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救助问题

就业救助问题（精选四篇）

就业救助问题 篇1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多年来, 牧区社会经济在总体上取得了大幅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草场退化、自然灾害的加剧, 近十年间牧区贫困化趋势形势严峻。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内蒙古高原牧区以干旱、大风和寒冷为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 夏季, 雷电、冰雹时有发生;冬季, 低温冷冻、“白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由于过度放牧等原因, 草场沙化、草原生态系统脆弱的加剧直接引发了中西部地区沙尘暴、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 且在近年来, 灾害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均有所增加。如何对处于危难中的牧区人民予以救助, 以使其摆脱困境确保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 是政府应担当的责任。

二、给付行政与自然灾害行政救助的内在契合

“给付行政, 是指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为了确保私人在生活和事业发展上的可能性, 而对私人提供精神的或者物质的便利和利益的活动。”[1]其目的是救助弱者, 保护弱势群体。有的个体因为自然灾害而陷入生存窘困的状况, 此时就需要发挥行政给付的功能, 为灾民提供灾害给付, 以使其基本权利得到及时保障。在社会保障领域, 行政救助就属于行政给付的具体样态之一。

目前行政法学著作中没有对于自然灾害行政救助进行专门的界定, 一些学者在其研究成果中有所论述。笔者认为, 自然灾害行政救助是公民在遇到自然灾害难以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下, 国家给予其相关物质帮助的具体行政行为。给付行政与自然灾害行政救助在内涵上是契合的。

三、政府承担自然灾害救助的理论基础

(一) 从政府职能角度

政府的职能体现着国家对社会负担的义务。政府职能具有双重性, 即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的目标是保证社会成员的人身、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安定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灾害管理就属于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2]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助能力、健全的灾害救助机制, 正是体现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在倡导“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今天, 服务型政府更是应以社会安定为价值追求, 为公民提供生存照顾, 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创造必要的条件。而畜牧业是牧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关乎牧民的生存与福祉。突发自然灾害势必会给牧区带来公共安全威胁。因此, 加强对牧区自然灾害工作的管理, 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 从实质正义的追求角度

罗尔斯认为:“无论法律和制度所奉行的实质原则为何, 我们可以把它们公正和连贯的实施模式成为形式上的正义。”[3]自然灾害行政救助“不仅是国家必须向公众提供的以安全和保障为目的的一种公共产品, 而且是国家作为公众的所有权代理者必须向作为所有权委托者的公众提供的公有制条件下‘所有者收益’的一部分。对于每一个公众而言, 这种‘所有者收益’的公平并不体现在人人有份且人人相等的结果均等上, 而是体现于人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获得均等的机会上。”[4]实质正义要求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 自然灾害行政救助正是受灾群众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实现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也是实质正义的具体体现。

四、内蒙古牧区自然灾害行政救助的困境

(一) 自然灾害行政救助定位不足

现行救助体制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 在救灾过程中各级民政部门仅负责灾民的日常生活救助, 其它损失的重建涉及农牧业、气象、交通等若干个部门, 这种救灾管理工作的条块分割, 不利于救灾工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同时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仍显乏力, 沟通合作的有效性不高, 导致了灾后救助工作的困难。

2004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2010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制定下发的《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预案 (试行) 》还是将重点放在灾害的紧急应对上, 侧重于应急响应。虽然有提及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内容, 但只是简单的概述, 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案。

(二) 牧民防灾意识不强

内蒙古牧区由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教育机制欠缺, 这些地区的人们平时缺乏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与预防的知识;加之现存的草原自然资源已经受到了破坏, 使得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当灾害来临时, 牧民应对灾害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差, 影响到整个灾害的预防和救助效果。

