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经济贸易研究论文

刘岩，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王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杨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通信作者及地址：刘岩，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金石滩金石路31号大连民族大学金石滩校区国际商学院；邮编：116650；E-mail：lhyddhmt@163.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制成品出口质量研究”（13CGJ034）的阶段性成果。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出口经济贸易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出口经济贸易研究论文 篇1：

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 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体现了对全球利益再平衡的诉求，全面针对的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壁垒削减。TPP为主的新经贸投资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国投资、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国有企业等领域，对中国及深圳目前的贸易监管和经济运行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深圳可以对标TPP，在前海蛇口自贸区落实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进行先行先试。

[关键词] TPP 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 深圳自由贸易试验区

[基金项目] 201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质量阶梯分工新格局下中国制造质量强国的出口技术路径研究”（14BJL049）；2015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全球经贸规则变化趋势及深圳对策研究”；2015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项目“中国自贸园区建设的国内探索和推进方向”。

[作者简介] 刘伟丽（1977 — ），女，黑龙江牡丹江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和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深圳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和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方向：自贸区、服务贸易、世界贸易组织、质量经济。

新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具有重新构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全球贸易治理规则和全球信用体系的重要意义，使得世界贸易多边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理解中央为十三五以及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指明的方向，需要对当前新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划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

及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美国开创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战略的突破口，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演变方向，代表着“世界贸易”向“规则贸易”演变的趋势。TPP是一份具有高标准、高目标、再平衡的协议，不仅包含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全部内容，还包含了法律法规、社会团体、生态环境、商业模式和公众评价等非经济内容，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参与的TPP、TTIP和TISA等区域贸易协定，体现出世界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倒退，由于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转型升级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中国如果被排除在TPP之外，将会给相关的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我们需要对TPP的实质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

（一）全球贸易投资利益再平衡的诉求，打造新的亚太区域一体化平台

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也是美国重要的出口战略市场，利用TPP重返亚太，是全球贸易投资利益再平衡的结果，以经济手段淡化美国寻求亚太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再平衡目的。美国不仅加强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而且插手建立经济机制和制度安排，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包括1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

2015年5月5日《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指出，重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推动东西双向开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沿边开发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以创新驱动为导向，以质量效益为核心，大力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全面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些内容都表明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是与TPP谈判的内容相吻合的。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仍然非常低，根据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库飞沙研究所2015《世界经济自由》报告显示，以政府规模、法制与产权、健全货币、国际贸易自由以及监管等五大类近50项指标，评比全球157个国家（地区），排名最高的是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排名第111位。中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自由度仍然需要有较大规模的提升和改善。

（二）全面针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壁垒削减和市场准入，涵盖新的贸易方式和监管模式

针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存在的各种壁垒进行全面削减，为缔约国的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创造新的竞争力、机遇和利益。谈判包含了伴随着新技术出现的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重新规范了国有企业的定义、监管模式和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重新赋予了国际投资利用贸易协定的权利，从贸易方式和监管模式领域提高创新性、竞争性和生产力。

TPP基于全价值链、全产业链和全生产链的考虑，将生产和贸易的环节都保留在成员国内部完成，并进一步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实施便利化和自由化。TPP重新构建了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包含了亚太地区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有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与中国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将产生较大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根据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TPP成员国的外资企业造成的可替代贸易对中国短期的影响较小。

TPP谈判目前仅仅是部长级会议达成了初步一致，还要在各国内部通过，以及就具体协议细节进一步达成一致。中国与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已经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达成了双边贸易协定，这种长期建立起来的贸易模式，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同时，中国不断推进RCEP谈判，也会削弱TPP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TPP在货物贸易领域全价值链的新贸易模式，在服务贸易、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准入突破，从长期来看，将给中国急需转型的制造业和急需快速发展的服务和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据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及美国总统贸易顾问估算，TPP造成的贸易转移会使中国每年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的出口。再加上TPP协定中的诸如原产地规则等一些限制性、封闭性规则将会导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恶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间接影响。

（三）高标准的区域性贸易投资规则和制度凌驾于WTO之上

TPP承认缔约方已经签署的多边、区域、诸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仍属于WTO+的范围，所以TPP建立的新区域贸易投资规则，最后会回归到WTO，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发挥作用，成为名正言顺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

TPP谈判几乎全面包括了WTO的所有协定、协议、未达成的议题和争端解决机制， 这些高标准的新规定很可能造成WTO的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世界贸易将会按照TPP谈判中的新规则进行贸易，WTO将进一步被边缘化，最终TPP和TTIP等将有取代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可能。积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中国，需要警惕这种意图，并通过其他区域协定和双边协定，平衡和促使TPP融入多边贸易体制。

作为全球贸易的超级大国，中国应坚持平等民主和合作共赢的原则，融入并参与建立维护世界各国利益和保护各国环境的高标准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和全球治理的新规则。中国一直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对待TPP、TTIP和TISA等“超级FTA”，加强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建设全球经贸投资新规则，支持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开放型全球经贸投资体系和全球治理规则的重构，积极探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规则的理念和人才培养。

二、TPP主要内容对中国及深圳的影响

（一）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免

TPP采取优先准入待遇，首先保证缔约国的贸易水平和就业机会。针对工业品，启动立即实施零关税措施，产品具体零关税实施时间全部列入计划表，并实行充分的透明度原则，各缔约国需要公布所有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或其他信息。虽然认可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但是需要增加贸易和手续的透明度。针对农业品可以给予一定的过渡期实施全面零关税。

