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历史

2024-07-01

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历史（通用6篇）

篇1：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历史

劳动教养的历史、发展

1．前言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初创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劳教制度成功地教育挽救了380多万劳动教养人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其在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犯罪等方面发挥了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这项制度从它建立之初便存在着众多的不合理性，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变化，以及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这项制度方方面面的不合理性日益凸现，无论是从政治、理论、法治建设，还是在适应国际人权斗争方面均要求必须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作者认为我们不应单纯的去讨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而是应把劳动教养立法放在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大背景下，充分吸收和借鉴劳动教养制度中的合理成份，以及近年来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从全新的角度重新构建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危机，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找到真正的出路。2.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历史作用 2.1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完成，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得到有效稳固。但在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社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明确规定：“对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宜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国家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国家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2]，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3]，这一决定被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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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页视为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也被视为我国劳动教养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制度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劳动教养工作逐步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公共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教养的范围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具体适用做了相关补充。特别是，1991年至1993年，司法部先后以部门命令的形式发布了7个与劳动教养制度相关的行政规章，其中包括《劳动教养人员生活卫生管理办法》、《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劳动教养管理工作若干制度》、《劳动教养人员守则》和《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4]，这些规章制度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许多方面都做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使劳动教养工作全面走上了相对规范道路。1994年1月，司法部依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奋斗目标。在随后的十余年中，全国各地劳动教养场所的创建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作用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自1957年正式建立以来，迄今已走过5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50多年来，全国各地劳动教养场所共收容改造了380多万名劳动教养人员，成功挽救了一大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劳教人员，教育并成功转化了一大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法轮功”痴迷者，并使一大批的毒品受害者成功戒除了毒瘾，重新步入社会。这些人员在经过劳动教养场所的教育和转化后重新回到社会中大多数都能够遵纪守法，成为了能够自食其力的新人。[5]劳动教养制度为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预防和减少犯罪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组织进行劳教生产，不仅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也从经济上减轻了国家执行劳动教养制度过程中的财政负担，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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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页 40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③至80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④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⑥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4种人：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

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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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页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⑧并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⑨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⑩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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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页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⒁

（五）劳动教养的管理

最初的劳动教养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⒂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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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历史

摘要：公关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要引进公关关系？公关关系在中国的发展？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揭开公共关系在中国的神秘面纱，以飨读者。

关键词：公关关系市场经济发展历程

一．公关到底是什么

公关到底是什么?众说风云,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著作有着不同的定义,对此,作者结合了主流学说(管理学、传播学、关系学)的介绍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所谓公共关系，就是一个组织运用有效的传播手段，使自身适应公众的需求，并使公众适应组织发展需要的一种思想、政策和管理职能。”[1]

二．我国引进引进公共关系

（一）公共关系的重要性

（1）公共关系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涉及政治、经济、金融、旅游、文化、传播等领域，服务于各行各业，包括：一般公共关系咨询、调查研究、为企业决策做参谋，协助客户与有关的公众联络及建立业务关系；为客户撰写新闻稿件，为企业搜集和汇编有关新闻报道、市场信息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情报；为客户设计公共关系广告，协助客户推广产品；为客户制定销售计划，组织大型会议；为客户设计、编制和印刷企业公共关系内部刊物和外部刊物，为客户制作影片、录像及其他试听材料；培训公共关系人员和传播媒介人员；等等。

（2）市场经济渗透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科技上的等领域，加上信息全球化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使得国际化的竞争日益激烈。为此，全球化经营业的企业十分重视树立国际信誉的形象，一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关公司更是把公关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来抓，通过一系列成功公关案例策划和危机处理，树立了公司高效、公正、专业化和优质服务的全球形象，吸引了公众的眼球、赢得了公众的信任，使得公共关系成为全球焦点。

（二）中国与公共关系的接触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现代公共关系便已经传入台湾和香港并得到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香港地区，一些跨国公司在其分公司内部设立公共关系机构，聘用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从事公共关系工作，他们开展的公共关系活动一般具有比较高的水平。此后，企业、酒店和宾馆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公共关系部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公共关系专业公司，公共关系从业人员迅速增加，公共关系以其独特的社会作用在香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公共关系在港台地区的健康发展，为其传入中国大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公共关系这种新兴的职业开始被中国的企业所接受。

三．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一)公共关系在我国的布局：公共关系传入大陆后，呈现出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由城市向村镇、由企业组织向事业单位、由服务行业向工业企业、有外资企业向国有企业、由企事业组织向政府各部门逐步发展的格局。

（二）公共关系在内地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1）1981－1991：萌芽和普及阶段国门的打开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使得现代公共关系这一新生事物得到迅速传播。在此期间，出现了第一个企业公关部、第一家专业公关公司、第一个地方公关组织以及第一份公关刊物。

