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演化（精选四篇）
政策演化 篇1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科普的理解不同,因而在制定相应的科普政策、开展科普活动的定位上也有所不同。我们既要尊重当时的历史资料的事实(社会与境:context)来客观分析与梳理其演变的特点;同时,我们也要站在今天的科普立场上来对历史上出现过的科普活动进行反思。综合各方面,我们主要依据2002年6月29日《科普法》中提出的科普定义作为权威参考,即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
科普政策是国家科技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有计划地制定并实施的促进科普事业发展的方针及实现这一方针的行为准则、规范、行动体系等。科普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科普政策,营造有利于科学传播的社会环境,来推动科普事业的发展。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
2 我国解放以来地方科普工作发展的演进
2.1 传统科普发展阶段(1952年一1977年)
2.1.1 组织建设时期(1952年—1958年)
这一阶段科普工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开展:一方面,结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科学启发教育和破除封建迷信的宣传活动。以四川省为例,1958年11月,四川省科联和四川省科普协会合并成立四川省科协。围绕中心工作,普及宣传科学、卫生知识,以演讲、展览、资料、幻灯等形式,迅速普遍开展科学启蒙教育和破除封建迷信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筹建组织,开展科普宣传工作。1956年8月,正式成立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协会成立以来,建立了重庆市、自贡市、南充市等7个支会,还成立了农业生物、医学、水利等学组。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方针,各级科普协会广泛地进行科技交流和科学普及活动。
2.1.2 广泛实施时期(1959年—1965年)
这一阶段的地方科普活动总体上来说跌宕起伏。如1958年11月,正式成立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1958年以后,国家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1959年的反右倾政治运动,国家经济和群众生活都面临极大的困难,科普工作进入“艰难期”。1961年4月,中国科协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农村科学实验运动经验总结和试验研究活动。1962年春,周恩来总理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时,明确科协的任务仍然是“一手抓学术活动,一手抓科学普及”。这些举措有力促进了四川省科普工作稳步、广泛地发展。
2.1.3 衰落停滞时期(1966年—976年)
在“文革”期间,全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四川省科协的组织被撤销,人员被遗散,科普活动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四川省科协的活动被迫中断十年之久。在如此严峻形势下,一些科普活动只能在城市及农村艰难地进行,如1973年1月26日,中共四川省成立“成都市电镀技术协作组”,大力普及推广激光等技术;成都、重庆等地成立“科技交流站”,基本上继承了科协的工作。研究的数据反映全国各地均有类似的科普活动状态。
2.2 1978年至20世纪末的科普活动
2.2.1 恢复发展时期(1978年—1988年)
1978年,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地方科普工作取得了恢复、发展、前进、提升的阶段。主要表现为:
(1)这一时期,青少年科技活动受到格外关注。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其中,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1]
(2)农村科普工作进入兴旺发达的时期,科普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农村,乡镇科普协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3)实用技术实现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工作迅速开展。继青少年科普工作的蓬勃发展,紧接着就是科普创作的繁荣,科普报刊和影视作品也异军突起。
2.2.2 反思、探索时期(1989年———1998年)
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从社会层面上讲,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整,以及在这个变革中,出现的许多不足,造成一段时间‘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出国潮、下海潮、炒股潮,一浪高过一浪。新的“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2]地方科普工作再次进入低谷期。与此同时,迷信、伪科学、伪气功在这段时期的盛行给当时社会造成极大恶劣影响,影响了地方科普活动的正常开展,使科普活动停滞不前、举步维艰,也为下步科普政策与工作的开展设定了新的任务与目标,引发了“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的思考。
90年代初期,科普工作渐趋规范化和法制化。为了遏制伪科学、反科学,教育广大群众,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1994]11号),各个地方出台了“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或条例,标志地方科普活动有了全面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地方指导条例,促进了地方科普工作渐趋走向法制化。
2.3 新时期的地方科普工作的演进情况
地方科普工作的全面发展时期(1999年———至今)。90年代末期,以“法轮功”为首邪教组织迷惑大众,对科普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影响着社会稳定。1999年7—8月,《四川日报》刊载多篇文章帮助大众认清法轮功事实;同时,宣传与呼吁“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各个地方结合各省实际情况,纷纷通过并颁布了各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这些“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各省的科普工作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保障下,从此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也使各省地方的科普工作步入法制的轨道。