在货物贸易领域，TPP为了保证全产业链、供应链、生产链和投资都在其成员国，制定了新的原产地规则，以确保产品生产的中间环节也在TPP成员国内部，并享受优惠关税。纺织和服装的原产地要求使用TPP各缔约方区域内的纱和纤维，并采取针对纺织行业的特别保障措施。

TPP签署之后，在货物贸易领域实施的零关税和原产地规则的内容，会造成贸易和投资迅速转移到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很可能造成中国制造业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虽然可以使用“原料短缺清单”机制提供一部分纱和纤维，但是巨大的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会造成中国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幅下滑，大量工人失业。据有关研究，中国如果不加入TPP，将会损失2.2%的GDP，这些损失都来自非农业部门。

深圳的产业结构已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但深圳的服装业，以华强北为主的低端和部分高端电子产品，将会受到较大的损失。虽然这对于深圳的制造业整体影响不大，但是由于全国的出口受阻，深圳很多供应链、物流、金融等服务于制造业的企业，将会遭受巨大损失，从深圳海关进出口的货物将锐减。

（二）服务贸易和跨国投资领域的新规则

服务贸易领域继续沿用WTO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但是进一步取消了服务领域的数量限制和本地化要求，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同时允许跨境服务的相关资本免费转账和自然人流动的签证处理问题。投资领域禁止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采用高水平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最低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投资享受自由转账，建立独立和权威的国际总裁渠道。其他区域性的投资协定建立了外国投资者拥有超国民待遇等投资自由化规则和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赋予跨国公司在签约国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要求签约国因其法律和政策变动给跨国公司带来的损失做出赔偿，这些规则有可能使得资本权力凌驾于国家权利之上。

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规则对中国的冲击较大，目前，中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准入限制很高，160个服务部门中，不附加条件而完全开放的服务部门不足1/5，金融监管严格。虽然中国的自贸区战略的重点是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但是目前开放和监管模式的探索与TPP等最新区域协定的内容有很大的差距。根据OECD测度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结果来看，中国在会计、航空运输、建筑、商业银行、计算机、建筑工程、速递、经销、工程、保险、法律、海洋运输、电影、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录音、电信、电视和广播18个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程度非常高，居40个国家第三位，具体体现在外资准入、人员流动、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性五个方面。

中国在投资领域的限制程度较高，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构建外资管理的负面清单模式，健全对外资投资的指导目录和项目审批制度。

深圳的服务贸易企业和国际投资企业将受到较大影响。虽然深圳可以利用CEPA协定，先行先试与香港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是在服务业和投资领域的突破也非常有限，而且很难落地。深圳自贸区的目标之一是要建立世界服务贸易基地，将引入香港在内的全球高端服务业入驻，必然会对本地的供应链、电信、专业技术、教育、医疗、服务新业态等领域造成较大的冲击。

（三）金融服务领域的新规则

TPP加大了国家之间金融领域的跨境及投资市场准入机会，以建立国家之间的磋商和有效监管机制。体现在采用负面清单形式规定金融领域的具体义务，赋予金融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的最惠国待遇；允许金融领域采取跨境服务方式，不强求金融领域服务提供必须在另一缔约方设立运营机构，允许跨境销售金融产品；规范各国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制度，承认监管程序覆盖保险服务、证券管理、电子支付卡服务以及信息传输与数据处理服务等领域；设立中立和透明的投资仲裁机制，规定与最低待遇标准有关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

金融领域的新规则，将给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和严谨的金融监管模式带来巨大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的研究显示，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资产总额的比例2013年为1.9%，低于刚加入WTO时的水平。中国金融开放程度在全球几乎属于最低水平。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标，中国金融自由度指数为30，不但远低于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的90、新加坡和韩国的80，甚至低于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泰国的60，全球排名为第136位。中国金融机构准入的自由化指数为35，也是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85和高收入国家平均100的水平。因而，金融领域面对新的规则，不仅仅需要学习和应对新的金融工具，而且需要警惕跨国大型金融机构进驻带来的金融危机，防止新兴金融业务业态也遭受沉重打击。

深圳金融和保险业在全国占比较低，远远低于北京和上海。深圳自贸区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跨境人民币业务、跨境贷款业务、外资股权投资基金、降低香港金融企业的准入条件等领域，但是这与新的国际规则相距甚远。前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模式处于2.0版本，全球新的金融服务规则已经进入4.0版本。不仅仅是开放程度和速度的问题，而是金融领域监管模式和开放理念的落后。根据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结果，深圳在商业银行和保险领域限制水平非常高，对外资的准入限制仅次于印度和印尼；在竞争障碍、监管透明性和人员流动的限制上都处于世界较高限制水平。

（四）电信服务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安全与自由规则

电信领域强调市场的力量和商业谈判的重要性，构建拥有共同利益的安全高效电信网络，制定包括移动通讯服务商在内的网络准入竞争规则，各缔约方的电信服务商必须提供规范快捷的互联、线路租赁服务、共享位置服务，允许接入基站和其他设施，对于频率、号码和通路等稀缺电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必须遵循非歧视的原则。新规则认可缔约国境内电信服务供应商的主要业务，但也不排除其他缔约国涉足另一国电信领域的竞争模式，促进国际移动漫游服务的竞争性。

电子商务的谈判主要是确保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驱动力，促进全球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规定缔约国企业在缔约国其他市场开展业务，不以在当地设立数据中心为条件，也无须提交或开放软件源代码；禁止对电子交易征收关税；禁止TPP各缔约方为偏袒国内生产商或供应商而采取歧视措施或网络封锁。为了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鼓励TPP各缔约方推动企业间无纸化贸易和政府无纸化办公；鼓励其为商业交易提供电子认证和签名服务。