五、加强对牧区自然灾害行政救助的对策

(一) 发挥自治权, 完善自治区自然灾害行政救助立法

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其自身具体的特点, 自治机关对本区域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更为了解。为此, 自治区应当充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 “应该改变过去对上级实施办法等制度性‘软条件’的等待状况, 可以采取逆向思维, 在上面尚未规定的时候, 自治机关可以根据调研出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特点制定相应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 并竭力有理有据合法地争取上级机关的批准。”[5]因此, 自治机关可以根据当地尤其是牧区的自然条件和民情社情制定自然灾害救助的相关法律制度, 通过立法途径, 建立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和救助体系, 在灾害救助的实践中充分运用政府财政等方面的自治权加强救助管理工作, 将自然灾害的危害降到最低。笔者认为, 应当根据本地方灾害发生的实际规律, 制定《自然灾害行政救助条例》, “可以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各级民政部门作为本地方灾害的综合性主要管理部门, 由其定期组织科技、气象等部门开展自然灾害地防治宣传和教育工作, 当灾情发生以后, 对灾情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和评估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为救灾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因此通过科学的立法, 建立抗灾救灾的核心职能部门并明确其权利和义务, 才能有效解决救灾工作中存在的部门协调性差、信息沟通少的缺陷, 才能有效整合各种救灾资源, 增强救灾工作的针对性, 提高救灾工作的效率和救灾资源的使用效益, 使救灾工作法制化和科学化。”[6]同时, 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分工与合作、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具体内容与操作方案, 提升救助工作的高效性。

(二) 提升牧区基层政府行政救助管理水平

牧区基层政府作为自然灾害事件的一线管理者, 更熟悉灾害发生的原因与发生地的实际情况, 更有利于处理突发状况, 进行及时救助。在灾害发生初期, 牧区基层政府也应被赋予相应的职权, 以避免上传下达而造成信息阻塞从而延误灾情救助。为此, 我们应加大对牧区基层政府干部队伍建设的力度, 鼓励其建立起有本牧区地方特色的灾害救助管理团队;还要特别强调把是否具备相当的应急管理素质作为考核标准。同时, 牧区基层政府应建立起一套适宜本区域的灾害救助体系, 并加强与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协作。此外, 上级政府也要适时选拔牧区基层干部进行灾害救助能力培训, 树立、增强防灾应急意识;还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支持牧民广泛、多渠道地参与灾害应急知识的教育培训, 提升牧民的防灾、救灾意识。

(三) 完善多元治理的救助模式

可以对内蒙古牧区现有的自治组织加以适当的培训, 使其提高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基本能力,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便可迅速投入紧急应对行动。此外, 自治区的一些社会团体如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也能够为牧区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做出贡献。自治区政府在财政等方面支持现有的这些组织健康发展的同时, 还要通过政策支持鼓励各类私立基金会的发展, 为他们参与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等公益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 充分发挥上述组织在牧区自然灾害救助中的作用, 增强灾害救助的灵活性, 扩大救助渠道, 从而顺利战胜危机。

参考文献

[1][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9.

[2]童颖华, 刘武根.国内外政府职能基本理论研究综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6) :21-25.

[3]胡敏洁.福利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47-48.

[4]高晋康, 何霞.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重大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8.

[5]吴大华, 王飞.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实施途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28) :3.

就业救助问题 篇2

一、实施“就业救助”—体化的意义

(一)实施就业救助一体化是贫困群众的需要

失业、就业不充分或就业质量不高是城市贫困人口生活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尤其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就业救助”一体化就是依靠就业和救助的双向互动彻底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活题，通过就业让群众有稳定的收入、生活宽裕，通过救助扶持来解决群众就业、创业过程中的难题。

(二)实施就业救助一体化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着积极的作用

积极的就业措施及社会救助政策是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同样是针对贫困群众包括下岗失业、无业人员的政策，由于条块分割造成了就业政策和社会救助政策之间以及各自工作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要解决由于体制、政策及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并有效发挥就业与救助工作积极力量，形成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实施“就业救助”一体化十分必要。

