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效应（精选三篇）
刺激效应 篇1
要分析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需要从消费函数理论入手。著名的消费函数理论有两个，一个是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公式为C=cYD，其中，C为消费，c为边际消费倾向，YD为即期私人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公式为C=cYP，其中，c为长期平均边际消费倾向，YP为长期平均收入即持久收入。从这两个公式中可以看出，消费总量主要受边际消费倾向c、即期可支配收入YD和持久收入YP的影响。税收政策可以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即期可支配收入和持久收入等因素对消费总量构成影响。
1. 税收政策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
(1) 税收政策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状况。众所周知，对于人均收入水平一定的国家而言，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而税收政策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状况。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改变由初次分配形成的不同收入、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人群的收入状况，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形态，进而改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2) 税收政策可以改变未来不确定性。如果税收制度可以筹措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从而形成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私人就会因未来不确定性的降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 税收政策对居民即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居民即期可支配收入YD=Y+TR-TA，其中，Y为收入，TR为转移支付，TA为税收。从公式中可以看出，转移支付TR和税收额TA两个因素对居民可支配收入起着关键性作用，而税收政策对这两个因素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税收政策对转移支付TR的影响。转移支付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主要是税收收入。因此，转移支付的规模除受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影响外，税收收入的多寡也是制约转移支付数量的重要因素。
(2) 税收政策对税收额TA的影响。税收政策对税收额TA的影响体现在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上。若宏观税负水平较高，则最终产出中属于政府的份额将增加，私人可支配收入就会相应减少。
3. 税收政策对居民持久收入的影响
居民持久收入主要取决于收入的稳定程度，而影响收入稳定程度的因素众多，如经济的波动、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就业的稳定性等社会性原因及个人素质等个人原因，其中就业的稳定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一个人只有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取得稳定持续的收入。税收政策能够通过其自身或者通过其他积极因素对就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的影响上。
(1) 税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税收对劳动总需求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经济发展是增加就业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扩大劳动需求的根本所在。二是直接扩大就业需求。主要是通过对于企业多雇佣人员或者多雇佣特定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进行税收优惠来实现的。。
(2) 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劳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后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了维持既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减少或放弃闲暇，增加工作时间。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税使劳动价格下降、闲暇价格上升，促使人们以闲暇代替工作。另一方面，税收影响劳动供给结构。劳动的供给结构是指社会上能够提供的各种劳动的构成，主要是指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教育程度等等。税收对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一般而言，失业人群主要由素质较低的劳动者构成，税收政策可以通过鼓励教育和对劳动者的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二是为失业者提供资助，如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给工作的人免除后顾之忧，增加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不同税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具体到不同税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收入来源阶段，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累进课税制度及合理费用扣除办法，可相对减少高收入阶层收入，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在收入使用阶段，通过消费税抑制高消费，进一步调节可支配收入;在财富占有阶段，可以通过财产税等调节收入的存量，避免财富过度集中，鼓励即期消费;在未来收入阶段，通过社会保障税可以增加居民收入预期，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增加即期消费。
三、我国现有税收政策刺激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
近年来，为了刺激居民消费，我国相继进行了税收政策的改革与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
1. 消费税改革对刺激居民消费的积极效应
从2006年4月1日起，调整了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税率，取消了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护肤护发品税目，增加了高尔夫球、高档手表、游艇等税目，降低了小排量汽车与汽车轮胎的税率。通过改革，降低了部分消费品的税负，提高了人们的消费，同时通过对高档消费品的征税，调节了贫富差距。
2. 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刺激居民消费的积极效应
为了抑制居民的储蓄欲望，增加消费，同时也为了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于1999年11月对存款利息征收利息税;为了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自2006年1月1日起，将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征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此项政策使中国约2000余万人因为月工资、薪金所得未达到1600元的纳税标准，因而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有所减轻，可支配收入得到提高，从而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即期消费。有专家估计，仅此一项政策，可以使全年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0.5个百分点。
3. 农村税费改革对刺激居民消费的积极效应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其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十五”(2000年～2005年)之初，中国开始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废止《农业税条例》。通过一系列改革，一方面，农民负担得到了大幅度减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另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可支配收入得到很大提高，可大大增强购买能力，使其潜在购买力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4. 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对刺激居民消费的积极效应
