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管理论文

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伴随着现代影视媒体、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一体化对世界各国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冲击，并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工业文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积淀形成的巨大财富，而且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资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管理论文 篇1：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兴起于20世纪初叶。启蒙、革命、建设、改革，与中国新闻事业息息相关、携手共进。从报刊到广播、电视、网络，从单一语言到多个语种，从民间觉醒到国家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已形成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新闻传播体系，呈现出满园春色、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

一、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兴起与发展

201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出版103种，平均期发数117.52万份，总印数21443万份，总印张317683万份，总金额13724万元。①全国少数民族文字期刊227种，平均期印数129.55万册，总印数1254.50万册，总印张5848.86万张，总金额6585.82万元。②

2014年，全国少数民族广播节目播出时间合计1405.83万小时，较上年增长1.91%;全国少数民族电视节目播出时间1747.61万小时，较上年增长2.46%。2014年全国少数民族广电总收入4226.27亿元。③从中央到地方，包括省（自治区）、地（州盟）、县（旗）共办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彝、傣等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节目。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已成为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沟通桥梁和情感纽带，是我国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

二、初创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创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成立于1981年的内蒙古新闻研究所。内蒙古新闻研究所，当年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省（区）级的专门研究机构，还创办了蒙古文版和汉文版的新闻业务刊物《新闻论坛》。1988年11月上旬，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会（现更名为中国报协民族地区报业分会）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成立。该会系全国性的新闻学术团体，并创刊《民族新闻界》（初名《民族新闻》）作为会刊。这个研究会的影响十分广泛，尤其在新闻业界。

内蒙古乌兰察布日报社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马树勋（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开拓者。他的主要著作有《民族新闻探索》《民族新闻纵横谈》《民族地区采访经验谈》《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等。其中《民族新闻探索》获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二等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获得初步发展。199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引起了新闻界和新闻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就连全球知名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也收藏了这部著作。199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克信（回族）、蒙应的《民族新闻学导论》，填补了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的一项空白。1998年出版的《内蒙古日报五十年》论述和总结了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省级党报《内蒙古日报》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和办报经验。

三、发展中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

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占领了更大的研究空间，取得了更加豐硕的成果。

白润生撰写的学术论文《承载民族梦想：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百年回望》，全文译为英文发表在2017年第4期总第67期《中国民族（英文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国外全面系统介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发展概况。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出版的著作有50余部。

（一）史学著作

史学方面有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200（））、周德仓撰写的《西藏新闻传播史》（2005，获第五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和《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2010）、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2008，获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2008，获2011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帕哈尔丁（维吾尔族）撰写的《新疆新闻事业史研究》（2009）、张丽萍撰写的《内蒙古民国报刊史研究》（2014）、马成鸣（回族）撰写的《传播构建现代民族共同体——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于凤静撰写的《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2017，获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的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方汉奇奖三等奖）等。

（二）实务著作

实务方面有牛丽红撰写的《新闻报道中的西北民族问题研究》（2007，获甘肃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新形势下舆论引导新格局——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研究》（2017）、刘世树等撰写的《走向辉煌——新时期中国民族市州报发展谋略初探》（2011）。

（三）理论研究著作

理论研究有张小平撰写的《民族宣传散论》（2005）、邱沛篁等主编的《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报业经济发展研究》（2008）、王晓英撰写的《民族新闻传播简论》（2013）等。

（四）纪念文集著作

周年纪念著作、文集有张小平等主编的《实践与思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55周年》（2005）、莫树吉主编的《走向辉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四十五周年巡礼》（2004）、白润生撰写的《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2004）和《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白凯文少数民族文化文选》（ 2014，获“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第二届组委会特别奖）、周德仓等主持的《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 2013结项）、白贵（回族）任文京主编的《华文出版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之建构与融通》（2018）等等。