在中国，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垄断了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程度很低，相对于OECD国家来说，在外资准入和竞争障碍领域的限制仅次于印尼。

（五）规范和管理国有企业的统一框架

根据美国《2013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结果》显示，70%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从政府获得了融资方面的好处，51%的美国公司认为国有企业在行政许可与审批方面处于有利地位，47%的美国公司认为国有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获得了好处。另外这些美国公司还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订单、土地成本、其他金融补贴、公共事业成本和其他方面，获得了优惠待遇。从这份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极力推动竞争中立的国有企业条款谈判，具有美国国家出口和投资战略的重要意义。TPP关于国有企业的新规则规定了国有企业认定的比例为国家占比20%，各国政府采取“竞争中立”的监管模式，包括管辖权中立、补贴中立、非商业性帮助中立等，维持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同时规定国有企业名单在缔约国之间共享。

中国新一轮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领域的协定内容对中国的影响较大，国有企业不能再享受补贴、行业准入、政府救助、政府优惠政策等特殊的待遇。由于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商业性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将面临更多外企的竞争，国有企业改革迫在眉睫。

深圳的市场经济水平较高，企业类型以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居多，而且很多是创新型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完全国有的垄断性企业，所以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深圳来说是一个机遇，可以提供民营经济发展的示范区和国企改革的范本。

三、深圳应对TPP先行先试的政策建议

（一）引领贸易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变

2015年4月22日，美国已将中国可能通过构建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提供出口补贴上诉WTO，并已成立专家组进行调查，这表明了美国关注贸易产品生产全过程的竞争中立。这一案例预示着贸易政策应该向竞争政策转变。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更强调市场和竞争的力量，强调贸易自由度，进一步规范贸易政策的合规性，并引导贸易政策向竞争政策的转变。深圳对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特定产业和各种新兴园区实行政策倾斜，将对全国园区和平台建设产生规范和示范效应。

（二）重新梳理和对标前海蛇口自贸区与TPP协定的内容

重新对比研究TPP协定和前海蛇口自贸区实施以来的政策措施，重新思考前海蛇口自贸试验区急迫需要做的压力测试、模式探索、制度建设、贸易安排和核心内容。积极引入亚马逊等大型跨国电子商务企业入驻，引入新的竞争模式和管理模式，利用市场竞争的力量规范国内的电子商务市场。把前海蛇口自贸试验区建成引领最新国际经贸规则的真正窗口和试验区。深圳可以进一步探索通信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开放，尤其是数据跨境自由领域的先行先试。在国企改革中提供民营经济的创新模式，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同时，深圳需要密切注意和核实对特定行业采取的鼓励和扶持措施是否符合TPP规定。

（三）在CEPA框架下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

落实好中国已经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内容，充分利用这些协定与相关国家建立高水平的贸易规则，先行先试中美BIT协定谈判的内容，中欧、中日哈自贸协定等高水平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内容。推进中日韩谈判。对于还没有加入TPP谈判的重要亚洲国家，做好相应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为国家间的谈判做好准备和谈判承诺，例如对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要做好准备和谈判承诺。

前海可先行测试开放的压力，加快推进开放的步伐，争取早日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制度、措施、审批程序等。落实好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特征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 吴涧生，曲凤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J].国际经济评论，2014（1）.

[2] 商务部国际司.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B].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510/28814_1.html.

[3]马骏.不加入“大TPP” 中国将损失2.2%的GDP[DB].http：//mt.sohu.com/20151012/n422975756.shtml.

[4] 黄益平.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倒退[DB].http：//cep.ccer.pku.edu.cn/cn/article.asp？articleid=19351

[5]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DB].http：//www.gov.cn/xinwen/2015-09/17/content_2934172.htm.

[6] （DS489）美国诉中国示范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出口补贴措施案专家组成立[DB].http：//www.dwto.net/_d277059828.htm.

[7] 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建设实施方案[DB].

http：//www.szqh.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szsfg/201507/t20150724_18141566.shtm.

作者：刘伟丽

出口经济贸易研究论文 篇2：

知识产权保护与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

刘岩，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王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杨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通信作者及地址：刘岩，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金石滩金石路31号大连民族大学金石滩校区国际商学院；邮编：116650；E-mail：lhyddhmt@163.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制成品出口质量研究”（13CGJ03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摘 要

本文为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基于2000—2010年期间83个发展中经济体对日本HS9位码产品出口数据，本文首先利用质量门槛方法分解得到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并构建包含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广引力模型，然后依次利用OLS、PPML方法估计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质量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发展中经济体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其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此外，与预期不同，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FDI、人力资本并未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 高质量产品出口 增广引力模型

一、 引 言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生效以來，受其约束，WTO发展中经济体成员的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由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完备情况决定。不断提高。文献中学者们普遍采用GP指数表示各经济体的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GP指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值越大名义保护水平越高。GP指数每隔5年公布一次，最新数据为2010年，该指数包括5个子项目：专利保护涵盖的技术范围、参与国际专利协议数量、侵权损失保护的规定、法律执行机制以及专利有效期。每个子项目取值从0到1，所有子项目值的加总为GP指数。图1的箱线图描绘了2000—2010年期间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定义为世界银行划分的中低收入国家。本文样本中2000年包含83个发展中经济体（备索），因为少部分国家收入水平随后发生变化，其余年份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数量略有变化。GP指数的历年分布情况（五年为间隔）。从中可以看出，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的名义保护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上四分位的GP指数值低于前期，主要是由于部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在201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再记入本文样本。。