(2)1991－2001：专业和职业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体制的逐步完善，促使公共关系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1991年4月CIPRA成立以后，遵循“指导、协调、服务、监督”的八字方针，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积极推进中国公关业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设

立了两年一届的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大赛，举办两年一次的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进行行业调查和行业工作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开展公关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认证工作。这些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公关公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加入我们这一行业。随着社会公众对公共关系认知的提高，中国公关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一些重大的公关事件的发生为里程：

1984年4月28日，北京长城饭店在其美籍公关部经理的策划下，把美国总统访华的答谢宴从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搬到了刚刚开业的北京长城饭店。来自全世界各地的500余名记者把里根连同长城饭店一起推销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84年，广州的白云山制药厂率先挂出了国内第一块国有企业公共关系部的招牌。白云制药厂的声明也随着其赞助的足球赛事和收购的歌舞团的南征北战而威名四播。

1984年，全球最早成立（1927年）的世界第二大公关公司伟达公关（Hill & Knowlton)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该公司亚洲地区经理认为在中国首都没有公共关系机构是不可想象的。1985年1月，深圳总工会举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公关培训班。公关的左右开始为企业所重视，成为了企业战略的组成部分。

1985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公关公司博雅合资新华社下属的中国新闻发展公司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公关公司－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

1985年9月，深圳大学首先设立了公共关系专业，开设公关的必修和选修课程。从此公关进入高等学府的讲堂。到1987年，国家教委正式把公共关系列入行政管理、工业经济、新闻学等专业的必修课。

1986年11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公关课题组编著的我国大陆第一部公共关系专著“公共关系学概论”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1991年4月26日，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在北京成立，前任美国大使钱泽民任会长，并提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宗旨和“知道、协调、服务、监督”的工作方针。1991年，伟达公关受中国政府所聘，负责在美国国会游说，争取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成为第一家服务中国政府的外国公关公司。

1993年起，有中国国际公关协会主办了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大赛，每两年举行一届，至今已举办了五届。

1994年9月6日，“中国公共关系市场高级研讨班”在北京举办。同年“中国经营报”刊登“中国公共关系市场探索”专版，引起中国公关市场讨论热潮。

2000年12月3日，首届全国公关员职业资格统一考试进行，24个省市自治区的近7000人参加了初、中、高三个等级的公关员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公关作为一个专门职业被社会认可，公共关系也成为一个求职热点。

2002年，中国申奥成功、国足出线、入世成功使该成为了世界的中国公关年。2003年的公关最高奖项“环球杯”授给了北京2008奥运会申办委员会。

2003年，嘉利公关收购本土品牌博能公关，中国本土公关第一并购案诞生。中国公关业进入一个新的整合时代。[2]

(四)中国公关面临的新的发展

篇3：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与发展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趋深入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建立和健全,促使劳动关系实现了转型发展,即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化的利益一体型劳动关系,通过利益分化逐步向市场化的利益协调型劳动关系转变。建国以来,劳动关系的变革历经4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转型前的劳动关系(建国-1978年)——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主体身份缺失,行政性的僵化劳动关系长期存在

建国初期,面对城镇400万的失业人口,国家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和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等措施,稳妥地解决了当时的就业问题。1953年,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劳动部等发布了《关于劳动就业的报告》,规定各单位招聘个人、职员数量较大时,应向劳动部门申请,并由劳动部门负责选择和录用。当时,企业等用人单位在招收少量人员、使用临时工和辞退职工方面还有一定的自主权。1955年以后,企事业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被逐渐削弱,并逐步建立起由各级劳动部门统一管理的劳动力调配使用制度。1957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使用临时工的指标也需经过中央主管部门或省级政府批准,并将政府负责安排的人员范围从大中专毕业生和部分复转军人,扩大到城镇中全部需要就业的人员。自此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成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劳动者和劳动力的使用者——国家和企业之间表现为一种“政企合一”的“父子血缘关系”。政府事实上是以“雇主”的主体身份直接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完全是一种非市场行为的行政化的僵化劳动关系:劳动者没有独立支配个人劳动力的权利;企业没有独立的用工权;劳动力供求双方无法进行自由选择,全社会不存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由此衍生的是“从一而终”的固定工用工体制、僵化的工资制度和封闭运行的国家——企业福利保障模式。任何有关劳动关系的问题和矛盾都由政府以行政手段及红头文件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一阶段的劳动关系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主体身份缺失

