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

[摘要]中国媒体的“中国英语”现象，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及思维方式在英语使用中的客观反映，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在其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之下的一种主动的话语选择。借助媒体巨大的影响力，“中国英语”正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示并传播着中国的语言文化形态，并对英语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 篇1：

中国式英语的成因及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在中国，中国式英语的概念是由葛传规老先生在他的著作《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四书》( Four Books) 、《五经》( Five Classics) 、《八股文》( eight -legged essay) 、《翰林院》( Hanlinyuan) 等书名的英译不能叫做中国式英语, 而是中国英语。葛老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著作的英译是中国英语，那么这些翻译是可以被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接受的，而如果被看作是中国式英语，那就说明这些著作的英译很拙劣，很失败。那么，什么是中国英语，什么又是中国式英语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先看看中国英语的主要特点。首先，它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通过音译，借译汉语词汇以及词意再生等途径使汉语的一些表述进入英语交际，是标准英语和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相结合的产物，能更清楚地准确表达中国特色的文化。因而在中国人的英语写作和宣传资料中，尤其是在英译的政论文章中非常常见，也为英美人所接受。而中国式英语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在应用英语时，由于受到汉语的语言规则和习惯的干扰和影响，形成的不合乎英语语言规范的畸形英语。它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式英语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用英语单词和短语死搬硬套汉语语法句式主观创造出来的不符合英语表述习惯或有悖英语国家语言文化习惯的病态英语。第二，中国式英语是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存在差异的结果。第三，中国式英语是对规范英语的错误运用，因而不为英语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不能用于国际交流,不能被看作一种交际工具。

作为英语学习者，我们学习和使用英语的主要目的是就是为了能够把它作为工具在国际上进行交流，所以我们要能够区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搞清楚形成中国式英语的原因，从而在使用过程中避免中国式英语的出现。

一、 中国式英语的成因

对于“中国式英语”这种语言现象的起因，我们主要可以从文化背景、语言特点、学习环境等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从文化角度分析

（1）中英思维方式的不同是中式英语产生的根本原因。汉语是整体思维，表达比较笼统，模糊。一般是按时间发展顺序和逻辑顺序进行表达。英语偏重个体思维，表达比较准确，较多使用关联词来表示句子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汉语里的“前面的”在英语里就有时间的前面和空间的前面的不同，因而就有很多对应的词：“before，in front of，in the front of，former…”。汉语可以直接说“牙好，胃口就好”，英语就需要表示条件关联词：“only when we have good teeth, we have good appetite.”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这些思维方式的差异必定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因此，语言学习不仅是了解和掌握语言文字运用规律的过程，也是思维方式形成过程，尤其是外语学习。

（2）文化差异是引起中国式英语的重要因素。不同民族间在文化生活、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必定导致语言间的差异。世界上的民族大多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需要通过其语言表述出来。同时，一个民族的语言也纪录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及他们对生活的思考，是传播该民族文化的媒体。社会文化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必定会反映在语言上。英语国家的人同我们在谦虚度、自信度、委婉与坦率、人情味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这点就会体现在语言。例如在中国，人们以老为尊。喜欢以“老*”或“*老”来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而在英语文化里，用“old…”称呼他人是很难被对方接受的，会被对方认为是种歧视。即使对方年龄再大。另外，中国人见面总是喜欢问对方“你要上哪里（Where are you going？）”或“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去哪里，干什么是自己的私事，跟其他人没任何关系。而如果按中国习惯见面问对方“吃过饭没（Have you eaten yet）？”更不可取，他们则会误以为你想邀请他们吃饭。在英语国家，人们见面地道的问候则是“Hi”“How are you？”“How do you do？”等。

2.从语言特点角度

英语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言语系。英语是拼音文字，属于印欧语系，在语言学被称为综合性语言。它的语法意义是通过词形变化来表达的；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属于汉藏语系，是通过虚词，词序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的，语言学上称之为分析性语言。这两种语言无论是在词汇，还是在句法结构上都存在很大不同。因而，中国式英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英语词汇的运用不当及句式顺序不正确有关。

