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机制完善

2024-06-10

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精选十篇)

法律保障机制完善 篇1

1 理论根源:公司法的“传统奠基石”有限责任

使母公司滋生出欺诈性等不法行为来规避法律, 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情况屡屡发生, 根源于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的基本要求公司是独立的法人, 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以出资额度承担有限责任, 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与投资风险关系, 它对公司结构更趋于合理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将投资者的责任限制在投资范围内, 尽可能满足投资者投资热情减少投资风险, 鼓励投资的一种制度安排, 是传统公司法的奠基石。当世界经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理财理念和投资机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渴求新的财富增加渠道成为人们的普遍经济诉求。而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无限责任原则却阻碍着人们实现自己的发财之道。随着各国自由与平等法治理念的呼声高涨, 自由而普遍的企业设立原则, 以及股东以投资为限承担责任的制度, 均得到法律的确认。它解决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资本风险和投资风险的分担困境, 使风险损失内在化, 促使了投资与经营管理的分离, 对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法理理念的建立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自19世纪初, 股东有限责任特征的公司企业形态, 奠定了现代意义的公司法律的基础与框架, 这无疑是对当时传统公司责任形态的重大突破。在有限责任确立的最初年代, 由于该制度修改和完善了传统公司制度的治理模式, 公司运营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原则, 被认为是公司制度之基石。

根据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及国际投资状况, 跨国公司的地位无可取代。作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经营体系以全球视角注视竞争的威胁和寻求投资机遇是它的全球性战略要求, 全球性战略部署要求在公司体制内 (母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 实行密切配合、互相协作的经营一体化。有限责任制度依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一方面, 跨国公司作出海外投资决策, 主要是以长期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公司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公司自身条件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 以较少的投资扩展海外业务从而减少风险, 又可利用当地子公司优势弥补自身不足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条件, 在风险和利益并存的情况下, 有限责任形态是解决企业内部利益冲突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复杂多样, 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 为保证公司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 需要发挥各分支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需要分散决策。有限责任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子公司的利益保护问题。独立的法律实体保证子公司享有一定的对自己事务和利益作出决定的自主权, 使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如果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 其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就会间接地得到保护。

从历史的发展和目前国际投资实践来看, 有限责任制度仍然是跨国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所确定的公司内部利益分配关系以及公司的各种对外关系, 使得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仅仅依靠有限责任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以股东有限责任为基石和支柱的现代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 强调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满足商事公司筹集资本需要的同时, 不自觉地凸显了公司内部股东与外部债权人的利益矛盾。跨国母子公司之间主要是跨越国界的控制与支配的关系。母公司通过股权或非股权控制获得子公司的利益, 当母公司利益与子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它可根据优势地位牺牲子公司的利益, 损害到子公司外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而首当其冲的利益损害者是子公司的债权人。由于债权人的债权权益与子公司的运营状况息息相关, 再加上子公司债权人一般无权介入公司内部的管理过程, 股东与债权人信息不对称的客观事实, 使得子公司债权人处于更加弱势的被动地位。依据有限责任制度子公司承担利益风险责任与母公司无关。因此, 严格实施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规则就会成为跨国公司母公司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

2 理论发展:“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提出

子公司的设立可以使母公司的投资风险限定在其出资范围之内, 以此避免母公司对其海外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 是跨国公司利益使然。但随着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活跃和内部组织运行的复杂性, 尤其是跨国公司分别以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等形式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经营活动, 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的势头, 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个公司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因素, 其中某个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和决策施加重要影响并不承担相应责任的现实与传统理论中公司责任承担的巨大差距。

跨国公司依据其全球战略目标安排子公司的投资、产品、市场等方面的目标, 子公司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市场、资源、竞争环境以及盈利状况, 而应作为跨国公司整个经营网络中的具体环节, 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目标的实现去承担可能的经济损失。但这种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东道国的债权人。跨国公司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和全球战略目标的目的性与东道国招商引资意图是完全不同的, 决定了需要通过法律保障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迫切性。在跨国公司中, 虽然子公司都是法律上的独立实体, 但母公司属于支配地位, 经济决策方面, 子公司必须服从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 由此产生子公司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的矛盾, 如何处理母公司与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所带来的责任承担矛盾, 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由此而产生。“刺穿公司面纱”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制度又称“公司法人格否认” (disregard of corporation personality) 制度, 作为追究母公司责任的理论依据。“刺穿公司面纱”的基本含义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虽然母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 即指从法律要素来讲:符合什么样的法定条件下可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它并非要求母公司对所有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这是违背公司法基本精神的, 只有在母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子公司债务形成、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 母公司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基于来自于美国判例实践的“刺穿公司面纱”理论, 各国通过立法创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使追究母公司连带责任行为合法化。它突破了公司法意义上的严格有限责任规则, 有效解决子公司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的矛盾, 是现代公司法适应社会发展客观需求的新发展, 也是体现现代法律精神的新制度设计。所以有学者称其为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或制度。

3 他山之石: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保护制度的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跨国公司因母公司行为导致子公司破产, 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作为国际市场最活跃的主体跨国公司在经济领域, 常常利用其经济实力, 影响着母公司所在国以及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制定的经济政策。跨国公司的利益追求同样涉及到子公司的决策运营, 为发挥跨国公司积极作用方面, 保障本国利益的实现, 保护关联债权人的既得利益, 各国大多通过国内立法使跨国公司在该国活动的行为规范化, 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保证债权人利益的方式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 避免和制止其消极的作用。不仅如此, 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内容, 通过制定国际公约、示范法等立法方式, 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国外的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1) 英美法系“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即“刺破公司面纱”理论正如文章中所提到的源于美国司法实践, 美国法院通过判例确认:通过“刺穿公司面纱”原则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应符合一定条件, 即子公司侵权且资不抵债;母公司有效控制子公司决策权;子公司从事高风险营业活动。这是确定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后被其他国家借鉴, 逐步形成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经合组织1976年通过的《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以及之后的该宣言附件的《跨国企业指导原则》规定, 跨国母公司在一定情况下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虽然母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彼此独立。这实际上是采纳了美国判例法中关于“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则。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突破了传统公司法律制度框架内无法获得法律救济的债权人提供了法律依据, 保护了跨国公司运营中的债权人利益。

(2) 德国和法国及欧盟法的规定。德国的《1965年股份公司法》被学者称道为世界上有关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的最先进的立法。在该法的第三编中具体规定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以及母公司对子公司施加不利影响涉及到从属公司侵权人利益时, 母公司应承担责任。根据法国有关破产问题的法律规定, 如果子公司的资产被用于母公司的利益, 母公司就要对子公司的债务负清偿责任。欧盟公司法在其第九号指令中, 规定母公司在特定前提下承担子公司的补偿责任。

(3) 1997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 (Mode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 该示范法对我国以后在跨国界破产立法方面的完善同样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跨国界破产示范法》要求在跨国界破产中公平而合理地保护外国债权人的权利, 同时避免破产债务人的欺诈行为, 这对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投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保障机制:完善我国“人格否认制度”和约束机制

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是基于公司法的有限责任制度, 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一般都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内部关系上, 股东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外承担责任, 所以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亦是母公司跨国投资战略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法人的责任与股东的责任是相区别的, 这是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但实践中许多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为达到自身利益的实现, 就是利用公司独立人格, 玩弄金蝉脱壳骗术转移公司财产, 损害债权人利益。对于国家利益受损、相关利益人权利受到侵犯、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和不正义的现实, 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规范跨国公司行为。法律制度的设计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包括完善本国立法和参加国家公约。

4.1 继续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研究

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学界普遍称之为“旧公司法”, 2005年通过的《公司法 (修订) 》学界称其为“新公司法”。“旧公司法”里没有关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 所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采用“刺穿公司面纱理论”作为追究母公司责任的依据。《新公司法》增加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从无到有, 确实是我国公司法人制度的一大创新, 是对我国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 但新规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公司法》只在第20条和第64条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规定在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有欠缺之处。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来讲主体范围较窄, 内容不具体, 客体不全面。因此, 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为司法实践和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4.2 扩大适用范围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是在《公司法》中作了原则规定, 依据事前规范的基本法理, 防止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缺陷, 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应该扩大到相关领域的立法中, 尤其是在《破产法》中, 可以具体规定在什么样的法定条件下, 母公司应对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防止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以此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当今国际社会来看,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已进入了税法、环保法、侵权法和竞争法等领域。