(三)实施就业救助一体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意义

和谐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群众生活有困难、贫富差距大，社会不稳定、风气不好，都是影响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实施就业救助一体化，一是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为困难群众、弱势群体提供更加有力的生活保障；二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形成以劳动为荣的良好风气，营造积极的就业创业氛围，三是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政策实施的互补消除各自政策享受身份条件的限制。基本覆盖了整个贫困人群，使贫困群体在机会公平、政策公平的情况下走向富裕。

二、当前就业与社会救助工作的现实基础

(一)就业工作

目前受多种因素质影响，就业工作仍面临较多困难和问题。仅从政府促进机制上看就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就业政策存在缺陷

①免费职业培训和免费职业介绍政策覆盖面不宽。

②税收政策的覆盖面不够宽，门槛较高。

③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与商业化运作的矛盾突出。

④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和岗位补贴政策覆盖面偏窄。

2、就业管理和就业服务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一是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不够健全，功能不够完善，难以适应和满足各类求职者，特别是大量农村求职者的需求：二是经济形式多元化带来就业方式的多样化，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并存、灵活就业、自营劳动者、社区公益人员等就业稳定性差，如何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亟待研究；三是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发展滞后，经费投入不足，如何尽快提高城乡劳动力素质和技能需要详细的规划和探讨；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领导组织体系不够明确，尚未能形成像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相类似的比较系统的就业扶持政策。

3、“三条保障线”与再就业政策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一是有的地方下岗职工出中心再就业进展缓慢。二是“三条保障线”标准偏高，影响了再就业工作的有效开展。三是劳动就业政策不完善，隐性就业问题比较普遍。

(二)社会救助工作

整体上讲，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保障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使中国社会救助的方法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变，即以从受救济者所属的社会类型为标准提供救助，到以受救助者的经济状况为标准提供救助。但是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阻碍了这种转变。

1、单一的补助办法不利于鼓励低保对象就业。目前，低保制度实行的是差额补助办法，也就是说，低保家庭如果通过就业多挣1元钱，就会少得到1元钱的救助。显然，这不利于鼓励低保对象去就业。同时，在一少部分人当中形成了依靠低保生活的懒汉作风。影响了社会风气。

2、最低生活保障强调了生存，忽视了发展。大多数受助者在得到救助后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经济上的匮乏使贫困家庭的社会交往受到限制，接受教育存在障碍，身心健康得不到保证，尤其是患病时不能及时治疗和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这一系列的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使贫困家庭获得发展的机会很小。

3、强调了效率，忽视了公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群体享受“低保”的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道德价值观作为资格审查的一个标准。如对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穷人，即有“过错”的人或“劳改犯”本人及其家属、吸毒、赌博人员进行严格限制。二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另眼相看”。一些地方曾规定“身强体壮者一律不予享受‘低保”’，有些地方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定一个最低收入起点，变相压低救助标准。这种社会排斥造成了贫困群体更多机会的丧失，

4、社会救助理念落后。现行社会救助基本上还是延续传统的救助理念，随即以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调查为基础，只有那些个人或家庭收入低于政府确定的救助标准的人才可以获得救助。实际救助的金额等于政府救助标准减去申请救助者的实际收入。因此，现行社会救助所秉持的基本理念还是比较落后的。

三、实施“就业救助”—体化的对策

实施就业救助一体化，就是要充分发挥就业与社会救助工作职能，整合两者政策优势、资源优势，通过工作互动、互补，救助扶持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包括低保人员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实现就业、创业。通过扶持贫困群众就业、创业切实提高其生活水平，解决存在困难。

(一)加大优惠政策及服务工作落实

一是无偿提供培训服务。以培训学校为平台，组织开展就业培训、教育活动，促进观念转变，增强就业、创业能力。

二是无偿提供就业信息。以职介中心为桥梁，广泛收集岗位信息、发布就业信息。并根据所掌握人员情况，有针对性的送信息上门。

三是全面落实国家就业政策。对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及低保人员自发就业或创业的，民政、就业部门将免费核发《再就业优惠证》。工商、税务等部门对持《再就业优惠证》的，全面落实国家就业优惠政策。

