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

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精选十篇）

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 篇1

塔原本产生于印度, 是佛教的一种建筑物。公元前五、六世纪时, 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塔就是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用的建筑物。古印度的塔有两种:一种是埋葬佛舍利、佛骨等的“萃堵波”, 属于坟冢的性质;另一种是所谓的“支提”或“制底”, 内无舍利, 称作庙, 即所谓塔庙。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 随着佛教的传入, 古印度的塔也随之传入我国, 并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民族文化相结合, 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古印度的“支提”就发展成为我国的石窟寺, 而埋葬和供奉舍利的“萃堵波”则发展为各式各样的古塔。

从我国的文字发展历史来看, 在早期的汉字中并没有“塔”字。佛塔传入中国时, 它的名称被译成各式各样, 人们发挥着各自的才能, 有的音译, 有的意译, 也有按形状译的。于是出现了萃堵波、私偷簸、偷婆、佛图、浮屠、浮图、方坟、圆冢、高显、灵庙等各种名称。以后, 人们根据梵文“佛”字的音韵“布达”, 造出了一个“答”字, 并加上一个“土”字旁, 以表示坟冢的意思。这样, “塔”这个字既确切地表达了它固有的埋葬佛舍利的功能, 又从音韵上表示了它是古印度的原有建筑, 准确、恰当而又绝妙, 于是“塔”的名称流行广泛。

二、塔的中国化

塔的最初用途是坟墓, 是用来埋葬佛祖舍利的。由印度到中国, 塔的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原来的实心坟墓变为空心楼阁。建筑结构的巨大变化, 实际蕴含着文化内涵的微妙差别。坟墓是用来埋葬死者的, 而楼阁则是居住或观光之所, 二者对比, 表明印度佛教 (这种印度的文化) 进入中国之后就被中国的入世文化所改造。

印度的萃堵波和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就是外来文化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也是中国古塔从无到有、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和古印度的萃堵波相比, 中国古塔从形式、结构、布局和功能等方面,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半圆形的萃堵波一传入中国, 首先就和我国原有的高贵而显赫的建筑形式——楼阁相结合, 出现了楼阁式塔。以后,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发展, 亭阁式塔、密檐式塔、花塔、金刚宝座塔、过街塔等, 也相继出现在我国大地上。

在古印度萃堵波的前后左右, 虽然还有少量的附属建筑, 但都很简单。在中国古塔的周围或旁边, 却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在这些建筑群中, 有殿堂, 有走廊, 有轩, 也有亭。最初, 塔在寺的中心。佛殿、佛堂等, 围绕着佛塔修建、布局。随着佛殿在佛寺中地位的提高, 殿、塔并列, 或者将塔放在殿后, 以至移于寺外, 但古塔始终没有离开殿堂, 这是古印度萃堵波与我国宫殿、府第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结果。

塔, 这种建筑把外来的因素与传统的建筑结合得如此恰当高妙, 可见, 我国古代建筑匠师们的聪明智慧与创造才能不能不令人敬佩。因此, 我国的古塔不但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 而且也富有浓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色彩, 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成为绚丽灿烂、美不胜收的一朵建筑奇葩。

三、佛教与中庸之道对古塔的影响

佛教来到中国一边宣传人生在世, 一切皆苦, 人生就是无边的苦海;一边又为人们描绘了来世的天国幸福。因此, 教育人们只有一切以佛教教义为准则, 修炼心性, 排除欲念, 方可进入“涅槃”, 修成正果。“舍利塔”是用来掩埋“舍利”的, 那层层向上挺拔的塔身, 一反中国传统建筑向平面展开, 反而将人们目光引向上苍, 诉说着佛门教徒摆脱现实苦难, 向往天国幸福的至诚愿望。然而, 中国传统建筑多是向平面展开的组群布局, 少有强调单座建筑, 甚至强调建筑高耸入云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建筑由于受土、木结构承重力的局限, 更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 传统建筑均强调组群的统一、和谐, 建筑单体平易、容易接近, 甚至贴近地面。最终通过水平面的铺开来烘托宏伟、浩大的气势, 而抑制单体建筑的凌空出世。即使对于这些不得不向高空发展的佛塔, 也以多重的水平线来削弱其拔高之势。从而, 在立面上取得一种垂直与水平构图的“中庸”之美。在中国无论是密檐式塔、楼阁式塔, 还是由此繁衍而出的喇嘛塔、金刚宝座塔, 在强调垂直构图的同时又用大量的水平线条去中和、削弱它, 反映了中国人矛盾、复杂、折衷的心理特征。

四、中国古塔的发展阶段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我国现存古塔、古塔遗址的调查分析得知, 古塔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东汉到唐朝初年, 印度的萃堵波开始和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互相结合, 是不断磨合的阶段, 为古塔发展的第一阶段。

佛教初入中国时, 人们对佛、舍利、萃堵波等等印度佛教名物是十分陌生的。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固有的王权思想、儒家学说、宗教信仰等存在着分歧、冲突, 为了生存, 佛教不得不采取了调和的立场, 力争以人们习惯或熟悉的思维及行为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来自印度的半圆形的萃堵波自然也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形态, 它势必要在迎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前提下改变其本来面目。由于时间久远, 当时的建筑已经没有实物, 但是我们借助文献记载得知, 中国最早期的佛塔主要是楼阁式的建筑。

第二, 从唐朝经两宋至辽、金时期, 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也是我国古塔发展的高峰时期。

唐、两宋时期古塔的建筑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塔的总体数量较前代大增, 建塔的材料也更为丰富了, 除了木材和砖、石以外, 还使用了铜、铁、琉璃等材质。阁楼式、密檐式、以及亭阁式塔正值盛年, 花塔和宝箧印经塔又现异彩。这一时期, 是从以木塔为主转向以砖石塔为主的最后阶段。由于材料的改变, 使建筑造型与技术也相应有所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塔的平面从四方形逐渐演变为六角形和八角形。

由于社会风习的变化, 唐与宋、辽、金时期的古塔, 在审美特征上也有了明显的差异。大致来说, 唐时修建的塔一般不尚装饰, 唐人追求的主要是简练而明确的线条, 稳定而端庄的轮廓, 亲切而和谐的节奏, 唐塔表现出来的是唐人豪放的个性和气度。而宋人却是追求细腻纤秀, 精雕细琢, 柔和清丽, 所以宋塔的艺术便在装饰的、表现的、外在等方面开拓新的境界, 极力渲染其令人目眩的轮廓变化和颇有俗艳之嫌的形式美。至于与宋对峙的辽和金, 则是在唐风宋韵的混合当中, 谱写了中国古塔的黄金时代里又一辉煌篇章, 宗教内在的感染力, 是造塔者极力要表现的唯一主题。

第三, 从元代经明代到清代, 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元代以后, 塔的材料和结构技术, 再无更高的突破, 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元、明、清时代, 藏传佛教——喇嘛教 (印度佛教的一个分支) 传入内地。由于人们对喇嘛教的提倡和重视, 使造塔者的目光投向了佛教的发祥地, 于是印度古塔、喇嘛塔纷至沓来。这种塔的塔身部分是一个半圆形的覆钵, 在其上安置长大的塔刹。覆钵之下, 建一个高大的须弥座, 半圆形覆钵还基本上保存了坟冢的形式。这种带有强烈异域风格的塔, 长期保持了它们那庄重硕壮而又丰满的造型。

明代以后还出现一种塔的形式, 那就是金刚宝座塔。这种塔在佛教内容上, 属于密宗塔。它以金刚界五方佛为供奉对象, 并象征须弥山五形。这种塔的形式实际上是仿照印度佛陀伽耶金刚宝座塔的形式。清代, 佛教衰退, 因此在建塔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因此整体来看, 从元代以后, 塔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 佛塔的建造却处在不断衰落之中, 它们大多是粗制滥造的, 几乎没有审美价值可言。

五、结语

随着佛教传入我国, 塔开始在我国兴建, 并逐渐与我国文化相融合, 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新的建筑类型。它们历经时代风雨, 饱经人世沧桑, 依然挺拔峻秀, 竞放异彩, 使祖国的锦锈河山更加雄伟壮丽。古塔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载体之一, 为祖国城市山林增光添彩, 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高层建筑。

摘要：在中国辽阔美丽的大地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古塔的踪影。这些千姿百态的古塔, 其造型之美, 结构之巧, 雕刻、装饰之华丽, 均堪与我国其它种类的古代建筑相比。而塔这种建筑并不是我国的固有类型, 而是外国的一种建筑。在传入我国以后, 塔又和我国原有的建筑形式相结合, 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新的建筑类型。

关键词：古塔,历史,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驭寰.佛教寺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2]张驭寰.古建筑丛谈.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3]王世仁.中国古建筑探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中国散打历史与发展 篇2

散打是中华武术的精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体育项目，多年来在民间流传发展，深受人民喜爱。散打起源与发展，是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同步。它从先辈的生产劳动，生存斗争缘起，但又服务于此，演化至今成为华夏民族灿烂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原始社会人类为了争取自下而上、猎取食物，长期与野兽搏斗，学会了与野兽搏斗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如：拳打、脚踢、抱摔等简单的散打技术，并学会了一些野兽猎取食物的本领，如：猫扑、狗闪、虎跳、鹰翻等。

现在的散打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和防守等方法，进行徒手对抗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它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武术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套路演练形式，一种是格斗对抗形式。散打就是格斗对抗形式的一种。

1979年散手在我国成为竞技的比赛项目。在80厘米高，8米见方的擂台上进行比赛。散手比赛允许使用踢、打、摔等各种武术流派中的技法，不允许使用擒拿，不许攻击喉、裆等要害部位；运动员分体重、穿护具在相同的条件下平等竞争。在对敌斗争中这些界限就没有了，军警对敌斗争就专寻对手的要害部位击打。使用的招法也比较凶狠，杀伤力较大，散打的出现让中国武林（格斗界）火红起搏击热。