（1）词汇应用方面。中国式英语的形成很多是由于词汇搭配不当形成的。使用者往往按照汉语中的词组搭配生搬硬套；忽略英语词语内涵。我们知道，英语词汇的意义由外延和内涵组成，外延指单词的字面意思，而内涵则指单词的隐含意及扩展意。如果我们在学习中只是注重词汇的外延，只懂得其表面含义，而忽略了其内涵，不知道该单词是褒还是贬，是正式用语还是非正式用语，是书面用语还是口头用语，就会造成误解，引起不快。如“childlike”和“childish”都有“孩子般的，孩提般的”意思，但前者是褒义词，指“孩子般天真可爱的”。而后者却是贬义词，意为“幼稚可笑的，不成熟的”。如果你用“childish”去描述你英语国家朋友可爱的行为，就会招致对方不快。

（2）语法方面。在句式方面，英汉句子结构有很大不同。汉语中的定语往往放在在中心词的左边。倾向于修饰成分前置。因而单句较多。而英语多复合句，倾向于修饰成分后置。句子较长。

二、 “中国式英语”成因对英语教学策略的启示

基于上面对“中国式英语”成因的分析，我们应该对症下药，采取不同策略提高学生用英语思维的能力，避免“中国式英语”的产生。

1.以学生为主体的策略

在我国，英语的学习主体主要是在校学生。学习的主要环境是以课堂为主。我们知道，课堂是一种人工创造的，非自然的语言环境，与我们所需要的用目的语交际的语境有一定的距离。而对语言学习者来说，要有效地避免中国式英语，消除母语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创造语言环境是很必要的。学习者一定要多读，多听，多看。因此，在平时的英语教学当中，老师应多鼓励学生广泛阅读英语文章，多听英文广播。多看英语类节目。阅读是提高语感的最佳方式，因为通过阅读原版英文资料，我们不仅可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也可以接触和熟悉地道英语的语法结构及表达的逻辑顺序，这有助于我们熟悉英语国家人们的逻辑思维顺序，消除汉语思维方式的负迁移。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英语老师同时也应该多给学生推荐一些和英语国家人们的真实生活情景比较贴近的英美文学作品，也可以推荐些反映英美国家社会文化生活背景的报刊杂志，鼓励学生课外积极阅读以提高语感，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在听说方面，鼓励学生课外多听一些贴近英美国家文化生活的资料。英文原版电影是练习地道英语的很好的材料，既可练习听力，也可以模仿地道的英语发音，最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习英语的兴趣，一举几得。另外英国BBC及美国VOA电台的节目也是我们学习地道英语表达及发音的极好原材料。有机会和条件的话多和以英文为母语的人交谈，学习他们应对不同的语言环境所用的不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2．以老师为主体的策略

（1）为学生创造语言学习环境。在日常英语教学中，老师不应只简单局限于教授课本知识，还应该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一方面老师在日常教学当中应尽量的用地道的英语进行教学，另外一方面应多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来创造真实的应用英语的语境，给学生张口说英语的机会，培养他们应用英语的兴趣。

（2）加强基本功练习。基本功的强弱是中国式英语能否避免的关键。在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式英语多出现在语言基本功较差的学生当中。因此在教学当中，老师必须从基础的知识抓起，加强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一方面加强词汇方面的学习，结合阅读材料分析不同词语的外延及内涵，不断向学生强调其用法。同时，老师应适时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词典。加强学生语法及句法方面的练习，引导学生把所学的语法及词汇知识应用于现实中，通过反复练习充分消化吸收，把机械的理论输入积极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输出。从而掌握英语语法的特征，避免中国式英语的出现。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学习者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很难习得和本族人一样的语言能力的。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在说英语时也会带有“中国味”，让英语国家的人一听就是中国人在讲英语。即便是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播音员或主持人,也容易在冠词、介词和连词的重读上及名词词组中心词的修饰语上犯错误。由此看来，中式英语的产生并不是某个人所特有的现象，任何外语的学习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学习者母语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学习进程的推进及个人能力的提高而减弱的，并非不可避免。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应积极利用周边语言环境中可利用的因素，学习使用新生的英语表达。在正确的学习方法引导下，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出错，检测和改正，逐步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系统地合理地向正规的，地道的英语靠近，并逐渐掌握。

