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拱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新青年》掀起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又一次高潮，是新文化运动中宣传进化论的重要讲堂。《新青年》对进化论的传播，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互助的而非无援的；渐进的而非激烈的；合群的而非贵族的；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竞争的而非服从的。《新青年》积极传播进化论，并最终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又显示出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渊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王星拱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王星拱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1：

编辑主体性与《新潮》特色研究

[摘要]《新潮》作为“五四”前后北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编辑与作者身份的重叠使期刊的风格更加受制于编辑的文风，更依赖于主编的兴趣与审美。丛书和文艺丛书的出版既延续了《新潮》的精神，又显示了历史的独特文学选择。

[关键词]《新潮》；编辑主体性；历史语境

《新潮》是“五四”前后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期刊之一。历来研究者大多侧重将《新潮》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部分，有的探讨新潮社或《新潮》期刊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有的将新潮社作为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之间过渡的早期社团，有的探讨新潮社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有的探讨《新潮》的文学观、社会伦理观与期刊委顿的原因等等。作为一份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期刊，《新潮》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编辑主体与作者身份的重合，作者的知识资源、教育背景和政治理念，对杂志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被深刻挖掘出来。特别是在《新潮》停刊之后，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的出版及其对新文学的影响，作为《新潮》的延伸与继续，更体现了新潮社及《新潮》期刊存在的价值。本文试图将《新潮》期刊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还原“五四”前后真实的历史语境，从编辑主体性出发，理清《新潮》的踪迹及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新潮社的成立以及《新潮》期刊的编辑出版与发行就是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一批北大青年学生在校长和老师影响下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和批判实践。“五四”时期的期刊，大都带有社团期刊的性质。新潮社创办之初，拟定的社章虽然带有实验的性质，但已经将提供稿件作为社员的职责，这就决定了编辑与作者身份的重叠，这种编著一体化的模式使期刊的本质特征更加受制于编辑的文风，更加依赖于主编的兴趣与特长。1918年秋季，新潮社成立，1919年1月，《新潮》正式出刊，1922年3月《新潮》停刊，共出版3卷12期。从社团成立之初的21人，慢慢发展为40多人，从主编的更换到社团成员的流动，从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到社员面对更加广阔的西方科学文化土壤，“五四”前后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消长等都对《新潮》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和冲击。

编辑的主体性，即编辑者“自己的编辑思想”，编辑的个体生存体验必然渗透在编辑的角色中，成为基于编辑生存方式的一种行为，成为编辑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在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不同时期对刊物的主持中，编辑个体生存的方式与角色转换直接影响了刊物的内容，使《新潮》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一、傅斯年编辑思想的旨趣

傅斯年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读书世家，六岁入私塾，八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开始系统接受新式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中国文学系，以深厚的国学基础博得国学大师刘师培、黄季刚、陈汉章等人的赞赏，曾有“黄门侍郎”的美誉。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改革、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的时候，已经有一大批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如鲁迅、李大钊、胡适等，将国外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回中国，提倡以科学理性为基础，救治中国的政治、学术与思想。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收，鼓励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方面引进各类教员充实北大，另一方面鼓励学生依照自我兴趣，组织各类学会，培养校内的学术研究空气，为北大注入了新的活力。年轻的傅斯年被新文化运动之初的崭新观点所吸引，他冒着背叛师门的罪名，开始和同学组织办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他深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胡适的哲学思想和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新潮》第一卷一号上，就写了11篇文章，思想纵横开阖，内容无所不包，从《人生问题发端》、《万恶之源(一)》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旧家庭的批判，到《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中的政治问题，再到《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马叙伦之庄子札记》、《英国芳斯之科学原理》等的学术探讨，既体现了《新潮》的主旨“批判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又充分展示了青年们的精神担当。在《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中，傅斯年用超越学生、超越青年的思维对师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做出了强烈的呼应与支持，充分表现了青年学生对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改革理念的接受。《新潮》陆续刊登了400多篇文章，有人将《新青年》和《新潮》的关系比作“师生刊”，从内容的呼应和历史价值的承继与传递角度，这种评价不无道理。

1919年5月到10月间，“五四”运动使《新潮》的业务出现过暂时的停顿。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傅斯年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他总结了新潮社成员的“勇猛的精神”，“由于觉悟而结合”的纯洁性和“有些孩子气”的优点及与之相应的短处，同时他也看到“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的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他呼吁同社诸君切实求学，“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这些观点，似乎都在为《新潮》的未来办刊理念和新潮社成员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年底，傅斯年和杨振声、俞平伯等新潮社成员出国留学，从第二卷开始，《新潮》的社会锋芒的确不像第—卷时那么尖锐那么急切了口

