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时代小说管理论文

摘要：近年来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浪潮盛行，多部小说被搬上荧幕，IP这个概念被频频提及，为国产剧的输出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在市场前景大好的同时，也多次曝出了不少大热的电视剧原著涉嫌抄袭。本项目从原创作者维权不易的尴尬困境，侵权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背后的利益关系，和观众对于著作权保护的淡薄意识角度出发，具体分析小说改编影视所引发的侵权行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影视时代小说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影视时代小说管理论文 篇1：

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生动讲述中国故事

《海边春秋》自出版以来，先后入选文艺联合书单第27期好书榜，2019年4月百道好书榜，《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先后刊发了评论文章，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2019年3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了《海边春秋》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纪秀荣、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林彬、《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何镇邦、曾镇南、胡平、张陵、贺绍俊、白烨、梁鸿鹰、徐坤、王干、张柠、吴子林、刘琼、胡友笋、岳雯、刘汀、陆永建等2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主持。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海边春秋》是一部书写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力作，是一部应伟大时代之命创作、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本刊特摘发部分发言。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这部作品我到昨天晚上看完了，我觉得这确实是值得我们的出版界、评论界给予如此高度重视的一部作品，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的、紧迫的召唤和要求，同时对于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如何塑造新人，如何反映新时代的社会生活，如何反映新时代的改革进程和时代风貌，我觉得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论述中都反复强调，说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艺，我们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塑造新时代的新人。这个课题可以说是摆在我们的文学界，摆在我们的小说家们面前的一个很大课题，在这方面我想当我们看到《海边春秋》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到陈毅达主席在这方面是有自觉的思考，做了自觉的探索，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有人来问，你们这一两年的小说中有什么重要的、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时代新人的形象，坦率地说不是很多，但是我现在可以说有一个，《海边春秋》里面刘书雷就是一个时代新人的形象。时代新人的形象不是很多，并不是说我们作家在这方面的自觉性不够，因为客观地说，塑造时代性、塑造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精神，同时在他的行动、实践中又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向的人物形象，不是轻易就可以塑造出来的。不是仅仅靠理念就可以塑造出来的。真的是需要我们的作家，对于时代生活，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精湛的把握。既有站在时代大势上的把握，又有对这个时代里面一直深入到细部、深入到心灵深处的把握，这实际上是对这个时代的作家提出很高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研讨《海边春秋》，里面的刘书雷，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在新时代塑造探索时代新人的形象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一个收获，这里面有宝贵的经验，当然也还存在着说继续提高、继续改进的余地。

我觉得刘书雷这个形象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他去蓝港村，这里面包含他的主动精神、创造精神，这种主动精神、创造精神以及他与当代的老百姓之间的情感关系，包括在具体事情上，本来说是蓝港村要整体搬迁的，然后通过他的努力，成功地保住了这个村子，其实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体现了新发展理念，不是我们过去粗放式发展的整体搬迁，很粗暴地解决问题。我觉得写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不生硬，不是那种很硬的以理念为先导的做法，而是从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从这个人物的精神性格里推动出来的，由此同时也呼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精神。

所以要我说《海边春秋》好在哪里，我觉得还是塑造出了一个可以说具有新时代新人品质的这样的人物形象，当然呢，在这方面我们说这是极其艰苦的探索。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我们盼望着具有新时代新的生活、新的审美气质的作品，我们一直在盼望着，《海边春秋》可以说是满足我们这种审美期待的第一部。《海边春秋》拿到手后，我们和毅达做了多次沟通，最后打算发出来，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感。就觉得进入新时代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具有新时代品质的小说始终很少，《人民文学》零星发过一些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但是主题太狭窄了，不够宽阔。比如写乡村，一个精准扶贫就把大家拿住了，除了精准扶贫之外大家看不到别的生活。其实乡村振兴是一大套的，文化、教育、养老，涉及非常多的方面。而《海边春秋》中蓝港村的故事，从搬迁开始，它也是一个整体的工程，陈毅达比其他作家高明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些东西，青年形象，青年群体和今天新时代的关系，老一辈大依公这些人，他们那种文化人格的影响对于文化根基筑牢的影响。还有别处没有的，比如台湾来的那位歌手余望雨，还有那个外商温淼淼，所有的这些人，不同层面的人汇在了岚岛这个小地方，所以一个大的时代故事就在这里边一点点生发出来、清晰出来。

何镇邦（原鲁迅文学院教授）：这部书我花了三天看完，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最大的感觉的确是写新时代、新人物，很有气息的作品。打开这部书，海边的改革之风扑面而来。整个小说情节写蓝港村如何从被决定整体搬迁，到由于刘书雷去了以后，和第一书记张正海联合，考虑到人民的需求，把它改成和原来的兰波国际联合开发。这些地方都很动人，写出来对人民的情怀。刘书雷作为一个新时代新的人物形象，我看其最重要的就是心中有人民，既是情感上面的，也是既有品質。

曾镇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看了《海边春秋》以后我还是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清新，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而且这个小说虽然它的纪实性很强，整个是一个乡村报告文学的内容结构方法，但是在结构安排上会有一些突转的处理，有一些奇观，平淡之中见新意。我感觉到它的政治性很强，写的都是政治人物、政治感情，但是这种政治性跟作家感情上的倾向性统一得比较和谐，不生硬。因为像这样一种题材，能够把人民性，作为人的人格力量，跟小说里面的党性展现结合在一块，而且让人感觉到很真诚，并不虚假，并不拔高，像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创作思想，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应该说比较少，所以我非常希望有更多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够这样去做，把文学的立场、文学的初心跟我们党所做的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道路、人生道路、人生追求跟时代的要求慢慢地契合起来。有时候这种作家的创作时间、作品的主题思想也是决定作品命运的，因为这些年这些方面我们谈得比较少，但实际上作家的思想，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的认识，有时候是决定这个作品的命运的，决定我们能不能产生新作品，能不能产生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这样一些新的作品。陈毅达的创作显然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胡平（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部主旋律作品，直接反映新时代，反映海上丝绸之路、平潭综合试验区，所以这个题材是新时代题材，一般都是由报告文学来写，由小说来写并不容易，而且写得好读好看也更不容易，从这一点来讲我很同意大家所说的，《海边春秋》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个作品在设计上很有特点，有自己的风格，一般长篇小说的风格都是属于比较沉重的，但是《海边春秋》总的来讲是比较轻松，总的来讲是个皆大欢喜的故事，而且比较适合题材的需要。其实小说开场面临的冲突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这个村子面临拆迁，全村人集体抵制，连村委会也在抵制。就一般小说来写这个题材，很可能要揭露很多阴暗面了，比如开发商什么猫腻，政府什么猫腻，村民各种激烈的反抗。可是毅达完全相反，这些都没有。开发商是合法经营，政府里没有腐败，村民是理性和平地对抗，里边有一个强拆场面，还是过去时，没有正面描写，用渔网把起重机罩住了。所以这一开始有一种自觉性，他不写过去小说中涉及拆迁时惯常处理的那种方式的作品，这个时候小说写什么呢？我觉得对作者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考验，这就关系到作者对现实矛盾的观照和作品的主题。我觉得毅达认为解决一切重大矛盾的出发点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不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最重要的，所以整部作品主要写当地干部和下派干部如何站对立场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最后他们发现各种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各方面是可以共赢的，可以开发本土资源建立旅游村的，也可以不搬迁了，于是整个小说就出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里面作品的主题，一个立场的问题，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就被突出出来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设计得还是很巧妙。

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看了作品之后，我觉得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作品确实可以说是最近以来现实题材当中卓具新意的力作。这个新意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它凸显了一种新的理念，说理念比较合适，这个作品的主干故事是蓝港村的搬迁，涉及整个岚岛的开发。陈毅达反复写到思路和出路的问题，我们的思路是向什么方向去走，我们有很多选择，但是这个作品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要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作品中很多地方不光写到了刘书雷、张正海两位青年干部在这点上的认识，而且也写到了吴副秘书长特别谈到，我们要尊重民意，要双赢，这些都体现了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现在的领导在尊重民意上的一种新的认知、新的认识。

