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的进化

关系的进化（精选九篇）

关系的进化 篇1

一、进化心理学对出生顺序与性格关系的解释

进化心理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 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 探讨人类心理的结构和起源。进化心理学家Sulloway用了26年时间写成《叛逆心理》, 来试图证明出生顺序的重要性。他指出, 由于父母常常偏爱长子 (女) , 一般来说长子 (女) 都较为保守, 更有可能维持现状。但是, 次子 (女) 却很难通过维持现状的结构来获得资源, 所以他们需要依靠反叛行为才能达到目的。接下来出生的子女, 会发展出一种更加叛逆的人格, 因为如果维持现存的次序, 他们获得的资源将是最少的。然而, 幼子 (女) 往往会得到父母较多的投资, 因为父母通常会停止对其他孩子的关注, 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都投资在他们最后这个直接的繁殖载体上。

二、出生顺序与性格的关系

以上我们用进化心理学的知识解释和分析了出生顺序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下面来说明位于不同出生顺序的子女在性格上的具体表现。

1、长子 (女) 与性格的关系

长子 (女) 通常总是对家庭负责, 有责任感, 而且也容易习惯周围的环境, 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 思想保守, 更倾向于赞同父母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 尊重权威, 认真谨慎, 办事准备充分, 在学校的功课较好, 平均智商要比后面出生的子女高出三分, 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促使其变得更勤奋、刻苦, 更有胸心大志。一般来说, 长子 (女) 总是深知他们比弟妹老成、强壮和精明, 因此显得很武断, 喜欢处于支配地位。

2、中间出生的子女与性格的关系

中间出生的孩子会把这个世界看得更不公平, 总倾向于欣赏惊世骇俗的新生事物, 喜欢挑战和冒险。Sulloway发现, 那些能拥有新观点的往往是后来出生者。

他们刚出生时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 不过等有了弟弟妹妹后, 他们既要当“老师”, 又要做“学生”, 他们不够资格享有长子 (女) 的威信和特权, 以及幼子 (女) 的自由放纵;那些中间出生的子女在家庭中缺乏爱和关心, 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危险的境地, 只能从朋友的关系中弥补, 于是, 他们会善于运用外交策略和政治手段, 会有更多的朋友, 也更容易调节自己来适应这个环境。

3、幼子 (女) 及独生子女与性格的关系

最后一个孩子出现的问题可能是最多的, 因为他们往往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庇护和疼爱, 凡事往往可以不按父母的要求去做, 容易形成依赖性、独立性差、幼稚等性格特点;他们喜欢玩, 习惯当一个家庭引人注目的角色;当然, 有时他们也会受到上面几个哥哥姐姐的欺侮和管制, 形成创新和反抗的性格特点。

Sulloway对16世纪以来在科学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2784位男性科学家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 最富叛逆、创新和反抗精神的是那些有一个以上哥哥的小弟弟们, 这些“小弟弟”们占了绝大多数, 如达尔文、哥白尼等。

独生子女与长子 (女) 情况类似, 他们向往成功, 也会主动取悦父母, 但是也不尽然, 有的独生子女更像老小的性格特征, 因为父母把所有的爱倾注到他们唯一的孩子身上。

当然, 并不是说出生顺序能够决定生活的一切, 更不是说出生顺利能够决定性格, Sulloway也承认, 出生顺序的影响能够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放大或掩盖。因此, 我们可以借鉴这个理论的有参考价值的一面, 把出生顺序看作影响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全部因素。

参考文献

[1]巴斯.进化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M], 2007

[2]瞿卫星.出生顺序与成才[J].心理世界, 1997 (6)

[3]老少.你的性格由出生顺序决定[J].大科技, 1999 (10)

[4]辛赞.出生顺序与个性之谜[J].心理学, 1997 (2)

人类进化与疾病的关系 篇2

但是，人类进化对今天人类健康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诱发富贵病，如糖尿病。

进化与糖尿病

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表现在，吃得太多和吃得较好或太好，动得太少或不动。吃得较好是指，高脂肪、高蛋白和精米白面吃得太多，加上不运动，就会出现肥胖。肥胖既是一种表面上的富贵病，也与糖尿病的发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越严重，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几率越高。中度肥胖者糖尿病的发生率高于同年龄正常体重者4倍，严重肥胖者二型糖尿病发病率为正常体重者的21倍。8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确诊时超重，肥胖可使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预期寿命缩短8年。因此，肥胖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糖尿病的本质是，对血糖进行吸收、转化和利用的胰岛素不足，导致体内血糖过高。由于血糖不能降低，出现糖尿病高渗综合征，表现为多饮、多尿、多食，并且倦怠乏力、反应迟钝等。而且，由于胰岛素不足，机体不能充分利用葡萄糖，转而加速分解脂肪和蛋白质来补充能量和热量，也就使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蛋白质被大量消耗，再加上水分的丢失，使得病人体重减轻、形体消瘦。

血糖过高的产生是分解血糖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和/或胰岛素抵抗，即身体对胰岛素利用能力减弱，主要是体内脂肪细胞、肝细胞等（统称为胰岛素的靶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这一切都与肥胖有关，但更与“节俭基因”有关。如果说生活方式是糖尿病的外因，那么，则必须通过人的“节俭基因”这一内因起作用。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人类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James V·Neel）在1962年12月的《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文章，首次以“节俭基因假说”来阐明糖尿病的病因和病理，如今这一假说已得到相当多的认同。尼尔认为，在远古时期，人们以狩猎及采摘野果为生，常常是食不饱腹，能量短缺，忍饥挨饿。人类的祖先在经年累月适应当时的饥饿环境后，慢慢进化出了能有效储存能量的能力。在进化中，那些能够在进食后较多地将食物能量以脂肪形式储存起来的个体会因为能长期耐受饥饿而存活下来，这就使得他们具有生存的优势。

而帮助人们有效储存和控制能量的能力便体现在基因中，这类基因称为节俭基因。在饥荒来临时，拥有这种基因的人就可能躲过饥馑，避免死亡。而缺少节俭基因的人则会在优胜劣汰的进化中被淘汰。随着人类千万年的进化，节俭基因便代代薪火相传，成为大多数人体内的一种优势基因。

然而，今天的人类通过创造性劳动在创造精神文明的同时生产了极大和极丰富的物质，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各种食物。今天，人们对主要是大鱼大肉这类丰盛的高脂肪和高蛋白的食物摄入过多，但又贪图安逸和舒适，懒于运动，具有节俭基因的人就可能患糖尿病。因为，人们摄入的多余能量会通过脂肪储存起来。脂肪变多的结果则是肥胖。当然，肥胖只是第一步，它为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吃得多吃得好和运动少的结果是脂肪贮存起来，这是靠胰岛的β细胞分泌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从而实现脂肪的贮存。人体许多组织的细胞膜上都存在着胰岛素受体。胰岛素必须与靶细胞，如脂肪细胞和肝细胞膜上的胰岛素受体结合后，才能发挥生物效应。每个脂肪细胞和肝细胞膜上大约有30万个胰岛素受体。当血糖浓度升高时，胰岛素分泌增加，再与脂肪细胞等靶细胞上的胰岛素受体结合，可以让从食物中吸收进血液的糖分加速进入脂肪、肝脏、肌肉等组织，并以糖原的形式贮藏起来备用。这也意味着，胰岛素可以把体内一部分多余的糖分赶入到脂肪组织里，并将这些糖分转化成脂肪贮藏起来。这个过程是，胰岛素促进肝脏合成脂肪酸，使甘油三酯（TG）合成增多，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增快，还可以抑制脂解酶的活性，从而抑制脂肪的分解，加速脂肪的贮存。同时，胰岛素也不让脂肪组织随便分解成葡萄糖，以免引起血糖过高。

脂肪贮存的结果是肥胖，而肥胖是因为脂肪细胞的体积变得更肥大，而不是数目的增加。因为人在进入青春期后，体内脂肪细胞的数量基本固定了下来，脂肪细胞变大以后，细胞上的胰岛素受体减少，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出现胰岛素抵抗。为了保证血糖不升高，胰岛需要大量工作，以释放更多的胰岛素，结果也产了高胰岛素血症。天长日久，胰岛在超负荷运转下就会不堪重负，功能衰竭，难以正常分泌胰岛素。结果是血液中的胰岛素水平降低，血糖持续升高，糖尿病就发生了。

所以，从远古的节俭基因到今天的物质丰富后的肥胖，再到糖尿病，完成了富贵病的转型或形成。

基因新发现和致病新机理

节俭基因只不过是对糖尿病的一种形象说明，但是今天的研究发现，更多的基因与糖尿病相关，它们都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造成肥胖、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诱发糖尿病。这也是人类进化导致基因变化，从而诱发疾病的一种反映。

迄今，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45个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但是大多数都是在欧洲人群中首次发现的。而东亚人群的二型糖尿病易感基因则发现较少，目前仅有7个易感基因是在东亚人群中发现的。这些基因包括，位于9号染色体临近CDKN2A/CDKN2B的非编码区、3号染色体上的IGF2BP2和CDKAL1基因，以及与二型糖尿病危险相关的TCF7L2、SLC30A8、HHEX、PPARG、KCNJ11和FTO等基因。

现在，对亚洲人群的糖尿病易感基因的研究正在取得突破。2011年12月11日的《自然遗传学》杂志发表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贾伟平教授研究组与韩国、新加坡等国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汇集超过了5万例样本，发现了8个新的二型糖尿病易感基因。

研究人员首先汇集了各研究组已经完成的共6952名病人和11865名对照组成员的基因组数据，随后在5843名病人和4574名对照组成员中，对前期选取的200余个基因位点进行验证，发现了19个可能的潜在易感基因位点。最后，在12284名病人和13172名对照组人群中，对19个潜在位点进行分析，最终确认了8个新的二型糖尿病易感基因。