为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政策。2002年12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发《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对吸收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比例的服务型企业、商贸企业以及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等给予定期免除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2005年11月4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对2005年底即将到期的有关下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延长三年执行，规定对招用持《再就业优惠证》的人员的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 (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吧外)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可上下浮动20%;对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 (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 ，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通过上述一系列政策的实行，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消费能力有所提高，同时也稳定了社会大局。
当然应该看到，我国现有税收政策在刺激居民消费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设置不够科学，未能更好地引导合理消费，抑制奢侈消费;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够健全，未能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相关财产税仍然缺失，未能有效调节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税尚未开征，无法筹集到足额、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城乡税制不统一，农民仍然承担较高的税负;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仍不完善。今后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刺激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使税收这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在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 主要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 其中居民消费约占80%的比重, 其对经济增长有着更为强劲的拉动作用, 进一步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成为广泛共识。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 在调整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扩大消费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效应。
关键词：居民消费,税收政策,效应
参考文献
[1]李文:《中国税收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从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入手》, http://cache.baidu.com
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效应分析 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消费率;金融抑制
一、背景:我国消费率的特征
内需不振,特别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深受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面临外需大幅紧缩的情况,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第一次提出并实施了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当时,一个有力的依据是,居民消费率由1980年代初的52.8%波动下降到1997年的45.3%,下降了7个百分点。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这种政策背景下,进入2000年,居民消费率不但未能止住下滑的势头,而且持续下滑,至2008年降为35.3%(见图1)。
从国际间数据比较来看,我国消费率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偏低的。从表1可以看出,同属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2007年消费率是表中发展中国家最低的,仍然比中国高16个百分点。以2005年数据为准,美国和英国的消费率最高,为86.5%,高出我国近36个百分点。这个差距确实太大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国际数据。经作者整理。
注:na表示数据暂时不可获得,下同。
针对消费率持续下降的状况,我国央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刺激消费:
(一)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业务。自1998年5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起,我国消费信贷从无到有,增长很快。到2007年底,未偿消费贷款总额达3.28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8%,占金融机构贷款份额也从1999年的1.5%增长到2007年的12.5%。
(二)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进入第一个降息周期,中国人民银行先后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由10.98%下降到2002年2月21日的1.98%,下降了9个百分点。“次贷危机” 爆发后,我国进入第二个降息周期,2008年9月至12月四个月时间内,央行先后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分别累积下调1.89和2.16个百分点,调整频率和幅度均为我国金融史上所罕见。
同时,由于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加深,中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且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就业、助学、灾后重建、消费等改善民生类信贷支持的力度。
(三)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注入大量流动性。2009年,货币信贷总量快速增长,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对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趋势、提振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9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余额为 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7.7%,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同期,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40万亿元,同比增长31.7%,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上半年比2007年全年新增贷款还要多一万亿元,增幅之大已远远超过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率无论是与发展中国家,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处于最低水平,且进入2000年以来,呈现出加速下降的态势,这既与消费率演进规律相悖,也与我国政策背景不符。可以看出,我国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影响我国消费率的根本因素分析:国际比较