经济理论和社会现实表明,劳动关系首先是社会经济关系,是劳动者和劳动力的使用者双方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所结成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性的僵化劳动关系是由国家通过企业行政与职工所构成的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劳动关系。国家以“家长”的身份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进而在劳动关系的建立、调整过程中承担统一管理的角色。因此,企业行政和职工都不具有独立的劳动关系利益主体身份。

2.劳动关系双方无利益冲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性的僵化劳动关系的利益结构特征是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这3个不同层次的利益群体构成为“国家利益”的统一体。企业劳动关系的双方都不具备利益主体的身份,作为劳动者的职工和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厂长或经理,都没有形成独立的利益群体,双方的利益都包容在“工人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劳动关系的双方人员都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由于劳动分工所引起的社会分层和利益差别也并不明显。作为用人单位代表的厂长经理,虽然享有更多的管理权利,但在工资收入和经济地位方面,与作为劳动者的一般工人也相差无几。

3.劳动关系管理方式行政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控制劳动关系的运行。严格地讲,这种劳动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或者称为“劳动行政关系”,即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建立和管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关系。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的确定、劳动力的配置和调整、劳动就业的解决、劳动工资的确定、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劳动保险)的实行等,都完全由国家来负责并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一切取决于国家的劳动计划。用工制度实行一次分配定终身,工资分配取决于政府的红头文件,劳动关系的管理十分简单,主要是用人事档案制度来形成并最终固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劳动关系。

4.劳动关系类型的单一性明显

在全国城镇范围内,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几乎被消除,用人单位的经济性质普遍为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两种类型。劳动者通过劳动部门被分配到“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部门当固定工,成为各类人员唯一的就业渠道,从而也带来劳动关系类型的单一性特征,即只有公有制经济的劳动关系一种类型。

(二)劳动关系转型开始起步(1978年-1991年)——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主体萌生,行政性的僵化劳动关系出现松动自此开始、城镇形成了以从事第三产业、提供劳务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当时也称劳务市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广大农村出现了围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劳动力流动。同时,城镇劳动用工制度也进行了改革。1980年,我国开始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自1984年开始,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它表明实行了30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自此开始,城镇形成了以从事第三产业、提供劳务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当时也称劳务市场。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萌芽并局部建立的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关系开始转型。这一阶段劳动关系的变化主要呈现3个特征:

1.行政性的僵化劳动关系仍在形式上占据主体地位

在这一阶段,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仍然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在“三结合”就业方针实行的初期,虽然大多数城镇新增劳动力资源仍主要通过劳动部门采取行政手段安置到国有企业,但是城镇劳动力就业的空间不断开阔。根据统计,1978年-1991年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劳动者比重从78.3%下降为61.1%,在集体单位就业的劳动者比重从21.5%下降为20.8%,而在非公经济单位就业的劳动者比重从0.2%快速提升为18.2%。尽管国有企业的传统劳动关系仍是全部劳动关系的重点,行政性的僵化劳动关系仍在形式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为实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将国有企业逐步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这一阶段,对所有制、劳动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逐渐展开,国有企业的经济功能逐步强化,劳动关系的转型在渐进式地向前推进。

2.企业劳动关系的利益结构开始改变

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提出在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等10个方面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6年9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规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厂长,负责代表法人(企业)行使职权。在这个条例中,企业厂长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将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权利坚决放给企业;要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国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企业开始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企业经营者的地位和责任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劳动关系中国家的“家长”身份不断弱化,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企业劳动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逐步确立。

3.行政化的劳动用工制度开始松动

国务院于1986年发布《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要求企业招用工人贯彻执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同时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要求对新招职工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这实际上是全面打破固定工制度的先声,从而初步形成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关系。

(三)劳动关系转型加快步伐(1992-1997年)——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主体逐渐分化,行政性的僵化劳动关系加速消亡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为标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开始进入全面快速推进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企业推入市场。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劳动制度改革以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为中心,废除了“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形成劳动者自主择业、企业自主用人的用工制度,并逐步打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成为政府改革工作重点,国有企业开始实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兼并破产、鼓励兼并的结构调整政策,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失业开始成为劳动关系当中的突出问题之一。

1993年11月,在中央发布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制度改革思路。1993年12月,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将“劳动力市场”定义为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务院1997年1月上旬召开的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进一步提出,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要在坚持企业改组、改造、改制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同时,坚持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路子。在这一阶段,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围绕着裁减企业富余人员的工作进一步深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通过企业行政与职工所构成的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劳动关系,加速向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转型,出现了以下特征:

1.原有劳动关系中的利益统一体发生分化

经过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改革,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逐渐明确,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开始具有与非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一样的生产经营权力。国企经营管理者自主权的获得使原有劳动关系中的利益统一体发生分化,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人格化代表——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相互分离,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明显分化。