当然，这些基因是如何影响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抵抗、血糖的转化等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说明。这也意味着，影响糖尿病发病的基因有很多，而且必须共同作用才能导致人发病。而研究人员的另一些研究也说明，由于人体无法增加或修补分泌胰岛素的β细胞，同样是糖尿病发病的诱因。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弗朗科·佛利（Franco Folli）博士的研究小组最近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体缺乏β细胞是造成胰岛素分泌减少从而诱发糖尿病的原因之一。但是，机体是有能力复制和生成β细胞的。不过，这需要由内分泌的信号来调节。这个信号就是叉头蛋白家族1（FoxO1）。由于这个信号缺乏，β细胞就无法复制，因此晚期二型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胰岛素分泌障碍，胰岛素降低，使得病情恶化。

但是，如果能使胰岛素信号传导途径恢复正常，就可以复制β细胞，以阻止β细胞的减少，让胰岛素分泌重新恢复正常，由此也可以治疗糖尿病。不过，根据这一机理研发出可供临床使用的药物，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责任编辑】张田勘

关系的进化 篇3

考古学家发现大约在八百万年前地球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质变迁, 山崩地裂, 导致大量森林消失, 灵长类动物 (包括古猿) 经常受到猛兽的追杀, 种群数量和平均寿命均锐减。在生存危机中, 在跟猛兽的生死搏斗中, 能够直立行走的古猿拿起地上的石块打击猛兽, 一击得胜。这一击是直立行走的古猿的一个重大发现, 从此类人猿诞生了。

二、文字跟语言相伴而生

石块、棍棒是类人猿在情急之下发明的简单的工具, 是其手的延伸, 类人猿之间通过各种肢体动作, 夹杂着不同叫声展示发生的事件, 反复的体会、交流, 约定俗成的把特定的行为事件跟特定的叫声联系起来, 这些特定叫声就是原始的语言 (其他动物有) , 肢体的展示就是原始的文字。因此, 语言跟文字是相伴而生的。

由于类人猿能够展示肢体的动作和发音能力都有限, 在它们之间交流思想是很困难的。但是随着工具的使用, 类人猿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用来交流思想的肢体语言动作越来越复杂, 相关的叫声也越来越丰富。经过长期的积累, 代代相传, 类人猿的行为能力、群体合作能力、发音能力、想象思维能力都在不断的提高, 丰富了群体的语言, 促进了脑容量的增加。大约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 类人猿的脑容量已得到明显的增加。量的积累孕育着质的飞跃。大约在二百万年前类人猿的一个支脉突破了肢体动作的限制, 发明了用图画、图形、图案来展示事物的方法。图画、图形、图案是文字的前身, 或者可以称之为潜文字。潜文字拓展了交流的内容, 同时也丰富了交流过程中对应的语言。可见, 丰富的语言是靠潜文字拓展, 靠潜文字来支撑的。掌握潜文字的类人猿加快了自身进化的过程, 从而进化成为智人。

三、潜文字是类人猿最伟大的发明

由于类人猿的一个支脉发明了用图画、图形、图案展示事件, 交流思想的方法, 可以无限拓展思维的空间, 实现了脑的延伸, 使个体的智慧流传给群体, 流传给族群, 代代相传, 由瞬间变成永恒, 促进了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转化, 优化了大脑, 使得这一类人猿支脉的大脑深度进化从而成为智人, 最终进化成为人类。因此, 潜文字的发明是类人猿最伟大的发明。考古学的一些发现也表明在200万年前以后智人的脑容量得到快速的增加。

潜文字是人类独有的, 大约在2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时间内, 生活在地球上的类人猿有多个支脉, 其中就有分布在欧洲内很先进的一个支脉———尼安德特人。只是没有发明潜文字, 导致它们在150万年前的时间内, 都只能通过肢体动作夹杂着叫声来交流思想, 其思维能力、行为能力、语言能力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大脑没有深度进化。据考证, 大约在5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在几乎灭绝的情况, 部分的被人类同化了。

四、火的使用和文字的发明

大约在四五十万年前, 北京猿人已经使用了火, 但长时间不会人工取火。大约到二十万年前, 北京猿人在洞外制作石器的过程中, 发现某些石块间通过撞击可以取火。大约在五万年前燧氏发明了用燧石 (火石) 取火的方法, 此后华人能自如的广泛的使用火, 从而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度用了四十万年) 。有考古证据表明, 距今两万年前华人已经能批量制作陶器, 而华人发明陶器的时间更早。考古发现, 一万年前华人发明了瓷器, 华人把各种重要的图画、图形、图案 (画山、画水、画动物、树、草、森林等) 简化后刻印在各种器物上 (如陶器、竹器、甲骨及生活的洞壁、墙壁上) 发明了文字。河南贾湖发现刻在龟甲上的符号 (被称之为甲骨文) 距今八千年。可以推断至少在两万年前后华人就有了文字, 可在出土的黑色陶器中得到考证。

文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类人猿进化成人类的桥梁, 是人类独有的。最初, 在各族群流传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 它来源于如画山、画水草、画树木、画森林、画场景、画动物、画事件、画图案。文字跟语言把形、意、音通过反复展示约定熟成的联系起来的整体, 语言文字 (包括潜文字和原始文字) 串联在了一起。形意相同的文字不同族群约定的读音是不同的, 出现语言的多样性是必然的。大约在六千年前华人在制作陶瓷的过程中, 无意制作出了青铜器, 于是发明了金属冶炼制造技术, 从此华人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创造了东方盛世和东方文明。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出现了许多诸侯国, 文字各有区别, 给各国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困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统一文字形成了汉字为小篆, 但其很繁琐, 于是在民间流行了一种俗体———隶书, 到了三国时期, 魏国钟繇又创造了更简便美观的文字———楷书, 一直延续到清末时期。由于所产生的各行各业、各门各类繁多的文字跟民众有限的常用语言之间极不对称。所以汉语文出现了危机, 有被华人抛弃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 对当时的汉语文做了几项重大的改良。首先化繁为简使用简体字。另外突出常用字教学, 淡化专业字和古文字, 压缩字的数量, 再有引入汉语拼音, 给汉字正音, 使汉语文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迎来了新中国快速的崛起, 只是第二项在近几年打了折扣, 导致现代汉语文又出现了问题。但我坚信再经过适当的改良, 汉语文将会成为中外普遍欢迎的最好的语言。

几千年前开始出现的拼音文字, 会说就会写, 很好学, 后来居上, 受到了多国家、多民族的青睐。它是语言的符号, 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 它的音与形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它彻底抛弃了象形文字。从这种文字本身不会构成形象与逻辑的联系, 只是因为它能说出来就能写出来, 好学的优势, 仅仅在一千多年后就超过了东方文明而创造了西方文明。我们在赞叹它的同时更应反思我们的汉语文的问题并尽快解决。

关系的进化 篇4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澳洲和南美洲有袋动物引发科学家关于生物进化的遐想。但我琢磨半天也没法看出有袋动物现象与“这些物种的祖先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这一结论存在必然联系，既然前文已经提到“由于这些地区与别的大陆隔绝，而有了独特的进化途径”，为什么又一定要与“别的地方”联系起来呢?难道不觉得太牵强了吗?细想终于明白了，原来进化论者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源于同一个祖先，比如人类的祖先是20亿年前的同一只细菌，10亿年前的同一只草履虫，5亿年前的同一条鱼或者同一只昆虫。正因为有了这种先人之见，才会有人热衷于在这种毫无必然联系的地方建立起似是而非的关联。我这里暂时并不否定“所有的生物都源于同一个祖先”这一“定律”，而是强调，这一“定律”的支持性论据不在这里，至于其他方面的论据是否支持这一论点，不在考虑之列。

相反，单从有袋类动物来看，可能恰恰向我们提供反证的论据：生物进化并不一定源于同一祖先，而可能源于多个祖先。

有袋目横跨鼠、狼、獾、熊、虎、猫、兔、猴等多个物种，例如树袋熊、袋鼠、袋食蚁兽、袋熊、袋狼、袋鼹、袋鼩、袋貂、袋鼬、袋狐、袋獾、袋狮、袋猴。有袋动物的存在，令动物分类学显得混乱不堪，难以建立起一个支持进化论的进化谱系。

如此多的有袋动物，按说应该归属于同一类别，比如在哺乳动物纲中分出有袋亚纲和有胎盘亚纲而后再在两个亚纲下细分目、属、种，按“进化树”大枝分小枝的方法进行分类。然而奇怪的是在现代动物分类学中却并非如此。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所有的生物源于同一个祖先，所有的偶蹄动物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偶蹄祖先，所有的有袋动物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有袋祖先，所有的有胎盘哺乳动物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有胎盘动物祖先，这使“进化树”的树状结构非常形似——大枝生小枝，小枝上再分细枝。这样的话，有袋动物亚纲与有胎盘亚纲应该分别源自不同的祖先。然而由于有胎盘动物和有袋动物分别都演化出了奇蹄动物、偶蹄动物、食肉类、食虫类、灵长类、翼手类等众多种类，这就给动物分类学家带来困惑，袋狮和狮子，我们是根据它们食肉动物的共同特征判断它们的亲缘关系，还是根据它们的有袋无袋的特征判断它们的亲缘呢?袋狮到底是和袋鼠更亲还是和狮子更亲呢?同样，根据偶蹄这一特征来判断，袋兔与兔子的亲缘更近，而根据有袋无袋来判断，则袋兔与袋狼更亲；同理，袋猴既可归入灵长目又可归入有袋目，袋食蚁兽既为有袋又可归入食虫目。