四是给予救助保障政策。通过费用减免、小额贷款、低保渐退金等多项政策的灵活准确运用，增强群众就业、创业积极性：低保人员已实现就业和再就业的，并达到本地区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的，为其办理退保手续，退保可以一次获得2至3个月的低保渐退金或在3至6个月内仍享受低保救助，给予其就业缓冲期。

(二)提升贫困群众就业能力和拓宽就业渠道

一是搞活就业培训。要加强培训场所建设，提升培训能力：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措施，拓宽培训范围和技能；要积极与职教中心、职业技术院校等单位联合办学，提高技能培训质量和水平。通过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培训，推进就业、创业、再就业。

二是多元推介就业。充分发挥职介中心的作用，广泛收集信息、发布信息，从本地区、到全市、到全省及至全国的用工趋势、招聘信息都要准确及时掌握、及时发布。并要根据信息平台所掌握本区内劳动力信息，突出对低保对象有选择、有针对性的送信息、送岗位入户、到人。

三是推进劳务输出。我们要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产业来抓，在信息推介就业基础上，完善建立劳务输出工作体系，形成管理有序、长期协作、利益维护等于一体的工作格局。并要通过强化思想教育、技能教育、知识教育等多种手段，打造劳务输出品牌。树立本地区劳务形象及诚信度。

四是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通过开发社区服务岗位、建立就业基地、劳务输出中心等形式帮助就业。对“4050”人员实行特殊的就业扶持政策，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方式直接安置就业。

(三)建设就业救助一体化工作平台与载体

一是强化信息平台，实行网络化管理。一方面要整合区域内劳动力资源，便于就业安置；另一方面要为救助审批提供依据，对有就业岗位的要控制在救助范围外，对有劳动能力申请救助的一定要严格审批。

二是充分利用活动载体，开展“一走五送”上门服务活动。定期组织“就业救助专场招聘会”活动，以本地区用工单位为主，引入外地用工单位为辅，重点突出就业救助对象和用工单位现场招聘。

救助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篇3

将被累死的媒体

以《大河报》连续关注一对患病姐弟的报道为例。2006年11月28日头版刊登《苦命姐弟难舍难离》，11岁的弟弟张庆辉和13岁的姐姐张孟洁在一个月内先后患上重病，家人四处举债，懂事的弟弟决定放弃治疗为姐姐省出费用。此时他就睡在姐姐病房的地板上。报纸关于姐弟俩的连续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爱心热潮。目前两人做手术的钱已经捐够，姐弟全家送锦旗感恩。持续8天的报道到此为止画上了句号。从这则报道方式看，它是当今媒体正流行的典型的救助报道模式，即有困难——找媒体——媒体披露——问题解决的模式。加上事前对当事者贫穷痛苦的渲染，事后对捐助者下跪式的感恩，媒体再一次演了现代版“英雄救难”的故事。这种报道方式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事一报”，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存在不足：

