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文学论文

[摘要]历史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与现代性的相遇是20世纪中国的原生事件，而中国现代文学即是建立于现代中国独特的想象方式基础之上的，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现状与国民心理的叙事。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文学论文 篇1：

现代性视野中的新文学景观

随着现代性研究的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也日渐增多，逄增玉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以下简称《现代性》，同时出自此书的引文不再标注页码）就是试图凭借现代性这一眼光探讨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有益尝试。

《现代性》一书起首即开宗明义，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内涵做出定位，指出“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恰如福柯所说，“现代性是构成一个时代特征的一组特征”。作者在对现代性做出相对稳妥的描述后，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两种倾向迥异的现代性的划分中，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同时指出后者“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为了维护出现于本书中的概念内涵的同一性与精确性，防止可能导致的理解上的混乱，作者将中国现代文学里与西方“美学现代性”含有部分同质性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称为“反现代性”。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是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而部分论者仅从后者入手的研究视野则难免失之偏狭。毕竟他所谓的欧美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品格中客观存在的构成要素，而这些都是不能单纯以西方的“美学现代性”内涵为依据进行排他性分析的。而对以上两种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三个方面的全方位的爬梳与抉微，也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论题的应有之义。以剖析现代性概念为起点，作者又进一步发掘出改造国民性、立人以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等现代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与主题模式。

当然，形成《现代性》一书主体框架的动因还在于作者对文学现代性的另一层面的理解，即所谓“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之分。前者强调文学赖以生存的、影响文学发展变迁的外部条件，即文学的“生产”体制和过程；后者则强调文学自身在主题、意向、倾向、价值观、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发生，与整个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和语境内在相关的变化。笔者认为，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两书可以看作是逄增玉所谓“文本之外的现代性”的典型研究成果。正像他自己强调的那样：“本书只着重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内的现代性’，”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关注点使他对中国现代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实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

作者首先对两种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内涵、传入机制及其话语策略进行了溯本清源式的探讨和界说。有人从文化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宏大概念消解和覆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态度并不客观。正如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①“孙中山、毛泽东都表现了一种克服和超越现代性的巨大努力，这也是后发展国家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②，逄先生在研究资产阶级现代性在“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的体现时，对从晚清小说中开始出现，经由鲁迅创造的《故乡》结构原型及乡土文学发扬光大，再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继续在吴组缃、柔石、艾芜和丁玲等人小说中流变的这一新文学传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还原，得出以下结论：在以“启蒙”和“反封建”为主题的新文学中，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为价值核心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被作为知识分子的外来者带入乡土中国后，一方面，它化为一种“目光”，“看出”了中国存在的现代性缺失，并演化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对立冲突的主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话语，它难免不与本土语境和话语系统冲撞，在难以发生的交流和沟通中丧失升为主流话语的可能，并最终陷入“失语”和“尴尬”的状况，只能形成“看／被看”，而不能形成“说／被说”的叙事关系。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以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和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代表的解放区土改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内含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一套具有言说程序、叙事语法并追求实践结果和行动意义的话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乡土中国本土话语的契合点，在彼此的融合相生中成为本土的公共主流话语，通过对乡村结构秩序和公共领域的改造，实现“革命夺权”和“国家重建”的现代性使命，从而呈现为“言说／被说”的叙事关系。他从话语的受阻与融合，介入的失败和成功中，准确地把握到现代性话语歧异在叙事模式流变中的决定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学者艾恺曾说：“反现代化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③受此观念影响的逄先生正是在参照了美学现代性的三重辩证对立的内涵后，于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上述价值内涵的大量存在，从而以“反现代性”这一概念为基点建构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另一类主题与叙事模式。首先他通过勾勒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使“反现代性”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得以还原。进而他不但剖析了废名小说在对乡土礼俗中国的刻写中蕴含的循环时空观和文化民族主义意味；还从沈从文小说中对待乡村与都市的两重价值评判的角度切入，以对比方式互证了其虚构叙事中的“反现代性”。作者还认为张爱玲的“反现代性”体现在她由浅入深地从主题模式到历史观对五四文学现代性话语进行的质疑和拆解。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说废名和沈从文的“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反智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的话，张爱玲的“反现代性”内涵则相对复杂一些。诚如有人所说：“挽歌的美必然与一种对现代性的焦虑复杂地交织在一起。”④“因为时间不能倒流而产生迷惘和感伤，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反现代性的，但又与现代性化为一体的。”⑤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孟悦在李欧梵启发下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认识到张爱玲正是通过意象化叙述和传奇性写作来营造未“完成”的“现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参差形态”，⑥与本书强调其“反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的“同体逆向”诠释。正像有的研究者开始以矛盾和游移的心态面对沈从文的“反现代性”，⑦作者也在一篇近作中对鲁迅文本中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话语纠结现象进行了反思，使研究深入到现代性所内含的悖论特征的层次中。⑧