（五）传播学著作

传播学著作有张宇丹主编的《传播与民族发展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2000）、益西拉姆（藏族）撰写的《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2002）、田建平撰写的《元代出版史》（2003，2004年获河北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专著类优秀成果三等奖）、郭建斌撰写的《鄂伦春族：黑龙江黑河市新生村调查》（2004）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及《寻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2015）、阿斯买·尼亚孜（维吾尔族）撰写的《新闻传播与少数民族受众》（2006）、赵丽芳撰写的《存异求同——多元文化主义与原住民媒体》（2008）及《民族语言媒体研究功能、效果与受众》（ 2016年）》、徐晓红撰写的《民族地区媒介素养引论》（2010）、庄晓东等撰写的《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2010）、孙信茹撰写的《广告与民族文化产业》（2011）、高卫华主编的《民族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报告》（ 2011）、岳广鹏撰写的《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2012）、李克撰写的《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2013）、朱杰撰写的《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 （2013，获甘肃省第十四届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南长森撰写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2014）、张硕勋等撰写的《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2015）、金玉萍撰写的《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2015）、方延明的《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研究》（2015）、中南民大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2015）、陈峻俊主编的《现代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第三辑，2016）、李欣撰写的《话语、建构与认同：少数民族新闻研究》（2016）、林晓华撰写的《媒介化社会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2017）、袁爱中（回族）撰写的《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2017）、王斌撰写的《电视媒体对维吾尔族电视的影响力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2018）。

（六）工具书著作

工具书有徐丽华编著的《藏学汇志》（2003）、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生平检索》（2007）、周德仓整理的《 <申报>涉藏文献索引（1872——1949）》（2015）等。

（七）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有白润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2010，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王斌等撰写的《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以西藏、新疆地区为例》（2012）、郑保卫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2012）、张志等主编的《人·媒介·社会互动与发展》（2012）等。

以上仅是就笔者所掌握的情况，难免挂一漏万。

从上述八类（含学术论文）50余部研究成果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增加，而且研究水平显著提升。此前只是报刊史研究，此后逐渐扩展到广播史、电视史、新闻教育与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业务及网络传播等少数民族传播学的研究。此前，大多是自选项目，进入21世纪后，既有省级项目，校际合作项目，更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研究方法上，自觉运用民族志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注重田野调查，客观描述、数据统计。不少学者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从现实生活发现问题，通过实地调查，用理论回答现实问题。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不少成果体现出广泛而丰富的民族性，形成了中国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道绚丽的民族文化学术景观。

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日益繁荣

中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基本由三大块构成，即史学研究、对现实的关照、理论的沉淀与提升。我完全赞成这一见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立，首先是历史的沉淀，其次是对现实的关照，最后过渡到理论的抽象，这是一般研究的规律。”从以上8类50余部研究成果来看，“建立完善的研究机制和研究格局，构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理论体系这一块，目前还是这个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2012年，我为王晓英副教授的专著《民族新闻传播简论》写的序里说，“我们越是肯定史学成果的丰富与创新，越发觉得少数民族新闻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简论》的问世，变一条腿走路为两条腿走路，‘史’‘论’并进，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找到了新的支撑点。”王晓英《民族新闻传播简论》的出版，虽然对“薄弱环节”有所建树，但并未彻底将这个环节由“薄弱”变为“健硕”。

从整体上看，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确实有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壮大了，研究成果丰富了，并且还创办了自己的学术组织。2011年7月19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是中国新闻史学会所属全国性的二级分支机构，也是全国第一个由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术团体。业务范围是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书刊编辑、咨询服务。接受教育部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时任副院长的赵丽芳教授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成为刊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主要平台之一。2016年5月28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召开，在第二任会长白贵教授主持下，常务委员会就研究委员会章程、人会条件的修改，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单位及相关人员的增补和调整方案，对下一阶段学会工作及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一致决定将开办研究委员会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相信，研究委员会将继续健全运行机制，丰富活动内容，加强与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联系与配合，进一步团结各族学者和媒体人员，共同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研究委员会一 定会越办越好！

注释：

①引自《2015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社2015年版，第852页.

②引自《2015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社2015年版，第861页.

③引自《2015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社2015年版，第863页.