2.劳动关系开始具备明显的契约化特征

1992年2月,原劳动部发布《关于扩大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市县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劳动合同制度的推行,否定了在国营企业实行40余年的“固定工”用工制度,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更从法律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主体身份。按照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机制来建立劳动关系,并以合同的方式加以确认。劳动关系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依法通过合同的方式加以明确,劳动关系的契约化特征不断增强。

3.劳动关系开始呈现类型多样化特征

在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的同时,私营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迅猛,劳动关系开始呈现类型多样化特征。经济特区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于1993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外资企业的雇主往往在尊重我国主权、利益原则和遵守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将其在本国、本地区的劳动用工、工资分配和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等管理惯例和手段输入中国,在企业劳动关系处理上带有明显的国别和地区特征。私营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关系从其发生之日起,就具有主体明确、利益分化、雇主主导等典型的市场经济特征,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劳动关系的规范化程度比较低。

(四)劳动关系转型基本完成(1998年至今)——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主体身份日渐清晰,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初步形成

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转型和结构性调整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对国企的全面改制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通过出售、转让等多种方式将大批国有中小企业改造为私营企业,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不少企业关闭破产;二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在这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至今,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根据2003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21世纪最初20年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一系列改革举措使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关系转型基本完成。新型的劳动关系具有以下5个主要特征:

1.劳动关系运行市场化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国有企业逐渐成为产权清晰、政企分离、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法人实体。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逐步发育成熟,劳动力供求双方日益具有相对独立性,成为对等的利益主体,劳动关系归属企业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其主要标志为:一是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主就业的双向选择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已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二是在企业内部基本建立起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的工资分配制度;三是劳动关系的形成和调节方式,已经主要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实现,其具体表现为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目前,劳动者的就业选择与企业的用人选择、劳动工资标准的制定、社会保险标准、劳动力流动等有关劳动关系的各方面内容,都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来调节。

在这一阶段,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化规模已从国内扩展至全球,市场化程度大大加深。由此对劳动关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会更加加速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带来企业生产经营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重新调整,劳动关系变动更加剧烈。另一方面,进入中国的外资和外商日益增多,由此而产生的涉外劳动关系对中国的劳动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客观上要求中国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符合国际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和公认的国际劳工标准,以及相关WTO成员国的劳工标准和劳动法规。

2.劳动关系主体明晰化

随着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一方面,企业经营者掌握了法人财产权,他们在企业的劳动用工、工资分配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并且享受年薪制和股份期权,他们与劳动者的权力和利益的差别逐渐拉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逐步开展“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置换工龄、置换身份”,即工人称之为“买断工龄”的改革。职工在获得改制企业根据工龄计算给付的经济补偿金之后,便不再拥有“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继续雇用这些职工,也可以与他们解除劳动关系。在国企改制和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主体身份得以确立,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力和利益差别逐渐加大,围绕着解除劳动关系的工龄补偿、保险接续和债务清偿等问题所引发的劳动争议问题明显增多。根据统计,1998年至2006年,全国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数量从9.4万件增长为31.7万件,增长了2.4倍,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从0.7万件增长为1.4万件。劳动争议案件涉及职工人数从36万人增长为68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涉及职工人数从25万人增长为35万人。

3.劳动关系类型多样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所有制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而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劳动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我国既存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也存在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非公经济全面发展,己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到2006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498.1万户,注册资金总额为7.6万亿元,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5%左右,占经济增量的70%至80%。[1]1998年至2006年,个体私营经济的就业人员从3232万人增长为6967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5.0%上升为24.6%。8年间,共有20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民营经济实现了再就业。[2]

由于所有制类型的不同以及经营管理方式、分配方式和用工方式的不同,使得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例如,在国有经济中,由于新旧体制转换的速度加快,经济关系、劳动关系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劳动关系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如何妥善地处理“下岗工人”与“置换身份”职工的经济利益问题。而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既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单位受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无视国家法律,采用压低职工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严重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而存在着尖锐的劳资矛盾;也有一些经济单位采用现代“以人为本”、“以法治厂”的经营管理理念,实行文明化程度较高的管理,加强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形成了劳资关系的和谐气氛。

4.劳动关系逐步分层化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向城镇转移。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1.3亿人,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劳动者约1.3亿人,扣除两者重合部分,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3]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农业户口人员占第二、三产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中57.6%是农业户口从业者。农民工总体数量比2003年我国国有和集体企业约4500万职工总数高出近一倍。因此,城镇劳动力供给方主要由城镇劳动力和农民工构成。