第二个，作品寫出了一群人，但是刘书雷从一个文人变成一个机关组织的人，变成一个实践者，下放到基层，经过了很多磨炼、锻炼，而且我们看他是个行动者，也是行动中的思考者，不断在思考问题，在分辨，在改变他的各种思路，这种思路都是围绕着怎么样去解读民意，我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这恐怕是我们干部的一个榜样。海妹也是一个农村的新人，她有她自己的文学情趣，包括发展家乡、个人的发展理念，她始终有一种家国情怀，包括这个村怎么发展，忧村、忧国、忧民。林晓阳已经出去了，然后又回来，心系乡村，而且怎么样把个人的发展融入改革。其实温淼淼也是一个新人形象，她已经进入国际集团了，但是她应该说还有中国性，还有人文情怀。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写了一群各种各样类型的新人物，都具有时代信息。我们现在的现实题材其实并不缺，你要看每年的长篇小说，量非常大，我们缺好的，缺精品力作，缺有新的时代气息和新的时代的美学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我们一直在呼吁，一直在期盼，终于来了，这点确实比较突出。

总的来看，《海边春秋》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所呼吁的我们要有描述新史诗的作品，要把生活现实主义的新史诗变成文学的新史诗，这个作品很靠近，所以是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作品。

张陵（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好作品，好在哪儿呢？跟我们这个时代是同步的，抓住时代的细节，传递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反映经济的发展，跟这个时代结伴同行，这么一个作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探索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作品。抓到了新时代的很多元素、很多因素。作品主要是介绍新人物，其实新人物是两个，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刘书雷，我说他是比较显性的新人物，其实这部小说里头真正的新人物是张正海，是第一书记，我说他是潜在的新人。

张正海就不一样，张正海确实是我们这个新时代里的一个新型的政治家的形象，基层的政治家，在沿海经济发展的时候，他不能按照过去的模式处理事情。改革开放是新产物，一个干部怎么样从基层当中慢慢去认识自己时代的本质，去和人民成长起来。很多作家都在探讨，也写这么一个人物。我认为张正海这个人物比其他作家写得更有血有肉，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人物，基层政治家的形象。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这部小说一拿到手，的确马上就吸引我，吸引我的就是刘书雷的形象。我们塑造文学新人，必须建立在自己有清醒的思想认识基础之上。《海边春秋》就是这样，塑造刘书雷不是从概念出发，同时陈毅达他自己在面对这样一个具体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因为岚岛开发或者平潭开发就是一个开放的事业，他有他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认识是确定的，他自己很清醒，因为有了这种认识，他才能够塑造出刘书雷这样一个新人形象。《海边春秋》可以看出来陈毅达他把人民性具体化了，具体化到改革开放事业中。其实我觉得陈毅达在这个小说里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认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必须是人民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的人里，必须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人民为宗旨。在具体的工作中你真正能够把人民落到实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海边春秋》不仅仅是塑造了刘书雷这样一位有人民性的理念的年轻人形象，而且塑造了一批这样的领导干部群像，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的信念和初心，这是小说最核心的主题，我觉得也是小说最可贵的地方。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归结为一点，就是我们的作者陈毅达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他自己的很清醒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毅达他找出了自己的文学定位。

徐坤（《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今天来参加这个会心情非常复杂，拿了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感觉像是我们《人民文学》跟陈毅达主席共同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生出来的孩子，终于见着他的面了，捧在手里热乎乎的，终于找到好人家嫁出去了，同时心里面有淡淡的感伤和惆怅，请两家出版集团好好对待《海边春秋》。现在从成书来看，陈毅达主席是非常谦逊又非常有才气的人，完全实现了最初的构想，当初我们看中的也是他的才气。他从80年代就开始创作了，东南才子，那时候是创作先锋小说，而且他的身份特别好，又是一个党政干部，对政治题材的把握不用我们过多操心。今天参加了这个研讨会，确实感到非常的隆重，也非常感谢两家出版集团，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关爱，后期的宣传都做得这么好，确实也超出我们的想象，感谢在座的批评家们。

胡友笋（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调研员）：我们看到反映新时代新的变化，或者说能够捕捉到新时代新知的东西，相对来说确实少了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像《海边春秋》这样的作品首先关注到了时代，其次捕捉我们时代新的变化的气息，更重要的是用文学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文学的诉求，塑造出了刘书雷、张正海这样新的年轻人。这个群体的年轻人就像我们在80年代看路遥的作品一样，把个人的价值、个人的追求和时代更好地融合起来，这是我們文学或者文艺创作应该把握的一个方向，至少从我们提倡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海边春秋》确实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作品。

王干（《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现在看了《海边春秋》以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作品，写了新时代、新纪实。我觉得新时代要有新叙事，这是毅达小说里给我们提供的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个要探讨。他写的题材、整个故事、人物都很重要，但是新叙事特别重要，比如五四的小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新的叙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有新的叙事，新时代有新叙事。我觉得特别好。文学博士，当前的文人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如何跟时代、社会叙事结合起来，我觉得毅达这个小说里面用了一个成功的方法，那些事情都有，人物也有，但是他通过刘书雷为新时代找到一个新叙事的雏形。我们不能说陈毅达就是一个新时代叙事的标准，他找到一个主题，新时代新叙事，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叙事来叙事新时代，也不能用红色经典的叙事来叙事新时代。所以我觉得《海边春秋》是一个新时代、新叙事成功的尝试，它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因为《白鹿原》那个叙事是改革开放的叙事，《小二黑结婚》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叙事，新时代的叙事，我们小说还没找到载体，所以说毅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刚才前面老师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都同意，接着王干刚才的话说，毅达的创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新时代文学的新人到底怎么塑造，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命题。文学新人形象的塑造当然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的概念，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新现实主义的概念。那些贵族知识分子、忏悔贵族，说我家里这么多田地、农奴，活得有什么意义，最后他觉得意义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送给农民，自己要推翻沙俄的专制统治。最后发现不行了，打压下去了，另外一种人物形象出现了，就是多余人，多余人形象之后才出现新人形象，平民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到了中国，五六十年代也是在塑造这种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怎么塑造也是一个难题，我觉得到后面为什么达到顶峰，就是因为后面出现了新的人物形象，最后没有空间了，一下回到80年代，重新塑造个人主义，在新时代又出现了，就是关注历史、关注现实，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走出书斋，重新跟土地、跟社会、跟人民接触在一起。他要解决的就是个人主义的叙事已经退到极致，普通读者已经读不懂了，那样的地步，才会出现新的形象。毅达这个小说重新提出了这样的重大的命题，长篇叙事文体怎么塑造人物形象。对我很有启发的，这个小说里我们作为这种年龄的读者，马上跳出来的就是70年代中期的一批小说。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新的要素，传统的新人形象塑造里边没有新要素，包括新的形象、外商，还有互联网。这些新的要素怎么出现的，目的也出现了，它不是要解决一个粮棉油超纲要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重大的什么政治问题，它解决的是开发致富的问题，这也是新的要素。塑造人物新形象，不论是俄苏还是中国，之前几十年，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而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大问题。读了毅达这部小说以后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这个是可以值得深入探讨的。

吴子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这么多年理论界、创作界都一再重申文学要有个政策维度，要有现实关怀，要体现一种对社会、对人民、对民族的责任等等，而这部小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在这儿，它呼应了这种诉求。这部小说可读性非常强，读完以后印象很深刻，可以一口气看完的。它不像我们所预设的一个东西，会不会写成了浩然的《艳阳天》，会不会变成图解政治，当时我是有这个担心的，但后来整个看完以后发现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没有变成一种我们以往狭隘理解的为政治服务的，是图解某种政策的，它是活生生的，生活感非常强的。所以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小说之所以没有变成我们以往的老套的小说，他塑造出了新的人物、新的叙事，主要是他把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做了革新，在他小说里面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他小说里的政治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阶级政治、政党政治，他已经延伸到了一个新的人民政治，这是第一个变化。从阶级斗争党派的政治延伸到广阔的人民政治。刚才有老师讲得特别好，突出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特点，还政于民。人民政治也是目前社会主流的话语，它追求的就是代表全体人民真实的利益，要追求一种绝大多数人公平的正义。他一方面认同一个群体，甚至认同一个民族，但是他又非常重视个体的具体性、个体的差异性，在小说里面很鲜明地体现出来了，这种转化是非常成功的。