随后一个时期,国家层面的科普政策纷纷出台,为地方科普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也带动着地方科普活动的开展与响应,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科普工作法制化和体系化的开展。如2002年6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5年对我国未来15年科普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规划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6年2月6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的科普工作开始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首先科普环境明显改善。各个地方在贯彻党和国家的科普方针下,特别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全民科学素质纲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工作,一方面,制定并实施地方性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地方性的科普工作规划纲要、地方性的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完善科普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度,营造有利于科普工作的政策法制环境;二是科普能力明显增强。组织健全,队伍壮大,已形成科普工作五大体系;三是科普宣传扎实有效,已形成网络、电视、报纸等多位一体的宣传渠道。例如重庆市的《电脑报》连续多年成为全国发行量第一的计算机报,期发行量已近70万份;《课堂内外》期发行量60万份。举办的“电脑周”、“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等大型科普活动,每次均吸引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3 地方性科普政策的演化规律探析
3.1 科普政策是科技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地方科普政策60多年的演化看,科普政策在各个时期都大体上反映了全国科技政策的总体取向。地方性科普政策的总体特征就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目的,具有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例如以四川省、重庆市为例,开展的“以路线为纲、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科技兴川”、“科技兴渝”、“提高四川省和重庆市公民科学文化素质”这样的口号表明,科普是为地方建设服务的,科普的重心随着地方建设在每个时期的目标不同而有所变化。从演进情况来看体现出:从解放以来把科普理解为一种生产力,强调为经济服务,到以经济服务与提高科学素养并重,再到以提高公民科学素养为主的新科普演进路线。[3]
3.2 上行下效,具有区域性
地方科普政策大都是在国家或者国家各部门制定相应科普政策后,地方再制定与之对应的科普法规或者是地方直接贯彻执行上层指示。地方科普活动的开展与国家的政策和社会形势有着紧密联系。如重庆市在贯彻党和国家的科普方针下,特别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全民科学素质纲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工作,制定并实施《重庆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重庆市2006—2010年科普工作规划纲要》。
3.3 科普政策的渐进性和继承性
以四川和重庆市为例:1995年四川省《关于加强我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以前,两地没有正式的地方科普文件,大都散见于上级领导和地方领导的相关指示或讲话中;《意见》之后,在继承以前科普文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地方科普法规。如:《意见》之后,在此基础上,1999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制定了《四川省科普条例》,2008年,重庆市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出台具有大科普性质的《重庆市科普条例》,可以说,地方的科普政策是一个渐趋规范化和不断完善以前政策的继承性的过程。
3.4 与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
一方面,地方科普政策针对本地区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区科普发展的各项法规政策。如“重庆市农业、文化、科技、卫生、移民等有关部门、单位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科技下乡和进村入户活动,引导城市科普资源为少数民族地区、库区、边远贫困地区服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将科普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科普工作发展的措施。如两地区“九五”、“十五”、“十一五”等规划都与科普结合起来,作为两地阶段性目标去实现。[4]
3.5 两次高峰,两次消退
地方性科普政策的发展存在两个高峰期,一是1962年;二是1978年。同时在高峰后又历经了两次严重的消退。两次科普高峰的消退,都与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偏差有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自然科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排斥科学技术的思想认识,1990年前后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期出现的急功近利思想和拜金主义等价值观混乱,使科学技术处于倍受冷遇的尴尬境地。当科学技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时,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工作状态和人生价值就会受到影响,科普就陷入低迷。
3.6 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参与主体多元化
从影响范围看,地方性科普政策的效应一般先从城市开始,广泛推进与宣传,再逐步辐射到城镇及农村,产生良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从参与主体看,传统的科普政策,主要是靠政府实施,广大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被动接受。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旧有的群体结构逐渐消解,新的群体组织涌现,一些新的矛盾与问题呈现出来,比如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下岗问题、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的牵涉到科普的任务。[5]不仅政府需要运用科普手段来解决此类问题,广大公众本身也体现出开展科普活动的主动积极性。政府、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共同参与到科普事业中来。
