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渊源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媒体融合是传媒领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它在推动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同时，也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关键词转型新闻教育未来需求一、互联网对新闻传播教育关系的重构首先，媒体融合对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的重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闻传播渊源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新闻传播渊源管理论文 篇1：

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之比较

摘要：近代中西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呈现了不同的态势，这种差异无论在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产生阶段还是发展阶段都长期存在。而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发展动力的不同。文章从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渊源入手，就中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动力不同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此管窥整个近代中西方新闻传播业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差异分析；原因分析

一、前言

翻开中西新闻事业史，不难发现，西方的近代新闻传播业产生早、发展快，而中国的近代新闻传播业产生晚、发展慢。1621年英国的《新闻周刊》在伦敦创刊，标志着西方近代报业的诞生；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之发轫。与西方相比，已相差194年。而中国人艾小梅1873年在汉口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刊《昭文新报》与西方相比又相差了252年。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是时空的产物，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与其背后的发展动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动力催生了这样巨大的差异，以及为何发展动力会有所不同，成为我们本次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

二、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的差异

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无论是在产生阶段还是在发展之中都具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在产生阶段，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在产生时间上相差两百余年，报纸形态也有很大差别；其次，在形成较为成熟的近代新闻传播业之后，也形成了不同的传播形态，无论是在传播速度，规模还是内容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划分为产生阶段和发展阶段两个阶段来进行比较。

在进行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清晰的界定研究的历史时间段，在本文中我们采取方汉奇老先生对中国近代报刊时间范畴的界定，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而近代西方报业，则界定为从定期报刊问世到19世纪末。

（一）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产生动力之比较

1.中国——外生动力催生近代新闻传播业

19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生长，但仍然十分微弱，对整个社会影响甚小，整个社会依旧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中，再加上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清朝文字狱甚多，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缺乏经济、政治基础和条件。

然而，即使在这种在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却依然产生了近代新闻传播业。1815年8月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创办，随后陆续出现了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从1815年到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在南洋马六甲、中国广州、澳门等地共创办了11种外文报刊。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禁打开，外国人办的报刊在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在华外报网，到19世纪后期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办起了近两百种外文报刊，占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

历史事实向我们表明，西方人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序幕，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业产生的外生动力，决定性动力。在华外报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将近代报纸的实务展示在中国人的面前，而且以其成功的实践和新鲜的理论成为中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启蒙之师。可以说无论是在技术动力上，还是社会形态、政治氛围、物质条件上，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产生都受到西方外力的作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是西力东渐的产物。

2.西方——内生动力催生近代新闻传播业

与中国不同，内生动力则成为近代西方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主要动力。1621年创办的西方第一家近代报纸《每周新闻》标志着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形成。在17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孵化了西方近代报纸。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扩张的需求，资本主义对于信息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再加上工业革命的爆发与开展，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邮政事业的产生都为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的产生创造物质条件。这一切的内生因素都为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是顺应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之比较

1.中国——政治动力成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主导动力

在由西方人揭开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序幕之后，一批接触到西方传播业文明的国人，开始在摸索中创办第一批近代报刊。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国人自办报纸也创造了条件。1873年8月8日由艾小梅创办的《昭文新报》成为我国国人办报的开端，其后掀起了国人办报的高潮，国人自办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我国人自办之日报，开其先路者，实为《昭文新报》，《循环日报》次之，《汇报》、《新报》、《广报》又次之。”

然而，对这些报纸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发现，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逐渐步入正规的过程中，政治动力成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主导动力。

首先，从办报目的来看，政治因素是主要因素，爱国主义推动了国人办报，而“有益于国事”则是办报的初衷。在我国近代新闻传播业中先后出现了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即维新派报纸和革命派报纸。维新变法中起着擎旗鼓荡作用的梁启超把报纸的性质概括为“耳目喉舌”，在实践中真正把报刊当作政治活动的武器。到了孙中山那里，政党报纸的理论成为真正的办报指导原则，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利用报刊为资产阶级夺权进行政治鼓动。两次高潮中，国人办报的目都是为了直接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随后，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资产阶级创办起启蒙报刊，在全国兴起思想启蒙运动，仍是受到政治动力的驱使。