另外，我觉得这个小说很适合社会最基层的干部们阅读，让他们学一学管理的智慧，以前管理太粗暴，太极端化了。我觉得可以当作教科书，让基层干部好好去学习一下，因为这个小说非常成功地把政治的内涵跟外延做了一些转变，所以就摆脱了以前那种小说的老套的叙事模式，从而把历史理性跟人文关怀非常好地结合起来。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祝贺作品的出版。这部作品拿到以后，解决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新时代来了，新时代的书写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面貌，怎么样才能跟我们这个时代相媲美，特别是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前这个新时代。从另一个话题说起吧，现在反映当前时代的好多影视作品、电视剧，它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把人物淹没在琐碎的各种关系中，家庭关系、恋爱关系等等，在那些线索当中去为人物添加很多性格，找叙事亮点。《海边春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它没有走这样的路子，它紧紧抓住新时代重大的变革，具体到一个地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试验区的建设，紧紧围绕这个问题，主人公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状况下去挂职，他一脚踏进这个新的现实当中，他怎么面对他的工作，他怎么去调动他自己的学养，怎么发挥自己的所学，自己的人格魅力等等方面，主要矛盾是集中在这儿。我们在好多影视剧看到非常狗血的镜头，过年不能回家，孩子病了发烧、母亲病了也不能去照顾，这种它没有，它非常的清新，始终在思考我怎么面对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怎么完成我的使命，把对国家利益的承担、对岚岛提速发展作为工作核心。所以它提供了很多的经验，提供了叙述上构成的元素。对认识新时代，认识乡土的发展，认识当地文化传统的过程，以及认识一个新人在新的时代当中的成长，它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刘琼（《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虽然这个小说只是写一个乡村海岛，海边的一个事，但是其实是个重大的题材，提出了重要问题，说的是乡村建设。我们现在国家发展重要的命题就是关于乡村振兴的问题，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单位在做这样的调研。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积累特别多的经验，但是乡村建设还存在着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社会，农民的幸福感特别重要。从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它的主题是重要的，乡村振兴的主题，毅达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触及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他写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因为我们现在在提幸福感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我们讲我们的初心，刚才前面各位老师讲的发展的初心，党的政策的初心是什么，这个初心就是人民的愿望和人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里面还有乡村发展和幸福感的关系、人民的获得感和人民的价值感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层次的解读。所以怎么写乡村建设，我们说这样一个博士挂职到下面去调研，他采取的姿态是什么，他要倾听，他要调研，他要理解，他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人民是具体的海岛村民。这个小说有特别强的现实感，针对性很强，当下性表达也很完整，就是它的叙事其实是有当代性在里面。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站位，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不能够给大家以启示，能不能称为一个好的作品？其实作家自己的站位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特别重要。发展的理念是什么，乡村振兴，包括城市发展的理念是什么，就提到一个问题，以人民为中心，还有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人民的获得感和价值感、人民的幸福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这里面重要的问题。里面还有乡村振兴，我们现在乡村振兴探索的道路，比如说文化发展的道路，文化建设的问题，还有绿色文明发展的问题，生态建设文明，还有资源的平衡性问题、资源优势变化，这里面都有乡村建设。我觉得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决定了有不一样的价值。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我简单讲三点。第一点，这个小说传达了对文学博士的一个善意。我们看到很多作品中博士是一个被嘲笑或者被讽刺的对象，说起来是百無一用是书生，特别是文学类的博士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用处或者是在现在经济建设中不能发挥大用处的人，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完全洗去了这一些固有的认识，反而是给博士加上了一些光环。第二点，这个小说提出了发展需要内需力的问题。这个小说有双发展的问题。刘书雷作为一个毫无基层工作经验，没有怎么进入社会，没有社会经验的书生，成长为一个有用的知识型人才的过程，这是一层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乡村怎么从凋敝落后发展成为昂扬向上的过程。这两层发展是相互映照，相互映射的，在这两层发展中我们都能看到与其说输血，不如造血，与其让他们整体搬迁，让这个村庄从有到无，不如让已经空心化的村庄重新振兴起来。第三点，我觉得这部小说和其他小说不一样的是，这部小说有很强大的操作性和实践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很多小说是在提供知的问题，而这部小说是在提供行的问题。其他小说可能提供一些认识论上的指导，但是这部小说直接提出了我们如何去改造这个世界，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行动的过程。作者有很丰富的行政经验，所以在这部小说里看到大段的一二三四五，我恰恰觉得一二三四五是这个小说的精髓所在，我愿意看的可能也是一二三四五的部分，因为它以一个逻辑缜密的论证环节提出了发展所需要的几个步骤，可能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吧。

刘汀（《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很多内容和故事的价值，刚才各位老师们都已经说得特别多了。尤其是人物形象上，作为小说来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很难的，而且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在各方面符合文学性又符合主流的价值观念对于新时代青年的要求的人物形象，是很难的。我觉得刘书雷和张正海一开始打动我的也是这两个人身上的精气神，他们就是要做事，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不管以什么样的姿态，他们就是要做成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实际在我们很多的青年人身上是有的。但是我们文学领域这些年写稍微消沉一点的形象多，更积极正面的文学形象比较少一些。我从这里面看到了原来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的方式或者说文学气质。我觉得刘书雷、张正海身上有这样的因子，接续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写作里面很有价值的。还有，这部小说能看出写这样的题材，刚才好多老师都提到了，表现出了一个写作者非常敏感的触角。真正写这样的题材，又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部书里面涉及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搬迁的问题、网络舆情、年轻人返乡、留守儿童，涉及的面还是很广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识，写到了沿海这一代的文明、乡土的气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乡土文学都是北方性的，都是莫言的、贾平凹的、刘震云的这样的乡土，其实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南方的乡土或者以水为主的，有水、有海洋、有湖泊的人情世态风景，在我们所谓的乡土文学的话语体系里有点被遮蔽掉。其实这两年面对着海洋，面对着开放性的文学书写正在慢慢地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些小说的出现也预示着文学写作和关注的焦点，从一个纯粹的乡村性的中国到更现代性，具有海洋视角和风采的转变吧。

陆永建（福建省第二批赴平潭挂职干部领队、平潭文联主席、援岚代表）：首先，对《海边春秋》的出版表示祝贺！关于本书体现的新时代文学性、人民性等问题，我已写过一篇读书心得，3月27日《光明日报》已刊发，今天中国文艺评论网又进行了转发。这里就不再重复说了。

平潭综合实验区既是对台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海峡两岸“共同家园”“一岛两窗三区”和自贸区建设是国家战略，综合实验区在中国仅此一个，具有对台深度融合的特殊使命。所以，这里的干部挂职不等同于一般的基层锻炼，不是支援地方建设，而是高起点、高要求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要求挂职干部不仅立足岗位尽职履责，还要做到工作前瞻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等。

我有幸作为福建省第二批挂职干部领队，带领560名干部在平潭挂职3年。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有博士19名，正副高级技术职称技术人员98名。刚到平潭挂职时，我就立足于平潭的战略定位和发展使命，给大家提出一个命题：为什么到平潭，到平潭做些什么，离开平潭留下什么？带着这个命题，我们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活动，先后出版了12本书，留下了3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为陈毅达同志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源泉。

这里我想简单谈谈典型人物和特殊地域的相关情况。刘书雷作为小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其实是19名平潭挂职博士的一个综合体，是时代精神的凝聚体现，因此本书具有如刚才诸位专家所说的报告文学色彩;而关于小说中描写的蓝港村，其原型就是平潭的北港村，这是我主抓的一个实验点，这个村很美，在开发开放中涌现出许多新事物新气象，小说里出现的很多人物、事件都是鲜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由于小说的篇幅所限，作者可能有很多东西不能展开去写，其实这里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探索挖掘。

平潭原来是个孤岛，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正是综合实验区的伟大战略赋予了它生机和活力，促使它成长为一座时代新城。作者正是带着深刻而前瞻的眼光，发现平潭独特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纷繁的生活万象中提炼出崭新的时代精神，传递正能量，发出时代之声，才让小说具有如此动人的精神力量。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大家都认为写当下生活的长篇小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毅达主席的《海边春秋》确实是一部卓具新意的现实题材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年，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刻画了这个时代的时代新人形象，特别是时代青年的群像。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主观倾向性完美的统一，也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作家采用的是新时代的新叙事，涉及新时代诸多的新元素、新要素，对新时代的书写是令人信服的、真实可信的。作品也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是一部成功的优秀的现实题材的作品。

责任编辑 石华鹏

影视时代小说管理论文 篇2：

小说改编影视剧所引发的侵权问题研究

摘 要：近年来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浪潮盛行，多部小说被搬上荧幕，IP这个概念被频频提及，为国产剧的输出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在市场前景大好的同时，也多次曝出了不少大热的电视剧原著涉嫌抄袭。本项目从原创作者维权不易的尴尬困境，侵权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背后的利益关系，和观众对于著作权保护的淡薄意识角度出发，具体分析小说改编影视所引发的侵权行为。针对如何解决著作权诉讼案件难的问题，为原创者提供维权建议，保护原创者的利益，普及大众的知识产权意识。