4 地方性科普政策制定的合理化建议
综上所述,梳理地方性科普工作开展的进程,探析地方性科普政策演化规律,对未来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科普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制定地方性科普政策时,不仅要注重与国家的长期科技规划结合,注重科普政策的系统性,也要注重政策法规的可实施性,注重制定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科普政策法规。同时,也要注重媒体在科普活动中的作用。另外,尝试让公众和谐参与制定科普政策,扩大公民参与科普政策制定的渠道,使立法进一步走向民主化。
摘要：一个国家、地区科普活动的开展有一定的目的与针对性,其开展的过程、进行的深度与广度是与这个时期的科普政策密切有关。科普政策的制定,规定了科普活动的方向与主要任务。本研究通过梳理自解放以来四川省、重庆市(直辖后)在国家宏观科普政策下所开展和推动的地方性科普活动,旨在深刻分析地方性科普政策的演变规律,为国家未来制定更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的科普政策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
关键词：科普,科普政策,演化规律
参考文献
[1]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2]章道义“.中国科普:一个世纪的简要回顾”,《科技日报》,2001,8,3.
[3]朱效民.30年来的中国科普政策与科普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8(12).
[4]《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四川日报》1996年7月11日.
我国新闻出版税收政策演化与完善 篇2
新中国成立后，涉及新闻出版的税收政策几经调整，数次变革，对新闻出版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发展，不断加大税收支持力度，创造了相对于其他行业的综合税收优势，极大地促进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准确把握这一系列涉及新闻出版的税收政策（以下简称新闻出版税收政策），对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国以来，新闻出版税收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调整阶段和加速阶段。
一、初始阶段（1949-1982）
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制实施要则》，其后几年又相继进行了数次修订。这一时期，国家对出版业的税收政策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本微利”和少收少征的原则，出版社按营业额的2%缴纳工商税；印刷厂按营业额的1.5%缴纳营业税；书店按营业额的2%缴纳营业税。同时，国家还对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的私营者征收所得税。
1958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不复存在。国家将生产、流通环节实行的多税制简化为工商税。从1958年到1972年，国家对出版社、印刷厂和新华书店工商税的征税率分别为：2.5%、3%、3%。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颁布，其中规定出版社、报社和杂志社免纳工商税，新华书店和印刷厂须分别按3%和5%缴纳工商税。
二、调整阶段（1983-2001）
198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我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利改税，对工商税进行了重大改革。同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根据文件精神，从1983年1月起，全国文化出版系统（含中央和地方出版、印刷、发行、物资等单位）将企业上缴的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税率为35%。
1990年10月，原国家税务局印发了《关于减半征收营业税的通知》（国税发[1990]157号），从1990年9月1日到1991年12月31日，对全国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和农村供销社销售图书减半征收营业税；对八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免征营业税。1992年3月，原国家税务局以国税函发（1992）451号文的形式再次发函，将上述减免政策延至1993年12月31日。
1991年4月，原国家税务局印发了《关于国家定点书刊印刷企业加工费收入减征增值税的通知》（国税发[1991]077号），从1991年1月1日到1992年12月31日，减征经原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国家书刊印刷企业因加工费收入改征增值税后增加部分的税额。
1993年3月，原国家税务局印发了《关于支持宣传文化事业的通知》（国税发[1993]059号），从1993年5月1日起，一是对出版物只征收增值税，不再征收营业税。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老龄委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新华社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军事部门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期刊，大中小学的学生课本；科技图书和期刊免征增值税。除此之外，出版其他出版物纳税确有困难的，可按税收管理规定，由各省级、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批准定期减免增值税。三是对全国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和农村供销社的出版物销售业务，免征营业税至“八五”期末。四是对新建出版物发行单位的出版物销售业务，自其开业之日起一年内免征营业税。五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版物销售业务，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定期减征或免征营业税。六是古旧书店销售古旧图书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这些优惠政策对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由此奠定了新闻出版税收政策体系的基石。