（责任编辑 任洪钺）

作者：刘亚娥

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 篇2：

解析中国媒体中的“中国英语”

[摘要]中国媒体的“中国英语”现象，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及思维方式在英语使用中的客观反映，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在其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之下的一种主动的话语选择。借助媒体巨大的影响力，“中国英语”正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示并传播着中国的语言文化形态，并对英语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英语；英语媒体；“中国英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建立起一个以一家通讯社(新华社的对外英语发稿)、两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十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十家英语杂志、九大英文网站为主的英语对外传播体系。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这足以显示出英语在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中的重要性。自英语媒体在中国诞生之日起，其鲜明的语言特征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的关注，褒贬之声兼而有之，其中一个就是传媒“中国英语”之说。

一、中国媒体中的“中国英语”之说

“中国英语”的提出背景是影响越来越大但又鱼目混杂的中国式英语。从1807年马礼逊来中国传教并开设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以来，中国人接触和使用英语已有200年的历史，其间汉语在接受英语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英语。根据语言学家Cannon截止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统计，当时进入英语标准词典和其他工具书的汉语借词已达979个(第1页)。1994年出版的《汉英中国专有名词和术语简明词典》收有词目三万条。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逐步深入，中国人使用英语的场合逐渐增多，并在词汇、句法及语篇等方面对英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据美国专门跟踪世界语言的权威机构“全球语言监测中心”统计，自1994年以来加入英语的词汇中，中国式英语(指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包括规范与不规范的，作者注)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的来源。但是，绝大多数外国学者在肯定中国式英语丰富了英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指出其中有些确实让人费解。“全球语言监测中心”也因此发布报告，提醒各民族小心使用英语词汇，否则可能会带来生活不便和政治麻烦(例如，根据“残疾人电梯”直译过来的disabled elevator，其英语字面意思却是“坏掉的电梯”)。中国式英语该何去何从，如何克服其可能带来的交流障碍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成为中国外语学界一个重要话题。

有学者早在1980年就表示了对该问题的关注并率先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当年葛传架撰文指出，“无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所有这些英译文都不是Chinese English或Chmglish(“中式英语”)，而是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第29页)，但该文并未对“中国英语”进行定义或系统分析。第一次给“中国英语”下定义的是榕培先生，他肯定了“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并将之定义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第3页)。他第一次将“中国英语”与英语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区分开来，为“中国英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以后，有学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进行了区分，并对前者作出了积极评价。到目前为止，有关二者的定义很多，且未形成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中国学术界，国际上统称的中国式英语就被分成了“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两个部分，“中国英语’’的主要特征为“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而“中式英语”主要特征为“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容易带来交流障碍”。

自1980年以来，“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成为许多外语工作者关注的对象，至今，它已跳出学术探讨的范围而成为一个为社会所瞩目的语言文化现象。就研究对象而言，众研究学者都将“中国英语，，的实证研究指向两个领域：一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口头表达与书面写作，二是中国境内的英文媒体。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的英语媒体拥有国内高水平的英语新闻采编队伍，还聘请了外国专家作为改稿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英语传媒语言的正确性。再者，英语传媒的对外传播功能客观上使其有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需要表达，致使带有中国特征的英语报道频频见诸报端或国际电台。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中国日报》(China Daily)等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是“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的典范，是“中国英语”的口头与书面语的代表(第40页)。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尽管媒体邀请了外国专家作为改稿人，但对外语写作的总体把关和用母语写作毕竟是两码事，他们并不可能改变中国撰稿人的整体语言风格。这一部分学者认为，读起来“中国味很浓”的新闻报道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果，并将之归结于中国英语媒体人员的语言能力不足或宣传色彩过于浓厚。他们甚至认为，“中国英语”同样也是受到汉语干扰的产物，目前提倡“中国英语”会进一步刺激中介语的流行，并影响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第24页)。

