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这三年

工作这三年（精选三篇）

工作这三年 篇1

>选择

20世纪末高校扩招所带来的弊端, 在2006年毕业生就业时已经显现无遗了。拜连续坚挺的GDP增长所赐, 这一年走出校门的同学们都确实找到了一份工作, 无论这份工作的薪水到底怎样。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放弃留在北京、上海的希望, 转而去二线城市, 或者干脆响应国家号召, 赶赴西部。

一名普通的文科生在就业时通常有两条大路:一条指向仕途, 一条就是去赚钱。经济形势是如此之好, 以致于我很容易就被身边同龄人的高薪童话蛊惑了,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公务员考试, 确定了去企业的志向。在信心满满地立下志向后, 没有想到竟然就是半年的等待, 因为很少有一家企业会冒险接受一个学的据说是“科学哲学”的文科硕士。直到蓝色光标的面试到来。

古人说好事成双, 竟然是真的。就在蓝色光标的Offer到来的同一天, 另一份国资委相关的工作Offer也姗姗来迟。一个是如朝阳一样的公关行业;一个是收入可观的金融行业, 2006年正是国资委登上各个媒体频率最高的时候, 要在1-2年内完成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为国资转让相关的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最后选择蓝标, 说白了就是因为初生牛犊梦想在一个年轻的领域, 创立一番自己的事业。这个时候, 我24岁, 有点老, 不过还好。

>第一年

2006年年中, 股市和房市一改以往含蓄的增长方式, 开始和中国经济一同粗犷上扬。在外国的本国的、国家的私人的资本急速聚集的一年, 我开始了作为一名真正公关新人的最基础的工作。在每天阅读客户技术资料的时候, 我习惯于做一些美妙的假设, 比如如果我不读硕士就参加工作的话, 现在我应该会拿着一份让人羡慕的薪水并踏实地期待年底丰厚的分红。

但实际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同时进入公司的同事什么专业的都有, 大多比我年轻, 每天在一起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的直属领导比我年轻, 每天要考虑的事情除了怎么应付客户的要求, 还包括怎么“培养”我。我领导的领导, 根本不会直接和我对话, 30不到。项目的客户总监只有28岁, 看到所有的人都很客气, 包括我。

接下来的故事接近俗套。一个有志青年, 不甘心在逆境中沉沦, 于是拼命工作, 每天加班, 把公司当家, 把家当旅馆。虽然结果并不是该青年进士及第, 光宗耀祖。但到2006年年底, 我在公司里面倒也树立起了勤奋、踏实的个人口碑。用老板的话说:“能力是一回事, 态度是一回事。能力不行可以培养, 态度不行可就只能放弃了。”

2006年5月进入公司开始试用期工作, 在世界杯结束的时候, 我也正式签署了我第一份正式的劳工合同。说真的, 不希望这一辈子签太多这个玩意。接下来的半年, 我的工作开始与路由器、交换机、IPTV、网络安全等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名词发生联系。同时, 一周要阅读包括《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四份财经类媒体的IT和通信版面, 天天都被3G发牌的新闻搞得热血沸腾, 哪里知道真正瓜熟蒂落还要到三年之后。

2006年, 在客户一份份超华尔街预期的财报中逐渐走完。那个时候, 我们媒体沟通90%的工作还限制在平面媒体上, 虽然每天都在使用Email、MSN, 阅读新浪、网易、Nytimes, 可与网络媒体的合作还限于到了活动的时候, 邀请几个门户网站的编辑来应个景, 报告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把网络报道的拷屏给放进去。一切都在不久之后改变, 互联网让公关这个本身就新兴的行业更加充满趣味和挑战。

>奥运前

若干年以后, 人们提到2007年的时候, 大概都会用“奥运之前那一年”来代指。在这个“前奥运年”, 我被调入了公司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服务客户恰为北京奥运会的主赞助商。