4.3 建立“债权人直接诉讼”的司法救济制度

目前在国际社会上, 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要享受全球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好处, 要吸引长期、稳定的投资,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债权人的保护机制是否健全。而要完善此机制, 在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和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债权人和股东就应拥有相同的权利。“债权人直接诉讼”制度, 可以使本国子公司债权人能够直接对外国母公司的侵权行为提起诉权, 能够增强我国债权人对跨国公司的债权获得法律有效保护的信任感以及对跨国子公司进行投资的欲望。股东若受到公司的侵权行为时, 可以寻求“股东直接诉讼”的救济手段;而债权人的相应权利却没有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公司法》第111条对股东直接诉讼作了规定。两者相比之下, 我国公司法给予股东更全面的权利。因此, 笔者建议应该建立“债权人直接诉讼”的司法救济制度

4.4 鼓励债权人有效介入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讨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公司众多参与者的利益关系, 从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理念到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关系治理也是公司治理发展的一个趋势。新的经济条件下, 企业相互之间的依存变得更为紧密, 网络型的组织形态正逐步形成, 因此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参与公司治理变得更为必要。特别是债权人, 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能够对公司的运作起到外部监督作用。同时,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也为这些主体更便利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可能性。此外, 跨国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不仅可以靠法律手段, 还可从社会责任、伦理道德等方面制约跨国母公司的行为, 迫使母公司对子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 以保证债权人利益得以实现。

摘要:我国作为积极吸引外国投资的东道国, 维护我国内的跨国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我国立法的现状, 借鉴和吸收国际上公司债权人保护的优秀原则和制度, 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 包括完善本国立法, 规范跨国公司行为。

关键词:跨国公司,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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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篇2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党和国家提出把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作为当前全国的一项重要、紧迫的任务,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决策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属于国家管理的一项社会事务,属于政府的职能。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使社会保障法制化,应是国家需要采取的紧迫之策,也是长远之策。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需要不断完善。

今天,我就《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这个题目,向各位领导同志汇报三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体会: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我国的社会发展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系由英语中“SocialSecurity”一词翻译而来的,亦可译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各国社会保障的项目广泛繁杂,各有差异,概括起来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等几大体系。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当代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不属于公法,又不属于私法,而是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很重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因为,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加以确定和公之于众,国家对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给予的帮助只有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强制施行。因此,国家制定和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都被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建立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

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如下基本内容:?第一,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即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

第二,社会救济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公民在遭受自然灾害或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帮助,即建立灾民救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济、城乡特殊贫困人员救济等制度。

第三,社会福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不

法律保障机制完善 篇3

关键词:应急志愿服务;法律保障机制;建设

一、应急志愿者服务法律保障的必要性

应急志愿者服务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志愿者服务。应急志愿服务理念与志愿服务理念不分离。一般来说,志愿工作是指任何人志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自愿在没有任何物质报答的情况下,为社会服务的进步而提供的服务。应急志愿者服务的概念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一个界定,但是近年来我国应对的多起突发事件中多次使用。汶川地震以后应急志愿者服务的管理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自己的应急志愿者队伍,起草应急志愿者服务的专门地方性法律法规,用以规范应急志愿者服务活动及保障应急志愿者的权益。

二、我国的应急志愿服务保障机制现状及不足

我国志愿服务还存在很多法律方面的局限性: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志愿服务活动;有些单位、组织出现将志愿者等同于廉价劳动力的现象和利用志愿者名誉从事以营利为目的活动的情况;一些不具备条件的组织,随意进行志愿活动,侵犯了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致力于推动相关国家立法的发展,每年的两会也有更多的议案,提案呼吁为志愿服务立法因此多年来,应急志愿者在灾难发生时将本着高效、迅速地防止灾害继续扩大,最可能多地降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对生态的破坏,进行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要本着预防伤亡和灾害的扩大化原则,依据事件本质问题的差别,建立事件处理前期、中期、后期的处理法子和途径,以及应急救援物资的准备。

(一)立法方面的滞后性

现阶段关于我国应急志愿者的专项立法现在没有,虽然自从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掀起了全国各地地方性立法的浪潮,各地纷纷出台了一些应急志愿者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但是很多地方的出台的法律规范明显层次太低,这些法律规范普遍存在规范不全面、适用性不强等特征。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制定全国性的统一立法来规范志愿服务、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活动应遵循何种依据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民间对于这一领域立法现状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与关注,所以对立法现状也不清楚,呼吁立法的民间声音也比较少。这种立法现状和这样的研究现状与志愿者日益增多的参与突发事件服务的发展趋势与社会对于应急志愿者服务的迫切需求是不相符合的。

危机频发的当今时代,不论是防患于未然还是实际应对,应急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刻不容缓,对于应急志愿者应对突发事件的作用要求都在逐渐提高,社会各界对于应急志愿者队伍的关注度和期待值持续上升,然而在立法方面的现状确实不容乐观确实空白,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一事业的发展,应急志愿者服务队伍的建设和工作常常出现一些盲目与混乱。

(二)组织管理方面的混乱性

我国的应急志愿者服务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管理指挥领导中心,在服务中缺乏统一指挥势必会降低志愿者服务的效率,对各项工作的开展产生阻碍,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甚至因为管理混乱使灾区的情况雪上加霜。没有统一组织的志愿者们开展的志愿服务工作分配不平衡以及志愿者们没有明确的目标,在以往的经历中很多志愿者在中心区域扎堆,不但无用武之地还占用灾区物资。而其他一些有切实需要的地方却没有人去服务。并且各个不同组织的志愿者以及自发参与的志愿者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而容易在工作中产生分歧,对志愿服务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很多自发参与的志愿者专业技能比较低,目标不明确,没有发挥出实际的作用。

三、应急志愿者服务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

(一)法律保障的完善

1.法律的救济机制

我国目前还没有就如何开展和完善志愿者工作建立统一完善的法规,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和保障志愿者的权利。只是一些法律中零散的规定了几条针对应急救援措施和中央的一些政策提倡志愿者活动。随着志愿事业的发展和志愿服务理念的普及,各级政府意识到实现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在全国各地的立法过程并不统一,同时全国目前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规定出现了各地分头立法的情况,但是依然没有一个科学和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当志愿者的合法权利收到损害时应当如何去进行权利的救济需要明确规定。

2.法律实施机制和法律监督机制

法律实施机制是指法律实施体系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法律实施系统所起的作用,尤其是指法律实施系统各构成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法律实施是实行法律,建立和完善应急志愿者服务法律体系的关键所在,法律实施机制的实现的充分条件是建立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健全的法律强制执行机制是实现法律激励功能的必要条件。应急志愿者专项立法,明确应急志愿者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完整的信息资料库将志愿者纳入统一的管理机制中。突发事件中需要服务的对象一般都是急需帮助的弱势群体,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志愿者利用志愿者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甚至出现过志愿者以个人荣誉影响力到处耀武扬威,进行诈骗敛财的行为。志愿者是人们的救星,是生命的希望,所以志愿者队伍的工作态度、优良作风关系重大,为了保障志愿者服务的质量,增强志愿者服务的时效性需要通过对志愿者的义务作出规定,明确作出志愿服务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志愿者们不但要遵守一定的志愿服务原则还要接受全社会监督。这种监督有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但主要强调法律监督方式。法律在保障志愿者服务权利的同时也明确志愿者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组织管理保障的完善

政府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以及号召力影响力是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无可比拟的,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唯有政府的主导参与才能高效的完成职责。

1.政府是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主导力量与法定主体地位的明确

有关法律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这一“统一领导”的应急体制明确了政府是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主导力量与法定主体。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9 条规定:“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其办事机构及具体职责由国务院规定。”明确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应急行政领导机关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政府代表公共利益,为人民消灾谋福,维护公共安全、进行治安管理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当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具备领导全社会力量应对危机的最强能力,和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源。所以政府理所应当的成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主导力量与总指挥。政府机关理应要积极履行职责,号召和指挥所有可能的力量去参与和完成这一工作。成为应急救援工作的核心力量,使应急救援力量能发挥最大的实效。

2.行政应急性与突发事件的特点赋予了行政应急权的巨大优先性

“应急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指在某些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运用紧急权力,采取必要的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带来限制和影响的措施来应对紧急情况 ”应急性原则改变了日常法律确定的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赋予了行政权力在应急法制中的巨大的优先性与权威性,这使应急权力的优先性与紧急处置性是公共应急法制的重要特征。英国思想家洛克曾经把行政紧急权力称为“行政特权”。

