对:第一, 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根据“控制结构=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恒等关系式可以看出, 控制环境是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的基础, 一个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决定着内部控制是否在组织内有效的运作。内部控制环境又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这就决定了良好的内部控制不光需要NGO组织自身的不断努力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而且需要全社会为NGO组织创造出良好的条件。第二, 完善会计系统, 内部控制, 主要是针对会计部门, 作为主要责任部门有必要建立良好的会计核算系统。首先, 完善NGO会计核算制度, 以确保NGO会计制度没有设计缺陷。利用会计制度来约束会计人员, 使之按照既定的制度和会计核算法规进行会计处理, 因为前述运行缺陷中就已提到, 对设计适当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按照原设计意图进行运行。其次, 建立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尤其是在计算机辅助核算的组织中, 更应该注意此类问题。因为没有良好的授权也是导致内部控制运行缺陷的一个主要原因。充分的授权和严格的审批, 是一个组织能够健康运行的有效保证。一个组织的管理者, 不能过分的集权, 也不能过分的放权。在授权的过程中给与适当的约束, 从而使得权力的分配与责任的界定能够有机结合, 相互配合。继而促使组织内部控制目标的达成。各级人员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工作, 不得越权处理其他事项。在经办需要审批事项的业务工作时, 组织管理者应该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审批。NGO组织不能因为业务量小, 从而放松对授权审批制度的管理。最后, 保证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 同时也应该保证所有的从业人员需要有专业胜任能力。这也是运行缺陷中所谈到的因没有专业胜任能力所导致的内部控制缺陷。在保证充分授权和严格审批后, 也应该在授权和审批时注意不相容职务的分离, 以及授权审批者的专业胜任能力。例如, 在不相容职务上应该注意:出纳与稽核、会计档案保管以及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的账务登记, 银行票据和印鉴的保管, 登记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其他货币资金明细账与登记总分类账的职务的分离, 在专业胜任能力上最基本应该做到的是对于会计从业人员应该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甚至在某些职位上应具有相应的职称等等。切忌没有会计相关知识的人员来从事会计工作甚至是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让不相容的职务分离, 能够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防止舞弊现象的发生, 而对会计从业人员需要有专业胜任能力, 则是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在不相容职务的分离上需要进一步分离NGO组织的筹资部门和资金运作的决策部门。NGO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向社会大众以及基金会的募捐和投资, 将筹资部门和资金的决策部门分离是保证资金运作能够做到专款专用, 防止舞弊发生。第三, 建立相应的审计制度。作为一个负责的NGO组织应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内部监督———内部审计, 适时的引进外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NGO组织在筹资方面和上市公司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所筹资的对象都是社会大众。而投资者都有权知晓组织管理者对投资资金是否按规定使用。尤其是NGO组织, 投资者所投资金通常都有特定用途, 从而组织管理者有必要且必须向投资者加以说明。那么引进无厉害关系的第三方进行对资金和财务报表的审计, 在约束组织管理者的同时也是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因为NGO组织的诚信是其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而内部审计, 是监督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建立完善的内部审计, 是增强组织内部控制的有效保证。

参考文献

[1]李定清、张国康、章新蓉:《中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比较研究》, 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2]财政部:《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试行)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我国NGO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篇7

(一) N G O自身能力有限

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包括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的大多数N G O自身能力有限, 在人员、资金、信息、经验等各方面非常欠缺。