人们之所以对传媒的“中国英语”认识不统一，主要是对其产生原因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要考察其原因，需要借助语言学研究成果，因为传媒的“中国英语”现象最终还是要反映到语言问题上来。

二、“中国英语”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社会语言学认为，一种语言一旦落根于它国土壤，必然会与它国文化相嫁接并产生一些带有它国文化烙印的表达方式，其现象的出现首先源于文化空缺的客观存在，并以在词汇层面上的表现最为明显。

文化空缺现象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发现并提出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所反映的是该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和丰富多样的文化现象，而由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非对应性，即文化差异性，语言中文化空缺现象的存在也就有其客观必然性。由于地域、历史和宗教的影响，中西文化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往往大相径庭，中国的“文化负载词”难以从英文中找到对应词，造成文化空缺现象，一直以来，它们都是中国对外报道中不容忽视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中国英语媒体均采用音译、直译、意借及语义再生等翻译方法，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或语言风格，使“中国英语”成为中国英文媒体的特征，如remdent permit。of huko。(暂住户口证，音译)，nail houses(“钉子户”，直译)，Hope Prpoect(希望工程，直译)等。

根据洪堡特著名的“语言世界观”论断，语言与思维在发生上的同源性决定了彼此间的密切联系。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实际上是复制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方式导致汉语遣词造句往往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代表理性思维的英语则相反，英语讲究形式结构协调，以分析达其意。思维模式既然通过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呈现出来，语言的符号属性就会使思维模式的差异性通过跨语

言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是“中国英语”句法特征产生的必然性，例如，中国的对外英语报道更倾向于修饰成分前置。从语篇看，汉英叙述风格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汉语的陈述与描写讲究语言的华美，英语则崇尚平实与简洁；英语论说文委婉含蓄，而汉语则直截了当。在中国人的英语对外报道中，难免会受汉语思维和写作特点的影响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语言风格。

除了以上客观因素之外，一种语言在与另一种文化嫁接的过程中，其相互影响的程度还同人们的语言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变化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第77页)。在处理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时，译者总是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在英语中寻找相似的概念使其译文尽量“接近英语表达”，但因此可能会失去原文的准确含义或意境；二是保留汉语鲜明的概念或发音，凸显其汉语或中国特征。中国媒体往往采取音译、意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对中国“文化负载词”进行移植，其“异化”翻译取向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思想基础，它是中国传媒在其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之下的一种主动的话语选择。

根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语言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媒介。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翻译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其所在的权力话语语境中(第14页)，会受到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英语媒体的言论始终与中国政府的形象密切相关，需要建立一套全面、客观的话语体系，其中就包括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基本国策等时事政治术语的翻译。为了将中国的信息准确、快捷地传播出去，媒体在处理时事政治术语的翻译时对“忠实原文”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将意思讲明白，还要从形式上获得一个同样观点鲜明、内涵丰富的英语术语。为此，译者往往不选择在英语中寻找直接对应或相似项，而更倾向于对英文单词进行重新组合或语义再生，或制造一些新词。

对外传播和输出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英语传媒的另一项艰巨任务，它不仅体现在传媒内容的选择上，同时还体现在传媒语言形式的确定上。传媒语言是集中、典型的文化身份呈现，既然是传播中国社会文化特有的事物，那么，我们有权力在英语表达中体现“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归属权，而在这方面，“中国英语”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它能更忠实地反映中国文化样态，能真正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有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唤起国内民众对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关注与文化自豪感。

