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商业保险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保险越来越看重，逐步认识到保险的重要性。目前我国的保险体系中，最受关注的是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存在着很大区别，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鸿沟。本文简要讨论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内容和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篇：商业保险论文范文
保险新政下商业保险的发展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增长，人均寿命不断延长，这也是造成目前社会养老金缺乏与通货膨胀的尖锐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保险难以完全维系整个市场所需，商业保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具有推动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共同进步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保险新政;商业保险;发展
社会保险是我国通过相关法规对一些丧失能力和失业人员提供物质服务的一种制度，商业保险是当事人自愿缔结的合同关系，投保人根据合同上的约定，向保险公司支付费用，当产生事故的时候给予一定赔偿。社会保险是为了社会成员的患病、失业、死亡等多方面提供经济帮助，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1.我国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1.1尚未正确认知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重要作用
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需采用多支柱模式，政府部门作为主导，财政部门给予必要支持。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和商业保险机构形成合作关系。特别是基础社会保障方面，要正确认知社会保险的重要作用，以保证社会保险机构价值的充分发挥。但目前，社会保险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相对落后，资金不充足，没有对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融合的重要作用形成正确地认知，因而除社会保险外的补充保障，要求商业保险公司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严谨的结构与规范化财务等多个方面，弥补社会保险的缺陷。尤其是资金管理方面，要借助商业保险模式实现运作，确保资金使用率的进一步提高。
1.2税收优惠政策不健全
我国相关政策和法规的缺乏，导致在管理、运行和监督等各个环节无法实现规范发展。对于税收政策，我国的保险公司是基于现有的政策规定，商业保险分别承担营业税5%和所得税33%。受一定制约，无法提高自身的风险能力。
1.3投资策略不完整
企业设立的养老保险和国家强制推行的基本养老保险是不同的，其是职工自愿参与并按照一定原则设立的。但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给予的待遇不足。在现代企业发展中，其受到资金的限制，主要将银行和国债作为投资。虽然其安全性得以保障，但随着利率的不断降低，其收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1.4市场建设水平得不到提升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框架还未得到优化，制定的管理制度、人力资源制度等得不到完善，在期间无法对工作进行约束。同时，投保企业自身也无法获得保障，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无法促进人才的大面积吸收。需要注意的是，在商业保险公司發展和建设进程中，若是不能有效建构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对后续工作造成影响，使得业务运行受到制约。内部控制框架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不符合标准等，都会造成运行结构失效。
2.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建议
2.1力促保险公司精准服务三农
保险公司应在市场调研、产品研发、销售渠道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投入、融合新技术，更好地提供三农保险产品及服务。一是加快三农保险产品研发。建议结合保险助力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充分调研居民在农业生产、医养住行等方面的风险特征，兼顾居民低保费、低保障、广覆盖的保险需求，开发适销对路的三农保险产品;二是加强保险机构网络建设。地域广阔，建议在充分调研与实践的基础上，撤销效益不佳的营业网点，保留有效的营业网点，同时加大对偏远地区的网点建设，因地制宜，以点带面;三是注重营销队伍的建设。营销人员代表公司直接面对客户，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客户对保险及保险业的评价。建议在保险营销人员管理方面，严进严出，设置准入门槛与淘汰机制，力促营销队伍的良性成长。
2.2提高居民风险保险意识
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针对财产风险与人身风险等方面可为居民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从而避免其因为风险事故的发生而致贫或返贫。建议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加大对保险的正面宣传力度，以恰当的方式促进居民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及其对保险的了解与运用。一是建议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在展业过程中，客观、完整地说明产品责任及相关事项，确保投保人对产品的充分了解，避免销售误导引致的一系列问题;在理赔过程中，明示各环节及其要点，依据保险合同与《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尽可能确保理赔结果无纠纷。以上两个环节是居民接触保险、认识保险、评价保险的主要环节，更完善的展业与理赔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对保险的满意度，从而提升其保险意识。二是建议政府与保险公司适时公布三农风险相关数据，加强农户对风险的感知与防范意识;同时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印发宣传资料、流动宣传车、张贴海报等形式，借助身边的真实案例宣传三农保险的政策内容和重要意义，提升农户对保险作用的了解，引导其积极主动投保，借助商业保险获得农业生产与医养住行等方面的保障。
2.3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积极作用