关键词：著作权;抄袭;小说改编影视剧

一、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精神需求的增长，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百花齐放。小说和电视剧是人们重要的精神文化来源。如何鼓励作品创作，如何保障创作者的权益，如何监管文艺作品市场成为了新的难题。文艺作品井喷的时代，也存在着大量的抄袭作品鱼目混珠，部分作者抄袭他人作品出版从而获利。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将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上映的盈利模式，抄袭的获利更是成倍地增长。这不但严重挫伤了原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侵犯了原创作者的权益，更扰乱了文艺作品创作的市场，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我们在此对抄袭屡禁不止背后原因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措施，力求解决这一难题。

二、原因

对于“抄袭”和“剽窃”的概念区分，在立法上，1990年《著作权法》将这两个概念并列写进了法条中。尽管在2001年《著作权法》中删除了“抄袭”的表达，但《国家版权局关于如何认定剽窃行为给青岛市版权局的回复》中提到：“著作权法所称抄袭、剽窃，是同一概念，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①为适应大众的表达习惯，故本文统称为抄袭。

（一）法律制度层面的原因

1.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立法现状

目前这方面的立法体现在《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此外，立法中并没有对“剽窃”、“抄袭”等概念作出定义。

纵观我国著作权侵权相关法律法规的演变，笔者发现，我国《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曾在第十五条中明确规定：“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2500字或被引用作品的十分之一”;“凡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所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但是，这一实施细则已在2003年12月4日《国家版权局废止一批著作权管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發文中被废止。因此，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抄袭的比例已无明确规定。

2.现行法中的处罚规定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同时，第五十二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对于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可以没收违法所得、侵权复制品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财物。”

然而在实践中，对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的计算和证据的取得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赔偿数额往往只能适用兜底条款，即判处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但是，结合如今的市场实际，热门小说改编的IP剧收益往往不止五十万，如此可见，法定赔偿标准已远落后于现实，对于限制侵权主体已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二）原创作者维权困难

1.鉴定困难

文学作品作为影视剧改编的来源之一，却有多部IP剧在播出后被爆出原著小说涉嫌抄袭，引发大众的不满。针对此现象，仅依靠道德谴责和舆论约束是不足的，还需要有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和约束。但我国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仅限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列举性规定，其将“剽窃他人作品”作为著作权侵权的方式之一，对剽窃的认定缺乏实质性标准和方法。这会导致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判决结果缺乏一致性，既无法在司法上对该类案件进行指导，也不利于著作权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是专业鉴定机构的数量少，鉴定难度大。目前知名的专业鉴定机构有北京影视著作权专家鉴定委员和四川西部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等，但远远不能满足数量大、占比高的影视类著作权案件的需要，加上这类案件不时有新情况、新问题发生，更加剧了鉴定难度。不仅如此，一部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原著的文本字数就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更不用说由其改编而成的剧本，其中涉及到的表达形式、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等都需要一一捋清。可以说，鉴定工作相当耗时耗力，这无疑是著作权保护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2.举证责任分配难题

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小说著作权侵权案件特别的举证规则，依旧按照民法中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实务当中原创作者需要提供的证据包括确认权利归属的证据、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和证明侵权赔偿数额的证据。但在著作权诉讼实践中都普遍存在“取证难”的问题，这也导致相应的“举证难”的问题。

首先，大部分的证据都在侵权人手中，例如相关的影视改编合同、小说出版合同等。其次是著作权侵权鉴定需要一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绝大部分的证据都需要专业鉴定才具有证明力。然而如上文所述，我国目前并未建立统一的鉴定标准以且未配备足够的鉴定机构。原创作者往往难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再者，侵权者多以“巧合”“借鉴”“致敬”作为抗辩理由，需要原创作者举证排除上述情形的可能性来证明侵权行为的成立，这无疑是加大了原创作者的举证难度。

3.维权成本高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实践中，维权合理开支主要包括律师费、公证费和其他取证费用、为诉讼花费的交通食宿费、诉讼材料印制费等。②加上因法院不完全支持原告诉求而需原告承担的部分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以上构成了著作权人在诉讼方面维权的经济成本。根据2008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北大法意数据库收录的所有著作权侵权民事案件为数据来源，我们得知，原告维权总经济成本最低为30元，最高为25.96万元，平均为6883元。也许经济成本从数值上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高昂，但这仅仅只是诉讼方面的经济成本，还不算前期的准备工作花费以及为了诉讼而产生的误工费用。

第二，在实践中，除经济成本以外，时间成本也是一大因素。相比较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更加影响权利人的维权意愿。实践中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周期长，根据《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实证研究—以维权成本和侵权代价为中心》提到的数据，在2039件著作权有效判决书中，经统计得到，诉讼周期平均为7.27个月，最短为0.63个月，最长为32.23个月。综上，维权难度因为不断叠加的维权成本而显得高不可攀，这将直接打击权利人的维权意愿，不利于权利人维护自身权益，也解释了部分原创者为什么不愿意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原因。

4.维权收益低

如前文所述，在法律法规上，由于目前对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的计算存在较大的困难，赔偿数额往往只能适用最后的兜底条款，即判处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即使维权成功，原创作者最多只能获得五十万元的赔偿。在如此低的赔偿标准下，原创作者却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实在是得不偿失，从而让其望而却步。再者，由于诉讼难度大、证据不足等原因，一些原创作者可能无法维权成功，这样一来，不但诉讼成本难以收回，可能还会遭受舆论压力，这对原创作者而言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三）侵权人有利可图

一方面是原创者的维权困难和维权的“得不偿失”，而另一方面，是侵权人获得的巨额经济利益。

首先，抄袭本身并不需要耗费太多智力劳动，只需要把他人的现成作品全部或者部分地截取，或原封不动，或略作改动，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无需太多构思和苦思冥想，抄袭行为本身就是非常低成本的行为。

第二，随着科技的进步，抄袭已经不局限于阅读他人作品后截取需要的内容人工进行复制粘贴，“先进的”写作软件作为“抄袭神器”已经十分普遍。在某宝网站输入“写作软件”这一关键词，一共出现4796条搜索结果，销售排名第一的软件月销274件，销量可观。此类写作软件功能强大，软件的数据库里从人物起名，到外貌描写，场景描写，情节设定，应有尽有。笔者在和客服的沟通中得知，数据库的素材就来源自各种小说。依靠此类软件，任何人在没有任何小说写作经验的情况下，仅靠数据库内容的拼接，十分钟内“写出”近千字，可见抄袭之便捷，效率之高。

第三，互联网的发展大大扩宽了抄袭素材的来源渠道并提高了获取的便利性。互联网能够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联结起来，突破地域的限制。在网络搜索引擎上直接输入书名、作者名或者需要的素材类型，就能找到大量的素材。许多阅读网站作为文字作品集中的发表网站，同时也是侵权人的“素材网站”。素材来源的广阔性和获取的便利性，进一步降低了侵权的成本。

第四，如前文所述，即使侵权人被法院判决要求赔偿，大部分也不超过五十万元的最高赔偿数额。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出版以及其改编成影视剧的巨大收益。能够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必定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小说。作者的收入一般来源于实体书版税以及把版权卖给游戏、漫画、动漫周边和影视剧制作方。其中收入占比最大的就是将版权卖给影视剧制作方所取得的收入，根据某网络作家的采访，如果同时担任编剧的话，一集电视剧可以收入几万元不等，此外还有电视剧收益分成。综合上述原因导致的低成本高收益，许多作者生怕错过赚钱成名的机会，抄袭现象屡禁不止。

（四）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淡薄

除上面的三点原因外，消费者对著作权保护意识的淡薄也是一大原因。消费者作为这条利益链上的最后一环，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淡薄意识同样是扎进原创者心中的一把利刃。不少观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足，对小说抄袭后又加以翻拍的行为并不认为有很大的过失。

笔者在曾发布过一份调查问卷，调查大众对抄袭小说翻拍成影视剧的看法，根据调查问卷数据显示，仅有6.91%的调查者对著作权及著作权保护十分了解，41.01%和44.24%的被調查者认为对著作权及著作权保护有大概或部分的了解。可见，大部分的被调查者对于著作权及著作权保护有所了解，却认识不深。根据社交网络上网友提供的调色盘及文章分析比对，笔者选择了几部涉嫌抄袭的电视剧进行调查。经调查发现，58.37%的被调查者知道这些剧是抄袭的，但却依旧选择观看。

另外，在651份调查问卷中，47.47%的被调查者认为对抄袭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应该予以抵制，19.51%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应该抵制，因为原著小说的抄袭与电视剧没有任何关系，26.73%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还有6.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抵制，理由多为：“小说抄袭与电视剧无关”、“电视剧拍得好看无所谓”、“一个人的力量太弱小”等。

