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积极的社会功能——以平面媒体为例

2022-09-10

1 何谓“体育负面新闻报道”

一般认为, “正面报道”有如下几个特点:它的报道焦点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积极部分或光明一面;它的基调是提倡和鼓励的;它倡导某种现象或观念, 以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它强调“平衡”、“和睦”和“稳定”[1]。按照辩证法的原理, 即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既然存在所谓的“正面报道”, 也就必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负面报道”。因此,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 “负面报道”必然集中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为, 以及像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似的反常事件。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或倡导, 而在于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在政治上, 它往往站在和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批评后者的政策;并且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2]。同时, 在语义学上, “负面”是指“坏的、消极的一面, 反面”;而报道的含义有以下两种: (1) 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或其他形式把新闻告诉群众; (2) 用书面或广播、电视形式发表的新闻稿。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体育负面新闻报道”——就是指在体育领域内对消极的、不好的、有害的、违背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的信息的报道。

2 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积极的社会功能

随着我国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的增多, 出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在体育平面媒体上, 有时候不是没有负面新闻报道, 而是负面新闻报道太多。导致谈及一般体育负面新闻报道,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多是它带来的诸如暴力煽情、隐私煽情等消极的社会功能。事物都是辩证的, 矛盾可以转化。正如有正面新闻报道就有负面新闻报道的观点, 同样体育负面新闻报道有消极的社会功能, 它必定也有积极的正面功能, 我们必需一分为二的看待它。只要对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的认识正确, 报道思想端正, 选取合适的角度、手法、时机和数量, 不仅可以降低甚至化解其消极影响, 而且还有可能将之转化为一种积极因素, 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推动力。

由此, 笔者总结出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的积极传播功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2.1 舆论监督功能

在现代社会, 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是否能健康、自由地发展, 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体育平面媒体对体育领域内的消极现象的无情揭露, 将相关信息告知民众, 从而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轰动效应, 这样才能引起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 并促使他们去解决这些现实的或潜在的不良现象。

2.2 沟通信息功能

面临危机, 公众普遍感受到潜在的危险和威胁。按照马斯诺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在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 人的首要需求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较低层次的需要, 而这两种需求的满足,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体的新闻报道。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认为, 人民对适量、适度地报道“坏消息”是欢迎的。人民越重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越需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关照身边存在的各种已现和未现的危机, 从而避免“坏事情”的发生。因此, 体育媒体对于体育负面新闻的报道不仅可以增加人们对危机的认识, 避免人们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同时借助体育负面新闻报道, 人们还可以了解政府的判断和对策, 增加对政府的信心, 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 从而有助于稳定民心, 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中保持社会正常运转, 最终把危机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点, 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2.3 情感宣泄功能

精神分析学说认为, 适当的情感宣泄通常具有使人们达到健康的目的。这种过程常常通过催眠或自由联想的方式使受到压抑的记忆被释放到意识层面, 因为受压抑的记忆一旦被察觉, 并被公开后这种欲望就不难得到承认与讨论, 这个过程被说成是道德解毒[4]。受众因类似“假球”、“黑哨”等体育领域内的不良现象而聚集怨气, 而体育负面新闻报道在某些程度上替受众说出了郁积在心中的愤怒与不满, 使得受众从中获得一种“一吐为快”的愉悦感, 由此产生了平衡心理的效果。因此, 这种情感宣泄的功能实际上正是体育负面新闻报道在心理学上的积极意义。

2.4 审美功能

体育传播中的许多负面信息本身都具有悲剧性, 悲剧在美学上是重要的审美形态, 体育负面报道中的悲剧人物和事件同样能成为审美的对象, 令人产生悲切、怜悯、同情等情感体验。同情弱者是人的本性, 这不仅使受众在道德层面上得到升华, 而且往往促使受众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对弱者伸出关爱之手。

纠缠了四年多的曲乐恒车祸案因为案件的扑朔迷离和涉案人员的特殊性, 从车祸伊始到案件审判始终备受各家体育媒体的高度关注。无论是因车祸终身瘫痪的曲乐恒, 还是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玉宁, 体育新闻记者们都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 用文字翔实记述了双方的心路历程。例如刊登于2004年11月2日《沈阳晚报》上的《道歉:“兄弟对不起”掌声中张玉宁吐露心声》, 刊登于2002年6月29日《体坛周报》上的《我的快乐不是装出来的——曲乐恒只有遗憾的感觉》, 以及2004年11月24日《足球报》上的《张玉宁回击曲乐恒:我已遍体鳞伤别互相折磨了》等等新闻报道。正如刊登于2003年10月24日《体坛周报》上的文章《曲张官司——放不下的沉重十字架》中写道的那样, “当我们看着描写曲乐恒的哀婉文字、声音和一些未经证实的内幕时, 我们的感情激素完全同情于他, 并对肇事者施放道德和法律武器;当我们又看着描写张玉宁的文字、声音和另一些未经证实的内幕时, 我们又禁不住对他表达同情, 并微嗔于受害者是否太过纠缠。”法律的裁定是铁面无私的, 而在读者们心中孰是孰非则各有一番见解。

摘要:正如有正面新闻报道就有负面新闻报道的观点, 同样体育负面新闻报道有消极的社会功能, 它必定也有积极的正面功能, 我们必需一分为二的看待它。由此, 笔者总结出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的积极传播功能包括舆论监督、沟通信息、情感宣泄、审美四个功能。

关键词: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 刘保全.关于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讨论综述[J].中国新闻年鉴 (19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157~159.

[2] 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J].国际新闻界, 1999, 1.

[3] [美]约翰·费斯克编.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1.

[4] 邓利平.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野 (一) [J].当代传播, 2000, 4.

[5] 李涛.关于负面信息报道的理论思考[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04.

[6] 张淑清, 孔京利.负面报道力求正面效果[J].采写编, 200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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