三、“中国英语”的社会价值体现

传媒“中国英语”的社会认同度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它要求我们回答：“中国英语”的提出意义何在?传媒“中国英语”的社会价值又是如何体现的?由于中国式英语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国内外语言学家将其作为一种英语变体来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学者更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分别属于中国式英语变体的两种形式，这种划分是有其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语言学家Kachru将世界英语分为三个同心圈，即内圈(英语作为为母语)、外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和扩展圈(英语作为外语)。内圈人的英语是“提供准则”，外圈人的英语是“发展准则”，扩展圈(如中国、日本)所使用的英语是“依赖准则”(第356页)。由于Kachru的分类符合英语发展的实际，其“同心圈”理论逐渐成为众多英语变体研究的理论参照。包括中国在内的扩展圈英语，其变体特征虽然客观存在于词汇、句法、语音层面，但并不具备作为一种制度化变体的系统性，也不具备政治和社会条件，其使用功能主要是国际交流，所以，扩展圈国家特别需要英语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第18页)。关于世界英语的未来走向，语言学界曾有预测，一种可能是产生过多的地方英语，尽管它们分享英语中的共同词根，却可能是相互难以理解的口语；另一种可能是将英语以某种方式规范化，从而产生一种“核心英语”，作为任何其它“地方英语”的主要框架，以促进全球交流(第360页)。在受母语影响不可避免，而国际交流对规范的诉求又相当强烈的情况下，将“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分离，明确“中国英语”为英语在中国的发展方向，既能有效避免地方英语的晦涩，也能前瞻性地为与未来可能出现的“核心英语”平滑连接做好准备。对中国公民来讲，“中国英语”有利于他们进行更有效的国际交流，拓展个人职业生涯；就国家而言，“中国英语”是中国获得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并主要通过自己创办的英语媒体来实现。

为获取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国英语传媒在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在为摆脱中文的束缚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力争在最大限度上谋求语言的可读性与国际社会的认同。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媒体创始之初，语言还显生涩，“中国特色有余”而“英语规范不足”，经过了20多年的耕耘后，我们欣喜地发现，其语言运用已经娴熟，与标准英语合化了。例如，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现在总是充分地考虑中西方语言风格、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的差异，对异化的“度”有着谨慎的把握；句型更富于变化，大大提高了报道的可读性。经过中国传媒人多方面的努力，目前，中国英语媒体的影响力逐年上升，新华社对外发稿和《中国日报》等已成为外国驻华机构和境外媒体驻华记者的重要消息来源，“中国英语，，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国际知名英语报刊里。例如，美国《时代周刊》的“2007年度人物”栏目上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篇评论，短短的篇幅，“中国英语”却不下10处，其中包括Tall treesattract wmd(树大招风)，Harmonious Society(和谐社会)等。总的说来，借助传媒的巨大影响力，“中国英语”正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示中国的文化形态，为英语和世界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的英文媒体还拥有大批的国内读者。在国内，它们充当着英语教学的社会角色，其语言特征对国内的英语学习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告知人们有关中国事物的国际表达法，一方面，它提醒用英语交流的正确性与得体性。

当然，面对复杂的“中国英语”现象，我们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词应有的指导性规范，在选择词汇上比较混乱，导致同义异词，同词异义，使某些中国特色词的意义不稳固。又如，对于“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区分，我们还缺乏严肃的描写性研究。再者，“中国英语”本身也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其主流内涵尚不明晰。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我们的“中国英语”研究和“中国英语”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些困惑。另外，中国媒体是在用“中国英语”跟英语作为母语的海外媒体争夺国际受众，正确、规范已经不能成其唯一要求，还要在可读性和感染力上下更大的工夫，还有一段长路需要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不足，就对媒体“中国英语”作全盘的否定，对其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

[参考文献]

[1]Cannon，G．1988．“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Amerzca”Speech 63．

[2]葛传椝：《漫谈由汉译英问题》，载《翻译~>>1980年第2期。

[3]榕 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 991年第1期。

[4]杜瑞清：《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5]秋立中：《“中国英语”质疑》，载《外语教学>)2：002年第6期。

(责任编辑　何坤翁)