2000年首届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在湖南长沙市举行，湖南卫视对赛事作了全程报道，这是中国武术散打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武术散打进入了专业赛制的时期。众多散打高手登台竞技，当年的散打王是来自解放军体院的“劈腿王”柳海龙。通过2000年一年来的比赛，散打王争霸赛已经在体育界、武术界尤其是散打专业队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广大教练员、运动员参加散打王争霸赛的热情空前高涨。

通过学习和训练散，能够发展人的力量、耐力、柔韧、灵敏等素质；同时散手又是一项以抗性体育运动，可以发展人的心智，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的锻炼。坚持散手训练，可强筋骨，壮体魄。散手是以双方互相对抗为运动形式，这就要求练习者在实践中正确把握进攻的时机，防守要到位，反击要及时，从而建立正确的条件反射；同时还要针对不同的对手和双方临场的变化，提高应变能力，以及提高击打和抗击打的能力，这一切都完全起到了掌握防身自卫和克敌制胜的技能的作用。

武术搏击有很强的生命力，延续到现在，除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运动的本身特点有极大关系外，其搏击形成所具备的较高观赏性，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散于比赛不仅刺激、激烈，而且斗智、斗勇，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日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与兴趣。中国武术徒手搏击，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传到日本，当时称“唐手”，后来改称“空手”。如今有许多国家的武术爱好者不仅喜爱中国套路技术，而且喜欢散手运动。通过与各国选手较技，不仅可以促进国际武艺交流，将中国散手运动推向世界，而且也可以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了解和发展，促进国际文化交往。

面对当今社会的需求，我们除了要立足于养成擒敌捕盗和防身自卫的本领，去继承和发展传统武术的徒搏技术，并把杀敌技要保留到军警技术中外。还要顺应武术徒搏技术已从总体上向体育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到广阔的体育天地中去寻求武术徒搏技术发展的空间，开发和创制不同技击特色、不同竞赛规则的徒搏比赛方式。武坛将因徒搏比赛方式的多样化发展，而生机勃勃，更加灿烂。武术传习者会因兼习多种徒搏技法，参加多种徒搏竞赛，而获得更为全面的发展。也只有通过这种多样化的发展，才可能全面的展示出武术的全貌，促进武术的全面发展。

中国散打能代表中国武术吗

中国散打能代表中国武术吗？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很多人都抱着不同的想法。有些人觉得，在现在社会里，武术已经是一个相对古老的名词。他们觉得现代的一些搏击，格斗和以前少林等一些武侠情怀相差甚远，跟武术也打不上边。

而有一部分人又觉得，中国古代社会也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武林。所谓武术只不过是力量与速度，敏捷力，外加头脑和技巧的结合。而那些所谓的武侠情怀，只不过是一些现代小说家所渲染出来的而已。飞檐走壁，轻功纯属无稽之谈。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中国人长期的武侠情怀而已。

有些又认为，在现今社会，随着热武器的发展，而格斗正在逐渐的不被重视。而中国散打作为中国官方推广的一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武术。中国武术在这个科技相对发达，物质相对充裕的社会里。越来越少的人关注，而中国散打以一种体育运动的形式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武术不是你死我活，武术讲究的是强身健体，讲究的是德。所以虽然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中国散打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无可否认，中国散打还是符合中国武术的一些精粹。

要说中国武术的整体，固然博大精深，有太极，有气功，有咏春拳，在近现代更有李小龙，李连杰这些把武术带到荧幕上的演员。中国武术在长期的自身发展以及充分吸收外来的一些技巧和套路，如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以及一些国外军队的擒拿手等已经形成各派各系的多种套路，有一个相对齐全杂乱的局面。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

所以说中国散打作为中国武术的某种表现形式，如果说从某种层面来说还是可以代表中国武术的，虽然说中国散打在呈现给观众的过程中，由于比赛等限制没有完全的表露出来，但是毕竟作为中国一个相对久远，发展相对较广的派系来说可以诠释中国武术的很多内涵。

但是从另外一些层面，可能又有点冲突，中国散打只是中国向世界推崇中国武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或者说只是一个中国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中选出的一项面向世界的代表而已，而中国武术太广，派系也太多，用中国散打来代表，难免会给世界造成一些对中国武术的片面认识，甚至误解。所以虽然中国选了散打作为一个对世界介绍中国武术的一个窗口，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散打能够代表中国武术。要了解中国武术，从散打中能够获取一些，但是绝对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要说，从精神的方面，中国散打确实能够给予中国武术一些诠释，但是从内容上，中国散打只是中国武术对外的一个窗口，说代表中国武术有些牵强。

当然，要真正谈到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我觉得中国散打更是远远达不到的，当然也不仅仅是中国散打，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和加重，无论是中国散打还是其他的派系都不能与根本上的武术内涵相提并论。素有武林之家的少林，由于近年来商业化、旅游业的发展，出现少林内纯属表演性质的武术，就像古代那些街头卖艺的，虽然不能说他们不是属于武术的范畴，但是与武术的精神的深层内涵就相差甚远。

武术讲究的是德，讲究的是行侠仗义，讲究的是强身健体。看一个人的武术造诣是不是高，不是看他的打架有多厉害，能够一个人挑一个，而是看其人是否有德，是否有胸襟。一般那些仙风道骨的老人，他们虽然在格斗本身上可能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他们从骨子里透出的气质还是能够给人觉得他们的武术造诣极深。

所以说，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需要，中国散打在中国武术中所处的位置也不同。在体育运动火热发展的今天，中国散打满足了现今社会的需要，给了很多人一种视觉的享受。虽然在发展和转型中出现很多问题，但是作为中国武术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还是能够代表中国武术去陈述和表露一些中国武术的要义。

散打能代表武术精髓吗

尽管两位掌门人都一致认为武术的未来在对抗，但具体谈到对抗的方式时，分歧产

生了。赵长军尖锐地指出，现在流行的散打项目并不能代表传统武术的精髓。

据赵长军介绍，现在人们对传统武术都有一种误解，似乎传统武术就是纯表演的花架子，其实传统武术套路和实战结合得非常紧，赵长军说：“武术界有句行话叫打练结合，这说明武术除了强身健体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和实战结合紧密，只不过，后来在武术比赛规则制定上，采取的是表演打分形式，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武术没有对抗。中国那么多拳种，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很实用。”

对于传统武术的精髓，身为陕西武术管理中心主任的张根学当然也深有体会，除了狠抓他的散打老本行外，张根学上任后对套路项目也下了工夫，赵长军之后，陕西武术套路一度青黄不接，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起色，去年全运会上，新人李谨险些夺得金牌。但张根学说：“传统武术如何还原对抗本色，这是业界的一大难题，短期内很难找到好办法。散打看起来当然没有套路对练那么精彩，但那是事先准备好的演练，这是真功夫，另外，目前在市场推广上，散打的确很受欢迎。我想，武术要想保持生命力，首先是要开拓市场，武术若真成为曲高和寡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谁更能代表真正的中国功夫(mop)前几年“散打王”、“中 美对 抗”等比赛举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时，作为国粹的传统中华武 功却正逐渐在流失.20多年前，面对誉满全 球武林、正当盛年的全美自 由搏 击冠军，接近退休年龄的太 极传人冯志强仅用几秒钟就解决了战斗，对手从此俯首称臣； 今天，柳 海 龙等散打国手们对阵美、泰等国名不见经传的拳手，5个回合、计点规则，却是双方互有胜败。谁更能代表真正的中国功夫？不言自明。即使是在几次“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均由中方取胜之后，包括拳王霍利菲尔德在内的很多外国技击界人士依然说，中国的“功夫”是花拳绣腿，只适合于表演。他们的理由是，依靠比赛规则的帮忙，中国一流的散打选手打败了美国三流的拳击运动员，胜之不武。

国内的知情人士也说，美国派出的所谓一流拳击队伍只不过是一只由三流拳击手组成的队伍，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数路易斯·伍德，而伍德在WBO的排名也不过是第十位，其他的队员实力也就不用说了。所谓一些拳王，称号没有一个是属于职业拳击四大组织之内的。而中方派出的的确是散打界的最强阵容。在国内的“散打王”比赛中，主持人一再强调，“他们代表中国当今武林最高的水平”——但在2001年12月6曰，他们在客场对泰拳一战中以1比4大败亏输。这是一支不让人放心的队伍。他们真的能代表中国当今武林最高的水平？中国功夫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假如他们再输了，我们可能就找不到更强的高手来“找回场子”了？新一年的中美对抗又要开始，不弄明白这个问题让人深感不安。

羊年年初，正值陈式太极拳嫡派传人冯志强先生76岁华诞，记者走进他在朝阳区柳芳北里的家里。在不到60平方米的小二居室中，伴随着令人目不暇接的纪念物和历史照片，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武林前辈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1):中国功夫“真谛在民间”

通常大众对“中国功夫”或者是“武功”的印象基本来自四种途径：其一是武侠小说；其二是武打电影和电视；其三是表演和健身武术，包括全国武术套路比赛，以及公园里一部分晨练者所打的拳、剑套路；最后就是一直冠以“中国功夫”之名 的散打，包括“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中国功夫VS泰拳”之类的比赛。但实际可以这样说：这四种途径的“中国功夫”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武功，即使散打比赛也是如此。

武术的表演套路一直被说成“花拳绣腿”，一些老外也一直这么认为。但散打比赛为什么也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武术真谛？一位网友曾如此评价：“散打比赛既不是靠李小龙的寸拳

威猛之力，也不是靠陈真式的频频有力的腿上功夫，反倒像学了些武术花架子的少年在打架”；“游击式的偷袭，散兵游勇式的踢跳躲闪，完全没有了中国武术习练者的沉着自若，简直是在与对手拼体力，比蛮劲。这就是中国功夫吗？”

即使在外行人看来，散打比赛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像西洋拳击。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功？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功夫”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出于对“武林同道”的尊重，冯先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极为谨慎。“散打也是功夫，只不过他们还没有练到家而已。”当记者追问“练到家时又会是怎样”时，他的回答点到为止：“即使戴着拳套，也可以在瞬间轻而易举地将对方击倒。”

