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近代铁路未修建以前，华北内陆地区的商品流通主要是以驿路为主，辅之内河航运。作为一种相对封闭的内陆型经济结构，其对外贸易局限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交通运输体系的初步形成后，华北内陆地区铁路沿线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工矿企业逐渐增多，商品流通方式和流通渠道的巨大变化使当地各类商品开始大规模销售到外地市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研究论文 篇1：

论商品经济的文化基础

[摘 要]经济发展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而文化又是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动力和基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必然内蕴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因素，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体系的配合。全赢的利益观、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多元文化和开放意识，这些都构成了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支撑。

[关键词]商品经济；文化；文化基础

[文献标识码]A

经济与文化向来是相生相荣的，经济发展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而文化又是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动力和基础。一种缺乏文化支撑的经济，其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无力的。弗朗奈瓦·佩鲁曾经说过：“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1](P19)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次经济形态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相应更新。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我们这里所讲的商品经济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范畴，它是指与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范畴、伦理习俗、行为规范等观念文化。作为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必然也内蕴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因素，那么，是何种体系的文化基础促成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而且后来又支撑了商品经济如此高效、有序的发展呢?商品经济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为基础?

一、“利利相生”的全赢利益观

人性假设是与任一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观念文化的核心，特定的人性假设是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得以形成和维系的逻辑前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动机的自利原则纳入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体系之中，即引出了“经济人”的假设，长期以来，这一假设便成为经济领域中实践运作和理论分析的基点。然而，随着人们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性远比“经济人”假设要复杂的多。阿·玛蒂亚·K·森在《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2](P41)现实社会中存在三种利益：自我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在商品经济时代，要弘扬“利人利己”的全赢利益观，即承认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主体，但追求个人利益要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下进行，以尽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商品经济的有利之处就在于：它使得人们在追求利益的驱动下，能最大限度地将自身潜力挖掘出来。的确，竞争是极其激烈和残酷的，但依靠你死我活的搏杀并不是取胜的唯一办法，并且，经济主体会在其经济性的指引下，越来越发现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只有“利人”才能更好地“利己”，掺杂使假、强买强卖、假冒伪劣、欺行霸市、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等损人利己的行为将导致恶性的市场竞争，两败俱伤自食苦果。现代商品经济中更注重“非零和博弈”，即达成共存共荣的合作互利关系，实现全赢的经济增长。人们都遵守“各有所让、各取所需、利己利他”的原则，形成大家都赢的利益“正和”关系，避免出现你亏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商品经济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二、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

契约源于拉丁语conbtractus,基本意思为交易，而契约思想指的是商品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品格和思想。商品经济需要契约思想。在西方商品经济形态的萌芽、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契约思想传统曾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条件发挥作用。但契约是不完善的，任何契约都不可能做到把所有情况都估计全面，这种不足就需要诚信的道德原则来加以弥补，这也是商品经济文化本质的主要表现之一。商品经济是以诚信为原则的经济，诚信原则要求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各行为主体之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讲究信用。信用意味着秩序，无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诚信原则都是各主体和谐共处的道德准则。

人与人之间讲不讲信用，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存在的基础条件，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必须以交换者互相之间的身份认可和交换原则的共同认可为前提。一百多年前，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山西平遥县的“日升票”票号，在没有公正、监督机关的情况下，它之所以能取得全国各地商贾百姓长久信任的最重要原则就在于讲究商德、讲究诚信。因此，契约思想辅之以诚信原则，是商品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条件。

三、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

商品经济是法制经济，商品经济离不开法律至上的法制观念，没有法制保障的商品经济，根本不是真正的商品经济，既不会有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更不会有社会公正。因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利益包围着，不时有诱惑袭来，抵御住外部诱惑、扼制人性中恶的冲动，仅仅依靠根植于心的道德信念支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使法与德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塑造稳定、有序的商品经济秩序。一个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是商品经济良性运行的有力保障，否则，市场就会严重变形，成为阴谋家的乐园、行善者的墓地。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侵害他人利益时，抱着侥幸、投机、冒险的心理，行使一些违反规则的非法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自身利益无端受到侵害时，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使违法行为一再得逞，甚至更加嚣张。近年来，我国虽然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严重妨碍了经济高效、有序的运转，民众法律意识的淡化和执法的疲软，使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权大于法的现象在我国某些地区和部门仍然非常严重。法制观念源于一种正义的文化精神，弘揚社会正义，惩治邪恶犯罪。只有培养起整个民族的正义精神，才能更自觉地遵守法律，并主动以法律为武器，打击违法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增强全民族的法制观念和正义精神，在加快推进立法的同时，切实加强执法力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为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效运转提供基础性的精神文化条件。

四、多元文化与开放意识

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地域狭隘性和封闭性。世界市场出现，国际贸易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都使得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文化体系呈现多元性和开放性。西方国家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文化模式必然在世界商品经济文化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发展商品经济，要以开放的襟怀，在挖掘和发挥本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外国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积累的优秀经验。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日本在立足于本国特点和传统的基础上，消化和吸收东西方文化，尤其是东方的儒家思想，把东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和运用于国力增强和经济发展之中，高速地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在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地区，也正是强烈的开放意识使浙江人不断超越自己，保持了经济的强劲活力和发展后劲。浙江人在改革开放后，率先走向全国开拓市场，而如今，浙江人又不断走出国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外向型开放发展道路的成功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励和强化了浙江人的开放意识。因此，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有益因素，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真正发挥文化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撑作用。

总之，作为全球性经济发展形态的商品经济具有其复杂和深厚的文化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体系的配合。全赢的利益观、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多元文化和开放意识，这些都是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支撑。我们必须解放旧的文化观念，将上述文化基础的建立与弘扬融人经济发展的总体考虑中，从而以先进的文化基础条件推动现代商品经济更高效、更高质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I法]佩鲁．新发展现[M]．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朱绍文．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J]．经济研究，1987，(4)．