二、罗家伦编辑思想的潜在表达

罗家伦1897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幼年入私塾读书。在父亲的开导下，12岁开始读《革命军》，1914年进入复旦公学读书，孙中山担任该校的董事会主席。上学期间，罗家伦与宋教仁之子宋振吕为同窗好友，与国民党人士黄兴、戴季陶等有过多次交往，这些经历使罗家伦的知识视野得以拓展，获得了新的思想观念，并且对国民革命抱有好感。在复旦公学读书期间，罗家伦曾编辑过《复旦杂志》，积累了一定的编辑经验。在新潮社讨论刊物宗旨、刊物名称等事情的时候，罗家伦的意见都非常重要。1917年，罗家伦进入北大，1918年1月，罗家伦在《新青年》上发表《青年学生》，主张青年人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求新求变，呼吁青年人振作，强调责任，反对颓废。1919年5月4号，《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与信条，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高涨的环境里学生的爱国热情，又体现出罗家伦思想的气势磅礴，反映出以他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勇猛精神，而且，罗家伦的政治才能在随后与各使馆交涉和参加各地的学生联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新潮》创办初期，罗家伦集中发表的《今日世界之新潮》、《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和《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等文章，体现了他宏观的历史视野和开阔的逻辑思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

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可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这种进化的文学观，深深影响了还是北大学生的《新潮》编辑罗家伦。他在《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驳胡先驪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等文中，界定了真文学所具备的要素，解答了几种对白话文学的疑难，猛烈抨击旧文学的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的文学学说，充分表达了对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主张的认同。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中，他指出：“因为文学的思想，最足以代表时代的精神。因为文学的思想，也绝不是无缘无故生出来的，必定有种人类的生活，做他的背景”。该文从文学思想变迁的角度，将近代社会和新文学划分为四个时代，描述新文学的发生，在历史的进化观指导下考察文学思想的变化。该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价值也由此体现出来。

在罗家伦主编时期，《新潮》的“精神面貌上已有了若干的转变，最显著的是勇猛的精神减退了，笔锋没有以前锋利了。”但是，因为有《新青年》同仁的支持，有新潮社既有社员的努力，《新潮》还是保持了既有的文艺特色，在编辑不断流动和稿源开始紧缺的情况下还能维护期刊的质量与声誉。

1920年秋，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等5名新潮社员在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推荐下，前往欧美留学。随着新文化健将们的z-次离开，《新潮》面临着重大挑战，同时也开始了它完成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历史使命之后的又一次转折。

三、周作人主编时期《新潮》历史使命的转换

1920年，新潮社改为新潮学会。随着罗家伦出国，从第二卷的第五期开始，《新潮》进入由周作人主编的时期。这一时期，主编的实际工作都是由顾颉刚、毛子水、陈达材、孙伏园等来完成的。此时的新潮社，社员队伍不及此前壮大，稿源面临—定的紧张与匮乏。此时的周作人正经历着人生的转型，思想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游弋，文章的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早期的凌厉浮躁向冲淡平和转化。新潮社在“五四”期间，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适自由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体现为新潮社后来放弃了社会政治运动，开始走向了学术。第三卷《新潮》只出了两期，与前两卷截然不同的是，第三卷的学术气氛格外浓厚，哲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的研究取代了锋芒毕露的对政治变革和社会问题的激烈论证。新潮社的成员，后来陆续参与其他刊物的创办，比如孙伏园作为《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语丝》等的主编，影响非凡，李小峰以北大新潮社为依托成立北新书局，继续丛书的出版和其他出版发行业务，都显示了新潮时期的编辑出版实践历练和青年学生的成长。

四、新潮丛书与新潮文艺丛书的出版及意义

新潮社的酝酿和《新潮》杂志的诞生与发展，前期主要是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的支持，后期丛书的出版是对《新潮》工作和精神的继承和延续，继续承担着完成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得到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帮助。特别是在后期的出版活动中，鲁迅给予新潮社极大的帮助，包括从选题策划、提供稿源到设计装帧、校对等，鲁迅对编校工作的认真态度给李小峰等新潮成员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1920年8月，新潮社改组为新潮学会，正式启动丛书的出版。丛书出版的标准是：材料之本身有价值，编著或翻译之文字有价值和应社会之需要。这个标准与傅斯年早期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论述的四大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妙。早期的新潮丛书主要是北大教授的著译，比如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但是，真正着手文艺丛书出版是在1923年春节之后，先后出版了冰心的诗集《春水》，鲁迅翻译的爱罗先柯的《桃色的云》、小说集《呐喊》。面对《呐喊》这样划时代的著作，新潮成员的“兴奋是非语言所能形容的”，而且受读者的强烈要求，这本书很快再版。之后是李小峰翻译的法国孟代的童话集《纺轮的故事》、《两条腿》，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周作人翻译的《陀螺》，李金发的《微雨》等。其中，《微雨》的出版，标志着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诞生。1923年出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曾评价为：“《中国小说史略》乃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丛书出版的意义，在当时和若干年后的文学实践中清晰地呈现着，证明了丛书出版者的前瞻性和文学选择的独到眼光。