据介绍，这些有袋动物的中译名是考虑到它们与有胎盘类具有形态上的相似性而命名的，实际上在英语中，袋狼并不是狼的一种，袋虎也不是虎的一种。如南美袋犬、袋剑虎、澳洲的袋狼或塔斯马尼亚狼、袋熊、袋鼬等。但是我注意到一种3万年前的有袋类动物，它的名字叫Marsupial lions，英文名直译后也叫“有袋类狮子”。我们不难发现，有袋动物与它们的中文名字中的动物类的相似性其实超过了育婴袋这一共同特征，让我们不能不怀疑它们之间存在某种亲缘。

假如我们发现袋狮和狮子的亲缘超过它的有袋同类，这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意味着什么呢?相反，如果研究表明袋狮和袋食蚁兽的亲缘超过狮子，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意味着什么呢?个人看法，如果前者被证明，神仙就出现了——因为很难想象鼠、狼、猫、虎、狮、兔等数以百计的动物每一类动物都分别演化出有袋类和有胎盘类，除非神仙给它们做出设计——假如育婴袋代表更原始的阶段，那么袋羊、袋狮、袋虎等众多动物都必须分别进化出有胎盘动物，意味着有胎盘动物将拥有几百个形态不同的祖先，反之假如有胎盘动物先出现，同样羊、狮、虎等必须各自派生出有袋同类；而如果后者被证明——即有袋特征与偶蹄、奇蹄、食肉、食虫等其他特征相比更具亲缘关系，生物共同祖先说就推翻了。所以无论哪一个结论成立，都会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底线——“共同祖先”论构成挑战。有袋目动物的研究要么会支持神导进化论——如果科学研究表明袋狮和狮子更亲；要么将支持多地起源说——如果袋狮和袋鼠更亲。期待生物学家对现存有袋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及与其形态相似的有胚胎动物的关系进行研究。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也许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大怀疑空间，但用于解释进化的理论可能需要一次革新了。个人的推测，这种革新将是以“进化流”取代“进化树”。我们知道道家也是持生物进化说的，道家认为：天地有道、鸟得之则飞、鱼得之则游、兽得之则走，正是共同的“道”——在生物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数学结构或程序，使生物进化可能殊途同归。老子说“上善若水”，生物进化的真谛也许就在水的流动之中。百川入海、殊途同归，生物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可以进化出相似的结果，恐龙灭绝等生物史上的大事，则不过如河流之改道而已。因此我简单归纳如下，达尔文的树状进化论可以称为“同本异枝进化论”；而未来可能出现一种“流状进化论”，或可称为“异源同流进化论”。无数的雨点好比细菌，量大类多，进而汇成小股涓流，而后小溪，而后江河湖海。这样，当我们看到动物界奇特的相似性时，不必怀疑它们一定有共同的祖先。用“进化树”来解释，我们看到生物之间形态结构相似，就怀疑它们有共同的祖先，是一条大枝上开出的小枝；而用“进化流”来解释，一条小溪和另一条小溪相似，并不等于它们有共同的祖先，这比“进化树”更能解释有袋动物现象。这好比，我们看到长江和黄河的下游很相像，但却不会认为长江和黄河的亲缘超过它们和自己上游的各条支流。云南大学生态学与植物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雪亦认为：“即使撇开上述观点，仅从逻辑上说，生物能从一个地方起源，也一样能从其他地方起源。从无机物生产有机物的多种假说中不难发现，地球上所有角落都由无机物构成，大气的形成也不可能仅在地球的局部上空。雷电也好，风雨也好，也可能发生在地球的任一角落，所以有机物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产生。而既然有机物能够产生，核酸、遗传物质不也一样能在地球的所有地方产生吗，由此推论，生物可以在地球的多个地方产生，是多起源的。”显然，从逻辑上说，多地起源说是可以成立的，而有袋动物研究则可能为其找到具有突破意义的证据。

很明显，“进化流”与“进化树”具有完全相反的特征。单从树和河流的不同形状就可以看出，在“进化树”中，生物在低级阶段种类较少而数量较多，随着进化而种类增加、数量减少；相反，按“进化流”来看，生物低级阶段的种类(但区分可能较为困难，好比在进化流中我们很难辨别不同雨珠的个体差异)和数量都极大，随着进化而种类与数量都逐渐减少。当然，涓涓细流汇集成小河，小河汇集成大江、大河，“流”的数量在总体上也是在增加中，但与“进化树”中“枝”的增加速度是不一样的。按“进化树”来看，越是到了进化的高级阶段，物种的分化越应该加速，而按“进化流”来看，越是到了进化高级阶段，物种越趋于稳定。另外一个区别在于“和合”与“分争”，在“进化树”中，是一枝发多枝，生物高级种类是不断分化出来的，而用“进化流”来理解，则如道家所言，“阴阳和生万物”，“和”与“合”是进化的核心动力。进化的奥秘到底是“阴阳和生万物”，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底是“合”还是“分”，是“和”还是“争”，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来等待科学界给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关系的进化 篇5

一、问题描述及相关假设

从博弈理论看, 企业间的交易也是一种博弈。传统模式中, 贸易伙伴之间是一种基于价格和利润挤压的博弈关系, 一方的获益往往是另一方的失利, 是一种非合作的“零和博弈”。但供应链管理模式可以改变这种弊端, 因为它的良好运作是以供应链成员企业相互充分信任与相互合作为基础的。基于供应链的博弈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基础上的重复博弈。

在讨论中, 假定:供应链联盟中的盟友企业都是有限理性的;两个博弈参与人分别为制造商甲和分销商乙;博弈双方采取各个策略所获收益他们事前就知道。若双方都选择“信任”, 收益各为a;若双方策略不同, 则选择“信任”收益为a;选择“不信任”收益为-a;若都选“不信任”, 则双方收益均为0。

二、非正式制度下的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博弈

在长期的社会交易中, 供应链联盟企业间就会形成非正式制度。它是人与人在长期交易中无意识形成的, 包括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意识形态、习俗等。声誉是以往交易的一种记录, 信任往往与过去的行为或信任的事件有关, 声誉机制对联盟企业间的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讨论中以声誉机制代表非正式制度。信誉的建立依赖于足够大的惩罚, 其实质是提高欺骗的长期成本。设企业由于欺骗行为导致声誉下降而带来的未来长期损失的现值为M, 则两个企业合作的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

假设在博弈方甲位置的群体中选择信任策略的比例为x, 则采用不信任策略的比例为 (1-x) ;同时, 假设在博弈方乙位置的群体中选择信任策略的比例为y, 则选择不守信策略的比例为 (1-y) 。

在博弈方甲位置的信任的期望收益U11为:

U11=ay-a (1-y) =2ay-a

在博弈方甲位置的不信任的期望收益U12为:

U12= (2a-M) y+ (2a-M) (1-y) =2a-M

在博弈方甲位置的群体的平均收益为:

构造博弈方甲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当时, F (x) 始终等于零, 则所有的x (0≤x≤1) 水平均为稳定状态。

当时, x=0, x=1为两个稳定状态。但这两个稳定状态不一定都是进化稳定策略 (ESS) , 进化稳定策略还必须要求一个稳定状态具有抗扰动的能力, 即在数学上要满足:F′ (x) <0, 对F (x) 求导, 得:

F′ (x) = (1-2x) (2ay-3a+M)

因此, 当时, 得到x=1为ESS, 当时, x=0为ESS。

由于, 因此, M与y呈反向变化的关系, 说明, M的值越大, 对y的要求越低。另外, 可以看出, 要使x趋向于1, 则, y尽量大, M尽量大;要使x趋向于0, 则, y尽量小, M尽量小。也就是说, 提高x, 必须提高M的值, 这说明, 提高由于欺骗行为导致声誉下降而带来的未来长期损失, 有利于博弈方甲位置的群体中做出信任决策的比例。

同理, 可以计算在博弈方乙位置的信任期望收益U21, 不信任的期望收益U22及收益均值分别为:

由于, 因此, M与x呈反向变化的关系, 说明, M的值越大, 对x的要求越低。同理, 可以说明, 提高由于欺骗行为导致声誉下降而带来的未来长期损失, 有利于博弈方乙位置的群体中做出信任决策的比例。

综合上述可以得出结论:提高由于欺骗行为导致声誉下降而带来的未来长期损失, 有利于企业做出信任决策的比例;提高本企业声誉度, 有利于联盟伙伴做出信任决策的比例。因此, 供应链联盟伙伴间的信任产生于企业的良好声誉。一些产业组织应做好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评估, 以加大声誉下降带来的长期损失, 同时, 企业也要提高自己的声誉度。

三、正式制度下的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博弈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相对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制度结构开始出现, 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的企业间信任机制收到了冲击, 对企业间的背叛行为的约束力下降, 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需要有正式制度的干预。外在法制和企业联盟的内在制度可以抑制机会主义的行为, 使联盟内企业间的交易着眼于长期行为, 企业意识到自己的成功有赖于相互的、不间断的、受规则制度约束的相互交往。这时基于制度的企业间的信任成为联盟内企业间信任的主要形式。

制度的约束力和制度的保障效率在促进供应链联盟信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进化博弈分析:

制造商甲和分销商乙的合作其实就是一个投资博弈 (见图2) 。假定甲拥有m金额的产品, 与乙合作可以把产品销售掉, 可以产生2n金额的利润, 双方约定平分利润, 即各得n金额的利润。博弈的第一阶段:甲同意与乙合作, 把m金额的产品交给乙来销售, 甲方即做出了信任决策。如果甲方对乙方不信任, 不与其合作, 则甲方保留m金额的产品, 而乙方的得益为零, 此时, 甲做出的是不信任决策。博弈的第二阶段:由乙方决定是否按照双方约定分配给甲方n金额的利润和m金额的产品原值。若乙方守信, 双方的得益将为 (m+n, n) 。博弈的第三阶段:由正式制度决定如何调整双方的利益分配, 例如, 制度可以对甲方的损失给以救济, 同时对乙方的失信行为进行惩罚。经过制度的调整, 双方的得益分别为 (v, m+2n-k) 。假定由于制度的约束对违约者的惩罚金额为k, 由于制度的保障对债权人的补偿金额为v (k与v有交叉, 且k、v也包括除制度直接影响外的其他损失, 如心理影响) 。

假设在博弈方甲位置的群体中选择信任策略的比例为x, 则采用不信任策略的比例为 (1-x) ;同时假设在博弈方乙位置的群体中选择信任策略的比例为y, 选择不守信策略的比例为 (1-y) 。则在博弈方甲位置的“信任”、“不信任”的期望得益UA1、UA2及群体的平均收益分别为:

构造博弈方甲的复制动态方程:

当时, F (x) 始终等于零, 则所有的x (0≤x≤1) 水平均为稳定状态。

当时, x=0, x=1为两个稳定状态。但这两个稳定状态不一定都是ESS, ESS还必须要求一个稳定状态具有抗扰动的能力, 即在数学上要满足:F′ (x) <0, 对F (x) 求导, 得:

F′ (x) = (1-2x) [y (m+n-v) +v-m]

因此, 当时, 得到x=1为ESS;当时, x=0为ESS。

由于, 因此, v与y呈反向变化的关系, v越大对y的要求越低, 这说明, 加大制度的保障力度, 有利于博弈方甲位置的群体中做出信任决策的比例。

同理, 可以计算出分销商乙的选择信任的期望收益UB1、选择不信任的期望收益UB2及收益均值, 并构造复制动态方程, 求解可以得到:当x=0时, y的任何值都是稳定的;当x≠0, 如果k>m+n, y=1是博弈方乙的ESS, 若K

因此, 正式制度的惩罚力度对供应链联盟伙伴间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 是决定能否合作的关键要素, 为了促进合作, 正式制度的惩罚力度必须达到能够完全消除不当得利的程度。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正式制度的约束力是决定供应链联盟伙伴间能否成功合作的关键要素, 因此, 为了促进合作, 正式制度的惩罚力度必须达到能够完全消除不当得利的程度, 同时, 尽量提高制度的保障对债权人的补偿金额。

四、结束语

本文揭示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供应链联盟合作伙伴信任关系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制度的影响可以改变博弈的结果,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可以抑制机会主义, 使供应链联盟伙伴间的交易着眼于长期利益。因此, 在实践中, 企业应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培养, 提高企业的声誉度, 另外, 一些政府部门和产业组织也应加强制度的约束力, 使正式制度的惩罚力度达到能够完全消除不当得利的程度, 同时提高制度对债权人的保障。这样, 供应链联盟企业间才能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信任关系, 以方便地利用外部资源, 共同解决问题, 从而提高效率, 获得竞争优势, 降低企业失败的风险。但是, 本文研究时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是分开讨论的, 虽然二者有所包含, 但未完全覆盖, 因此, 将对这些不足进行更进一步研究。

摘要：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 对联盟企业合作的达成及维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已经从基于个人的信任演变到在制度约束下的信任。文章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角度利用进化博弈的方法对制度影响下的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关系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在实际博弈中, 制度的影响可以改变博弈的结果, 可以抑制机会主义, 使供应链联盟伙伴间的交易着眼于长期利益, 为供应链联盟规避风险, 实现长期合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供应链联盟,制度,信任,进化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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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淑君, 马士华.我国供应链联盟企业间的信任危机分析[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02 (1) .

[3]、王忠吉, 李晓明.供应链联盟企业间信任关系成因分析[J].金融领域, 2006 (12) .

[4]、春友.供应链联盟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J].上海经济研究, 2008 (9) .

[5]、HOSMER L T.Trust: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orgnizational theroy and philosophical ethic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 .

关系的进化 篇6

核糖体DNA(ribosomal DNA,简称r DNA)在进化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保守性,成为研究生命起源和早期生物进化高级阶元系统发育的最主要的分子标记[5]。核糖体转录间隔区(ITS)介于核糖体DNA(r DNA)的18~28 S,进化速率较快,含有丰富的信息,可以区分不同种,已应用于其他动物的种属鉴别和物种亲缘关系的研究[6,7,8,9,10]。Jansen et al[11]根据18 S和ITS序列制作系统树,推断非洲胡鲇科鱼类的分化时间。Gross et al[12]研究红点鲑(Salvelinus japonicus)的地理种群特征,表明ITS序列是适用于这一研究的一个有效片段。该研究检测了云鳚等3种鱼类的ITS-1基因的部分序列,采用分子系统学方法,首次对3种鱼类进行分子系统进化研究,旨在为建立科学完善的鳚亚目鱼类系统分类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3种鳚亚目鱼类,采样地点为辽宁省大连市黑石礁附近海域为主的黄渤海海域,采集后在-20℃下保存待用。

研究直接对黄渤海鳚亚目鱼类共计2科2属3种进行分析,并以鲈形目鲭亚目鲭科的条斑马鲛(Scomberomorus regalis)作为外类群,用于构建系统发育树(表1)。

1.2 试验方法

1.2.1 基因组DNA的提取。

取约0.05 g肌肉放入1.5 m L的离心管中,加400μL DNA裂解液;加入20μL 10%的SDS,剪碎,再加3μL蛋白酶K,于55℃条件下加热2 h,每隔15min轻摇1次;加入100μL乙酸钾混匀,静置30 min,冷冻离心10 min(12 000 r/min,4℃)。将上清液吸入另一个离心管中,加1μL 100%冰乙醇,4℃或者-20℃放1 h,冷冻离心。将沉淀用4℃70%冰乙醇洗涤2次(每次加200μL),室温干燥30 min。加TE或双蒸水(dd H2O)50μL溶解,置于冰箱中保存备用。

1.2.2 ITS-1基因片段扩增。

用于PCR扩增的引物为自行设计的2对。A:ITS-1F(5′-AAAAAGCTTCCGTAGGTGAACCT GCG-3′)和ITS-1R(5′-AGCTTGCTGCGTTCTTCATCGA-3′),B:ITS-2F(5′-CGTAACAAGG TTTCCGTA-3′)和ITS-2R(5′-CGAGTGATCCACTGCTAA-3′),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合成。PCR反应体系总体积为25μL,包括2.0 mmol/L Mg Cl2、0.2 mmol/L d NTP、0.2μmol/L每种引物、1 U Taq DNA聚合酶(TAKARA)、1×Taq聚合酶缓冲液以及50 ng基因组DNA。PCR反应程序:95℃预变性3min;94℃变性30 s,59℃(引物A),52℃(引物B)退火45 s,72℃延伸1 min,共计35个循环;最后72℃延伸10 min。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回收纯化,送至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进行测序。

1.3 ITS-1目标基因序列筛选

用于研究的9条鳚亚目ITS-1基因序列逐一与NCBI数据库中的参考序列进行比对,为提高形态鉴定的准确性下载序列信息的可靠性。分析时选择的序列匹配程度较高。

1.4 数据分析

对于已比对验证过的鳚亚目ITS-1基因序列采用DNAstar和Clustal X1.8软件进行分析[13]。种内和种间遗传距离用MEGA 4.0中的Kimura双参数法模型计算[14],系统树采用邻接法(neighbour-joining,NJ)、最大简约法(maximum parsimony,MP)构建,单倍型用[15]DNA sp 5.10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鳚亚目鱼类16Sr RNA基因碱基组成

研究所用引物位于ITS-1基因5′端,扩增片段长度375~562 bp,平均485 bp。将所得序列与Gen Bank下载序列进行比对,比对后序列同源长度为428 bp(含插入缺失位点)。分析结果表明,9个个体共存在8个单倍型,单倍型变异指数为0.000 0~1.000 0(平均0.667),核苷酸多样性为0.000 0~0.063 32(平均0.030 57);3个物种中66.70%的物种存在碱基插入和缺失现象,共存在9个插入缺失位点,其中云鳚插入缺失现象最严重,插入缺失位点数为5个;多态性位点共计51个,平均每个物种的多态性位点数为17个,其中方氏云鳚的多态性位点数最多,为27个(表2)。9条鳚亚目鱼类ITS-1序列的碱基T、C、A、G平均组成分别为22.2%、33.5%、15.2%、29.1%。其中,A+T含量较低,为37.4%,明显低于G+C含量(62.6%),碱基组成表现出明显的偏倚性。3个密码子G、C含量有较大的差异(表3),其中密码子第2位点G、C平均含量最高,达65.1%;密码子第1位点的G、C含量次之,达63.2%,密码子第3位点的G、C含量最小,仅为59.5%。对ITS-1序列的核苷酸变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355个位点中,有306个不变位点,密码子第1、2、3位点的不变位点分别为102、107、97个;密码子第1位点上的转换频率最高,为20.41%;密码子第3位点上的颠换频率最高,为20.41%(表4)。

2.2 种内及种间遗传距离

应用MEGA 4.0中Kimura双参数法模型计算9条鳚亚目鱼类ITS-1基因序列的种内和种间的遗传距离(表5)。3个物种的种间平均遗传距离为0.15。其中,同属于锦鳚科的方氏云鳚与云鳚之间的种间遗传距离最小(0.02)。

(%)