作者：马文丽

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 篇3：

行走中国江湖的西洋百晓生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的中国通,他们为中国带来了异域文明的惊喜,也将中国文化的辉煌告知自己的族人。中国通们眼中的中国就是世界眼中的中国,他们的个人遭遇与认识角度造就了早期中国的海外印象,奠定了世界想像中国的方式,进而确立了他们与中国共处的基调和变奏。这种基调依然回响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因为在这个基调中已经发生了更多的故事,被固定为历史事实,无法改变也无可回避。

马可·波罗:书写东方神话

马可·波罗(Marco Polo)大概可以算作最早也最有名的中国通了。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4年多于1265年到达蒙古帝国的夏都上都,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马可·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

面对质疑,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刨根问底是史学家的敬业精神,我们已经习惯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考证结果。

在我看来,论证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曾经来过中国,除了给个别历史学家赢得名气之外可能还有更深的用意。比如推翻中世纪中国曾经创造当时最伟大文明的事实,从而让中国历史所受到的尊重缩水,另外也可能是要否定中国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变迁,证明今天欧洲的强大完全是他们祖先自己的努力,这样,在他们面对中国趾高气扬时就变得底气更足了。与这样的心态相比,马可.波罗显然要可爱得多,难怪钱老要给予他温情的敬意了。

这样一张地图,诱发了古典欧洲对于遥远中国的浪漫想像,同时也将中国的“天下观”彻底撼动。

利玛窦:“欧”字的发明者

利玛窦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被中国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因此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

两年后,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的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一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在这个传教士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如果有了他们的神的眷顾,这个国家将步入更高级的文明。但事情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费正清:美皮中骨的头号中国通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60年。他被公认是西方思想界的头号中国通,甚至是一个“皮美骨中”的西方人。他创建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这个机构到今天还是欧美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前后创作时间长达25年,聚集了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撰稿,展示了国外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1991年9月12日,他把刚刚完成的《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书稿交给出版社,两天后去世。

1932年1月20日,瘦瘦高高、25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费正清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他原本打算在这里与新娘费慰梅举办一场东方式的婚礼,谁知道一周后爆发了“一·二八”战事,他在混乱中逃到北平,婚礼的规模要比他预想中的小,但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氛。他在日记中记载道:“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交错中,费正清开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国式人生”。

新婚后的费正清在中国断断续续待了7年。他去了许多地方,结识了很多一流的中国学者,他最喜欢的朋友是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和他美丽无比的妻子林徽因。与记者斯诺和政治家司徒雷登不同,学究气很重的费正清不喜欢轻易地“站边”,他只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中国。一开始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和怀疑,他甚至认为,如果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但是,4年后,他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

在抗战的相当长时间里,他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从后来公开的信函中可以看出,费正清一直在梳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在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知识分子教育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20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100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费正清用一个外人的眼睛,时而看得清楚,时而看得模糊,不过由于没有掺杂过多的情感因素,便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要真实一点。

1948年,费正清出版了《美国与中国》,自此他被公认是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此后的生命便一直站在美国与中国这个接触点上,左顾右盼。他的观点越来越趋于务实。他是最早主张美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知名人士。越战一结束,他就建议美国政府通过旅游与中国接触,并力主取消贸易禁运。他说:“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正在损害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即便是在学术方面,他也越来越趋于方法论上的讨论。他说:“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也就是说,你必须站得更高更远,才能看清事实的全部。

晚年的费正清坚信:“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汇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他在1987年出版的《观察中国》中写道:“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泽东,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对中国进行的讲学以及当时‘五四运动’胡适派的改良主义观点。”这种长跨度的、戏剧性的历史衍续在费正清的眼中似乎从来没有断裂过。

费正清喜欢用一种俯瞰的视角观察中国,在成名作《美国与中国》的开篇第一段他就如此写道:“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持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费正清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

静谧的哈佛校园,其中涌动着费正清的学术风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司徒雷登:被误会的燕大校长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3年前对公众开放。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是个杭州通。