作者：白润生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管理论文 篇2：

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伴随着现代影视媒体、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一体化对世界各国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冲击，并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工业文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积淀形成的巨大财富，而且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资源。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民族传统文化独特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如果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只是单纯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及传播，我们将会丧失多民族形成的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丧失让世界认识自己的机会，最终导致民族文化的流失。本文首先就主流媒体如何报道少数民族新闻加以阐述，其次列举少数民族媒体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就如何发展壮大少数民族媒体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少数民族媒体能够扬长避短，灵活运用自身的特点，成功跨入今天以资讯科技与网络为主的地球村。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自20世纪初叶诞生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诞生初期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的曲折发展，70年代末至今的繁荣时期。在21世纪初我国少数民族新闻媒体领域的发展显现繁荣景象。

一、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新闻的报道

由于历史的原因，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往往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对落后。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主体民族的压迫，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过主流文化的同化，文化特性和生存空间也受到主体民族与主流文化的冲击和侵蚀，以致在主体民族占据优势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最初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的新闻报道内容部分，被许多学者批评为倾向忽视、负面及刻板印象，即可统称为“错误报道”。而这些“错误报道”的结果是导致对少数民族形象的偏差和误解，不能使受众了解少数民族的真实一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缺少资本、人力与技术来创办自己的媒体，因而长久以来只好充当被报道的角色。这样不但无法建立拥有媒体权的主体意识，而且丧失对民族形象的解释权。造成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报道的片面性。不能单从社会文化的种族主义因素来理解，而必须从关系及资源分配的角度来探究，也就是把问题的焦点从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转到主流媒体机构组织内使用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问题。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的“错误报道”，原因可能是主流媒体机构内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今天，国外主流媒体对原住民及少数民族的新闻报道，仍是许多学者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批评的焦点，而这些报道多是负面的、不实及扭曲的。错误的报道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将少数民族问题化。国外主流媒体在报道少数民族新闻时，大多与暴力和冲突有关；2、对少数民族的成就与贡献疏于报道。国外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社会上的冲突、暴力与犯罪的新闻报道相对集中，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艺术及体育等方面所做的成就与贡献则疏于报道；3、欠缺事件背景的深度报道，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不够，更多的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的报道偏重于民族文化新闻，如少数民族特有的丰年祭、传统的民俗风情，内容不能推陈出新，偏重传统和原始的价值观。在国内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新闻的报道中，较少对少数民族的成就和贡献的报道，而偏重于对民族文化的报道。

鉴于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片面性，少数民族应该拥有自己的媒体，用自己的声音向外界传播本民族的资讯，重新塑造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据最新资料，到2006~9月为止，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类报纸已达到200多种，共有99种民族文字报纸和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余种民族文字出版。此外，我国现有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各类出版社32家，用20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21种民族语言进行播音。我国少数民族媒体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面临当今主流媒体的巨大冲击，少数民族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二、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传播媒介是塑造形象和尊严的最有力的论述领域。媒介的替代性功能不容忽视，在族群因地理环境、人际关系及生活方式不同而无法相互接触的情形下，媒介提供了有关少数民族的资讯、也间接在大众心目中塑造了少数民族的独特形象。媒介也象征一种符号权利，它可以控制并赋予一个民族的定义，拥有媒介就是拥有了一种符号权利，也就是拥有了对本民族的解释权。少数民族媒体的特殊作用是通过对民族的特点和本民族现实问题的关注实现的，如果离开了这些，便会雷同于其他媒体，也难免要失去民族受众，媒体本身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不能否认，少数民族媒体还没有最具吸引力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汉语，以及大量人口的外流等，是少数民族媒体出现大量受众流失的重要原因，但媒体本身在发挥其特殊作用方面的不足，也是不容忽略的。

我们用一种超然的视野来检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媒体传播媒介的问题。在此，笔者只谈问题不讲困境，因为困境是指有了发展后衍生而来的，而问题则是在此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我国少数民族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资本与技术的欠缺制约了少数民族新闻媒体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作为一项产业必然要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市场狭小且没有充分发育，广告资源少，加上发行量、收视(听)率低，难以扩大广告源，使得少数民族媒体的广告发展水平处于落后的地位。据报道，一个国家、地区经济越发达，其广告经营总额占GDP的份额就越大。国际平均水平是1.5％，我国水平是0.79％，而宁夏自治区仅占0.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新闻媒体的经济实力很薄弱。目前，大部分民族报纸还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尚未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办报的状态；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偏远封闭，外部资金尚未打入，毫无竞争之患。