应急志愿服务的组织保障:因为应急响应组织的有序需求,应急组织的应急响应意义极其重大。通过志愿服务组织提供应急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因为专业的组织和管理,这样更有利于有序的救援工作。使志愿服务与实际更切合。受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具有专业应急知识,强大的心理素质、更强的基本技能和应对能力,所以比自发的个人志愿者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更加受欢迎。出于这些问题的考虑,组织化保障是加强应急志愿服务保障的重要内容。从立法的功能与政府的职能出发,可就政策引导度保障两方面内容进行规定:

(1)政策引导:国家通过宣传、激励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公民参与组织化的志愿者服务。公民自由决定参与志愿服务,但国家鼓励公民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组织。通过国家政策的引导,以实现有组织的应急志愿服务和有序的保障。

(2)制度保障: 建立组织和志愿服务接待服务,自愿参与志愿服务的管理,属于紧急志愿服务的非常紧急状态,由于巨大的破坏性,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比较大,需要投入除专业应急志愿者服务队伍以外的民间自发志愿者的加入来保障救援力量的充足。由于在时间上具有紧迫性,在空间上具有高危险性,以及后续事件的不可预测性,要求救援志愿者服务工作一定要快速有效的展开,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好的效果。不可否认政府的突发事件应对的能力以及组织号召力是最为强大的。所以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应急志愿服务工作时,应当接受突发事件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和其他应急管理机构的统一指挥、安排和管理。

综上所述,应急志愿者服务的法律保障机制对于应急志愿者服务的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都意义重大,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将推动整个志愿者服务事业的发展壮大,使我国处理突发时间的能力得到大力的提高,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分。也能提高我国公民对于志愿者服务的关注度与认可度,有利于公众的参与和志愿者服务队伍的建设。弘扬我国和谐文明、有爱心、无私奉献的传统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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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潇丽(1979.2~),女,河南许昌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商知识产权法。

住房保障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4

住房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 对中低收入家庭, 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的基本住房权利给予保障的制度。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住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保障制度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及住房政策的改变而产生的, 其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 采用多种保障方式, 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而保障性住房的概念则更侧重于住房最终的目的——为特定人群提供住房保障。住房保障制度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同时兼有调控住房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因此住房保障制度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质, 这项制度的实施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的满足,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 建立和谐社会有着积极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 消化住房需求, 也是遏制高房价的的有力手段之一。由政府投资向低收入居民提供价格较低的公共住宅, 可以取得扩大住宅总供给量和控制住宅市场价格的双重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 如何保障住宅权这种人权在我国得以普遍地实现, 如何建立相应的制度, 以便为政府组织实施积极的住宅扶助行为, 为居民知悉和求诸提供必要的规范, 这是我国是否走向文明发达之路的象征。但如果这项制度被滥用, 不仅仅是国有财产的损失, 而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等各个方面遭到重大的质疑, 就像有些报道那样可能让“民心工程”变成“闹心工程”, 其负面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二、目前住房保障法律制度的乱象分析

目前住房保障制度的申请、分配、建设和售后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些乱象和不足。媒体报导的乱象类型: “富翁”现象, 公职人员骗购“团购”保障房;保障房质量问题屡遭“围观”, 被指是豆腐渣工程;廉租房高价转租和不少公租房空置。综上所述, 乱象的原因有:

(一) 保障房与商品房之间存在的巨大利益价差。

保障房骗购骗租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转手和转租牟利。由于我国住房市场中商品房建设发展较快, 而保障房建设相对落后很多, 很多中低收入者和“夹心层”对居高不下的商品房价格望房兴叹, 而骗购骗租价格相对较低的保障房就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但这同样做却造成了更大的社会不公。

(二) 社会的诚信缺失和诚信制度不完善。

我国虽然目前虽然已基本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但配套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制度建设却很薄弱,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是信用经济, 而法治和信用都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的保障, 仅靠道德提倡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制度建设的薄弱和缺失, 同时加上市场经济客观上具有的不同个体的利益分化对道德的冲击, 因此在各个领域 (不仅仅是保障房领域) 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 法律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管不力。

目前我国的保障房法律监管制度层次比较低, 甚至还没有一部的保障房建设监管全国性的《住宅保障法》。目前我国的住房保障建设立法以行政法规、地方法规, 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为主体, 很多制度虽然初具规模, 但立法较粗, 加上很多制度不配套, 操作性不强, 因此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时监管不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时甚至是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比制度不完善更可怕的是监管者的渎职, 甚至是监管者权力寻租与骗购骗租者内外勾结, 造成了社会关注的一个个热点的保障房建设发展中的典型事件。例如六连号事件和瘦身钢筋事件。

(四) 骗购骗租保障房得到的收益与面临的法律风险相比畸轻。

与保障房可能带来的收益相比, 骗购骗租保障房的法律代价极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36条规定, 对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 骗购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的个人, 由经济适用住房主管部门追回已购住房或者由购买人按市场价补足购房款, 并可提请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分。有些地方制定了对骗购保障房者的处罚措施。深圳市对于违规申请保障房者处以5, 000元罚款, 且自驳回申请资格之日起3年内不予受理住房保障申请, 不少人认为这样的处罚太过“温柔”了。比如深圳已初步制定了对骗购保障房者最高处罚20万元的新政策;北京市对已查出的存在瞒报家庭住房、收入、资产等情况的家庭, 取消申请资格, 或被要求解除购房合同。综观各地对骗领保障房的惩罚规定, 骗租骗购的人员在查处后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除了取消申请资格、责令退还、一定期限的限购、行政罚款外, 再无其他更为严厉的惩戒措施。相比骗领成功之后的巨大牟利空间, 这种过于“温柔”的惩戒力度, 明显过轻。在这种低风险、高收益的情况下, 很难有效遏制骗领保障房行为的再度发生。

三、完善住房保障监管法律制度的构想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更直言, 在权力与市场界限不清的情况下, 保障房势必会吸引有权有势的人侵占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以保障房为名图他们的私利。通过前文对目前存在于我国住房保障领域中建设、分配和管理等环节的乱象原因的探讨和我国住房保障法律制度的分析, 我们认为要遏制这些乱象, 一方面应该不断完善住房保障的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需要严格监管。二者之中, 就迫切性而言我们认为严格监管的意义更大。正如温家宝总理说:“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 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一) 严格监管。

1.设立专职的住房保障制度监管机构, 执法必严。

保障性房监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仅涉及到住宅建设、发改委、国土资源等众多综合部门, 还涉及到多部门之间的协调, 以及多项配套政策的落实。保障性住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需要住房保障管理和监督部门的跟踪监测及严格监管。但由于多个部门监管, 信息沟通不畅, 监管措施不能相互配合。因此应当借鉴国外和香港的做法, 建立专职的保障房监督管理机构。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在用地、建设、准入、出租、出售、骗购、使用、监管等各个环节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惩处力度。骗购骗租不能再一退了事, 要综合运用刑事、行政, 民事法律手段, 让违法者尤其是保障房的分配管理违法者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为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执法必严, 正本清源。

2.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群众参与举报奖励制度。

广大群众, 尤其是符合申请保障房条件的广大群众是住房保障制度的受益者, 也是最有动力监督这项制度健康公平运行的群体, 吸收和调动这个群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参与住房保障各项行政制度的实施, 建立和完善切实可行的群众参与制度, 赋予群众代表实实在在的参与权利和监督权利, 不仅能够让广大群众亲身体验这个制度的公平运行, 增进政府和群众的互信, 而且在这项制度中引进了外部监督, 增加了监督元素, 有利于遏制内部人暗箱操作。

3.切实建立和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完善收入审核和收入变动的监测机制。目前情况下, 收入标准难以真实准确可靠地审核, 这也是保障性住房分配过程中屡遭社会舆论抨击的最主要原因。要尽快建立起个人收入的监测机制, 以便与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相适应, 一旦保障对象收入增加, 就应该及时采取措施, 令其退出。建立公共住房档案信息系统。建立住房档案信息系统是实施住房保障另一个基本依据。要对全市家庭和个人的住房况进行调查摸底, 建立家庭住房情况登记备案制度, 对政府保障住房的分配实行家庭成员全名制。

(二) 完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

由于目前缺失全国统一的保障房立法, 客观上为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革中央在今年两会上建议, 短期内各地方应当建立统一、完善的管理规定, 即各个地方应保证辖区内廉租、公租住房的准入标准统一、入住程序完善;对于不符合标准但已经入住的住户, 应当及时要求其腾退。中长期时间范围内应当由国家建立统一的退出机制管理程序。至于长期, 我国应当制定有关保障性住房管理机制的法律规范, 用法律的形式保证保障性住房工作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和完善住房动态的保障房信息公开制度。阳