相对来说，冯先生的嫡传弟子马来旺老师的回答就要明晰得多。“的确有一些前辈高手，虽然上了年纪，但瞬间的出手速度快得异乎寻常。他们的攻击，常人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更不要说抵挡或反击。”马来旺老师说。马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担任过中央警卫局的搏击教练，近20年来与各派武林人士进行过广泛的切磋，还会过一些藏身民间的前辈高手。其中有一位，在与之试招时，几个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他们的真实姓名不便透露)同时偷袭他，他竟瞬间旱地拔葱又蹿到数米远的花架上。马老师以“地球引力似乎对他不产生作用”来形容他的武功之高、速度之快。看来，练出如东方不败那种闪电般的速度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将对方击倒，在瞬间瓦解对方的战斗力，这就是实战武功所追求的境界。这也是一种艺术。”马老师认为这就是武功的真谛。“同时，在为人的境界上，习文、习武殊途同归。那些武功修养很高的人，为人往往很恬淡，不会争强斗狠。”

长春的一位八极拳传人说，修习传统武功，往往要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年龄，才能达到巅峰状态；而现在的散打选手，大多在30岁之前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今的散打国手们练习的方法更注重“速成”，没有采用传统武功中讲究“根底”、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仅仅只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进攻和防守动作；而所谓“学院派”的武术队，则更注重于表演，并不能应用于技击。两者都很难继承中国功夫的真正精髓。

“中国功夫靠的是多年的习练，靠的是厚积薄发地不断积累，到年逾花甲才得其中真谛。俗话说练体操年龄越小越好，练习武术越老越不能小瞧。从这点上看，中美比赛中国小将们虽然胜了，但他们也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一位网友的看法，得到了这位八极拳传人的认同。

“中国武功有外家拳和内家拳两大类，各自均有特殊的训练方法。相对来说，外家拳更着重于‘力’的训练，外家高手往往力量惊人，他们的速度基本上也依靠的是超常的力量；内家拳则更着重于‘气’的训练，可以练出比一般人更强的生物电和更绵长的呼吸。内家拳更注重巧劲，讲究使力的效果，所谓‘四两拨千斤’，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很多外家高手最后还是归于修习内家拳。”冯先生说。而现在的散打运动员显然没有取法到内家拳或外家拳任何一家的精髓。

在近20年中，冯、马师徒与国外技击界进行了广泛交流，会过自由搏击、空手道、柔道、相扑、泰拳、跆拳道诸派选手，用冯先生的话说，就是“都让他们满意了”，实际上也就是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打败了。长春的一位民间高手何松吉老师，受邀赴曰交流，在曰本与“合气道”、空手道等高手切磋，数年不遇对手。

“在民间，散落着难以计数的派别，各门各派都可能还有隐世的高手。真正的武功还在民间。”马来旺这样认为。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位民间高手。

(2):武林式微？

然而，也就在囯内散达比赛开展得红红火火的同时，作为囯粹的名间五术却正在逐步流失。典型的事例就是少林五技的没落。少林寺一直号称五林的泰山北斗，然而1995年，马来旺老师走访少林寺，与寺钟五僧切磋，就痛感“少林无认”，因为马老师在这里已经难以找到

一个与自己平等交流的对手了。由于马老师的受业恩师林青山是少林前辈高僧，马老师如同看到了娘幏的衰落。

在提到“少林五技的继承情况”这一话题时，冯先生的回答也很委婉表面上看起来，少室山上下一片兴旺。各种冠以“少林”之名的五校林立，“三天打死一头猪”的广告做到了杂志封面上。少林僧还走上了舞台，远赴海外进衍表演。而五术圈内认士深感失望：“商业化的少林寺正在尽其所能地展现他们的花拳绣腿；”“少林寺最穷的和尚稁费有十来万的身幏，他们怎么能继承少林武功？”认们无论如何也难以将舞台上翻跟头、弄枪棒的小和尚跟“高僧”这一称谓联系在一起。

马老师后来还去了五当山，拜访有“剑仙”之称的掌门认钟云龙，并与钟云龙的一个得意弟子过招。但一招之间，马老师的长剑就架到了对方的脖子之上。高手如云的五当山大詭凡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了。其实就是在陈式太极拳笨派，情况也不容乐观。早在“文革”刚结束时，两位来自河南陈幏沟的钟年认来到北咯。陈幏沟是陈式太极拳的发祥地，名手辈出，在近现代五林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六七十年前，正是来自于陈幏沟的陈发科老前辈把陈式太极拳带到北咯，传授给了冯志强等弟子。

但这一次，这两位钟年认来北咯却不是传授武功，而是专程拜访冯志强，跟冯先生学艺。到了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还数次亲赴陈幏沟授拳。来北咯学拳的这两位陈幏沟认就是陈小旺和王西岸，现在已成为陈幏沟的代表认物。实际上陈发科之后，陈幏沟已经出现了五技断代的现象。所幸的是，陈发科在北咯的传认起到了继承的作用，现在还有机会把功夫归还给陈幏沟。

少林、五当、陈幏沟„„五技的衰落决非偶然。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武功的实际用途似乎越来越小，习五的目的往健身和表演方向发展似乎成为了必然。精研武功以求达到某一境界的认越来越少，而浮躁的社会与习五所必须的清净环境又格格不入，这就很容易使各门各派出现认才凋零的现象。如果一个门派某一代认没有出现极具天分的杰出认才，就很容易造成五技断代。五与文不同，学文可以永靠书笨获得知识，而武功却必须手手相传，师父辈如果没有高手，弟子辈也就很难出高手；决不是如五侠小说钟所写的那样，依靠从某一个山洞里捡来的一笨拳经剑谱就可以练成不世神功。学五又如学棋，如果周围高手如云，水涨船高，你也更容易磨练成一个高手；如果周围俱是平庸之辈，你的紟氛也往往高不到哪里去。历几千年时间发展而来的五紟坊旦断代，将很难重新得到恢复。

(3):国技光大无门？

在曰本，相扑、空手道、合气道、柔道都被视作国技，Z F着重扶持以不使其衰退。而传统武功作为中国的国技，至今还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马老师认为，商业行为并不能拯救国术。通过短期的培训来创造武术继承人显然不现实，武术商业化还更容易让人“藏私”，并进一步增大门户偏见。各种武校、武术院和武馆都难以培养出真正的传人。“即使是当年的南京国术馆，也仅仅只起到了交流的作用，没有培养出真正的高手传人。”冯先生说。师徒相传，必须几十年如一曰，亦步亦趋地跟随、揣摩、演练，然后才能继承。也正因如此，中国武术才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并且高手难觅，这样才有它独特的魅力。“自古‘师徒如父子’形式的代代相传，依然是武术最好的流传方式。但现在我们所缺乏的，还有一个良好的习武环境。现在社会节奏太快，在喧嚣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清净的土地确实很难。”马老师说。

真正实用的武功往往比较凶狠残忍，这也是许多功法失传的原因之一。比如上文提到的少林前辈武僧林青山，在把一套“乱披风刀法”传给马老师之前，就曾犹豫再三，因为这套刀法，招招都可致人死地。但让这样一套传了这么多年的刀法失传，他又于心不忍，最后对马老师说：刀法传到你这里，就不要再传了。实际马老师也不愿这套刀法失传，但又不能违背师训，他后来把这套刀法零零散散传给了他的多位弟子。有一天，他的一位徒弟问他，马老

师，是不是“乱披风刀法”以后会失传？马老师只是很婉转地说，如果你们运气好，有一位能把大家每人学的那一点集合起来，就不失传了——但是，大家都心里明白，这几乎不可能。

找不到良材美质来承接衣钵是武功流失的另一大因素。习练武功，尤其是学练内家拳，其境界和最后所能达到的高度同练习者的天赋悟性关系很大。千里马常有，但骈死于槽枥间者多。马老师曾教过一个学生，仅仅学练太极拳半年，却胜过一般人学练十多年。可惜由于“俗务缠身”，这位学生后来也没有时间练拳而荒废掉了。有武林前辈说，李连杰的武术天赋是极高的，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成为继承中国武术精髓的真正传人，个中原因，恐怕也是“俗务缠身”吧。

经济也是个问题，没有稳定的经济支持使得民间武术很难职业化。冯先生一直在北京电机厂工作，直到退休后，才得以依靠退休金作支持，进行武术的推广工作。马来旺老师至今还在地铁工作以维持生计，他每周抽时间去北大、法源寺及中科院物理所传授太极拳。但像他这样坚持义务授拳的人，北京已为数不多。

散打和表演式武术的表面繁荣可能还会加速传统武功的流失，因为它给大家造成了错觉、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即使武术作为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也未必有助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之一的传统武功的发扬光大，因为我们，包括民众和Z F，都还没有真正把它作为国技国粹来扶持和培养。”马来旺老师说。

国家在80年代恢复了擂台赛后不久，有人批评说：拳击加腿，根本不是中国武术。可你让他用他心目中的中国武术去打又根本打不出、不是回事。如想打的像回事，必须像各拳派的对练套路编好去打才行。我这样说不是无的放矢。有个阶段曾提议并鼓励用各拳派风格各异的招法去打，可一实战就没了各异，只剩下所谓的拳击加腿，自然也很快就推行不下没了音讯，这是一例。你再看看央视体育频道的武林大会，除了打前的亮式和基本上互得一分的头两招是本门派的东西，然后就基本上又成了拳击加腿。（而这互得一分也实在是令人生疑）