我国政府把保险业发展从行业意愿上升到国家战略，为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包括大力发展三农保险，创新支农惠农方式等。但相关政策措施在自上而下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作用力有所削弱，实施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有必要进一步发挥基层政府的积极作用。一是建议在基层设立相关部门，加强对县域保险市场的调研与数据统计，建立三农保险业务数据库，并与保险机构、行业监管部门等共享数据资源，促进商业保险市场的研究及产品服务的创新;二是建议基层政府大力推动风险标的创新，通过价格指数、天气指数等创新型险种为农业生产提供更有效的风险保障机制，拓宽商业农险外延，推动商业保险市场的持续发展;三是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商业保险市场发展中的定位与职能，促使基层政府进一步发挥作用。
3.结语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执行过程中，实现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融合发展，能够在我国保险费用逐渐增加情况下，促进我国的稳定进步，尤其是在现代改革下，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融合成为主要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李静萍.社会保险改革下统筹商业保险的发展研究[J].理论月刊，2020(6)：149-153..
[2]张华玲.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互促共进[J].时代金融(下旬)，2020(7)：217-218.
作者：沈朔
第二篇：浅析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保险越来越看重，逐步认识到保险的重要性。目前我国的保险体系中，最受关注的是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存在着很大区别，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鸿沟。本文简要讨论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内容和二者之间的关系。
關键词：商业保险;社会保险;保险
1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越来越意识到保险存在的重要性。目前，我国有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慈善四个保障体系，来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使我们不得不探讨中国各种保险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以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实际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2 保险概述
所谓的保险，即是对可能出现风险的防范。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保险则雷同于社会型救助，它是将国家的税收直接地用来保障人民财产安全。但是现在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我国的保险本质日益向发达国家的积累制看齐。其结果就是国家在保险业中所承担的财政压力大大减少，而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我国民众中有着比发达国家更多的低收入老龄人口却不得不承担着和发达国家民众一样保险负担。这个保险问题也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所在。
3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主要内容
作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均为公众服务，都为风险因素提供多元化风险和经济补偿，如特定风险事故、意外损失或丧失工作能力等。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手段，二者的目的都是稳定社会秩序，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商业人身保险和社会保险的标准是都是人的生命或身体，保障功能具有同一性。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下，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总需求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市场份额存在上升和下降的关系。如果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太大，就会抑制商业保险的发展;如果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太窄，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就会比较大。例如，瑞典的社会保险水平相对较高，安全计划较多，商业保险欠发达;美国的社会保险水平相对较低，保障项目数量相对较少，商业保险得到了全面发展。
但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具有不同程度的保障水平、保障手段、业务目标、权利和义务以及运营机制。这就相关部门要理解和区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其实践中的作用，并且使它们得到准确定位。
4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的联系
第一，社会保险比商业保险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并且它主要借鉴了商业保险的管理和其它方法，才使其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商业保险中，发展最快的商业人寿保险，它为社会保险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和商业保险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二，它们共同为满足社会不同的保险需求而一起承担责任。社会保险能满足人们低水平的生活要求，而商业保险能提供更高水平的补偿，它们通过互补使人们能够在多方面都能得到满足。
5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
5.1 经营主体不同
人身保险的主体必须是商业保险公司，而社会保险带有行政性的特色，我国主要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授权的社会保险机构;
5.2 目的不同
社保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不以盈利为目的，而商业保险首先是一种企业行为，它与投保者通过契约的形式确立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盈利性质的。
5.3 针对对象不同
社会保险的对象是劳动者及其家属，而社会保险面对的是全体公民，遵循自愿的原则，每个人都可以参保。
5.4 依据的法律不同
社会保险以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保险法为主要依据，而商业保险是以商业合同法为依据。
5.5 实施的主体不同
社会保险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政府，而商业保险的主体是企业团体。
5.6 保险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