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第一份期刊起到“五四”前后，期刊在中国的出版已有80多年的历史，期刊的内容从早期的宣传宗教介绍西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内容渐增，从综合性向针对特定读者的专门性内容转化。期刊的出现与兴起，既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戊戌变法前后到辛亥革命期间的报刊，更多的用来宣传政见，充当政治改革的工具，即使有科学期刊或学术期刊出现，也是以讨论治国大业为中心。真正体现“人的发现”与讨论人生问题的杂志，是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出发点带有一定的实用化目的，它的终极目标是摧毁束缚中国人的旧道德、旧伦理和旧思想，且不说文化革新运动背后隐藏着多大程度的政治救国动机和目标，1919年1月出版的《新潮》，关注社会新思潮，积极进行社会批判，介绍外国社会科学名著，反对封建伦理，对妇女问题、道德及人生观的讨论，对“人的发现”，对白话文学的提倡与实践，小说、诗歌、新式散文的尝试以及对新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都可看作是对《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积极呼应。《新潮》话语文本的多样性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都与“五四”理性精神相契合，显示了在历史面前的进步与主动选择。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公允地评价了《新潮》的创作风气和对新文化建设的贡献，以及推动文学革新和社会改革的前进趋向。

从出版物的规律看，杂志的时效性比图书强烈，图书的内容比期刊更稳定、更长久。《新潮》停刊后，新潮社的成员李小峰等人促成出版的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以及在新潮基础上创办的北新书局，无疑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扩大了“五四”的影响，对新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新潮丛书与新潮文艺丛书的出版，实际上是对《新潮》精神和出版理念的延续，显示了新潮后续的精神力量。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欧美陆续学成归来的新潮成员，在西方思想文化语境影响下陆续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五四”知识分子，已渐渐消退了“五四”前后的狂热，完成了自我的突破与革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的重建，体现为研究重点从社会转向学术，在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开创上，做出了新的贡献，显示了中国一代知识精英在时代大背景转换下的集体话语转换，《新潮》特色和形态也由此定格在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中。

[参考文献]

[1]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1919，2(1)，[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5，2

[3]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J]，新潮，1920，2(5)

[4]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 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5]杨念君“五四”九十周年祭[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63，

[责任编辑　张桂霞]

作者：王小环

王星拱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2：

《新青年》对进化论的传播

[摘要]《新青年》掀起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又一次高潮，是新文化运动中宣传进化论的重要讲堂。《新青年》对进化论的传播，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互助的而非无援的；渐进的而非激烈的；合群的而非贵族的；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竞争的而非服从的。《新青年》积极传播进化论，并最终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又显示出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渊源。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回顾并审视《新青年》中有关进化论的观点，能够给当下社会发展以新的启示。

[关键词]新青年；进化论；马克思主义

一、进化论的演化进程

1809年，拉马克出版《动物哲学》，提出“用进废退”的概念，创立了获得性遗传学说，“其后五十年倾动世界之达尔文进化论盖继拉氏而起者也”[1]。然而，“自达尔文之前的进化之理论，都不过是哲学的思辨，没有科学的性质”，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后，进化论“放出烈日一般的强光，照着思想界”[2]。达尔文通过观察、假设、演绎、论证，使进化论由哲学的玄想变为科学的理论。

中国最早的进化思想，萌芽于商周时期，即“五行”和“阴阳”之说。虽然中国古代的进化思想是粗浅而碎片化的，但老子、孟子、商鞅、韩非子等人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思想，为西方进化论的传入奠定了基础。进化论最早由外国传教士和日本留学生传入中国，但逐渐形成日常习用的话，拥有左右人们思想的能力，却是在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之后。严复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并引入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将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在扬弃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改变了中国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天演论》在当时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唤起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坚定了国人救亡图存的信念。

1919年，由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正式出版。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进化论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鼓吹者章太炎、孙中山、邹容，抑或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都深受进化论的启蒙，最终成为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者。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后，演变成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种族进化论，这促使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欧战期间，“德人因信仰物競争存优胜劣败之说，而厉行军国之主义，至酿成今日之大战”[3]。《新青年》对进化论的引介，则更强调互助与进步的内涵，指引着中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

1915年1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新青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进化论的观点：“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将进化论作为开启思想牢笼的钥匙，使“大梦未觉”“故步自封”之青年“自觉而奋斗”，鼓舞青年“排万难而前行”[4]。在国是日非，外患不绝的形势之下，“生存竞争为天演公理之说随欧风东来”，成为“保种保群自强进化之公理”[5]。《新青年》同人掀起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又一次高潮，其涉及的社会进化论，内容驳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甚也更广。社会进化论以伦理化的面目呈现，宣扬新道德、新文学，成为改造青年思想之利器，使中国人不再为宿命论所奴。

二、《新青年》中进化论的特点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新青年》所阐释的进化论包含以下几个特点：