第二，经营管理体制陈旧，缺乏活力，自我生存能力差。目前，少数民族新闻媒体，不论是报刊、广播电视，还是网络，大部分脱胎于传统的主流媒体，受政府保护，是事业型单位，不可避免地更多强调社会效益，缺乏经济活力。但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又与传统主流媒体并不完全一样，它没有传统媒体的相对垄断性，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又在竞争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与发达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媒体的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通讯员队伍基础薄弱。新闻稿件大多靠摘译汉文稿件来增加内容，造成报道内容的陈旧，不能突出民族特色，没有体现出少数民族新闻媒体的特殊性。目前少

数民族新闻媒体的经营管理体制仍处于一种保护状态之下，以这种机制来应对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是非常困难的。民族媒体只有逐步健全自己的管理体制，加强自己的新闻采编和内部的管理机制，逐步脱离政府的保护，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

第三，专业人才匮乏、人才队伍建设落后。管理体制上的落后，发展前景、工作条件和待遇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使少数民族媒体难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聚集麾下。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与东西部区域差距的加大，民族地区的人才在不断流失；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媒体受本民族人才限制程度较高，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本民族内部，选择人才的广泛性受到限制，也造成了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非但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反而会助长媒体因循守旧的惰性，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这对少数民族媒体发展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阻碍。

第四，受众人口素质较低，受众市场堪忧。据2005年全国1％人口数量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汉族和全国的平均增速，但是，当地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不协调，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剧，提高生活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的难度也进一步加大。此外，从少数民族的传统习惯与思维方式看，由于民族地区长期封闭的生活状态，导致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呈现出一种内倾的性格，甚至对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防范意识。加上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要想让农牧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全面感受到媒体的传播效应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发展壮大少数民族新闻媒体的几点建议

第一，突出民族特色。创新新闻源。新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水平的产物。发达地区经济繁荣，新闻源多，无疑是个有利条件。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种种原因，经济发展较缓慢，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新闻可写”。事实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农业方面来讲，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作物和物种多样性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林业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储蓄量占到全国的46％，以上；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能源极其丰富，水力资源的蕴藏量占全国的52％，煤炭储量占全国总蕴藏量的40％。因此，民族地区的报道是新闻宣传的一个宝库，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报道的领域极其广阔，只要深入调查，下苦功夫，民族新闻报道是大有可为的。

发掘具有民族特色的新闻。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情礼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民族特点，作为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新闻，应发掘具有民族特点的新闻，在“特”字上做文章。这些民族特点本身就是一个个取之不尽的新闻源泉。

第二，加强服务意识，满足受众需求。媒体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少数民族媒体自然要满足少数民族这些特殊对象的知情权。那么，怎样才能在贯彻党的新闻工作的一般性原则、方向的同时，满足特定少数民族群众特殊的“知情欲”和“知情权”呢?笔者认为，这里重要的是搞好“接转”和抓好特点。

这个接转和抓好特点，就是把中央和上级的精神、全国和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一切先进的有益的经济文化信息等，及时地转达传输给少数民族群众，并及时把民族内发生的，尤其是新近发生的各种重大、特殊变化和信息传播开来，激发更多的人对民族事业的关心，动员他们参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推动民族事业的全面发展。

第三，要进行新闻体制改革。新闻出版业“十一五”规划中曾指出，新闻出版单位将打破传统观念、传统业态和传统体制的束缚，充分利用书报刊等传统媒体、音频视频媒体和各种网络媒体等一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新闻出版内容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全面开发利用，形成各种传媒形式与优质内容资源紧密结合发展的新格局，大力推动内容产业发展。鼓励新闻出版单位以资源、资产、业务为纽带，开展跨媒体经营，支持传媒集团的建设和发展，努力将新闻出版业打造成为多种媒体形态共存，集内容创新、制造、推广、服务为一体，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内容产业。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媒体来说，进行新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端正媒体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尊重新闻规律，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增强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和可读性，提高新闻质量。

第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队伍。少数民族地区媒体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发展前景、工作条件和待遇水平等方面都难以与东部地区相比，因此，难以吸引高素质的新闻人才，现有的人才也往往可能流失。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为基础，少数民族新闻媒体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创新永远是传媒业的生存法则，少数民族媒体要想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就必须拿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的妙招。一方面，引进精英人才；另一方面，注意人才的“自产自销”，为自己的发展奠定基础，储备后续力量。