[责任编辑：青 水]

作者：郝　静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研究论文 篇2：

近代铁路兴起与华北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变迁

摘 要：近代铁路未修建以前，华北内陆地区的商品流通主要是以驿路为主，辅之内河航运。作为一种相对封闭的内陆型经济结构，其对外贸易局限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交通运输体系的初步形成后，华北内陆地区铁路沿线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工矿企业逐渐增多，商品流通方式和流通渠道的巨大变化使当地各类商品开始大规模销售到外地市场。与此同时，华北内陆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也朝着比较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近代铁路运输；华北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变迁

铁路交通运输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有助于促进经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引导产业合理布局，而且有助于完善城镇空间格局，保障社会有序运行。20世纪初，“京汉”（始称卢汉）、“道清”、“石太”（始称正太）、“陇海”（始称汴洛）等铁路通车后，在华北及其周边各个地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桥梁。近代铁路的筹建、运营和管理大多沦为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利益博弈的一个筹码，但在华北内陆地区仍然发挥了其他交通运输方式难以起到的主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以近代铁路兴建为主体的近代中国交通史研究方兴未艾，近代铁路兴建对铁路沿线城乡经济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仍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试以交通运输体系重组、市场结构变化、商品结构变动等几个方面为切入点，分析探讨近代铁路兴起与华北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一般规律，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近代铁路兴起与华北地区交通运输体系重组

交通运输体系是指各种交通方式的有机构成，是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相互协调而形成的比较完整的体系。①近代铁路在华北内陆地区的兴建和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交通运输方式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影响中国内地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清末民初，之所以构建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国防以及为近代工业提供大量廉价煤炭。②毋庸讳言，近代铁路的兴建在客观上也有效促进了铁路交通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取得了在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特权，但是现代工业在内陆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尽可能拓宽原材料产地、商品市场及工业燃料供给区的范围，而且这些目标的实现还很难离开铁路交通的支持。因此，我国内陆地区传统交通运输工具的调整和变革遂被提上日程。从1878年至1911年，随着“津芦”（天津—北京）、“京汉”（北京—汉口）、“胶济”（胶州—济南）、“道清”（道口—清化）、“正太”（正定—太原）、“京张”（北京—张家口）、“汴洛”（开封—洛阳）等铁路干线的先后通车，标志着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在华北初步形成。由于这些铁路主要是按欧美铁路发展模式和西方商业公司的需求而设计的，华北地区的铁路线路大多将煤矿、商业中心、通航河道、通商口岸及出海口等连接起来，加之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商业重镇、同行口岸等均和驿路交通关系密切，华北地区铁路干线很多是沿着旧式驿路铺设的、有的甚至还是沿用原来驿路的路基修建而成。③

近代铁路开始投入运营后，华北内地的传统交通运输方式很快发生了变革。一方面，近代铁路通行使一部分传统的、濒于荒废的陆路交通很快得以复兴，近代铁路的运输效率、运输规模也与以往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交通方式不可同日而语；④另一方面，新式交通运输体系从根本上消除了华北内地与沿海沿江商埠之间客货交流的交通运输障碍，大大缩短了二者之间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流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近代铁路各车站所在地多为交通便捷、物产丰富的区域中心城镇或“交通要卫”，⑤不仅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等几大流域联系起来，而且将沿途的陇海、道清、正太等铁路由南至北连接在一起，进而使华北内地的客货经铁路能便捷地运抵天津、青岛、上海、汉口等城市。由此可知，近代铁路的参与使交通体系的运输能力较前得到了极大增强，在公路、内河航运、海路等其他运输方式的配合下，华北地区与沿海沿江口岸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商品往来更为畅通。

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交通运输体系在华北地区的初成，不仅便利了华北内地的各种商品外销或运入，且极大促进了该地区新兴商品市场的形成，并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日渐融入了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虽说传统与现代结合是近代华北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特征，但近代铁路在当地对外经贸活动中仍起到了主要交通工具的作用，并使华北内地的经济社会日渐向外向型发展。诚然，近代华北内地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仍存在着运力不足的问题，但其基本满足了当地区际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需求。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华北内地的闭塞状态，而且为当地经济社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代铁路交通干线大多是敷设在原有驿路的路线之上，并未完全改变华北地区原有交通运输线路的基本走向，但从功能性的角度来说，二者之间仍存在着根本不同，即驿路交通体系是由首都向全国各地的行政城市延展，主要功能是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服务；虽说近代铁路最初也是以首都为中心逐步而筹建的，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之下逐渐发展为以天津、上海、汉口等地为龙头的商品流通网络，且主要承担起不同地区间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任务，经济功能突出，这是近代华北地区交通运输体系重组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近代铁路通行与华北地区市场结构变化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社会亟待发展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华北内地交通运输体系与商品市场建设必定是围绕着铁路而展开。这是因为，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通消费者来说，他们通常会选择交通运输便捷的市场就近购买商品，所以较大的经营者必然希望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市场来保持相对垄断的供给地位。⑥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新式交通运输初步形成后，华北内地的市场体系和经济结构均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1.商品流通路径的转变

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传统商品市场主要是相对封闭的内陆型模式，商品的种类与价格、运销方式与流通量及商业资本的构成等都依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为之服务。20世纪初，由于自然经济开始逐步解体，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市场也随之演变。⑦华北地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土产杂货等货物，经过中间商的分散收购与集中转运进入终点市场，而这在产地形成原始收购市场、在交通要道形成中转或集散市场。但在近代铁路的带动下，华北内地乡村的商品交换逐渐由产地市场和销售市场的二级结构发展成为“原始—中转（或集散）—终点（或消费）”的三级市场结构。⑧