随着信息化高度发达，也随着散打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会发现凡是上擂台的国外技击术和中国的散打技术基本一样。难道以外家拳为根底的散打不是中国武术？答案是绝对否定的。难道国外技击术都是中国武术分支？如果说有些影响这不能否认，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可笑。我想，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必然有战争，凡是有战争的地方也自然会有打斗术，这毋庸置疑。说到这里我们又会发现能够真实的代表中国武术最高表现形式的散打和国外的格斗术没有什么质的区别。这奇怪吗？奇怪！真的很奇怪！不奇怪那是假的！就拿我个人来说，我从小被灌输、被熏陶习染的是我们的武功怎么怎么神奇，世界第一，别的国家没有等等、等等，可这突然听说中华武术和别国搏击术没有质的区别，你说我能接受的了吗？能不奇怪吗？真的，我也希望我们的武术真的就像电影、小说甚至武林杂志和以为眼见为实的电视记录片所言的那样神奇、那样优秀、那样令人自豪，可这样自哄自、除了让老外越来越不屑外还有其他意义吗？（当然对少数人是有意义的，他们能有名有利）

为什么我要提所谓的拳击加腿？为什么我要提国外搏击术和中国武术没有质的区别？是因为我是想从拳击加腿实用性的背后隐藏了什么和天下搏击术原本是一家说明了什么、来论述中国武术和武术文化是否具有伪武术和伪文化的成分。

有人会说：我们的武术就是和国外的不一样。我们有内家拳，像太极、武当、八卦等，我们还有猴拳、醉拳等象形拳，别的国家有吗？是的，从形式上看别的国家是没有。但我想问一句：什么叫武术？它的真谛是什么？我想，如果不狡辩的话，稍懂些武学的人都会用最简白的话答：打斗。是的，如果武术不以搏击为真谛，它叫武术吗？可你看看最能真实展示武功的擂台、有没有看到八挂那游龙戏水的身影？有没有看到绵里藏针的太极？有没有看到上蹿下跳的猴拳和东倒西歪的醉拳？难道它们不是我们中华武林引以自豪的奇葩？我们再看看央视体育频道的武林大会，除了我前文所提的亮式和有作假嫌疑的头两招外，再有没有看到特别是内家拳的东西？（不过最近的几期特别是梅花拳打的有本门派的样了，可这就连可能不懂武的主持人都脱口说：这有套招的嫌疑）既然在真实的擂台上，你打不

出你苦练多年的本门派风格，发不出巨大的内功，最终实用的还是简洁的拳击加腿，那你的八卦、太极还有什么醉、猴拳等、还有立足武林的道理吗？说到这里，我要特别向内家拳的掌门人呼吁，希望在高水平的擂台上看到你们矫健的身影，并给我们带来惊喜，而不要把神乎其神的内功只停留在离谱的宣传上。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真的希望你们能用事实让我哑口无言。要真能如此那是中华武术的大幸。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基于事实得出2点结论：1在真实的擂台上没见过也不存在巨大的内功摧毁人。2形式各异的拳派拳招在搏击中用途不大，只有简洁的拳击加腿最实用。既然这两点成立，那我们中华武术最真实的技术和国外的搏击术区别大吗？（当然还是有点技术上的细微区别，但这已不是质的区别了）既然我们的武术和国外技击术没质的区别，那也可以说全球技击术原本是一家，它统一在不可违背的人的客观规律上。也可以说技击术是全球所有人的自然的必然，不单单是你中国人的。你中国人也不可能超脱生理规律有异乎寻常之处。否则，岂不真正怪之？

我们看看武术史就知道，我们现在享有盛誉的好多拳种，基本上都起源于明末到清末民国初这几百年里。而这几百年也正是吹捧谄媚之风已很艺术化、已很盛行的年代。在此特定的背景下，再加上我们国人因人情化而造成的盲信、盲崇、易跟风的劣根性，没经过真正实践检验、重形式、重表演、重人气旺的拳种呈井喷状涌出，也就不足为怪了。（我想，如果没有洋鬼子的真枪检验，义和拳说不定要神成什么样子）我还特别不明白的是象形拳。你说，人跟动物的生理结构能一样吗？既然不一样你咋能把人家天生的本领学练到手呢？咱们看下仿生学就知，要想把动物本领仿出你的一样才行。你人是零件能随意组合吗？人家老虎最厉害的是牙，你咋不用牙去咬人？人家蛇最厉害的是毒，你咋不学练出有毒去咬人？那多厉害！有人会说，只是取其人能够用的部分形。可这也不对呀！老虎扑那下表面看你能取其形仿出几分象，可你人有没有那么长的脊椎并能在扑时弯成球状？你中国人有几个体重在几百公斤以上并能像老虎那样灵巧的？不具备不用说一定是没用的。因为你再仿练也绝对出不了老虎的爆发力，你所能出的力，还是人自身固有的力量。（练了半天就是两个字------白练）有人还会说，是学猴子上蹿下跳的灵巧，用于打斗中的身步法的应用。我想，当有人用刀捅你，你不学猴子的蹿跳躲闪、你也跑的不慢。而这也正是人的本能意识。而散打追求的也正是这个下意识本能。再返回说，就算你能练出动物的精髓，可你需要多长时间？我想是短不了。可你要是练人自己天生的东西，我看再慢也比他快。

中国的武术我不能说是十足的伪武术，（因为我们毕竟有了最能代表中华武术精髓的散打）但也敢说具有很大的伪武术成分。而终于揭开伪武术成分这张老皮的，正是我们应最为自豪的散打。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句老话也正是散打不遗余力的追求。我还想多说一句：泰拳是不是世界公认最优秀的拳种？他有这拳那拳、这功那功、这招那招的吗？它有我们的武术那么被渲染的神乎其神吗？它的招就是直拳摆拳等最基本的基本功，可有谁敢小看呢？如果我们不务实的积极推广散打能和人家抗衡吗？如果没有散打尚能抗衡，我们有什么资格还在世界上厚着脸皮吹？

我们的武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更是变成了舞术。我们的武术文化也更是在吹捧中玩虚求发展。你看吧！一般来说门徒甚广的师傅往往是会吹、会炒作的师傅。他们最拿手的本领虽说是误人子弟，可他们的收益却从不误己。而我们好多的爱好者就是这样一练10多年，最后连一般架都打不了的比比皆是。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看到《武林》杂志上登出一篇好像是在澳门的武术表演。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有一个穿黑衣的人在舞动剑时让大家朝他身上投石灰包。等大家投完后一看，身上一点灰白印都没有。就这么离谱的吹，竟能登在有权威性的《武林》杂志上。好像还是在这本杂志上，好像是一个连载，说的是八卦掌传人的事。这位孙传人竟然知道自己多会死，而且神志清晰的打坐到死时即到问：到点没？家人徒弟说：没到，早着那！：再见！这位孙传人根本不理会家人的善意欺哄，到点即死。妈呀！这是人吗？一神佛也！（如果大家还有《武林》希望大家找找看）这就是我们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武术文化。

大家再看看现在的央视。先不说越来越有虚假嫌疑、好像已被人借机利用的《武林大会》。咱们看看

10频道的一个记述人的栏目，让你看后明知虚假，你也没证据也不敢说人家一句，你还得佩服人家这才是真正把假大空玩出了真功夫、就知我们的媒体推波助澜到何种地步。

我们的武术文化虽说有令人不屑的伪成分，可这种伪成分却在艺术领域里结出了真正果实。如果没有如此厚重的伪武术文化底蕴，我们会不会出像金庸、梁羽生这样的大侠？会不会出成龙这样的猴斗明星？我们在好莱坞唯一还能被接受的功夫片会不会再有？我们的武术伪文化还在经济领域做出了贡献，大家看看有多少老外慕名来中国学功夫就知道了。也许人家早知道是这么回事，只是冲着新奇的养生之道。也许人家就想了解为啥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如此神奇的武术之花。

中国宪法发展的历史考察 篇3

1954年制宪过程中移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宪法，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其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

关键词：宪法；宪法思考；历史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1954年诞生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共和国宪法的命运就如同共和国自身的命运一样，也是跌宕起伏。回顾共和国宪法变迁的历史，确实有太多的经验值得认真地总结，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正如韩大元所指出的“制宪史是宪法学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对于研究宪法学的人来说，了解自己国家宪法发展历史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宪政是昨天宪法发展历史的延续，也是我们预测未来宪法发展趋势的基础与依据。因此，我们需要以理性与客观的态度分析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宪法命运，并以宽容的精神评价制宪过程中展现其智慧的制宪者的努力。宪法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成熟的宪法学首先以成熟的宪法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与宪法制度史的经验与知识作为依托。”①应该说，宪法学界对共和国宪法变迁历史的研究已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重视，也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但仍有一些重要乃至重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前提，而且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本身的全部内容。作为人民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当基于《宪法》视角，从明确国家的根本性质出发，以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完善和发展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进一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权力交接制度的法治化，并通过落实符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换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舍此，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根据十八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样，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建立在此兩者基础之上的各项具体制度，就不仅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前提，而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的思想，②也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本身的全部内容。

要实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规范国家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就十分必要。其实，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宪法》中已经成型，只是没有被清晰地发掘出来。过去，一般认为，我国宪法文本中被称为“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就是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不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宪法都规定了宪法实施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立法法》第88、90、91条，以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28条等亦规定了宪法监督问题，都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根据。但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并不具有实效性，其根源，从理解法律文本的角度看，不在别处，而在于过分狭窄地理解了我国《宪法》中的违宪审查制度。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奠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上，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以宪法精神为根据表达出来的，因此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宪法推进，应当通过明确国家的根本性质，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央地关系、权力交接制度法治化及落实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申言之，回归《宪法》、依据《宪法》、通过《宪法》机制培育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许崇德.《宪法》，2004年版第70—79页

②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4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发展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2页

[3]戴立兴.《“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分析”》，《探索》，2013年第6期

浅析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 篇4

1、不同时期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

1.1汉代以前文学发展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诸子百家的散文,文学大家们为了推销自己的变法,而写出了许多让后人赞叹的美文。他们的文章推动了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让后人们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也让后人们了解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变迁。