社会保险的义务包括为社会贡献劳动和缴纳社会保险金的多少，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尽多少义务就享多少的权利，而商业保险的权利大小取决于参加何种保险以及投保金额的多少。
6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是指社会保障体系中商业保险的全面补充。社会保险以传统商业保险为基础，在现代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出现在欧洲。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社会保险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已成为各国保险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商业保险进行竞争。虽然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具有竞争力，但仍存在许多共性和互补性。社会保险由政府组织，由社会资助，为工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这种保护具有低水平，广覆盖的特点，具有广泛的保护范围。商业保险可以为客户提供多层次的特殊保险需求，具有更系统的保险原则和技术。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可以吸收对方的优势，满足公民各方面的需求，充分发挥保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公民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二者融合后不但具有高覆盖率和平民化的特点，而且能够提供全面的安全性系统、运行机制、精算技术和投资渠道，拓展了社会保障空间。目前在国际上，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并日益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形式。
7 小结
通过对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区别以及融合的阐述，表明在社会保险方面上，很多国家都是在采取向多支柱、多层次的保障方向上发展，比如在医疗保障体系中，可以通过医疗救助、医疗社会保险、企业和个人投保的商业保险来建立都层次的保障体系。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论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关系[J].胡军.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1)
[2] 社会保险转型与商业保险发展的探析[J].石晓炎.人力资源管理.2018(03)
作者：王大志
第三篇：保险素养、收入差异与农民商业保险参与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并使用陕西省5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选择的影响，以及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其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保险素养会显著促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增加3.1%。此外，个人经济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并未发挥出调节作用，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采取提高农民保险素养、有针对性地开发设计符合农民诉求的保险产品等措施促进农民商业保险消费，进而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保险素养;收入差异;农民商业保险
引 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同时，就中国现阶段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而言，农民收入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天灾人祸往往会加剧其贫困程度。近期一项针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千村万户的实地调查表明，24%的农户曾遭受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1]。作为一种以经济保障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商业保险不仅可通过补偿部分或全部损失来有效缓解投保农民因疾病、意外等灾害事故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深入探究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的内外制约因素，对进一步响应中央政府“加快发展保险服务业以拓展‘三农’保险深度及密度”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商业保险持续服务“三农”的政策背景下，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行为取决于农民理性决策。商业保险参与决策无疑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经济决策行为，消费者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还要耗费相当精力去权衡保费支出和预期收益，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拥有一定的保险素养帮助其做出决策。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保险排斥、工业化程度等方面探讨消费者商业保险需求的外部制约因素[2-3]，从保险驱动来源、收入水平、需求弹性、人口结构、风险感知及厌恶程度、社会网络等视角考察消费者购买商业保险的内部制约因素[4-10]，并就上述因素影响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的差异性进行了阐释。但在加快保险服务“三农”的背景下，当前研究对农民保险素养水平及其在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中的作用较少关注。保险素养是指能够对保险政策、条款、概念及市场形成有效认知和充分意识，对生产及生活潜在风险有良好感知与观念，能测算保险标的风险发生所对应的理赔金额，并基于此做出保险产品消费决策的能力[11]。保险素养是Huston从金融素养内涵中引申并经Tennyson延展而来，它集中反映了行为个体(消费者)对风险有所认知，又能采用市场化的金融工具转移相关风险的能力[11-12]。已有文献表明，投资个体对关键经济概念能否充分理解，以及对基本财务计算能否熟练掌握，不仅决定了其能否准确考量与投资项目相关的预期成本、收益高低以及风险大小，而且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及科学性[13]。毋庸置疑，较高的保险素养有助于增强保险消费者信息收集能力和预期收益的计算能力[14]，增强消费者风险感知能力和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充分认知能力[15]，亦会促进消费者正确认识商业保险的价值和作用[16]，由此保险素养就成为决定消费者商业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17]。