华北地区的河流属于季节性河流，进入枯水期后水位较浅，不便航行，有些河流因结冰期较长，更加难以利用。因此，华北内地适宜通航的河段不多，且受季节影响较大，运输量较小。在以人力、畜力、自然力等为动力的时代，华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可供选择的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是以大车为主要工具的陆路运输和以木帆船为工具的水路运输，而这一点在近代华北内地的区际交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近代铁路未兴建之前，豫北地区的交通运输重任主要由驿道及洹河、卫河、南运河等内河航运承担，并形成了以驿道为主、水运为辅的水陆复合型交通运输体系。这种交通运输体系基本上适应了近代华北地区农耕社会的交通运输需求。

清末民初，虽说华北地区的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内河航运不是很发达，但某些内运河仍在其沿岸一带区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河南省北部的卫河是海河的五大支流之一，流经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后入海。“卫河，经本省（河南省）可行舟者，约三百里，水量平畅，泥沙最少，有舟揖之利，少泛滥之患，为河南河流最良者。”⑨随着近代华北交通运输体系的重组，铁路成为华北内地与沿海通商口岸间经贸交流的重要桥梁，华北内地成为沿海地区工厂企业重要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如安阳“棉花出境，北达天津、石家庄，东至青岛、济南，南通郑州、汉口，转销上海”。⑩1907年前后，安阳、武安两地，年产棉花约11万担（在当时1担约等于50公斤）。其中，半数销往天津。B1120世纪前半期，天津不仅通过卫河水路与华北内地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更借助于近代铁路与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进行频繁的物资交流。

近代铁路通行之后，我国沿海沿江港口城市对华北内地的吸纳作用日趋增强，其影响力很快覆盖了今山西、内蒙古、河北、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华北内地对外物资交流的路径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例如，天津进口的各色布匹和其他洋货，经卫河—南运河大量地输入到河南省北部的广大地区；而河南北部地区运往天津的药材、棉花、土特产品等货物“也是经卫河下运，而道口正是一个集散地”。B12这样在近代河南省北部地区日渐形成了一个以焦作、新乡、安阳等地为初级市场，以天津、青岛、上海、汉口等地为终点市场的新型对外贸易经济区。B13由此可知，在近代铁路的促进或直接带动下，华北内地传统的内陆型社会经济逐渐向外向型发展，该地区商品流通的主要路径也随之发生了以沿海沿江城市为指向的新景象。

2.商品流通节点的转变

近代铁路通行后，华北地区商品流通的渠道和节点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北内陆地区与我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间的经贸联系因此持续增强，并直接推动了新兴货物集散市场和交通枢纽型城镇的逐步形成。在交通运输日趋便捷和销售市场不断扩大的影响下，华北内地集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加快，在集镇的规模、商品的种类及上市人数等方面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当时，华北内陆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农产品的中长距离运销明显增多，有的商品甚至被运至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吸纳或转销海外市场。由此可知，近代铁路的通行不仅使华北内地的市场销售体系日渐完备，且集镇经济的发展已渐具现代气息，并逐渐凸显出向现代转变的发展趋势。B14

由于对外贸易及国内棉纺业的发展，国内集中消费原棉的终点市场在铁路交通辐射区产生，并形成上海、青岛、无锡、天津、汉口五大原棉消费市场。受以上消费市场分布格局影响，国内棉花流通市场发生显著变化，B15济南、郑州、汉口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棉花转运市场。在此背景下，华北内陆地区“北棉南运”“东棉西运”的传统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运输方式也由以畜力车和内河水运为主转变为以铁路运输为主，当地各植棉区的棉花运销结构也因之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区域特色。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物流通渠道的转变使华北内陆地区铁路沿线地处水陆交通枢纽的新兴集镇迅速兴起。例如，近代铁路通行之后，河南北部的新乡既处于京汉、道清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也位于卫河—南运河的西南部航道终点处，俨然为天津、清化镇、汉口、北京间的水陆交通枢纽，并处在豫北地区公路交通网络体系的中心点，不仅豫北地区各地所吞吐的物资，且山西省东南地区从沿海各商埠引进或向东线输出的货物，也大多是以此为集散地销往外地市场。新乡本地面粉企业所产的面粉，南运至洛阳，北运至张家口；焦作生产的煤由此分别运送到南方和北方地区；鸡蛋由此运往汉口。B16在近代铁路运输的影响下，新乡便日渐取代卫河沿岸的道口镇而发展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近代铁路在华北内陆地区兴起之后，使铁路沿线很多传统城镇或物资集散地的经济功能普遍加强，不同类型的贸易城镇、专业集镇、货物集散地等随之在铁路交通线沿途兴起。

综上所述，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新式交通运输体系的初成，不仅使近代华北内陆地区的商品运输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华北内地的地方市场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这是因为，以近代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运输线路修建到哪里，商品市场就扩展到哪里。在“京汉”“陇海”“正太”等铁路交通运输的带动下，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北方以天津为终极市场，南部以汉口、上海为终极市场，以太原、石家庄、郑州等城市为中级市场，以广大的农村集市为初级市场的区域市场体系。B17因此，华北内地借助近代铁路交通带来的便捷，成为该新型区域市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三、近代铁路通行与华北地区商品结构变动

近代铁路兴建促进了沿线地区人口和物资的流动，而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铁路提供了更为充足的客源和货源。同时，近代铁路开通改变了传统水陆运输方式，为不同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便捷的运输工具，加强了内地与沿海通商口岸间的经贸联系。因此，华北内地的棉花、皮毛、煤炭、草帽辫等商品多改经铁路销往沿海的相关市场；由沿海商埠转运而来的煤油、火柴、布匹等各色洋货，也通过铁路运销至华北内地交通沿线的集散市场。所以，近代大规模的铁路修筑加强了各区间经济交流，B18极大促进了铁路沿线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1.商品种类的增多