其一：诉诸情感VS情感疲劳

《大河报》救助苦命姐弟的首次报道中，报纸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了姐姐在病床上痛不欲生，弟弟和母亲蜷缩在一旁墙角里的照片。记者的文字提示是：“面对凶猛的病魔，13岁的张孟洁躺在病床上欲哭无泪，化疗已经使她的头发大量脱落，地板上，身患重病的弟弟无力地倚在妈妈的怀里。”这种报道所描绘的场景使读者心中感到凄凉和悲悯。从心理学角度讲，这种悲悯情绪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使人心理负担加重，为了转移这种心理上的不适或不安，人们就会去帮助他人（比如捐款），这样自己的心理就会受到安慰。而从传播学角度上看，这是一种诉诸情感的传播方式。即传播者主要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的言辞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传播效果。“凶猛的病魔”“欲哭无泪”“无力地倚在妈妈的怀里”等这些感情成分强烈的词汇极其容易唤起人们的良知。于是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一双双温暖的手伸向姐弟俩。问题是，除了这对幸运的小姐弟外，还有类似的杨晓霞、张璋、陈易的母亲等在等待人们去救助。在一次次感动之后，在一次次伸出援助之手之后，人们不免开始出现情感疲劳，或者怀疑事件的真伪。陈易救母事件不是就有两个网友自费去重庆调查事件的真相吗？而在新闻学上也有“情感疲劳”，即读者读的多了，也就不愿意再读了。而且因为救助体制的不健全，除了救助事件的真伪需要考证之外，救助捐款的不合理利用也是人们疲于救助的原因。因此，报道诉诸情感的方式会遭遇人们不同程度的情感疲劳的抵制，这注定了每个媒体不可能每天都去报道救助事件。

其二：拟态环境VS真实环境

尽管如此，报道救助事件还是此起彼伏的出现在各个大小媒体上，数不胜数的捐助将人们包围。经过媒体报道的每个事件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都“化险为夷”了，但是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我们的世界真的就皆大欢喜了吗？其实不然。在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中，而并非真实的现实环境。所谓“拟态环境”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人们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其行为也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因此，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杨晓霞事件、张璋事件、陈易事件、张孟洁姐弟事件都是媒体过滤后展现给大家的一小部分，他们并不是被救助的全部。他们仅仅是一个典型，很幸运的典型。而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景是：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以最低生活保障过活，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陈易背后还站着陈易，张孟洁姐弟后面还有数不尽的张孟洁姐弟。拟态的信息环境和真实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让媒体个人孤胆英雄式的救助无法将事实列举详尽，相对于庞大而复杂的现实，媒体“一事一报”的善举只能是杯水车薪。

问题是，当媒体对一种现象隔三岔五的重复报道而无实质性进展，并且类似的事件更加倾向于媒体的披露而得以解决时，社会正常应有的解决问题的机制便更加缺失了。长此以往，靠媒体才能将问题解决，那么——媒体恐怕将要被累死。

救助面孔的背后

而要想最充分地展现媒体热衷救助报道的原因，还要从媒体的产品——新闻的本质上去分析，即新闻要具备哪些特点才可以被称之为新闻。除了传统的强调真实性、及时性、新鲜性、趣味性之外，在媒介竞争的“眼球”经济时代，恐怕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奇特性。作为新闻人，他们的产品是新闻，新闻要卖出去就要有新闻性、特殊性或轰动性、重要性、独特性等等。当一个媒体每天都刊登社会各界雷同的救助信息时，这张报纸就会没人读。山东姑娘杨晓霞身患重病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关注，她获捐款87万元得以救助。而相隔3年后的北京123中学初一学生张璋患白血病，救助的人却寥寥。有人说是新闻救了杨晓霞却没能够救张璋，是的，杨晓霞患的是罕见的疾病，手臂奇怪的溃烂，这样奇怪的病至少在目前还是罕见的。而张璋患的白血病的发病率却是每十万人中有2人— 4人，一个孩子患了白血病，现在不算是新闻了。这不是新闻机构的冷漠，而是新闻本身的规律——普通人对新闻反应的规律使然。

《大河报》关于患病姐弟的报道也有新闻点可“卖”：姐弟俩同时患病、年纪都尚小、姐弟俩都懂事、11岁的弟弟甘愿放弃治疗救助姐姐、家庭特别贫困弟弟不得不蜷缩在医院病房的角落里等等。所有的“卖点”在第一次报道的头版中都有所展现。这也是这则新闻值得关注并且最后姐弟俩成功救助的主要原因。当今媒体追求的卖点就是“奇特”，只有困难而没有奇特的因素往往不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自然也不会被人们去救助。新闻的本质决定了媒体“猎奇”的本性。