（一）互助的而非无援的

克鲁泡特金是互助论的最早提出者，他“避居英伦著书甚多，最要者为《互助论》一书，乃于生物进化史中求得互助者始能生存之一公例，以驳达氏物競之义，其书广列证据，不尚空论，今日持人道主义者多宗之”[3]。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便是最适”[2]。当《互助论》传入中国后，意思已不同于著者本意，一些人将“生存兢争误解为同类相残，互助又误解为受惠”，中国的几名政客试图以此说驳倒达尔文，认为“互助说打破了自私自利的进化论”[6]。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本来并不背驰，也不见有所冲突，自然更无所谓驳倒与否了”[6]。因为达尔文致力于研究物种“何以繁变”，将繁变的原因归为生存竞争；克鲁泡特金潜心于“何法最利于生存竞争，归结到互助”。“生存竞争与互助本只是生物现象的一事的两面，或后者是前者的较为绵密的说明；而且因为有互助，却愈足证明生物界有竞争。”[6]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也进行了说明：“我用生存竞争这名词，是广大的，比喻的，包括彼此的依赖；而且包括（最重要）不特个体的生存，又在后代的成立。”[7]

《新青年》中列举了许多事例，“反复申明，动物同种里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形，只有互相维持的趋势，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环境的严刻；互助的利于生存，则因少费能力而能保持极大的公益”[6]，如“蜜蜂蚂蚁之类，生活既不如蚱蜢蟋蟀的春生秋死，遗卵土中，待明年再发，便不能不营过冬的巢穴，贮藏粮食了”[6]。“许多鸟类，平时虽然散处，一到迁徙时节，便要合成大群了。”在人类社会中，青年与老人“二者之间尤宜竭尽其所长，相为助援，以助进社会之美，利文明之发展”[8]。罗曼尼司也对“生存竞争”的意义作出解释，认为生存竞争“不但是同种类中同时期的个体争生存，同时也在争他们种族的永久”[6]。譬如，“寒地动物皮毛何以独厚”“牛何以有角”。

陈独秀将克氏的《互助论》与达氏的《物种起源》同视为“人类不刊之典”，认为“各见真理之一面”，互助与竞争缺一不可，“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7]，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生存与进步。生存竞争与互助两说也各有其不足之处，“因达尔文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是一个开始者，克鲁泡特金对于观察生物现象，是偏用了人间社会的眼光”[6]。

（二）渐进的而非激烈的

自“常人立而以足根行，唯人之上身之肢体，以垂立而能自由活动，手遂为掴握之机关”，人类便开始渐别于一般动物，发达原因有二：其一，“两手之用初不过为猱木之机关，乃复能直立于地成製械具之械具”，因此手被称为“利器之母”[9]；其二，“言语发达增人灵性使人心相通遂创出群智”[9]。人类的发达建立在行走方式的改变和语言的拓展之上，二者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端。

陶履恭提出：“人类之进化自有机的范围渐趋于文化范围，必有枢纽之点，而此枢纽之点则含言语发见之外，以手能制作之功为最大。”人类在渐渐适应直立行走的过程中，解放了双手，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原始社会，“人之祖先既相聚为团体之生活，出林而入于野更有利器以与野兽争是为手”。手本身不足为利器，但随着人类“离木而履平地”，可以更自由地活动，双手逐渐拥有了新功用，人类制造出不同的器械，器械的工艺也日益精湛。“坚硬之石”为“人类最初之器械，坚硬之石其用至广，可以代刀锯斧凿，睹一物之不能尽用，乃加以柄，刻以齿，利器之形殊而种类增。木之坠者，以之造掷击挖掘之杖，于是有枪戟棍棒，最后乃有刀弓矢桨之属”[9]。利器的外形和功用由简而繁，不断满足人们更高的物质要求，这些都得益于人类群智的日渐发达。

除了利器的进化，人类对于火的运用同样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最初对火的畏惧，到熟练地使用火造福人类，人与火之间经历了发现、害怕、接近、认识及利用的过程。人类祖先取火的初意是“昼则取其娱目，夜则取其可畏”以及“击石取火为文化之最低级”，随着对火的逐步掌控，人类开始用火加工食物，“取火为文化胚胎期之终点”[9]。

《新青年》还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对创化论进行了补充说明。创化论认为：“所有过去的历史，都是现在发见的现象之因——所有过去都成现在——但是历史的影响，可以潜伏在内，而不发见为可觉察的变迁，然而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把历史影响，都发见出来，成一个很猛烈的变迁，如以上所说的剧变。”创化论“多为哲学的而少为科学，因为我们很难应用他来以分析研究生物变迁之状况。”[10]就哲学层面而言，因果关系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时序，只有量变的积累，才能触发质变，创化论同样体现了渐进的思想。

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剧变，通常被视为激进主义的产物，但胡适从另一个侧面对“革命潮流”进行了渐进的解读：“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11]

