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信任（精选四篇）
社区信任 篇1
大量的结果表明传统社区中个体间的信任有助于个体间的知识共享。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最早提出信任一词,他将社会信任度区分为高信任度和低信任度的文化;胡安安,徐瑛,凌鸿从质与量的角度分析了组织内知识共享的信任机制;Senge认为要达成知识分享人们必须相互信任;许孟祥认为认同型信任在知识共享中起着关键作用;Alexander等认为消除成员贡献知识的心理障碍,成员之间的不同信任起决定性作用。YaobiriLu (2009)等学者认为社区成员以及社区网站的信任会正向影响搜索信息的主动性。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研究传统社区的知识共享与信任的影响机制,而很少学者在虚拟社区中研究这一问题。
一、概念界定与假设提出
(一)概念界定与测量方法
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是指在虚拟社区规范的基础上,社区成员之间通过知识流的联结方式而构成的系统。信任是指相信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善意的,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而且也相信每个人所做的承诺90%会一定实现,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较小。个体之间的信任会因对对方专业能力的认同感、对事情的理念等因素受到影响;也会因为个人的情感、共同的价值感、知识交流程度、共享程度等因素受到影响。
1. 知识共享的测量。
当个人进入虚拟社区后,浏览他人的提问,选择能够解答的问题;分享他人的回答,选择自己想要的答案。个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就随着你答我问的方式甚至共同探讨的方式发生。知识共享由知识贡献和知识收集来测量,知识贡献是指对提问的回答数量,知识收集是指获得有用知识的数量。高信任者既是知识贡献的对象,也是知识收集的源泉。
2. 信任的测量。
当个体信任他人后,遇到问题会经常性去寻求利于自己的答案,并发帖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个体间的知识共享就随着彼此的信任不断发生、不断传递。信任由互动信任、合作信任、权威信任来测量。
(二)假设提出
1. 互动信任与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关系。
互动信任机制是指个体通过交流、互动、分享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下进行知识的学习与传播,知识学习、传播的过程越复杂、越模糊,越需要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互动。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社区有能之士贡献自己的知识,需求者收集有利的知识;共享程度使成员之间交流的次数越来越多,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水平就越来越高。互动信任取决于知识交流程度和共享程度。因此,提出假设:
H1:知识交流程度对虚拟社区中知识贡献有正向影响;
H2:共享程度对虚拟社区中知识贡献有正向影响;
H3:知识交流程度对虚拟社区中知识收集有正向影响;
H4:共享程度对虚拟社区中知识收集有正向影响;
2. 合作信任与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关系。
合作信任机制是指个体之间随着交流程度的加深,彼此之间相互信赖以致为了更大的突破开始合作,并建立合作信任。合作信任取决于共同的价值观、情感,共同的价值观越高,越能激发个体产生创新思想,促进共享行为。情感是个体之间长期交流形成,个体之间的情感越深,越能促进共享行为。因此,提出假设:
H5:共同的价值观对虚拟社区中知识贡献有正向影响;
H6:情感对虚拟社区中知识贡献有正向影响;
H7:共同的价值观对虚拟社区中知识收集有正向影响;
H8:情感对虚拟社区中知识收集有正向影响;
3. 权威信任与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关系。
权威信任机制是指在社区交流过程中,个体信任掌握知识流动的权威者,往往更加关注和信任权威者发布的信息。权威者的权威性越高,社区的个体对权威者的信任程度越高,社区的知识共享水平就越高。在虚拟社区中,权威信任机制取决于知识的流动与认同感。因此,提出假设:
H9:知识的流动对虚拟社区中知识贡献有正向影响;
H10:认同感对虚拟社区中知识贡献有正向影响;
H1 1:知识的流动对虚拟社区中知识收集有正向影响;
H12:认同感对虚拟社区中知识收集有正向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必须通过以下步骤:通过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采用李克特五点式测量问题设计调查符合我国虚拟社区特点的问卷;以小木虫论坛上的注册会员作为调研对象;通过Q Q群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放、收集问卷。使用SPSS 17.0分析数据,得到:Cronbach’sα>0.7、KMO>0.5、Bar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0.001、各题项载荷系数均>0.5。运用SPSS17.0进行回归分析。
三、分析结果
(一)个体之间的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单因素回归分析
单变量回归分析是指只考虑单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本文中,分别对各变量与知识贡献、知识收集做一元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表1中知识的流动因素对知识贡献影响最大,表2中认同感对知识收集影响最大,在信任因子中,权威性信任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最大。这说明权威者掌握着知识的流动,带动成员分享知识。
(二)个体之间的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考虑到各因素之间也存在相关性,故接下来将对各因素与知识共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对知识共享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
1. 知识贡献的多元回归分析。
知识贡献的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结果为:修正的R2=0.564,其他数值都通过检验。下表为知识贡献多元回归模型系数:
分析结果,认同感、共享程度、共同的价值观、知识的流动四个因素对知识贡献有显著正向影响。共同的价值观促使成员有相关的话题,需求者发起疑问,权威者带动成员进行探讨,个体之间的交流使彼此之间产生信任,智能者贡献知识,需求者收集认同的知识。
2. 知识收集的多元回归分析。
知识收集的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结果为:修正的R2=0.378,其他数值都通过检验。下表为知识收集多元回归模型系数:
分析结果,认同感、共同的价值观、共享程度、知识的流动、情感五个因素对知识收集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共同的价值观、共享程度、知识的流动、情感能使个体对知识贡献者有高度的认同,进而收集有利的知识。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知:
一是就互动信任机制而言,知识交流程度显著影响社区成员的知识贡献性,而共享程度作用于知识收集,即H1和H4成立,H2与H3不成立,即社区个体之间的互动信任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当社区成员之间有较高的交流时,基于一种互动的心理,他会主动贡献自己的知识与他人进行分享;而当他们之间有了较频繁的共享后,社区成员就会经常性收集对他们有用的知识。
二是就合作信任机制而言,共同的价值观对知识贡献和知识收集都有显著影响。而情感作用于知识收集,即H5、H6和H8成立,H7不成立,即社区个体之间的合作信任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较高一致的价值观有助于个体之间产生合作,形成合作信任机制;而情感因素对知识共享有较低的显著性,这说明个体共享知识时都比较理性。
三是就权威信任机制而言,知识的流动作用于知识贡献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影响优于知识收集。认同感作用于知识收集优于知识贡献。即H9、H10、H11和H12成立,即社区个体之间的权威信任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社区中权威性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虚拟社区知识的流动,进而影响社区中参与者的知识收集、知识贡献;当社区成员对其他成员有较高的认同时,基于一种回报的心理,他倾向于主动分享自己的知识;当其认为社区信息质量较高,社区成员能力较强时,他将产生权威性信任,会更多地参与共享行为。
四、本文的结论
本文中检验了互动信任、合作信任、权威信任对虚拟社区知识共享的影响。得出:彼此之间的互动信任程度越高,个体的认知风险以及对环境不确定性越低,进而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产生共享行为;彼此之间的合作信任程度越高,个体之间的交流越顺利,共享的意愿越强;个体对权威者的信任越高,权威者贡献知识的程度越高,成员收集有用的知识越多。本文的不足:一是本文涉及的虚拟社区比较局限,对其他专业社区不具有代表性。二是在本文中,涉及的因素只有信任,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关注社区成员自身、社区类型等其他因素。
参考文献
[1]法兰西斯·福山.李婉容译.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2]胡安安,徐瑛,凌鸿.组织内知识共事信任机制的发展路径和改善方法研究[J].现代情报,2007(8)
[3]Alexander Ardichvili.Vaughn Page,Tim Wentling.Motivation and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in virtual knowledge-shar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3(1)
[4]Meng-Hsiang Hsu.Knowlcdge sharing behavior in virtual communiti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self-efficacy,and outcome expect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2007,Volume 65,Issue 2,pp.153-169.