其次，从办报主体来看，多为政治家办报，他们办报多数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获取政治地位，借助办报谋求政治发展，谋求仕途是我国近代报人办报的不竭动力。这也就导致了“曹汉现象”贯穿于我国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始末。所谓“曹汉现象”意指报人不以办报或从事新闻事业为终极目标，而将政治目的或个人政治地位等其他目标作为其新闻活动的最终归宿，直接与职业报人的理念相对。在近代中国传播业发展史当中，不管是国人第一批办报者中的翘楚王韬，还是在第二次办报高潮中开一代先风的《时务报》主编梁启超，再到红遍全国的新记《大公报》三巨头吴胡张，无一不倚重报纸的政治作用或借此实现个人政治目的，对政治的诉求始终是主流报人活动的主旋律。作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办报人和报刊政论家，王韬办报的初衷之一即对西报参政议政功能的欣赏，他曾用赞慕的口气介绍：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者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政权。

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办报目的，还是从办报主体的行为来看，政治动力都是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绝对主导动力。

2.西方——经济动力与政治动力交替成为传播业发展的主导动力

与中国不同，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在发展时期，经济动力与政治动力交替成为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动力。

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经济动力是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的主导动力，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获得利润才是报业发展的主要目的。

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及成功夺取政权后，政治动力却成为主导动力。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这一时期，西方近代报刊主要起着政治宣传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刊被称为“政论报刊”。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西方报刊又进入了“政党报刊”时期。“政论报刊”和“政党报刊”都是以政治为本位的，目的都是为了宣传政治主张，经济上基本靠政府或政党补贴。

在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太阳报》为标志，西方报业又进入了经济动力主导阶段。西方报业进入了商业报刊阶段，商业报刊面向广大普通受众，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摆脱了政党的控制，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与此同时，西方近代报业愈来愈融合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报业经营的方式和手段也更加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

虽然，在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史中，经济动力和政治动力出现了交替成为主导动力的现象。但经济动力即使在政治动力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在推动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方面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这主要源于西方办企业家办报的传统。在西方，办报主体多为企业家或商人，西方社会重工商业的发展，最初的职业报人就是因为意识到收集与传播信息可以获利才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信息需求的增加，企业家和商人开始投资于报业，以报纸作为赚钱的工具。他们的报业经营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尽力满足受众需求。这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家办报又有着截然的不同。

三、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对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在产生动力以及发展动力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然而这种差异绝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时空的产物，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着重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对近代中西传播动力差异的原因进行探析。

（一）经济层面——不同的经济结构造成中西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不同

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产生时期，中国仍然是“农业立国”，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中，不具备产生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动力，再加上小农经济也造成了中国国民文化性格的保守和封闭，对于新闻信息的渴求并不迫切，因而只能由外生动力来催生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然而，在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的产生时期，西方已经是“工商为主”，以商为主的商品经济也造就了西方人文化性格的开放和变革，商品贸易交换频繁，也导致西方人对于信息的渴望十分迫切，因而内生的动力就催生了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时期，即使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扩大了与国内外的联系，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规模及影响也十分有限，仍然未能撼动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因而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仍然是步履维艰，十分缓慢的。而在西方近代传播业的发展时期，资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对于信息的迫切需求也就推动促进了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更快的发展。

（二）政治层面——不同的社会性质造成了中西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不同

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在产生之前，中国始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着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统治阶级固步自封，文字狱严苛盛行，不允许传播未经统治阶级批准或者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信息，再加上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近代新闻传播业在中国的产生只能借助外力进行推动，仅靠内力是不可能产生的。而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又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最主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之下，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成为政治动力而非经济动力。