近代铁路的通行，大大缩短了华北内地与通商口岸物资的运输时间，降低了大宗货物的运输费用，过去出口不多或难以外运的棉花、芝麻、禽蛋、牛羊皮、蚕丝、烟草等土产杂货，在华北内地出口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在商品经济较发达或交通位置优越的商品市场，存在一些社会经济比较活跃的商业集镇，这些集镇的商品种类较为齐全，不仅是本地商品外销的重要集散地点，同时也是外来货物输入的主要通道。

近代铁路在华北内地通行之后，使铁路沿线地区的商品种类较前大为丰富。据资料记载，道清铁路运输的货物主要以煤为大宗，其次是小麦、杂粮及铁器、竹器、水缸、神香、药材等。B19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土特产品“和东部各地的农副产品等物资得以交流，沟通了沿线各地的物资交流”。B20道清铁路沿线的清化镇“每岁销售之大宗商品五谷、杂粮、麦子、布正、丝绸、竹及竹器、铁器、食品、化妆品、煤炭等，大部分商品之来源，杂粮系土产，多自邻境运来；布匹及丝绸，除本处出产，以及他处出产外，其余多系英美法洋货，沿平汉、道清路贩运而来，铁货自山西来。”B21近代铁路对华北内地商品经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近代铁路的通车，由于是在原有水陆交通运输体系外增加了一种更为高效的运输工具，极大促进了市场需求量和货物流通量的提高，进而导致了华北内地各类市场上货物种类的迅速增多。20世纪前半期，横卧河南省北部境内的道清铁路运输的货物，当时已涉及近百种不同种类的商品，包括粮食、棉花、水果等农林产品，牛、羊、毛皮、杂骨等畜产品，布匹、竹器、锡器、雨伞等手工制品，石灰、木材等建筑用品，机器、铁货、生铁等工业产品。这些货物经由近代铁路快速进入各自的流通领域，进一步加强了华北地区市场上的商品结构多样化。所以，近代铁路在华北内地的运营，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沿线物产的输出和外来商品的输入，进而直接促进了华北内地各级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与流通规模。

总之，在“京汉”“陇海”“正太”等铁路的带动下，华北内地铁路沿线的石家庄、郑州、阳泉、新乡等城镇迅速兴起，扩大了城镇居民对粮食、蔬菜、副食品等商品的消费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铁路沿线乡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河南省长葛县石固镇在1935年分别运出烟叶150万公斤、秦椒25万公斤、白豆1万公斤、玉米2500万公斤、白芷2.5万公斤、南星1.5万公斤、紫苏3万公交、薄荷2.5万公斤、畜产品5.65万公斤（其中，猪鬃5000公斤、马鬃2500公斤、羊皮25000公斤、马尾1500公斤、黄狼皮2500公斤、犬皮15000公斤、羔皮5000公斤）、头发15万公斤、粉条5万公斤。B22这些商品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外，大部分经由华北地区的铁路运往天津、汉口、上海等港口城市销售或转销外地。在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铁路的辐射功能是由点及线、由线带面的，不仅极大地开拓了铁路沿线地区各类商品的流通渠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北内地商品种类增多的具体过程。

2.商品数量的增长

一个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通常是从经济作物的商品性生产开始的。因为在劳动生产率和可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势必会使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力和可耕地面积减少，导致该地的农户或整个地区的粮食自给率下降，进而需要从粮食主产区引进商品粮。此外，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现代粮食加工企业增多也是造成商品粮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京汉”“陇海”“正太”等铁路输出的货物主要是棉花、烟草、粮食、山货等农林产品，以及煤炭、石灰、生铁等工矿产品，且大部分经过长途运输运至省外及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河北、河南、山西等省也修建了一些公路，但由于汽车运费较高，运输量较小，不适合大宗货物的中长距离输运，主要用于经营客运或分销铁路货运，遂成为沟通华北内陆城乡交通运输的中介。驿路与水路则承担了铁路或公路不通之地的运输任务。

近代铁路通行之后，推动了交通便捷城乡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促使铁路沿线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调整和优化，同时也使该地区的小麦、小米、高粱、玉米等成为重要商品。例如，京绥铁路沿线地区的粮食主要销往北京、天津等地，部分粮食进入京汉沿线地区供应产棉区的粮食需求，京绥铁路平地泉等地所产春小麦甚多，仅1933年共运出47000余吨。B23又如，在山西省93个产麦县份中，有外销者（运销县外的）37个县，其中输出山西省外者约50万担，即约占总产量2163723担的15.5%的小麦进入中长距离贸易。B24河南的新乡因京汉与道清铁路的交汇而成为天津、博爱、汉口、北京间的一个中心地，B25不仅山西进出货物在此转输，新乡周围各县也以此为集散地。20世纪30年代，仅新乡县火车站就向清化、柏山、焦作等地运销杂粮1500吨。1928年至1933年，华北地区的“平汉”“道清”“陇海”“正太”等铁路的小麦年均运输量几乎都在1000吨以上，而在此期间的最高年运输总量则达到了179682吨。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上述铁路所运输的小麦除了销往本路沿线地区各城镇的粮食市场外，很大一部分经由上述铁路运销汉口、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市场或转运外地或出口海外市场。B27

由此可见，近代铁路在华北地区兴起并形成新交通运力的进程中，受益于铁路所独具的全天候、中长距离、大规模、低运费等交通优势，华北内地经济社会日渐打破了自然地理的区域疆界和落后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通过铁路交通运输网络将当地货物运至天津、上海、汉口等地销售或转输海外，并经由铁路将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市场上的布匹、煤油、日用品等商品输入华北内地的物资集散市场，致使华北内地与沿海沿江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方式与销售渠道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不仅华北内地当地居民进行商业活动的集镇数量日渐增多，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的货物集散地或集散中心。诚然，上述新经济图景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近代铁路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余论