如果从时间上追溯的话,我国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却出现居民消费持续下降、城乡消费差距扩大、提振消费政策难以奏效的局面呢?不少专家学者指出由于我国医疗、教育、社保方面不健全,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不强,这是引起我国消费率近几年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节希望通过几组国际数据的横向比较,说明制约我国消费需求不振,消费结构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上的因素:
(一)储蓄率居高不下
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导致我国低消费率的关键因素,不少专家学者都是通过研究高储蓄率来研究我国的低消费率的。Kuijs(2007)认为从数量上看,高储蓄率至少解释了中国低消费率的20%。
从表2可以看出,与以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为主的亚洲相比,储蓄率最高的马来西亚为36.3%,比中国低5.8个百分点。我国储蓄率比表中亚洲国家平均水平高出11.3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中,储蓄率最高的日本为26.5%,比中国低15.6个百分点,表中发达国家储蓄率平均水平与中国的差额为22.5个百分点。
另外,中国的储蓄率还具有一些特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中国储蓄率近几年逐年上升。2000年为36.8%,到2006年上升为50.6%。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储蓄率相对稳定,进入2007年还略有下降。
二是中国居民储蓄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与人们直觉不一致的地方是:造成中国总储蓄率在近几年呈上升态势的是企业储蓄率的连年递增,而非居民储蓄率上升所致。相反,居民储蓄率呈波动下降趋势,政府储蓄率则呈倒“U”型趋势。从表3来看,企业储蓄率2000年为15.3%,到2006年为28.3%,增加了约一倍。造成我国企业储蓄率直线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国有经济“抓大放小”改革中,国企不再承担职工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及教育等社会责任,其利润率自然上升,留成收益增加,造成企业储蓄率大幅度上升。企业利润上升的背后是企业职工被迫承担改革成本,特别是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居民自己承担医疗、社会保险及教育等支出,因此在企业储蓄率直线上升的同时出现了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局面。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过重,第三产业比重过轻,形成了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不合理产业结构。表4显示:2000年三次产业占比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3.6%、29.2%和67.1%,2007年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是11.7%、48.1%和40.2%,从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来看,未来我国应大力发展服务业,降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尽快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扩大的根本性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现象,存在着所谓的“穷困陷阱”。这种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消费也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人差距扩大成为消费市场尤其是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不平等指数是倒数第二位的,但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却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到2003年,中国收入不平等指数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以收入分配差距大著称的巴西和阿根廷。并且,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呈持续走高的趋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蓝皮书》称,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07亿,城镇化率已达到45.7%,城乡收入差距在4至6倍左右。而2007年全国城乡收入比为3.31,2000年城乡收入比只有2.79。
(四)社会保障程度低
社会保障程度高有助于“对冲”消费者未来不确定性风险,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动机。表5数据显示,最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1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0%-50%之间,比如美国,近几年社会保障支出虽有所下降,但2006年其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保持在35%以上。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会低于发达国家,以印度、韩国为例,2005年,两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7%左右,也比我国高出6个百分点。多年来,中国储蓄率在全球排名第一,虽然高储蓄率是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保证,但造成储蓄率高增长的根本原因并非完全是居民收入的增加,而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老百姓有钱不敢花,宁愿承受负利率也要将钱存入银行。所以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只有大幅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如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支出等等,才能免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也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我国居民储蓄率,刺激消费需求。
(五)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反映到利率上,指政府将银行利率控制在均衡市场利率水平以下。存在金融抑制的国家往往有意识地实行低利率政策为其宏观经济政策服务。从国际数据比较来看,经济增长率与资本的成本是接近相等的。在发达国家,经济真实增长率与真实利率的差额也是很小的。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01-2005年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2%,而真实利率为1.2%,两者相差1个百分点;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差额也没有中国这么大(见图3)。造成差额过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另外,人为压低利率水平,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导致资本收益率高企。当然,这是在利率管制环境下,通过人为扭曲利率水平来实现的。
简而言之,我国消费率偏低是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的。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劳动力容纳能力有限,加上户籍制度等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限制农户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向资本倾斜。工资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不振,最终导致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值得指出的是,1990年代末以来的国企改革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减员”确实达到了“增效”的目的,然而,其增效的背后是把诸如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包袱扔给了社会,自己轻装上阵。在国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居民只能自己承担改革成本,这是造成居民不敢消费的主要原因。