而在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产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许多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建设“近代新型转制国家制度”的探索，新型国家的管理又要求建立新型的信息交流网，至16、17世纪之交，欧洲社会动荡不安，宗教战争接连不断，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信息需求。也正是这些内生的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新闻传播业的产生。在1640年西方爆发资本主义革命之后，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斗争阶级，都开始发现新闻的重要性，开始大规模的创办报纸，为革命进行鼓吹。政治动力成为了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在西方社会的普及与发展，西方社会也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开始进入平稳的飞速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动力就成为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主导动力。

（三）文化层面——不同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中西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动力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严重的官本位思想，直至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存在。2000多年的封建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使得中国人始终以踏上仕途为正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就是同政治结合紧密，凡事都要附会到政治上去。在中国近代，创办报刊的人虽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但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使得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办报走向仕途，参与政治，因而近代中国报纸也沦为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也导致了政治力量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主导动力。

与中国不同，近代西方许多国家受封建中央集权文化的影响时间要短得多，因此，近代以后的报业就更容易挣脱以政治为归宿的封建报纸模型的束缚。在西方，封建制度如昙花一现，仅经历了几百年的时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早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就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体系以适应新兴的资本主义，经过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外，与中国强调宗法等级不同，西方宣扬人的个性，强调个人需要的满足。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注定政治动力不能够长久的成为促进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主导动力。

中西近代新闻传播业在发展动力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的产生是由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变革等为近代传播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是内生动力。而近代中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缺乏产生新闻传播业的内生动力，因而只能靠外生动力来催生。而在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的主导动力是政治动力，西方则是政治动力经济动力交替出现。但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四、结束语

中西近代新闻业传播发展动力虽存在差异，但绝无孰好孰坏之分，因为任何现象的出现都与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关。然而，对中西方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动力的比较，却能够给我们以今天报业的发展以启示。探析传播动力差异背后的原因能够有助于我们在报业发展过程中扬长避短，对某些不良的因素自觉进行控制，以更好的推动新闻传播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

2.吴廷俊，肖志峰.中西近代报人“曹汉现象”之比较[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4）.

3.刘晓清.王韬与华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J].炎黄春秋，2005（4）.

4.柯艺.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中西新闻传播动力机制比较[J].新闻爱好者，2007（6）.

5.张昆.中外新闻传播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6.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7.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8.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9.刘枫.中西近代报业发展的形态异同之根源小议[J].天中学刊，2004（6）.

10.刘寒娥，张丽萍.和而不同：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的交融与差异[J].前沿，2009（3）.

11.胥亚.论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J].大众传媒（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12.程道才.论科学技术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8（2）.

13.陈力丹.西方新闻传播产业化的进程[J].现代传播，2001（6）.

14.赵中颉.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状况述论[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作者单位：饶鉴，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亚进，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作者：饶鉴　刘亚进

新闻传播渊源管理论文 篇2：

今天如何培养出新闻实践需要的人才

内容提要 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媒体融合是传媒领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它在推动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同时，也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

关键词 转型 新闻教育 未来 需求

一、互联网对新闻传播教育关系的重构

首先，媒体融合对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的重构。媒体融合不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成为诸多问题的源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了学生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框架。一方面媒体融合为学生社会认知的形成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支持和交流的空间，同时学生的社会认知也因媒体使用习惯的改变，使其能更多地运用新媒体的多个渠道选择性接触各种思潮和问题，进而在观点的接受和意见的参与中形成价值观。所以新闻传播教育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前沿阵地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为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培养什么人才的问题。