2.3 鳚亚目鱼类分类及系统发育关系

基于鳚亚目鱼类的ITS-1部分序列片段,以条斑马鲛为外类群对鳚亚目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应用MP和邻接分析法(NJ)构建了分子系统发育关系树(图1)。用1000次Bootstrap(BP)表示统计分析后对该支的支持百分数,其数值标于树分支的上面。采用MP法将鳚亚目鱼类分成2个类群,其中方氏云鳚以100%的置信度与云鳚聚为一群,六线鳚为另一分支。邻接分析法所得系统树与MP树的拓扑结构相同(图1)。

3 结论与讨论

3.1 鳚亚目鱼类线粒体ITS-1基因结构特征

ITS-1序列长度多态性在其他鱼类中已有报道,例如4种鲇型目种类间序列长度为335~620 bp[16],7种亚口鱼类序列长度为53~289 bp[17],重复序列的重复次数不同是长度多态性产生的主要原因。鳚亚目鱼类核糖体ITS-1序列的主要特点是存在明显的种间序列长度多态性,并且长度变化范围较大,为375~562 bp,六线鳚ITS-1最短,为375 bp;方氏云鳚最长,为532~562 bp。笔者推测,ITS-1序列属于非编码DNA序列,因其序列不受自然选择的压力而具有较大的变异性。该研究中,3种鳚亚目鱼类ITS-1片段G、C含量均比较高(62.6%),而G、C含量较高被认为是一原始特征[18],说明鳚亚目鱼类比较原始。Torres et al研究表明:r DNA ITS-1序列有一个普遍的特性:一般鱼类的G+C含量相似[19],比寄生虫[20]、贝类[21,22]的G+C含量高。Bernardi et al和Jansen et al[11]认为G+C含量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关,G+C含量越高物种对热带气候的适应性越高[24]。

3.2 鳚亚目鱼类分类关系

该研究利用ITS-1基因序列对3种鳚亚目鱼类的碱基差异进行比较,发现方氏云鳚与云鳚的碱基差异非常小,种间遗传距离仅为0.02,这说明方氏云鳚和云鳚亲缘关系很近。3种鳚亚目鱼类被分成2个分支,第一分支是云鳚和方氏云鳚,第二分支为六线鳚。从NJ和MP进化树的结果来看,与传统形态学分类结果相同。刘静等[1]从鳚亚目地理分布角度进行研究,将云鳚和方氏云鳚归为锦鳚科,六线鳚归为线鳚科。该研究中,方氏云鳚和云鳚聚为一支,表明其亲缘关系较近,为锦鳚科云鳚属下的2个相近种,与刘静等[1]的分类结果一致。由于该研究的物种类别及数量有限,因而关于鳚亚目鱼类的分类地位和亲缘关系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论证。

3.3 方氏云鳚和云鳚的分类地位

方氏云鳚和云鳚同属于鳚亚目锦鳚科云鳚属。云鳚属主要形态特征是体侧扁而延长,似带状,被鳞,口小,斜裂;上下颌及犁骨齿细小,颚骨无齿;鳃盖膜宽而相连,与峡部分离;被圆鳞,细小;无侧线。背鳍低而延长,均由鳍棘组成,始于头后;臀鳍亦延长,前方有二鳍棘,胸鳍短圆;腹鳍短小,喉位,具一鳍棘及一鳍条,尾鳍短圆;无后匙骨,躯干部脊椎骨横突合成脉弧,无幽门盲囊[25]。在传统形态学分类中,云鳚与方氏云鳚这2个种的主要特征很接近,唯有头长与胸鳍长的比例有些差别(头长为胸鳍长的2倍以上者为云鳚,1.5倍左右者为方氏云鳚),因此一般在形态上很难准确区分二者。为了更好地探讨云鳚和方氏云鳚的亲缘关系,构建了ITS-1的系统进化树。从分子水平看,该研究得到的方氏云鳚和云鳚的种间遗传距离最小(仅为0.02),NJ和MP树中显示,方氏云鳚和云鳚二者聚在一起,表示二者亲缘关系较近,与形态学分类一致。由此说明ITS-1序列在种间具有高度变异性,可以作为物种分类及鉴别的分子依据[26,27]。若要更好地阐明鳚亚目鱼类系统进化问题,还需更大范围地采集更多种类及更大数量的样本进行进一步验证;同时应采用进化速率不同的多个基因(包括线粒体和细胞核基因)对鳚亚目进行研究,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基于此,鳚亚目鱼类系统进化关系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通过PCR扩增获得了3种中国黄渤海海域的鳚亚目鱼类的线粒体ITS-1基因,并以条斑马鲛为外群,生成供系统发育分析的序列矩阵,利用MEGA 4.0软件分析序列的碱基组成、差异百分比、转换/颠换值等,应用最大简约法(MP)和邻接法(NJ)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在鳚亚目鱼类的ITS-1片段生成的序列矩阵中发现有碱基的插入缺失现象,共有49 bp变异位点,转换/颠换值为1.0;3种鱼ITS-1长度为375562 bp,其中方氏云鳚的最长,为532562 bp,六线鳚的最短,为375 bp;锦鳚科的方氏云鳚和云鳚聚为一支;方氏云鳚和云鳚种间遗传距离只有0.02,亲缘关系最近。

关系的进化 篇7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进化:一种基于自然选择的过程,是由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在1858年伦敦林奈学会上所作的一场关于自然选择学说和物种多样性的联合报告中首次提出的。随后,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揭开了现代生物学的序幕。在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中,达尔文首次揭示了生物世界的设计机制。四年后,在《建筑一般评论》 (Revuegénérale de l’architecture,1863年)杂志上,提出了“有机建筑”的口号。编者写道:“我们称它为有机建筑,因为它与历史主义和折衷主义学派的关系,就等于有组织的动物和植物等有机生物与形成世界的无组织的岩石等无机物的关系。”不论编者是否在当时意识到了达尔文有争议的新学说,还是随后有机建筑正如达尔文的学说所描述的一样,作为一种建筑理论描述了各具特色的建筑形态,这篇评论所作的类比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自组织”、“涌现”等科学理论逐步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研究一个系统自发发展的复杂秩序,指出了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筑一般评论》中把岩石等无机物描述为“无组织”显然是很有争议的。虽然“有机生物”现在通常被认为与无机物具有相同的自组织动态过程,但依旧与无机物有着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NDA:一种推动有机生物发展和进化的复杂自适应形式,通过遗传指令来引导生物发育与机能运作。我们不再将地质构造视为无组织的结构,但是这样的差异仍然存在:岩石与动物和植物相比是不能进化的。因此,进化思想应是建筑理论中追求“有机”这一概念的主要方向。毕竟,在达尔文的著名理论和“有机建筑”的口号提出后的150年时间里,进化科学在生物学领域占据了主要位置。此外,遗传学、形态发生学和进化论的发展和研究上的突破深刻改变了我们对有机形态与其设计机制的理解,也对当下所追求的“活的建筑”有了更深刻的描绘。

2.生物学类比:发展的初期阶段

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有许多建筑师被进化思想所吸引,将其当作一种建筑设计策略。但是在演化建构理论确立之前,进化思想一直被当作一种生物学类比方法。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与评论家们就把有机体视为设计的完美典范,亚里士多德认为,生物和最上乘的艺术都应该具备统一性,以及各部分都完美和谐的特质。“有机建筑”理论家路易斯·沙利文发出的建筑“功能”与“形式”问题的探讨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他的理论中也充满了生物学类比。沙利文的著作《幼儿园闲谈》中,采用了师生对话的体裁来阐述他“功能与形式”的观点。他在书中说到,一切的自然造物都体现了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他说,自然界的事物“是什么就长的像什么,反之亦然,长的像什么就是什么。”(L.H.Sulivan, Kindergarten Chats, sections 12 and 13, p428. )柯布西耶的著作中也运用到生物学类比。称重石墙构造常被比作乌龟和龙虾的外壳,混凝土和钢结构被比作生物的内部骨架;建筑的隔墙分隔空间、遮风挡雨,相当于生物的皮肤。(Le Corbusier, Precisions sur unEtat Present de l’Aechitecture et de l’Urbanisme, Collectionde L’Esprit Nouveau (Paris, 1960), ‘Le Plan de la Masion Moderne’, P.24. )诸如此类的类比还有很多,在建筑理论研究中屡见不鲜。有些类比有助于把建筑设计变成一个合乎科学的过程,但是有些类比却微不足道、混淆视听,甚至是近代设计理论某些缺陷的源泉。在《设计进化论:建筑与实用艺术中的生物学类比》一书中,作者菲利普·斯特德曼试图理顺各种生物学类比,并说明了为何在建筑理论中一直贯穿着诸如有机主义、物种形成和进化的思想。他在书中说到:“然而,我并不认为过去有些生物学类比是谬误虚妄的就意味着生物学和建筑之间的所有类比都通通无用或者全然错误,应该立即摒弃。生物学类比在以往建筑理论中一再出现,这本身就表明生物学类比至为重要。……现代生物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进化、形态、分类、动态系统的性能、经由遗传过程的信息传递等,对那些以研究人造物品及设计为己任的新兴科学而言,在抽象层面上还很有价值。”(《设计进化论:建筑与实用艺术中的生物学类比》P5)对于斯特德曼来说,建筑的进化思想被当作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从一个角度透视和理解形态设计的发展过程。相比于之前对进化思想的探索,建筑师们更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从单纯对生物的分析类比转到具有生成形态的具体能力。尽管如此,斯特德曼全方位对生物学类比的研究对建筑形态进化思想仍然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