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相比较于那些观察中国、研究中国的政治家、学者与商人,这位燕京大学的前校长更有资格被称为中国通。此前的司徒雷登被打上了帝国主义者的标签,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中埋下了仇视的种子。细想一下,能够劳动毛泽东他老人家亲自执笔来打倒的一个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是一个拥有极大影响力、受到知情者尊重的人。

司徒雷登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他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如愿以偿地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8年司徒雷登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直到离开中国。

司徒雷登对中国的了解与声望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早在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召见过他,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任命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于1946年7月11日上任,开始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又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培植中间势力。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登上返回美国的轮船,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有段谈司徒雷登。“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

任燕大校长时期的司徒雷登,他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曾经让那个时代的精英们热血沸腾地投入到自己的学术理想中,令今天的中国学者羡慕不已。

不是外人的外国人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马克·罗斯韦尔听上去很陌生,不过提起他的中国名字“大山”几乎人人都知道是那个会说相声的加拿大人。他机智幽默、高大威猛而且彬彬有礼,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儿。在中国的领地之内,大山大概可以算作是除了前辈白求恩之外最有名的加拿大人了,别的不敢说,比加拿大总统有名是一定的。

大山1965年在渥太华出生。1984年考上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开始攻读中国研究并起中文名字陆士伟。1988年毕业后他入选中加两国互换学者交流项目,被派往北京大学中文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在小品中出演一名叫大山的中国青年。他出色的表演使“大山”这个名字一夜间家喻户晓,此后他取中文名为大山。后来他拜了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为师,开始学习相声,并不断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和电视屏幕上献艺。他流利纯正的汉语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切了解令许多中国人折服。《曲艺》杂志如此评价大山:“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多年的艺术实践,大山的语言水平和艺术表演技巧日臻成熟,获得曲艺节内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相声演员有句口头禅:“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掌握相声这个达到了艺术高度的语言能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尚且不容易,对于外国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大山的确做到了,单是春晚的舞台,他已经上过好几回了。掌握了一种语言的精髓自然就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深处,人民日报曾经评论道:“大山是一个外国人,但他不是外人。”

善良好客的中国同胞们早已经把大山当作了自己人,这中间除了他在演艺舞台上混了个脸熟之外,自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山并不是混演艺圈的,说相声、演话剧、演电影都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罢了。他所从事的工作涉足文化、教育、商贸、公益等许多领域。在中国工作生活的20年里,大山逐渐发展成一位全方位的中外友好使者。

中国的媒体曾评价大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2002年大山被正式列入“加拿大名人录”,2004年大山被评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2006年大山又荣获加拿大的最高终身成就奖——加拿大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外友好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大山尤其对教育领域情有独钟。作为一个学习外语的成功者,大山开始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随大山商访加拿大》、《随大山万里行》、《捷径英语》等英语教学节目在中央台热播,双语儿童读物《大山叔叔讲故事》几乎成了当代的安徒生童话。后来,大山又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中,为中央台国际频道编写和主持了《交际汉语》、《旅游汉语》以及《体育汉语》系列节目。

大山所从事的宣传工作包括商业广告、志愿性公益宣传以及促进中西之间相互了解的宣传项目和文化咨询。无论是担任企业的形象代言人还是公益组织的爱心大使,大山一向口碑良好。几年前大山编写了第一本专门面向中国大陆读者的《加拿大旅游指南》,近几年大山又为加拿大奥委会做中国文化顾问,出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加拿大队特使”。

消减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是大山毕生的理想。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近20年,大山感受到东西方的确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风俗习惯,但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中西文化也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碰到一起的时候并不全是差异和冲突,是完全可以在“大同”中取得有机的结合。中西方的差距有时表面上看起来很大,实际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只是表现方式不同。有时外国人把中国人想像得特别神秘,而中国人也常把外国人想得离奇古怪,其实这是主观意识上的区别,从本质上看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在大山看来,近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保留自己文化的同时中国人的确吸收了许多国际上的文化因素,并不断地在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同时世界各国都在不同形式上接受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包括在文化上。如何寻找中西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如何建立和谐世界,是这一时代的大话题。从更高的视角来看,生活和工作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大山所从事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语言教学、文艺表演、咨询和宣传工作只不过都是具体的途径而已。