1.2汉代汉赋的发展

汉代人们开始推崇赋,其中以司马相如,贾谊,班固,张衡等人最为代表,他们推动了汉赋的发展,为汉赋做出了巨大贡献。汉代的赋是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散韵结合。汉赋形成于初汉。贾谊首开汉赋之先河,代表之作有《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到了后来出现了司马相如被后人誉为“赋圣”。司马相如在《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基本规定了汉赋的大概模式。自西汉末到东汉中期,汉赋基本上定型,汉赋发展达到顶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民歌,是诗歌史上的又一次大突破,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象,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象和风格。一般来说诗歌篇幅比较短小,抒情的部分大于叙事。但南北朝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受的文化不同,所以南北朝诗歌所呈现的诗歌风格和格调也大有不同。

1.3唐诗的发展历程

唐代文学形成了新的表现形式 :唐诗。从初唐开始,唐诗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例如 :初唐四杰 :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他们的作品让人们感受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让人们体会到唐诗的独特的美感。到了盛唐又有了更多伟大的诗人他们一起推动唐诗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例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还有后人称之为诗仙的李白等等。他们将唐诗的发展提到了更高的层次。在这个时候唐诗形成许多的诗派,例如山水田园派,边塞派等等。唐诗的内容也在不断细化,人们对唐诗的要求也逐渐变得更高。中唐时期又有大批著名的诗人出现例如 :后人所称的诗圣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诗鬼李贺,贾岛等等他们也留下了许多后人所敬仰的诗篇。

1.4宋词的发展历程

宋代人们开始追求新的文学形式,宋词这个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开始得到发展。宋词创始者为温庭筠(鼻祖),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他们用词来抒发自己所感,所看。用辞华丽优美,为人所喜爱。宋词初期出现了婉约派。作为婉约派的创始人柳永,他创作的词继续沿用华丽辞藻,细腻情感。词的内容大都以寄情娱乐,儿女之情为主。到了宋词的鼎盛时期,词的风格也被分为两种 :豪放派和婉约派。两种词的风格不同。豪放派的作品气势豪放,意境雄浑,充满豪情壮志,给人多以积极向上的力量。豪放派多以苏轼和辛弃疾为代表。而对于婉约派作品语言清丽,含蓄,表达的感情婉转缠绵,情调或轻松活泼,或离愁别绪,或深沉幽怨,题材多写个人的遭遇,以永柳,李清照为代表。婉约派和豪放派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代曲成为了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诗歌文学。元曲是中国古代诗歌这种文学最后的辉煌,元曲被称为是元代最佳之文学,语言自然明快,反映生活图景鲜明生动,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市井气息。元曲和唐诗,宋词同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

1.5明清文学的发展进程

明代白话小说兴起,人们开始大量创作白话小说,例如当今人们所熟知的冯梦龙。他就写了大量的小说供人们欣赏,学习。明清时代出现了“章回体小说”。有人们所津津乐道被誉为“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章回体小说的代表,它也加速推动小说在明清的发展。为后面小说走向顶峰坐下了铺垫。到了清代长篇小说发展迅猛《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等都能代表当时长篇小说的发展,有许多的小说深受当今读者的喜爱。

1.6近代文学发展历程

民国时期由于政府无能受到列强的欺负,军阀割据百姓民不聊生。所以中国文学在这个时期是停滞不前的,人们忙于生活,每天都在为生计着想,无暇欣赏和创作文学作品。到了抗日战争前后开始出现一批用文学来感化民众麻木思想的人,他们希望通过文学来拯救人们的内心深处的灵魂,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救国振奋百姓的文章,希望可以通过文章帮助到国家。其中以鲁迅为代表。鲁迅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唤起人们内心的抗争的欲望,来让人们奋起抗争救国图存。所以鲁迅写的大部分都是以批判为主的文章。鲁迅用自己的笔杆推动了中国文学向前发展,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都和鲁迅一样要唤醒人们内心,让百姓不再是行尸走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学又进入新的快速发展的时期,百姓的生活开始安定,人们开始注重研究创作文学,文学开始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作家例如 :巴金,冰心、冯骥才等等。他们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快速发展,当今中国文学发展迅猛,中国出现了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莫言。标志着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世界各国人们开始了解中国文学,学习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摘要：文学是一种艺术美,它可以让人们从中受益。文学是作家抒发自己内心最好的工具,可以让人们去体会作家的内心世界。文学可以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自己的心情,可以让自己在另一个天地里自由的畅游。文学在当今的地位也是其他无法替代的,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等。都体现出人们对文学发展的重视。

中国联通发展历史 篇5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1994---联通成立之初

中国联通：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挂牌成立。中国联通的成立是我国电信行业深化改革、打破垄断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电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第二阶段：1994年到1999年---联通清理“中中外”项目

中国联通：联通因急需要资金从1995年开始用“中中外”项目方式进行网络,共涉及11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大型电信商，但这种模式非常不成熟，于是在1999年7月，清理“中中外”工作全面启动。并以此为契机，联通为重组上市理清了产权的基本脉络 第三阶段：1999年到2000年---联通海外上市融资

中国联通：2000年6月，公司在香港、纽约成功上市，筹资56.5亿美圆，进入全球首次股票公开发行史上的前十名。2002年10月，公司又在上海成功完成A股上市，成为国内资本市场流通股最大的上市公司。

第四阶段：2002年联通CDMA商用 开始争霸电信市场

中国联通：2002年1月8日 联通CDMA移动通信网正式开通。这个一期工程投资就达240亿元的系统将改变原来由GSM技术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我国的移动通信进入GSM与CDMA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2.企业概况：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于2009年1月6日在原中国网通和原中国联通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在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是中国唯一一家在纽约、香港、上海三地同时上市的电信运营企业，连续多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中国联通主要经营固定通信业务，移动通信业务，国内、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卫星国际专线业务、数据通信业务、网络接入业务和各类电信增值业务，与通信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业务等。中国联通于2009年4月28日推出全新的全业务品牌“沃”，承载了联通始终如一坚持创新的服务理念，为个人客户、家庭客户、集团客户提供全面支持。

近年来，中国联通的资产、人员、用户和收入规模明显扩大，企业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截至2012年底，中国联通资产规模达到5760.72亿元人民币，全系统从业人员29.48万人。截至2013年3月底，用户总数4.03亿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25,070.8万户（3G用户8,781.6万户），宽带用户6,091.3万户，固定电话（含无线市话）用户9,127.5万户。中国联通的收入规模、用户规模及上市公司市值均位居全球电信运营商的前列。

中国联通拥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通信网络，积极推进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的宽带化，为广大用户提供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通信服务。2009年1月，中国联通获得了当今世界上技术最为成熟、应用最为广泛、产业链最为完善的WCDMA制式的3G牌照。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联通便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WCDMA网络。目前，3G网络已经覆盖了全国所有城市。面对全球电信业创新转型和我国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中国联通将继续推进企业的创新发展进程，以全业务经营和3G发展为引擎，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加强技术、业务、服务和管理创新，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全面满足广大用户的信息服务需求，致力于成为信息生活的创新服务领导者，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3.愿景使命：

中国联通将致力于成为“信息生活的创新服务领导者”（“Innovation & Service Leader for Information Life”）。公司愿景包括四个核心要素，即“信息生活”、“引领创新”、“卓越服务”和“领导者”。“信息生活”是公司经营的核心领域，是人们社会生活、工作、商务、社交、娱乐等全方位信息服务需求的总称。服务“信息生活”体现了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用心沟通，为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助力添彩，做优秀企业公民的愿望。“信息生活”的核心内涵是要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信息服务。“引领创新”是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源动力和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公司要立足成为影响和引领技术、业务、服务和管理的创新型企业。“引领创新”的核心内涵是要打造一流的创新能力。

“卓越服务”是公司未来作为信息服务提供商的立足之本和实现增长的必由之路。公司要以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信息服务为己任，建立业界领先的服务体系。“卓越服务”的核心内涵是始终追求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感知。

“领导者”是公司始终追求的目标。公司要在企业规模、经营业绩、运营效率、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领导者”的核心内涵是树立世界一流的信息服务品牌，在核心业务上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领导者。“信息生活”体现了公司以客户为中心的全新定位；“引领创新”和“卓越服务”突出了公司的核心经营理念；“领导者”展现了公司在发展中持续提升客户信息生活品质的不懈追求和雄心壮志。

4.企业形象：

中国联通的公司标识是由中国古代吉祥图形“盘长”纹样演变而来。回环贯通的线条，象征着中国联通作为现代电信企业的井然有序、迅达畅通以及联通事业的无以穷尽，日久天长。

标志造型有两个明显的上下相连的“心”，它形象地展示了中国联通的通信、通心的服务宗旨，将永远为用户着想，与用户心连着心。

中国红：国旗色，代表热情、奔放、有活力，是中国情结最具代表性的颜色。象征快乐与好运的红色增加了企业形象的亲和力并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与活力、创新、时尚的企业定位相吻合。

水墨黑：最具包容与凝聚力的颜色，是高贵与稳重的象征。红色和黑色搭配具有稳定、和谐与张力的视觉美感。

红色双“i”是点睛之笔，既象两个人在随时随地沟通，突出了“让一切自由连通”的品牌精神，又在竖式组合中巧妙的构成了吉祥穗造型，强化了联通在客户心中吉祥、幸福的形象。

i：发音同“爱”，延伸“心心相连，息息相通”的品牌理念；英文释义“我－i”、“信息－information”迎合“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模式以及“向客户提

供一体化的通信与信息服务”的品牌营销总体思路。

5.服务号段：目前已将发放的号段有：130、131、132、155、156、185、186其中181、183正在积极申请中。另有145号段为中国联通3GWCDMA无线上网卡专用号段。于2009年正式启用。

6.联通品牌：沃品牌

从“沃”品牌的设计理念来看，其中文名称“沃”与英文名称“WO”发音相近，意在表达对创新改变世界的一种惊叹，表达了想象力放飞带来的无限惊喜。整个品牌标识图形设计取自中国联通标识“中国结”的一部分，寄寓了传承与突破的双重含义：明亮、跳跃的橘红色，时尚、动感又兼具亲和力；突破传统的对称设计风格，进一步体现出敢于创新、不懈努力、始终向前的精神理念。