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⑨考察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对１９世纪以降传入我国的进化论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一番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现代性》一书中的《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章就分别从中国现代作家的忧国救亡精神，人格和思想发展意识，现代文学观念和文本叙事结构中探寻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与渗透。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在澄清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新见。例如，作者认识到进化时间意识和新世纪意识，在与革命政治理论相结合后形成的“革命进化论”，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事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对于理解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体化发展态势无疑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问题外，《现代性》一书还就文学研究会，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及文艺大众化讨论与民族形式论争中出现的若干现代性追求、抉择和悖论等问题展开论析，从而为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条重要而又清晰的线索。怎样使现代性研究范式在文本解读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始终是作者的学术志向所在。《现代性》中对左翼文学经典《子夜》的个案分析可谓史论结合、巨细靡遗的成功范例。作者充分激活了自身的社会科学思维，借助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民族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海外中国学等多学科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成果，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围绕民族资本家典型形象吴荪甫，对《子夜》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文化学阐释。从而雄辩地指出：“《子夜》是一部有关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在面临诸种现代性缺失以及在其他更具强势和优势地位的现代性抉择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失败的悲剧性寓言。”

任何著作在有所建树的同时都难免留下几许遗憾，《现代性》一书也概莫能外。依笔者浅见，作者基本上是围绕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来进行现代性话语分析的，这必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新诗、散文和戏剧的发展与转型和现代性的紧密联系，从而窄化了论题应有的研究视野；同时，书中各章的写作似有笔力不均之嫌，且在论述体系的完整性上也有待改进，例如若能结合民族国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在建国后当代文学中的发展流变继续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在世纪之交更客观地审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注释：

①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页。

②旷新年：《批评空间的开创？》，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③[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页。

④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⑤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⑥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２页。

⑦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⑧逄增玉：《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载《文艺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⑨[美]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８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李跃庭

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文学论文 篇2：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

[摘要]历史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与现代性的相遇是20世纪中国的原生事件，而中国现代文学即是建立于现代中国独特的想象方式基础之上的，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现状与国民心理的叙事。本文从现代性的角度解析中国现代小说独特的叙事形态，并将其归纳为两种叙事模式，重点论述了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与这两种叙事模式的纠缠与疏离，以及巴金的小说创作所具有的这两种叙事模式的标本特质。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小说；叙事

一、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主流

历史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与现代性的相遇是20世纪中国的原生事件，传统中国由此开始了向现代中国的真正转型。这种转型也许至今都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无疑，现代性及其与中国独特的相遇方式已经深刻影响并且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组成与运作方式，以及更为隐秘的国人的心理深层结构与文化想象模式，后者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一种同构性的关联。其实完全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即是建立于现代中国独特的想象方式基础之上的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现状与国民心理的叙事，这也即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主流叙事。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主流叙事的小说部分设定为一种从鲁迅到巴金再到路翎的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当然，这样的设定本身并没有取消这三位作家自身独特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突出的地位。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杰出性才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具卡里斯玛意味并进而影响到更多作家的创作主题及基本价值设定。