变化客户之快, 几乎没有给我任何适应的时间。假设老板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我就应该能够胜任现在的工作, 能够同时承担客户端、媒介端和财务端的工作。于是乎, 下班时间再推迟一些, 由传统的广告公关公司下班时间直接升级为“四大”下班时间。

“奥运”是2007年的主旋律, 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一同怀揣着“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梦想, 飞速发展, 连续第5年实现GDP两位数增长。“全民炒股”成为事实, 在实体经济泡沫的催生之下, 中国股市出现了罕见的暴涨。中国股民完全放弃了中国消费者素有的理性思维, 在股市上赚回了一辆又一辆奥迪。当然, 这些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奥迪不久又从账户里开走了。

2007年, “全民娱乐”的概念深入人心, 湖南卫视在超女之后, 又力推“快乐男生”, 陈楚生、张洁、舒醒、吉杰, 这些外表俊朗、充满个性的青年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展示自我, 想唱就唱”也成为中国青年一代的最大洞察。

工作上的事情, 并不如火如荼。工作的第二个年头, 明显感觉到公司给的指导和发展空间都让自己的经验和业务水平得到了缓慢的提升。然而,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新客户是个急性子, 重压之下容易爆发。这是每一个公关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问题, 你几乎无法碰上总是宽容的客户。

有办法解决么?现在为止, 没有找到。除了宽容、理解、忍耐, 最重要的办法, 那就是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如果你是个乐观主义者, 且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话, 请相信业务水平的提升能赢得客户对你的尊敬。

>奥运走了, 危机来了

“轻轻地你走了, 正如你轻轻地来。你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盼望、等待了7年的奥运会, 竟然只消磨了大家短短18天的时光。光环褪去, 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 好日子结束了。在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我经历到了我的前辈所没有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全球化下的经济危机。

客户已经不怕自己的财报达不到华尔街的预期了, 所有的企业几乎都在亏损, 而且华尔街自身难保。当我们拿着提案走进客户的办公室, 告诉他们, 我们建议你

做这样一个品牌活动时, 客户可能会告诉我们:“你走错门了, 报项目, 请上建设部。”所有的公司都在追求销售, 他们觉得在经济高峰期所扔出去的大量市场推广费用该到回报的时候了, 如果可以, 公关、广告的帅哥、美女们, 请你们来帮我卖产品。

不知道在中国的PR百科全书中, 有没有任何一种公关的传播效果是以销售驱动为衡量标准的。如果没有, 那就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来书写了。老板在群发的邮件里面管这种公关叫做销售驱动型PR, 他告诉我们销售是可以通过公关手段来促进的。那好吧, 让我们真刀真枪来点实在的东西。

2008年底, 我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网络以后的公共关系是否还名副其实。最新发布的统计表明, 中国有3亿网民, 购物前90%以上会从网络获取信息。传统网站、BBS、SNS, 网络公关的通路越来越多, 形式也越来越花哨。由于网络的特殊性, 网络公关的评估与网络广告殊途同归。这也带出了在网络推广方面, 哪种手段的性价比更高的问题。

2008年本该是精彩的一年, 可惜有了地震。我3月底前往西藏开始负责火炬登珠峰项目的传播工作, 5月中返回北京前, 在拉萨因为汶川地震滞留2天。大地震吸引了中国社会的所有注意力, 也削弱了奥运赞助厂商的推广力度。7月, 我进入奥运村, 担任运动员村网吧运营经理, 认识了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运动员们。从奥运村回到公司上班不久, 雷曼兄弟破产, 宣告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正式到来。

三年时光荏苒, 回想起来收获自然很大。希望经济危机快些过去, 我在这里期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毕业这三年 篇2