然而,受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的限制,也由于农民自身素质相对比较低下,使得城镇中的两大类劳动力首先在就业机会上形成分隔现象,并由此引致劳动条件、工资收入、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劳动关系中的差异,从而构成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分隔,即构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种种待遇相差十分悬殊。与之相适应,全社会的整体劳动关系逐渐形成了“金字塔”型分层模式。金字塔顶层为高、精、尖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员供不应求,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劳动关系的规范化程度较高。金字塔中层为技术员工和专业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员的市场供求大体平衡,劳动关系相对规范,但也隐藏一些潜在的劳动关系问题。金字塔底层主要是普工和辅工,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工,这部分劳动力严重地供大于求,普遍缺乏工业劳动技能,相对于资本的弱势、被动地位特别明显,劳动关系较为恶劣,潜伏着危机。

5.劳动关系运行法制化

劳动关系运行的法制化,是劳动关系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更好地依法调整处理劳动关系矛盾,中国政府于1995年1月开始实施《劳动法》,并以此为中心,颁发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从2001年起至今是我国劳动关系运行的法规体系逐步完善的阶段。特别是2008年,旨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系列法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实施,为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目前,中国劳动关系运行的法规体系逐渐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劳动法》为基本法,以《工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等为辅助法,以中国批准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就业政策公约》、《最低就业年龄公约》、《建筑业安全卫生公约》、《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等国际劳工公约为补充的相对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并在逐步完善之中。

二、当前劳动关系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总之,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由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劳动标准、三方协商、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处理、企业职工民主参与等制度构建而成的新型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这一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主要包括——劳动合同制度不断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初步建立,多层次的三方协商机制基本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日渐成熟,劳动标准体系日趋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日益规范化,劳动保障监察制度逐步健全。这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框架,对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正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主要内容包括:

(一)我国劳动就业形势严峻,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下降

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16岁以上人口将以年均550万人的规模增长,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将达到9.4亿人,就业总量达到8.4亿人[4]。同时,国民经济增量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呈下降态势。1980年-1989年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354,而1990年-1999年已下降为0.169,2000年-2006年,更进一步下降为0.099[5]。同时,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非正规就业人员不断增多,有专家估算,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大约为45.5%。[6]其中绝大多数是文化素质偏低、技术技能缺乏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部分农民工在非正规经济中的低技能、低生产率和低报酬的岗位上工作,在劳动收入、工作场所、社会保障等劳动权益方面受到的社会保护相对薄弱,就业稳定性较差。

(二)劳动标准执行情况堪忧,劳动者就业质量急需提高

一是尚未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支付和支付保障机制,最低工资未得到全面、严格执行,拖欠、克扣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不严格执行国家的工时制度,劳动者超时加班现象普遍。三是不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工伤事故比例高。劳动者就业不仅是获得一个能够提供相应劳动报酬收入的岗位,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稳定、体面、有质量的就业岗位。在目前劳动力市场运行中,就业质量问题在农民工和城镇灵活就业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工作稳定性低,工作安全性差。就业质量问题不仅直接损害劳工权益,容易激发社会矛盾,而且当中国“入世”之后,由于就业质量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贸易风险越来越显性化。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已经以社会责任认证的方式,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国内企业以压缩工人的工资福利换取的低成本优势日益成为国外竞争对手反倾销的理由之一。

(三)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尚未真正发挥作用

一是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二是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十分突出。一些用人单位为逃避法定义务,不愿与劳动者签订长期合同。大部分劳动合同期限在1年以内,或以“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规避法定义务等问题。三是劳动合同签定不规范。许多劳动合同虽然有劳动报酬的条款,但不写明具体数额,有的仅规定劳动者的义务和用人单位的权利,有的甚至规定“生老病死都与企业无关”、“发生事故企业不负任何责任”等违法条款。集体合同制度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集体合同质量、效果、合同的履约状况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往往使集体合同流于形式。

(四)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欠缴保险费现象严重

一方面,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大,隐性债务严重。同时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压力。另一方面,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欠缴保险费的现象严重。中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较低。根据统计资料计算,城镇就业总人口2006年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3大险种的人数分别为66.3%、55.6%和39.5%。目前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群主要是国有、集体单位职工,大量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没有参保,农民工参保人数更少。由于多数地方的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地市级甚至县级统筹,难以有效发挥互济功能,也造成目前养老保险关系难以异地转移,所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不高。据原劳动保障部调查,全国农民工的参保率不足40%,有关专家估计,实际的数字还要低5—8个百分点。[7]此外,一些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或采取瞒报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的方式少缴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也不罕见。