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完全完整的公示能避免保障房分配过程中的贪污腐败, 有助于分配公平, 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公示并不涉及到审批者及使用者的隐私, 使用保障房这样的重大社会公共资源, 公示使用者的身份是使用者最基本的义务。

2.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中的诚信声明和法律风险提示制度。

由于住房保障制度中包含的特殊的社会公平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 因此本项制度对各法律主体的诚信也有特殊的要求, 所以在该制度中要求开发企业和申请者在参与这项制度之初签署诚信声明也是合理合法的, 这既是对个人诚信的声明, 也是对社会公开的声明, 对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负责的声明。

3.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诚信信息体系。

诚信仅仅靠自律往往效果不尽如人意, 甚至让人触目惊心, 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备地住房保障制度信息体系, 通过制度化、公开化的诚信体系引导住房保障制度中不同的法律主体做出符合本制度要求的诚信行为, 对诚信的法律主体予以褒扬;让不诚信者付出应付的必要法律成本, 惩恶扬善, 营造一个住房保障制度运行的健康环境。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诚信评价标准和准确翔实的诚信档案, 并且银行、社会公众和企业等都能对企业和个人的诚信级别进行查询, 以此来规范住房保障制度中各法律主体的作出诚信的适法行为。

参考文献

[1].冯念一, 陆建忠, 朱嬿.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模式的思考[J].建筑经济, 2007

[2].谢光飞.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N].中国经济时报, 2007

[3].孙宪忠, 常鹏翱.论住宅权的制度保障[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01

[4].文强千万家财还买经适房, 地方政府监管何在[R].网易房产, 2010

[5].倪洋军.听温家宝总理诠释政府的责任与良知[R].人民网-观点频道, 2010

浅议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5

摘 要: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而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给农村的社会保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健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 农村社会保障法 立法

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

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维护人权的需要。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我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要实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仅低于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仍处于起草阶段。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发布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的《2002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安排》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它带来的结果将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有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一部较高层次的行政法规,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规定。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缺少相应的配合,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规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2.现行社会保障法规、规章适用范围窄。从各种有关社会保障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其适用对象主要为城镇的各种企业。如1999年1月国务院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广大农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3.实施机制弱、缺乏法律责任机制。现行社会保障法规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挤占、挪用、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我国刑法缺乏对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惩治的条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便利条件而挤占、挪用和挥霍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挥霍,致使农民的“保命钱”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

4.缺乏法治环境,维权意识差。在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法治宣传与教育,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办事靠经验、凭感觉。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盲区,维权弱势。如:有的企业通过召开职工(或股东)大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2月1日颁布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执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使社会保障“执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提高农民维权意识,是改善农村社会保障执法环境的重要途径。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障法》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然后在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急需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军人及军属优抚等单行法规、规章的制定。其次,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将其中歧视、排除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加以删除、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如修改《劳动法》时,适用对象包括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2.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长期以国家救济和农民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权利意识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识,由于权利主体的强势地位,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因此,还可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讼累和诉讼费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解决纠纷的法律援助和律师协助。目前律师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难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困难农民望而却步,法律援助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难题。

3.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衔接。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增加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增加对于企事业单位拒不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致使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该员工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寻求救济。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中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建议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安置费和政府土地出让金中安排,计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交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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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秀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环境条件[J]。当代经济,2004(1)

3.九三学社中央信息中心。

4.申长永。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J]。集团经济。2006(26)

5.童星,张海波。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2)

浅谈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完善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伤、残、失业、丧失劳动能力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每个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实现并有效实施运行的依据和准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证,因为市场经济要求平衡社会供求关系,保持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的支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或下降的运行变化情况而增减的。在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进行相应的缩减,社会保障基金的存储规模增大,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社会保障的支出相应地增多,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购买能力,唤起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复苏。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从总体上看,我国并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比如: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全国至今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适用范围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极不规范。同样,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方面也缺乏全国性的法规。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上,由于国家立法滞后和地方立法分散,导致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规范性和强制性不足,管理漏洞多。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 社会保障项目立法层次偏低。目前,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只有《残疾人保障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少数几部特殊群体法律,通过国务院立法的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但是还有更多的项目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和行政命令的层次上。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处的法律地位很不相符。

(三)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 目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

三、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对策

(一)加大社会保障立法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统一立法,已成为当前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法律实施,可以实现五保合一,统一管理,统一征缴,强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机制,明确各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到位、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适时出台《社会福利法》、《社会救济法》等法律,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出台《社会保障法典》。

(二)切实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解决好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尤为重要。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风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它所涉及的是百姓的保命钱,如果社会保险金出现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也非常重要,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有效的增值,长期下去會加重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也会对被保险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严格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和各项投资比例的上限,强化投资监管措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

(三)、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完善的法律制度必然要包涵着健全的司法机制,因为健全的司法机制是解决纠纷的法律武器,为法律制度的健康运行提供最终保障。(作者单位:聊城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

完善住房保障退出机制 篇7

从政策规定来看,住房保障退出的情况分为三种:一是申请家庭申购时隐瞒收入或住房的真实情况,被发现后查处,应该退出;二是原本居住保障房的低收入家庭收入、住房状况发生改变,已经不再符合住房保障对象的条件,应该退出;三是申购人违反相关规定,将保障房转租、转售,不交房租,违反使用规定,应该退出。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申购家庭隐瞒收入骗购的情况屡屡发生,特别是在房屋拆迁中,动迁人员为了促使被拆迁居民搬迁,甚至帮助被拆迁居民出谋划策,隐瞒实际情况,骗取经济适用住房指标,因此有了开着宝马住经济适用房小区的报导,甚至有在国外结婚生子后,到国内享受经济适用住房的实例发生。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核查力度,查处了南京市一些属于第一、二类的应当退出住房保障机制的家庭,但只有少数家庭办理了退保手续,多数家庭或不予理会或已经私下将经济适用住房转让给他人,由其他家庭在实际使用,退出保障房的历程非常困难。而第三种将保障房转租、转售的情况在保障房小区中更是屡见不鲜,但因南京市未制定经济适用住房出租管理的相关规定,造成常有群众举报却无法管理的情况发生。

自住房保障制度建立以来,政府一直要求加强动态核查,健全监管机制,全面完善各类住房保障方式的申请、审核、供应、退出等制度,但实际情况是保障性住房实物退出的实例很少。保障性住房实物退出难的主要原因:一是保障房退出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在保障房的相关规定中,只说了不符合保障条件要退出,但怎么退出,若不退出该怎么办,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只能走普通司法程序。二是保障房退出管理机制不健全。由于没有法律规定,管理监督机制相对缺乏,没人管成为普遍现象。三是保障房退出执行机制不到位。2012年南京市房改办查处的4户经济适用住房违规案件,由于被保障家庭早已入住,均通过超标面积按市场价格补差价的方式处理,无法清退。四是公民自身素质有待提高。保障性住房是国家保障住房困难群体安居的一种具有福利性质的房屋,有些人不择手段加入骗购的队伍,一旦得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完善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的完善必须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一、规范细化保障房退出机制的法律规定

1. 制定保障性住房退出规范性条文

对现有保障房的退出机制,可以参照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先行调研,再根据目前所在城市的现有情况,制定具备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要明确执法主体、保障性住房退出的程序、对拒不执行的房屋所有人给予处罚等相关内容。对符合保障房退出情况的,要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对拒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采取司法强制执行手段,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采取刑事处罚措施。如香港公屋是采用扣分的形式对违规者进行处罚,这种扣分是依照法定程序处理的,对于拒不执行的违规者,要通过司法程序,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一些情形下,公屋住户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如香港地方法庭就判一位公屋户主入狱两个月,其两名子女也被罚80小时社会服务令,原因是此家庭年收入申报表上做了虚假报告。因为少报收入被判两个月,与偷盗等行为相似。只有对违法违纪行为加以惩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确保有限的保障房资源用在真正有住房困难的家庭身上。

2. 拆迁中的安置房从保障房中分离

对未来保障房政策作适当调整,将现行房屋拆迁中的安置房与保障房分离。现行的拆迁政策是将被拆迁居民安置在保障房房源中,保障房分为产权调换房(准商品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由于拆迁的介入使得保障房管理陷入更加困难的地步。因城市建设需要,必须让被拆迁居民有安置用房,所以拆迁人千方百计也要将被拆迁居民挤入保障性住房,因此出现大量变通进入保障房的被拆迁家庭。这也使得保障房管理难上加难。