首先, 人才缺乏。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是人才不足, 特别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不足。在绝大多数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 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 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退休人员;在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中, 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 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 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 因此, 普遍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我们以一份《甘肃非政府组织调研报告》为个案来看一下人才缺乏方面的主要问题。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对甘肃省工商、建筑、文化、科技、体育、卫生等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60多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了问卷调查, 显示这些非政府组织普遍村在“专业人才缺乏, 年龄老化严重, 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法律意识偏低”等问题。从知识结构上来看,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所占比例不到60%, 仅有53.6%, 而具有本科学历的只占31.3%, 高中以下学历的占46.4%;从职称来看, 有高级职称的占31%, 中级职称的占35%, 初级职称的占4%, 另有30%的没有职称;从年龄结构来看, 50岁以上的占56%, 其中60岁以上的占33.8%, 离退休人员占60%以上。而且组织规模偏小, 专职人员比重少。所调查的中介组织员工人数大部分只有几个人, 有的甚至没有专职人员。其中, 有3~5人的组织占59%, 有6~10人的占30%, 超过10人的占6%, 人员最多的也就只有17人, 而仅有1家。

其次, 资金匮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 G O研究中心的《中国N G 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 (2001) 》调查报告显示, 近90%的中国N G O每年支出额在50万以下, 只有不到2%的N G O每年支出规模在100万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N G O整体在经济上的拮据。其中政府补贴是主要来源, 2000年, 我国N G O收入中来自政府的补贴占53%。但政府的资金一般都流向有官方背景的N G O, 如政府创办的各种专业协会、行业协会和商会或一些学术研究团体, 草根N G O则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资金的严重不足使寻求商业赞助和国际社会的资助成为很多草根N G O基于现实无奈而采取的一种“时尚”的做法。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些企业和国外N G O影响和支配。如何平衡利弊?对于寻求商业赞助和国际支持的办法目前很值得研究。

(二) 与政府关系上存在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的自治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政府的较强依赖。目前, 我们可以按N G O的民间性和官方色彩程度分为四类, 即官办、官办民助、民办官助和民办四类。中国官办的N G O, 在中国N G O中占有主导及优先发展地位。另外, 大量的民办N G O, 也都大多从政府、事业单位中产生或剥离出来, 而又受其“主管”和“监督”。相当一部分自上而下的社会团体由于本身是从政府的职能部门转变过来的, 或者是由政府机构直接建立的, 从成立开始就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方面, 依然学习和继承政府行政体系的那一套, 其实依旧是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在发挥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掌握着政府转移过来的或委托的一些权力, 如市场准入、发放许可证等等, 因而也就存在着权力腐败的可能性问题。

(三) 社会文化环境上的困境

在中国,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外来语。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普遍的公民意识、自治观念、法制观念、契约精神、公益精神等, 这些来自文化方面的深厚积淀, 是中国非政府组织所缺乏的。同时, 在迅速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巨大冲击, 社会中原有的公益观念也变得模糊, 这使得非政府组织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和社会公信严重不足。造成中国非政府组织理念和使命感的缺乏, 而我们知道理念和使命是一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对非政府组织而言尤其如此。因为非政府组织向来以使命为先, 以奉献为本, 以自由与民主为根, 可以说, 缺乏这些理念, 也就根本称不上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现阶段, 我国非政府组织存在的诸多问题, 除其他客观原因外, 根本在于缺乏应有的理念和使命感。可以说, 理念和使命,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已经超过资金、人才、管理和专业技术缺乏而成为更重要的因素。

二、对策

(一) 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D eborah Eade说:“ (非政府组织的) 能力建设应该是促进改革公民社会的参与与民主程度。能力建设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通过评估增强对受援组织活动的质量的改善, 是对机构的组织和运作能力的提高。能力建设一种目标, 通过对环境的分析和目标的选择, 以提高机构的决策能力。能力建设是一个适应变革的过程。”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实行民主、高效、公开的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民主管理, 除了需要有一套制度规则与程序之外, 还需要有一系列非正规的行为准则, 以切实在组织内部形成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体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 不是利润取向, 但同企业一样, 必须进行成本核算, 追求在既定投入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 因此, 必须像企业那样尽可能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 不仅要获得经济效益而且要获得社会效益;同时, 非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和人事安排, 重大决策的形成与实施, 资源的筹措和使用效果, 资金的管理和财会制度等, 都应贯彻公开原则。