图1 后TRIPS时代发展中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GP指数

产品质量是产品对技术参数要求的满足程度。（未）满足技术参数要求的产品即为质量（不）合格产品。超过技术参数要求越多的产品质量越高。越高（低）的技术参数要求下生产出的合格产品的质量也相对越高（低）。如中国车企对欧美市场出口受阻主要是由于产品无法满足有关安全和排放等高标准技术参数要求。

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从长短期两个方面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如图2所示，从短期来看，某一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会降低外部高质量投入品出口企业在该经济体所面临的被模仿威胁，促进外部高质量投入品的进口增长，从而促进该国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从长期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将会增加模仿成本，从而促进以创新为目标的研发投入增长，继而促进整体的知识产权数量的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微观企业将具有突破技术瓶颈，满足更高水平技术参数要求的生产能力，并最终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此外，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会降低依靠创新获得知识产权而向质量阶梯上游成功升级企业的维权成本（时间成本、资金成本），提高知识产权侵权企业的违法成本，避免高质量产品出口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受本国低质量企业知识产权侵权的恶性竞争，减少制度缺失时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保证它们获得排他性市场回报的可预期性和可持续性，从而有利于一国高质量产品出口长期增长。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将会促进出口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后TRIPS时代发展中经济体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了其高质量产品的出口增长，这是本文要进行实证检验的问题。

图2 知识产权保护对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

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对其参与国际贸易的影响被广泛研究。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发展中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改革与发达国家对其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Maskus 和 Penubarti最先开始相关研究，实证发现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促进了自身的制成品进口。随后的类似研究还包括Smith、Co等。近期，Ivus发现TRIPS协议签署后18个样本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保护改革显著地促进了发达国家对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能力提升的研究。Branstetter等利用美国进口数据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改革的国家出口产品种类提升。Maskus 和 Yang则基于要素比例模型利用包含82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改革促进了专利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余长林主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知识产品保护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促进中国出口增长。代中强等则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U型影响。虽然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对作为出口能力建设重要维度的高质量产品出口的影响尚未被讨论，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主要介绍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的有效测算方法。第四部分介绍名义知识产权保护与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差别。第五部分是计量模型及数据。主要介绍加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广引力模型和数据来源。第六部分是计量结果汇报与分析、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高质量产品出口额测算方法

出口质量实证研究中通常将单价作为质量的代理变量，价格高低反映出质量高低，但单价中常常因为包含了生产成本的差异而不能有效地反映质量差异。为了克服这一问题，近期的文献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分别推导出了识别质量的指数法。Khandelwal、 Hallak 和Schott从需求维度提出的质量指数法的内在逻辑是，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出口国在进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越多或者贸易收支越有利则质量水平越高。而Feenstra 和 Romalis从供给维度提出的质量指数法的内在逻辑是，向地理距离越远的目标市场出口的产品质量越高。Feenstra 和 Romalis对这两种质量指数进行了很好的比较。

质量指数方法无法分解出高质量出口额。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是质量门槛法。Fontagné 等提出将最为细分的出口产品按照相对价格大小划分为两部分，即高质量和中质量或者中质量和低质量；或者全部为中质量。Fontagné 等利用质量门槛法分析对比了发达经济体（北方）与发展中经济体（南方）的出口产品质量国际分工模式，指出北方国家主要生产并出口高质量产品而南方国家则主要生产并出口同一产品项下的低质量产品。本文将利用这一方法分解出各国的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具体方法如下：

选取某一进口国j，在该国市场上将某一出口国i产品k的单价记为uvijk。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产品k的所有出口国的贸易加权几何平均单价记为uvwjk，则出口国i的产品k在进口国j市场上相对单价uvrijk表示为：

然后根据相对单价的大小划分质量结构。如果相对单价小于1，出口将被分为中、低质量两部分。其中，低质量的比重为（1-uvrαijk），中质量的比重为uvrαijk。如果相对单价等于1，出口将全部被划分为中质量。如果相对单价大于1，出口将被分为中、高质量两部分。其中，中质量的比重为1uvrαijk，高质量的比重为1-1uvrαijk，如公式（2）所示。将出口国某一产品k的高质量比重与该出口国产品k的出口额相乘便可得到该出口国高质量产品k的出口额，然后将所有产品层面的高质量出口额加总得到该国的高质量出口额。

（2）是质量平滑参数，与Fontagné 等（2008）一致，本将其设置为4。

四、知识产权保护：名义值还是实际值

代中强等指出，在实践中，发展中经济体通常出于对专利垄断等不利影响的担心以及对模仿创新利益集团保护的需要并不嚴格执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就出现了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由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完备情况与实际执行情况共同决定。的差异。

如前文所述，GP指数被广泛用于衡量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及其随时间变化情况。GP指数的不足是只关注名义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有无、多少，而忽视了保护的实际执行情况。为了克服这一不足，Hu 和 Png将GP指数与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相乘来衡量一国对知识产权的实际保护强度。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基于国际企业管理人员对一国产权没收风险、合同执行和法律管辖的主观评估，取值从0到10，值越大对产权的实际保护力度越大。由于GP指数取值从0到5，而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取值从0到10，因此，衡量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GP-Fraser指数取值从0到50，值越大表明对知识产权的实际保护水平越高。