投资者和影视公司之所以不理会小说涉嫌抄袭也要翻拍，就是看中其背后的利益。出品方深谙观众的内心所想，所以翻拍时穷尽所能地用演员、布景、后期等观众能够明眼看见的元素来吸引观众。在调查问卷中也有人写到，只要剧情好看，不管是不是抄袭的也会看。这样的心理，岂不是正中出品方的下怀？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消费者，如果我们对此种现象的宽容度能够予以抵制，也是对原创作者的一种安慰和支持。

三、解决措施

（一）明确判定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没有对“抄袭”做出明确界定，仅在第四十七条中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要打击抄袭，就要先界定什么是抄袭。因此，应当首先对抄袭作出法律界定。笔者认为，抄袭的定义如下：即对他人的作品部分或者完全地照搬照抄、删改重组的行为。具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单纯地照搬照抄他人作品内容。第二种，对他人作品进行删减、篡改、更换表述方式，但实质内容与他人作品实质相似，也就是通称的“洗稿”，例如把“他感到痛苦万分”改成“他觉得心如刀绞”。第三种，抄袭他人作品中的要素，例如框架、人物关系、人物设定等。这三种情况并非一旦出现就判定为抄袭，而是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条件。

对于第一种情况，照搬照抄的内容需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才能判定为抄袭。我国文化部曾经颁发《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现已失效），其中第十五条规定：第十五条：（一）“适当引用”指作者在一部作品中引用他人作品的片断。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两千五百字或被引用作品的十分之一。实践中业内人士也通常将比例定为10%。基于行业内的实践已经有了相对一致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一标准应定为10%。此种情况又可细分为两种：只抄袭一部作品即达到这一比例及以上，或者抄袭多部作品，抄袭部分相加超过这一比例，定为抄袭。

对于第二种情况，虽然更换了表述，但侵权作品抄袭了原创作品最有价值的实质内容。这一情况无法直接量化判断，需要以普通观察者的视角对两部作品从整体上判断是否有实质相似。对两部作品的立意、情节、结构框架、人物关系等整体进行对比，判断是否能够混淆普通读者。如果能，便可判定为抄袭。

对于第三种情况，也是最为抽象的一种情况，则需要进行“剥离对比”，即把疑似被抄袭作品中认为与原创作品相同或极为相似的要素进行剥离，若剥离后作品还能独立存在，则不构成抄袭，若剥离后作品已不能独立存在，则构成抄袭。市面上的文字作品浩如烟海，想要创作出一部和其他作品没有任何相同或相似之处的作品，并不现实。一部作品的要素，例如情节，框架，人物关系，人物设定等，多少会和其他作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一部作品最有价值的核心部分必须是原创。如果将相同或相似之处剥离，作品就不能独立存在了，证明被剥离的部分是作品的核心部分，核心部分为抄袭，那么整部作品就应当判定为抄袭。但如果剥离之后作品依旧可以独立存在，则证明相似之处只是旁枝末节，其核心部分依旧有原创性，不构成抄袭。

综合上述分析，应当明确上述的三种抄袭情况和相应的判定方法，统一适用，才能为抄袭与否提供判断标准，为原创作者提供维权的依据与前提。

（二）提高赔偿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对于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有三种选择，即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侵权所得）、以及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的赔偿（法定赔偿）。③在以上三种方式的选择上，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明确了选择的先后顺序：首先以实际损失为准，若损失难以计算，则以侵权所得为界;若实际损失和侵权所得都难以计算，则以法定最高五十万元的赔偿数额作为兜底条款。

表面上看法律规定得十分详细，但在实践中，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从2008年——2012年4000余件案件中得到的分析数据可知，高达78.54%的著作权案件在最终选定损害赔偿认定方式时选择了法定赔偿。因为知识产权无形性和专业性，难以准确地估计被侵害的著作权的价值，诉讼请求要求賠偿的损失金额难以计算。加上侵权所得的证据多掌握在侵权人手中，原创作者举证不能，这又导致侵权所得这一赔偿要求也多不能为法院支持。因此实践当中多采用法定赔偿数额。在许多侵权案件中，最高五十万的法定赔偿既不能填平原创作者的损失，也低于侵权人的侵权所得，显得不甚公平。

首先，针对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难题，应该明确所争议的著作权的价值，包括市场的竞争优势、应用价值和产业化前景。应当建立相关的权利估值鉴定中心，从经济学原理出发，综合作品的竞争优势、应用价值和经济前景，评估出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数值从而向法院提出诉求。

对于侵权所得举证难的问题，因为侵权人获利的证据更多存于侵权人与利益第三方之间的内部协议，并不公开，权利人单方面很难举证。应当允许原创作者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法院也应发挥相应的司法能动性积极介入进行取证。

法定赔偿虽然对原创作者的权益起到兜底保障的作用，但法定赔偿限定的五十万元上限，却限制了原创作者的权益。相较于原创作者的损失和侵权人的所得利益，五十万元显得过低。但如果单纯地将数额上限拔高，基于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法律的滞后性，也会无法适应未来快速发展的形势。故笔者认为，应该在数额拔高的同时，建立法定赔偿金分档机制，结合侵权人主观过错的程度，使得司法裁判得以细化操作。例如美国法院根据其《版权法》第504条第3款的规定，以行为人主观状态为标准，以无过错、轻过错和有过错的具体情节，分为三档计算。④而我们国家的分档标准，可以结合侵权的情节严重（如侵权持续时间、侵权犯规和规模等）以及侵权人的过错逐一分档，使得在最后兜底适用法定赔偿时也能够较大程度地保障原创者权利。

另外，还可以引进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赔偿制度，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都选择把这一制度作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基本方法，《著作权法》却选择忽略这一方法。但是，《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似乎要改变这一状况，⑤将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作为赔偿数额确定的标准。著作权的许可使用费能够反映出相关受众或者社会公众对作品的认可度和价值判断，即观众是否买单的衡量标准。基于上文对于著作权作品价值的描述，在此将著作权的许可使用费作为确定标准是自然而然的。

在201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关于这部分的规定，将现行著作权法关于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顺序性规定修改为选择性，即允许权利人在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以及一百万元以下的数额之中进行选择。同时提高了法定赔偿数额、增加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适当增加了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这对于原创者而言无疑是好消息。其次在行政法律责任方面，根据著作权行政执法的实践需要，一方面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了罚款的数额，将罚款的倍数由非法经营额的3倍提高为5倍，将10万元提高为25万元，另一方面增加了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手段，特别是查封扣押权。⑥可见国家愈加重视著作权保护，遏制侵权行为的决心，从而激发原创者的积极性。

（三）完善机构

目前我国已设立的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中只有三到四所具有著作权鉴定资质，且机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与著作权鉴定工作庞大的工作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所以笔者建议各省司法局可以在增加知识产权鉴定机构数量这方面着手，缩小鉴定机构和鉴定工作量之间的差异。

此外，2017年3月20日，北京影视著作权专家鉴定委员会揭牌。这个由行业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有望为影视著作权案件侵权的认定奠定技术基础，同时也希望这个委员会可以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

（四）增强公众意识

大众对于著作权保护意识的淡薄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种现象的猖獗，应对加大对著作权的宣传力度，使观众自发抵制抄袭行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对原创者的伤害。

1.深入开展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因此各政府机构应当好好利用微博、微信、头条号等网络平台普及法律，让大众进一步地了解法律。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针对性地向公众开展普法工作。如各大高校可以召开对法律法规的解读研讨会、社区可以摆摊宣传等等。

2.公开司法判例

许多著名案件只是在舆论上沸沸扬扬，却少有法律上的判决结果流出，往往舆论过后就归于沉寂。公开的司法判决能够起到引导与教育社会大众的作用。对于大众而言，公开案件结果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侵犯著作权的性质与法律后果，从而加强尊重著作权的意识。对于被侵犯著作权的原创作者而言，公开案件结果能够鼓励他们勇于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五）加大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投入

运用著作权法维护自身权益存在一定的门槛，需要搜集大量的证据，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许多原创作者的经济条件并不足够支付昂贵的律师费，也无法抛下写作事业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漫长的诉讼中。对此笔者认为，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尝试设立一些针对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援助机构，配备相关的鉴定和法律人才，在法律层次方面帮助广大被侵犯著作权的原作者，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四、结语

在日益重视精神文化需求的今天，保护著作权，维护原创作者的权益，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日益重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仅寄希望于道德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完善相应的制度并提高全社会的著作权意识，法律界、文艺界、普通公众共同努力，推动创作百花齐放。

[ 注 释 ]

①周柳.剽窃的认定研究[D].中南民族大學，2012.