由于现行的拆迁政策已经与房地产市场接轨,因此要鼓励被拆迁居民到市场上购房,政府也可以适当地配建一些产权调换房(准商品房)给中低收入家庭购买,让老百姓住有所居,对居住困难家庭直接采取公租房进行优先安置。

3. 改变经济适用住房上市的规则

根据《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第42条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可以上市交易,但政府享有优先收购权。目前南京市没有优先收购此类房屋的机构,也没有优先收购的规则,经济适用住房的产权人都是直接向社会公开出售,这样就使得那些以谋利为目的的申购人,通过市场行为直接变现。一方面使保障性住房供应紧张,另一方面把保障性住房直接变成了商品房。

笔者以为,应将经济适用住房上市规则进行适当修改。方式一:经济适用住房可以上市,但必须出售给政府,由评估机构进行市场评估,减去政府所收土地增值费用,其他款项交原经济适用住房产权人,收回的经济适用住房可以作为产权调换房供拆迁安置使用。方式二: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上市,由政府直接回购,评估机构按经济适用住房的性质进行市场评估,将其增值部分交原经济适用住房产权人,收回的经济适用住房仍作为经济适用住房保障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

二、加强完善保障房管理机制

一是加强受理审核,严把进入关,杜绝虚假申购、恶意骗购的行为,从源头控制不符条件者进保。二是加强进保后的过程监管,完善住房保障监管实施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核查资料、巡查住房、清理清退、执法执行等具体操作。三是建立健全保障房的监督体系。不仅政府要有监督部门受理相关投诉,让执法部门管起来,同时也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监督部门要主动收集来自媒体、网络等相关部门的信息,从中去伪存真,使保障性住房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群上,维护社会公平秩序。

三、建立健全保障房退出执法机构

保障房退出执法机构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政府的执法队伍,行使行政执法功能。但由于行政执法主要以教育为主,不是一个强势的执法部门,总有人心存侥幸,拒不执行行政机关的相关决定。二是司法强制保障队伍。司法介入,体现了国家法律的威严,对违法者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对个别拒不执行的违法者采取强制措施,并追究法律责任,可以规范多数人的行为。

完善高校安全保障体制的法律思考 篇8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 高校扩招现象日益严重, 随之而来的校园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和复杂, 校园安全体制的局限和不足日益明显, 并成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据调查,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 每年都有上千名学生因各种事故而伤亡。这些伤害事件给学生及其家长带来了不幸和痛苦, 也给学校师生蒙上了一层心理阴影, 损害了学校的社会声誉, 加重了学校的经济负担, 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妨碍了素质教育的进程, 甚至影响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从而危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 随着社会总体治安形势的日趋复杂, 仅仅对于高校而言, 发生于校园及周边或以高校学生为案发主体的治安或刑事犯罪案件接连不断。据全国高校保卫学会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所高校调查, 1999年至2000年两年间, 校园内共发生了各类案件9278起 (其中, 自行车被盗案件未统计在内) , 非正常死亡164人。其中, 北京、南京、重庆、武汉、成都等地的8所院校有18名学生和教授被歹徒杀害。[1]因此, 高等学校的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造成高等学校安全问题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一定意义上, 与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安全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密不可分, 如我国现有的关于高等学校安全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校园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 职能分解不到位, 管理的系统性、执行力不强, 以及缺乏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如何更有效地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着力构建和谐、平安校园, 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 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高度关注, 并展开激烈争论。相当数量的人大代表的提案和议案也相对集中在这一比较突出的领域。为此, 本文以高等校园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 从我国目前高等学校安全防范、管理体制的现状入手, 阐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进展情况, 对完善高等校园安全保障体制的途径和对策做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现有高校安全保障体制的问题和危害

(一) 校园安全体制的界定、要素及其类型

体制, 是指在某一领域之中主体、权限、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以及职权的内外部关系。具体到高等院校的校园安全保障体制, 主要涉及对高等学校安全负责的责任主体、责任承担方式、职权范围、权力大小以及管理机构的设置等要素。校园安全体制的关键因素是校园安全保障的权力性质及其内容范围。校园安全保障权力是指, 承担维护和保障校园安全功能的权力及其内容与手段。具体而言, 从校园安全保障权力的手段上看, 包括校园安全的调查权、检查权、处罚权和强制权等, 以及柔性的权力方式, 如建议权、指导权等;从校园安全保障权力的范围上看, 包括校园道路交通秩序维护、校园仪器设备安全保障、校园人身安全与消防安全保障等。完整地分析, 我们认为校园安全体制还包括校园安全保障机关或机构与学校领导体制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学校安全体制与整个社会安全保障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之间的关系。许多地方都设有安全委员会, 统筹全区学校安全工作, 定期汇集分析学校的安全工作情况, 协调解决学校安全事故或突然事件。目前, 学校大多设立保卫处, 保卫处和地方警察机构甚至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卫生检验检疫和流行病控制机构等之间进行协作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纵观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从校园安全体制与整个社会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分类来看, 包括的类型主要有:派驻型、授权型、协作型和自主型。派驻型是指将社会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人员派驻到受保高校, 设立站点, 管理校园安全。授权型是指社会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将自己的部分职权授予高校, 使高校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行动权。协作型是指校园与社会力量相互配合, 社会安全管理机构在适当的时候介入校园安全的管理当中, 以各种方式互相协同及配合完成。自主型是指通过高校自身力量管理校园安全的内在机制。其中美国高校属于一种授权型的校园安全体制:将特定的校园安全的地域管辖权及其综合监管权授予特定的一类校园安全监管主体, 如校园警察局。而我国目前主要属于有待完善的协作型模式, 我国的民办高校校园安全监管体制主要为自主型模式。

(二) 我国现行高等学校安全体制的局限

第一, 职责分工不明晰的问题。虽然一些高校已建立起校长责任制等制度, 校长是第一安全责任人的制度也已形成共识, 但个别学校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安全领导和组织机构, 没有自己的安全委员会和内部的联席会议制度, 也没有专门的安全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 因而, 各项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 各安全工作组织间也缺乏协调, 从而造成了安全责任分工不明确、制度不健全、责任没有落实到人的现象。

第二, 高等学校的安全保卫机构手中缺乏必要的治安行政权力和秩序保障权力。我国校园保卫部门职权范围有限, 保卫人员不具有对校园内流动人口进行拘留、罚款的权力, 只能采取盘问等普通措施。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力, 校园保卫人员常会出现无从下手的尴尬局面。因此, 基层公安机关更应加强与学校保卫部门之间的协作, 确保对校园内可疑人员的及时控制及事故现场的及时勘察, 从而确保师生安全。就全世界范围来看, 社区警务已发展成为现代警务的趋势和主流。针对校园安全危机事件可防性和可控性安全危机居多的特点和事前预防不足的弊病, 可以把校园警务也纳入到社区警务的范畴, 推行校园社区警务这种全新的综合治理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实现犯罪前期的有效治理, 也可以保证事后的有效控制。

第三, 缺乏各部门之间实质性的有效协作机制。要解决高等学校校园安全问题, 仅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该由多个部门相互协调合作。否则, 应对校园安全问题, 我们将付出极其昂贵的司法成本、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 以及难以衡量的损失。当前, 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歌舞厅等公共娱乐场所违法违规经营, 无照摊贩摆摊设点, 治安秩序混乱, 导致伤害学生的刑事治安案件有所增加, 这些都与政府相关部门职能缺失有关。维护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 有效保护学校和学生安全, 需要各相关部门的互相协作与共同努力。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学校周边建设工程的执法检查, 应当把学校周边作为重点治安巡逻区域;文化部门应该对学校周边的不规范网吧进行取缔管理;工商、卫生部门应该对学校周围卫生状况不达标的小摊小贩进行治理;新闻出版等部门应该对出售非法出版物的摊贩加以取缔。

(三) 高校安全体制的法律依据缺失

总体上分析, 我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还处于相对缺位的状态, 解决校园安全的问题时常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律制度分散、散乱, 并不健全。目前, 关于校园安全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 尚没有专门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 这就导致现有的关于校园安全的规定缺乏系统性、有机性。虽然有《教育法》等多部法律涉及到校园安全, 但是对校园安全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宽泛, 缺乏可操作性;在法规、规章这一层面上, 关于校园安全的规定政策性较强, 但科学性和严密性相对欠缺;在地方规范性文件这一层面上, 多属于应急性规定, 且往往容易出现部门立法的倾向性。[2]