优势：从全球范围看，许多国际电信运营商都采用了这一品牌策略，构建以单一主品牌统领所有业务的品牌模式。这一品牌策略更易于整合传播资源，快速建立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中国联通将实施的品牌策略就是单一主品牌策略，这也是我国通信业首次使用单一主品牌策略。

7.联通3G品牌和全业务品牌策略分析

时间策略：优势与劣势分析。在营销层面上，联通的低调蕴涵着一个后发制人的市场策略，在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纷纷推出3G产品并开始试水时，联通获得了一个观察者的空间和时间，在对竞争对手的实际表现进行分析后，联通有可能针对其发现的市场弱点或空白进行重点出击，从而造成差异化营销的最大效果 演变策略：品牌体系整合求变。联通的品牌历来十分庞杂，此次3G牌照发放对于联通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新联通可以利用这个契机通过对品牌的梳理演变，打造一个清晰、合理的品牌体系。中国联通应通过这次3G品牌发布机遇，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一整套关于品牌的市场调查方案，收集关于原有品牌市场影响力的反馈信息，整理评估分析，将其中符合新品牌定位的原有品牌纳入新体系。客观分析原有品牌的发展潜力，利用3G网络的技术优势，整合提升原有品牌，塑造强势品牌。此外，在客户品牌策略上应拒绝跟随战略。联通在G网战略上明显奉行了跟随战略：新势力对应动感地带，世界风对应全球通，如意通对应神州行。在当时同为GSM网络的运营背景下，采用这一策略未尝不可。但进入3G竞争时代，联通基于具有优势的WCDMA网络，需要给3G用户提供更独特的品牌体验，从而也需要打造出差异化明显的品牌特征。联通在品牌整合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整体品牌形象的独特创新。

价值策略：实力+服务。品牌建设要强调连续性和一致性。

3G品牌背后的价值仍然在于实力+服务，一个创意独特、策划周密、操作良好的品牌，在市场前期很有可能得到部分用户的追捧，形成一时的热潮，但后续的运营、服务、维护以及新元素的有序添加，才是一个品牌不断成长，不断成熟，最终形成号召效应的王道。由于品牌建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所以定位以后的品牌内涵需要坚持，不要轻易地改变。对联通而言，进行品牌延伸可以降低产品推出时的成本和风险，但如果没有长期的跟踪和培育，短线品牌将不适宜建立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

形象策略：抓住代入感。品牌的区隔性如果不符合消费者对中国联通的品牌认知，就会导致消费者对联通品牌认知的错位和模糊。一旦品牌认知模糊，得不到消费者认可，就会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不信任感，在购买产品时，选择这个品牌的几率就低。

融合策略：塑造全业务特色。

在北方市场，中国联通继去年年底试水全业务运营后，随即又对旗下的手机、固话、宽带等业务进行深度整合，正式推出了针对家庭用户的融合业务“亲情1+欢”。“亲情1+欢”以全业务捆绑吸引用户，其中不乏“手机和固话互打免费”、“宽带赠送3个月”等重磅动作。

联通需要考虑如何把3G品牌的数据服务和移动宽带上网业务融合到全业务品牌中去。而类似共享时长、长话市话合一、统一账户、统一服务、统一支付、统一通信、同号、统一邮箱、统一悦铃、统一IVR等服务都将是联通3G品牌与全业务品牌统领下，加快推出各项融合业务的必然手段

全业务品牌策略 推动融合业务发展

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 篇6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历史逻辑；中国模式；政治图谱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4-78-2

0 引言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震响，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趋势在不断深入民心。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人从没有如今天一样，意识到中国巨大的政治、军事格局即将带来的广泛的政治与文化影响。著名的经济学家盛洪先生说得妙：“中国的事情注定要有天下意义”。而这“天下意义”的最重要方面之一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逻辑对世界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贡献。让我们缓步铺开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政治思想无论在政权制度上还是党政制度上、无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是城乡社区……一直葆有独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一个有别于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指向政治，一个完全中国化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它的思想发展路径似乎更为特殊，更应该受到广泛的关注。而要想全面地了解它，就必须做一个系统的、立体的、根本的透视，才能窥其形，解其质。正是在此意义之上，笔者以“历史逻辑来解释政治”，考察了其形成演进的轨迹，阐述了它的现实特征，并探寻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独属于中国模式的政治图谱。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梳理

据前文所述，历史之余政治，如江河之余水。因此，从历史进路的思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行考释，便可对这一路上政治自身的阶段性演变轨迹及党和国家几代领导集体深沉思考下的逻辑思想进行双观。

1.1 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关于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架构就一直萦绕在毛泽东的脑海中。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无任何经验的中国政治体制对苏联模式采取了大抄大搬的政策，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苏联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国情，于是在党内首先提出了“以苏为鉴”，号召“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年初，以斯大林为导火线的政治事件浮出水面后，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存在问题也相继暴露，毛泽东开始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有过独到的慎思。但可惜的是，他未能更坚定、更深刻、更坦白地坚持住。反“右”运动开始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落入到挫折的境地。

1.2 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艰难的市局点开了一道光。邓小平大刀阔斧拨乱反正，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他用前所未有的慎重态度肯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对认识中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充分预设，而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不确定性，他则着力倡导一份渐进改革的蓝图。

江泽民作为邓小平体制改革路径的坚守者，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给予了六项原则的阐述，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轮廓基本形成。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完善和发展

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在峥嵘岁月里稳步前进。胡锦涛同志接过改革的大旗继续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在改革、稳定、有序的状态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内民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这一系列成果不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更意味着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之坚定、对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规律的认识之全面。

1.4 中国新时期政治生态的主旋律与大载体

诸如江海的伟大成就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演绎与发展都需围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之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构建政治生态思想建设的征程。这次征程的最大特点，在于如何从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中突围……因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着重强调法治要素与发展要素，提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体一位大发展；2015年6月谆谆告诫领导干部：“要做政治的明白

人……要立场坚定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三大自信”。

由此可见，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系统中的发展要素，主要含义为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廉洁发展、稳健可持续发展和法制化发展等。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政治图谱及特点探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得来不易，是经由历史洗礼、汗水浸泡、群众检验、险阻考验的一条正确之路与真理之路。更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发展模式所不能复刻的图谱，既有内涵又有外延。其所涉及的范围和作用机理如下：

2.1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模式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图谱

中国，这个经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冲刷的国度，抛开极特殊的情况不谈，其政治形态一直未能脱离专制政体的囿阖与支配。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在邓小平时期就已被指出：“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以上所述不难看出，群众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方面的不足，给了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以很大的制约，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下，习近平新一代领导集体才告诫全党要敬畏权力，要慎重看待手中的权力，要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廉洁用权、依法用权。他站在家国大政的高度深情提出“三严三实”重要指示，力争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来演绎风清气正的中国政治图谱。

2.2 中国梦动力机制模式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图谱

某种程度上，当我们要谈及政治发展，就势必会涉及一个关键性内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果用定义本身来分析政治发展，“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一场关乎‘状态、‘格局、‘趋势的拉锯与互动过程”无疑是十分准确的。从目前的大形势着手，无论改革发生时还是进行时，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利格局也始终未能触动。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最初的政治体制改革图谱只能由“政府”来主导与书写。在这张图谱中，政府拥有着极大的“自主性”，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决策是否改革和实施如何改革。所以，图谱的终端自然要依赖于政府的理性与权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影响力的加大与社会力量的消长变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越来越清晰，人民根本利益上的思想凝聚开始取代单纯的政府挂帅，中国政治生态系统的内驱力已经转向了把自己的梦想融入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中国梦就好比一个同心结，将中国人民最强劲的韧劲都牢牢聚集在一起，使之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挥洒奋斗的汗水，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图谱。

参 考 文 献

[1]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3.htm.

[3] 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为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3-12-03.

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 篇7

我国的财政制度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特点, 这是由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实行财政立宪, 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财政立宪的做法, 又无法脱离历史凭空设想。从我国财政立宪历史经验角度来探讨其合理的成分, 反映中国的立宪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对探索财政立宪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很有必要的。

财政立宪的本质在于平衡财政权力与纳税人权利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 财政立宪在国家建设、政府治理、公民权利保护等方面凸显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本文对我国财政立宪路径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而且对财政学研究的拓展和丰富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立宪的进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共同纲领》) , 我国前后有过五部宪法。分别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总体来说, 各部《宪法》对基本财政问题均未作出具体的规定, 仅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政府之间在预算上的权力划分。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权力划分仅涉及部分事权的规定, 且这些规定相当模糊, 对于建立财政体制尚没有发挥必要的铺垫作用。这说明我国的财政立宪还处于初级阶段, 离真正意义上的财政立宪还有较大的距离。

1.《共同纲领》中的财政制度规定。就财政方面而言, 其直接相关的仅有两个条文, 即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第四十条:“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 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 厉行精简节约, 逐步平衡财政收支, 积累国家生产资金。国家的税收政策, 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 简化税制, 实行合理负担”。条文一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 一个规定了国家的预决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制度, 但后一制度规定仅仅是一个宣言性质的, 并没有实质性的内涵, 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由于当时中国还有部分领土没有获得解放, 国家政权刚刚建立, 各政府机构也刚刚成立, 因而在这个时候通过的《共同纲领》就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 它是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参与政治的最基本的宪法依据;第二, 《共同纲领》仅是纲领性文件, 是由不同的政党所达成的共同组建和参与政治的协议性文件, 目的在于巩固胜利果实, 而并非真正以之为正式的《宪法》, 因而其中的大部分制度设计相当简略, 甚至有点粗糙。

2.1954年《宪法》中的财政制度规定。1954年《宪法》是我国在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之后,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正式《宪法》。从现在的角度来观察, 虽然该《宪法》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事实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的最好的一部《宪法》。