1997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销售给科研教学单位的进口书刊资料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7]66号），专门针对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总公司、中国经济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等7 家图书进出口公司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北京图书馆进口用于科研、教学的图书、文献、报刊及其他资料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至此，在编印发以及进口环节，新闻出版业均有税收利好政策。
三、加速阶段（2002-）
从2002年开始，在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指引下，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开始破题。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了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有21家出版发行单位。为此，国家加大对包括新闻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税收扶持力度，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05号）。2005年，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号）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2号）。根据这些文件精神，从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一是对政府鼓励的新办的报业、出版、发行等文化企业，免征1至3年的企业所得税。二是对试点报业、出版、发行等出版集团符合规定的，可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三是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免征企业所得税，原有的增值税优惠政策继续执行。四是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对其自用房产、土地和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五是出版产品出口可按照税法规定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出版劳务出口境外收入不征营业税，免征企业所得税。六是为生产重点出版产品而引进先进技术或进口所需要的自用设备及配套件、备件等按税法规定，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七是从事数据库、电子出版等研发、生产、传播的出版单位，凡符合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可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等等。这些优惠政策保障了试点单位转企工作的顺利进行。
2006年7月，在总结试点单位经验的基础上，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全面推开。由于国办发（2003）105号文、财税（2005）1号文和财税（2005）2号文执行期截止至2008年12月31日，为此，国家又相继印发了国办发（2008）114号文以及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财税（2009）31号文和财税（2009）34号文，将政策的执行期延至2013年12月31日。同时，又增加几项优惠政策：一是在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内，依据《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172 号） 和《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362号） 的规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文化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允许按国家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二是出版、发行企业库存呆滞出版物，纸质图书超过五年（包括出版当年）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投影片（含缩微制品） 超过两年、纸质期刊和挂历年画等超过一年的，可以作为财产损失在税前据实扣除。已作为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的呆滞出版物，以后年度处置的，其处置收入应纳入处置当年的应税收入。三是企业为生产重点文化产品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及配套件、备件等，按税收政策有关规定，免征进口关税。这些政策的延续和完善，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和持续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06年12月，在总结完善1993年3月原国家税务局印发《关于支持宣传文化事业的通知》（国税发[1993]059号）的基础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53号），文件执行期自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其中补充了几项新的优惠政策：一是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盲文图书和盲文期刊，经批准在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内注册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以及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指定图书、报纸和期刊在出版环节实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二是对其他图书和期刊、音像制品和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指定报纸在出版环节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50%的政策。三是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印刷或制作业务和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指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印刷企业的印刷业务实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四是对全国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和农村供销社在本地销售的出版物，新华书店组建的发行集团或原新华书店改制而成的连锁经营企业，其县及县以下网点在本地销售的出版物，免征增值税或先征后退政策。之后，国家又分别印发了财税（2009）147号文、财税（2011）92号文和财税（2013）87号，将财税（2006）153号文的税收政策加以延续，期限直至2017年12月31日，并增加了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一款。