[5]Yaobin,Lu.,Ling,Z.,&Bin,W.From virtual community members to C2C e-commerce buyers:Trust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nd its effect on consumers'purchase intention[J].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009
社区信任 篇2
1 医患信任的作用及其形成机制
1.1 医患信任的作用。
经济学家阿罗提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有效润滑剂”。换言之,信任可以促进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在卫生服务领域,信任的作用还不止如此,例如医疗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需要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两者的相互信任能大大加强这一过程的效用。此时,信任往往作为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互补产品”在医疗服务中被消费掉。临床试验中安慰剂尚且具有“疗效”也可说明这点。因此,医患之间的信任不足不仅影响医疗服务产品的交换顺利实现,更会影响到其消费后果。
1.2 医患信任的形成机制。
祖克尔认为,信任主要由三种机制产生。一是由声誉产生信任——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声誉好的人能得到信任。二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一般来说,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三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和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3]。也就是说,信任产生于足够或熟悉的信息,取决于当事人对自身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当然医患信任也不例外。
1.3 中国社会的信任特征。
信任是进行社会交往的心理前提。东方文化背景下,尤其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是讲求社会关系本位的,是以一个“缘”字为中心展开的,可主要归结为“五缘”,即亲缘、地缘、文缘、商缘、神缘。可以说,建立在“五缘”基础上的“差序格局”是我国传统社会信任产生的重要原因。传统社会中人们购买行为的实现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交换双方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熟人关系或有熟悉的信息。当前看病找人托关系也便是这种信任模式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延续性体现。
2 医患面临的信任困境
首先,医方声誉受损使双方交往的信誉基础遭到破坏。行为经济学理论[4]告诉我们: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决策中,往往会过高地估计小概率事件,而且社会领域的负性事件对公众造成的不良影响要远远大于良性事件给予公众的正面影响。于是,极少数医务人员在职业操守或不匹配的技术上制造的失误一旦被世人获悉,其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被公众在心理上放大,且负效用(指恶劣影响)更是超乎寻常和影响持久,这令医疗行业的形象及声誉大大受损,短期难以改善。目前,曾经是白衣天使的医务工作经常被社会妖魔化[5]。夸张地说,医生的职业信誉已消失迨尽。同时,一些医闹事件的发生,也让医生们的职业环境大受破坏。医患之间因此出现了严重的信誉危机。
其次,医患之间信息非对称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令双方不安。医患之间信息非对称性程度还在不断加剧,这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随着个人隐私权保护的诉求上升,医生也更难以获取患者的全面信息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负作用表现为大大增加了医患之间沟通和了解的难度,更使得医患双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变得可能,如医方隐蔽技术能力要素或实施诱导需求、患方隐藏疾病信息之后实施威胁等。
再次,社区变迁中“疏人社会”的产生,冲击了原有信息获取渠道。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处于各种单位组织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只有极少数未就业的家庭妇女和极个别的社会闲散人员处于单位体制的控制之外[6]。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城市社区被称为“单位型社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进行的住房制度改革,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各类型住宅小区的兴起,生成了很多“阶层性社区”,有学者称之为“完全型社区”[7]。相应地,社会中的多数人正在从单位人向社区人(市场经济的经济独立人)转型。传统单位型社区和现代完全性社区表现出的特征迥异。前者,计划体制下社区中单位人之间一般是相当熟悉的,单位之间人与人虽然并不太熟悉,甚至很少来往,但每个人都无形中贴着单位的“标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息沟通,只要打听到对方是哪个单位,大多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对方的情况,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对的“熟人社会”。而后者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几乎都是“疏人关系”,很多时候住宅楼门对门的邻居也不相识。显然,就医患关系而言,社区变迁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了双方原有的信息获取渠道。
第四,法制的不健全,医患行为都有扭曲现象存在,之间矛盾加剧。
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演变成医患矛盾加剧的又一诱因。理性人总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法制社会里,如果当事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很高或收益太低,他就会放弃侵占/害别人利益。看看我们的医疗卫生领域,少数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如拿红包收受药品回扣,还有私卖假药的,甚至有更恶劣的犯渎职罪的,等等,但并未受到严厉惩罚,或者患者并未得到应有被偿;而一些医闹无端滋事,扰乱医院正常工作,甚至打骂医生、砍杀医务人员的,有些并未受到法律制裁,或受到的处罚不令社会公众满意。有时候,医患双方寻求法律救援的道路往往十分漫长或成本高昂。于是,双方尤其是患方有时候便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倒头来了双方利益均受损害,矛盾有趋尖锐之势。
最后,医疗服务产品的特珠性,面对现实,患者无奈“舍低求高”、“舍近求远”。
医疗服务产品既不同于一般实物产品,它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异质性的特点,这使得消费者在产品认知和产品质量的监督上困难很大;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服务产品,它的生产和消费后果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和健康状况的维持、改善和恢复。尤其是它的异质性和对产品的高质量和无误性要求,会导致医疗服务产品交换中市场机制失灵,加之上述声誉、信息、法律等不利因素或条件的影响,消费者难以相信医疗服务领域还会有“价廉物美”的好事,对于本来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医疗顾客来说,“舍低求高”、“舍近求远”的行为看似无奈之举,实乃“理性选择”。
3 医患信任危机对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当前,社会转型期一段时间内相对的“疏人社会”存在,人与人之间原有的靠“道德”和“面子”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机制不再管用,人们的社会心理支持网络破损,而法律信任未能及时建立并弥补充这一“破损空间”,信任危机便由此产生。