现代性的诸种形态及其各式变体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制约与规范无疑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无可挣脱的宿命，但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并且歧义丛生的概念，是一个远非自明，而却与特定的历史情境深刻相关的知识体系。只是在大部分现代作家的眼中，却被简单化约为一套价值参照系统，从而失去了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被加以观照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叙事的意识形态症结无疑正在于此。这种意识形态性是以下面的两种叙事模式来体现的：第一，首先是一种将中国国体视为一种病体的写作策略，以及这种写作所拥有的忧郁感伤的情感基调和荒凉冷硬的审美质地；第二，再就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冲动的英雄主义话语方式。这种与新文化相伴而生的话语方式第一次大规模演示发生在左翼时代，并最终在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达至高潮。其实这两种叙事模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逻辑关联，建立的是一种因果推衍关系。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是中国进入现代阶段一个不可或缺的启动因素。这种与现代性如此独特的相遇方式使得现代中国先天患有一种“内在焦虑”。对于中国国体及国民的“疾病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这种“内在焦虑”的形式外化，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想象生成，隶属于审美现代性的范畴。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作家的这种“疾病书写”可谓20世纪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揭密。同时，这种“内在焦虑”也为一种愤怒、狂放的英雄主义方式提供了心理驱动力。也许，基于一种极端受挫心理的本能式反抗，才更易染上张扬、夸饰的英雄主义色彩。这种英雄主义的写作以激进的革命话语的方式为中国所谓的残弱病体提供了种种现代性的疗救方案。被价值化的现代性思想在此虽然并没有完全消隐其他者身份，却更多地实现了向着一种普遍性理念的转化。现代性在继被意义价值化以后进一步被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失去了被反省和质疑可能性的权力话语。也许，在这些主流叙事的现代作家看来，只有这种透明的、不容质疑的现代性才会对一个积患深重的病弱民族产生神奇的疗效。苏珊·桑塔格曾说：“任何引人注意的疾病，只要它的原因还模糊不清，治疗的方案还不是太有效，就容易被渲染上各种各样的意义。”而中华民族的国体却是在与现代性这个20世纪中国最大的意义客体的过度纠结中才被发现患上了种种奇症怪疾，这种颇有意味的倒置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此类文本寓言化的倾向。其实，也只有当我们从隐喻的层面上去解读现代文学中的疾病与救治现象时，才更清楚不过地认识到鲁迅的创作所具有的巨大的范式意义。也正因为此，鲁迅早年“弃医从文”的经历才逐渐演化为一个民族文学现代起源的神话。其后现代文学几代作家的写作几乎都处在这样的神话影响中，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重复了“疾病与疗治”的中心话题。

二、中国现代小说三重奏：鲁迅、沈从文、张爱玲

在近些年的关于中国20世纪上半期小说创作成就的小说家排行榜中，前三名的位置几乎被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所垄断。鲁迅高踞于现代文学之巅可谓久矣，早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领衔于“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作家组合。沈从文张爱玲(特别是张爱玲)著作的风行无疑得力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甚多。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新批评介入和评析现代小说的方式正暗中投合了当年大陆学界祛意识形态化的风尚，左翼的茅巴在现代小说史的崇高地位渐被远离政治气候的沈张所代替，几乎可以说是势所必然。我在这里无意亦无力对茅巴和沈张的高下优劣进行评判，沈张对茅巴的地位置换本身就提供了足够有兴味的话题。鲁迅虽向来被视为整个现代文学之父，但在更确切的意义上，他的创作所代表的是新文学传统的一种维度，这也即是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主流。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与影响俱大，但其后的新文学作家对其创作的疏离却仍不断出现。沈从文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无疑正在此列。因此，只有鲁沈张的经典作家组合才能更好地呈现新文学创作的丰富、复杂性。

鲁迅一生的创作都致力于表现一个现代启蒙主体观照下的或者置身于其中的现代国人的生存处境与命运状态，所以，疾病与疗治几乎构成了其全部写作的一个喻象。但鲁迅的卓越之处在于，其创作文本中的疾病与疗治、病人与医生之间的界限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他的《狂人日记》、《药》、《孤独者》等一系列杰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疾病与疗治的相互对立与转化、排斥与依附关系。这一方面得之于其极其真诚的自我批判意识，即对于身负现代性启蒙重任的现代知识分子亦不免身患传统之疾的自我的体认与批判，如《狂人日记》中所谓“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妹的几片肉……”即是此种意向的明确表露。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却在于，鲁迅以深刻、痛切的生存体验洞穿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迷障，极富张力地表现了现代启蒙主体在置身于一个疾病化的国民群体时颇为狰狞的存在处境，以及现代性与现代性的载体在进入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时所面临的种种命运与可能性。鲁迅并没有在根本上否定现代性意义客体的地位，但却同时对现代性一劳永逸的疗救效果深表怀疑。这种对于现代性不同凡响的体认与传达铸就了鲁迅小说于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异常丰富与