（三）合群的而非贵族的

“人类之超越群动物卓越地上，非以其个人能力之显耀，乃以人之相群集众为高级更有势力之组织。”[9]人生本平等，无论贵贱，只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累积，才出现了社会地位的差别。所谓的“贵族”也无法脱离群体而独存，社会是作为一个有机体而进化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向人们解释了“许多的种是同出于一原的”[10]，只是因“各时各地不同之环境，变换其结构以顺应之”，经过“分途进化”，“取植物之途者，进化至双子叶，取动物之途者，进化至人类”[12]。“人与下等动物不同的缘故，便只因他有思想的能力与合群性，因了这两件事，所以人类比地球上一切动物都更高等，独有着一个‘将来’。合群性与人类的共存，便是人的进步的第一原因。”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强调合群的重要性：“人本来生就是一个野兽，一个奴隶，只有与同类相接触，生在群众中间，那时才成了人，得了自由，得到思想言语及意志的能力了。人类之所以能够发达到了现在的地位，都应感谢过去及现今的社会公众的合群的努力。所以人类的命运是在合群的生存，相互扶助，战胜自然。”[13]

一些英国学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的要点是“最适者生存”“最优者胜利”，这显然是一种贵族式的进化观。“此等谬误的起源，都因为先以人间行为隐喻自然，却再用他来解说人间社会，所以无端发生了许多恐惧与悲观。”周作人在翻译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文章中提到，因历代淘汰的关系，贵族的小孩被认为是“人类最完善的代表”，所以贵族在雇佣乳母这件事上极为审慎。他们曲解了遗传说的实质，愚昧地认为“一用乳母，那一种下等思想和欲望岂不也要跟了下等社会的血，一齐混入贵族的里面吗？”[14]所以他们坚持由自己的夫人亲自哺养孩子，倘若不能，便用牛乳瓶代替。在这些贵族眼中，人的身份有着与生俱来的严格划分，等级差别会一直代代相传。周作人借西人的事例开启民智，对西方贵族进行暗讽，批判贵族对进化论的误读和盗用。

“进化论之基群性也，非个性也。”[5]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常把一己以外同视为敌体，甚至直接攘夺，损人利己，忽视了“竞争个性之外復有群性，攘夺限制，层层相节。”高硎若在《生存竞争与道德》一文中，举西伯利亚狼的例子来说明生物的群性：在严寒的自然条件下，西伯利亚狼“独处力弱不足以袭强攻坚，则亦自节其一部分之攘夺，从而合群，以是之合群者由生存兢争以得之自卫之道，节小攘夺为大攘夺，求个性之生存于群性耳。”[5]

李大钊则更明确地指出：“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贵族与平民协力，资本家与工人协力，地主与佃户协力，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协力。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贵族与平民调和，资本家与工人调和，地主与佃户调和，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调和，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7]他还以蜜蜂为例，说明合群的意义。“印度甘蔗田多以及欧洲制糖厂多的地方，离群独生的蜜蜂很多，蜜蜂本是富于社交性的昆虫，现在因遇境便利上使他们变为独立的生活了。但此种生活，能力总不及合群的强，所以将来总要受自然选择而淘汰。”[6]

“盖社会之势力愈大则个人依赖社会不能孤立也愈甚” ，“唯人之与群相接触受群力之陶镕，于是个人乃登于文化之高点”[9]。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呼吁读者，“以个人人格之自觉及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为新道德，为真道德”[15]。

（四）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今日之地球，非復昔日之地球。今日之生物，非復昔日之生物。今日之人类，非復昔日之人类”，“盖进化者无他，即因环境之变而亦变，以求其新式之生存而已”[16]。这里所谓的新与旧是相对的，进化是对“旧”有保留的摒弃，不是将过去一概否定，“新”者不一定意味着最优。

“自然界中的生物，生活方法原不一律：同一蜂类中，有合群的蜜蜂，也有不合群的蜾蠃，或者生活极其活泼，或者极其简单”，“如何适于生存，他们便如何生活，这并非用了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可以评论功罪的事”[6]。蜂类各自竞争，希图生存，进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非乃相对而言，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旧道德因多扞格激烈者作毁废之谈，新道德未立而冥顽者作复古之说，或东或西，社会状态有如张帆太平洋上，受飓风之鼓荡，岌岌不可终日。”[5]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但又不是对旧道德的一概否定。一些人认为“道德”是野蛮半开化时代才使用的名词，而非文明大进步时代之所有物，对此，《新青年》记者已在《通讯》专栏予以答复：“尊论旧道德不适今世愚所赞同，惟将道德本身根本否认之，愚所不敢苟同者也。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3]高硎若在《生存竞争与道德》一文中，反对“不察乎人类趋势，不明乎世界潮流，不鉴乎生存关系，不审乎天演真理，以耳为目，昧然盲从古人之善其善，恶其恶者，从而延长过去道德之运命”，主张“顾道德无择于新旧，但问其适于固吾国保吾群之生存与否，适者存之不适者则不惮更张之”[5]。由此可见，《新青年》所提倡的“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是对“野蛮半开化时代之道德（如对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是）”的一种扬弃。“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3]