就医疗服务的利用而言,医改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户口”是一个包括医疗保障在内众多利益附着体。城镇居民因此便可以获得公费医疗或劳保医疗保障,而且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制度与传统的“单位型社区”是共生关系。城市各个单位绝大多数都有自办的门诊部、医院或管理部门指定的长期固定的医疗机构,所谓“定点医院”。就诊者与定点医院的医生之间可以说也是“熟人关系”,再加上,公费、劳保医疗制度下医生的工作量与收入没有关系,还有那一时期医学院校秉持的精英教育模式、对医学生进行的特殊价值观训练和职业理念塑造,医生没有任何从事诱导需求的动机。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的确要优于当下这段时期。
目前,公费、劳保医疗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诞生的是允许“病人选医生”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制度,居民有了选择的权利,但个人自由和价值观得到体现的同时,信任制度相对缺失的空间中也给病人带来迷惘,选择什么样值得信赖的医院和医生呢?从卫生服务产品的特性和消费者的期望来说,产品质量当然是越高越好。因为,从健康的重要价值和健康消费不良后果无法可逆的角度来说“卫生服务产品”的质量再高也不为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良好运营的前提是有足够的顾客对其提供的卫生服务产品有需求,从产品的层次或专业化分工上来讲,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是提供初级或低端产品。患方在没有足够的力量约束医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时,如果再缺少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力约束或根本就没有约束,消费者就会充分利用“选择权”了。
总结起来,医患之间信任度不够高,社区居民在看病就医时大多舍弃实际需要的低端医疗服务产品而盲目“追捧”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可持续性堪忧。
4 结论与工作建议
中国正经历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抽离化”(dis-embedding)和“再植入”(re-embedding)过程中容易产生信任危机。法制没有及时补上这个“漏洞”反而带来垢病多多。医疗服务界作为一个现代专家系统,随着幕后不良情况的曝光,患者对医方的信任越来越少。社区居民在医患信任困境的大背景下,认为在需要医疗服务时放弃对基层机构的选择就可以最大程度上规避风险,必然导致社区卫生服务不能最大程度上得到利用。因此,从促进医患信任的战略角度进行思考,也是力求社区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4.1 改进示范中心的建设。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的建设工作开展得不错,但据了解其离理想的效果还有距离,原因是建设中没有足够注意到顾客的感知。例如,把相对多的投入花在硬件建设上,对提供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不够到位,服务理念大多墙上挂挂、纸上画画、嘴上说说,没有深入人心,没有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这样,示范中心就只能是一个花瓶,给顾客的感觉是表里不如一。信任是一个易碎品,背信者重新赢得信誉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示范中心有时未起到示范作用,却给了消费者巨大的期望和莫大的失望。因此,真正加强示范中心的建设,树立社区卫生服务的良好声誉,会起到民众对社区卫生服务信任的标杆作用意义重大。
4.2 坚决执行现代医学模式和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从事实的角度说,目前在医院层面上,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执行得非常不够,这里边的原因很多,现在技术至上的医学培养模式是重要原因之一。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的功能,全科医学的服务理念可以很好地实践现代医学模式,使顾客享受到适宜技术、合乎人文的满意服务。一项关于三级医疗机构和一、二级医疗机构开设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调查中[8],后者高于前者,其原因主要就是后者更好地执行了现代医学模式和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全科医生也更有知识和区位优势来了解顾客的家庭背景、价值观,根据现代社区和传统社区的特点,通过中国人信任中“外人”向“自己人”的转化来赢得消费者持久性信任。
4.3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文化、机构文化与社区文化的融合。
把社区卫生服务文化、机构文化植入社区文化的建设中,使之相互融合并成为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社区卫生服务的服务内容、服务理念才能深入人心,社区居民在生活中需要与健康及其相关的服务需求时首先考虑求助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这样就形成了居民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之间持续性的服务共生,就会有良好信任关系的产生。社区卫生服务找到了成长的土壤,其生命力也就旺盛了。
4.4 健全规章制度。
健全的规章制度对保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常、健康运营绝不可忽视。在社区中,制度的制订重点要从利于服务人员与居民相互诚实守信出发,约束背信行为。使守信收益大、背信损失大,而不是反之。社区卫生服务持续性服务的特征,合理的制度约束使得服务双方尤其是供方一旦背信将面临经济损失、声誉损失、社会地位损失等,机会主义行为没有生存的空间,双赢的局面就可以形成。例如,告知执业者一旦有主观上的过失行为、需方有敲诈行为的话,查实后将在社区中公示,这样的简单制度就可以使得处于长期交往的双方由于担心“面子”受损严重而乐于采取合作守信行为。这样,相对于大医院医患双方单次博弈的情况,双方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受到的约束力都要大。可见,制度结合中国熟人文化、“面子”第一的特征,简单却十分凑效。
摘要：文章从信任的作用及其形成机制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的信任特征,剖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医患之间因面临的信任困境所造成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的后果,建议把社区整合和加强CHS机构内涵建设等措施,重建居民与CHS机构的信任机制也作为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策略选择。
关键词：医患信任,社会转型,社区整合,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佳贵,王延中.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No.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杜乐勋,张文鸣.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No.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Zucker,L.G,.Production of 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1840-1920,In B.M.Staw&L.L.Cummiings(Eds.),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86;(8):53~111.
[4]贾建民.行为经济学决策制定[J].中外管理导报,2002;(10):5~9.
[5]白剑峰.谁在妖魔化医生[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
[6]谢立中.均衡发展:城市基层社区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J],求实,2002;(7):8~11.
[7]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分异与变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规划师,2002;(8):5~8.
社区信任 篇3
一、共同体与社会:中国乡村的遭遇