第二, 法律责任不明确。对于校园安全问题, 我国目前仍然走的是行政指导、行政监督、行政处罚的老路, 强调教育的公益性, 对学校责任的分配和承担更倾向于在公共行政体系内部解决, 导致在校园安全关系中主体责任不清。特别是高校安全事故的认定和责任承担主体、承担方式、救济途径、赔偿标准等都缺乏明确规定。

第三, 学校安全保卫机构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为了维护校园秩序, 学校安全保卫组织已经尽力去管理, 但由于目前校园安全保卫管理无法可依, 面对违反校规的外来人员, 校园安全保卫组织无可奈何, 处事稍有不当就会造成很大麻烦。其根本原因就是:高等学校虽有安全保卫机构, 但保卫人员手中缺乏必要的治安管理权, 而公安机关因警力有限等原因, 对校园的治安管理和校园刑事案件缺乏打击力度, 从而导致校园治安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况。

三、完善我国高校安全保障体制的理论审视与基本目标

我国高等学校具有高知识群体密集、高价值器材密集、高社会关注度和高政治敏感性、高安全综合性的特点, 在消防、秩序、刑事、民事及周边社会情势等方面兼具复杂性, 因此, 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安全保障体制有着特殊性、严峻性、紧迫性和重要性的特点, 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

完善我国校园安全体制, 应当追求以下三个目标:

第一, 实现校园安全保障和社会安全秩序维护的一体化, 实现社会公共安全保障的均等化。一体化就是在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社会治安保障与高等院校校园安全保障的提供或者供给方面的一致和统一, 而不应当因为高校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和单位, 而将其中的安全保障仅仅视为和作为一个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问题来对待。要注意到高校中的安全保障的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 不能将高校安全保障和面向社会的安全保卫秩序维护割裂和孤立起来。均等化是指为社会公共安全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安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让全体社会成员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 从而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保证社会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 建立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在一定意义上, 我国在高校师生的安全保卫的警力配备上似乎还是比较缺乏的。均等化的要求是加强校园安全保障力度、重视弱势群体的救助及其犯罪矫正, 逐步实现社会公共安全保障的均等化。

第二, 尊重和保障人权, 满足师生的人身财产权益保障的安全需求, 切实增进对于师生安全保障的警务资源供给。而作为安全保障本身, 是属于国家向每一位公民所提供的切实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的义务和职责。所以, 一方面不应当因为高校自身的安全保卫而削弱和减少相应的政府警察行政针对校园安全的应有保障和必要介入;另一方面, 反倒应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导思想下, 进一步加强针对高校的安全保卫的治安行政。因为这是保障师生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的需要, 是促进高校校园安全保障达到社会最低人均警力标准的公平正义的需要。

第三, 在根本上强化安全保障权力的补位和到位, 有针对性地制定校园危机管理的策略和方法, 实现依法治校、有序管理的目的。强调针对校园安全的特殊性, 必须加强校园安全保障的法制建设和体制改革。这种特殊性、复杂性要求在安全保障体制上需要将一般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的警察行政权和校园安全保卫的“自卫权”及其内部的秩序管控权力之间的衔接作为重点, 而且实践中这也是薄弱环节。

四、完善我国高校安全保障体制的改革举措与立法保障

(一) 完善高校安全保障体制的改革举措

基于上述目标, 根据对我国高校安全保障体制现状的分析, 并结合美国校园安全保卫体制的可取之处, 本着现实可行的原则, 应当采取完善措施:

1. 强化现有的警方与校方的安全协作机制

警方和校方之间缺乏安全协作机制, 是当前校园安全保障体制的一大软肋。根除校园安全危机的最终途径在于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关注与努力, 特别是学校保卫部门与警方的合作, 在目前保卫部门缺少必要权力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在发生学校安全事故后, 校园保卫部门应及时展开现场救助和保护, 为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做铺垫, 并及时通知公安机关, 在警方展开调查时协助处理。因此, 应加强公安机关与高等学校的配合与协作, 建立校园警务室、报警服务系统, 尽早推出校园治安改革措施, 构筑校园为社区治安防范网络, 甚至可以考虑在高校学生中发展情报信息员, 经教育培训后, 为警方提供信息或其他帮助。

2. 重视校园安全防范的民主化和参与性

为了实现校园安全防范的民主化和参与性, 首先要增加安全管理工作透明度, 保证师生的知情权。师生对学校的安全状况、安全管理部门的相关职能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充分了解, 不仅有助于他们提高警惕, 积极参与校园安全建设, 也有助于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样也增加了校园安全管理部门工作的透明度, 使得校园安全管理部门的工作时刻处于监督之下, 更加尽职尽责。

要建设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 还需鼓励校园内的每一个成员提供相关线索, 保证参与渠道的畅通。学校可以设立专门接受学生和教师投诉的机构, 便于师生及时反映他们身边的情况, 解决他们最现实的安全问题。同时, 校园安全管理部门应及时发布安全警报和提供安全建议, 认真制定、公开工作计划, 并定期发布年度安全报告和校园犯罪统计, 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3. 吸纳社会化力量的支持和协助

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是指将原来由公安机关承担的公共安全服务转变为公安机关利用社会力量, 包括社会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独立机构、私人及私营企业等社会组织及个人来生产或提供, 扩大广大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以提高公共安全服务的质量。高校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 就是由高校来承担原本由公安机关承担的公共安全服务的部分职能。[3]因为高校公共安全的最终目标是促进高等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高校公共安全的标志是保持良好的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 高校公共安全的关键是法律及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因此, 高校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是有必要而且可行的。公共安全服务可以由各种不同形式的主体来担任。这样, 公共安全服务的提供由政府来负责, 而为了保证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 政府可以通过与保安公司或者其它公共机构的契约安排, 为地方公民提供良好的公共安全服务, 而不必亲自介入公共安全服务事务。这样, 既有利于解决经费和警力不足的问题, 实现财政平衡, 又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 达到真正的群防群治。

4. 实行校园安全警察制度的试点, 逐步走向一体化

我们认为, 美国校园安全体制及其实践之中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国借鉴:第一,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思想。第二, 授予校园安全保卫机构一定的执法权。第三, 建立健全的校园安全立法, 为校园安全保卫机构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后盾。[4]研究表明, 设立校园警察提供高校公共安全服务的优势在于:第一, 高校的警察机构作为高校职能部门, 对学校情况熟悉, 有利于更好地为高校师生提供服务;第二, 高校设立警察机构, 对安保人员授予警衔, 可以让其拥有警察权力, 名正言顺地执法, 有力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第三, 高校警察机构列入地方公安序列, 但编制仍留在高校, 办公条件、经费、装备和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由高校承担, 可以减轻国家公安机关的财政负担。[5]因此, 借鉴美国的校园警察制度, 我国也可以在某些校园先实行校园警察制度试点, 探索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校园警察制度。可以由法律授权高校成立的校园警察机构, 行使警察执法权, 对安保人员授予警衔, 但编制仍留在高校, 接受学校的领导。校园警察和地方警察一样, 必须通过正式的公务员考试选拔, 属于正式警察序列、授予警衔、穿着警察服装、佩带警徽标记, 并能持枪及佩带各种执法用的警械, 在校园内行使执法权。他们享有同地方警察机构相同的权力, 拥有法律所赋予的侦查、传讯、逮捕、搜查、处罚乃至必要的人身强制权等。此外, 他们还拥有监督指导公共安全防范工作的职责。

(二) 完善高校校园安全保障体制的立法路径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虽然也有与校园安全管理有关的政策和规定, 但真正意义上的校园安全法规并未出台, 使得长期以来校园安全管理部门的责任和权力不明确, 严重制约了预防、打击校园刑事案件的效果和效率。因此, 为了切实保护各级各类学校和师生的安全, 制定一部专门的《校园安全法》, 以规范社会与学校的管理行为是必要的, 以在根本上引导校园安全管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但是, 目前要制定一部《校园安全法》还面临诸多困难。如《校园安全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待明晰, 它的调整对象及范围难以确定, 而且调整方式及执法权限难以界定。《校园安全法》究竟应定位为民法、行政法还是社会法?进一步分析, 上述问题既涉及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校园安全行政执法权的认定问题及学校的法律地位问题, 还涉及我国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改革中政事分开等原则的实现问题。在我国数量庞大、五花八门的各级各类学校中, 要简明扼要地明确界定校园安全的调整对象及范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设想, 如果想通过制定一部《校园安全法》就明确界定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校园安全的调整对象及范围, 那么这部法律要么是因结构复杂、篇幅浩繁而难于实用, 要么根本就无法出台这样的一部法律。

因此, 考虑到目前由中央制定一部统一的《校园安全法》的立法进程问题, 以及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差异, 可以先在一些条件较为成熟的省市进行地方立法试点和总结, 然后再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例如美国许多州制定的校园安全法律, 管理较小范围的校园安全事件, 这样既便于管理, 也可避免太过庞杂的法律结构。

五、结语

2009年6月3日上午, 武汉大学发生了一起恶性持枪劫持人质事件。可见, 高校安全事故频仍。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备受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薄弱以及立法的不完善, 使得高等校园安全保障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威胁着师生的安全。高等校园是一个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集中的特殊区域, 高等校园的安全关系着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 也关系着大批优秀人才的健康发展, 保证校园安全对我国的学术研究和科技进步都有重要意义。因此, 社会上下都应该对高校安全给予高度重视, 重新审视现有管理体制中的缺陷和弊端, 强化现有的警方与校方的安全协作机制, 实行校园安全警察制度的试点, 吸纳社会化力量的支持和协助, 重视校园安全防范的民主化和参与性, 通过立法推动校园安全保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注释

11宋远升, 陈熙.解构与比较:校园警察制度及安全立法探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7, (1) :41.