除了道德方面，《新青年》在批判孔教“抱残守缺，谋而不忠”时，亦辩证地指出孔子的教义虽有不符合现代生存者之处，但其“自有其不可污者，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与时遽变，滋长增荣是则昌明孔教者应有事也”。陈独秀赞成“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若以此统一人心，而谋有以保存之发达之，则此共和国中尊君尊亲尊男之礼教不知发达至何程度”[3]。因此，孔教可改良而不可废弃。

（五）竞争的而非服从的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競存与互助两条假定义，但他所列的证据是競存一方面较多，继达氏的学者遂多说互競的必要。”[17]“对于团体以内是互助，对于团体以外还是有竞争。”[6]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所鼓励的竞争是人道主义下的竞争，是在秩序保证下的竞争，在性质上是互助而进步的。

雀类因依赖和贪惰，窃取草屑筑巢而居，会遭受同群攻逐，人类社会的进化同样建立在群与群的竞争之上。群演之道“乃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无秩序则进步难期，无进步则秩序莫保”

[8]。“窃取草屑”破坏了雀类的种群秩序，为了保持种群的优良，贪惰的个体必遭淘汰，人类也难逃这样的公例。《新青年》认为进化论可给人以教训，即民族的希望所在，在于人能觉悟，“知道努力，奋力往能生活的路上走”[2]。

“社会的改进，断从竞争中产出，不是从服从中得来。”[5]《新青年》以火山爆发来比喻社会活动，形象地说明社会竞争的必要性。社会暂时的静默，犹如火山未发，“地中已先作工，初只微微地震，终必喷发出来”。社会中分子在看似沉静的状态下，慢慢积蓄着力量，随着旧平衡倾倒，新的平衡得以构建。“长期处于保守状态的社会，便是落后，不是奋进。”社会因迟钝而服从，因服从而沉静，因沉静而退化，只有一番作动，才有一番改进。

战争是种族之间最激烈的抗争方式。“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人生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盖新细胞之代谢以运动而强其作用也。战争之于社会亦然。”[18]久无战争，社会便成凝置的状态，“文明诸国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18]。“文明诸国”暗示了战争是在提倡人道主义精神的前提下进行的，《新青年》所鼓励的竞争与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有着本质的差异。陈独秀认为中国人进步的濡滞，是由于战争范围过小，时间过短导致的，通过战争所获学术思想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蔡元培借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介绍欧战的哲学，主张“联合众弱，抵抗强权，叫强的永不能凌弱，不但人与人如是，即国与国亦如是了”[17]。这便是《新青年》所提倡的人道主义竞争的最好诠释。

三、结语

《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不仅是生物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影响还渗透到了思想界、政治界和文化界，因此，19世纪中叶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达尔文的时代”。恩格斯将达尔文与马克思并列，并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19]。在《新青年》刊登的《马克思研究》一文中，作者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分别总结了“道德”“法律”及“女子贞操观”演进的四个时期，“各种文化，没有不随物质的变动而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一种事实，不是理想，是一种不可抗的趋势，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是一种自然的公例，不是人为的结果，是普遍的，不是特殊的”[20]。进化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许多思想上都存在交集，《新青年》对进化论的介绍，为其后来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打下了理论和思想基础，生存竞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体化为阶级斗争。

19世纪末，严复的《天演论》恰逢其时地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自强保种”的哲学思想，尽管翻译中夹杂着严复的个人体认，但它切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使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顿然醒悟。《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以来，不遗余力地加入到传播进化论的行列，并最终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又显示出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渊源。它指引着一代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鼓舞他们在国家存亡之际贡献出一己之力。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J]新青年，1915，1（1）：1-3.

[2]周建人.达尔文主义[J]新青年，1921，8（5）：1-8.

[3]陈独秀通讯[J]新青年，1917，3（1）：1-24.

[4]陈独秀.敬告读者[J]新青年，1915，1（1）： 1-6.

[5]高硎若.生存竟争与道德[J]新青年，1917，3（3）：1-6.

[6]周建人.生存竞争与互助[J]新青年，1920，8（2）：1-7.

[7]陈独秀.通讯[J]新青年，1915，1（2）：1-2.

[8]李大钊.青年与老人[J]新青年，1917，3（2）：1-4.

[9]陶履恭.人类文化之起源[J]新青年，1917，3（1）：1-4.

[10]王星拱.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之概说[J]新青年，1921，9（3）：1-10.

[11]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J]新青年，1919，6（5）：488-500.

[12]王星拱.未有人类以前之生物[J]新青年，1919，6（1）：55-61.

[13]起明译.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J]新青年，1919，6（5）：470-479.

[14]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不自然淘汰[J]周作人，译.新青年，1918，6（2）：106-112.

[15]陈独秀.通讯[J]新青年，1917，6（2）：1-13.

[16]王星拱.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J]新青年，1918，4（4）：337-340.

[17]蔡元培.欧战与哲学[J]新青年，1918，5（5）：459-464.

[18]陈独秀.对德外交[J]新青年，1917，3（1）：1-4.