②詹映，张弘.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实证研究——以维权成本和侵权代价为中心[J].科研管理，2015，36（07）：145-153.

③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J].中外法学，2016，28（06）：1480-1494.

④王迁，谈天，朱翔.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与反思[J].知识产权，2016（05）：34-39.

⑤杨方程.论知识产权全面赔偿数额之确定[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8，31（03）：69-76.

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说明”.

[ 参 考 文 献 ]

[1]周柳.剽窃的认定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2.

[2]王国柱.作品剽窃司法认定的关键问题评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7（09）：67-69.

[3]陈岚，秦拓.我国著作权诉讼若干基本问题探讨[J].法学评论，1995（03）：39-44.

[4]陈锦川.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J].人民司法，2007（05）：77-80.

[5]杜洋.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2018.

[6]刘琼欣.网络小说著作权侵权责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

[7]袁宏林.网络商业小说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7.

[8]王小文.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制度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18.

[9]李新.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研究[J].法制博览，2018（04）：195.

[10]杨方程.论知识产权全面赔偿数额之确定[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8，31（03）：69-76.

[11]詹映，张弘.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实证研究——以维权成本和侵权代价为中心[J].科研管理，2015，36（07）：145-153.

[12]吴汉东.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过错责任推定与赔偿数额认定——以举证责任规则为视角[J].法学评论，2014，32（05）：124-130.

[13]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J].中外法学，2016，28（06）：1480-1494.

[14]宋明媚，林丽清.基于卡方齐性检验的网络小说抄袭的判定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7（07）：61-63.

[15]王迁，谈天，朱翔.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与反思[J].知识产权，2016（05）：34-39.

作者：陈洁璇 谢菲 张妍 张滢钰

影视时代小说管理论文 篇3：

为什么我们依然热爱阿加莎·克里斯蒂？

世界上最暢销的书，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莎士比亚，第三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人人都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者自以为知道。那么考考你：什么是“country house mystery”？什么是“cosy crime”？什么是“Golden Age detective novels”？“whodunnit”又是什么？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全球热映标志着阿加莎推理小说的银幕改编迎来90周年，猜一猜在迄今为止六十多部主要的影视改编剧当中，哪一部最为成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侦探小说女王”究竟有何魔力，让我们今天依然热爱她的作品？

Everyone knows Agatha Christie， or at least， we think we do. If we haven’t perhaps read as much of the output of the archetypal British mystery writer as we should have done， we’re familiar with her work through the dozens of screen adaptations of her timeless whodunnits.1

Dame 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 also Lady Mallowan， also Mary Westmacott， the name under which she wrote a clutch of romance novels， was born on 15 September in 1890.2 Her work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the trope of the country house mystery， the landed gentry and Jazz Age good-time boys and girls whose ordered， privileged world is suddenly thrown into disarray by the fly in the ointment of a rather awkward corpse found in the library， or on the croquet lawn.3

Agatha Christie spawned a sub-genre of crime， commonly called today “cosy crime”， and her children can be found in everything from Murder， She Wrote to Midsomer Murders to Death in Paradise， where a dead body is a puzzle， an enigma， a knot just waiting for a clever sleuth to come along and unravel it and save the day.4

And that’s often what we think of when we think of Agatha Christie， a game of Cluedo brought to life， death a mere inconvenience for the living…and the way to root out a cunning murderer who’s covered their tracks just insufficiently to properly put off a gutsy Miss Marple or thoughtful Hercule Poirot off the scent.5

Just don’t say that to James Prichard. He is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Agatha Christie Ltd， the body set up to manage the queen of crime’s literary estate6 and also to license her works for adaptation. He’s also the great grandson of the woman himself， so knows whereof7 he speaks.

“It’s one of my pet hates8 when people use the term ‘cosy crime’，” says Prichard. “Agatha didn’t think murder was in any way cosy. She is often quite underrated regarding her stories and characters. She wrote about people， and the effects that murder had upon them.”

Prichard and his team are the custodians of Agatha’s legacy and carefully choose the projects that will come to fruition based on her work from among the many requests they get.9 The final quarter of 2017 is something of a bumper period with the latest of the BBC’s excellent Sarah Phelps-penned adaptations， Ordeal by Innocence， a highlight of the Christmas schedules.10

Before that， in November， we get a star-studded—perhaps the most starry ever—cinematic adaptation of her classic Poirot novel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11 With Kenneth Branagh directing and taking the role of the shrewd Belgian sleuth， the movie also features a cast list to drool over.12 Johnny Depp， Judi Dench， Michelle Pfeiffer， Daisy Ridley， Derek Jacobi， Penélope Cruz， Willem Dafoe， Olivia Coleman…there’s barely a buffet car waiter in this movie who doesn’t have a CV as long as your arm.13

It’s perhaps a story we think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But perhaps think again. A question for you： in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whodunnit？ Can you remember？ If you can’t you’re not alone.

Fox14， who is behind the new adaptation， did a little bit of market research which found that around 90 percent of those surveyed who thought they fully remembered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couldn’t actually remember the ending too well. Which is perhaps not hugely surprising； unless you’re a Christie connoisseur15 who’s read all the books， you might only have seen the film or TV adaptations. You’ll remember the big one， of course， with Albert Finney as Poirot and among the suspect list Sean Connery， Ingrid Bergman， Lauren Bacall， Vanessa Redgrave， John Gielgud.16 But that was made in 1974， and Branagh’s take on it is the first big screen outing for the story since then.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will mark almost 90 years of Agatha Christie adaptations. The very first one was in 1928， when the film industry was really in its infancy， and only eight years after Agatha’s first published novel， 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17. That first movie was The Passing of Mr. Quin18， based on one of her short stories. Don’t worry if you haven’t seen it， there’s probably nobody alive that has. The prints of it have long been lost to history， and nothing remains of it.

Between that film and the recent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65 main adaptations on TV and film， not counting the various TV series featuring perennial19 favourites Miss Marple and Poirot. But what is it about Agatha’s work that is so eminently adaptable？

Mark Aldridge is the author of Agatha Christie on Screen， published late in 2016 by Palgrave Macmillan20， and he says her appeal is twofold. “The main reason， of course， is that they’re just really good stories，” he says.“There’s no getting away from that. It’s sometimes too easy to underestimate just how brilliant her plotting is. On a superficial level， people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get with a Christie adaptation. You know it’s going to make sense at the end， that the audience is not going to feel put out21 or cheated.”

“But the other aspect is that there’s a deep psychological level to Christie’s work. You can watch a film of her work purely for the plot， but you can also watch it for insights into the character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s. She was a great observer of people and often put traits of people she knew into her characters.”

There’s something about Agatha’s work that gives it an enduring appeal. There have been attempts to set her plots in the modern age—there was a fad for it in America in the 1980s—but there’s always a problem with updating crime stories from the Golden Age…once you throw modern technology into the mix， perhaps DNA or mobile phones or CCTV， the plots are sometimes made redundant， the brainpower of the sleuth sidelined.22

For Aldridge， the best adaptations are those set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books were written. And don’t forget， Agatha wrote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60s， so the world was constantly changing around her， and her stories evolved to match.

“There’s perhaps a sense of nostalgia about her work，” he says. “There’s a part of us that likes to see village greens and country houses， ships steaming up the Nile23. Christie was a very visual writer， and she was very well travelled and used a lot of exotic locations she had actually visited.”

For Aldridge， the best adaptation is Billy Wilder’s 1957 take on The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which he thinks is a case study in how to adapt Christie.24 “The basic plot is there but Wilder adds something of himself to it， there’s some comedy， and that elevates it from being a standard murder mystery.”

But， he says， Christie was never too enamoured25 with any adaptations of her work. She fancied herself as a screenwriter and wrote a script for an adaptation of Charles Dickens’ Bleak House，26 but it was never made. And although she had no personal beef with Margaret Rutherford， who played Miss Marple in a series of films in the 1960s， she reportedly hated the movies， says Aldridge.27 Christie’s own favourite， like his， was the Billy Wilder movie， and she is thought to have approved of the big 1974 adaptation of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though by then she was 84 and died not long after， in January 1976.

Prichard remembers well his great-grandmother， and the day she died. “I always remember my dad saying she was a good listener. She was a keen observer of human life and what makes people do extraordinary things.”

And that’s at the crux28 of Christie’s work. The deaths at the centre of her stories are not just plot devices， not Hitchcockian McGuffins29 to drive the story but with no real substance； they are the very reason for the story， and the things that drive people to murder are what really concerns her.