22李奇志.论大学校园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2008, (1) :42.

33崔卓兰, 宋慧宇.高校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探讨[J].北方法学, 2008, (3) :86.

44吴心正.美国高校的安全立法和警察制度[J].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 2000, (3) :24;张仁骏.美国校园安全管

55理现状考察及启示[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6, (4) :65;郭爱昕.中美高校安全管理比较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 2003, (7) :21.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完善 篇9

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规制

(一) 制订了法律法规, 做到了有法可依

食品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我国政府一直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1995年, 颁布《食品卫生法》, 2004年7月,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2008年6月, 卫生部颁布了GB2760-2007《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开始施行。同年6月5日, 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通知》, 7月20日, 国务院颁布了《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7月30日, 工商行政总局颁发了《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法规, 明确了食品安全标准, 为食品安全的管制提供了依据。

(二) 建立了监管机制, 明确了监管责任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我国建立了监管机制, 明确了监管责任。第一, 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机制——“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属于国务院主管, 下设食品安全科学技术委员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委员会等三个机构, 加强对各有关监管部门的协调、指导。第二, 确立了地方政府的监管机制。《食品安全法》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的工作机制。”第三, 明确了监管部门的职责。在现行监管体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监管职责。具体分工如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 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 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 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三) 加大了打击力度, 提高了监管威慑力

针对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 国家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一是加大对事故制造者的制裁。二是加强了对监管者的问责力度。在三聚氰胺事件中, 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奶贩张玉军被判处死刑;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石家庄市原市长冀纯堂被撤职;其他各级相关部门的监管者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责任追究。

(四) 消费者协会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加强

消费者协会作为全国性的社团组织, 一直致力于消费者的维权活动, 为食品安全保障作出了重大贡献。2009年10月31日, 城市消费维权联盟成立。通过新型网络消协, 直面消费热点、难点以及重大侵权事件, 抨击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和行为, 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 使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二、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 笔者组成了调研组, 以大学生消费群体为对象, 对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通过调查, 笔者发现, 食品安全监管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信息披露不及时、不规范

在获得食品安全事故信息的渠道中, 消费者认为, 媒体披露占76.8%, 听人告知占13.2%, 政府发布占8%, 质检报告占0.7%。由此可知,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消费者主要是通过看新闻媒体和相互转告得知的, 政府的信息披露总是在沸沸扬扬的传言后姗姗来迟。此外, 政府的信息披露也存在着不规范、不明确的问题, 没有起到警示和监管作用。

(二) 安全知识普及不到位, 消费者维权意识薄弱

首先, 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不到位。食品认证标志作为判断食品质量的基本标识, 尚不为消费者熟悉。调查显示, 能够正确识别食品认证标志的仅占19%, 许多消费者反映根本没有见过这些认证标志。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虽然有51.4%的消费者在采购食品时最关注安全性, 但对于认证标志的关注仅有3.1%。由此可知, 消费者主观上想要购买安全的食品, 客观上却缺乏食品安全的知识,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并不到位。其次,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比较薄弱。调查显示, 在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 只有10%的人会去消费者协会投诉, 4%的人找媒体披露, 绝大多数消费者采取的是消极态度。

(三) 多头监管, 职责不清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最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 它只可能监管重大的突发事件, 而地方和日常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由各职能部门承担。由于立法机构、岗位职责、工作重点、监管手段各不相同, 有效的协调机制尚未健全, “多头分管, 职责不清、权责不明、重复监管、监管空白”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在调查中, 消费者认为, 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 执行力较差, 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职责。12%的消费者认为政府监管形同虚设, 28%认为不到位, 50%认为一般。

(四) 消费者协会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

根据《消费者协会章程》的规定, “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的义务,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应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从调查结果看, 消费者协会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图1的数据显示, 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的消费者占26.1%。其中, 只有8.6%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91.4%的投诉最终不了了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消费者协会的尴尬和无奈。同时, 在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监督中, 消费者协会的“揭露、批评”职能也未充分发挥。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 通过消费者协会获得信息的只占1.3%, 其在信息披露上作用几乎可以忽略。

(五) 执法不严, 效果不佳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是我国法制的基本原则。但是, 在食品安全事件中, 绝大多数责任人只受到了行政及经济处罚, 违法成本太低, 不足以遏制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国家虽然对监管者实行了问责, 但大多数问责官员很快又异地任职, 实际上并没有承担责任。调查结果表明, 46.6%的消费者认为监管者完全没有承担责任, 法律对责任的规定形同虚设。由于监管执法不严, 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下降, 社会效果不佳。在调查中发现, 消费者对食品的安全性关注度达到了51.4%。但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其中, 完全失去信任的占6%, 大幅下降的占49%, 稍许下降的占36%。

三、完善我国食品监管体制的构想

(一) 理清职责, 加强合作, 形成监管合力

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 食品安全的监管很难由一个部门来承担, 多头监管的模式还得存续。因此, 要解决存在的问题, 应当以《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为契机, 理清各监管机构的职责, 建立合作机制, 形成监管合力。第一, 明确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监管地位和职责, 赋予其最高监管机构的权力, 充分发挥其统领和协调作用。第二, 清理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监管原则, 重新界定各监管机构的地位, 理顺它们的职责和关系, 消除矛盾和冲突。第三, 建立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应该加强沟通、合作,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实行资源和信息的互享, 形成监管合力。

(二) 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披露和公布。但信息的来源仅仅依靠卫生行政部门是远远不够的。要达到预期的目的, 各监管部门应该相互协调沟通, 加强合作, 使食品安全信息得到迅速、有效的传递。第一, 要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从制度上保证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及时、有效和强制。要规范信息采集渠道和披露时间、方式, 明确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范围及具体方法, 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督, 充分保障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知情权。第二, 加强食品安全信息收集和披露的网络建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网络已经成为公众信息的主要渠道。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网站应形成统一的协调机制, 形成信息资源共享共建的局面, 增加食品安全的信息量。

(三) 赋予消费者协会监管职能

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协会相比, 我国消费者协会的监督职能有限, 往往处于被动监管的地位。第一, 法律应赋予消费者协会一定的消费处罚权, 利用其资源优势, 进一步发挥其监督职能。第二, 消费者协会应该发挥监管的主动性, 加强各地区间消协的合作, 构筑全国性的维权网, 依托先进科技力量和手段, 调动各方资源, 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和综合利用效果。第三, 应当加强对农村消费者的权利保护。可以在小城镇和乡村设立消费者权益维护站, 关注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问题。

(四) 大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提高维权意识

从实践中看,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 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缺乏, 维权意识不够有较大的关系。因此, 我们应当大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第一, 加强食品安全基本知识宣传, 如国家认证标志、食品中的添加剂认定标准等。第二, 利用网络、媒体, 与商场、超市、社区、学校等合作, 在商场、超市、社区、学校等公共消费、居住、学习场所设置消息栏, 公布不安全食品信息和一些基础的消费知识。第三, 强化生产者、经营者的食品知识宣传和普及义务,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受教育权。第四, 培育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降低维权成本, 鼓励和支持消费者维权。

(五) 健全食品安全的责任追究制

食品安全虽然主要是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责任, 但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涉及到多个环节。因此, 只有建立完备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 才能有效遏制不良事件的发生。第一, 加大对食品安全事故中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制裁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第二, 健全监管问责制。对在食品安全事故中监管不力者, 必须严格执法, 禁止异地为官。第三, 对在食品安全事故中推波助澜者, 包括各类媒体、传播人、广告明星等, 也要视具体情形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康贞花.中韩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比较研究[J].食品科技, 2009 (7) .