近代铁路兴起之前，在华北经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较低，货物的区际流动性很差，商品流通以区域内的互通有无为主；运销方式是以人力、畜力、水力等为主的短途贩运。华北内地中长距离的商品外运，主要由驿路销往今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或由驿道和内河相结合销往江南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在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和交通运输不便的制约下，华北地区大规模、长距离的区际物资交流很少，贸易范围也被限定在较小的地域内，基本上属于相对封闭的内销型商品流通网络，即近代华北内地的经济社会水平尚处于不完全商品经济阶段。所以，近代华北内地与沿海地区经济的差异比较显著，当时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

以近代铁路为骨架的新式交通体系运营后，由于处在先进生产方式由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向内陆地区辐射的经济链上，华北内地得以利用新式交通运输带来的便捷条件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而这，不仅使华北各地与沿海沿江商埠间的经贸交流渠道大为改观，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市场体系和商品结构的变动。由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多设在各通商口岸或铁路交通沿线地区的大中城市，当时华北内地作为内陆腹地经济的特征十分明显，不仅成为沿海通商口岸地区工厂主要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同时也使其经济社会市场体系的属性、规模和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一个较典型的内陆型经济社会地区，华北内陆地区商品市场的基本模式也很快由产地市场和销售市场的二级结构，转变为“原始市场—中转（或集散）市场—终点（或消费）市场”的三级结构。B28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近代铁路不仅促成了物资和人员的大规模、中长距离的区际流动，且具有巨大的“向后连锁”效应或“溢出”效应。B29诚如美国学者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言：铁路运输不仅降低国内的运输费用，将新地区及新产品带入商业市场，同时具有完成加深市场的功能。因而“就历史的观点而言，铁路的引入是促成起飞最有力的关键性因素”。B30所以，作为近代中国交通运输体系的基础设施之一，近代铁路对华北内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这种社会效益所产生的作用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随着铁路沿线、通商口岸、新兴城镇等地工矿企业的不断增多，近代华北内陆地区的农林产品、土特产品以及其他工业原材料很快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物资，而作为与之交换的布匹、煤油、日用品和轻工业品等也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华北内陆各地的集散市场。由于区际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华北地区的商品流通渠道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地区的各种商品开始大规模远销沿海通商口岸甚至转销海外市场。受此影响，华北内地铁路沿线城乡的经济社会也逐渐向外向型转变，在经济功能普遍有所增强的基础上，一部分集镇的经济职能在此过程中日渐凸显出区域化与专业化的景象。

近代铁路的营运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北内地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同时也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运输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华北内陆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20世纪前半期，华北内地交通便捷之地的城乡率先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开始向以商品交换为主的市场经济形态转变，当地的农家副业、家禽饲养业和传统手工业也因此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该地区经济社会的部门分布、生产方式及其性质等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的经济社会逐渐向区域化、专业化、外向型模式转变。与此同时，华北内陆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也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张薰华、俞健、朱大均：《交通经济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15页。

②于治民：《旧中国铁路分布和国有铁路选线原则》，《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③④王旭，黄柯可：《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103页。

⑤中福公司：《我国铁路煤炭运输研究报告书》第1册，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M71—12—599，第78页。

⑥B17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4、58—67页。

⑦张利民：《论近代华北商品市场的演变与市场体系的形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⑧B28贾贵浩：《1895—1937年河南集市贸易的发展》，《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⑨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河南新志》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78页。

⑩丛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

B11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B12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史学书局，1944年，第172页。

B1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港口——腹地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第275页。

B14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当地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B15徐凯希：《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盛衰》，《江汉论坛》1990年第9期。

B16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鲁豫晋三省志》第3册，北平师范大学史地系，1925年，第62页。

B17[美]杜赞奇：《现代化的陷阱》，《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B18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河南新志》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69—770页。

B19刘仰州：《道清铁路兴废记》，戴直夫：《焦作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焦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126—127页。

B21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河南统计月报》第2卷第11期，河南省政府秘书处，1936年，第163页。

B22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河南编·物产调查，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页。

B23陈伯庄：《小麦与面粉》，交通大学研究所社会经济组，1936年，第35页。

B24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粮食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72页。

B25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第609页。

B26B27铁道部联运处：《中华民国全国铁路沿线物产一览》，铁道部联运处，1933年，第235—240、238页。

B29王庆云：《交通运输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B30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页。

责任编辑：南 武

作者：马义平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研究论文 篇3：

知识创新、分工扩展与社会扩大再生产

【摘要】马克思关于科技进步、劳动分工、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有效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继爆发，知识创新、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固定资本折旧和更新的速度，而且扩展了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出现了新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生产行业，资本主义出现了长时期、显著性的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尝试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出发，根据马克思的科技进步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理论，尝试从知识创新、分工扩展的角度，初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的内涵扩大再生产问题。

【关键词】研究开发 知识创新 技术进步 分工扩展 内涵扩大再生产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2.007

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等著作中基于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源泉，资本家和工人的两大社会结构，产业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独立完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等不变，不考虑技术进步、政府收支、国际贸易等因素，提出了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及其数字模型。然而，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继爆发，资本主义出现了长时期、显著性的经济增长。显而易见，知识创新、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固定资本折旧和更新的速度，而且扩展了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出现了新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生产行业。因此，本文尝试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出发，根据马克思的科技进步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理论出发，尝试从知识创新、分工扩展的角度，初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的内涵扩大再生产问题。

知识创新与扩大再生产

资本主义尽管创造了远远超出过去一切时代的生产力，但经济增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是局部、短期的現象。只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东亚国家才相对普遍、长期地出现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均产量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根据库兹涅茨、麦迪森等人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西欧地区在1900年人口预期寿命不足40岁，1500～182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只有0.15%，1820～1870年提高到0.95%，1870～1913年、1950～1973年、1973～1998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32%、4.08%、1.78%，而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1913～195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0.76%，其人口预期寿命在1950年、1999年达到了67、78岁。比较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即西方衍生国，日本、东欧和苏联在1820～1973年也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则长期停滞不前。①导致现代经济持续、普遍增长的基本原因，则是社会需求、资本推动下的知识创新而引发的技术进步和分工扩展，20世纪特别是其后半叶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更是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