图3列示了2000—2010年名义GP指数（左图）及实际GP-Fraser指数（右图）知识产权保护阶梯的情况以及中国的位置。所谓知识产权保护阶梯是指各经济体（包含全部可得到数据的高、中、低收入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在某一年份内按大小分布的情况。以中国为例，从名义值（左图）来看，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显著提高。但在2005—2010年期间GP指数变化不大，主要是由于大部分的立法工作在2000—2005年期间基本完成。到2010年中国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赶上发达国家。但从实际值（右图）来看，中国由2000年的较为落后的水平只上升到2010年的中等水平，说明中国“重名义轻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现实。有鉴于此，在本文实证研究中使用各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避免将名义值与实际值相混淆。

此外，本文在回归中加入的是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滞后项。具体而言，本文数据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期面板数据，每期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变量对应取值为1995年、2000年和2005年数据，其余变量都是当期值。这主要是考虑到企业采取产品质量升级策略通常是在政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之后，当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可能马上促进当期的质量提升，从研发投入到试生产再到出口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数年）跨度，因此，在回归中加入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滞后项比加入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当期值更具合理性。此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内生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可能会提高高质量产品出口，同时，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也会促进政府出台更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并严格执行。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会使估计结果有偏。通过加入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滞后项，可以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原因在于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滞后项可能与当期高质量产品出口相关，而当期误差项不太可能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滞后项相关。

五、计量模型与数据

1. 模型设定

高质量产品出口是贸易流量问题。对于贸易流量的分析，引力模型应用的最为广泛和成功。我们采用增加了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广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如模型（3）所示。

上式中下标i表示出口国，j表示进口国，t表示时间。其中出口国i对进口国j在t期的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对数值，用lnExijt表示；出口国i在t期的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为ln_gdp_pcit。进口国j在t期的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为ln_gdp_pcjt。进出口国之间双边地理距离阻碍因素的对数值表示为ln_disij。在上述三个标准引力模型变量基础上，加入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出口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滞后项，取对数值，表示为ln_ipri，t-1。参考先前文献成果，以及检验非线性关系存在与否，本文加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出口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国人力资本、出口国人口规模、知识产权保护滞后项的平方项，统一表示为Cit，εijt表示残差项，β0—β5为要估计的参数。

2.变量和数据

因为GP指数每隔五年公布一次，结合细分产品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样本国家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日本进口来源国中的83个发展中经济体。本文将产品限制在HS28—96制成品。

（1）lnEijt。根据公式（2）方法，我们先计算出日本市场上发展中经济体HS9位码每个细分产品项下的高质量出口额，然后加总为各经济体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将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对数与各国人均GDP对数按年份作散点图，如图3所示。我们发现越高人均产出国家的高质量产品出口越多，这与Scott的发现一致。HS9位码的产品进口数据来自于日本财务省。

（2）ln_gdp_pcit。人均GDP越高的国家高质量产品出口供给能力通常越强，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相应也越大，因此预期符号为正。数据来自于WDI数据库。

（3）ln_gdp_pcjt。随着进口国人均GDP的增长，对高质量产品进口需求会随之增长，因此预期符号为正。本文选取日本作为进口国，数据来自于WDI数据库。

（4）ln_distij。地理距离是双边贸易的一个显著阻碍因素。一般认为地理距离增加会降低贸易量，因此预期符号为负。本文采用与日本的双边首都之间的距离对数值表示，来源为CEPII引力模型数据库。

（5）ln_ipri，t-1。我们采用GP指数与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乘积表示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如前所述，取滞后一期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对数值加入回归方程中。GP指数来源于Ginarte和Park的研究以及随后每隔5年一次的数据更新；Fraser法律体系与产权指数来源于Fraser Institute。如前文所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将会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5）fdiit，出口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经济体通常希望FDI流入解决自身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不足。Harding 和 Javorcik、Henn等认为FDI的流入可能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受此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产品质量得以提升，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可能随之增加，因此预期符号为正。本文采用FDI净流入占GDP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为WDI。

（6）lhcit，出口国人力資本。Faruq、Henn等认为人力资本存量丰裕的国家通常会从事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分工，这主要是由于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越高的工人生产高质量产品一般会越有比较优势，因此预期符号为正。本文采用人口中完成高等教育人员的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为Barro—Lee教育水平数据库。

（7）ln_popi，t，出口国人口规模对数值。Khandelwal指出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工资水平通常会越低，因此，在低端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上会具有比较劣势，因此预期符号为负。数据来自于WDI数据库。

（8）ipr_sqri，t-1，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滞后项对数值的平方项。用以检验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六、计量结果与分析

1.基本估计

对于少数经济体部分年份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共19个观察值缺失，占比不足1%。缺失，本文按当年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赋值。本文首先将2000—2010年的三期面板数据视为混合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方法）回归，逐步加入变量，考察不同经济变量的影响和方程的稳定性。OLS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然后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

表1第1栏是只包含进口国人均GDP、出口国人均GDP、双边地理距离三个解释变量的最基本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国人均GDP、双边地理距离两解释变量显著，弹性值分别为1.498和-2.114。表明出口国人均GDP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量将增加1.498%；双边地理距离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量将下降2.114%。日本人均GDP的弹性值为-0.692，但不显著。第2栏的回归中加入了知识产权保护，第2栏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的弹性值为1.837，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将增长1.837%。除日本人均GDP外，其他变量都显著且符合预期。第3栏回归中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二次项，二次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非线性关系并不成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弹性值为1.589，且显著性较第2栏结果下降。第4栏中加入FDI、出口国人力资本、出口国人口规模等控制变量，但不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二次项。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5%水平上显著，日本人均GDP系数为负且仍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中FDI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出口国人力资本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但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5栏在第4栏基础上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二次项。最后两栏的结果接近，不同之处在于，第5栏在加入二次项后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后续回归中均不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二次项。