就财政制度来说, 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条款:第二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第四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第五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 保证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 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 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第七十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这些条款虽然看起来比《共同纲领》要多, 且在权力划分和形式上有了详细的规定, 但仍然较为粗糙。例如,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事权的划分上基本上还是空白, 这样, 虽然《宪法》赋予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地方预决算的权力, 但由于该规定缺乏事权基础, 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地产生效果。另外, 该《宪法》中没有对税权进行划分, 没有划定中央政府征税的范围以及开征新税的决定权。无论如何, 1954年《宪法》相对于《共同纲领》来说是一个进步, 且为此后《宪法》中的财政制度的规定奠定了基础。

3.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及1982年《宪法》中财政制度的规定。1954年之后制定的三部《宪法》在条文和制度设计上都与1954年《宪法》相类似, 只是其中有些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例如, 地方预决算的审查权在1975年《宪法》中划给了地方革命委员会, 随后在1978年《宪法》中将这一权力交还给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而1982年《宪法》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中规定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的权力。

二、从财政体制变革看我国财政立宪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根据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经济形势, 财政体制多次变更, 这一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1950年到1979年国家实行的“高度集中, 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阶段;1980年到1993年“分灶吃饭”的管理体制阶段;以及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阶段。仔细观察中国财政体制的变革就会发现每一次财政制度的变化并非都有《宪法》上的依据, 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 财政体制的全局性变革都发生在《宪法》尚算稳定 (没有修改) 的时候。这说明, 我国财政宪法规定与实际的财政制度规定存在着明显的脱节, 由此也反映了我国财政立宪方面的中国特点。

1.财政宪法制定的国家本位主义。与西方的宪政制度的价值观不同, 我国的宪法从制定之初甚至可以说从宪法观念产生之初, 突出宪法价值是以国家富强与复兴为基础, 而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所倡导的平等与自由。基于这一价值观, 首先, 国家在设计宪政制度时要考虑享有较多的决定权, 而非仅仅对权力的制衡, 因而在宪法条文上就不太可能体现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国家各机关之间权力的细化和精确的划分。其次, 国家权力设定的方式也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 美国宪法严格限定联邦政府的权力, 剩下的权力如果事关联邦事务则归联邦, 如果不是事关联邦事务则由各州政府保留。而我国宪法则着重规定国家所享有的权力。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本位主义特色。

2.财政宪法功能定位的总结性。我国《宪法》在功能定位上也与西方国家《宪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国家《宪法》往往是革命之后对新制度的设计。而我国的《宪法》往往是对以前斗争结果的承认与接纳。正如1954年《宪法》制定后, 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四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五三年起, 我国已经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 因此, 我们完全有必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制定一个像现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 用法律的形式把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肯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建立了单一式的国家。在财政问题上, 由于缺乏宪法和法律层面对财政体制的统一性规定, 所以将财政权力集中到了中央。几乎大部分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是由中央出台相关的政策, 由地方来执行。然而, 地方才是社会建设中真正的主角,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 诸多制度的探索均首先是由地方上开始进行试验后才为中央所采取, 成为体制变革的原型。比如1988年以后, 我国采取了财政包干体制, 各地在具体的包干方式上各不相同, 便是各地政府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各自进行了一定程度试验的结果。因此, 财政宪法在功能上只是起着总结作用, 也就不能也无法用明确的条文对财政制度进行规定, 否则就无法给财政制度的变革留下足够的空间。

三、国家建设视角下我国财政立宪凸显的问题

1.财政宪法规范的不足与行政权力替代。从财政立宪的实践看, 我国《宪法》对财政权力的规范尚存在不足: (1)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 其对于财政体制没有明确的规定, 有关财政问题的规范散见于《宪法》的不同章节中。 (2) 财政权力的划分不明确。从立法上看, 1982年《宪法》仅在第八十九条列举了中央政府的事权, 除此之外, 既没有对地方政府事权的规定, 也没有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原则性规定。而且上述中央政府事权的列举还暗示, 中央政府事权全部来自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予。这表明, 现在所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权包括事权的划分, 随时可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收回。而就当前的分税制度来说, 也未能真正实现分税制。

由于《宪法》对财政体制没有基础性规定, 因而关于财政体制建设和变革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行政部门, 这是导致我国财政体制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财政体制变化频繁的制度性原因。与立法权相比, 行政权力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与《宪法》相比, 普通法律的修订和变更程序更灵活, 要求更低, 因此也更具有变易性。而国家政策则更属于执法性的国家公共权力行为, 其变易性较之法律更大。因此, 在改革开放前, 我国的财政体制变化很快, 几乎是一年一变,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国务院和财政部通过相关的政策来进行调整的。实践中, 财政行政权力过大不仅导致了权力的“越位”, 而且降低了财政制度的权威性。

2.财政体制变革的法律依据缺失与地方能动性不足。如上所述, 到目前为止, 我们实施的各部《宪法》对财政问题的规定均相当粗略, 对财政基本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 而且我国财政体制变革同样缺乏普通法律的依据。我们虽然通过了《审计法》、《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 但却没有基本的《财政法》。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真正对财政体制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党和政府的政策。每次财政体制改革, 依据的都是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政策性文件, 而这些文件本身的依据或者说改革的精神和原则仍主要来自于党的决议和政策。例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依据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由于《宪法》缺乏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明确划分, 税制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因而在国家建设上, 中央政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地方政府则显得能动性不足。各国政体发展的经验表明, 地方政府自治是国家宪政不断完善的社会基础, 无论是民生、民权还是民族, 其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人民民主及地方政府能够充分自治。而地方政府自治的前提条件又是《宪法》赋予其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 这个权力首先就是财权, 它是发展地方事务的财政基础。而我国财政立宪在这方面的缺失, 导致地方政府在制度建设上的被动。

四、推进我国财政立宪的路径设计

财政立宪不仅仅只是在《宪法》中确立财政的基本规则, 而且更是通过综合改革,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的宪政理念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追求。因此, 财政立宪既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又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推进财政立宪不能讲求尽善尽美, 一蹴而就, 应根据财政立宪所需具备的配置条件, 综合考虑, 重点突破。财政立宪的路径可设计为:

1.注重思想层面对价值理念以及目标追求的指引。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 为财政立宪提供了指导方向和思想基础, 同时也体现了财政立宪价值层面的需求。为此要求: (1) 树立以纳税人为本的理念。以纳税人为本是要尊重纳税人的权益, 体现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 转变“官本位”的思维定式, 把以前只对上级、对机关负责转变为对公众的切身利益负责, 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最大限度地对纳税人负责。 (2) 坚持法律至上和依法行政的理念。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 在行动上直接表现为依法行政。事实证明, 实行法治是有效治理现代社会的方式, 是有效改善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方式, 是建立政府权威形象的有效途径, 也是财政立宪实行的坚实基础。

2.从制度层面完善财税机制。

财税制度的完善对财政立宪具有推动作用。我国正在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 公共财政内在的民主、法治、科学的精神与财政立宪的内在要求正好契合。完善财税制度, 可以选取重点突破的方式, 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制度建设:

(1) 实现阳光财政运作。阳光财政通过财政公开等方式实现公众对于政府财政活动的知情权, 并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 促进公众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以充分实现。提高财政透明度, 有利于立法部门和公众对财政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从而防止权力滥用、草率决策以及资金浪费。实现阳光财政, 首先应细化财政信息披露的内容。目前, 财政披露信息较为概括, 通常款级以下科目的信息基本不提供, 导致民众看不明白。其次, 推行“阳光钱柜”, 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健全政府采购制度, 确保财政资金的收支置于阳光之下。

(2) 推行财政民主制度。财政的民主是现代国家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的财政民主是植根于依法理财基础上的科学理财、民主理财。推行财政民主, 以实施民主预算为核心, 构建民主决策的有效途径, 扩大公民参与决策的形式, 实现决策过程中财政部门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建立专家咨询机制, 依靠专家出谋划策, 集思广益。

(3) 以现代化管理方式提升财政效率。财政效率是财政资金分配及运用结果的反映, 提升财政效率, 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现实需求。应吸收现代科学管理方法, 改革财政的分配方式和资金的应用方式, 推行以竞争和绩效为主的新型分配方式, 提高财政资金的有效性, 提升政府的执行力。

3.实现操作层面应用模式和机制的创新。

(1) 完善财税法律体系及立法模式。目前, 我国财税法律的立法层次较低、权威性不够, 这制约了财政的立宪过程。完善财税法律体系, 不仅需要增加立法数量, 而且需要提高立法质量, 使财政权具备刚性约束;探索参与性、公正性的立法模式, 使立法过程能更多地吸纳民意, 反映民情, 实现公正。

(2) 健全财政立宪的保障监督机制。财政立宪的重点不在《宪法》如何规定, 而在于《宪法》的规定能否落实。为保障财政宪法的实施, 应探索和完善司法制度, 处理违宪行为;落实人大的财政权, 切实发挥人大的作用;健全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政府机关内部的监督制度、立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制度, 实现多方主体的监督, 以增强监督的实效。

4.加快社会层面对公民社会、社会管理组织的建设。

公民社会是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 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集团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公民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将公共权力归还于社会, 将公共权力至上转变为公民权利至上。因此, 培育和发展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基础, 是避免政府公共权力滥用和过度扩张的有效措施。培育公民社会, 应重点探索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新方式, 转变政府对社会无所不包的管理方式, 逐步向服务型、引导型管理方式转变。为此, 应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民间团体, 促进社会自我发展与自我管理, 制定有利于社会组织培育的政策措施, 如财税优惠政策、兴办慈善事业、公共福利等。

参考文献

[1].封丽霞.政党、国家与法治.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周刚志.论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浅谈中国瓷器纹样装饰美的历史发展 篇8

一、汉、魏晋时期的清秀壮美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在东汉时期,瓷器质地细腻,无论是外貌和结构都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瓷。到了汉代,装饰纹饰更为精美,有几何纹、云纹、植物纹和鸟兽纹等,其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具有特殊意义的吉祥纹样被广泛使用。随着瓷器功能和造型的变化,装饰纹样也丰富多样,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装饰纹样受民族迁移和佛教的盛行影响,具有较强的融合性以及鲜明的宗教色彩。瓷器装饰纹样也有了新的发展,题材和内容上更加丰富,胡人装饰纹样呈现在瓷器上,而与佛教教义相关的莲花纹、忍冬纹被大量运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瓷器装饰纹样多为网纹、波浪纹、联珠纹、菱形纹等,同时人们所向往具有特殊寓意的鸟雀、辟邪、仙佛等纹饰也很多见。后代瓷器装饰纹样多继承前者,最为常见的有几何纹、花草纹、波浪纹。鸟兽、鱼龙、人物、祥云山水等纹样也有出现。