滕尼斯在他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中系统地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在他看来,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中国的乡村在20世纪经历了多次动荡和变故,用滕尼斯的理论来分析,可以说也包含了共同体和社会的变迁与区分。将这个世纪进行粗线条分析,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几个阶段:传统共同体、革命后的村落社会、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
按照滕尼斯的理论,“邻里是在村庄里共同生活的普遍的特性。在那里,居所相近,村庄里共同的田野或者仅仅有农田划分为你我之边界,引起人们无数的接触,相互习惯,互相熟悉;也使得必须有共同的劳动、秩序和行政管理;土地和水的各种神和圣灵带来福祉,消灾驱邪,祈求恩惠”[1]。滕尼斯所描绘的邻里用来说明中国传统时代的村落共同体是非常恰当的。传统乡村中国一种主体的聚集模式是:以一定的土地为定居点,聚族而居,经历数百年甚至千年世代相处,共同生活,互相依赖;一个村庄往往就是一个姓氏,均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他们有着共同的村落文化观念,共同的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互相熟悉、鸡犬之声相闻,还有共同的祖堂、公共田地、公共山林等;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这种乡村的治理往往不受皇权的直接影响,而是乡村社会自生自发的宗族乡绅权威进行治理。宗族权威依靠“血缘共同体”的关联,传统家长制的等级秩序维持着乡村的统一和团结,即所谓的乡自治[2]。维持中国乡村社会数千年的家族制度给中国农民一种切近身边的可信赖的权威模式,村民们愿意依靠这一模式来建构村落内的信任共同体。
革命后的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社会权威机构被批判、推翻和废弃,代之以新型的革命体制。中国乡村社会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巨大的挑战,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权威被批判为封建主义的残余予以推翻,替代的是以对国家体制的忠诚为纽带的政治权威。中国乡村社会被强行建立了国家体制延伸下的准政治制度——生产大队、生产小组。这种政治制度又是经济性的,其总体功能就是把村民组织成生产组织,从事集体生产[2,3]。这一政策后来被人诟病的原因“莫过于企图将农民的家庭改造为简单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并剥夺其传统意识中精神的和仪式的意涵。政府宣传不断攻击祭祖、宗族组织、风水信仰和父权观念,并斥之为封建迷信,即是这种措施。这样的政策至多只能在表面上得到成功,或使这些传统习俗化明为暗。家族的连续性仍是农民生活的重心[4]。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乡村社会的变化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革命后体制下的乡村实际上由共同体转变为特殊的社会。传统纽带不能存在,而革命后的纽带如政治学习、组织生产、文革时期的批斗大会、政治运动等不仅没有将农民锻造为新人,反而造成了乡村社会的恐怖与冲突、隔离与冷漠[4]。这个时代的乡村失去了传统共同体时代的安静和自然的秩序,外来的政治运动带来了村落内的斗争,瓦解了互相信任的关系。
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乡村社会从高度紧张的政治情势下松绑,进入了经济自由化时期。经济自由化尽管带给了乡村社会更多的自由和财富,但是并没有改变政治化时代的社会状态。相反,经济交易有着更加明显的消蚀共同体的功能,乡村社会残存的人际关联进一步瓦解。这种社会化状态内,“一大群自然的和人为的个人,他们的意志和领域在无数的结合中处于相互关系中,而且在无数的结合中也处于相互结合之中,然而他们仍然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对内部没有影响”[1]。经济自由化不是靠强制力来拆散乡村社会的传统关联,而是靠经济的诱惑力来刺激乡村社会传统价值和规范松散,物质主义的原则在乡村社会越来越盛行从而替代了传统的人情原则.物质主义的原则也带来了更多的冲突,乡村社会因为土地、经济、利益等原因爆发的纠纷也远远要超过其他原因导致的纠纷。物质力量悄无声息地随着经济自由化进入乡村的结构中,淡化了传统时代以来一直传承的家族人情关系。革命后时代建设的大量公共设施的衰败,村落秩序的混乱就是村落社会疏离而分散的表现,所以有人总结出乡村社会碎片化的问题[5]。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工的外出,村里只剩下了老弱妇幼,碎片化、冷落化和边缘化的遭遇越来越严重。中国农村似乎走到了一个严峻的关节点。
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反哺农村的三大政策(农业税减免、免除学费、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关系成为政策的大方针。但是这些政策都没有解决如何重建乡村社会和谐共同体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许多农村政策也处在艰难的摸索中。而江西村落社区建设经过7年的探索,终于发现了一条新路,让人们看到了村落共同体复苏的迹象。在分析这一共同体的内在特征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社区自治之前的村委会治理下的乡村政治生态,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深入研究。
二、村委会治理下的政治冷漠症
前文所述的乡村社会的碎片化现象和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也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逐渐改变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组”的经济功能化模式,选择了“乡——村委会——村民小组”的社会化治理道路,这一选择改变了乡村社会过于沉重的经济角色,解放了乡村的经济束缚,农民开始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济模式,自由选择、自由发展。而面对这一形势的村委会治理也以其村民自治的纲领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很长时期以来村委会在乡村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村委会选举赋予了村民自主选择村委会负责人的权利,一定程度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发展。
但是,村委会治理下的乡村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政治冷漠现象。这种政治冷漠现象阻碍了乡村社会进一步走向团结与合作的道路,更加加深了乡村社会的碎片化和疏离化,让乡村社会形成了一种貌合神离的、内外有别的怪异形态。村委会治理下的乡村社会的政治冷漠症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首先是村委会选举的参与冷漠。有学者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村委会选举中农民冷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参与选举活动,主要是不投票,也不对选举发表任何评论;二是消极参与选举,主要体现为应付式或完全被动地投票[6]。后者的表现形式有应付式投票、随大流投票、弃权;还有选举组织工作难,找不到投票的人,甚至连找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作陪选也很困难。关于这一点,笔者在2006年初的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其次是村落内外各项事务治理的空白。村委会治理下,其主要功能更多代表着国家体制的执行者,负责贯彻执行乡政府通知下发的各项政策,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征收农业税、计划生育、生产计划的干涉等。村委会的这一角色导致了一个明显的空白,即村庄内外的公共事务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来予以治理。这一时期,我们所发现的都是乡村社会内部公共事务的长期停滞和日趋败落。再次是村民之间公共活动的稀缺。村委会治理的时代,乡村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都出走到沿海城市打工赚钱,村庄里只剩下老弱妇幼,成为许多空壳。这一情况下,村庄内很难组织任何像样的公共活动。不过,在许多地方,麻将反而成为留守农民打发时间的好方法。这种状态下的村民几乎没有公共活动的要求,互相隔离地生活在近在身边的村落中。最后是村庄公共人物的缺乏。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下的村委会治理只履行国家功能,而村落内部事务则很少关注,因此缺少让公共人物生长起来的生态环境。公共生活空白下的村庄中不需要公共人物,所以一些地方在选举村干部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竞选人就是例证[7]。