2.OLS与PPML结果对比

与大量的先前研究一致，本文引力方程使用了对数线性化的方法。Silva和Tenreyro 指出指数方程中的原始误差与解释变量不相关，但一旦对数化后，新的误差项通常与解释变量相关，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才能独立于解释变量，因此OLS估计结果可能有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Silva 和Tenreyro提出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oisson Pseudo-Maximum-Likelihood， PPML）替代OLS估计。与OLS不同的是，PPML通过给予不同观察值相同权重而得到更合理的统计量。Silva和Tenreyro发现使用PPML方法得到的回归弹性结果显著小于OLS方法的结果。郝景芳和马弘对中国对外贸易引力模型的PPML回归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判断应该采用哪种估计方法，本文在OLS回归后运用STATA中的Estat Hettest命令估计异方差，结果显示异方差性非常明显，因此，OLS回归就是有偏的，应选择更适合的PPML方法。

此外，为比较OLS与PPML估计结果的差异，本文分别使用这两种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3）栏为OLS回歸结果，第（2）、（4）栏为PPML估计结果。分别对比第（1）、（2）栏和第（3）、（4）栏后发现OLS会高估出口国人均GDP、双边地理距离、知识产权保护、出口国人口规模的影响。这与Silva和Tenreyro、郝景芳和马弘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在后续研究中，本文使用PPML方法。

3.PPML面板数据回归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的好处在于可以解决不可观测的解释变量问题。表2中的回归都没有考虑不可观测解释变量的问题，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因此本文利用PPML方法通过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对表2中的第4栏回归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第1栏只控制了个体效应，第2栏则同时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对比表2第4栏与表3第1栏，发现个体效应的加入使得出口国人均GDP的弹性值由原来的0.101上升到0.180；双边地理距离的弹性值由-0.0748上升到-0.532；知识产权保护的弹性值由0.0833下降到0.0594。控制变量中人口规模弹性值由0.0949变为-0.185，且在10%水平上显著，这与预期结论一致。估计优度（调整后R2）由0.627提升到0.955。这说明个体效应加入对估计结果有明显影响。表3第2栏在第1栏基础上加入了时间效应，对比两栏结果，重要变量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值略有差别，数值均在0.06左右。可以解释为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将平均增长0.06%左右。不同之处在于加入时间效应后进口国人均GDP被删除，无法估计参数。而且，地理距离也变得不显著。因此，本文后续的稳健性检验部分只采用加入个体效应的方法。

4.稳健性检验

高质量产品出口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不同分解方法会得到不同的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因此有必要利用其他方法计算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为此，本文参照Fukao 等（2003）的方法Fukao等（2003）指出相对单价小于0.8或大于1.25时表示垂直产业内贸易，反映出产品的质量差异性。而相对单价介于0.8与1.25之间时表示水平产业内贸易，反映出产品的属性差异性。本文对其引申，分别定义为不同质量水平产品。如公式（4）所示。重新计算各发展中经济体的高质量产品出口额。计算的方法如下：首先根据公式（1）计算出相对单价，然后根据公式（4）划分质量水平。具体而言，将相对单价大于1.25的产品定义为高质量产品，其出口额定义为高质量出口额。

此外，本文还将样本限制在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第5百分位和第95百分位之间的观察值，以及将样本限制在高质量产品出口额第10百分位和第90百分位之间的观察值，然后分别按照表3第1栏模型利用PPML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除人口规模外，主要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指出的是，虽然Fontagné 等（2008）的分解方法与Fukao 等（2003）的分解方法都可以归结为质量门槛法，但由于前者较后者更为细致合理，所以本文的结论部分采用基于Fontagné 等（2008）高质量产品分解方法得到的PPML参数估计结果（表3第1栏）。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体出口产品的质量对于其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受此启发，发展中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力图通过制定有效政策促进自身高质量产品出口的扩张。但到目前为止政策干预有效性的证据非常有限。本文的贡献就在于为发展中经济体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扩张的干预政策选择提供有力的证据。

本文实证分析了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经济体高质量产品出口的关系。具体而言，利用2000—2010年日本HS9位码进口数据，采用OLS 和PPML方法估计增广引力模型，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其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平均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每增加1%，高质量产品出口额将增长约0.06%。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将显著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而双边地理距离、出口国人口规模显著地抑制了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

此外，本文也发现了与预期不一致的结论。首先，进口国（日本）人均GDP变化并未显著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对其高质量产品出口变化，这可能是由于日本人均GDP在样本期间变化较小，也可能是由于日本经济增长引致的对高质量产品进口需求更多的转向发达经济体。其次，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FDI对其高质量产品出口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FDI的母公司更多地把高质量产品的生产配置在本土，而把中低端的产品生产转移到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FDI东道国。已有研究得出的显著影响其中，Henn等（2015）的研究表明虽然FDI显著促进发展中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但经济意义可以忽略不计。可能只是表明，FDI显著地促进了发展中经济体在产品质量阶梯中低端阶段的质量提升。本文更好地说明了FDI与发展中经济体高质量产品出口的关系，这可能是本文的另一贡献。此外，发展中经济体人力资本的变化对高质量产品出口影响并不显著。本文选取的人力资本指标是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这一变量不显著，说明发展中经济体人力资本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

发展中经济体通常会面临出口的质与出口的量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国内需创造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又不想被锁定在质量阶梯低端成为低质产品出口国的代名词。对于政策重点放在出口的质上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本文的政策含义非常明确：（1）提高实际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是促进发展中经济体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的有效手段。（2）发展中经济体已有的FDI政策并未能有效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应加强吸引处于质量阶梯高端的FDI流入。（3）发展中经济体现有的人力资本并不能有效促进高质量产品出口增长，应在高级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培养上注重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质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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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沐川）