二、唐、宋、元时期的华丽秀美

唐三彩为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在前人成功的基础上更是锦上添花。随着唐朝社会的稳定,经济生活的发展,物质生活得到充分的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不断提高,带有浓郁自然特色的装饰纹样出现在瓷器纹样中,各种动植物和人物形象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植物纹样有树木、葡萄、草、莲花、菊花、梅花、团花、串花等;鸾鸟、鸳鸯、天鸡、鸭鹅、蝴蝶、奔马、大象、麋鹿、狮子为动物纹样的主要内容;人物纹样也是这个时期的典型装饰图案,各种职业,少数民族形象形象生动、深入人心,如奴仆、武士、高士、舞者、杂技等,其中杂技形象是将人物纹样和动物纹样完美结合的典型作品。

宋代瓷器装饰图案千姿百态,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多样,主要题材依然以植物花卉纹样为主,花卉种类,有石榴、海棠、牡丹、莲花、蕉叶、萱草等。此外动物纹样也有新的发展,在传统纹样上增添了鹤、麒麟、鹿、兔等。婴戏题材在此时期非常流行,主要以儿童嬉戏玩耍为主,内容题材丰富,比如钓鱼、赶鸭、玩鸟、抽陀螺等,惟妙惟肖,形象生动。磁州窑的剔花,花卉取曲直有度,疏密有致,构图严密紧凑,具有极强的装饰性;耀州窑刻花,刀法多变,造型挺拔秀美,题材丰富,纹饰繁缛华丽。宋代民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呈现出鲜明的生活情趣。

元青花,在我国辉煌灿烂的陶瓷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其装饰纹样层次繁缛,如松竹梅、荷花、山石、鱼藻、海涛等,题材内容深刻反映此时代的社会风貌。艺术家多以松、竹、梅为主题,充分表现出汉族人民对异族统治者面前清高、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

三、明、清时期的精巧华贵之美

明朝瓷器装饰纹样分为两大类青花和五彩,绘画形式成为此时期主要装饰手法,青花为此时期的主流,宣德青花多用缠枝花、一束莲、牡丹、雀梅、三友图等;成化多以禧婴、人物仕女、草虫小景、棕榈、葡萄等;弘治、正德多用缠枝莲、八宝、连理牡丹、栅栏树石、高图吟眺等;嘉靖多用莲花鱼藻、云鹤、海马、寿山福海、祥麟瑞兽、八仙过海、人物楼台等;龙庆万历青花,多用寿字树、狮鹿、攀枝娃娃、凤穿牡丹、折枝花果等;晚清青花,多用多种写生花。缠枝纹在这几段时期为重要的装饰纹样之一,比例匀称、均衡,具有严整高度的程式化。

清代瓷器装饰纹样占主导地位的为绘画式,不同时期的绘画风格和题材内容有所侧重。康熙时期主要有龙凤、四季景、戏曲人物故事、耕织渔乐、诗文、雏鸡牡丹、祈福祝寿、冰纹梅花、锦地开光等;雍正时期多以花鸟纹样装饰于器物;乾隆继承了前朝题材,并进行多方向发展;明清时期受宗教影响深刻,瓷器装饰上多以吉祥寓意、喜庆、幸福为主,历史人物故事题材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中国瓷器纹样装饰美在人类历史精神审美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风姿呈现出来,其装饰艺术语言与器物造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装饰纹饰以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五彩缤纷的绚丽釉色,赏心悦目的装饰题材,运用色彩和线条满足人们的感官需要,满足不同民族、国度人们特殊的精神需求。

摘要：瓷器纹样,是装饰在瓷器上的花纹总称,它是按照一定的图案结构变化、抽象归纳等方法规则化、定型化的图形。随着瓷器的出现和发展,装饰纹样及形式变得丰富多样,花纹、图案、造型等日益复杂,美轮美奂。

关键词：中国瓷器,纹样装饰,历史发展

参考文献

[1]程金城《中国陶瓷美学》,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3

[2]施琪刘丽芳《陶瓷款识与装饰欣赏》,中国致公出版社,1994.10

[3]杭间《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12

[4]铁源《明清瓷器纹饰鉴定—图案纹饰卷》北京:北京华龄出版社,2001

[5]田自秉《中国纹样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中国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篇9

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 绝不是偶然的, 是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使然。事实上,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 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责任不分, 条块分割, 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 权力过于集中, 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社会主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大锅饭”的代名词, 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觉察到了计划经济的不足和致命弱点, 并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 由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和改革,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 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之后由于极“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并成为主流, 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模式的探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继续前进和实质性的发展。也就是说, 自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不断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曲折, 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中华大地上显得异常艰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以此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 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实践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实现创新, 以更好地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 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多次指出, 我们原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 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经济搞得太死, 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实践证明,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 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 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邓小平就开始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基本社会制度分开, 而只是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1979年, 他指出,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 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 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才能发展生产力, 加快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伴随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是突破完全排除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个提法得到了十二大的肯定。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总体框架不变, 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 这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道路。

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 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 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新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后来, 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事实上, 改革实践在不断提升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实践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 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的, 搞计划经济, 后来又讲计划为主, 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以总设计师的关注和表态为直接动力, 改革的航船破冰前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后期,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市场调节的比重事实上已超过了被长期视为正统的计划调节。这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件大事。值得指出的是,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而突出的成就,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困难。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变化, 国内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并行引发的腐败和混乱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如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使之在改革中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迫切需要实现理论上的新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 于影响深远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 从根本上突破了陈旧观念和思想束缚, 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1992年6月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随后, 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推动了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得到确认。此后,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 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 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 提出了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 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之后, 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新的部署和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遍地开花。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 更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江泽民也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 篇10

一、建国初期的军民结合思想

毛泽东时期, 提出了“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以军为主、寓军于民”。早在20世纪50年代, 我国就开始探索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的道路, l956年4月提出国防工业在生产上也要注意军民两用, 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 要有两套设备, 平时为民用生产, 一旦有事, 就可以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应该说是新中国军民结合的思想发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军民兼顾”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并把军民结合定为国家平时对军工企业的基本政策。在新的形势下, 毛泽东决定了除加强尖端武器的研制以求尽快突破外, 在常规装备上只以有限经费投入武器研究, 而不进行大量的装备生产, 部分国防工厂也开始了平战结合、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尝试。这个被国防经济理论界称为老十六字方针的“寓军于民”发展模式, 是毛泽东在国际形势较为缓和的时期对国防工业提出来的, 虽然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 更多地强调了“以军为主”, 强调加强军工生产能力而偏离了军民兼容的方向, 但这一模式对解决我国军品生产中存在的供需矛盾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二、“十六字方针”的产生

邓小平时期, 明确地提出国防建设要实现转变, 实现“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军品优先, 以民养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根据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从方向、道路和体制的高度指出“要走这个道路, 在国家统一计划下, 以军为主, 搞军民结合”。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以军为主, 以民养军。后来把“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 深刻、清晰地阐明了解决军品和民品科研生产矛盾的原则。这就是以后一直讲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 深刻揭示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科学完整的统一体, 为新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当时改革的重心是国家经济体制, 加上国防投入不足等原因, 军民分立的模式没有完全打破。

邓小平时期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思想, 强调的是军工技术、劳动力和生产加工能力向民用转移, 因而只是军事资源的单向流动, 是“军转民”而不是“民转军”。“十六字方针”的提出, 是中国国防工业经济理论的一次飞跃, 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石。事实证明, 实行军民结合, 为国家增加了财富, 为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 为科技人员开辟了用武之地, 同时提高了军民兼容程度和平战转换能力, 是一条利国利军利民的正确道路。在80年代, 中国国防工业全面贯彻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彻底摆脱了传统的苏联模式, 走出了一条军队和国防企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道路。

三、平战结合, 军民兼容的思想

江泽民在国防经济建设过程中, 提出了要建立“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军民兼容, 寓军于民”的融合式发展体制的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世界形势变化进行了科学分析, 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坚持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相互兼容、相互促进。

江泽民关于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思想, 不仅包括了“军转民”, 而且还涵盖“民转军”, 其核心和本质是要打破军民界限, 在国家利益的平台上合理配置军事资源和民用资源, 把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战场建设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上, 也就是说, 不再仅仅是要求原有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要按“十六字”方针的要求进行改革, 而且整个国家工业基础都能做到“能军能民”。这一思想更强调“军民兼容”, 强调军民之间的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这种军民兼容, 不再仅仅限于军工生产的军民结合, 而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体制、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融合, 既发挥国民经济对国防经济的强大支撑作用, 又发挥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此概括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十六个字。这是对原十六字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它扩展了涵盖的领域, 赋予了新的内容, 提出了新的要求。原十六字方针重点强调的是军与民的关系, 新方针则进一步扩展到包括自主创新、大力协同等新内容, 同时从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寓军于民的新要求。这对解决国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诸多问题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四、军民融合理论的提出

胡锦涛始终坚持在继承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致力于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路子。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必须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这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必须是融入国家现代化战略全局、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重要思想, 做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战略决策。胡锦涛军民融合思想深刻体现了时代条件变化和军事实践发展的新要求, 是我们党探索军民结合发展道路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 凝结着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为探索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规律付出的智慧和心血。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军民融合式发展都使军民结合理论达到了新高度, 推向新的起点。这既符合经济规律的融合模式, 更是对国防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运用。标志着我们党对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上升到新的境界。这是我们党对“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思想的重大创新。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07-10-15.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笔会文集[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

[3]范肇臻.中国军工改革与发展金融支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