(五)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不足,劳动争议处理效率低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仲裁前置导致周期长、效率低、劳动者维权成本高。劳动争议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直接影响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有的还引发了一些群体纠纷、集体上访事件。二是劳动争议仲裁缺乏必要的监督,易受行政干预。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组成,虽然体现着“三方原则”,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代表担任,政府部门代表在仲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会受到多方面的行政干预,直接影响仲裁的公正性。三是仲裁与审判之间缺乏合理衔接。实践中,法院的判决与仲裁存在着不衔接的现象,法院审判时要求当事人重新提供所有的法律材料,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也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不便。同时,面对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劳动纠纷逐年攀升的局面,劳动保障监察力量十分薄弱的现实更加凸显出来。由于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力量不足,手段软弱,对违法行为查处不力,许多地方仅能对投诉举报的案件进行查处,没有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对已经查处的案件惩处力度不够,达不到震慑违法用人单位的目的。

(六)工会履行维权职责面临挑战

我国现有的工会体制成型于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中国工会必须完成从行政化向市场化的转型,从而更好地履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目前,我国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面临很多挑战,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在国有企业的改制、破产和关闭过程中受到严重的冲击,而非公企业中建立工会也面临重重困难,即使建立了工会,也面临如何摆脱企业管理方控制,真正发挥工会作用的问题。除建会难之外,工会经费收缴困难、工会干部的权益屡遭侵犯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三、构建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

在我国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的时期,劳动关系矛盾进入了多发期。职工合法权益的实现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解放思想,及时提出应对的思路和具体的措施,推动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

(一)完善劳动法制建设,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

健全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证。当前出现大量的劳动者权益受侵害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特别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和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

一套既科学规范又能够有效落实的劳动标准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建立健全劳动标准制度,完善劳动标准监督管理机制,可以促进企业一级劳动关系的和谐,并在宏观上形成政府主导、行业自律、企业落实、职工监督的管理工作新格局。为此,应当在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配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结合各不同行业的特征,对劳动定额、工时标准、工资标准和支付方法的具体标准、工作场所的环境设置、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具体劳动标准,进行细致的调研和测定,在此基础上制定专业、系统的国家劳动标准,有效地引导和监督企业科学管理,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切实维护劳动者权利。

(三)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不仅需要完善立法,更需要贯彻和落实法律。最关键的是各级各部门是否真正做到了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否真正做到了依法行政、公平公正。《劳动合同法》出台后,除了围绕《劳动合同法》制定细化的配套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外,对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地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性,强化劳动保障监察的法律地位和权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建设和人员队伍建设,增加经费投入,尽快使劳动保障监察员与从业人员之比达到劳动保障“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的l:8000的要求。同时,应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队伍的建设,提高劳动保障监察水平。通过开展执法监察,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促进劳动关系健康发展。

广受关注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已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和保障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一部重要的程序性法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一调一裁两审”程序进行了补充、修改。其中不仅确立了多元化的劳动争议调解模式,规定部分劳动争议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裁终局”,而且对劳动争议仲裁做出更多、更详细的规定,将对进一步完善仲裁制度,规范仲裁程序,缩短劳动争议处理周期,提高劳动争议处理效率,减少职工维权成本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四)充分发挥工会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作用

作为世界上会员人数最多、组织规模最大的工会组织,中国已拥有1.93亿会员,150多万个基层工会组织[8]。截至2006年底,已有96555家外商投资企业和台、港、澳投资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截至2007年6月底,私营企业已建工会125万个,建会率达到61.7%[9]。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联系党和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紧紧抓住劳动合同、集体合同与职代会这三个关键环节,加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各级工会要积极争取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支持,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化格局,即“党和政府主导、三方主体协商、工会积极运作、有关各方协同、企业和职工参与”的协调劳动关系工作格局,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工会应坚持为职工群众服务的宗旨,坚持和谐发展、互利共赢的维权理念,准确掌握职工的愿望和要求,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重点抓住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等关键环节,突出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努力为职工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同时,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约束企业行为,使之严格遵守我国的劳动法规和国家已经批准的25个国际劳工公约,承担并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要建立和完善雇主组织,构建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对话机制。

篇4：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研究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民族关系

一、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中国有着悠久的多民族共处的历史。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相当于是各民族不断在矛盾、合作、融合中解决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并获得发展的一个民族关系史。各民族在矛盾斗争之外又有相互联系，不仅有各民族自己的特点，也在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不断形成共同点。

纵观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历史长河，民族关系的发展始终都是由某一个民族或某两个民族以压倒性的地位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民族。[1]典型的例子就是元朝和清朝，女真部落的兴盛和满族的兴起，这两个朝代对中国的统治时间也都并不短，虽然最后以朝代更迭结束统治，但是都是典型的单一民族统治国家的例子。历史上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之间不断接近、冲突和相互影响。