事实上，国内外学者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保险素养高的消费者会显著提升对商业保险(例如人身保险、健康保险)的需求[18-2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城镇地区，保险和风险管理知识也没能得到全面普及，农村地区的保险素养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据统计，43%的农户无任何保险素养，52%的农户保险素养较低，仅有5%的农户保险素养较高[1]。保险素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对商业保险的有效需求，限制了其对特定风险事故或特定事件的发生所导致损失的合理估算，进而影响了农民做出理性经济决策，又无助于唤起其自身商业保险需求，更阻碍了其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农民保险素养平均水平不尽如人意，但因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体间保险素养水平会参差不齐。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日益深化，相当数量的农民积极利用商业保险应对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及人身伤亡。与低保险素养存量个体相比，高保险素养存量个体在经济决策中无疑具有比较优势。商业保险是转移风险的有效方式，且保险险种及购买年限的选择、保险合约的签订等环节均无一例外地会涉及风险评估、保费核算等问题。因此，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不足之處主要是：(1)虽然关注保险来源、收入水平、需求弹性等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但忽视从农村保险市场需求主体(如农民)自身挖掘形成其是否参与商业保险的深层次原因。(2)缺乏对收入差异视角下，保险素养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差异性分析。保险素养水平的高低既能反映农民对特定风险事故的发生所导致经济损失的有效认知，又能体现农民采用市场化的金融工具转移特定灾害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的能力。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做出如下改进：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其次，基于实地调研农民样本，考察保险素养是否促进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再次，按照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类，探究保险素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差异化影响，并经考察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商业保险需求理论，并为加强农民保险素养提升和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响应中央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服务
“三农”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已有研究基于期望值理论、期望效用理论、过渡反应理论、前景理论等视角解析了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动因及决策机制，并揭示了诱发消费者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既有相同点又存在差异[21-24]。基于此，本文就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机理分别进行阐释。
1. 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有直接、间接两种途径。(1)直接影响。保险素养越高、风险转移意识越强的农民，其对特定风险事故或特定事件的发生所导致的损失等越具有较准确的衡量[25]。前景理论表明，保险素养较高的家庭可能会高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经济保障制度等措施转移风险，因而对购买商业保险越可能做出购买选择。此外，与一般商品性能、质量易于鉴别、容易进行比较不同，商业保险产品涉及保障责任的界定、保险金额的大小、保费的缴纳方式、责任免除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使得整个商业保险合同显得尤为复杂，同时，投保者既无法对商业保险产品像对普通商品一样取样乃至试运作，又无法在保单持有期内持续跟踪监视出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那些具备较高保险素养的投保者只有更好地理解商业保险产品承保风险的种类、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形式、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合同生效及无效条件等内容，才能权衡利弊并做出理性的投保决策。(2)间接影响。风险评估、潜在损失核算等知识较全面的农民，其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较多。风险事故发生的范围越广、灾害损失产生的概率越高，他们感知各种威胁造成的潜在经济后果更清晰，采取转移风险的主动性更迫切，因而商业保险参与的倾向性越强[26]。此外，保险素养水平高的农民价值观念及风险偏好与商业保险风险转移和经济保障的核心功能更吻合，加上自身具有较强的制定计划和缔约能力，有利于利用有限经济资源(预算有限)合理制定商业保险参与计划，恰当选择商业保险产品，降低商业保险合同存在歧义条款，从而促进商业保险参与。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保险素养会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
2.保险素养对低收入和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产生差异性影响。虽然保险素养较高的农民，可以通过抽象的商业保险合同条文认知或理解其产品(无形商品)的作用和功能，做出最适合自身条件的保险参与决策，但是，理论上讲，就大多数人商业保险参与而言，都是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如支付一笔确定数额的货币)来转移可能发生的风险，用以换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保障。同时，经验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保人收入水平与其商业保险需求通常呈正相关关系[27]。所以，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家庭财产规划的一部分，势必会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保险素养相同的情况下，相比非低收入农民，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偏低。具体而言，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只有低级需求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求才会成为新的激励因素。