其次，媒体融合对已有新闻传播“教”与“学”的重构。新闻传播教育长期以来坚持的是对口培养的路径，专业和课程总体上是根据新闻媒体对人才的需求设置。但在传统媒体瘦身求变、寻求多元化突破以及融入互联网+的整体性变革中，作为新闻媒体人才的上游提供者，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将来千什么，是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当前传统的采编制作的人才需求在萎缩；媒体融合过程中涌现出的新的人才需求在不断增大，使媒体出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人才结构性过剩和短缺现象。比如媒体转型需要编辑记者具备产品思维，需要善于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锁定媒体的目标受众的人才。但目前高校新闻院系的核心课程依然停留在新闻传播史论和采写编评摄等课程，强调基础性的实战能力的培养。这种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的错位，导致了现有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多方面的不适应。正如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2015年8月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部校共建院务会上所说的，新闻学院要在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在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上也要创新，现在的问题不仅是要教会学生怎么拿筷子，更要让学生学会做菜。

第三，媒体融合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重构。媒体融合一定意义上加速了专业知识的贬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新媒体技术的依赖，太大弱化了教师传授知识的功能，凸显出教师在教学手段和数学能力上的短板，也使师资队伍的转型成为新闻教育转型的难点。同时，媒体融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掌握单一的媒体实战技能的传统人才，很难适应媒体融合的发展需求。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针对新闻媒体人才需求的调研中，羊城晚报社社长刘红兵认为媒体现在迫切需要三类人才：一是具有研究分析能力的人才，这类人才能够对国内外典型案例、媒体市场和传播技术前沿要有分析研判的能力；二是具有“跨界”能力的人才。传统媒体转型的实践证明，内容再造要求我们必须有能力“跨界”；三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人才，既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能力。

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重点突破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闻传播人才的教育培养，教育部、中宣部办公厅联合实施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明确了新的环境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总体思路，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题，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强化实践环节为重点，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口，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为保障，深化高等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改革，为提高传播能力，提高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与智力支持。近年来新闻院校围绕“一个强化五项改革”，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具有特色的实践探索。

一个“强化”，就是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将之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强化”。一是以“理论”引领“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学院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根据学生不同阶段课程学习的实际，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专题》《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列讲座、《国情教育》等课程；二是把“理论”嵌入“实践”，在实践中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知与理解。2015年7月-8月，学院选拔100名本科生、研究生分赴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全国青少年延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开展实训，让学生在实践中同群众学习、向社会学习、向革命传统学习；三是变“带动”为“互动”，拓展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空间。依托学院的舆情与社会管理研究基地，引导学生关注网络舆情，做好热点事件的舆情研判。鼓励学生参与“舆情工作室”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运作，加深了学生对新媒体传播共性和个性的认识。

五项改革，一是改革教学团队发展模式，实施高校与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互聘计划，让教师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让媒体从业人员讲授媒体前沿改革的实践经验，这已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有效补充。

二是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在核心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建设，注重学科交叉和现代传播技术的应用。如暨南大学为强化学生新媒体技术的培养，举办移动新媒体专训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实训班、数字营销“外脑挑战”大赛，并资助孵化学生的徼信公众号。

三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重点是推进和完善校政、校媒和校校之间的协同育人机制，共建育人基地和平台。与广东主流媒体重新签订共建协议，进一步充实合作内容；推进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不断拓展学生的实践平台和就业领域，2015年，继与井冈山、延安全国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共建“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实践培训基地”，又与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广州铁路集团有限电视台、新华网广东频道等单位签订校外实践基地；与省内外高校协同育人，共建“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实验班”，2015年9月份选拔来自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20多名本科生到新闻学院交流学习。

四是改革实践教学，推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学院从2012年暑期起，每年组织大型的跨地域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小课堂，走向大社会，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开眼界、长见识、强作风、学本领，用行动诠释了当代新闻工作者的位置应当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的理念。2015年5月至6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院与《南方日报》共同策划“抗战中的海外赤子”大型专题报道，记者和8名学生分赴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地对当地曾经参加抗战的华侨及其后代进行采访。该专题报道在《南方日报》分10期刊发，全球40多家华文媒体转载，社会反响好；2015年12月13日-17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羊城晚报》“一带一路”联合采访团赴印尼开展为期五天的采访活动。采访团通过走访雅加达、泗水和万隆等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商会、高校研究所等，重点报道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历史渊源、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探寻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更多的合作机会。