——写在毕业三周年之际

刘伟

发呆之余，忽然发现我已经毕业三年了，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正在学校办理离校手续，一晃三年就这样过去了。毕业这三年——细细回想，感慨还真不少。初出校门时的轻狂与不可一世，初到京城打工的羞涩与无奈，面对现实的孤独与困惑，草草混了一年半再次回到现在这个可爱的家乡，现实与期盼还是那么的遥远，三年了，面对“三年”我感觉有很多话要说，面对“三年”我想倾诉。回想过去的三年，经历了不少美好与痛苦，引用白岩松的话“痛并快乐着”。毕业这三年——京城的闯荡让我感觉生活不容易。曾经和一挚友交流过，在北京混不容易，我们共同的感觉是在那里我们找不到自己，看不到希望。这会让我感觉很累，以至于后来打退堂鼓。回到这里干了现在这份工作，每天比较悠闲、压力不大，可是每到夜间才会感到渐渐逝去的是不可再生的青春年华与年少轻狂的光辉岁月。总感觉自己很茫然，妈妈说那是因为没有成家，如果成家了一切就有头绪了，可以按部就班有头有序的生活了。也许吧，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也不确定。有人说生命就是在路上，不断的走下去，走下 1

去.....生活就是生命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时每刻都充斥着喜怒哀乐。引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哥写的不是文章——是寂寞”

毕业这三年——生活的压力让我四次更换工作。现在这个是时间最长的——一年半。这三年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一直在不断的寻找自己，为了那个现在看来有点不现实的梦想苦苦的追寻着，直到现在，我还在寻找，在追求。当然我在工作上很卖力，现在也比较满意，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以前老说“生活把我给上了”，现在必须反过来，是时候了“我要把生活给上了”。

毕业这三年——任何困难都没有使我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从没有苛求自己要有什么结果，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不变的目标，然后去不断的努力。回到这里我才发现原来现实条件是那么的具有诱惑力，这里有钱的大款有很多，这里烦躁的人也很多，像我这样的低碳男（无车 无房 无妹子）也应该不少。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我感觉很被动，经一高人指点说“要静下来，尽管其变，再出奇制胜”。我只能理解为欲速则不达。我明白了一个问题，我需要的就是“静”，克制那些无休止的欲望，理性的做自己的事，走自己该走的路，不能走神。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毕业这三年——在追梦的过程中，收获不少，失去的也很多。很多人说我太自信，甚至自负。一直在问好兄弟，一

直在问自己，做了一些别人看来不敢做的事情（当然后来我也失败了），总是春风得意，实际上是对现实判断不足，对自己估计过高。概括起来就是没有把自己定位好，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否定自己的以前，我坚信我的大方向肯定没问题，只是在感情问题上有点不擅长。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你越是想得到的东西就越得不到”这句话来宽慰自己。原因是当你想得到或者是想成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急切，想法很幼稚很单纯，急的会失去理智，急的有时甚至不择手段，这样的急切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正所谓“越是属于你的幸福，越在远方等你”，哈哈，才发现我真的好阿Q的。

毕业这三年——追梦的过程有高兴也有悲伤甚至流泪。在工作上我比较注意观察，我比较善于学习，所以得到不少鼓励。我结交了不少朋友、同学、同事，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打球、聊天。这些都让我很得意，承蒙各位厚爱，我更加自信。但是因为感情我有过不少的悲伤，因为失败、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很感情的人，容易动真情。而且动了感情就有那种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想法。尽管我苦苦追求，我认定的我要誓死捍卫，可结果往往也是悲惨的。现在想来可能还是不理智，没经验，情商比较低。面对现实只能故作大方的说一句“放爱一条生路”吧。

毕业这三年——我一直在努力的三年。三年的学习工作，现在的我面对问题相对更加理性、更加韧性。我庆幸我是80后，作为80后大军中的一员，我们同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浓墨重彩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注定将被历史所记载，因为我们总是在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总是以最耀眼的行为方式去做人处事，进而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必然——“成也罢、败也罢，千古英雄浪淘沙”，我会撑起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的…………..毕业这三年——我认准一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只要有信心，人永远不会挫败！

王毅这三年 篇3

中日关系的回暖，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与努力，在此过程中王毅站在前沿阵地。他的继任者将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推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这个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