显然，对低收入农民来说，有限的经济收入更多地被用于解决诸如吃穿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因而对以确保生活安定、转移特定风险事故损失的较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较低。所以，受制于经济实力的不足，即使低收入农民具备足够的保险素养，对需要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支付保费)才能得到保障的商业保险需求度不会太高，以免对家庭财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与之相反，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由于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会开始追求较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这类消费者在意识到商业保险的重要性并具备足够的保险素养时，会相应增加对商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因而对商业保险需求会高于低收入农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在意识到商业保险的重要性后，可以马上做出购买决策。对于保险素养较高但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虽然其能够认识到在转移风险方面商业保险是一种重要手段，但由于自身经济收入有限，没有结余资金购买商业保险，导致其商业保险潜在需求无法转化为实际购买决策。因此在经济收入水平不同的情况下，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存在差异，即对非低收入农民，保险素养对其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反之亦然。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比低收入农民，保险素养会促进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7月在陕西省农村地区开展的主题为“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购买”的入户田野调查。课题组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采集数据：首先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分别选取一个农业发展状况较好的县(区)作为样本采集地(洛川、杨凌、城固);其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每个县(区)分层抽取3～6个样本乡镇;最后，按照相同的标准在每个样本乡镇选取3～4个样本村(行政村)，在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8～12个农户，并在每户中选择头脑清楚、有经济收入且愿意配合的成年家庭成员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最终获得农民有效样本565份。此外，为确保数据质量，本次调研成员均由受过培训的保险专业高校师生组成，同时，调研过程中尤为注重受访农民对于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的区别(例如新农合与商业医疗险、新农保与商业养老险)，以避免受访农民因不能准确区分二者造成数据虚高的情况。
本文样本采集兼顾采集地农业及保险发展情况，典型性及代表性较好。从样本个体基本特征来看，此次调研对象平均年龄为5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即基本达到初中水平;受访农民家庭总人数均值为4.10人，其中劳动力均值为2.75人，供养比为0.72;受访农民家庭年均毛收入为54 170.81元，家庭消費年均值为29 429.08元，其中5 809.79元用于农业生产;36.10%的农民近五年购买过商业保险。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商业保险。通过向受访农民询问“您近五年买过商业保险吗?”来了解受访者商业保险参与情况，此题项测量采用二元变量(0、1型变量)。
2.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本文分析的目的在于研究保险素养对商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因此合理构造保险素养衡量指标最为关键。首先，借鉴已有文献对保险素养[11]和金融素养[27]的测度研究，本文从保险基础知识、风险意识、风险偏好、保险意识、理赔金额计算能力五个方面构建了保险素养衡量体系。其次，参照秦芳等的做法，将受访者在每个题项回答情况赋予相应的分数，所有题项得分加总作为最后的保险素养得分[28]。为保证保险素养测量效果，本文对所有保险素养测量题项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做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保险基础知识、风险意识、风险偏好、保险意识、理赔金额计算能力五个方面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0.71、0.73、0.70和0.81，保险素养所有测量题项的Cronbach’s α为0.75，说明问卷设计整体信度良好。效度检验采用相关系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五个维度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3，即每个维度之间相关性较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每个维度与总保险素养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6，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3.分组变量：年收入。首先，对受访农民个人年总收入按高低顺序排名;其次，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样本农民收入排名后20%及以下)、非低收入(样本农民收入排名前80%)两组。
4.控制变量。参考潘国臣等研究，本文选取受访者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反映受访农民特征[18]。参考樊纲治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供养比、兼业程度、总资产、是否有亲友供职于金融机构、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近五年有无红白喜事反映受访者家庭特征，其中，供养比为受访家庭劳动力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值，兼业程度为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29]。参考雎岚等研究，本文选取样本农民所在村庄到乡镇中心距离反映受访村庄特征[30]。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1.Probit模型1。为了考察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Probit模型：