作者：刘岩　 王健 杨伟

出口经济贸易研究论文 篇3：

出口贸易中的附加值

编者按：无论是增加值出口测算本身还是相关的扩展研究和分析，其结果准确性或相关结论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都与核算增加值出口的模型或方法密切相关。作为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MRIO table）为基础的出口增加值核算（分解）模型近期收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主要对增加值出口核算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做出概述、论述行业层面上如何核算不同性质行业的增加值出口的特殊性，同时探讨衡量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参与率和竞争优势等指标的问题。

全球价值链核算模型

目前，国际贸易领域中有关全球价值链核算的最新进展是可以在双边贸易和行业层面上对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做出详细的分解（Wang， Zhi et al.， 2014），可以很好地捕捉到中间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和行业之间的贸易环节、以及作为增加值最终被吸收的过程。早期，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研究则是以中间产品贸易、供应链贸易或垂直专业化等形式出现的，但由于缺少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使用信息，相关研究一直受到实际数据的阻碍（Richard& Javier， 2013）。到了本世纪后由于（单地区和多地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相关研究得到了长足进展，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比如Johnson和Noguera的研究（Johnson&Noguera，2012）、KWW方法（Koopmanet al.，2014）、Timmer等人的研究（Timmeret al.， 2014）、Wang Zhi等人的雙边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出口分解公式（Wang Zhiet al.， 2014）。其中，Wang Zhi等人的分解模型对KWW方法从双边贸易和行业层面上对增加值出口的核算做出了重要的扩展。其公式不仅仅关注中间品贸易或仅仅测量出口商品的垂直产品生产链条中所包含的进口部分，而是在出口总额或行业出口额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两部分之后，对最终产品和中间品在国家间和行业间的贸易环节做出详细的分解，区分了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中重复计算部分。由于KWW方法特别是Wang Zhi等人的分解模型较好地反映出当前国际贸易中大量的复出口和转出口的现象，扣除了增加值重复统计，而且详细说明了与Johnson和Noguera的方法、Hummels等人的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指标（Hummelset al.，2001）、以及Hummels等人或Daudin等人所提出的VS1的对应关系（Daudinet al.， 2011），为准确核算增加值出口做出了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

中间品贸易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受到关注（Sanyalet al.， 1982），本世纪初Hummels等人开创性地引入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并提出了VS指标的测算公式。随后诸多研究揭示了垂直专业化导致全球生产碎片化的具体机制等一些理论性问题，后期的增加值贸易的分析框架的形成和完善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Hummels等人的垂直专业化概念以及此后的一些研究（如，Daudin等人提出的增加值出口的测算方法）。从VS指标上来讲，垂直专业化的研究在于测量产品垂直生产链条中出口商品所包含的进口。相对来讲，增加值贸易或者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模型者关注的更宽广，在出口额中详细区分国内和国外的增加值，涉及到了国际生产过程中的整个价值链条。

Johnson和Noguera的研究主要是提出了一个由各国最终需求诱发的增加值出口计算方法。其方法只考虑最终产品贸易，即重点关注考虑一个国家最终被国外所吸收的增加值，而不考虑中间品在国家间和行业间的贸易环节，更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出口的增加值隐含在进口品中最终返回本国的现象。同时，这一方法在测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时只是按照前方关联方式来核算，无法按着后方关联方式核算。具体来说，这一方法依据创造增加值的行业来核算增加值出口，而不考虑是通过哪个行业或某国的哪个行业出口出去的。实际中，某个行业通过提供中间产品给其他行业或者其他国家的某个行业也可以实现出口增加值到第三方国家。极端情况下，一个行业即使没有出口也可以发生增加值出口。当一个行业出口很少或零出口，计算Johnson和Noguera提出的VAX指数时就会得到过大的值或无限大结果。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把Johnson和Noguera的核算方法理解为一种核算增加值出口的思路或标准。即，“略”过跨境多次的中间品贸易，只关心一个国家（或其某一行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最终有多少是被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最终使用环节（国内最终使用部分）所“消费”掉，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终的增加值出口有多少，它所关心的重点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在中间品贸易过程中，如果某个国家出口到第二个国家的中间品可能是经过加工制成最终产品后销售到第三方国家或者又回到第一个国家，那么第一个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就不是对第二个国家的增加值出口，而是对第三方国家的增加值出口，或者这个国家没有发生增加值出口。这一思路或标准的实质是就是以增加值最后的落脚点为依据判断是否发生了增加值出口，只核算某国“最终”出口到某国了多少增加值。从这种意义来讲，Johnson和Noguera的核算方法便于我们以增加值为基准来计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可以更好地核算出某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最终被其他国家消费了多少或者某个国家最终消费多少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所以，如果计算有效汇率的话，采取这种思路核算出的增加值出口或进口作为权重的话就比较合理。这一思路在去除中间品重复贸易问题上具有简洁性，但还存在另外不足之处，那就是在去除重复贸易的中间品时不仅把对GDP无贡献的部分去掉而且把对GDP有贡献的部分也去掉了。

相对来讲，KWW方法特别是Wang Zhi等人的分解模型对全球分工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剖析得比较全面，涵盖了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同时，Wang Zhi等人的分解模型在国家间双边贸易和行业贸易上对出口额的分解非常细致，非常有益于我们对全球价值链条做出详细的结构分析，与其他方法或VS指数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为相关的研究留有很大的扩展可能性。比如，把分解模型与VS指标结合在一起对VS的具体构成做出分析，以便于研究不同国家VS指标的结构特征或异质性，可以进一步加深垂直专业化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此外，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看，KWW方法或Wang Zhi等人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中间品贸易分解为不同国家或部门最终所吸收的增加值，这不仅是构建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关键之处，也可以说是对投入产出中SDA（Structure Decomposition Analysis）分析法做出的重要贡献。