三、货币政策刺激消费的实证分析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为何多次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均没有改变我国消费率下降的趋势,消费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还是消费受制于制度性、结构性因素,货币政策力有不逮呢?如果是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则应从消除金融抑制方面入手,疏通传导渠道;如果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在货币供给的层面,则应认识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转而以财政政策、收入政策为主,货币政策起协调配合的作用。这些问题,在我国面临外需大幅紧缩的外部环境下,是很值得研讨的现实问题。下面从实证角度对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效果进行检验,以期为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参照余永定(2000)的消费函数对我国货币政策调节消费需求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函数形式也取为对数线性,回归方程为:
式一中,消费(C)的数据来自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中的消费部分 , 取其中的城镇居民消费这一部分。W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作为对比检验,本文同时用单纯的工资性收入(GZ)作为收入的备择变量进行检验 。储蓄S0采用的是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数据,滞后一期进入回归方程。价格P采用的是CPI指数,由于该指数只能找到1985年之后数据,1985年以前的则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替代 。W/ P(或GZ/P)和 S0/ P是将名义收入(名义工资)和名义存款除以物价指数换算为实际收入(实际工资)和实际储蓄。利率i取一年期储蓄存款的平均利率 。同时,本文用真实利率作备择变量,用于检验金融抑制对消费的影响。真实利率(ri)等于一年期储蓄存款平均利率平减当年通货膨胀率。
为了检验信贷渠道的影响,本文设信贷增长率(credit)变量。这里用M2增长率减去GDP增长率来表示通货膨胀预期Pe 。同时,为了检验产业结构和其他体制性因素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本文用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policy),以第二产业产值除以总产值而得。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本文设二值变量year98 ,进行检验。以上数据均可通过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统计数据网得到。整个数据的样本期为 1978 -2008年。
运用统计软件,最终结果如下:
以上结果经过异方差调整,调整后R的平方为0.93,说明居民消费率变动的93%,可用上述模型解释。式二中,*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对比余永定(2000)等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pi、pe和i的符号均一致,但是收入变量不显著,GZ变量则与预期相反。这里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pe系数比余永定(2000)等人的要小,则不显著;收入变量不显著,没有进入方程。而在余永定(2000)等人的模型中,收入变量是对消费影响最重要的因素,系数高达0.31,说明收入每提高1%,消费就会上升0.31%。在式二中,cpi系数为0.31,恰好与余永定(2000)等人模型中的收入变量系数相等。这或许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是成立的。由于在余永定(2000)等人的模型中,cpi代表的是经济增长景气,根据奥肯定理(Okun's law),就业与经济增长呈正比关系,因此,cpi与收入(W)和工资(GZ)之间当呈正相关关系。由于三者之间有着这种理论关系,不可避免会出现系列相关,所以就出现了收入(W)系数不显著,工资(GZ)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反的结果。这是对回归结果解释时,需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就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看,信贷渠道(credit)系数不显著,说明我国信贷渠道在刺激消费时效果不明显。利率系数则表明其显著地、反向地影响消费,说明在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上,利率渠道比信贷渠道更有效。反映我国金融抑制的代理变量——真实利率(ri)对居民消费率有着显著的、负向的影响,这与本文强调的金融抑制对消费需求的负效应是一致的。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变量policy对消费率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显著的。从系数数值来看,它是所有回归系数中最大的。其数值表明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就平均下降0.45个百分点。Year98不顯著,说明并没有必要设此变量。
四、结论和建议
总结上面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一)影响我国消费率的因素复杂多样,医疗、教育、社保方面不健全,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初次分配倾向资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金融抑制等均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收入增长缓慢,分配倾向资本,造成居民无钱消费;医疗、教育、社保方面不健全,预期支出增加,导致居民不敢消费;金融抑制下,缺乏财富效应,使得居民不能借贷消费。在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金融无法发挥其跨期配置资源、平滑消费的功能,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刺激消费时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在刺激消费时,利率政策比信贷政策更有效。一方面,由于我国存在普遍的金融抑制,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倾向于“国有企业、大企业和上市企业”,对中小企业和居民消费信贷的需求往往难以满足,造成信贷政策传导受阻。另一方面,我國居民大部分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中央银行通过利率政策可以很有效地影响居民从存款中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因此,利率工具相对信贷工具更有效。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从短期看,应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足。应鼓励商业银行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政府则需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力度,降低银行放贷风险。商业银行还应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大力拓展居民消费信贷业务。
其次,从中期看,应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抑制,充分发挥多层次、成熟的金融体系对居民消费的综合促进作用。大力发展票据市场、债券市场等融资性金融市场以丰富居民投资渠道,降低投资风险,降低居民储蓄率。着力培育共同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性投资者,给城乡居民带来稳定的投资收益。资本市场要做好投资者利益保护工作,利用股市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
最后,从长期来看,大力改善社会保障状况、切实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尽快缩小城乡居民再分配差距是促进消费增长,优化消费结构的根本之路。货币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是通过发展保险机构特别是商业性社会保障的保险机构,来化解居民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减少国家在提供社会保障体系方面面临的财政压力。
参考文献:
[1]李扬,“高储蓄率之上的中国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中国金融》,2008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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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ardy, Nicholas, 2006, “China: Toward a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Path,”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 06-6.
[9]Lardy, Nicholas, 2008, “Financial Repression in China,”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 08-8.