五是改革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整合院内优势资源，建设具有专业特色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目前学院的《新闻事业经营管理》获批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微博：“微写”与“博识”》获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目前MOOC《数字营销传播》《视听语言》等课程也进入录制过程即将上线。

三、拓展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空间

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对于当前的媒体融合和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新闻传播教育要立足创新发展。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是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沿用原有的惯性思维、办学机制和教育教学的方法无法解决现存的很多问题。所以新闻传播教育必须适应互联网+和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树立面向未来培养人才的理念。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要让学生既要有面向问题的勇气，也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其次新闻传播教育要注重协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有1080个新闻类的本科专业，约有46所高校办有新闻传播教育，在校学生达20万人。无论是“985”“211”，还是普通高校或职业技术学院，中国高校几乎是全方位涉足新闻传播教育。但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培养质量、就业质量堪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单位，媒体和社会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可用之才，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做出调整，协调好发展规模和培养质量的关系。

第三，新闻传播教育要注重绿色发展。新闻传播教育肩负着守卫主流意识形态前沿阵地的责任，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如何帮助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新闻传播教育的首要任务。因此，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传播教育，把坚持正能量作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总要求，引导他们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自觉的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第四，新闻传播教育要注重开放发展。媒体融合对于新闻传播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跨界”，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界限分明的专业设置难以应对当前“众媒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具有学科交叉背景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更能显示其社会价值。所以，除了人才培养机制的“跨界”组合，基于知识和能力“跨界”融合前提下的新型的人才培养乃重中之重。

第五，新闻传播教育要注重共享发展。新闻传播教育不是象牙之塔，它源于丰富的社会实践，理应回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在“一切皆媒体”的媒介化社会中，人人都是传播者，各行各业都需要有媒介素养的新闻传播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讲，新闻传播教育的路子应该比以往更开阔、更接地气，所以提高全民的媒介素养和传播能力，应成为激发新闻传播教育活力的不竭源泉。

作者：张晋升

新闻传播渊源管理论文 篇3：

中国对外传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

编者按:

“首届全球新闻与传播研讨会暨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就如何促进我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扩大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适应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时代要求,在全球化大潮中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软实力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建设性的方略和对策。

在传播界看来,本次论坛有几大亮点:专家学者发言靠近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大会发言论点清晰,和与会者形成互动;分组讨论时的专家点评敏锐准确。

《对外大传播》作为本次会议的发起方和媒体支持单位,参与了这场关乎我国全球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讨论和交流。

2006年10月21～2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东方卫视、美国杜克大学中国媒体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主办“首届全球新闻与传播研讨会暨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中国新闻传播管理部门、国内外重要传媒机构、著名新闻院系的一百多名官员、记者、专家和学者，就中国对外传播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的主要议题和代表观点述评如下，供从事和关心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人士参考。

中国对外传播的原则与策略

中国外文局前局长、中国翻译协会顾问林戊荪先生指出，对外传播要跨越三种障碍：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而语言和文化又是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要靠长期的积淀，这决定了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资深外交家、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传播的主体与客体、中国的成就与问题、同世界各国的共同点与差异性。就中国的对外传播来讲，主体是中国，客体是世界而不是我们自己。主体向外界发出什么样的信息非常重要。中国历届领导强调“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作为主体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对外传播中当然要讲中国的成就，但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快速发展带来很多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能耗增加，而这种东西，大家都懂。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是有代价的，都会出现各种问题。处理好成就和问题的关系，就是要让世界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世界各国之间永远会有分歧，自然界的宝贵在于生物多样性，人类社会的宝贵则在于文化多样性。尽管中国和外国的价值观会有差异，但仍有大量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只有联合起来把共同利益最大化，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和谐世界。