[2]、李爱君.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及其启示[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 .

[3]、张涛.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完善民主党派经费保障机制 篇10

一、党派经费保障现状

按照部门预算的分类,党派经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本支出,即党派机关维护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定额公用经费、汽车定额等;二是专项经费,或称项目支出,主要是党派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经费,具体包括:(1)参政议政经费,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开展考察调研及相关支出。(2)自身建设经费,用于党派自身建设经费的统称,包括党建费、兼职领导费用、党员活动经费、老党员专项经费等。(3)其它项目经费,包括部分党派专有的经费,如对台工作经费和党派换届、党派成立周年庆等一次性专项支出。参政议政经费和自身建设经费是党派项目经费的主体,这两方面经费也是党派经费保障、管理、支出的重点。目前党派经费保障现状如下:

首先,各地党派经费保障呈不均衡的状况。党派省级以下地方组织经费状况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贫困型”,即人员经费能正常保障,公用经费使用困难,只有较少经费投入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二是“温饱型”,即基本支出能满足需要,参政议政有一定经费保障,自身建设只是少量投入。三是“小康型”,即基本支出和参政议政经费保障程度较高,并有一定经费投入自身建设。从党派市(地)级组织来看,大部分是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也存在,而第三种情况所占比例则较低。以上也表明,各地经费状况的主要区别除了部分地区因人员编制少,公用经费特别少之外,其余主要体现为专项经费的差异。

这种不均衡还体现在人均经费保障上的地区差别。如一些新设立党派组织的地区,经费保障总额不大,但与党派组织建立时间长、成员人数较多地区相比,其用于党派成员的人均经费相对较高。

其次,党派基层组织经费保障比较薄弱。基层组织经费由党派地方组织拨付、党员交纳党费、有关部门拨款等组成,目前总体处于较少状况。从数额看,除少部分基层组织年经费在万元以上外,大部分基层组织年经费规模都是几千元甚至更少,年人均普遍在100至300元左右。高校党派组织和党派直属基层组织,除党派地方组织拨给经费外,由于行政隶属原因,它们没有纳入所在市辖区财政的直接拨付范围,高校拨给党派的经费又缺乏统一规定,所以经费又少于其它基层组织,这也是当前它们工作开展受较多制约的重要原因。由于经费有限,许多基层组织每年举办一、二次活动就“捉襟见肘”,一些拟开展的工作或组织的活动囿于经费紧缺而搁浅。经费困难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

二、完善党派经费保障的必要性

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通过规范经费保障来推进多党合作制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于我国政党制度的长远发展。党派机关是公务员机关,制定党派经费保障有关规定,以此来规范和促进党派经费使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也是全面加强行政机关财务管理、推进财政精细化管理的需要。

(一)专项经费保障的范围不太明确。

当前党派经费特别是专项经费的保障,主要是如何合理、规范保障的问题。中发[2005]5号文件规定,“要把民主党派机关的办公经费和考察调研、教育培训等专项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是当前党派经费保障的主要精神,它包括以下涵义:党派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为财政拨付党派经费提供了有力依据;党派经费保障项目包括机关办公经费和考察调研、教育培训经费等,这对党派经费保障项目的规定是不全面的,还留下了需明确的“空白”。这里的“办公经费”是一种通俗说法,其规定含义应指党派机关运行经费。该规定关于党派其它经费项目不够具体,除机关运行经费,党派目前实际的经费项目主体是参政议政经费和自身建设经费,考察调研经费只是参政议政经费的重要项目,并不是全部;教育培训经费只是自身建设经费的项目之一;实践中,财政保障党派自身建设方面的经费已经不只教育培训经费项目;虽然规定中列举项目后有“等”字,但各方的认识和理解并不完全统一,由于没有相关具体规定进行明确,实际工作有时不好操作。

(二)党派经费保障正常增长机制不明显。

党派经费保障范围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规定,这导致:一是党派经费正常增长方式缺乏。因为党派经费特别是专项经费保障的较大改变主要是依靠各地领导和相关部门领导重视等办法来实现的,虽然这种重视经常是令人振奋的,但毕竟是非制度化。二是自身建设经费有时慢于参政议政经费增长。目前各方对参政议政经费特别是调研经费的保障认识比较一致,但由于自身建设方面的经费项目较杂,拨付标准不统一,如何满足实际需要有时还有不同意见。

自身建设经费保障到什么程度和范围,日益成为具体工作中讨论的议题。目前讨论较多的需增加的经费项目有:党派骨干工作津贴、基层支委费用补贴、党派专委会工作经费等。特别是基层支委费用补贴,党派基层呼声较多,有的认为基层骨干大都牺牲休息时间来从事党派工作,领取一些通讯等方面的费用补贴也在情理之中。一些高校已将党派基层骨干的工作津贴和通讯补贴等视同学校行政职务统一考虑,但总体上不是很普遍。

(三)党派经费的规范管理受制约。

经费保障是使用的源头,由于依据不明确、规定不具体,也影响了党派经费管理。目前党派经费项目名称层次不清晰,缺乏系统考虑,上下级部门对经费项目管理内容有时不一致,部分经费项目的使用存在争议,这让党派实际使用时不好把握,如关于宣传经费,有的列为专门项目,而有的特指党派参政议政方面的宣传费用,这样经费口径差别就较大;在拨付党派专项经费时,有时出现内容相同的经费项目、名称却不太一致的情况,如参政议政支出实际中就有调研、课题等诸多名称,明细项目多而乱;还有的把党派用于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两种不同类型的经费项目统在一起管理。这些造成预算批复与实际执行有差异,经费开支实际口径不一致,也影响了账务处理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由于口径不一致造成一些统计数据参考意义有缺失,这是党派经费统计的普遍现象。

三、完善党派经费保障机制的建议

近年党派经费规模呈现扩大之势,党派经费保障、管理、使用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当前应针对需要抓紧制定党派经费保障规定,对有关文件精神和规定进行具体化,明确保障项目、范围和原则、拨付依据、正常增长的措施等,形成规范化的操作意见。

(一)制定经费保障规定。

建议制定党派经费保障规定,或党派专项经费保障和管理规定。将党派保障与管理统一规定,也可改变目前经费规定分散在不同文件中的现状,提高党派经费管理的水平。

(二)规范党派经费项目。

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财政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在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中,在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款下设置了参政议政项目,是我国预算管理第一次对党派经费专项工作项目做出具体规定,这是党派经费项目规范化的重要开始。制定经费保障规定时,应从总体上将党派经费划分为参政议政经费、自身建设经费和其它项目等大类,并对此再进一步细分,将参政议政经费再分为考察调研、宣传等,自身建设经费可分出党员活动经费、兼职领导经费等。关于党派经费具体项目,应参照党派理论表述和实际工作概念,并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确定。

(三)加大党派自身建设经费保障。

自身建设日益成为当前党派工作中的重点,没有自身建设方面的投入,党派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就只是一句空话。首先,应提高对保障党派自身建设经费的认识,加大保障力度。其次,应针对党派工作现状采取合理的保障办法。从一些经验来看,可实行基本数加具体项目数的办法,先定一个基本保障数,在这个基础上再按项目人员、数量、经费标准等依据拨付。此外,应规范自身建设经费中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项目,如党员活动经费、兼职领导费用,也建议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全面实行党派基层主委电话补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培训经费有时成为难题。目前党派组织举办的集中培训可以从财政安排党派经费中支出,但党派成员单独参加省级以上培训的经费有时就没有着落。按照文件规定,党派成员参加培训的经费由党员所在单位负责报销,但这对于相当多党派成员所在单位是较难做到的,而党派组织承担成员参加培训的经费也有困难。对此,应按照“谁组织、谁承担费用”的原则,明确党派成员培训经费的承担办法。党派选送成员参加培训经费的主体部分应由各级社院或其它组织培训单位承担,而选送培训人员的党派组织只承担路费等往返费用。

(四)对党派机关运行经费给予特别处理。

对于党派机关定额经费,目前普遍按编制数拨给,党派机关由于人员少、总量小,所以使用困难。建议对党派机关按编制数的一定倍数(如5人以下按2倍;6-10人按1.5倍;11至20人按1.2倍)拨付定额公用经费。党派有的固定开展的工作缺乏相对固定的经费支持,如党派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的组织经费,建议规定党派的专项经费使用若有结余可以投入党派社会服务工作。

(五)理顺高校党派组织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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