而有些媒体也毫不避讳地把救助报道当做新闻竞争的新利器，在借媒体之力开展媒体救助的同时，媒体将衍生出众多的独家的报道资源，并且注重救助报道系统化、品牌化，使之成为竞争的一种手段。因此，当读者以为媒体救助报道促使了困难问题的解决，媒体就是慈善家，那是一种误读。困难人群需要媒体呼吁，而媒体从自己的角度在有选择的呼吁后，获得了目标成果，这是两者的共赢，媒体却是最大的赢家。

对当今这种媒体救助报道的现象，媒体之所以在人们心中扮演了慈善家的面孔还得益于媒介的其他功能。首先是媒介的社会协调功能，即媒介传播是执行联络、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系统。有困难的人们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媒体有责任关注他们，并且以此来协调整个社会，使社会最终达到和谐之目的，这是救助事件被关注的根本原因。其次，媒介有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即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乃至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慈善救助报道迅速引起人们关注，并形成捐款热潮正是如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它借助舆论的力量发挥着相对的舆论监督作用，而这种相对的监督，其副产品就是推动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发生变化或者解决，比如孙志刚事件。但是如今人们更看重的是媒体的副产品作用，并且把它无限放大了。因此，有困难找媒体已经是媒体的责任和功能的尴尬错位。在这种角色错位中，人们似乎处于集体的无意识状态，并且麻木地为之叫好。

媒体应该如何作为

媒体虽然有自己的经营目标和宣传目标，但是同时又是某些“稀有”公共传播资源的受托使用者，因此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知觉与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大众传播媒体。传媒报道什么、不报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都在影响和制约着我们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因此媒体应该利用其公开性、影响力等特点，通过议程设置将议题推向受众，从宏观上把握议题，关键在于通过细微的小事情观察大社会背后的种种现象，从而推动社会体制合理化发展，取得建设性的进展。这也是媒体作为公共资源用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用之一。具体到救助报道，本文认为至少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正确把握并加以引导：

一、努力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也获得了持续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致贫因素的影响力趋向强化，传统的以城乡孤寡老人、极端贫困人口、残疾人与灾民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向部分离退休人员、失业及下岗职工家庭扩展。新时期的社会弱势群体正在结构上发生着重要变化，他们对社会保障有着急切的和有差异的需求。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援助，即使所谓小康或中产阶层人士也可能难以很快摆脱困境。因此，建立一个面向贫困人口的疾病医疗救助制度既是缓解其生活压力的必要举措，也是社会发展进步与社会公平的基本内容。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对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却还未最终确立并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不应局限于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而需要一个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公共房屋、疾病医疗救助及其他相关救助措施在内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媒体应该在构建这个体系上有所作为。有人说有困难找媒体往往比找相关部门解决得快得多。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而媒体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对事件引领性的报道，呼吁社会共同努力，督促有关部门或社会共同构建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而不是“一事一报”就草草收场。

二、弘扬善举，建设慈善文化

据有关资料提供的信息，目前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中国公益机构10年来，共得到近100亿元的捐赠，这个数字只相当于美国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一个人捐赠的数目。中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不少富人宁愿挥霍浪费，也不愿扶危济困，为慈善事业做奉献。慈善救助需求巨大，慈善供给却如沧海一粟。在这种情况下，弘扬善举、建设慈善文化、提高国民慈善意识成为媒体的当务之急。慈善文化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鼓励、引导、示范，使人人心中潜存的慈善心得以被唤醒、被打动，从而转化为慈善行动。媒体应该大力弘扬善人善举，培育大批“慈善家”来引领，来带动，来挑大梁。媒体报道武汉的吴天祥、江诗信，收入微薄，生活清贫，可为很多困难家庭送去了温暖，帮很多贫困学生圆了上学梦，而且长期坚持，从未间断。正是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大，助人为乐者越来越多。如此众多的“善人善事”，构成了慈善事业的基石，也为媒体救助报道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三、帮助被救助者树立自立观念