总的来说,村民的政治冷漠症就是表现为极端的自我化和个体化,对超越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不抱有兴趣,村落在一种寂静而无关联的状态下慢慢延续。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村委会治理下的政治冷漠症?关于一般的政治冷漠原因的分析有学者作了总结,例如有学者从心理、文化和政治三方面总结出“对报酬的估量”、“对选择的判断”、“政治效能感”、“对结局的满意度”几个方面[8]。还有学者归纳出政治体制原因、经济状况、传统文化观念、公民团体的不发达几个原因[9]。以上的归纳各有其道理,乡村治理中的政治冷漠的确都可以从以上原因来论述,但是如果要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则可以发现,对政治冷漠症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村委会治理体制对农民参与的排斥以及村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有些人归纳为农民的文化素质或者乡村社会的传统意识,还有人归纳为中国社会缺乏信任文化等,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在进行村落社区建设的乡村,农民参与政治和社会建设的热情极其高涨[10]。如果文化的影响有如此深刻,那么为什么改变了体制却有着完全相反的表现呢?这就从反面否定了这一判断的真实性。政治功效感的分析是指农民发现政治参与行动无效以后,在下一次选举或者政治行动时表现出冷漠态度。这一归纳自有其道理,不过我们发现,政治功效感仍是表面相关要素,其实在的要素是村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体制的排斥造成了管理者和村民之间的隔膜,而各种反政治的事实的反复累积又造成了村民对管理者的不信任,其结果就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现象。
村委会治理体制对村民的排斥不是偶然的,而是总体国家体制的逻辑结果。在现有国家体制下,村委会名义上是村民自治机构,但是在实际上村委会更多反映的是国家意志,这从村委会的职责可以看得出来。调查中我们发现,村委会的主要工作是执行县乡政府甚至更高层政府的决策,负责将国家政策具体落实到农村中。村委会往往成为乡政府执行国家政策的最好帮手,甚至是直接的终端。这种现实与名义的距离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关键问题在于国家意志的完整替代性。1949年以来,新的国家自我赋予了代表全体人民、实现宏大政治目标的责任,从早期的社会主义目标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共同富裕、实现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再到当今时代的和谐社会,无不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化。而为了实现这一系列宏大的目标,必然需要依赖现有的科层体制,层层下达指令、级级落实政策就成为当然的管理模式。到了最底层的乡政府,如何面对地域广大、人口分散的状况就成了一大难题,结果各个行政村的村委会就当然被纳入到国家体制的总体逻辑之中。村委会治理时代,帮助乡政府完成财税任务、计划生育任务和其他经济社会工作乃是村委会的最重要责任。在这种体制和政策模式下,村民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关键点,配合乡村干部完成任务才是最大的政治。这一模式并没有区别对待所有村民,而是一视同仁地赋予村民以国家意志的落实者角色。村民自身的意志和利益被排斥在政治决策之外。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村民们每年都要上交国家财税任务,但另一方面却是村落内的道路和公共设施都安排不好的现象同时存在的原因。这一体制长期以来将农民排斥在外,在公共权力和村民之间设置了一重严重的隔膜。乡村社会的政治冷漠即是这一逻辑的现实结果。
另外,国家在政治发展中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希望通过改变村委会的产生模式来加强村委会的村民利益代表性。村委会选举就是国家试图大力推行的乡村治理机制。村委会选举尽管调动了一部分农民的积极性,并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村委会选举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村委会治理的格局,乡村还是在既有的逻辑下保持着和国家的被动式关联。村委会选举被有策略的掌控在上级政府和党支部的领导之下,村委会保持着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原有的村委会人员基本上仍然被选入到后续的组织体系中[11]。这种现象有力地保证了村委会更好地贯彻执行政府政策,代表政府来控制乡村社会,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有些村民们意见很大的干部也能够落选后继续留任,这种现象更让村民们失望,甚至出现信任危机[6]。2006年实施的村级财务由乡政府统一管理的政策,更加加强了村和乡政府的密切关系,村委会越来越有倾向成为乡级政府的下属机构。这种格局很难进入行政村下的各个自然村,而实际上是以不同自然村落为生活点的村民们却在半体制化的村委会治理模式里难以得到政治事务的激发和关照。这种半体制化的状况导致了村民们对长期不变的管理者的不信任,因此更加促化了村民对集体事务的冷漠。
以上两种原因导致了村委会治理下的普遍政治冷漠症。而这种政治冷漠症反过来最终导致了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弱化和集体项目的停滞,原有的一些集体工程也因为长期得不到修理和维护而慢慢衰败,甚至毁坏。能够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来挣取生活资源的农民们也更不大会积极关注一年只会呆一两个月的村庄内的集体设施,一些有能力的农民逐渐把家眷带出村庄,干脆从村落社会中“退出”。于是,我们所看到的是混乱无序、凋零破落的乡村,以及精英大量出走、只留下老弱妇幼驻守在村内的状况。而在村落社会关系方面,长期的政治冷漠也淡化了既有的村落社会的共同体关联,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苏醒的经济理性的渗入更加扩大了村民之间的隔离,传统的村落共同体似乎逐渐走向分离和破碎。
三、村落社区建设:新共同体的信任恢复
村委会治理下的隔离以及经济自由理性的分散化导致了乡村社会越来越偏离共同体的道路,更加社会化和陌生化。但是政治体制的创新却意外地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变化,让人们又看到了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复苏。而其复苏的基因正是传统共同体所内含的村落内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认同,当下的村落共同体通过体制创新和恢复一些公共的活动逐步重新找回失去的互相信任感。过去的疏离和冷漠得到部分改变,很多人变得愿意参加公共活动,愿意担任志愿者,为村集体的公共事业做出无偿的贡献,带有村民自发性的组织——志愿者协会也得到了更多村民的认同,相比村委会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志愿者协会是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不是根据政治强权,也不是根据经济利益驱动,或者名利驱动,而是根据利他主义的公共精神自发构建的一种公益性组织机构。这一新生的组织形式在农村社会的建立依靠一种传统的资源,即所谓的“五老”[12]。“五老”是指老干部、老党员、老知识分子、老退伍军人、老农民等,是那些在村里年龄比较大、有一定社会威望、有一定政治资本、能得到村民拥护的民间精英。“五老”的权威和费孝通所说的从社会继替中发生的“长老权力”[13]有相关之处,“五老”在乡村社会中处于年龄结构的高层,在每个人的家族中一般都享有高的辈分和地位,加上其所拥有的其他背景和资源得到了各个家族的认同和信任,这样就形成了其不同于其他人的权威。具体说来,这种对“五老”的认同和信任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宗族家庭的信任。
“五老”一般都是村庄内部不同家族的年龄辈分较高的人,同一族内晚辈对长辈的信任是乡村社会的传统习惯,可以说在传统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乡村社会协调矛盾和纠纷的主要依靠。一些地方的长老会和头首会就是这种形式的原型。[14]在同村内辈分较高的人也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信任,因此自然形成宗族辈分的权威。
2、年龄经验和道德人格的信任。
年龄经验也是对“五老”信任的一个内容,“五老”的年龄一般都比较高,在乡村社会人们都认为年龄大的人经历的事情多,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因此是值得信赖的。而且这种人如果具有一定的道德威望则更加得到人们的尊重,这也是“五老”受到信任的重要原因。
3、政治觉悟和智慧的信任。