9月21日下午，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王毅登上飞往北京的925航班。

3年前的9月，王毅以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踏上东瀛土地，面对的是中日1972年建交以来出现的“严重政治障碍”。

“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他立下军令状。

“当时，中日关系确实是低迷，使馆压力很大，王大使是临危受命。”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3年过去，面对“融冰”之后的中日关系，王毅及他率领的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王毅先生和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他们的成功是在中日关系发展大趋势中取得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几年，中日关系经历曲折，王先生个人出色表现的背后，凸显的是中日关系必须改善、中日友好不能倒退的历史趋势。客观讲，中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受国内国际政治气候影响，一些矛盾可能激化，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强硬”不是初衷

9月10日，在离任招待会上，王毅动情地回忆了他的大使生涯，“说来也巧，恰恰是3年前的今天，我背负着国家与人民的嘱托来到日本工作。当时，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严峻的局面。但我始终相信，中日两国和平共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是时代的潮流，两国加强互利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言行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背离这一潮流的势力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本刊，王毅在演讲时难掩激动，几度哽咽。

想起2004年上任之初，王毅面临破解中日关系僵局的迫切任务。日本媒体对他的到来给予大篇幅的报道，对他寄予厚望。“据我了解，王毅在日本政界、财界，还有知识阶层，朋友挺多的。十七八年前，他--曾在日本使馆当过5年参赞，建立了很多社会关系，知名度颇高。中国政府再次派他到日本工作，是想尽快打开局面。中国不愿日中关系继续恶化。”小岛朋之教授说。

当年年底发生的“李登辉访日事件”，让中日关系更为恶化。王毅面临他上任后的第+考验。

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王毅约见外务省官员，措辞强硬地进行交涉：“日本政府为分裂中国的急先锋开绿灯，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日方挑起事端，必将自食其果。”

日本人由此领教了“温和”王毅强硬的一面。

而“强硬”绝不是王毅的初衷。刚到日本时，他就发出积极信号，表示要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广交深交朋友。但在小泉时代，这谈何容易。谈起3年前的情形，小岛朋之颇多感叹，“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烈，对中国不友好的论调甚嚣尘上。王毅的作用很难立竿见影。”

“以民促官”为外交利器

“知日派”是日本民众给王毅贴的标签。王毅知晓日本情况，熟悉日本礼节，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加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日本各界对他均怀有好感。

为了给中日关系的改善制造气氛，王毅凭借自己的人气，带领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员工们展开“公关”活动。

推动中国文化年活动举办，向普通公众开放使馆，帮助中国艺术家搞演出、开画展，邀请左邻右舍到使馆享用中国大餐……在王毅看来，“以民促官”是一把外交利器。

“大使特别注重民间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他喜欢看高仓健主演的《千里走单骑》，大力宣传这部中日合拍的影片。大使还要我们向‘韩流学习，要在日本掀起‘华流。”中国驻日本使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

2006年6月，在东京涩谷区最时尚的表参道山庄现代大楼里，王毅参加“凉装运动”，穿着白色改良中山装“走秀”，十分抢眼。

王毅的语言天赋也为他的公关活动加分。“日语是魔鬼语言。”一位美国官员曾如此调侃。有人认为，日本政治家说话非常含蓄，只通过翻译，而不能用日语直接交流的话，很难把握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而这对王毅不是问题。听过王毅演讲和交谈的人都知道，他精通日语，不只是会说，而是表达得非常好。

据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向本刊介绍，在上任初期，王毅几乎每周都安排有演讲，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和会见更是安排得非常满。他广交朋友，包括政界、财界、学界、艺术界人士都有交流。此外，还接受一拨又一拨日本媒体的采访，“他尽量用日本人能理解的话、能听懂的道理，来解释中国的对日政策。”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说：“公关能力，是每位外交官都该具备的素质。公关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了解受众，并能在同一语境下展开交流，这很关键。王毅大使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从2004年到2006年，王毅身体力行“以民促官”。最大的“促官”良机在2006年9月底出现了——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小岛朋之告诉本刊：“王毅和安倍的个人关系不错，安倍上台对王毅和日中关系而言，都是个机会。”