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经济学思考 篇3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 根据生物进化的观念来关注经济变迁过程。它的重点基本落在组织层次方面, 分析论述的内容是当企业遇到市场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及风险, 应怎样按照自身的“惯例”来行事, 经受住环境的考验与选择。学者们也积极尝试将这一理念放到区域经济发展中。
从演化角度来看, 区域间也存在如同市场内的企业一样出现竞争。区域创新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竞争力的大小。而影响区域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区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知识基础能为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与选择作用。一方面, 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利用区域中累积的知识可以再相关知识领域增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 区域共享知识基础还能发挥出选择机制的作用, 避免引入或创造不符合当地背景的知识内容。
二、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一) 区域局部变革
它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和区域环境选择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人, 比如企业遇到各种局部问题或常规问题或局部锁定时, 通常就会促使局部变革的发生。这种变革方式从行为主体来讲, 大部分属于一种适应行为, 可预见性极强, 有较强的选择作用。也有助于为政策制订者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 结构变革
即根本性变革, 若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及锁定状态时, 通常会促使和原有的发展轨迹完全脱离, 使区域产生根本性变革。该变革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是源于区域自身内部;二是由其它多种渠道引进。该变革形式对环境选择影响很小。
三、从演化视角提出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尝试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论基础上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首先要不断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 不断改进区域制度环境。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 必须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 主要包括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经济行为人和区域内外部之间等的信息交流、沟通。同时, 在此基础上促使各经济行为人加强学习、交流, 从而让知识, 尤其是默示知识得到有效转移, 甚至产生创新。改进区域制度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 即确保区域保持开放性。针对流动性资源, 例如资本、企业等, 实施“退出”机制, 确保区域“即使遇到压力集团的抵制, 也一定要提供合适的制度, 从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问题时, 区域政策带有微调的特性。此时, 区域政策的基本目标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状态。
区域内的多样性基本依靠创新来激发。因而, 要强化区域内的学习能力。比如, 政策制订者可加强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从而确保相关知识、信息流动的及时、通畅, 进而促使区域学习与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相关创新的发展及扩散均依靠区域内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具备的有效选择机制来达到。在此条件下, 实施政策微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制订来关注对四周环境的提升, 用以弥补环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由于局部变革与路径依靠有可能引起次优问题, 因此, 在制订区域政策时, 还应注重减小新的区域锁定风险。政策制订者应着重建立“区域层次的冗余”, 即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而区域层次的冗余极难建立在市场基础上, 重点取决于相应的政策。因此, 政策制订者要重视区域系统的开放及多样化, 主动刺激促进开放性及多样化, 避免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针对根本性变革时, 区域政策的目标为重构区域发展路径, 建立新的系统, 并且防止早期锁定。在这种背景下, 相对于局部变革, 政策制订者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选择。比如, 在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过程中, 可选择很多新的技术、制度等, 而不必如局部变革一般, 只能在原有的路径下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提高区域的适应能力, 保持多样性, 而且要促使区域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 同时加强区域内各个组织间的新交流与沟通。
下面, 我们对比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1、相对于局部变革, 根本性变革极少受到当地实际环境的影响, 更偏重于制订普通意义上的政策。局部变革则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大多数会受到专门化知识及技术的影响。2、局部变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统基础上的微调, 区域仍旧护按照原有形态进行发展;根本性变革则是完全脱离已有的发展形势, 在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重新构建。3、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区域内相关要素、组分间的沟通, 加强知识、技术方面的交流。根本性变革则重点在于刺激区域内的要素及组分进行新的交流, 从而达到创新以及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的目的。 (4) 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有限, 必须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区域内进行政策制订, 因而政策成功率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偏大, 不过, 成功率较小。