“五老”的信任区别于传统时代对长老信任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仅是宗族辈分上的老人,更是有着新时代特色的政治觉悟和社会智慧的乡村智者。他们过去的干部身份(退休回家的人)和党员身份,或者教师身份都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对于其他村民来说懂得国家和社会的事情,知道如何处理村落问题,尤其是和外面的关系问题,因此也享有着较高的信任。
4、社会背景的信任。
一些家庭的老人尽管自己不一定有特殊的背景,但是其子女或者亲戚在社会上有着较好的关系网络,政治上也有一定人脉,这样的人在村里也会得到一定的信任,人们依赖这些人来办一些难事,得到一些援助,逐渐积累下来也会形成一定的信任。
5、个人能力的信任(经济能力)。
当然在经济方面的特殊能力也是得到信任的重要因素,这些所谓的乡村能人家庭富裕,脑子活,善于经营,收入高,因此也得到较高程度的信任。[15]
与乡干部与村委会干部不同的是,乡村“五老”得到了村民的高度信任,因此能够组织起各项村务活动,取得较明显的成功。其根源在于乡干部和村委会干部代表着或者说部分代表着国家的意志,这种意志一直以来都是忽略下层农民的切身意念和利益,因此很难得到村民的支持和信任。这也正是村委会治理下政治冷漠的原因。而相反,以“五老”为主体的志愿者协会却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并激发村民参与村务共同构建家乡的激情,恰恰是因为他们更懂得村民们的要求和利益,更能够代表他们来表达其政治与社会意志,因此更能够获得村民的信任。传统的村委会体制并不是乡村内生的制度,而志愿者协会尽管也属于外生的制度模式,但他们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个外形,其内在的主体和机制却是内生的和传统的。切合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习俗惯例,充分发挥现有乡村社会精英的信任资源,因此才将一盘散沙式的乡村重新融合起来,逐渐构建出一个回归传统时代水准的生活共同体。[16]
除了“五老”的社会代表性和信任资本以外,由“五老”组成的志愿者协会这一组织模式也是增强乡村社会信任度的重要途径。前文已经论述了,村委会具有较强的准政府机构特征,村民的自发意志并不能通过这一渠道得到有效的表达和协调,反而是更多通过这一渠道接受国家政策的指令和压力。这一模式排斥村民的后果就是村民的信任度极低。反之,志愿者协会基本上是开放的、平等的和切身的,村民们基本上可以自发、自由参加,能够与协会积极互动,随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参与各项组织活动;他们将村民真实地包容在一起,给他们提供了有效的集合意志、表达意见的渠道。这就激发了村民的信任感。个人的自由参与和组织的利益代表性是村民们对志愿者协会这一组织机制高度信任的主要原因。
四、信任形成的社会资本:村落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
重新恢复的村落信任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这一社会资本给村落带来更加规范和合作的关系网络,增进了村民之间的互动协作,促进了村落社会建设的繁荣以及总体凝聚力的增强。所谓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17]。乡村社区重建中恢复的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逐渐形成的社会资本可以体现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若干方面:
首先是合作力的形成。以前的村落四分五散,没人愿意出头露面来组织管理,也没有人愿意主动出资搞村落公共建设,一般都是通过强行摊派方式来做。这种方式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常常导致村干部和农民关系紧张,也增加了双方的互不信任。但是通过社区志愿者协会,村民愿意捐资建设,并愿意不计报酬的主动参与到实践行动中来,这在我们所调研的几个县都是普遍的现象。村民相信志愿者协会所以愿意投入资金,集体资金因此得到一部分解决,这是乡村建设社会资本的最佳表现。[18]
其次是林南所称的“工具性回报和情感性回报”[19]。所谓工具性回报是指社会资本所带来的直接的财富、名望和权力。这种回报一般是指个人,但是用在集体上也是一样。社会资本的形成和丰富首先带给村庄丰富的经济机会,一些村庄通过发展村落社区形成了集体基金,并开始谋划村庄的集体产业就是最好的例证。村庄也是一个品牌,一些村落通过搞社区建设已经在本县甚至是地区和全省全国都形成了一定的声望,这种声望自然带给本地更多的发展和交流机会[20]。一些村落通过和城市社区对接也开始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合作搞起了城乡共营的经济、互动学习交流、互相创造就业机会等,形成一种共赢互利的良好关系。九江市的城乡社区对接互动活动即是这方面的实例[21]。而所谓情感性回报主要是指村民们生活在这里的心理、生理健康和满意度。信任环境下的村落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带给村民们更多的心理安慰和快乐,邻里间的互相关照和帮助让更多的人感到了村落共同体的关爱,这方面的例证也非常丰富。一些村民原来不喜欢在村落中居住,现在也变得愿意在这里居住,一些在城里工作的老人退休后回到村落也都证明了这一问题[22]。另外就是对村落生活的满意度,笔者所调研的对象几乎普遍反映现在的村落社区生活非常舒适和满意。村民们通过对身边的变化切实地感受到了村落社区建设给自己生活环境带来的变化,满意度非常高。
再就是社会资本带给村落社区更加广阔的社会联系,拓展了村落的发展空间。乡村村落一直是总体国家体制下被遗忘的角落,传统时代的社会联系被切割和分离,到了现代工业时代乡村人口被遗忘在国家政治和自由经济之外。村落社区建立以来,各种旧有的社会关联被重新恢复,乡村社会逐渐被纳入到整体社会的网路之中,因此,乡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逐渐得到拓展。九江市开创的城乡社区对接互动就有着这方面的意义。依靠政府的牵线搭桥,或者城乡社区既有的社会联系把比较临近的城市和乡村社区连接起来,互相沟通有无,互相合作,形成一种经济文化互动的新型网络。一些城乡社区因此得到了较大的实惠,并局部地改变了社区的面貌。[23]村落内部形成的社会资本形成了推动社区团结的动力,并帮助村落社区从一个封闭的空间转变为与外界建立联系与密切合作的新环境。一些外出打工发展较好的村民也改变了过去不关心村庄事务的态度,纷纷从村外带来了新的资源,帮助村落社区的建设[24]
五、小结
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变迁历史。从传统时代进入高歌猛进的革命时代,乡村社会在革命文化的变革下顿时失去本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而革命时代的激情冷却后我们又进入了另一种亢奋的实利主义大泛滥时期,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也同样经历了撕裂和疏离的苦痛,其结果是我们所熟知的昔日共同体的碎片化。在这种反复的颠簸中,人们逐渐醒悟,生活共同体的存在才是人们的情感和社会关联赖以支撑的基础,没有共同体就如同没有家园的流浪儿。而村落社区建设的复兴正是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在村落社区里我们看到了信任的回归,公共事业的自发成长,过去“逢公必败”[25]的状况被改变。信任回归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的成长正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摘要：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可信赢得、信任给与和信任博弈 篇4
关键词：信任,可信赢得,信任给与,信任博弈
信任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因素,更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和谐力量。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任能够节省了解他人的信息成本,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影响着经济变化的性质:“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赖关系足以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即使进行欺骗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代理人也不会施行欺骗。许多作者指出,缺乏这种信任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1](p118)一般来说,信任问题适用的语境非常广泛,有时被视为个人品格、感情、信念、意动等方面的特性,或者是通过行为、态度、选择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对他人的期望、了解或约束、要求等。