3.“生成智能”的理论形成

197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约翰·霍兰德(JohnH. Holland)教授出版了《自然与人工系统中的自适应》一书,成为了遗传算法的开山之作,以适应性为主题,描述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中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环境的适应问题,并且建立了统一的适应系统框架,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条件下对一类优化问题求解。这种计算模型被称作遗传算法(GA),遗传算法的这些性质也被人们运用在各种领域之中,继而发展出许多的变种,这些算法统称为进化算法(EA)。同时代的建筑师出于对生物适应性和进化系统的兴趣,以及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基因技术、形态生成理论研究所获得的启发,把“生成智能”理论作为设计手段进行应用。1995年,约翰·弗雷泽(John Frazer)出版了《演化式建筑》(Evolutionary Architecture),在书中他阐述了自己二十多年来在伦敦AA建筑联盟学院的研究,探索了建筑智能生成过程的基本原理,也涉及到了自然界中的形态生成理论。他在书中说到:“演化式建筑主要研究建筑的基本形态生成过程,……恣意的形态和自然进化的创造力可以创造出对环境变化响应的建筑形态。……建筑形态被当作一种人工生命,像自然界一样,服从于形态生成、基因编码、复制和选择的规则。演化式建筑是为了让建筑与环境实现像自然界那样的共生行为和代谢的平衡。”(Evolutionary Architecture,John Frazer,1995 P9)

为此,弗雷泽分别实验了几种建筑演化程序。他与AA的学生以及剑桥大学数学实验室首次综合尝试了关于建筑形态生成和对环境进化响应的计算框架。他认为,演化模型的创建需要以下几个步骤:“遗传编码的编写,编码的发展规则,以编码建立的模型,在自然环境中模型的进化,和最重要的一点:选择的标准。”(Evolutionary Architecture,John Frazer,1995 P65)在1960年代末,弗雷泽已经尝试过组合这些步骤。他的Peptile结构系统是由计算机编写的“基因编码”来控制的生成系统。(图1)Peptile是基于一对简单结构单元组件的系统,这些结构单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组成复杂的形态,而这些组合指令是由计算机编写完成的。虽然弗雷泽已经意识到了基于单元组件系统的局限性,转而寻找更普遍的面向过程的方式,但其所需要的复杂系统的计算能力在当时仍未达到。直到1991年,他开发出了“通用交互器”,通过外部环境因素来影响和发展他的遗传实验。通用交互器包含了一系列记录环境数据的天线,用来影响电脑模型的改变。随后,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软件已经具有模拟动态环境的能力,例如Maya等大型的绘图软件,已经成为建筑师们研究建筑架构中环境影响的重要工具。

同样受到约翰·霍兰德的适应性思想所启发的,就是把进化设计思想广泛应用的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著作《盲眼钟表匠》中,道金斯基于他的“生物形态”思想,开发出类似植物形态的二维图画程序(图2)(P49—84)。他在数字环境中“繁殖”这些形态,代表了人工进化的设计策略:复杂的形态可以由非常简单的原型通过反复的迭代、突变、选择而产生。道金斯此举之意不在于审美,而是在于借助二维图形说明进化的变异与选择相结合的创造力无比强大。同样,在建筑形态设计方面,也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4.设计与建造的实践

在这种形态进化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哲学教授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建立了一套基于建筑设计过程的遗传算法理论。在他于2001年发表的论文《德勒兹与遗传算法在建筑中的应用》(Deleuze and the Use of the Genetic Algorithm in Architecture,2001)中,在形态生成过程中引入德勒兹哲学,试图将“群体思维”、“集中思维”和“拓扑思维”纳入进化建筑形态的设计方法之中。对于演化过程的有效利用,德兰达相信,看似无用的形态发展,经过一代代的传播繁衍,会通过变异最终展现出乎意料的功能性。这也是进化逻辑中最激进的一面:真正高级的结构体系一定是经过长时间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设计师必须抵御过多控制选择进程的诱惑,允许更多的变异出现。德兰达不再重视设计师在选择进程中的身份,而是更注重设计过程中决定形态变异的内在逻辑。同样在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层创化设计团队”(EDG)的乌纳-梅·奥赖利(Una -May O’Reilly)与伦敦建筑协会的马丁·亨伯格(Martin Henberg)、阿希姆·门格斯(Achim Menges)开发了一个实验性设计工具“Genr8”,建筑师可运用genr8搭建各种进化设计环境框架。借助Maya的软件平台,插件Genr8可以利用L系统对模仿向性(Tropism)的环境做出反应,对重力和阳光等参数做出反应,培育出三维数字表面,然后使用进化算法(EA)进化表面,选取几个控制因素作为对于适应性的衡量。(图3)与传统的遗传算法不同,Genre8也允许用户对选择标准进行主观干涉,在功能优化和审美偏好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关系。基于Genr8工具,建筑师阿希姆·门格斯在AA年度项目回顾上设计的作品“Strawberry Bar”尝试使用进化设计策略来优化设计与制造。这种设计策略使门格斯的作品在复杂度与丰富性上获得了提高。

另外,美国建筑师格雷格·林恩的设计理念也热衷于进化思想的研究。在他的著作《动态之形》(AnimateForm 1997)中阐述了他的设计理念。林恩对建筑形态中静态恒久的性质十分反感,认为建筑的动态与之不同,意味着形式和塑造力的改变。其中,建筑形态也蕴含着生长、动力和虚拟性。在他的“胚胎学住宅”项目中(图4),林恩使用独立的板状构件组合成一个网状表面系统,设计的变化逻辑确定后,计算机生成的形态就会有所改变。这种“突变”导致每个建筑形态都各有变化,在各具个性的同时,这些“胚胎住宅”又能被联系到一个系列之中。

5.结论

关系的进化 篇8

人造物的传承延续是将生物进化与人造物进化展开类比的前提。很大一部分现代人认为人造物的发展是不连贯的,并且相信人造物的产生是与爱迪生、瓦特等英雄式的发明家和像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弗兰科莱特等英雄式的设计师,完全独立的发明设计了哪些奇特的及其和宏伟的建筑。在我们传统的文化当中也从来不缺少这种英雄式的人物,最为典型的当属“皇帝”,“黄帝作旃冕”[1]、“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黄帝作瓦甑”[2]等等。

仔细研究人造物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们普遍听过这样一个故事:瓦特小的时候,看见炉子上壶里的水沸腾了。蒸汽把壶盖顶了起来,瓦特从中受到启发,长大后发明了蒸汽机,成为著名的发明家。事实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并不是他幼时的灵感,而是吸收前人的成果结果,没有前人的技术积淀,瓦特不可能发明出万能蒸汽机的。看一下蒸汽机的改进过程会增加这种印象,“公元一世纪,亚历山大·希罗曾设计过类似的机器。1698年,汤姆斯·萨威利获得了用蒸汽机抽水的专利权。1712年英国人汤姆斯·牛考门获得了稍加改进的蒸汽机的专利权。牛考门蒸汽机效率非常低,只能用于煤矿排水。第一台蒸汽机是法国物理学家德尼斯·帕潘1688年用一个圆筒和活塞发明制造的。瓦特只是改良蒸汽机的发明者。”[3]

一、技术进化与设计进化

对于技术的进化现象,人们早有所关注。文学家塞缪尔·勃特勒在其作品中用一种赋予想象力的方式按照进化的模式去解释机器人的发展,皮特·里弗斯则将武器进行分类,揭示了物品的类进化现象[4]。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不久,马克思就呼吁依照进化论的框架去评述技术史。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单个杰出的英雄人物,同样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也是建立在一些微小的技术改进基础上的发展过程,技术的累积在技术的进化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丹麦博物馆学家汤姆森将史前的人造物按照时间轴排列而得出的“三段论”,也带有强烈的技术进化暗示。进入20世纪60时代以后,对技术进化论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设计史是否可以像生物一样具有自己的进化轨道呢?

一方面,设计和技术的最终结果都是人类知识客观化,技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地球上丰富多彩、不计其数具有延续性的人造物集合,对技术进化的研究只是将观念物化过程中的技术元素单独抽离并进行研究的结果,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人造物不单单是技术的产物,其中设计因素的重要作用不可回避。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包括生产用的工具及其发展阶段的知识,而这些构成了设计者造物的外部环境,无论那个时代的设计都立足于技术营造的这个环境。但是纵观各种丰富多彩的人造物,无一例外都是设计者有意识从当时的技术环境中挑选出的有用的知识,现实的材料和工具创造出来的。因此,设计与人造物直接联系,技术通过设计与人造物发生联系。

另一方面,人造物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人类经验与知识的客观化。因而对人造物的进化研究就是对物化发展过程的研究,文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其研究不可或缺。作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的技术,本质上是造物活动中不掺杂丝毫感性的理性要素,对实现人造物的功能性有很大的关系。而技术对于人造物审美方面和文化内涵方面的研究能力显然是不具备的,这是一种“先天不足”。设计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行为,终极目标永远是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统一[5]。这决定了设计学科在研究人造物时能兼顾观念物化过程中物质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要素。因而,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设计不但能建立自己的进化论,而且比技术进化论更能揭示人造物的进化规律。

二、设计进化的生物学类比

我们大多人对达尔文如何解释“物种的起源”已经相当的了解,以至于众多学者在解释“造物的起源”时非常习惯运用准生物学的术语来指称技术概念,如“适合度”“存活”“性状”“突变”“杂种”等,好像这些类比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术语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进化生物学的专业术语用来简明的概括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是非常有效的。[6]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讨论设计进化时可以沿用这些术语。