深刻的审美品性。

许纪霖曾以“崇高和优美”来区分鲁迅与张爱玲的审美品性，这种以西方古代文论经典术语解析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方式确实给人以很好的启发。在许纪霖的文章里，崇高和优美被视为文学审美品性的两端，其中心思想在于论证在鲁迅影响深巨的叙事范式之外张爱玲独出机杼的叙事品格。只是若论对于鲁迅审美品格的疏离之远，张爱玲实在算不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主流是以疾病与疗救作为中心展开叙事的，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虽不关乎疗救，对于中国国体与国民心理疾病化的叙事却仍属情有独钟，她的《金锁记》、《琉璃瓦》等一系列杰作营建了一个瘟疫满布的世界。张爱玲一向反感极至张扬的话语方式。在现代文学史上，这类话语的表达者深陷现代性的理念漩涡之中，执着于在文字的王国里实践以现代性的方式拯救中国的方略，解放与革命理念的传达、进化论的时间意识、民主乌托邦的构建成为其写作的基本策略，此即现代小说主流叙事的疗救一维。拒绝了拯救话语的张爱玲却无从拒绝一切正在疾病化的生存感受，呼唤日常的张爱玲实实在在体验到的是一个乱世的存在。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期，在现代性理念已经到场，现代性实践依然缺席之际，拒斥超人意识的张爱玲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用文字描画一个民族的残躯病体。但纵使如此，她的某些小说仍然无可逃避地写入了对于一种健全、清明的现代性生活的呼唤之维。《茉莉香片》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算不上特别引人注意，被视为更为经典的张氏作品的无疑是《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但也许正是这样一篇不算特别经典的张氏小说更多地泄露了属于张爱玲小说写作的天机。早有论者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为“寻找父亲”，并指出言子夜的原型即曾经任教于港大的五四经典作家许地山先生。许地山早年曾经留学英国，并在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创作出众多充满宗教气息与异域情调的讴歌个性解放与情爱自由的小说作品，让他来承载理想的现代生活形态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事。充满鸦片气息的病态的家庭俘虏了聂传庆的身体，却无法阻断他汹涌澎湃的想象。如果说，聂家是作为中国国体的一个缩影而出现的，言子夜与他的家庭就无疑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的维度。

现代小说的第三重乐章是沈从文弹奏的。与张爱玲相比，沈从文的小说无疑才更加当得起优美的评判。作品风格的崇高是因为有现代式超人意志的渗透，优美却是因为过滤了人的历史意志力，走向了自然。现代小说第一个十年的鲁迅与第二个十年的沈从文合力弹奏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强劲的乐章，风格却是迥乎不同(而能将两人的风格作一种融合，以传奇之作崛起于乱世文坛的，正是第三个十年的张爱玲)。沈从文能在鲁迅崇高的风格与地位之外铸造出现代小说的另一维度，创造力委实惊人。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具浪漫主义特质的作品是沈从文写出的，而非创造社的郁达夫。郁达夫的作品只不过表现了个人生活上的一种愤世情绪，在思想理念上却与现代性的追求并无二致，这无疑是违反浪漫主义初衷的。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一系列杰作书写一种化外人生的悲欢离合，描画一种恒定存在的恬淡自若，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划清了界限。翠翠们人性化的存在需要依赖于对于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岁月的坚守，对于一种狭小、局促空间的自适。沈从文似乎坚信，人类的欲望随时空的压缩而收敛，人性却因此而迸发出来。《边城》里的翠翠因为与大老二老的情感纠葛而远离了雷打不动的摆渡生活，却仍在小说的最后陷入到了一种没有期限的等待之中。小说家以此告诉我们，只有这种不变才是生活的真谛，而《边城》本身也因此赢得了一种文本上的完整与完美性，成为了沈从文小说中最为经典的作品。若就小说的艺术成就而言，沈从文无疑堪比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任何作家，如鲁迅，如张爱玲。只是如果我们承认与现代性的相遇的确构成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现实，沈从文作品中历史因素的阙如就不能不说成为了一种写作上的缺憾。毕竟，过于直接去书写人性往往会伤害了人性的丰富性；也许，只有历史介入的人性才更有可能释放其全部的能量，即使那是病弱的。罗兰·巴特曾经将作家分成可读的与可写的两种类型。这其实也正是沈从文与鲁迅张爱玲的区别。在关于鲁迅张爱玲的研究已成鲁学张学之际，沈从文研究的相对冷清无疑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三、现代性诉求的文学标本：巴金