行业增加值出口和竞争指数的扩展

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一直是贸易研究和国家政府关心的重点，所以如何测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自然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以增加值出口为基准计算行业的竞争力等指数的话，会与传统贸易统计为基准计算的结果有显著的差异。实际中，一个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可以通过本行业产品的出口也可以通过其他行业产品的出口实现增加值出口。在双边贸易情况下，两个国家间的增加值贸易不一定包含在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流中，也可以包含在与第三方的双边贸易流之中。更为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上下游）位置或者行业内分工中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或竞争力时，采取不同的方式核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的话，得到的结果将可能差异很大，即使同样以增加值出口为基准计算行业出口的竞争力指数也将会得到明显不同的结果。

核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时，首先需要区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按照出口行业来核算还是按照创造增加值的行业来核算？把一个国家（或其某一行业的）出口额分解为国内增加值部分和国外增加值部分之后，其国内增加值部分又是由不同行业的增加值组成的（有本行业的增加值也有其他行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我们既可以把国内增加值部分全部归属于出口行业，也可以把他们分别归属到创造增加值的具体行业当中。本行业的增加值可以称为直接增加值出口，其他行业通过该行业出口的增加值称为间接增加值出口。直接增加值出口直接计入该出口行业，间接的增加值出口既可以计入出口行业也可以计入创造增加值的行业，由此产生不同的结果。无论是怎样核算，投入产出分析中的后方关联和前方关联分析方法都可以为此提供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从核算的角度来讲，可以把这两种核算增加值出口的方式理解为账户设立位置的问题。按照出口行业（后方关联）来核算国内增加值的话，则是把核算账户设立在出口行业上，不管是那一个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只要是通过该出口行业出口了，都核算在该出口行业的账户上。按照创造增加值行业（前方关联）来核算时，就是把核算账户设立在创造增加值的行业上，只要是该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不管是通过那一个行业出口的，都核算在该行业的账户里。

从生产分工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行业所处的上下游位置不一样，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增加值出口模式（直接或间接）的不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国家的同一类行业在行业内分工的上下游位置也是不一樣。在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如果按照出口行业（后方关联）方式来核算的话，可以突出下游行业或终端制造行业的地位（作用），同时也可以与传统的出口核算和基于传统出口核算的研究能进行衔接和更好地进行对比分析；如果按照创造增加值行业（前方关联）方式来核算时，可以更好地突出上游基础原材料行业或服务业间接参与增加值出口的作用。此外，在使用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进行增加值出口核算时，由于客观数据的限制行业部门往往不能分得非常详细，这时区分这两种核算方式就可以起到弥补的作用。可以这样理解，依照出口行业（后方关联）方式核算时，是把该行业作为下游行业或者行业内分工的下游部分来衡量其增加值出口；依照创造增加值行业（前方关联）方式来核算时，则是把该行业作为上游行业或者行业内分工的上游部分来衡量其增加值出口。这样区分核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比较符合当今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特点，可以较好地满足行业内垂直专业化等研究的需求。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式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有的行业竞争力等指标的核算基准，也相应地使人们重新审视原有的竞争力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结论或观点。同时，随着国际贸易领域中有关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指标。Johnson和Noguera提出的VAX指标尽管有不合理之处，但重要的是引起了有关的讨论和探索。Wang Zhi等人在指出VAX指标弊端的同时，基于其行业层面增加值分解公式，提出了三种改进的指标：VAX_F（前向关联VAX）、VAX_B（后向关联VAX）和行业总出口中的DVA（Domestic Value Added，国内增加值）比率，并对VS指数进行了有益的结构分解、基于前向关联重新计算了行业的RCA指标。

为了测度一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的位置，Antras等人提出了UPstreamness（上游度）指标的计算方法（Antraset al.，2012），以便衡量某一行业所处的上游或下游中的位置。UP指标是依据传统贸易统计口径的数据来计算的，目前暂时还无法采取以增加值为基准的方式来计算。不过UP（上游度）指标的定义注重传统统计口径下中间品部分，而不涉及最终产品，所以UP还是能给出一个行业上游度或下游度的基本测度。不过，当投入产出表中产业部门的划分不是很细时，这一指标就无法给出较好的测度。

相对来讲，Koopman等人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指标（GVC participation rate）（Koopmanet al.， 2011），以增加值为基准可以同时从前方关联和后方关联两个方向衡量某个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率+全球价值链下游参与率），可以较好地反映出在存在大量中间品贸易背景下一个国家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或依赖程度。在全球价值链核算的框架下，如何完善、运用和解读这些指标还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以全球价值链核算为基础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扩展可能性。使用时间序列的MRIO数据库核算出的结果与国家或行业的其他变量相结合，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以深入探讨一些重要指标的演变机制，会更加有益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投入产出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库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相互弥补短处，做出有关企业异质性或区分贸易方式的全球价值核算分析（Hong Maet al.， 2015；Heiwai Tanget al.，2014）。近期即将正式发布的OECD的ICIO（Inter-Country Input-Output）数据库中行业属性已经包含了中国和墨西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的贸易特征，这将会改善全球价值链核算的精确度和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作者單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这部分参考文献保留但是另外单独排版到120页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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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飞 孙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