刺激效应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选取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本院神经内科住院脑卒中患者64例。纳入标准:参照脑卒中诊断标准, 并经颅脑CT或MRI扫描确诊, 病程均短于于2个月;右利手;经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评分≥8分, 诊断合并抑郁。排除标准:脑出血病患;既往有精神病史及家族史;既往有癫痫病史;金属性植入物。符合入选条件者48例, 抽签法随机分成对照组、假刺激组低强度磁刺激组和高强度磁刺激组, 每组12例。对照组:男6例, 女6例;年龄59～67岁 (61.7±6.2岁) ;病程 (33d±5 d) 。假刺激组:假刺激组:男5例, 女7例;年龄60～68岁 (60.9±5.1岁) ;病程 (32d±7 d) 。低强度磁刺激组:男7例, 女5例, 年龄57～66岁 (60.5±4.3岁) ;病程 (38d±4 d) 。高强度磁刺激组:男7例, 女5例, 年龄58～66岁 (61.4±5.5岁) ;病程 (36d±5 d) 。各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且所有参与试验研究的患者或患者监护人均对该研究知情同意。
1.2 方法
设计、实施、评估者:设计、实施均为本文全部作者, 盲法评估, 对评估者进行培训。
干预措施:磁刺激组除常规系统康复治疗外, 接受磁刺激治疗。应用MagproX100型磁刺激仪, MC-B70蝶形线圈。刺激部位为左侧额叶, 线圈与头皮相切, 聚焦于病患左前额部位;刺激2次/日, 5序列/次, 20脉冲/序列, 序列间隔10s, 共计200脉冲/日, 连续2周为1个疗程;刺激强度:80% (低强度) 及90% (高强度) 的阈刺激强度;刺激频率:1 Hz。对照组给予系统治疗方法, 假刺激组进入相同磁场环境, 但不接受磁刺激。抑郁情绪测定:于磁刺激治疗后2周分别进行HAMD抑郁量表 (24项) 评分[1], HAMD<8分为无抑郁, 8分～20分为轻度抑郁, >20分为中、重度抑郁。临床疗效根据HAMD减分率来确定:≥75%为痊愈, 50%～74%为显著进步, 25%～49%为进步, <25%为无效[2]。观察rTMS治疗2周前后HAMD评分差异。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AS V8.0统计软件, 多样本均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 比较, 组间均数应用t-test比较,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反应
本试验过程中并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2.2 不同组有效率比较
对照组痊愈1例, 显著进步2例, 进步3例, 无效6例, 总有效率50%。假刺激组痊愈2例, 显著进步1例, 进步2例, 无效7例, 总有效率42.9%。低强度磁刺激组痊愈2例, 显著进步4例, 进步4例, 无效2例, 总有效率为83.3%。高强度磁刺激组痊愈3例, 显著进步4例, 进步4例, 无效1例, 总有效率为91.6%。对照与假刺激组相比, 无统计学差异, 而磁刺激组与对照及假磁刺激组相比, 有效率显著增加 (P<0.05) , 不同刺激强度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2.3 两组治疗前后HAMD指数评分比较
治疗前各组HAMD指数无显著差异;接受系统康复治疗2周后, 对照与假刺激组HAMD指数明显降低 (P<0.05) , 而这种降低趋势在经过磁刺激治疗后尤为显著 (P<0.01) ;同时, 在治疗后, 对照与假刺激组HAMD指数无统计学差异, 并显著高于磁刺激组 (P<0.01) , 不同刺激强度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见表1。
3 讨论
近年来, PSD的发病率约为20%～60%[3], 并且与卒中患者相比, PSD患者功能康复缓慢而且死亡率高[4]。因此, 早期对PSD进行干预, 及早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 有助于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康复疗效, 加快康复进程, 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利用TMS对PSD患者进行治疗, 结果提示磁刺激操作及刺激环境基本不影响患者情绪。而且, 磁刺激组未产生不良反应, 提示本研究所用刺激参数对患者安全、无副反应, 可用于老年PSD患者临床辅助治疗。另外, 研究表明, 磁刺激2周后病患HAMD评分指数显著降低, 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其他组, 提示磁刺激能有效干预PSD患者抑郁情绪, 并且本研究所用不同刺激强度对疗效无显著差异, 推测在一定强度范围内, 磁场强度可能对脑组织具有等效刺激效果。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证实, 低频TMS可产生可传导性的感应电流, 影响突触的结构和功能, 影响脑组织深部神经细胞功能活性[5], 例如参与调节神经递质合成、释放。而且, 相关研究报道, TMS对脑血流和代谢也具有调节作用, 如Conchou等[6]报道, 低频 (1Hz) 、阈下强度TMS作用于右侧M1区可以导致健康受试及急性卒中患者左侧S1M1区的局部脑血流量增加。上述报道均支持本研究结果, 刺激作用机制可能与磁刺激诱导的脑血流和脑代谢以及脑神经元功能活性有关, 有待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 PSD是脑卒中最常见的伴发性精神障碍性疾病, 本研究应用不同强度低频磁刺激干预, 能够有效改善PSD患者情绪, 提高治疗效果, 有望成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而显著改善PSD的预后, 但rTMS治疗PSD的疗效、安全性及治疗参数有待进一步研究, 如何针对这些因素选择适宜的刺激参数, 如刺激频率、刺激部位、刺激时间、刺激强度等是神经功能康复的关键因素, 有待我们进一步筛选、分析, 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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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enzi GL, Altieri M, Maestrini I.Post-stroke depression[J].RevNeurol (Paris) , 2008, 164 (10) :837-840.
[4]Chen Y, Guo JJ, Zhan S, et al.Treatment effects of antidepressants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a meta-analysis[J].AnnPharmacother, 2006, 40 (12) :2115-2122.
[5]马隽, 张展翅, 崔慧先, 等.磁刺激对小鼠原代海马神经元突触素、生长相关蛋白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的影响[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11, 32 (10) :1069-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