巴金的小说创作几乎可以被视为现代小说叙事的标本。虽然他的创作风格在前后期变动很大，但其叙事的内在理路却始终游走于现代叙事主流的两种叙事模式之间。巴金早年的小说创造的几乎是一个“病急乱投医”的文本世界。在鲁迅的小说里主要起着手术灯作用的现代性到了巴金的小说里，却变成了手术之刀，用它就可以和中国国体与国人心理的病菌展开一场场搏斗了。巴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灭亡》里的主人公杜大心极端的暗杀行为仍然要诉诸现代性的种种主题与策略。这些主题与策略的手术刀化已经成为巴金早年创作活动矢志不移的一项事业。《灭亡》光明的尾巴是对这项事业的意义的再一次强调：“但他也不是白死。”疗救工作张扬的翅膀终于冲出了疾病与死亡的罗网，英雄的社会医生也就虽死犹生了。巴金接着写了《新生》以重续他的疗救之梦。但到了他的“激流三部曲”时期，小说家却对其作品时间实施了倒流，仿佛对杜大心们的前尘往事进行了一番补叙。杜大心们的可歌可泣的救渡世人的英雄事迹也更多地变成了觉慧的自救行为。这也许可以视为小说家对现代性疗救效果所做的重新体认。救渡自身的路途中尚充满如此多的风险与艰辛，救渡世人的重担更何以堪?写于1947年的《寒夜》无疑延续了此一路径的思考。早年那个“病急乱投医”的世界在此已经彻底的疾病化，社会医生的缺席表明巴金创作所发生的重大转移。其实，完全可以把汪文宣视为觉慧乃至杜大心在1940年代的形象延续与角色转换。他们都跟着小说家活到了40年代，又在另一个小说世界里重复“疾病”与“疗救”的梦魇。唐小兵曾经把汪文宣称为“最后的肺病患者”，其着眼点在于现代小说叙事主流与解放后大陆小说文学形象集体式痊愈现象之间所造成的一种断裂。但《寒夜》的不能启后并不说明它不曾承前，尽管《寒夜》与巴金早年作品的疏离关系是明显的，无疑仍然承继了鲁迅小说的疾病意象书写。这种由“疗救”向“疾病”的回归是现代性意识形态神话的再一次被质疑与被驳斥。这也许是作为现代小说叙事主要代表人物的巴金积20年的创作经验所得到的最大收获。

对于现代性与现代小说叙事之间复杂而深刻关系的详尽描绘与阐释自然不是这篇短短的文章所能胜任的。现代文学研究也许正像现代小说叙事一样，已然陷入到了现代性的漩涡之中，几成一种宿命。

责任编辑：苏　宁

作者：尤作勇

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文学论文 篇3：

学科调整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问题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学。用来确定现代历史阶段之现代属性的标准，也应该成为确定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文学的标准。文学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因而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此前文学革新的成就，要通过文学革命更为成熟的创造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左翼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的要求。革命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因而左翼文学事实上改造并融合了五四文学的传统。左翼文学有重大教训，但也有历史贡献和成功的经验。其优秀之作，证明“工具论”的文学观可以兼顾人情与物理，使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达到统一。世俗现代性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世俗现代性看似现代，实则比较传统，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这两翼如何舞动起来。港澳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同民族的文学相互之间没有文学标准以外的地住高下。现代文学止于1949年仅是一种照顾教材特点的设计。教材的编写还要在体例上创新，要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将传授知识、提高素质与培养能力融为一体。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教材；基本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俗化的潮流开始兴起，人们对生活有了新的要求，对历史和传统产生了新看法，这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以前在学科范围内就某些具体问题，比如对某种文学思潮、某个作家、某部作品如何评价进行讨论或争论有所不同，现在的一些争论，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于何时，其基本属性如何理解，港澳台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新文学与旧派文学或后来的通俗文学的关系怎样处理等，涉及到了学科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如何编写?此外，现在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与以前的大学生很不相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又应怎样编写才能有效地服务于素质教学的目标?最近有出版社约我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我想到了这些问题，觉得须找出其答案，教材的设计才会有一个整体性。否则即使编出来，弄不好，评价标准前后打架，创新反成了杂凑。本文是就这些问题谈点想法，以求教于前辈和同行。