从有关“丛飞现象”的舆论调查看，人们最为不满和愤怒的就是那几个忘恩负义的受资助大学生。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学业，或在丛飞身上再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断交绝情、背弃而去。如此缺少基本道德水准的人大量进入社会，带来的将是对全社会道德系统的侵害，也深刻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信任危机以及社会教育的严重缺失。丛飞资助的几个大学生的冷漠态度虽然不能代表全部受资助者，但也绝非偶然，很值得社会深思。

那些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急需全社会的关爱和扶助。对别人的困境袖手旁观是不道德的，只是一味号召和等待他们自救，这实际上是一种残酷。但同时，被救助者也要认识到，除了全社会要发动和倡导以富济贫、以强扶弱的行动，他们的根本出路在于树立发愤图强的思想，开拓自立自强的道路。而现实是许多受资助者对资助人过分依赖，缺少自强自立的精神，甚至把别人出于善心和关爱的资助行为看成是必须给予和理所当然的。对那些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而言，帮助他们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树立自强自立的自信心和尊严感，才是更重要的。媒体不应该把报道的重头戏放在如何渲染受难者的不幸和如何展现捐助者的爱心上，不妨多一些精力鼓舞受难者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帮助他们以正确心态面对别人的捐助行为（既不自卑也不依赖），以及努力争取自己通过相关措施克服困难，受他人帮助后有感恩意识，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等等。而从目前的媒体慈善报道来看，这些内容却很少涉及。

媒体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但它之于社会最大的推动力则是作为社会的守望者，通过发现社会前进中的浅滩暗礁、痈疽疾患，及时发出警告，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媒体救助报道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赋予救灾救病的“危机”事件以“社会问题”的意味，从而使公众和政府认识到某个问题反映了某种普遍的制度性缺陷，而这个缺陷可以通过制定或完善某种公共政策来加以改进。

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慈善救助作为社会稳定器和优化器的作用不容质疑。能否通过慈善的力量救助弱势群体是稳定整个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者和社会文化的引领者的身份，在推进救助报道中，理应站得高看得远，从宏观上致力于推动整个局面发生体制性的变化，即媒体发挥高瞻远瞩的引领与建构作用，而不是忙碌穿梭在困难人群的慈善家和解决问题的机构。

同时，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中，德行、智慧、慈爱、善良是“文治教化”的内涵，也是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因。媒体如果能够通过救助报道推动社会良性机制的运转，维系其所需的社会规范、道德秩序和精神文化元素，从而保障我们的社会、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那么这正是现代传媒的价值理念所在。

参考文献：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凯：《转型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

郑功成：《新时期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保障的需求》，中国网

方舟评论：《公众参与冲破慈善围城》， 《南方周末》，2006-2-9

《慈善文化与社会和谐》，《长江日报》2007-1-4

《大河报》 2006年11月- 12月

浅析救助行为人请求权问题 篇4

摘要:我国关于救助行为人请求权问题的研究所暴露的问题日益明显，救助行为人在法律上如何定义，法律所调整的救助范围如何划分，不同类型的救助如何界定与划分，都是值得法学界研究讨论的。本文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对救助行为人请求权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救助行为;请求权

如何对有关救助人所享有的请求权的民事立法，一直是社会长期讨论的热点问题。首先应合理界定救助行为的法律内容，明确法律所调整的救助行为的确切范围，然后对不同类型的救助行为，区别具体的情况，分别规定救助人所享有的请求权基础和请求权行使方法。救助人请求权的最终实现依赖于上述内容能否完全得到落实。

一、救助行为的法律概念及其形态

救助行为，即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使国家、集体、他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脱离紧急的危险和灾难，行为人积极实施的无偿援助行为。具体而言，救助行为应具备以下要件：

第一，行为人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救助义务，救助行为是自愿实施的无偿援助行为。同理，根据约定而负有救助义务的危难救助亦不属于这里所探讨的救助行为。