式(1)中，Y1是近五年是否购买过商业保险，若受访农民购买了商业保险，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X1为本文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其衡量方式如前文所述(下同)。X2为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年龄、性别、教育年限，受访者家庭供养比、兼业程度、总资产，以及受访者是否有亲友供职于金融机构、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到乡镇中心距离(下同)。X1、X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β1、β2，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用ε表示。
在模型(1)中，可能因保险素养与农民商业保险参与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即农民保险素养的积累可来自于自身商业保险参与的“干中学”效应予以促进)、遗漏变量(如存在不易观测但影响商业保险参与的因素)、变量测量偏差(如选取测度保险素养指标不够全面)等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所以，为消除因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法(IV-Probit)进行样本估计，并选取同一村庄同等收入层次其他受访者的保险素养平均水平作为受访者保险素养的工具变量。这样处理原因在于：处于同一村庄内部的农民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共同提升保险素养，促进彼此间保险素养的积累，所以个体的保险素养水平势必会受到村庄内其他农民保险素养水平的影响，但村庄内其他农民保险素养水平与该个体是否参与商业保险并不直接相关，因此，该工具变量是严格外生的。
2.分组回归模型。若第三个变量M取值发生变化时，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也随之发生变化，则称在自变量X和因变量Y的关系中，M变量发挥着调节作用[31]。当X为连续变量且M为类别变量时，可先将样本按类别变量M進行分组后分别进行回归，对不同组回归结果中X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若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变量M发挥了调节作用，反之亦然。考虑到在本文中，保险素养”(核心自变量)为连续型变量，调节变量“收入组别”为二元变量(类别变量)，所以，运用分组回归模型考察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在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中的调节效应。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保险素养对农民参与商业保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1.全样本回归分析。保险素养对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需说明的是，由于Probit模型是非线性模型，系数值不能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而边际效应则可以反映自变量的变化引起因变量变化的程度，所以，表2将自变量边际效应列出。
从表2的(2)列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Durbin-Wu-Hausman检验(简称DWH检验)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了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且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37.0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从该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保险素养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其边际效应为0.031，表明保险素养水平越高的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越大，保险素养每提高1个水平，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概率将增加3.10%。农民保险素养越高，对商业保险参与成本与预期收益的衡量越清晰，且能更好地理解保险条款，相应地增加对保险公司的信赖度，提高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至此，假说1得到了证实。
从控制变量影响来看，表2结果显示，受访者年龄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时，受访者年龄越大，其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越小，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不断下降，对商业保险产品了解不够导致其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减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农民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一般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对保险合同的理解能力也越强，对于理性消费者而言，对产品越熟悉做出购买决策可能性越大。年收入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说明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增大，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收入增加意味着的农民结余资金增多。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满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安全保障需求将会随之上升，进而促进其商业保险参与。亲友有无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有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的农民接触商业保险的机会更多，而且相对来说对保险的信任程度更大，购买途径更为便捷，所以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变量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商业保险参与而言，大多数人是以支付一部分确定的资金来转移潜在的风险，如果受访农民近五年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行为，表明其近期经济情况不容乐观，资金的短缺或不足会使其倾向于不参与商业保险，即使参与，也偏向于选择保费低廉的商业保险。所以，近五年有无正规贷款对农民保险参与行为影响不再显著参照苏岚岚等[32]的做法，本文工具变量取值方法如下：将样本农民年均收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别(k=1，2，3，分别对应低、中、高三个收入层次)，剔除村庄j收入层次为k的第i个农民的同村同收入层次，其他样本保险素养水平的均值为：[(ΣNji=1X1jki)-X1jki]/(Njk-1)，其中，Njk 表示村庄j收入层次为k的样本数量。。