[19]沈永宝，蔡兴水.进化论的影响力——达尔文在中国[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20]陈启修，等.马克思研究[J]新青年，1919，6（5）：500 -505.

The Spreading of Evolutionism boosted by “New Youth”

WU Yunk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Key words："New Youth"； evolutionism； Marxism

〔责任编辑：徐雪野〕

作者：吴云柯

王星拱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3：

纠结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他的一生既参与政治，又精研学术，以“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自勉，并怀抱其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近现代纵横捭阖、波诡云谲的政治活动中。他既因反对国民党而被绑架和软禁，又因支持国民党的反共内战而成为蒋介石的贵宾；既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周恩来送他“民主之寿”的寿匾，又被共产党列为43名战犯之一；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又因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而被勒令退盟，可谓褒贬相随、毁誉交织。

末代翰林与

政治活动家

张君劢6岁开始启蒙读书，自幼学习勤奋，悟性过人。10岁进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由此他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他学业优异，其国文教师袁观澜称赞他“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1902年应县试，与其弟张嘉璈一同考取秀才功名。1904年进入南京高等学校学习，因在上海参加了当时抗议俄国非法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而被勒令退学。张生平第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旋告失败。

1906年，张君劢获宝山县选派公费赴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学习。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只能资助他们学习理化，然而张君劢却选择了他非常感兴趣的法律和政治，遂转入政治科学习。于是半年后，资助终止。张君劢被迫在清贫的环境下，精研学术。他大量阅读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学术，这是他接触现代学术的开始。在日本，他结识对他一生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亦师亦友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

留学期间，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的名著《代议制政府》摘译。在这篇译著里，张君劢提出了他的改良政治思想，即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张君主立宪（他后来转变为民主立宪）。事实上，他一生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这个思路进行。因此，有台湾学者认为“《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决定性地确定了他此后政治活动所采行为方向”。

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不久，就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他积极参加了梁启超阵营的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的若干年，中国成了一块忙乱无序的政治“实验田”。张君劢以为在政坛上一显身手的时机到了。武昌起义后，他返回家乡宝山县，担任县议院议长，在政坛上初啼莺声。同时，他又与其弟张嘉璈发起成立神州大学和国民协会。在共和党的刘夔一邀请下，他入农商部做了几个月的秘书。1912年，他代表民主党人赴日本迎请梁启超回国。

张君劢曾追随梁启超，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他逐渐转向追求民主立宪。他曾把政治理想寄托在当政的袁世凯身上。1912年11月，沙俄通过《俄蒙条约》控制了外蒙古。12月，张君劢与人联名在《上海报》上发表《少年中国》一文，批评袁世凯在处理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失误，抨击其内政外交政策，号召国人秉民主共和精神奋起振兴国家。由此与袁世凯形成冲突。为免迫害，张君劢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学。

在德国，他依然抱定“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在学问上进展不多，但是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留在德国观战。当袁世凯意欲“帝制自为”时，他不顾危险，毅然回国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他和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他也曾短暂的入总统府做过秘书。1919年，他和梁启超以个人身份为赴欧，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最终，他决定拜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奥肯为师，继续学业。这次在德国的学习对他以后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玄学鬼与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1923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生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题目出自奥肯的《大思想家的人生观》一书，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张君劢断言：“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张君劢的演讲稿刊载在《清华周刊》第272期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素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大怒，他当面提出责难:“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近万字。他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他攻击张君劢，说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因此被称为“玄学鬼”。

张君劢随即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的长文作了长篇答辩。一时，思想学术界名流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王星拱、孙伏园等人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各自观点，卷入这场论战中，酿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科玄论战。论战双方大致分为以张君劢、梁启超为首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为首的科学派。后来，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科玄论战以科学派的大获全胜和玄学派的遭人唾骂而告终。然而，就日后的影响而言，张君劢在论战中提出的许多论点依然被他人承续、展开。

张君劢一生对宪政孜孜以求。他自青年起即有志于制宪事业，很注意政治问题，曾精研德国魏玛宪法，并以1870年德国宪法的制定者俾斯麦、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者普洛伊斯等人自期。他的志向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他要为中国制定出最好的宪法，然后在政治实践中去验证。

1922年5月，上海8个职业团体发起“国是会议”，起草宪法，希望通过变更国体来改变军阀混战的局面。张君劢作为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应邀出席，并受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宪法。张君劢在两周内起草了两份宪法，其中甲案代表张君劢的意见。他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同时著《国宪议》一书对宪法加以说明。《国宪议》成为人们讨论宪法的参考资料。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张君劢负责草拟和修正宪法草案，成为起草宪法的担纲人物。他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设计改造成倾向内阁制的五院制。随后，张又在上海作“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系列演讲，并将演讲稿整理成《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一书出版。

1946年11月，国民党决定召开的制宪国大开幕。会议通过了由张君劢为主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该宪法的主体结构一直延续到蒋介石败退台湾一隅之后。张君劢到达了其宪政追求的“顶峰”，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但是，国民党经北伐战争建立的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政权，张君劢企图在其上嫁接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注定只能收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党魁与战犯