社会科学领域反映在不同层次互动关系上的信任类型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基于计算的信任,它由可信得到的奖励和背信遭到的惩罚来维护,属于商业或利益关系中常见的类型,是根据合同、契约等中介形式形成的短暂联系;第二种是基于了解的信任,在行为人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中,行为人彼此增进了解,超越中介形式而信任对方品性,形成较为长久、稳定的关系;第三种是基于认同的信任,这种信任伴随对他人的了解而发展,并且与对方趋向共同的价值标准、原则或目标,比如在以信任、慷慨和意识形态为基础并且具有“优质控制”和“产品鉴别”优势的非营利企业,主动加入其中的管理者和雇员往往观念共享,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定价值的体现,不需要外在监督,愿意接受低水平工资,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三种信任类型在内涵上体现出由“经济性”向“道德性”的演化。斯密认为,市场秩序是个人自发行动的合力产生的一种集体理性秩序,“经济人”利己性的物质利益目标客观上需要按照“道德人”利他性的行为方式才能实现,经济行为者需要表现出“双面性”:“经济人”的一面为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道德人”的一面自发限制利己欲求,维护市场秩序。斯密把人性中这两种向来被视为冲突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和谐,使其似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参与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自我矫正,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经济社会和谐。本文试将“经济人”市场求利行为与“道德人”理性选择的矛盾互动,渗透在双向互动的信任关系中,通过被信任者的可信、信任者的相信和彼此信任关系的博弈,说明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人”品质对于实现“经济人”理性目标的不可或缺性,探讨信任问题及其深层意旨。
一、可信赢得
在互动信任关系中,“经济人”作为被信任方如何表明自己可信从而赢得对方的信任,是解释信任传递的常见问题。经济学家尼尔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探究这个问题,提出遵循“道德人”准则行动是“经济人”赢得信任的重要途径。尼尔斯认为日常实践中存在三种信任形式:“情境信任”作为交易成功的一个约定条件,是“交易者认为他人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合作”,适用于静态稳定情况,常用“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来解释;“品质信任”指个体品性上的高可信度,是“基于交易者对他/她的内在可信度的感觉”,它作为衡量经济行为者“经济人”诚信水平的重要尺度,是交易关系更可靠的基础。与这两种有意识选择的信任行为相对应,第三种是在人际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习俗性信任形式,三者在日常实践中相互补充。相比较而言,尼尔斯认为前两种有意识选择的信任形式更有分析价值,不过纯粹机会主义的“情境信任”可靠性非常低,因为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机会主义被视为利己人性固有的,信任只是约束“经济人”机会主义的一个补充因素,而这种约束力在诱惑力极大的“金色机会”面前非常脆弱,难以真正奏效。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如果人们觉得,交易者做出可信的交易行为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交易者的本质并不值得信赖,人们对此人的信任将非常有限。‘非工具性’的可信赖行为更有说服力。”所以,尼尔斯把品质信任纳入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加以重点分析,从“经济人”机会主义的发生概率角度探析具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用交易的特定情境来解释可信度的差异。
尼尔斯指出人天生具有“道德人”的可靠性和“经济人”的机会主义两种倾向,两种倾向在人际互动中受环境影响而有抑有扬,何者占优取决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在陌生人之间,机会主义的利益目的往往是行为重点,在亲友和熟人之间,牟利的任意性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自觉约束,呈现出高信任水平。尼尔斯专门设计了一个“人性内核分裂模型”,以混合体关系为重心,讨论信任在交易关系和混合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尼尔斯指出,信任的产生机制要通过互动过程来理解,“信任的决定因素导致主观信任(即对方是否值得信赖的感觉),而后者反过来又将导致行为信任(即在没有足够保障的情况下,与对方交易的意愿)。”尼尔斯特别强调了可信品质在模型中的重要性,这里的品质指“特定个人的人性基本要素(尤指机会主义和可信度)的平衡与关联方式。”[2](p146-153)尼尔斯认为存在提高主观信任度的两种机制,一是他人可信度增加,二是他人可信度信息增加,即通过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可以看出,尼尔斯非常关注个体的可信度,把缔结信任的重点确定为促使“经济人”基于利益依赖的理性考虑而自觉遵循“道德人”行动原则,个体通过克服其“经济人”机会主义,向互动对方表明自身行为值得信赖,使信任关系得以持续下去。
品质信任需要互动双方通过自身的道德表现才能得到保证,“经济人”可信赢得的品质基础来自社会资本的内化,社会学家卢曼从社会存在角度进一步说明了“经济人”可信赢得的内在要求。卢曼认为人们证明其可信赖性的一个主要判断依据,是他们的自我表现方式,个人显示信任的能力是其赢得信任的必要资本,“就人际信任而言,在社会中的信任基础依照自我表现的前景与条件以及包含于其中的策略性的问题与危险而得到调整。这种机制把结构化了的社会条件转变为信任的资源”。[3](p81)只有“经济人”相信自己能够对自我表现进行反省,认识到信任需要通过这种能力获得的时候,信任才能赢得。信任的表达、赢得信任、接受和互换信任等,在长期的社会关系中都作为机会与制约而存在,内化为社会资本的信任能够使人们避免承担复杂性重负,而滥用信任的人则会遭到复杂性困扰的惩罚。将信任关系转为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就为更大范围的行为获取了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成为赢得信任的必要途径。这样,以信任责任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就会强有力地巩固社会秩序,可信赢得也成为“经济人”成功进行经济和社会交往的必然要求。经济领域诸如此类的论题很多,“管理德性”研究首席执行官、企业家和部门经理等主管人员的可信性对公司发展的价值;“营销信任”理念关注确立批发、零售、广告等各个营销领域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赢得信任,比如“协商销售”是有助于加强顾客关系的一种营销形式,推销员在推销产品的时候,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给出一个令顾客满意的报价,从而赢得对方的信任,不仅使该顾客再计划购买同类商品时优先选择自己,还会在该顾客周围人群中形成营销口碑优势。
二、信任给与
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秩序需要协作,协作需要信任,信任关系必须不断突破地缘限制,获得扩展,为克服人际行为中的不确定性提供保证。尤其是在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系统和宽广的世界视域中,信任已经成为正常和理性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使信任关系成为可能的初始原因一直是信任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人们习惯上用经验积累的试错方式建立信任,由最初的不得不盲信到先迷后悟地提高相信度到以经验反省的方式证明其可信性,与这种经验习得方式同时存在的还有两种解释方式,即本能给予和自觉给予。
卢曼立足个体的生成特征,说明了信任给予首先属于一种本能需要。卢曼把信任内化为人的个体特征,用它表达人际需求对个体的存在意义,以信任系统作为把握信任的专门机制,通过系统的建立过程使行动者自主进行行为选择,把道德品质和理性策略整合为信任系统的内在整体功能,使信任系统与其他平行发展的社会机制处于互动,同时把互动信息内部化,简化生存面临的复杂性。卢曼认为信任是人们简化生活世界复杂性的内在需要,在复杂世界中缺乏对他人的信任感会使人产生心理疾病,受到模糊的恐惧折磨。信任系统就是克服这一问题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以内在自我调节为主,用内部信息代替外部信息构成“意志”的经验基础,将外部问题转移至内部进行消化处理,“系统有选择性地解释世界,透支它所拥有的信息,将世界的极度复杂性简化到它能够有意义地定位自己的程度,因此获得它经验和行动可能的结构”,进而“用内在的确定性代替外在的确定性,因而提升它对外部关系中不确定性的耐受性”,化约外部不确定性产生的压力,吸收不确定性、简化复杂性。[3](p42)其可靠性在于信任的缺失会影响自信,改变内在性情,因而会遭到内在抵制。同时,信任系统内在的信息处理功能为维护信任提供了支持力,它“把每个人都带到一种弥散的共识之中”,使人们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加强了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使信任成为个体自身的必需,保证了信任的实施。