人人都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者自以为知道。这位英国推理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其凶杀悬疑小说历经时间洗礼而魅力依然，前后数十次被改编成影视剧。即使我们没有读过几本她的小说，也会通过这些影视剧对她的作品有相当的了解。

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克里斯蒂女爵士，又名马洛温爵士夫人，或者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她用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组言情小说），诞生于1890年9月15日。她的作品已经成为乡村别墅疑案小说常用主题的同义词。这类小说往往描写坐拥地产的绅士阶级和爵士时代纵情享乐的青年男女，他们秩序井然的特权世界忽然被“圣油里的苍蝇”搅得一团糟，而这件大煞风景的恼人事，就是在图书馆或者槌球草坪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令人感到相当棘手。

阿加莎·克里斯蒂催生了犯罪小说的一种亚类型，今天通称为“舒适犯罪小说”。她的后代形形色色，从《她书写谋杀》到《骇人命案事件簿》到《天堂岛疑云》。在这些侦探剧里，一具死尸就是一个谜语，一道难题，只等一位智慧过人的侦探偶然到场，解开疑团，化解危机。

当我们想到阿加莎·克里斯蒂时，通常会把她的作品当做“妙探寻凶”游戏的现实生活版，死亡对生者而言不外乎一件难以处理的麻烦事……我们也会思考如何搜寻狡猾的凶手，他们在掩盖作案痕迹时总是留有破绽，被不畏艰险的马普尔小姐或者足智多谋的赫尔克里·波洛抓住线索。

这些话可不能说给詹姆斯·普理查德听。他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有限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这个机构旨在管理“犯罪小说女王”的文学遗产，并授权将她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他本人是女作家的曾孙，所以知道自己说话的分量。

“每当人们使用‘舒适犯罪小说’这个说法，我都会感到很气愤。”普理查德说，“在阿加莎心目中，谋杀和舒适完全不搭界。她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成就常常受到低估。她写的是芸芸众生，以及谋杀案对他们产生的种种影响。”

普理查德及其团队是阿加莎遗产的看护人，他们收到许多改编作品的请求，从中精心挑选那些会顺利完成的计划。2017年的最后一季可以说是个丰收期，英国广播公司的金牌编剧莎拉·菲尔普斯执笔将《无妄之灾》改编成电视剧，这次最新改编成为圣诞节目表的一大亮点。

在那之前，也就是11月，她的经典波洛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搬上大银幕，这次改编明星荟萃，或许是影史上明星阵容最为强大的改编电影。肯尼思·布拉纳担任导演，并领衔主演机敏的比利时侦探。其他演员的名单也令人着迷，为影片增添了号召力。约翰尼·德普、朱迪·丹奇、米歇尔·菲佛、黛茜·雷德利、德里克·雅各比、佩内洛普·克鲁兹、威廉·达福、奥莉薇亚·科尔曼……在影片里，随便一个餐车服务员的个人简历都和你的手臂一样长。

影片的故事情节，我们可能都自以为非常熟悉。可是果真如此吗？考考你：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谁是凶手？你记得起来吗？如果你记不起来，那么你的回答并不是个别现象。

福克斯，新版改编电影的投资方，进行了小规模的市场调研，结果发现，那些觉得自己完全记得《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被调查者，有90%对于结局记不太清楚。这一结果或许并不怎么令人吃惊；除非你是克里斯蒂专家，通读过她的所有著作，而你很可能仅仅看过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当然，你会记住经典电影版，阿尔伯特·芬尼扮演波洛，饰演嫌疑犯的演员包括肖恩·康纳利、英格丽·褒曼、劳伦·白考尔、瓦妮莎·雷德格瑞夫和约翰·古尔古德。可是那部电影是1974年拍摄的，布拉纳版是自那以后第一次对小说进行电影翻拍。

《东方快车谋杀案》标志着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影视改编即将迎来90周年。第一次改编发生在1928年，此时电影工业还处于摇篮时代，距离阿加莎发表长篇小说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不过短短八年。这第一部电影就是《神秘的奎恩先生》，改编自她的一篇短篇小说。如果你没看过这部电影，别担心，在世的人大概谁都没看过。这部作品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云，没有任何片段残留下来。

在《神秘的奎恩先生》和新翻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之间，不算一直以来深受观众喜爱的马普尔小姐和波洛为主角的各种电视剧集，总共有超过65部主要的影视改编。可是阿加莎的作品究竟有何特质，可以被如此成功地改编为影视剧呢？

马克·奥尔德里奇的专著《影视改编中的阿加莎·克里斯蒂》2016年底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她的吸引力有双重原因。“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她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说道，“这一点不容忽视。她的情节设计精妙绝伦，有时候却很容易受到轻视。往浅里说，人们都很清楚，看一部克里斯蒂作品的影视改编，自己会得到什么。你知道故事结局总是会真相大白，观众不会感到心烦意乱或者上当受骗。”

“可是另一方面，克里斯蒂的作品还存在深层挖掘人物心理隐秘的一面。你可以纯粹为了满足情节瘾观看根据她作品改编的电影，可是你也可以借此洞察各色人物和人类境况。她是芸芸众生的杰出观察者，经常把她身边熟人的显著特征赋予她笔下的人物。”

阿加莎的作品拥有某种特殊魅力，使得阿加莎热经久不衰。有人试图把她的故事情节搬演到现代——20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在美国风靡一时——可是把犯罪小说从“黄金时代”移植到现代总是存在一个问题……一旦你在混合体中掺杂了现代技术，可能是DNA或者手机或者闭路电视，阿加莎作品的情节往往就变成了累赘，偵探的神奇智慧也变得无足轻重。

对于奥尔德里奇来说，最优秀的影视改编都是把故事发生的年代设置在原著写作的年代。别忘了，阿加莎的创作从20世纪20年代延续到60年代，所以她周围的世界不断发生变化，而她的小说与时俱进。

“她的作品或许唤起了某种怀旧感，”奥尔德里奇说。“在内心深处，我们乐于看到碧草如茵、别墅俨然的乡村美景，轮船喷着蒸汽在尼罗河上航行。克里斯蒂是非常形象化的作家，拥有丰富的旅行经历，她作品里很多异国情调的场所都是她亲身游历过的。”

对于奥尔德里奇来说，最优秀的影视改编莫过于比利·怀尔德1957年执导的《控方证人》，他认为这部电影为如何改编克里斯蒂提供了范例分析。“基本情节原作里都有，可是怀尔德在电影里加入了个人风格性元素，影片具有喜剧色彩，由此超越了普通的凶杀悬疑电影，成为影史杰作。”

但是，他又说，克里斯蒂对于自己作品的影视改编极少感到满意。她自命为剧作家，曾为根据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改编的电影撰写脚本，可是这部电影从未开机。玛格丽特·卢瑟福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电影中饰演马普尔小姐。据奥尔德里奇所言，尽管克里斯蒂与卢瑟福并无个人龃龉，但据说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些电影。和他一样，克里斯蒂本人最喜爱的改编作品是比利·怀尔德的电影。对于1974版经典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想来她也应该感到满意，不过当时她已经是84岁高龄，不久以后，也就是1976年1月，她便与世长辞了。

普理查德对于曾祖母以及她去世的日子记忆清晰。“我记得，爸爸老说她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对于人类的生活，对于是什么促使人们干出离奇的事儿，她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

而这一点恰好是克里斯蒂作品的关键所在。她的小说无不围绕死亡展开，这些死亡并不仅仅是情节设计手法，或者像希区柯克标志性的麦格芬手法那样，只是推动故事发展，却缺乏实质内容；这些死亡是故事发生的真正缘由，而驱动人们谋杀他人的动机正是她关注的核心。

1. output： 产品；archetypal： 典型的，有代表性的；mystery： 推理小说，疑案小说；timeless： 恒久美好的，不受時间影响的；whodunnit（whodunit的变体）： // =Who [has] done it？根据《韦氏大词典》，1930年书评家唐纳德·戈登（Donald Gordon）率先生造“whodunit”一词，该词迅速流行，至今仍然活跃，指读者的推理进程与侦探同步，直到故事结尾才揭示凶手是谁的凶杀悬疑小说（或电影、戏剧）。阿加莎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是这一形式的代表性作品。与之相对的侦探小说形式是inverted detective story（亦名howcatchem或howdunnit，可译为“反转型侦探小说”），故事一开始便告诉了读者案犯是谁，看点是侦探是如何与案犯斗智斗法，查明案件真相。

2. Dame： 女爵士，阿加莎1971年因文学成就被封为大英帝国女爵士，所以她的名字前面可冠以女爵士头衔；Lady：英国拥有某些爵位的贵族妻女的尊称，阿加莎的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1960年因考古学成就被封为大英帝国爵士，所以她又被称为马洛温爵士夫人；clutch：一群（人），一组（东西）。