来自传媒产业界的奥美（ Ogilvy & Mather）集团亚太总裁杨明浩（Miles Young）先生，则提出了具体的传播策略。他认为对外传播要注重对国家品牌和形象的建设。品牌有八个表现：可信度、原创性、不断渗透、稳定可靠、魅力、活力、领先性、令人愉悦等。通过新闻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有四项原则：确定目标、设置框架、讲好故事、换位思考。他认为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峰会上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概念，就传播了中国一个好的品牌信息。因为在其“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的思想中，这种“包容精神” 乃是着眼于世界，而不是着眼于中国在世界权力角逐中的一己之私。它也是独一无二的，与中国特有的文化渊源一脉相承。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和谐”。在一个和谐的世界，各国应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把“和谐世界”设置为一个对外传播的“框架”，在建设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品牌上具有极大的信服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郭卫民认为，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把一个真实的中国迅速准确地传播出去，是我国对外传播界面对的挑战。同时，如何加强和外国媒体，尤其是在全球传播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媒体的交流和合作，也是一个挑战。近年来各级政府的新闻发布，在向全球传播一个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应该把新闻发布制度横向上向更多的部门、纵向上向各级层次推广。在培训新闻发言人的过程中，将继续加强和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公关公司的交流合作。

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先生指出，现在我们拥有了更为先进的传播手段，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新闻传播的领域中来，但也在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专业水平方面出现了问题。中国对外传播的问题有实力和人员上的原因，但管理水平的原因也不容忽视。作为新闻机构的管理人员，除了必须有很高的政治修养以外，在新闻方面还应是一个行家，或者是比较专业的人。如果一个管理者对新闻本身没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其结果很可能是只重视程序，而不重视传播效果。对此，凤凰卫视曹景行先生也从电视传播的专业角度指出，对外传播不能是国内新闻简单的翻译照搬，要研究海外受众的心理，要精心策划选题、内容和语言，实实在在地从传播效果出发。

《中国日报》前总编朱英璜先生认为，对外传播的效果不光要看卫星上天了、节目落地了、发行量增加了，更要看在受众或读者的心里，效果究竟如何，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机构进行客观的评估。《中国日报》通过委托国际专业公司的调查，在报纸的可信度等优点之外，发现了一些不足：一，文章和言论缺乏独特的视角；二，趣味性不够；第三，经济新闻很多、很杂、很广，但是没有很好地分类；四，整体太严肃，可以活泼一点；五，很专业的英文，但是应该更好。

对外传播的方式与渠道

对外传播尽管是政府主导的行为，但不应该简单地表现为政治的新闻、政策的传播，而是可以赋予更丰富的内容，取得更好的效果和收益。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先生以影视作品的传播为例，说明中国对外传播的渠道多样。以《英雄》《可可西里》为代表的国产电影走出国门打响海外市场，仅2005年就有137部国产电影销售到24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总收入达到了16.1亿元人民币。同年共向海外销售电视节目4328小时，收入5501万元人民币。

东方卫视总经理徐威先生认为，我国的对外传播虽然要服务于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绕不开GDP和相关的话题，但可以讲究一些传播技巧。各国人民都一样，不愿意听大的故事、空洞的数字，注重家庭生活、情感交流，喜欢美食和旅游，希望接触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因此，国际传播应反映这些内容，用受众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东方卫视的节目《走遍中国》，以外国人的视角介绍中国的旅游文化，外国人很乐意收看。

国家发改委文化传媒产业中心主任齐勇峰先生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可能在外宣体制方面实现由政府一元化，即完全由政府办传播而转变为由政府主导，各方面去办。比如山西的《语文报》，在外宣部门的支持下，在北美和大洋洲各办了一份报纸，配合国外的汉语热，来传播中国的语文教育、语言教育，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企业在外宣部门的支持下走出去，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好案例。