2.分样本回归分析。当保险素养水平相同时，低收入农民由于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对商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可能不能及时转化成为购买力，导致其缺乏商业保险参与动机，而非低收入农民则不存在这种约束。接下来，为了验证这种约束是否真实存在，即保险素养对低收入农民和非低收入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全部样本分为低收入农民、非低收入农民两组样本，并采用分组回归模型进行了分析。需说明的是，在分组回归时可能也存在内生性问题(参见上文)，因此，本文采用同上文相同方法进行处理。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对低收入农民的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中，DWH检验结果表明，不能拒绝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且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28.01，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对低收入农民采用(2)列结果(边际效应)进行分析。然而，DWH检验拒绝了保险素养为外生变量原假设，则对非低收入农民的估计结果采用(8)列结果(边际效应)进行分析。两样本组回归结果显示，保险素养对两组家庭影响都在10%水平上显著，从边际效应来看，保险素养对非低收入组农民的影响要大于对低收入组农民，但对两组回归中保险素养的系数进行Chow检验，结果无法拒绝保险素养对两组农民影响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即保险素养对两组农民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年收入变量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不存在调节效应，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假说2未得到证实。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农村保险市场中的许多商业保险产品都是基于城市居民保险需求开发设计的，与农民实际需求并不十分吻合，也就是说，现有保险产品对任何收入水平的农民都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从而个人收入高低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年收入变量对于低收入组农民在5%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但对非低收入组农民没有显著影响。对于经济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低收入组农民来说，保费支出占其收入比例较大，因此其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对年收入反应较为敏感。从边际效应来看，年收入每增加0.1万元，低收入组农民平均将会增加30元支出用于购买商业保险;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保费支出占其个人年收入比重较小，因此其保险购买行为对年收入反应不敏感。亲朋好友是否有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对于非低收入农民影响显著，但对低收入农民影响不显著，有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保险信息以及更為便捷的购买渠道，说明对于非低收入农民来说，在做出购买商业保险决策时更看重的是购买便捷性，而低收入农民可能更为看重保费高低等经济因素。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核心自变量“保险素养”属于主观生成变量，其度量方式将直接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为保证分析结果稳健，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重新生成核心自变量，之后采用相同的估计方法重新建立模型。具体做法是，将问卷中测量保险素养的题项全部导入进行因子分析。数据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61，Bartlett球形检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次因子分析中共提出5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度达到79%，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备索)表明，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在5%统计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商业保险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参保率有待提高，因此，影响中国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内在原因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利用陕西省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保险素养的提升促进了农民商业保险的参与，但是，这种影响在非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农民受教育年限、年收入高低差异、有无亲友在保险、金融机构任职都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年龄变量表现则相反。
基于上述结论，为提高农民风险转移能力，推进商业保险更好地服务“三农”，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完善和推动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应只着眼于经济因素，进一步提升农民保险素养将会有力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为此，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提升农民保险素养，乡镇政府机关、村委会应将农民保险素养提升工作纳入整个工作计划，并列入常规性工作事项中，做好较为详细的普及计划，建立较为完善的保险素养提升考核制度。(2)保险公司应认识到在农村地区普及保险知识、提升农民保险素养的重要性，依据农村地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保险素养提升规划与方法，例如，可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到附近农村地区开展保险知识讲座、进行保险业务办理培训等。(3)由于经济水平及生活方式的不同，农民对保险产品的诉求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保险公司应根据农民诉求及农民自身特点推出保障内容等真正符合其需要的商业保险产品，惟有如此，保险素养对促进农民购买商业保险才会起到“事半功倍”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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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韬 李晓旭 罗剑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