摘要：根据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简要探讨面对区域间竞争、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局部变革或根本性变革, 应如何在区域政策方面进行完善。通过演化思想从区域政策的操作角度来分析研究政策目标、政策制订及相关方面等, 以便更好地理解区域政策的制订。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演化经济学创新,思考
参考文献
[1]金铸.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经济学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13 (2)
政策演化 篇4
一、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 还是演化经济学, 解释产业部门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都是其自身的创新业务及其开发跨部门高级知识扩散的能力。然而, 在它们关于创新发挥中心作用和增长过程扩散方面相一致的背后, 在实证研究的类型及基本理论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 两种理论范式的政策制定基础和目标存在较大差异。
从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看, 主流经济学强调知识和研发外溢在产业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的作用、知识不断累积的正面回馈以及知识的外部性, 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基础。而演化经济学强调创新过程的部门特征, 指出创新对产业竞争力的效应必须在塑造创新行为的系统背景、产生和扩散知识的部门特征两者相结合的复杂框架下进行。
从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看, 主流经济学强调提升研发业务水平的一般政策体系, 指出市场失灵需要有政策干预纠正, 以保证研发业务水平。演化经济学强调特定于部门能力的特定政策体系, 指出创新系统属性要求政策制定者根据实际的、特定的情景制定政策。
结合技术变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知识外溢政策体系难以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从长期看, 知识外溢的政策体系确实能使传统的优势产业升级, 但升级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给定技术变化的速度、能力构建的路径依赖性和累积性, 将导致中国陷入增长的陷阱, 自由市场难以将其拉出陷阱。笔者认为, 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应该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
二、技术变化条件下的能力构建政策
信息技术的快速扩散、经济距离的缩短、新技术的技巧和制度性需求等导致竞争环境日益严峻, 竞争日益加快、日益激烈, 技巧、能力、基础设施和“连结性”等方面的进入壁垒越来越高, 专业化的教育和技术支持越来越重要, 这些都需要对当地企业学习进行支持。
当地能力虚弱, 工业化更多地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 然而如果不具备当地能力, 难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发展中国家产业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技术和营销密集型的业务, 跨国公司可以发挥其所有权资产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囊括大量的需要平凡技巧和技术要求的制造业业务, 这是后来者产业增长的核心因素。在那些具备足够多产业部门和自由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国家, 国外附属机构攫取了1/3到1/2的价值增值。如果当地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 工业部门就不能维持长期的不均衡增长。
吸引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复杂业务 (除简单的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业务之外) 需要有强大的当地能力, 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 跨国公司不会启动有效率的运营。因此, 当地和国外能力是相互补充的。保持一个地区国外投资性的工业基础地位, 随着工资的提升和技巧要求的变化, 需要当地能力的不断提升。有效的集聚经济或工业业务的集群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这同样要求有强大的当地能力。能力的累积性属性意味着, 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在特定地区建立, 全球采购体系一旦确立, 新进入者就越来越难地打破这一局面, 特别是在复杂性的业务和功能中。换言之, 先行者优势意味着后来者面临着日益增大的进入成本———如果没有强大的当地能力, 就不能克服这些成本。
尽管技术发生了变化, 但能力构建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 直接的政策包括:在无需付出巨大的和不可预知的成本条件下, 支持幼稚产业企业掌握新技术和新技巧;间接的政策包括:保证要素市场 (诸如技巧、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等) 能满足能力构建的需要。如果企业和业务在生产链上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当地投入不能有效地替代进口, 还需要协调企业和业务之间的学习。产业政策的信息需要适应技术变化和复杂性。
总之, 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 中国需要有能力构建的政策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技术改变了提升竞争力的制度和政策结构:在标准、度量衡、质量、检验、研发、生产率和中小企业扩张等方面, 需要有国家政策支持;在信息通信技术体制方面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需要有新规则、法律体系和代理机构鼓励企业构建竞争能力, 使知识能跨越国界地自由流动;政策制定者需要有能力缓解新技术对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