大山说:“在中国,人们希望向我学习英文和了解国外的情况,但到了国外,我反而成了中国的一名代表,外国人希望通过我了解更深层的中国。”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的大山以他特有的身份和优势在中西之间架起一座真正的文化桥梁。

还是那句老话: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知华派因中国而崛起

去年3月24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总统奥巴马对骆家辉的商务部长提名。这样,算上此前已被任命为能源部长的朱棣文,以及白宫内阁秘书卢沛宁、白宫公共联络室主任陈远美、国土安全部法律总顾问方富宇等人,奥巴马政府中已有多位华裔担任内阁级高官或总统幕僚。除了华裔之外,奥巴马政府里还有很多白皮肤的中国通,如财长盖特纳,美国新一任驻华大使乔恩·亨茨曼。奥巴马延续并发扬了布什重用中国通的思路,舆论称之为知华派的崛起。与其说这是知华派的崛起不如说是中国的崛起,后者才是问题的根本。

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各大智库也早已开始了对“中国通”的储备。这些著名智库里的“中国通”几乎都有在政界、学界乃至商界摸爬滚打的经历,个个都身手不凡。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中美两国就签订了短期汉语学习协议。由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学会负责从全美高校选拔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并为优秀者提供奖学金。正是这个培训项目,培养了盖特纳。

1981年夏天,也就是项目启动的第二年,盖特纳和其他30名美国学生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一年后,他又转到北京师范大学继续学习。盖特纳和同学们走遍了北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人文,并开始通过中国人的眼睛看美国。这令他日后受益匪浅。盖特纳可以被称为最成功的“中国通”储备人才。

很显然,无论是骆家辉、朱棣文还是其他华裔政治人物,他们首先是地道的美国人,从美国立场出发、维护美国利益乃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事,几乎没有人指望他们利用公务之便给中国“特殊照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其他人没有区别。其共同特征,是对中国均比较熟悉——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知华派”。知华派的崛起,乃是近期美国一个重要政治现象,涉及中国的议题越来越热,懂得中国问题的人越来越“吃香”,倡导中美合作的声音也越来越受重视。利用自身优势活跃于政治和经济圈的华裔精英,更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应该说,华裔入阁,是美国知华派地位总体上升的标志。

从认识上看,知华派的上升有助于美国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高调定位中美关系,期待与中国“同舟共济”,其中既有经济危机背景下恳求中国助其脱困的短期策略考虑,也与理性务实的“中国观”占据舆论主流有密切关系。今后,知华派若能不断引导美国民众、媒体和精英阶层更加客观、理性、全面地认识中国,将对两国减少误判、增进互信、夯实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行动看,知华派崛起也有助于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骆家辉主管经贸,朱棣文主管能源,都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和敏感问题。经贸合作虽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分量正在减弱,由此引发的冲突增多;能源合作虽是双边关系的潜在增长点,但还大多停留于意向阶段,缺少可实施的具体方案。这些问题处理得好,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现实可期;处理不好,机遇可能蜕化为障碍,合作可能让位于竞争。知华派如能推动两国心平气和地探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关系模式,将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大有裨益。

华裔入阁以及知华派的崛起,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而言是个利好消息。不过,凡事皆有可变性和两面性。“知华派”并非“亲华派”,知华派在美国对华决策中地位上升,也可能导致两国在各领域的博弈更加激烈。对此,我们也要心中有数。对于那些不太关注政治的人们而言,知华派的崛起至少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跨文化眼光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中将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和权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所谓知华派的崛起首先证明了中国的崛起。

随着中美关系之重要性的提升,知华派在美国的权力核心中赢得了从未有过的分量。不知这是否为中国之幸?

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

作者：张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