第二，救助人实施的行为发生在紧急、危难的时刻。救助行为是在危及他人财产和生命安全的特殊紧急情况下进行的。

第三，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后，其自身的财产，生命受到了威胁或损害。只有在其救助时造成一定损害结果，才导致请求权的产生。

二、因事实因素导致危险救助的请求权行使

因事实因素导致的危险大多是因为自然灾害等事实造成了危险的产生，并不是人的行为引发的危险，所以更毋谈造成危险的侵害人。在这一类型中，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构成一种无因管理的法律关系。依无因管理，救助人相当于无因管理的管理人，因救助行为而使其利益损失得以避免或减轻的的被救助人是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中的本人。因此，救助人享有请求被救助人偿还支出的必要费用，清偿所负的债务并且赔偿所受损害的权利。

考虑到救助人是在紧急、危难的时刻实施的救助行为，与普通的自愿管理他人事务存在不同，所以如何在适用无因管理的基础上更合理的保护救助人的权益就显得比较重要了。第一，应当明确，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救助人实施的救助行为违反了被救助人明示的或可推知的意思，但因被救助人的这种意思违背善良的风俗时，法律仍应认可救助人对被救助人的施救构成无因管理。第二，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时情况紧急，因此救助人的注意程度不宜要求得过高，若在救助过程中因过失损害被救助人的财产或身体局部，不应负有损害赔偿的责任。罗马法有“无因管理的管理人不担保管理的结果”的原则，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的。

三、因行为因素导致危险救助的请求权行使

因行为因素导致危险而引发的救助行为涉及三方当事人：救助人、被救助人以及导致危险产生的侵害人，其中救助人和被救助人之间构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侵害人和被救助人之间是否构成侵权法律关系呢？这正是我们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1.侵害人与救助人之间是否构成侵权法律关系的判定

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的确定来判断侵害人是否对救助人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内容因归责原则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由于在此处主要还是应适用过错的归责原则。所以按照王利明先生的观点应以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作为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果关系的判断是我们确定侵害人和救助人之间是否形成侵权法律关系的关键之所在。

2.救助人的请求权行使

对于因行为因素导致危险而引发的救助行为，因救助过程中侵害人是否对救助人构成侵权而救助人所享有的请求权有所不同，在侵害人对救助人构成侵权的救助行为这一类中，就救助人因救助行为所受有的损害，救助人对被救助人享有无因管理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又对侵害人享有侵仅损害赔偿请求权。本文建议立法仍采用原《民法通则》的作法，以侵害人作为救助人所受损害的第一顺序赔偿主体，救助人应当首先向损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当然其前提是在有侵害人存在且侵害人对救助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如果是侵害人无法确定、确定了尚未归案或是侵害人暂时没有经济能力全额赔偿，救助人因实施救助而受有的损害给自身和家庭造成的损失又急待补偿的，应该比照因事实因素导致危险救助中救助人请求权的行使方法，依无因管理关系向被救助人请求赔偿。

3.救助人所享有的请求权范围

由于救助人无因管理了被救助人的事务，因而依强行法的规定救助人可因无因管理关系就救助行为所支付的必要费用和所受损害对被救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例如，抢救落水者并雇车送至医院救治，垫付了医疗费用，则对于雇车费用及支付的医疗费等必要费用，救助人有权向被救助人主张偿还请求权。救助人可以请求的范围，不受被救助人实际上受有利益的限制，就超过部分，仍得请求赔偿。如前所述，救助行为属于紧急状况下的无因管理，管理人即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之初不能预见被救助人将得的利益，无法估计自己的救助行为能否达到使被救助人脱离危险或灾难的最终结果。因此救助人对被救助人实施的管理，只能要求管理事务本身利于本人即可。即使管理事务的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救助人仍有权要求对其所受损害请求赔偿。

参考文献:

[1]徐武生 何秋莲: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4）.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Seiler. Der Taibestand der negotiorungestion im romischen Recht.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