2. 加强专业能力建设

N G O需要在它选择的领域开展优质的工作。由于许多N G O刚刚开始在诸如个人咨询、社会工作、肢残和精神残疾儿童康复等方面开展工作, 这些工作无论对它们还是对中国都是很新的领域, 在某些选定的环节尚须提高其员工的技能, 因此, 要对员工的进行经常性培训。组织应拟订可满足个人发展需要, 切合工作要求及顺应组织发展需要的训练及培育计划, 即所谓的员工事业规划方案 (Em ployee Career D evelop Program, 简写为CD P) , 并按部就班地安排同仁参加训练及培育的活动, 以帮助员工了解和熟悉工作, 更重要的是培育他们成为资深且优秀的人才。

3. 提高合理调动资源特别是本土资源的能力

目前, 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 特别是小组织在调动资源上还缺乏相应的经验, 因而常常无从下手。求助于国际资助, 是目前许多中国N G O的无奈选择。但是, 中国的N G O数目正在不断增多, 又由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税收的稳定增长, 国际发展机构, 特别是附属于外国政府的机构将在未来几年里撤出中国, 将它们的资源转到更穷的国家。因此, 开发对本土资源的调动能力将更为重要。

(二) 正确发挥政府扶持、监管作用

正确发挥政府作用, 就是要致力于建立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 减少冲突。以此为目标和原则, 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扶持、培育并加强监督管理, 这也是我国政府的一贯方针。

目前,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培育支持和监督管理两方面。

首先, 就培育扶持作用来说, 政府对N G O的扶持培育, 最重要的是资金方面的资助。西方国家N G O的资金30%以上来自政府资助。如果缺乏政府提供的资源, 许多N G O组织就难以生存。政府负责提供资金, N G O承担服务性工作, N G O的服务实现了政府期望的公共目标, 政府资助则壮大了N G O的服务能力。这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 我们应该吸取它们的经验, 制定具体办法, 为我国N G O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

其次, 就监督管理作用来说, 从总体上看, 我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在登记环节控制得很严, 但机构一旦完成登记, 政府对组织的管理则变的很松甚至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因此, 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势在必行。一方面政府应该放松登记管制, 以体现公民的自由;同时, 加强对组织运作期间的管理, 对其运作的规范化及质量进行监督, 以确保这些组织的运行质量。

(三) 培育公民意识

培育公民意识要通过家庭熏陶、学校教育、媒体引导多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 建设民主化的家庭。家庭生活是一个人社会化的第一站。儿童会由于成长在的不同的家庭而养成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根据国外学者的调查, 孩子有关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情感基调、价值倾向、行为选择等与父母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追随父母的相关性甚至是一致的比例高达70%—80%。因此, 培养公民意识, 应当首先从家庭开始,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成年人的思想观念, 在家庭成员、父母子女之间形成一种平等关系, 使每个人都享有被尊重的权利, 使家庭成为平等、民主、文明精神的发祥地。

其次, 通过学校教育培育公民风格。学校主要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推动公民意识的培育。一是从教育普及程度方面的推动。就公民受教育普及率来看, 中国的教育普及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 国家应该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投入, 使更多的人接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二是从教育理念方面的推动。要倡导社会关怀和人文情操, 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文意识培育, 具体的就是从中学教育开始建立专门的“公民课”。

最后, 通过媒体宣传公民意识。大众传播媒体的覆盖面宽, 对国民的影响比较大。因此, 应鼓励媒体注重对事实真相的报道,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 政府镜鉴。”宣传权利意识、宏扬法治精神, 培育公民意识。我国媒体在这方面作的比较好的有《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电视节目。目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媒体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 互联网由于具有传播广、受众多、速度快的特点, 对于引导国民的思想、宣传公民意识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1]中国民间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 甘肃非政府组织调查报告.

[2]清华发展研究报告2003: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R]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75.

[3]Deborah Eade, 应维云, 刘国翰, 译.能力建设——通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之路[M].北京:九州出版社, 1999: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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