政府主导的对外传播事业，不光媒体、企业可以大有作为，团体和个人也可以参与进来，发挥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郭镇之教授认为，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公民和公司走出国门，都在个体或团体的层面参与广义上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他们在国外的言行举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清华大学海外宣传办宋培晶等认为，大学的建设与声誉也在构建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正如人们提起哈佛、耶鲁就想起美国的人才辈出，提起牛津、剑桥就想起英国的历史底蕴一样，把中国的大学建设好也能展示国家的美好形象。这也正是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高水平的大学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禹卫华以自己担任瑞典仿古商船“‘哥德堡号’中国行”新闻发布官的亲身经历，谈到一个好的传播创意和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使得瑞典这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小国大传播”的目的。CNN北京站的首席记者吉米（Jaime Florcruz）先生建议，中国的对外传播既要发展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利用国际媒体。如果中国官员能够坦然面对外国记者，专家学者敢于在外国媒体上发出代表中国的声音，这样不光有利于外国媒体在华的工作，也有利于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

中国对外传播中的翻译问题

由于对外传播中的跨文化因素，以及目前国际传播现状中英语的强势地位，翻译问题成为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新华社资深记者李竹润先生谈到，我国对外传播“走出去战略”，由于翻译不当，被人误认为中国要搞文化侵略、领土扩张或大量移民，暗含着“中国威胁论”的味道。国家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先生更是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误译的危害：湖南某地在其英语宣传册上，把当地盛产“烟花”爆竹，错误地翻译为盛产“娼妓”，让人啼笑皆非。

黄友义副局长在题为“中国对外传播中的外语因素”的大会主旨演讲中，专门分析了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问题。他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要想达到有效的对外传播，一定要特别依靠翻译。尽管世界上出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对外传播还不能主要依赖中文。翻译的作用在对外传播中至关重要。但是懂外语不等于会翻译，要做到有效的对外传播，必须要有跨文化的思维。不论是讲话人，还是翻译人员，只有相当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有效地与对方沟通，否则，就是无效的独白。更可怕的是，不考虑对方的思维模式，一味地推广自己的思想，不但不能传播，还很可能造成更多的误解，甚至是反传播。他还援引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的说法，认为从事对外传播应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他强调中国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离不开擅长中译外的翻译，离不开在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的擅长中译外的翻译。他们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生产力。这部分人越多，我们对外传播作品的质量就会越高，效果就会越好。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认为，在对外新闻报道中，不光存在翻译好坏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要翻译、是直译还是变通处理的问题。比如我们在“两会”的报道中，经常会看到类似“晴空万里，阳光普照”的套话，这样的话翻译过来，在英语的语境中没有任何的意义。第一，它和开会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如果那天是阴天雨天，难道会议就开不了或效果就不突出了？新华社对外部主任严文斌先生，对此亦表示赞同。他认为有些宣传套话根本没必要翻译，如果直译过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看来，传播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鉴于英语和翻译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北外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教授表示，学院今后在稳步发展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系的同时，不仅要大力扶持国际新闻传播系，还要创办专门的翻译系，更好地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和全球跨文化交流服务。

中国对外传播的人才培养

中国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目前已具有了很好的态势。自从《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先生、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先生卸任后分别到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担任院长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精通新闻业务、传播艺术和领导魅力的人士加盟国内的新闻传播院系，担负领导和教学工作，潜心培养中国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先生离开现职后，将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特聘教授，出任该校英语学院国际新闻传播系主任，《中国日报》原总编辑朱英璜先生则已担任清华大学英语新闻教授，开始传道授业。

从新华社退下来后任北外新闻系全职教授的李竹润先生，根据他三十多年的记者实践和多年在北外教授英语新闻写作的经验，提出“中西合璧，开门办学”的八字办学方针。英语在全球传播中的地位和影响有目共睹，孙有中教授和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对外传播最需要的是能够直接用英语进行采访、写作和评论的新闻人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先后在国内创办英语新闻和传播专业的根本原因。