经由设计物化而成的人造物(其实包含诸如学科理论,管理方法,社会组织等无形的文化实体,包含了艺术进化的成分),每一种人造物在形态上(包括形状、色彩等)和功能上都有可以复制的特点,即性状。有时这些性状在复制的过程中因为实际的生产状况发生了预想不到的变化,(新材料的出现,或者是就是设计者不经意间的试错而得出的经验),致使产生了一种与先前同一种类有差别的人造物,即突变引起的变种。大量的变种被投入市场,在哪里它受到了消费者的严格选择,如果变种使生产的作坊获利,设计者取得收入,消费者的自信得到满足,那么这个变种将成为幸存者得以保留,在下一次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大量的复制,扩散,如果变种没有满足三者当中的任何一个这个有害的变异便被淘汰,以此往复推动这类人造物的不断进化发展。

三、设计进化种的“非类似性”

这些生物进化与设计进化之间类似的直接性和多向性,有力的说明了将“设计进化”的概念从一个联想性的隐喻转变成一个符合规范化模型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建立这个模型之前不应该忽视其他存在的情况,不可忽视的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设计系统和生物系统之间并非相像。

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人造物是有意识的设计产物,并不是随机产生的。“有意识”是设计中最为醒目的特征,人造物在没成形之前在设计者的头脑中就已经形成,正如马克思马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虽然这个“在头脑脑中已经形成的”的影像并不一定能实现,但是设计者可以从这个影像出发通过试错去探讨各种实现的可能性,有些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所以设计创新是有意识的,而这在生物学中通常认为是不允许的。

另外一大差异在于,设计进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基因”对应物。带有遗传信息的DNA片段称为基因,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不同物种性状都是由特定的基因造成的,而组成简单生命最少要265到350个基因。与此相对的是一个人造物的性状特征不能被唯一的分解成稳定不变、意义明确的设计要素。例如,所有的自行车都有轮子,但是这些轮子不论在设计上还是在构造方面都是各有特点的,只能说它们只是存在于轮子的“设计原理”之中。[7]一些细节的差异还在于:“设计原理”可以独立的被传递、储存、恢复、变异和选择,而基因一定会伴随着生物体的消亡而消亡。例如,我们可以利用一张照片去复原一件瓷器,去根据说明书去拼装一张富有设计感的椅子。事实上,在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风车的传播也是一例,风车是波斯人在8世纪发明的,当时为水平架设,它在5世纪后传入中国时仍然采用这种架设方法,鉴于风车不可被运输的条件限制,能够传播的仅仅是风车的“设计原理”别无其他。[8]

四、“进化”是否与“设计”相容

设计进化论的进化隐喻似乎非常的吸引人,总体而言生,物进化机制与选择机制都会令我们联想起与之对应的人工制品进化的许多方面,但是再将其抽象的原理转变为具体的进化模型是还是遇到了上述的问题。

设计是有意识的产物,我们可能非常赞同设计变化受变异和选择的驱动的观点,但是这些不是“盲目的”,不论在设计过程还是作为设计的结果——人造物,变异和选择主要依靠设计师有意识的努力来完成,正如对一个台灯的设计,是采用何种设计方法,采用何种原料,以及那个原型投入生产等,都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但是,作为进化机制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要素,“随机变异”真的必须像有性生殖中DNA分子的突变那样“盲目”吗?可能并非如此,谨记达尔文的真知灼见吧:是种群进化,而非单个生物体。不是单个设计品的进化,二是同一类设计品的进化。所需要的一切不过就是:实际生产、选择、和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随机要素。

实际上,设计的过程总是不完美的、不确定的。众所周知,设计者、市场分析员等等认为“最佳设计方案”常常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众多的不确定和不协调的随机要素,另外,由于大众需求的多样化设计品被选择的判断依据并非普遍一致,所以会存在具有相似用途的人工制品可能会按照想去甚远的规格来设计,也会因截然不同的缘由而被选择。也就是说,这个貌似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通常而言,一个设计品在其种群中,有足够多的多样性和相对盲目性的变异来支持一个进化的过程。

五、结语

人工制品的丰富多彩,不亚于多姿多彩的生物世界。本文受到生物学隐喻的启示,试图将解释生物多样性的生物进化框架,用来解释设计创新发展的原因。从总体上来看,设计品的发展也经历了变异、选择、扩散、和复制的过程。有利的表明了将“技术进化”的概念从一个联想性的隐喻转变成一个符合规范模型的可能性。但是,在试图建立这样一个模型之前仍然遇到了一些非类似情况——有意识地选择和没有基因对应的最小选择单元。对于前者,必须要认识到所谓进化史种群的进化,而不是单个生物体的进化,不是单个设计品的进化,二是同一类设计品的进化。所需要的一切不过就是:实际生产、选择、和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随机要素。对于后者还需进一步展开讨论。

总体而言,本文只是在一个浅显的层次简单的讨论了设计进化与生物进化的类似性,很多是一种文学上的描述,并没有进一步的提出严格的设计创新进化的模式,也没有提及设计创新时选择单元与复制因子。因此,只能是一个简单的导论,如果能引发大家对此的兴趣就是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了。

参考文献

[1]柯林·罗南(改编),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黄欣荣,《论芒福德的技术哲学》摘自《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版。

[3](英)约翰·齐曼主编,孙喜杰、曾国屏译《技术创新进化论》,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尹定邦主编,邵宏等编著《设计学概论》,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

[5]G.Scott,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p.165.

华丽酱料的进化 篇9

XO酱诞生之谜

关于XO酱,最多人讨论“谁是始创者”,有人说是半岛酒店嘉麟楼大厨,有人说是铜锣湾一家高级中菜会所(已结业)老板的湖南籍妈妈创制,更有人认定是某高级酒家大厨乱试所得之成果……谣传多年,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将水平极高的嘉麟楼XO酱断定为始作俑者,但其实尖东利苑早在1981年已经推出“高级版辣椒酱”(XO一词是这酱料兴起后才流行的叫法),似乎比任何一家还要早。

不管谁是XO酱始创人,黄永帜(简称帜哥)始终是第一批自家制造XO酱的人。他当年任职利苑大厨,创制出“高级版辣椒酱”。“那年代许多日本人来光顾,因此店里设有不少火锅刺身菜式;为免单调,我便做了一道蘸酱给人客调味,主要材料是辣椒和肥肉。这些人花得起钱,又好新鲜,很快便吃腻了,还要求尝些更高级的,于是我便想出以瑶柱、虾米等食材,做成XO酱的雏型。”帜哥一脸正经地说。

及后,XO酱大卖,愈来愈多餐厅推出自家XO酱,并且人人都说自己的做法最传统正宗。尽管如此,各家用料其实不离葱、蒜、瑶柱、虾米、虾籽和朝天椒,然后炒香灒油而成,只是现今的XO酱跟传统仍有一段距离。“从前的XO酱会下咸鱼增咸香,好些甚至会用柱侯酱和海鲜酱,做出来不如现在的XO酱般‘碎湿湿’,而是偏稠。再者,以前绝不会下辣椒油,辣味都是靠大量朝天椒潸油炒成,成品香很多。”海景嘉福酒店海景轩总厨梁师傅说。

滋味源自心机

到了今天,XO酱做法更是各有各的秘方,有人采用金华火腿取代咸鱼,也有人用虾干代替虾米,不过烹煮上则大同小异。找来XO酱甚有口碑的逸东轩总厨谭师傅讲解,他指出秘籍就是细心:“做XO酱需先下油炸干葱和蒜,另起锅放瑶柱、虾米,然后爆炒朝天椒,最后才下虾籽、火腿一起炒香;过程讲求耐心,需用慢火慢炒约两分钟,以免炒糊食材,同时要炒至食材水分全部挥发,XO酱才易保存。”因此,虾籽都是先烘干才煮,而火腿、辣椒则讲求用少油炒制,入口不至干身;材料也应切得细碎匀称,使炸后不会过硬,入口有嚼头,每一处都是学问。

帜哥对制作XO酱则有第一个诠释:“用料最紧要”。打开他的XO酱瓶盖,原条朝天椒、虾米,全都清晰可见。“金华火腿要选两年货色,太陈年的火腿会有油腻味;朝天椒要选泰国来的熟椒,辣香丰盛而没有草青味,而且水分少,可缩短烹调时间;瑶柱只用日本的,软滑无渣;蒜头千万不可泡水,要人手生剥蒜衣才够蒜味。”这都说明,上好的XO酱质感软滑,味浓带余韵外,更应具备香味与鲜味。谈到所用的油,帜哥只用干葱和蒜头炼过的油,说这样比生油更香。百来元一瓶XO酱,满载的全是心机。

淡味豆腐连金沙粉炸后,摒弃椒盐而改用XO酱提味,效果不俗。(a)逸东轩香港佐敦弥敦道380号逸东酒店B2层00852 2710 1093

新鲜珊瑚蚌和桂花蚌,在XO酱的衬托下鲜味突出。(b)天宝阁香港尖沙咀弥敦道20号香港喜来登酒店2楼00852 2732 6991/2369 1111

为避免XO酱的味道被稀释,在差不多炒好后才下酱略炒。(c)海景轩香港尖沙咀么地道70号海景嘉福酒店B2层00852 2731 2883

下菠萝非噱头,而是其酸味有助提升XO酱之辛辣,更有滋味。

海虾与XO酱是最佳搭配,搭上芦笋嚼头爽脆。(a)逸东轩香港佐敦弥敦道380号逸东酒店B2层00852 2710 1093

简单将濑尿虾烚熟,既可吃到虾鲜又具XO酱真味。(d)龙玺酒家香港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号lCC 101楼00852 2568 9886