2006年8月，在出任日本首相前，安倍参加了“东京－北京论坛”。在这个人称“第三外交”的平台上，王毅与安倍进行了对话。“当时，安倍当首相的呼声最高，王毅主动和他握手，传达信息：只要放弃参拜，中日关系有可能转好。”小岛朋之说。

10月8日，就任日本首相仅12天的安倍晋三来到北京。安倍的“破冰之旅”，被公认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谋求转圜的重要标志”。

“大家可以使用的人”

王毅今年54岁，出生在北京。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王毅于1982年2月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获亚非语系文学学士学位。考进二外之前，他在东北建设兵团当了8年兵团战士。

喜读书、擅书法、爱写作，文笔很好、关注时政，是师友对他的印象。

毕业后，王毅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一路高升，几乎经历的每个职位都创下“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纪录”。2001年，48岁的他成为外交部史上最年轻的副部长。从科员到副部长，王毅用了19年时间。

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读在职硕士研究生，获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师对他印象依然深刻，“我们当时叫他王司长(亚洲司司长)。他学习很认真，很顺利地毕业了。”

之后，王毅到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启朋是他的导师。

“他当部长助理的时候在外交学院读博，论文研究方向是当代国际关系。课程早就修完了，但由于工作原因，他还没有完成答辩。”周启朋说。

资料显示，胡耀邦1983年首访日本时，他的演讲稿是王毅草拟的——那时，王毅是外交部级别最低的工作人员。据说，王毅交稿后，胡耀邦只改了两处。

而把王毅推到全球媒体聚光灯下的是六方会谈。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努力聚拢各方“谈起来，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赢得各方称赞，由此走进公众的视线。

2004年7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在出访时被免职，引起了各方的猜测。传言说他要出使加拿大，两个月后官方才证实他被派到日本当大使。

在王毅离任前一天晚上，中国驻日本使馆网站在首页贴出了一封信，题为“王毅大便致厚生劳动省舛添要一大臣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9月19日，或许是王毅作为大使写的最后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最近，我馆一位馆员家属突患重病，被紧急送到日本当地医院。虽然医院全力进行抢救，但病人情况仍然相当严峻，危及生命安全。我为此不得不给你打电话，你立即与医院取得了联系……你公务十分繁忙，却对一位普通的外国患者关心备至，不仅体现了你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政治理念，也体现了你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这封信，体现出王毅工作的细腻。在这方面，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感触颇深。“他做工作非常细致，很关心馆员。而在维护华人华侨权益、帮助留学生解决实际困难方面，他也总是亲历亲为。”

徐京明回忆说，王毅刚到日本时，就通过媒体得知一名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国男子患血癌，生命垂危，王毅就组织各方力量全力营救。当时，不少日本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他常要求我们为同胞‘大办好事、多办实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除了为同胞排忧解难以外，也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政府的责任感和好形象。”

“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王毅的这句笑谈让他的同事们记忆犹新。

后来者任重道远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这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次访日。52个小时的“融冰之旅”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从东京、大阪到京都，从在日本国会演讲、晨练、访问农户，到和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球术，王毅始终微笑着陪伴在温家宝左右。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大使给总理做翻译，帮总理和百姓轻松聊天。其实，这一点儿也不轻松。”中国驻日本使馆一位官员对本刊说。

温家宝成功访日，为王毅驻日大使的生涯画上了精彩的一笔。“之后，国防部长曹刚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访日本，直到卸任前几天，王大使都非常繁忙。”使馆办公室官员坦言，“同两三年前相比，中日关系的确得到改善，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对此，王毅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他在离任招待会上宣告：“中日关系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进入了全面改善、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肯定王毅个人的促进作用，但更应该看到国家关系的改变是两国大势决定的。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左右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说。

而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金熙德认为，中日关系总体潮流的转变不是一时的，王毅的继任者要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带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金熙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