研究开发与知识创新。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研究开发（R&D）成为人类有目的、有组织地生产、增进和应用知识的创新性劳动。19世纪后期以来，知识生产逐渐呈现出几个显著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特征：理论思维与实验（经验）分析、科学与技术的密切结合；研究开发的专门化、职业化，人类逐步开始有目的、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活动，知识是研究开发投资的产物；研究开发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不断密切；研究开发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②作为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探索发现，研究开发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等三部分组成，研究开发的成果包含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而形成的各种工具、规则体系等技术知识。研究开发的成果、产出或直接产物一般称为知识，此外还有科学技术、信息、思想、理论、创意、创新等不同的概念，这些知识成果在财产分类上主要是知识资产，包括发现、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标、著作等可辨认的知识资产，商业秘密等不可辨认的知识资产。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作为历史发展的强有力杠杆和革命性力量。《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③马克思《资本论》更屡屡强调知识创新、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大工业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力与劳动分离出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科学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必然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④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的增长提高事实上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这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性的解释。

投资于研究开发不只是创新和增进知识，而且是将其知识成果全面持续地应用于社会经济活动，通过生产劳动而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需求，增进社会福利，而投资者也获得相应利润。更准确地说，知识创新、技术进步是为了既节约劳动、降低工资率，又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1912）把知识或技术在经济体系中的应用、扩散，从而导致的均衡打破和经济发展称为创新，创新包括五种情形，可以概括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购销）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制度）创新。可见，熊彼特的创新不是指知识创新，而是知识创新因在经济中的应用而导致某种商品生产和交换以至社会再生产的突发性、革命性的变化和发展。他在1939年的《经济周期》和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进一步运用和发挥了创新理论。

基于知识创新和应用的经济增长。资本永无止境地追逐着剩余价值。显然，在自由竞争、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个别资本、企业为了降低个别劳动时间，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就必须不断投资研究开发，引用新技术、新机器，以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降低生产、管理和流通成本，个别资本、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个别成本越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平均成本，其利润就越多，相反就会亏损甚至破产。进而，行业资本如果在全国竞争中，一国总资本如果在国际竞争中拥有强有力地位，获得高额或超额利润，就必须持续提高全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使得企业经济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比较优势，国家经济具有聚集经济的比较优势，行业资本的成本水平低于一国总资本，一国总资本的成本水平低于全球总资本。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劳动力、生产资料投入的数量、质量都不变的简单再生产，不是劳动力、生产资料投入数量简单增加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而应当是全社会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由此，这就必须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质量、结构和结合方式上，具体分析劳动如何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持续、普遍改进劳动力素质和生产资料效能、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基本和主要的方法就是人类劳动中的知识创新和知识因素的创新性应用。⑤

知识创新、技术进步从根源和整体上产生于社会经济活动，换言之，社会经济活动催生并应用了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人是一种有意识、能动性、组织化的社会生物，是一种直立行走、大脑发达、使用语言、能动劳动、具有复杂的交往互动性的社会组织和科技发展的文明生物。人面对生存发展压力，具有思维和劳动能力，就能够通过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应用，不断创造新的商品和行业，提高某种商品、某些行业以至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正如马歇尔所指出，知识和智力的进步促进了财富增长，而组织则有助于知识的形成。⑥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创新就是把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以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熊彼特之后，索洛、肯尼斯·阿罗、保罗·罗默、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开始建立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理论。

创新之所以发生，分工之所以扩展，产业之所以分化，经济之所以增长，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人类知识创新既具有新颖性和独占性，又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性质，在于资本推动的知识创新、学习、扩散和应用同时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基本途径。

创新性知识是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发现和发明，发现了新的现象或事实，提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了新的技术。知识创新可分为基础创新、应用创新和开发创新，原始创新、改良创新和集成创新。由于知识创新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发明专利还应当具有实用性，因此现代社会普遍建立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智力）产权制度，对知识创新从专有性（独占性）、时间性、地域性等方面进行保护。优先权又称在先权，是对知识的首先创造者或申请者独立擁有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在一定时间和地域内对其智力成果拥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创新者一旦获得可以广泛、持续应用于经济活动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就可以凭借其专有权而在一定时间和地域独占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超额收益，这将极大地尊重、保护和激励人们的创新性智力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方面、全方位、持续性、竞争性的知识创新成为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