XO酱的最佳拍档

寻得一瓶优质XO酱,也要懂得运用。要知道口味搭配是很个人的事,但对于味道复杂的XO酱,配搭上还要有一定技巧。与八位大厨谈过,九成皆说XO酱味道偏浓带鲜香,最适合配以海鲜、白肉和蔬菜等较清淡的食材来吃;而大喜庆的高师傅套用了中医之说来解释XO酱用法:“XO酱属温热的食品,与寒凉的食物自然较匹配,像牛肉、羊肉这类食材性温,当浓重遇上浓重,很难以吃到XO酱原味。”不过高师傅也补充说,若然选取薄而好嚼的牛肉,而非脂多味重的和牛,XO酱倒也能搭配得很好。难怪即使老生常谈,XO酱始终是海鲜的最佳拍档。

至于XO酱配以蔬菜的吃法,看似简单,但其实也有讲究。“XO酱最适合配粗茎蔬菜,如芥兰、菜心、蒿芹,因为XO酱本来就可以当小食吃,伴以富嚼头的食物更能突显滋味。”逸东轩大厨说。海景轩大厨也说过,XO酱不独是调味料,更是一道菜式的精髓所在,要吃到XO酱的味道才够意思;不难想象,XO酱拌面之所以好吃,是因为酱料没经烹煮,尝的尽是原味;但要是烹煮起来,也唯独炒制属最佳方法,因为当XO酱遇上热油便会释放出香气,而酱中材料亦因为再经炒煮而变得更香,倘若蒸煮的话,蒸气会稀释XO酱的味道,会令酱中材料变软,嚼劲大减,风味自然逊色。“炒时最好选用材料切得较细碎的XO酱,嚼头才不会喧宾夺主。”多位大厨如是说。

他们的自家XO酱

龙玺酒家主理人——黄永帜

虽然帜哥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自制XO酱,但直至开设龙皇集团旗下多家酒楼其XO酱依然只设堂食,约两年前才开始供应零售,而且只卖龙虾XO酱。这酱与传统之别是没有加入虾米,取而代之的是龙虾肉;所用的油则是用龙虾壳爆炒后再炼油而成,XO酱卖相色泽油亮带茶色,鲜香偏辣。

龙虾XO酱$128

销售点:香港龙皇酒家各分店

新洲印刷主席——苏周艳屏

苏太的XO酱可说是平地一声雷,2009年初上市已成市场焦点。其实她的酱已有十年的历史。苏太爱吃,自家有家厨,十数年前与主厨发哥制作XO酱,结果所有客人吃过都称赞,嚷着要她送;由于是送给亲朋戚友,用料很讲究,选用日本瑶柱、金华火腿、越南虾米,下料下得狠,味道浑圆有层次。另一重点是保证不下防腐剂。

苏太XO酱$118

销售点:香港city'super

大喜庆主理人——高荣新

十年前,高师傅便将马拉盏与XO酱合二为一,除了因为他对星马菜情有独钟外,也因为他试过坊间许多XO酱,大都加有咸鱼,只得咸味而欠缺XO酱应有的惹味香口,因此便将瑶柱、虾米、子弹椒、朝天椒、大蒜等混和自家制作的马拉盏一起,以约100℃炒制;质地比一般XO酱浓稠,嗅起来富幽幽咸虾香,配以贝壳类海鲜爆炒,惹味香浓。

大喜庆XO酱$98

销售点:香港大喜庆湾仔店

囍宴主理人——Jacky Yu

以私房菜起家的Jacky,一开店便创制自家XO酱,起初只为堂食,后来因为食客要求下才推出零售。向来爱作fusion菜的他,也曾推出沙嗲XO、蚝豉XO等新口味,当中尤以沙嗲味与XO酱最匹配,蚝豉XO也不错,只是蚝豉含水量高,难保存而放弃制作;还是传统口味受欢迎,辣度拿捏得恰到好处,由金华火腿散发出来的咸味没有盖过鲜香,材料也粒粒分明,甚具嚼头。

极品XO酱$78

销售点:香港沙田—田百货/宴湾仔店

细滑的银鳕鱼肉,因着鲜味浓厚的XO酱而更具鱼鲜。

凉中带辣,软滑中带嚼头,甚是佳配。

当日本菜遇上XO酱

瑶柱、虾米、虾籽、辣椒……当世人都知道XO酱的辛、辣、鲜、香皆由这些材料主宰,好新的香港人便想出在保留原料原味的情况下,注入新元素创新XO酱。不过论最有惊喜,还是友和的三文鱼XO酱。

单听日本餐厅会自制XO酱已很吊诡,日本菜与广东酱的组合更是南辕北辙,然而却很受食客欢迎,好些日本人会一口气购入十来瓶回乡送礼!“我们也在日本当地超市作零售,许多日本人把它当宝贝,说用来拌冷豆腐、冷面最好吃。”创制人麦师傅说。

看着眼前一道冷豆腐,雪白的豆腐面层撒上一点葱花,放上三文鱼XO酱,简单不过,但吃起来却尝到酱中最原始的味道,三文鱼独有的鱼香,兼受辣香冲击,很有传统XO酱的惹味风范。

越干越好的原材料

制作这道XO酱工序繁多,主角三文鱼含水量多,故必须放进烘炉烘三十分钟至干身才可用来炒制。问道:用烤炉不会快一点吗?“烤炉仍会保留鱼的水分,论透彻,还是以烘炉慢烘最好,当然人手烧制更佳。”麦师傅说。制作时也要先把所有食材烘干并磨成碎末,确保食材不含水分,务求令XO酱更耐存,煞是耗时。

制法则与一般XO酱无异,只是多下了木鱼,令XO酱的香味更清澈,三文鱼肉的分量也下得比瑶柱、虾米还要多,当鱼肉经过热油浸泡,香味也随之渗透,令酱中流露出一分鲜。“此酱具鱼香,配银鳕鱼西京烧、烧鲭鱼等都很好吃,或是用来炒饭也不错。”店经理何小姐解释。

那究竟好端端一家日本餐厅,为何会推出XO酱?“四年前在日式超市见到一款三文鱼XO酱,好奇试过,很难吃,只得鱼味,完全吃不到瑶柱等材料,于是便开始构思如何做出好吃的三文鱼XO酱。”经麦师傅一说,原来首创此酱的不是友和,而是由澳洲出产的那瓶XO酱。

香港湾仔骆克道4 4 1 号B座地下0 0 8 5 2 2833 6339

(e)惠康香港铜锣湾记利佐治街25-29号00852 2577 3215

(f)龙皇酒家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280号世贸中心12楼00852 2895 2288

(d) city'super香港尖沙咀海港城三楼00852 2375 B222

(e)惠康香港铜锣湾记利佐治街25-29号00852 2577 3215

(g)有食缘香港中环砵甸乍街22号00852 2523 5565

评判团

似是而非新口味XO

逛一转超市,豉油、虾膏、柱侯、沙嗲……独是XO酱如此多元化,橄榄油、榄菜、台湾版、素食版,请来资深传媒人梁家权、饮食专栏作家于逸尧及米芝莲食肆海景轩总厨梁辉雄师傅试味,一尝这些XO酱究竟是虚有其表还是各有各滋味?

五款XO酱,由不同品牌推出,其中两款来自台湾。当中各有长处,最获好评的是龙虾XO酱。此酱以龙虾壳炼油,再用龙虾肉代替虾米而成。评判都以传统XO酱的美味标准来品评,说之色泽油润亮丽,看起来特别吸引人;而且闻起来香味足,看得见原条辣椒,大大粒龙虾肉,材料十足。“材料切得细而非碎屑,嚼头刚好,而且偏广东口味,感觉与吊筒、带子或点心都很匹配。”于逸尧说。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辛辣鲜香滋味,“瑶柱和金华火腿都没有炒至全千,仍柔软,吃到海鲜味;而且材料分明,味道相互融合,吃得到层次。”梁师傅说。

第二获好评的是寿桃牌橄榄油XO酱。“一吃就知这非菜油或花生油制造。”梁师傅开门见山地说,但他和梁家权都认同,酱中材料炒得透彻,很是香口,也吃到瑶柱的味道,只嫌辣劲不足,否则效果会更出色。

而颜色最深、卖相最不像样的榄菜XO酱,水平却意想不到的好。这酱辣味足,富辛香,虽然材料颜色完全被榄菜盖过,但也吃到瑶柱和虾米的味道,且带微甜,佐潮州粥或炒肉末俱佳,唯一要批评的是榄菜味不够回甘。“明显不是用最优质的榄菜之故,榄菜味入口后会很快消失,不过这是很有趣的进化版辣味榄莱酱。”于逸尧笑着说。

至于海鲜干贝酱乃台版XO酱,是澎湖名物,打开来无不赞其香。“闻起来满有咸鲜,有海产的鲜味。”梁师傅说。感觉料也很足,原粒干贝、虾米和大量银鱼仔,还加入了豆豉提味,难怪梁家权形容“带几分豆豉鲮鱼的影子”。不过因为欠辛辣,银鱼仔香又霸道,让整体味道与XO酱脱轨。于逸尧建议最好配以无味食材,如饭、年糕,用来炒制则不太适合。

那缘素XO酱呢?“因为我吃过素XO酱,所以一吃便知道这是素食版,内里有不同种类的菇和菜,还有点点腐皮,味道偏甜,不算辣,整体不错,但始终没有海鲜在内,欠缺鲜味,也没有金华火腿和虾米那种嚼头。”于逸尧说。而梁师傅则认为这酱豆味浓郁,有新鲜黄豆散发出来的甜味,虽不及一般XO酱惹味,但容易配搭菜式,用之拌饭或炒饭都好吃。其实这道来自台湾老字号的素酱采用非基因改造大豆,另有素火腿、色拉油、杏鲍菇、金针菇等材料,融合了陈酿豆酱制造,所以油分较少,质地也较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