不过，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培养成本大大高于非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成本。以笔者所在的北外为例，新闻系一个班24个人，很多时候还要分成更小的班上课训练，对师资、器材、设备和实践机会的要求很高，总体成本很大。另外，英语好了，表达西方化了，但母语使用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却弱化了。对此，北外英语学院从2006年起，聘请西方的汉学家用英语讲授中华文明经典。在这方面林戊荪先生经多年翻译出版的《论语》，可以成为我们的范本。还有就是优秀英语人才从新闻传播机构的流失问题。对此，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女士坦言，这一问题是上海英文媒体老总的心病。从北外国际新闻传播系近年来毕业生的去向看，他们具有很好的英语表达和新闻传播的能力，本来的培养目标是到国内的涉外媒体甚至国际媒体去工作，但很多优秀的学生却选择了外企、咨询公司，或英语用得并不多但收入颇丰的娱乐媒体。比较起来，我国目前外宣机构的限制还比较多，听众面较窄的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收入不如大众媒体丰厚。聊以自慰的是，学生们不管报道的是国内的社会、娱乐新闻，还是从事国际贸易咨询工作，都可以看做是各种形式的传播交流。

中国对外传播的资源配置与相互协作

目前我国已形成从中央到地方配套完整、投入不断增加的对外传播体系。中央传播机构有优势，地方媒体有特色。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副主任杨福庆认为，中国今天的电视对外传播已经从以前的点缀或者是一种外宣的需要变成了一种严肃的信息产品渠道，已经从以前的电视行业的从属地位变成了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平台。目前CCTV9覆盖了100多个国家，5000多万用户，在一些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当地观众主要的收视频道。现在采取的是类似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先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然后逐渐向欧美国家渗透。

就地方台的对外传播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上海的东方卫视，其前身上海电视台1986年10月开播的英语新闻，是中国最早的英语传播节目，在中国国际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东方卫视坚持 “立足上海，关注国内，辐射海外”的传播定位，已先后在北美、欧洲、大洋洲、亚洲等地落地播出，覆盖全球6亿多观众，成为中国目前辐射海外最广的省级卫星频道。

在回答东方卫视是否暗中和中央电视台竞争的问题时，东方卫视总经理徐威认为，就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而言，东方卫视等地方媒体和中央电视台目前不是如何竞争的问题，而是如何协作分工、共同把我国对外传播的总量做大、力量做强的问题。杨福庆也认为东方卫视可以根据上海地属经济、金融中心的特点作为频道的定位，突出经济、时尚、文化、娱乐报道。而中央电视台则侧重时政要闻、专题评论和全景式的报道。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指出，建设地方外语媒体是增强一个国际化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它能促进城市内部不同文化、不同国籍、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和谐发展。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从对外传播时间的前置性、媒体关注的内容广泛性两方面介绍了在奥运会期间对外传播应该注意的问题。《传媒》杂志社常务副社长王利明先生从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水平不对等、中外文化传播的密度不对等、资金投入不对等角度，建议改善中国传播资源的配置，转变观念，加强协作。

最后，中国对外传播界的老领导林戊荪先生肯定了本次会议的组织工作非常成功，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界的相互交流，特别是新华社和外文局、外文局和电视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地方和北京、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交流，都是非常必要的。他希望这是我国对外传播界的第一次大会，但不应是最后一次。以后每年都应该开这种会，形式可以灵活，不一定要这么大规模，可以就某一个专题进行交流。作为会议的两主席，孙有中和李希光教授都表示，愿意联络各界，群策群力，明年继续在北外探讨中国全球传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限于篇幅，上面主要综述了大会嘉宾主旨演讲和专家发言的一些观点。实际上，在专门设立的三场学术论文讨论会上，与会代表积极发言、激烈争辩，内容十分丰富。尽管观点多样，意见不一，在一些议题上还有分歧，但大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献计献策，在展现传媒和学术界理论创新的同时，也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

乔木：博士、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负责组织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工作。

责编：周瑾

作者：乔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