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以及无形性、外部性等也是知识的本质特征。正如阿罗《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1962）明确指出，作为研究开发的成果，作为一种特殊性的生产要素或资产，知识的本质特征是产权上的非排他性和使用上的非竞争性，这一特征在科学发现和通用发明上尤其显著，知识是一种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物品。⑦知识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知识所有者难以排他性地独自占有和使用知识，基础知识的非排他性尤其显著，这就导致其他人能够无偿分割、占有知识的价值和收益，知识的投资、创造者因他人的不劳而获而得不到应有的收益。知识还具有非竞争性，不仅可以被所有者使用，而且可以被其他人等效使用，知识的创新和应用具有外部性即外部经济，即其他人大规模、重复性、同时性使用知识非但不降低知识的使用价值，相反普遍提高了他人的收益。由于知识具有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特征，知识在学习、推广、扩散、普及过程中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而知识的保护又费心费力，由此知识的权利保护应当具有相对性，力求在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知识不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知识的大规模、持续性创新、扩散、应用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基本因素。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资本催生并应用了知识创新，知识的创新和应用越来越成为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就是试图内生的知识创新、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分工扩展的增长理论。私人资本以至财政资金一旦广泛投资于研究开发活动，在诸如动植物品种和化肥、饲料、农药，发电、石油、核能、钢铁、塑料等能源、材料产品，印刷、电话、电报、电视、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通信或信息技术，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管道等交通运输设备，铸造、冲压、焊接、热处理、机械加工、装配等加工技术等方面一旦产生重大的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知识创新一旦迅速传播、扩散而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活动，就将产生一系列、长期性的后果：一是既创造了新的、有效的技术、商品和行业，更新、积累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创新者还可能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而一时垄断了新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又淘汰了旧的、无效的技术、商品和行业，创新打破了原有的分工、竞争和市场均衡状态，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创新是知识观念、生产技术、产业结构、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创新。二是新的知识和技术往往还改进了原有的、其他的商品、行业的生产和交换活动，提高了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这进而创新形成了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供求平衡。显而易见，随着知识的不断创新、应用和积累，由于新积累的资本包含了更多的知识，即新一批资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单位资本、社会总资本中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都不断增长，这又激励着私人资本持续投资于研究开发。因此，创新性智力劳动已经不只是原有经济结构中商品生产的简单劳动的自乘或多倍，而是新型的复杂劳动，创新劳动因创造新技术、开发新商品、更新生产条件而在一时间内创造、形成了巨大的、垄断性的价值，人力资本、研究开发投资与工资、剩余价值增长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由于研究开发、知识创新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基本途径，而知识又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特征，资本主义对无形的知识资产和应用了知识资产的有形资产都实行了特殊而充分的保护，建立了专利权、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地理标志权等工业产权和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制度，知识的产权安排上具有时间性、专有性、地域性、法定性等制度特性。由于研究开发、知识创新所产生的收益特别是知识应用的超额收益往往足以补偿研究开发的投资，私人资本具有投资研究开发的强大动力。同时，知识尽管具有产权，知识首先是私人知识，但知识应用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难以防止其他人员、企业、国家在研究开发、经济活动中学习、模仿私人知识。知识又是公共知识，因此政府在基础研究、基础教育等领域建立了科学基金、税收减免、义务教育等制度，以扶持和激励知识的创新和应用。

分工扩展与扩大再生产

知识的创新和应用实际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产品创新，诸如蒸汽机、铁路、电力、电话、汽车、计算机等重大产品创新；二是非产品性的工艺技术创新。创新如果是工艺技术创新，只是局部改进了原有产品和行业的生产和交换效率，其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增长终将趋于停滞以至下降，资本主义经济难以长期全面增长。知识的创新、学习、扩散和应用如果形成了新的产品、职业和行业，扩展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个别分工，改变产品、产业结构以至社会经济结构，提高了新的产品、行业生产效率以至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效率，是结构性、系统性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长期全面增长，这就需要从分工及其扩展的角度分析扩大再生产问题。

分工的效益。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导致了新的产品、职业和行业不断出现，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的个别分工不断扩展。分工不仅将脆弱孤立的人类个体结成了相互交换、竞争和协作的现代社会，分工还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增进的主要途径，这在大规模生产、开放性竞争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化时代表现得尤其显著。分工以及交换、竞争、协作对于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作用，可以从企业内部的个别分工和企业、行业之间的社会分工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分工首先表现在企业等组织内部的生产劳动的个别分工。个别分工主要提高了单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1）个别分工使得每个劳动者将其生产活动集中在单一或较少的操作上，能够大大提高其工作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所谓的熟能生巧，业精于勤，精益求精。（2）个别分工使得每个劳动者节约了因经常变换工作或生产操作而损失的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企业还推出了标准化、精益化、分散化等生产方法，这都加快了勞动节奏，提高了劳动连续性，降低了生产成本。（3）个别分工和专业化使得劳动者的生产操作相对简单固定，从而使得知识、技能的学习专业化，节省劳动者的学习成本，减少工作失误，也使得不同的劳动者能够深层次、专门化学习，劳动者分别从事不同领域的学习和工作，有利于积累人力资本，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4）分工劳动不仅要求劳动者学习和掌握旧知识，而且易于发现生产上的问题，进而改进生产技术，创新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生产工具从简单机械走向大机器、机械化、自动化，推进了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在斯密时代，许多技术和机器就是一线工人创新的，如英国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织机，铁匠纽可门研制的蒸汽机。（5）企业内部众多劳动者之间既分工又协作，这种集体性或团队性劳动既可能激发竞争和学习，又可能引起偷懒和串谋，资本家势必要求改进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水平，劳动者在资本家的雇佣和管理下必须相互竞争和学习，企业内部的非市场化竞争成为进一步提高劳动效率的压力。（6）企业内部的分工、专业化和科学管理使得多个劳动者可以持续、反复、共同使用厂房、设备、土地等生产资料，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劳动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和生产资料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个别分工是形成个别资本、企业的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收益，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众多企业、行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⑧

分工的好处更表现在社会分工上。社会分工导致了企业、行业之间的全面持久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极大提高了全社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1）社会分工首先使得每个劳动者、企业的劳动专业化，个人、企业因从事专业化工作而获得了一系列收益。（2）社会分工是企业之间竞争和交换的必要条件，即从事同样工作的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从事不同工作的企业在市场上交换，社会分工是经济活动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交换、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和一般基础，这或许是分工的最重要的经济效应。市场竞争促使每个企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市场交换实现了因分工和竞争而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在分工、交换和竞争、协作机制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3）分工和竞争促使生产者不断创新知识、发明技术，特别是知识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全面推进了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就是主要通过产品创新即新的分工和产品而实现的，新产品、新行业以及相关产品、行业获得了重大、持续的增长，基础性、重大的知识和产品创新就发展为了一次次的工业革命，这最终推动了经济全面、持续、有效的增长和发展。（4）分工延长了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引致了迂回生产方式，推动了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不断改进，特别是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方法的变革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支持、保障了分工和迂回生产方式的持续发展。（5）迂回生产的分工经济取决于市场范围，在大规模、开放性经济中，迂回生产方式导致投资方式、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生产方式的不断创新，银行、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治理结构等由此不断发展变革，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也随之不断改进。（6）分工的专业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效应推动了企业的经济一体化或企业规模的扩张，同一行业的个别资本、企业之间同时、同地的竞争生产而形成了外部的规模经济，不同行业的个别资本、企业同时、同地的分工交换而形成了外部的范围经济，个人、企业之间的外部经济也就是行业、城市的聚集经济，这都促进了城市繁荣、社会进步和全球化发展。