张君劢的政治抱负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此，他努力移植西方式的以两党或多党并存、各党之在朝在野取决于选举为主旨的“政党政治”。

在建立政党之前，他的政治活动极其丰富。他办过政治大学，并有意把政治大学办成“民主政治的实验所”。可是，数年后，他因涉嫌“进步党”，政治大学被国民党接收；他还主办过《新路杂志》，发表过许多文章，阐述唯心史观，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32年4月，张君劢和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成立，并于1934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国社党的主张，强调中国应该建立政党政治:“中国今后当采酌英美现制之精神，由各党派之合作，予政府以大权。”张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任总秘书，总揽党务，此后也一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走上了他向往以久的成立政党以教化国民的政治实践之路。该党成立后，以张君劢一贯的政治思想为指导，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大背景下开展政治活动，不仅活了下来，而且逐渐得到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君劢的活动进入新阶段。1937年7月15日，张君劢受邀参加国民党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并成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次年4月，他代表国社党发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表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蒋介石、汪精卫很快便作出反应，发表《复张君劢》，对国社党的态度表示欢迎。从此，国社党得到承认，由秘密转为公开。张君劢也就名正言顺地以知名学者和党魁的双重身份从事政治活动。

1938年年底，他在《再生》上发表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驳斥和批判。但是，随着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加强，张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董必武曾说：“他(张君劢)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和边区遭受袭击呢！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在1940年和1944年的两次宪政运动中，他都能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所以，1946年他59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给他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张君劢为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44年开始，他便积极投身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希望中国“将来的政治，必须以各党派共谋的民主政治”。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力促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并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两党予以接受。

张君劢所设计的各种政治方案，总以失败告终，这使他常常感到“政治上的烦恼”。对此，他曾自嘲说，对于参加政治活动，“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就好像穿了一件湿衣服，现在脱也脱不了，只好这样穿下去。”

1946年10月，蒋介石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片面决定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坚决反对。但是，张君劢求宪法心切，让民社党（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参加了“国民大会”。这一举措完全断送了他和中国共产党、民盟的友谊，挚友张东荪与他绝交。但此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张君劢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彻底绝望。随着局势日趋明朗，张君劢认为他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理想已如落花流水，遂于1949年3月离开祖国，后赴印度讲学。

就在他离开大陆前夕的1月28日，中国共产党播出了首批43名战犯名单，张君劢名列最后一位。张被定为战犯的直接原因，是他的民社党与曾琦的青年党出席了1946年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并在1947年春进行了所谓的“政府改组”，与蒋介石签署所谓的三党“共同施政纲领”。

第三势力领导人与现代新儒家

张君劢离国前后已对国民党心灰意冷，婉拒了李宗仁要其出任行政院院长的请求。周恩来曾经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张君劢，邀请他回国。张君劢依然拒绝。他坚定地要做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

1951年前后，从中国大陆撤退到香港的一些既反对中国共产党，又对蒋介石个人独裁深表不满的所谓自由派人士，如原国民党的张发奎、许崇智、顾孟余、童贯贤，以及李微尘等人，在美国暗中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他们既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又反对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自称“第三势力”。

张君劢当时虽远在印度，但他不但参与了同盟的发起工作，而且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负责同盟的领导工作。阐述同盟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观点的最重要文件《中国自由民主同盟宣言》就由他起草。但因为新中国的日益壮大和台湾国民党的封堵，该同盟的活动空间不断缩小，到1955年前后就基本销声匿迹了。

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迁台后内斗不断，又受到国民党实施一党专政的压迫，一盘散沙，毫无作为。为了振兴民社党，张君劢曾经于1962年出面号召党内团结，结果无济于事。

张君劢仍然坚持相信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而要做到这点，就要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因此，离开政治、飘零海外的张君劢，转向了儒学研究，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来表现他对中国的热爱。

1958年，他和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4人联名发表洋洋4万多字的《为中国文化警告世界人士宣言》（又名《中国文化宣言》），宣告了儒学在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诋毁以后“再度活跃于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时间虽已过去40多年，但是宣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仍在被讨论着，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研究当代新儒家性格及其方向的最重要的文件。

在新儒学研究中，张君劢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发掘儒家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著作，成果非凡，如《中华民族精神—气节》、《新儒家思想发展之大要》、《儒家伦理学之复兴》等都流传极广、影响甚巨。《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的出版，更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中坚人物。

张君劢对气节极为看重。他的一生未治产业，没有任何积蓄。在海外飘零的20余年，主要依靠稿费为生，“身上常常一文不名”。生活虽然极为清苦，但他是崇尚气节和尊严的笃行儒者，自1949年离开大陆，张君劢始终拒绝接受国民党台湾当局的任何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部门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便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做路费。这笔钱几天后被如数寄回。在清廉自守的学术生涯中，张君劢于1969年在美国旧金山因病辞世。

责任编辑 齐玉东

作者：孔令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