随着世界复杂性的增加,人们对信任的需要也会越来越迫切。信任关系能够“把出现的条件转变成持存的条件”,其产生的剩余业绩导出规范,并且通过透支规范创造形成一种约束。但是信任关系何以出现?本能给予排除了行动双方自觉参与的意义。着眼于助益他人进行的信任回馈是“道德人”的自觉要求,也是信任关系的最终意义所在。卢曼强调信任关系中“道德人”选择的重要性,因为它涉及信任能否产生、能否成为规范。卢曼认为,信任在得到规范保证之前是一种风险赌博行为,信任行为的发出只能来自一种类似英雄式和神圣的道德动因,“要求别人的信任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能提供和接受信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信任要求不可能引发信任的关系。信任关系的开始只能通过投资,通过预先履行义务来实现”,“只有他自己最初的信任给他这种可能性,当作规范提出建议:他的信任不要被辜负,因此可能把对方吸引到自己这一边。”[3](p57-58)
信任关系确立后,通过个人的理性认知和自主选择,内化为其宽容待人的适应方式,或者向他人表明自己可信的交往润滑剂,信任的得与失会显示出影响个人行动空间的效果,这样,“道德人”给与信任就是“使信任充分地具体化,为人知悉,它作为另一种力量的来源,不会损害信任,却会强化信任,也许会使这种关系定型下来”,使施信者在一个大多数人既讲立信又讲施信的复杂社会应付自如。[4](p475)伦理学家帕菲特用包含必要付出的利他原则进一步支持了卢曼的观点,“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们即使在知道将对他们更糟的时候也遵守他们的诺言。我们能够假定,除非我们相信遵守这样的诺言是合理的,否则我们就不会具有以这种方式行动的意向。而且我们可以假定,除非我们被人们认识到具有这个信念,否则其他人不会相信我们会遵守这些诺言。”[5](p30)此即原则认同的内在约束和效力。所以,“道德人”不仅作为“经济人”可信赢得的监督者在场,“道德人”自觉给予信任从而缔结信任关系的作用更为关键。在《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一书中,艾克斯罗德关于合作缘起的研究,契合这一论点。艾克斯罗德发现,在参加“囚徒困境”计算机竞赛的200次对局中,名列前8名的都是先行信任的善良性规则,善良规则将得分相对高和相对低的程序明显区别开,并且证明同为善良规则相遇会有更好的表现。这种不首先背叛并且主动采取合作的善良规则,就是一种“道德人”的自觉信任给予,它对于创造和谐关系具有特殊的价值。
三、结果反馈策动的信任博弈
“经济人”的信任赢得和“道德人”的信任给予是对信任关系成立条件的静态描述,现实中信任关系的动态生成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对风险的态度、文化氛围、交往的时效等。已往的信任研究集中于人们彼此熟悉或重复交往情况下的信任选择,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和网络媒介的发展,与陌生人的一次性交往越来越多,人们面临着陌生人社会的信任风险。信任类似风险投资,成为陌生人社会日常风险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风险投资角度分析陌生人之间一次性博弈中的信任决策,需要附带用以平衡背信成本的风险金。风险产生的潜在损失对“道德人”的信任给予有着重要影响,假如“经济人”背信,“道德人”就要承担避免背叛风险的附加信任成本,这种心理成本会严重削弱信任关系的持续性,该风险成本的效力在动态过程中更具实质意义。尼尔斯强调形成信任关系的重要条件是重复、相互加强的互动过程的延续性;交易各方的沟通水平和投入程度所形成的互动过程的强度;互动过程的风险性等。
这些认识揭示了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信任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立足信任博弈剖析其更深层的原因。基于计算的信任博弈以“经济人”为主要分析对象,其人际关系内彼此都面目模糊,无特定的个性要求,是就利益交换而现象态地看待信任关系,与机会主义密切相关。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看来,机会主义是一种必然导致囚徒困境的人类行动准则,威廉姆森则直接地指出,宣扬理性选择的机会主义实质上是损人利己,是利用他人的有限理性,欺诈性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机会主义至上的“经济人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一个没有个性和个人行为倾向的人——由于这个原因也永远不可‘信任’经济人,在褒义和贬义上都是如此。”[6](p165)在机会主义者眼中,信任只具有工具价值,每个人都优先选择他人信任自己,认定给与信任必遭背叛。所以在信任博弈中,利己博弈双方基于计算的信任根本无法维持,必须寻求超越利己惯性的力量,重视更为灵活的自我执行的诺言信守。如前所述,信任给与的“道德人”利他选择为信任博弈提供了发动力量,着眼于助益他人而进行的信任回馈是“道德人”给予信任的自觉要求,也是信任关系的最终意义所在,“信任的意义在于,我们理解到他人会按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来安排他们的行动,从而乐意分享一个共有的世界。”动态的信任“规定着我们的关系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在‘协调’世界。”[4](p64)
无论是信任给与还是可信赢得,人际互动中着眼于结果反馈的制约性是信任博弈的必要机制。“信任每个人与不信任任何人一样都是邪恶的”这句塞内卡名言说明,“信任包含强制因素在内。它隐含在‘信任我’这句表述中。其含意是,不信任我,你将放弃一个机会,这机会将由以信任为基础的我们的相互联系来提供。”[4(p229)]卢曼也强调信任要根据确定事实产生的结果,人们“在某种限度之内,与特定的、理性的期待成比例付出信任。当他把信任赋予某人某物时,他必须约束与控制的正是他自己。只是动机结构的固有部分,它使信任成为可能,它通过值得信任的符号,使信任的目标更可能达到而产生。”为此,用以维护信任关系继续的制裁,是信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是信任者维护信任关系的一种责任,“如果信任者不假思索地放弃了提供制裁的权利,他可能因而丧失有利于自己的罪责归咎的可能性,并发现自己成了谴责的对象。”[3](p39-49)人们能够意识到付出信任的风险性,然后根据自身信任行为受到尊重或背叛来判断其信任他人的选择正确与否。因此,结果反馈策动的信任博弈强调维护和发展信任关系的相互制约性,以互动互惠作为直接成果和动态表达。
结果反馈策动的信任博弈与宠儿定理的功用同出一辙:在宠儿定理中,给定家长的利他主义程度和最后通谍权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合作的机会边界,贝克尔指出利他家长能够诱导利己子女实施利他行为,在满足利他者“主观效用”(以利他目标为追求)的同时,也增进了客观物质效用,改善了所有成员的物质条件。从客观物质效用角度看,假设家庭由利他父母与利己子女组成,利他父母充当了家长的角色,他们主动付出,发挥了家庭福利的缘起作用,并且给予子女能够承担家庭责任的先行信任;同时利他的父母也是战略者,具有限制和引导家庭成员为家庭总体目标贡献的关键约束,比如“最后通牒权”,诸如此类的策略会使子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积极做出反应,通过提高家庭总体福利的自觉行动赢得父母的信任,使家庭成为实现长期、总体效益的成功试验田。从父母的利他“主观效用”来看,利他或利己家长对于孩子将来的个性塑造都是建立在利他预期基础上的,但偏好基点不同,培养孩子利他主义的视界也不同,利己家长把自己置于中心,希望影响孩子形成将来自愿照顾父母的利他偏好。利他家长则着眼于孩子自身的成长,将利他主义看作孩子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精神培育过程。由此展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发展层次。
穆勒曾经指出,“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对人类的好处,表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方面的好处也许是最微不足道的,但即使如此,也是无限大的。”[7](p132)在由“道德人”和“经济人”构成的信任关系中,“道德人”的利他因素发挥了“经济人”利己不及的作用,用自己与他人的效用总量促动利他行为,提供了避免和改造囚徒困境的可能,成为信任发生的前提,而其注重以奖惩结果推动信任关系的利他选择在人际策略互动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把彼此的信任传递下去而实现双方交往的功利性程序理性目标;同时,“道德人”的利他高尚人性动力,又能够以行动改变偏好的方式,敞开个人的全面发展路径,使信任关系蕴涵的深层伦理实践理性追求进一步得到呈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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