从夏商周三代到秦，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纷争战乱直=到秦一举统一天下，使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2]从两汉到清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元时期两次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汉族人口越来越多遍布整个国家，最终汉化终于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主流。[3]在满清统治中国期间，习汉书，入汉俗，从文化上渐渐将所有民族都统一汉化。

二、中国近现代民族关系发展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整个中国近现代民族关系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中华各民族自发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外敌侵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运动。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中华各民族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觉的民族联合。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至今，是中华民族在实现了解放后，各民族卸下包袱，走进新生活共同团结奋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就正式成立。[4]

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在民族关系发展中都是表现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态势，中国亦然。[5]近代中国民族关系，我国各族人民一致合作就是在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压迫和剥削的时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状态，共同的亡国灭种命运促使各族人民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趋于一体。[6]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但是作为一个自觉地民族实体，却是近百年来从中国同同西方列强的对抗体现出来的。”[7]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民族关系的全新开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了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8]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变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影响着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变动及经济的发展更加对我国的民族关系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使得中国人口流动量增大，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也日益增多，形成了一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潮流，少数民族人口走出偏僻的民族村寨，不断进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甚至一些民族群体中还出现跨国流动现象。少数民族曾经的居住特点“大杂居、小聚居”成为了历史，随着改革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迅猛发展，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都有了质的飞跃。[9]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提出：“民族问题与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引发矛盾的因素。我们应该从维护祖国统一、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10]

三、中国未来民族关系发展展望

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来说，导致对民族关系分析的结果差异因素是，思想理论观点的不同，信息来源不同、知识结构差异以及所处立场等，这些都会影响人们认识当前民族关系。民族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问题，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和社会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体。[11]

在全球范围开看，中国的日益崛起，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实力趋于强大，发现迅猛，这些都影响着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和影响，同样也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民族关系影响中国发展，中国的发展影响整个世界的走向与发展。所以处理好民族关系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周竞红，历史与现实：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态势[J]，满族研究，2007，3

[2]徐杰舜，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论[J]，学术探索，2011，10

[3]李强、闫丽娟，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的新解读[J]，历史教学问题，2010，1

[4][5]唐志君，中国民族关系格局演进的历史启示[J]，新疆社科论坛，2012，6

[6]裴圣愚，中国近代民族关系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4

[7]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周竞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民族关系观察[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1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5]10 号），2005年5月

篇5：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历史

一、儒家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与发展

儒家哲学的核心是“人”，一个完善的人或人格, 以及实现这完善的功夫。儒家言“道”、“命”、“理”、“气”、言“天”、“地”、“物”、“器”，都是以人的世界为中心的。言“心”、“性”、“情”、“才”，都是言人所具有的发展完善的能力的，等等，都是言人的发展和完善自身所需用工夫的方式。在根源上，道家学说是守本、归本的哲学。在这种学说中，道始终是弥漫的、无定的而又无所不在的。儒家学说是从本达到末、达到器物人事的哲学。在这种学说中，道虽然是弥漫而无处不在的，却已然可以在一种笼罩得的上来谈论，而这笼罩的德，在人的意义上，可以在器物与人事两者上加以识别。两家学说在精神相同，却又显示很大不同。基于儒家伦理传统的观念，在公共生活中，儒家在传统上认为，一个人在家庭中孝敬父母，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就会做事合乎伦理。近来，中国的公共关系发展产生了许多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基于上述观念的以儒家伦理传统为基础的家庭伦理与教育似有些联系。(一)儒家伦理的视野偏差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在发生着激烈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感谢儒家的重视家庭的传统，亲情依然是中国人家庭中最为真实的东西，敬与孝的伦理也依然是中国文化中的牢固观念。而与此同时，家庭正在由于公共生活的迅速扩展而边缘化，家庭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已大大地缩小。人们在公共生活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表现纷繁，从现象上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即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问题和对待公共生活的规划的态度问题。(二)儒家伦理在公共关系中

儒家的孝与敬的伦理是家庭的伦理，不适宜也不能够推广到公共生活中。解决近日的公共生活问题，有赖于人们对周围的陌生人的尊重态度的发展。基于这种态度才能够有照顾弱者的态度和尊重公共生活的发展。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化，较发达地发展了这种态度，“每个人都是人”成为普遍的观念，所以公共生活规划得到普遍尊重。在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发展培育尊重身边的陌生人、尊重公共生活规则的伦理态度，使之逐步地成为民族的健康人格的两个方面，这也许是可以期求于今后的社会发展与教育。

(三)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

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是儒家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重叠的，一个人从生来到成人往往会承担许多社会角色，这些角色在一个人身上彼此交叠。在中国，总归受着儒家文化固有观念的影响，在不同文化的国度，私人交往、公共交往都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中庸之道，可谓是许多人在交往中默默怀在心里的准则。