三、全球化条件下的选择性干预政策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 生产过程和功能在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割, 使得国家可以在细分市场 (一个零部件或过程) 中开发其竞争优势, 达到一种过去不可能达到的巨大市场。相对传统的产业专业化模式, 生产分割所需要的能力更狭隘、更专业化。跨国公司如果发现投资末端可以生产具有竞争性的产品, 它们就可以转移技术、技巧和资本的“缺失部分”以增强当地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 当地企业开发了新能力, 主要是生产技巧。一体化体系的扩展导致重复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路径越来越难;倒是吸引跨国公司特定业务比较容易。全球体系的后进入者采取的是外商直接投资路径, 因为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自由, 跨国公司不愿意分离其技术给独立的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的企业。总之, 全球化并没有必要放弃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它只是降低了选择性的范围, 增加了选择性的潜在成本而已。
在WTO规则框架下, 被允许使用的政策工具可能不能培育技术能力的快速发展, 可能会导致当地产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产业和能力发展。这些不能满足可持续的工业化的需求。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融入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国家也只能成为低层次劳动服务的提供商, 随后的深化只能被这些限制能力开发政策所遏制。对于具备能力基础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规则将阻止其在新技术和新业务领域的战略多元化, 将阻碍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高级业务 (这些业务的风险较大、成本较高) 。
然而, 在WTO规则中, 涉及到技巧形成、技术支持、创新融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和目标化、IT基础设施开发及并不影响贸易的一般补贴形式等方面的选择性政策依然被允许执行。在全球化条件下, 中国需要充分利用WTO规则,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产业政策拓展出新的政策空间;改变进一步的自由化是经济发展基础的观念;灵活地、谨慎地运用政策, 确定特定形式技术开发的目标。
四、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协调政策
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 公共政策程序设计和实施需要认识到经济子系统的相互依存性 (经济是一个整体) , 需要关注强耦合的因素, 优先确定政策企图影响的制度结构和能补充创新业务的因素。这样, 要求有互补的政策干预, 目的是促进经济体中强耦合部分之间的正反馈效应, 或至少减轻可能产生的负反馈效应。
首先,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教育政策的互补。Nelson和Winter (1982) 较早地认识到, 教育是技术变化、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互补领域。他们认为, 较高水平的教育能加速赶超技术前沿 (最优实践) 的过程。事实上, 在构建研究能力的过程中, 在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基本的互补关系。许多研发政策企图通过税收激励和减免政策, 刺激私人部门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 这些政策要取得成功, 有赖于教育体系的正面供应响应。如果教育体系不能提供足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供应, 再好的研发激励政策也不会有创新和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表明, 增加研发支出并不足以加速增长, 更加需要的是增加与研发过程相关的投入数量。
其次,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竞争政策的互补。能轻易地进入成熟或新产业是好事情, 不仅意味着多方面和分散的创新试验, 而且意味着能激励现有企业的创造力。如果竞争压力或进入威胁不足以强迫企业创新, 研发补贴将没有太大作用。几项实证研究指出, 产品市场竞争对专利和生产率提升存在正面效应, 特别是在市场竞争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Aghion和Howitt (2005) 指出, 进入威胁能激励现有企业的创新。在不存在真正的产品市场竞争条件下, 研发补贴可能被现有企业用作其他目的 (包括建立进入壁垒) 。
第三,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互补。私人研发投资的属性之一是对经济波动非常敏感, 因为这种投资通常是长期的、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 具有不确定性, 企业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运作, 在其留存收益下降或需要意外的债务储蓄以应对经济波动的情况下, 企业将缩减研发支出。在金融欠发达的国家, 帮助企业克服资产限制、保持其创新能力研究基础的机制和金融中介匮乏;即使在金融发达的国家, 如果众多的企业遭受不利的宏观经济背景, 这些机制和金融中介将被淹没。因此, 积极的政策措施包括公共支出、私人研发的直接补贴以及在经济衰退阶段的公共采购 (以维持私人创新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不仅是稳定器, 而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
第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互补。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中, 创新要求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最小化解除雇员的成本、便利破坏旧的经济实践、能实现新产业部门的形成。欧洲关闭工厂及解雇工人的成本远高于美国 (这与欧洲社会的社会福利模式相关)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在创新产品和过程的引入 (要求有工作置换) 方面, 美国更具有竞争优势, 而欧洲更能在技术跟从业务方面 (基于更少的激进创新) 实现专业化。
然而, 政策的互补性产生了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协调的困难。因此, 一方面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政策制定者需要有管理的技巧;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确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 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政策。
参考文献
[1]Aghion, P.and Howitt, P.AppropriateGrowth Policy:A Unifying Framework.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