规模经济即是源于知识创新和社会分工的一种显著的、普遍的经济效应。对于某种商品的特定生产技术，当所有投入以一定比例同时增加，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时，换言之，生产某种商品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时，这就是规模收益递增或规模经济。实际上，分工劳动的条件之一就是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和批量生产，技术进步还可以导致新的规模经济。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了新的分工和专业化，分工的实施又要求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投资和积累，采取大企业的组织形式和大规模、迂回式的生产和交换，这导致了分工、交换扩展和资本积累、市场范围扩大，形成了个别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企业之间的聚集经济，扩展的市场范围又诱致和深化了分工，如此互动、循环和累积、发展。这时，诸如观念、法律和政府管理、产权保护和资本积累如果都支持市场发展，产品具有较大的需求弹性，创新、分工和增长就能顺利推进了。

分工的扩展。创新的应用、分工的扩展受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受个人劳动能力、生产技术、企业效率、市场范围等因素的制约。一个国家的地域越大，人口越多，人口素质越高，居民越自由，法治越健全，竞争越充分，特别是人均收入、国民收入和社会需求规模越大，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就越快，就越能发挥每种商品、每一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聚集经济等经济效应，这不仅既易于实现创新、分工、交换和竞争的效益，而且又催化新的创新、分工和专业化，不断扩展着社会分工的规模和结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美国建国之后，以其地域、人口、经济上的雄厚基础，以及逐渐摆脱孤立主义而全球开放的政策，保障了美国充分实现分工、交换和竞争的经济效应。分工如果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开展竞争和交换，就能进一步扩展分工和交换的效益。由此，国际的分工、交换和竞争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从个别生产者的角度看，分工和交换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后，生产者可以在世界范围生产，这就扩大了市场范围，促进了市场竞争和协作，削弱、减少了垄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商品成本，提高了资本利润率。从社会生产的角度看，通过国际分工、交换和竞争，各国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有效配置，最终提高了各国的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调整是分工扩展的集中表现。在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支持下，新产品、新行业不断出现和增长，社会分工不断扩展，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低于管理成本，企业内部的个别分工就会扩展为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社会分工，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扩展为更多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断细密复杂，经济的市场化或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⑨：（1）在资本主义的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的产值和就业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先是工业、后是服务业的产值、就业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比例在20世纪后半期普遍下降到10%左右，服务业比例普遍上升到了50%～70%。（2）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不断变化，特别是工业、服务业形成了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行业越来越细密的产业体系。（3）基于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的知识性、信息性产业迅速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估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产值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4）国内经济中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经济结构也都不断调整。社会分工扩展而形成了新产品和新行业，这就意味着不断出现了剩余价值的新的生产部门。当代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剩余价值生产的主体正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随着劳动的复杂、创新程度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手段越来越隐蔽、复杂和高超。

城市化是分工扩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城市是指具有相当面积、经济活动和住户集中，以致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产生规模经济的连片地理区域。古代社会的基础是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城市主要承担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卫的职能。资本主义城市是以资本为基础和纽带，以工商企业为组织形式，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聚集和结合的产物，是实现社会分工、组织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创造的空间形式。城市化是指分散孤立的人口和经济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聚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农业向城市工业服务业转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依然是资本，工人追逐更高水平的利润、工资。显然，社会分工既受到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的支持，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劳动力、生产资料以及货币资本只有积聚到一定规模和密度，生产和交换规模足够大，个别资本、企业、行业才能够实现分工生产和市场交换的专业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经济效应，众多资本、企业、行业才能够实现企业之间的聚集经济、网络经济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城市的房地产和生活服务行业不仅创造了新的剩余价值，而且消耗了工人趋于提高的工资收入，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效应又循环累积地扩展了社会分工和城市规模。

经验和借鉴

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分工扩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主要因素和途径，这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过，知识创新、分工扩展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经济问题。

分工和专业化内含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或局限。（1）正如斯密、马克思等人早就发现的，分工和专业化导致劳动的单调重复，降低个人的劳动兴趣和劳动能力，旧式分工是一种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是一种异己的、使人的活动丧失主动性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工容易造成劳动异化等社会经济问题。（2）个别分工需要内部协作，社会分工引起商品交换，分工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方法，必然产生相应的成本，包括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和企业之间的流通成本或交易成本。市场组织生产的流通成本如果过大，企业就会走向扩张、并购，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就有可能取代市场经济。（3）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蕴含着供求失衡、经济危机的风险，而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成为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必然产物和必要代价。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转型、供给侧改革方兴未艾的关键时期，马克思的科技进步和内涵社会再生产理论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也是可供参考的经验与教训。比如，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必须建立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的基础之上，广大居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人文科学素养；建立和形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创新知识、运用知识的宽松、自由、平等、竞争的文化环境，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科学技术创新奖励制度；公共财政主要投资于基础科学研究，支持和鼓励企业研究开发，让高校、企业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

注释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18页。此处的西欧指广义西欧，包括欧洲的北欧、中欧、南欧和狭义西欧，但不包括冷战时期的波兰、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七国和苏联。

王淑芳：《企业的研究开发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44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8、444、487、720页。

阎维洁：《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理论初探》，转引自何自立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173～204页。

[英]马歇尔著，朱志泰译：《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38～252页，《经济学原理》（下卷），第323页。

Kenneth J. Arrow.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29， No.3 （Jun.， 1962）， pp.155-173。

李由：《大国经济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1页；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兼答高峰教授》，《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陶大镛主编：《现代资本主义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0～297页；李由：《大国经济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责 编∕杨昀贇

作者：李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