二、“做人与做事”：交往伦理观念

“做人”和“做事”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文化底蕴的支持，在中国自有他的特点，我们从最简单而又难以简单说清的“做人与做事”的原理出发，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共关系在中国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做人”观念的影响

解读中国人日常的“做人”观念，最重要的莫过于指出这样一点：这个观念主要是同一种“内部”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同陌生人的关系中通常同“做人”问题无关。“不相识的陌生人”也通常被当作日常交往与公共生活，既有差别的交往与无差别的交往之间的界限。日常交往关系的本性在于情感联系，公共生活关系的本性则在于交换。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公民对每个人都意味着相同的内容;在私人生活中，“做人”对一个人的含义则可能与对另一个人的完全不同。如果“做人”就是处理一个人在他的私人交往生活范围内的交往事务，就是在这些事务上要按照某种适当的方式做事情，那么结论也是显然的，就是要在每一种私人交往关系上，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人所说的物种人伦关系上，按照某种适当的方式做事情。在这些关系上，按照适当的方式做事情就被看作是合理的，不按这种方式做事情被看作是没有德性的，甚至是行为上的劣迹。在最一般的形式上，“做人”所包含的这些基础性的德行可以概括为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丈夫与妻子间的忠诚、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以及邻里、同事等）之间的诚实。这些德性的基础性的部分向来受到重视，并且是舆论关注的基本点。这些基础性的德行通常是包含在“做人”的观念之中的。但是“做人”的观念并没有同他们全体或其中的某一种德性观念有清楚的联系。他们是同“做人”的观念是以朦胧暧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不同人们的观念中，“做人”可能意味着十分不同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意味着对父母孝敬和报答养育之恩，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意味着对朋友要诚实或者对丈夫或妻子忠实，对其他某个人来说，他可能意味着别的什么。这也就是“做人”的观念始终可以同任何一个人对日常生活事物的感觉产生相关性的原因所在。中国人似乎终归要通过私人的感情的交往生活而成为“人”，这种传统里面有他的生命的“根”。“做人”是中国人熟悉且摆脱不了的日常观念，他带给中国人独特而丰富的对私人实践事务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否同每日每时在把人们卷入其中的公共交往生活得实践事务相互协调, 并普遍产生健全的人格意识，这是中国人在新世纪中的实践问题。(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做事”观念的影响

“做事”一词有相当广泛的意思：外出经商是“做事”，担任公职是“做事”，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做事”。“事”在日常语言中有两个相近的意义：一个是“事务”，一个是“事情”。其中事务一般是指某些经常性的、需要不断处理的事。与此相区别，事情常常是具体的、有始有终的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事情是分为“件”，而不是分为“类”。“做事”在日常语言里通常是在笼统的、总体的意义上指从事职业和生计的活动而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不是指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中国的父母们常常劝导子女和年轻人“学会‘做人 ’‘做事’”、“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关于“做人”和“做事”的意思似乎是不需要加以解说的，以为这种意思被假定为人们（包括年轻人）的日常意识。这其实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两个语汇是关于交往的实践事务的总体性的观念，包含的意思很难用清楚而又有概括性的语言说明白。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会受到家庭的影响、学校教育的影响、朋友的影响等等。总之在中国他就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生活处处有文化。

三、构建和谐社会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共关系在中国发展的影响，笔者想构建和谐社会应是其最具体的说明了。和谐社会它包括很多内容，其中包括和谐的经济、和谐的社会、和谐的文化。它的发展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也就是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公共关系。

(一)和谐社会中的公共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社会生活中关于人的最基本的三个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这三个基本关系长期稳定地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而这三个基本关系中的任何一个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所以，建立三个基本的和谐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抓手，也是政策、法规调控的准确切入点。1.建立人与人的和谐关系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最小组成部分。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全面发展，是建立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定又是高素质的公民群体。所以，从根本上说，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要求每一位公民具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2.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这是因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既有独立的自我，但同时又是社会的一分子。所以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必须建立在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上。在绝大多数时候,社会道德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起着主导作用，但在极少数情况下，整体利益对个体利益也要做出妥协和让步。因为，和谐作为一种关系，关系是有两面性的，必须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从两方面共同建立和谐，什么时候都不能只看一面，否则和谐就建立不起来。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人与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些矛盾与问题使得各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之间又不能得到有效调节，致使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贫富差距，同时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出现不平等，导致人与社会有一定矛盾和冲突。人与社会和谐，就势必在坚持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整体利益也要为个体利益的存在提供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的平等要求。(二)儒家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其中“贵和”、“诚信”的伦理道德理想，深深根植于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