作者：白润生　宁良红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管理论文 篇3：

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立传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生平检索》(以下简称《生平检索》)是由我国民族新闻史研究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润生主编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生平检索》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搜集、整理，它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史料研究的空白，而且对研究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不可或缺的学术著作。在《生平检索》出版之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介绍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著作，有关少数民族新闻人的介绍散见于各种书籍、报刊，读者查阅十分不便。

《生平检索》一书从我国75万新闻工作者中遴选出525位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优秀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本书还收录了众多在民族新闻史上创造出第一的人，包括我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报人，各民族历史上第一位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第一位获国家级大奖的著名新闻工作者。作者在后记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们应当记住他们，为他们树碑立传。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做这方面的工作，直到永远。”

笔者认为，本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生平检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新闻史，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没有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和办报活动的新闻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新闻史。

《生平检索》收录了26个民族的525位优秀的民族新闻工作者。其中蒙古族95人，回族53人，满族40人，藏族34人，壮族26人，朝鲜族22人，维吾尔族17人，彝族7人，苗族7人，土家族5人，白族5人，哈萨克族4人，傣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侗族各2人，布依族、瑶族、畲族、水族、纳西族、仡佬族、锡伯族、京族、塔塔尔族各1人，汉族193人。

对于一部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学术著作来说，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真实性是它的命脉。《生平检索》在搜集史料时十分注重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确保资料真实可信。《生平检索》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种。

(一)来自《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广播电视辞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广电志、报业志等辞书；

(二)从历史典籍、文献资料中摘取搜集整理而成的；

(三)请部分健在的同志自己撰写的。

正如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在序言中写道，“《生平检索》的问世是白润生教授辛勤耕耘的又一硕果，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可以嘉惠学子，同时还会受到新闻界学者专家的重视。”“这部著作不但对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生平进行介绍，同时还对其主要的新闻作品以及新闻事业方面的成就作了交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为今后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史实资料和学术线索，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①

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概念的界定上，作者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概念的界定，在学界一向颇有争议，不同的见解较多。

有人认为，“凡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都是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应改为“从事新闻工作的以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一切从业人员”；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应具有两个层面：一、该报刊的受众以少数民族为主；二、该报刊的内容以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主。我们说，只要一份报纸具备了以上两个层面中的任一层面，就可以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字报刊。有了这一定义，我们便有了另一定义：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是指所有服务于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人员”；有人强调从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两方面进行定义，“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是指以少数民族为传播对象，以少数民族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为传播内容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人”；还有人指出应区分民族新闻工作者和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两个概念：前者与本人的民族成分无关，不论其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或外国人，只要在民族新闻机构和民族新闻栏目的主要工作人员，就是民族新闻工作者；后者则强调本人是少数民族且从事新闻工作，汉族和外国人不包括在内。

以上几种不同提法，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概念予以界定，都有其各自的道理。白润生教授在综合以上各种不同的看法后，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在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

白润生教授认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是指从事新闻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既包括在民族地区报社、电台、电视台、通讯社从事新闻采编、新闻学研究和管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内地新闻单位的少数民族同胞，更包括主要以民族语文传播事实的新闻单位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同时，在以民族语文传播事实的新闻单位从事采编、校勘、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做出一定成绩的汉族同胞，特别是那些“民文”、“汉语”皆通的汉族同胞也应当归入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②《生平检索》中收入193位汉族新闻人，显然是按照白润生的定义进行界定的。

《生平检索》是一部彰显了民族新闻一百年来的辉煌成就的发展史。《生平检索》收录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年代，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整整跨越了一个世纪，这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的一百年。

作为一名研究民族新闻史的专家，白润生教授对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白润生教授认为，“一本书，如果都是自己写的，就是‘著’；如果不是自己写的，就是‘编’；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就是‘编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白润生的著作很少用“著”，本书的署名就是“白润生主编”。

白润生教授多年致力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他的著作《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即将出版。期待他的新作早日问世，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再添硕果。

注释：

①白润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生平检索》，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②白润生：《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

作者：李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