3. synonymous： 与……同义的；trope： 常用主题或手法；country house mystery：乡村别墅疑案小说；gentry：（英国）（仅次于贵族的）绅士阶级；Jazz Age： 爵士时代，指爵士音乐和舞蹈风格在美英法等国广泛流行的20世纪20年代，至大萧条时期终止；goodtime： 一心追求享乐的；disarray： 混乱；a fly in the ointment： （习语）“圣油里的苍蝇”，形容大煞风景的恼人事；croquet： // 槌球游戏，在草地上进行，以木槌击球使之穿过金属圈。

4. spawn： 产卵，催生；cosy crime（cozy crime的英式拼写，亦名cozies）：“舒适犯罪小说”，犯罪小说的一种亚类型，犯罪和侦破往往发生在小范围的宁静怡人的社区，嫌疑人为上流社会人士，破案人为受过良好教育、直觉敏锐的业余侦探，故事聚焦于细致观察缜密推理的解谜游戏，这类风格的小说以阿加莎创作的马普尔小姐系列最为典型。与cozies相对的犯罪小说类型为hardboiled fiction（“硬汉派”侦探小说），系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一种反传统侦探小说，描写阴暗压抑的社会环境和暴力惊险的打斗场面，主人公多为作风冷硬、愤世嫉俗的反英雄。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和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为这类风格的代表作家；Murder， She Wrote：《她书写谋杀》，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84—1996年间播出的侦探剧，女主角杰西卡·弗莱彻被塑造为“美国版的马普尔小姐”；Midsomer Murders： 《骇人命案事件簿》，英国独立电视台自1997年起播出至今的侦探剧，剧情发生在风景如画、宁静怡人的英式乡村，与突发命案的骇人听闻形成强烈反差，吸引了众多阿加莎爱好者；Death in Paradise： 《天堂岛疑云》，英法两国联合摄制、自2011年起播放至今的侦探剧，剧情发生在美丽的加勒比海岛；enigma： 谜，费解之事；sleuth： 侦探；come along： （偶然）来到；save the day： （习语）转危为安，扭转败局。

5. Cluedo： “妙探寻凶”，英国1949年推出的经典凶杀疑案游戏；root out： （习语）搜寻；cunning：狡猾的；gutsy：（面对困难或危险）有勇气的，有决心的；Miss Marple and Hercule Poirot： 马普尔小姐和赫尔克里·波洛，阿加莎小说里最著名的两位侦探；put someone off the scent： （习语）（制造假象）使某人失去线索。

6. literary estate： 文学遗产。

7. whereof： （关系副词）=of what。

8. pet hate： 令人强烈反感的事。

9. custodian： 看守人；come to fruition： 取得成果，顺利完成。

10. bumper： （庄稼）丰收的；BBC： 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缩写；Sarah Phelps： 莎拉·菲尔普斯，英国广播公司编剧、制片人，著名作品如肥皂剧《东区人》，以及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查尔斯·狄更斯、J. K. 罗琳、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名著剧集；Ordeal by Innocence：《无妄之灾》，阿加莎1958年出版的长篇侦探小说，以业余侦探老姑娘马普尔小姐为破案主角。

11. star-studded： 明星荟萃的（stud： v. 密布于，点缀）；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东方快车谋杀案》，阿加莎 1934年出版的长篇侦探小说，以小个子的比利时退休侦探波洛为破案主角。

12. Kenneth Branagh（1960— ）： 肯尼思·布拉纳，英国男演员、导演、制片人和剧作家，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院长，曾在电影《敦刻尔克》中饰演波顿指挥官；shrewd： 精明的，机敏的；feature：以……作为主要特色或号召物；drool over： 对……痴迷，对……垂涎欲滴。

13. Johnny Depp： 约翰尼·德普（1963— ），美国男演员，全球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擅长扮演怪异带邪气的角色；Judi Dench： 朱迪·丹奇（1934— ），英国老戏骨，八度获得劳伦斯·奥利弗奖；Michelle Pfeiffer： 米歇尔·菲佛（1958— ），美国女演员，好莱坞当代最有才华的女星之一；Daisy Ridley： 黛茜·雷德利（1992— ），英国女演员，新生代星战女郎；Derek Jacobi： 德里克·雅各比（1938— ），英国男演员，两度获得劳伦斯·奥利弗奖；Penélope Cruz： 佩内洛普·克鲁兹（1974— ），西班牙首位走向世界影坛的女星，戛纳影后、奥斯卡最佳女配角；Willem Dafoe： 威廉·达福（1955— ），美国男演员，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Olivia Coleman： 奥莉薇亚·科尔曼（1974— ），英国女演员，金球奖最佳女配角；buffet car： 餐车。

14. Fox：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的簡称。

15. connoisseur： （艺术、美食、酒的）鉴赏家，行家。

16. Albert Finney： 阿尔伯特·芬尼（1936— ），英国男演员，在1974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扮演波洛为他赢得了第二次奥斯卡影帝提名，此外还四次获得奥斯卡提名；Sean Connery： 肖恩·康纳利（1930— ），英国男演员，第一代007扮演者，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和终身成就奖；Ingrid Bergman： 英格丽·褒曼（1915—1982），出生于瑞典，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演员第四名，凭借1974版《东方快车谋杀案》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此前两次问鼎奥斯卡最佳女主角；Lauren Bacall： 劳伦·白考尔（1924—2014），美国女演员，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Vanessa Redgrave：瓦妮莎·雷德格瑞夫（1937— ），英国女演员，两度荣膺戛纳影后；John Gielgud： 约翰·古尔古德（1904—2000），英国男演员，20世纪最伟大的莎剧演员之一。参演1974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明星，还有《惊魂记》男主角安东尼·帕金斯（Anthony Perkins， 1932—1992），作者却遗漏了。

17. 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阿加莎19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大侦探波洛第一次出场。

18. The Passing of Mr. Quin： 电影《神秘的奎恩先生》，改编自阿加莎的短篇小说《奎恩先生的到来》（“The Coming of Mr. Quin”）。

19. perennial： 持续多年的。

20. Palgrave Macmillan：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是国际性的学术和商业类图书出版机构。

21. feel put out： 感到恼怒或烦乱。

22. fad： 一时流行的风尚；the Golden Age （of detective fiction）： 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侦探小说在西方广为流行，谋杀案成了每一部小说必不可少的因素。“黄金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把创作当做娱乐读者的猜谜游戏，或者说是读者和作家（通过其虚构的侦探）的一种智力竞赛。阿加莎是“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善于利用扑朔迷离的布局、充满疑窦的人物创造许多假象，结局却峰回路转、出人意料；CCTV： 闭路电视（closedcircuit television的缩写）；redundant：冗余的；brainpower： 智力；sideline：使靠边，使降格。

23. the Nile： 尼罗河（非洲东部的一条河流），此处暗指阿加莎1937年出版的长篇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Death on the Nile）及同名电影。

24. Billy Wilder： 比利·怀尔德（1906—2002），好莱坞“黄金时代”最有才华的电影大师之一，执导、编剧多部经典黑色电影和浪漫喜剧；The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控方证人》，怀尔德根据阿加莎同名戏剧改编的法庭剧情片；case study： 范例分析。

25. enamoured： 喜爱的，迷恋的。

26. fancy oneself as： 自以为，自命为；Charles Dickens：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长篇小说巨匠，代表作有《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等；Bleak House： 《荒凉山庄》，狄更斯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一段凶杀悬疑的次要情节，是whodunit的早期范例。

27. have a beef with sb.：（习语）与某人意见不合，beef有牢骚、怨言的意思；Margaret Rutherford： 玛格丽特·卢瑟福（1892—1972），英国极负盛名的性格女演员。

28. crux： （问题的）关键，症结。

29. Hitchcockian McGuffins： 希区柯克标志性的麦格芬手法。Alfred Hitchcock：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 英美电影导演，“悬疑片大师”；McGuffin： 麦格芬，小说或电影的一种情节设计手法，指某人（物）并不存在，却是推动剧情发展、引发戏剧冲突、牢牢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关键，其存在使主人公的一切行为有了合理化动机。麦格芬是希区柯克标志性的电影手法，比如《三十九级台阶》中的秘密间谍组织“三十九级台阶”、《蝴蝶梦》中死去的前妻丽贝卡、《惊魂记》中杀人的老妇贝茨太太。他曾以苏格兰高原上的狮子作比喻对麦格芬进行生动幽默的解释：苏格兰高原上根本没有狮子，所以麦格芬就是指不存在且无意义。

作者：By David Barn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