一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学。这既是指在人们所公认的现代时期的文学，同时又规定了它必须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时期之所以称为现代的时期，是因为它具备了现代的性质和特点。文学是社会的一部分，用来确定现代历史阶段的现代属性的标准，也应该成为确定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文学的标准。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的。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区别开来，或者说把中国现代文学从整个中国文学中分离出来，视之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阶段的依据，就是现代性的标准。文学现代性的标准，在内容上强调人的独立精神——人不再像古代作家那样无法真正摆脱封建臣民的意识，不再成为思想的奴隶，而是一个现代的公民，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思考能力。表现现代人的这种现代思想和现代情感的文学，即是现代的文学。在形式上，它首先应该是白话的文学，由白话的语言所规定的一切表达方式，包括新的修辞、新的技巧、新的方法，都是现代文学的基本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五四文学革命，这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它的划时代性质，不是就文学史上的某一个阶段而言的，而是针对整个古代文学的。五四文学革命依托新文化运动，高举人的解放旗帜，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向封建性的文化和以这种文化为思想基础的文学传统发起了挑战，创造了现代的新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联系是隐性的，是通过传统自身的延续性得以实现的，是通过作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得以保证并体现出来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则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所自觉追求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态度还比较温和。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提出“三大主义”，把新文学与旧文学完全对立起来。周作人干脆把新旧文学的对立称为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对立。这种激进的态度有可以反思的地方，但无疑代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质。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事实上却是它规约了此后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的道路。换言之，现代文学后来的发展是建立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起点上，不是直接在古典文学基础发展起来的。它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并在与民族传统的矛盾统一中改造了民族传统，同时也改造了西方的观念，实现了价值观的现代转型。它大量地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形式和表现技巧，并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经验加以融合，实现了艺术风格的现代转型。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造、融合和创新，新文学传统的原点形成了。由这个原点产生了观念意识和表现形式都与古典文学显著不同的新文学。这个原点自然包含了民族传统的因素，新文学也与古典文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前者相对于后者又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二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真正断裂的，除非它所依附的民族本身也消亡了。所谓的改变方向或者突变者，是原有的传统的改变方向和突变，而非凭空创造一种与原有传统毫无关系的新传统。改变方向或者突变也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方式，只是它与一般的顺延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以这样的观点看待五四文学与此前中国文学的关系，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必须注意到它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晚清文学的小说观念变革、新技巧的运用、文学传播方式的改进和关于欲望、正义、价值的想象，已经包含了某种现代性的因素，其经验相当一部分为五四新文学所借鉴)。其实不仅晚清文学，就连整个中国文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和源泉。另一个方面，又不能不看到晚清文学是士大夫阶层脱离了科举制度以后与新兴的报纸期刊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存在基础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它后来对商业利益的看重，对市民口味的迎合，虽有现代性的因素，但它所展示的欲望深受旧伦理的规范，停留在“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阶段，或者因为伦理观念的混乱而导致了简单的官能展示。它的正义，体现的只是清官理想。它的价值和知识带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晚清文学是新旧杂呈的，新得不够彻底，与旧的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了过渡时期文学的观念某种混乱和情绪的无精打采。

因此，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可以改写成“没有五四，何需晚清”。“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若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延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从晚清的时代发展到五四的时代，这无需强调。但若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则“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一个时期里忽视晚清文学价值的倾向是一个及时的提醒，使我们意识到五四与晚清的历史联系。但在另一种语境中，比如当一些人尖锐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想淡化其历史原点意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妨说，这不如强调“没有五四，何需晚清”更有意义。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强调的是一个历史发展延续性的事实，它本身并不能保证把新文学的历史原点从五四改写为晚清，也容易使人忽视晚清文学的许多尚欠成熟的方面。“没有五四，何需晚清”，也不是不需要晚清。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你哪怕不需要，它也是存在的。这里仅仅是强调，晚清文学的意义要通过五四文学的更为成熟的创新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如果没有文学革命对文学传统的革新，没有五四文学在新的思想和艺术基础上融合中西、大胆创新所取得的成果，没有五四文学的新传统对后来的重大影响，晚清文学探索本身的意义是否能得到确认还是一个问题。大量的晚清作品对当下的读者事实上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是一个好的证明。

三

现代性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显著差异的。五四文学革命所体现的现代性是一种启蒙的现代性。它的特点是推崇理性，把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视为人的基本属性，认为人可以通过独立的思考来探索世界的真相，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启蒙主义促进了人的觉醒和社会的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文学受它的引导，使文学的人学特性得到了充分展现，文学性的因素得到强化，从而确立了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

人道主义传统在后来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受到了质疑。质疑的根源，主要是中国社会由于民众普遍的文化低下，难以通过启蒙的方式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在俄国革命经验的影响下，信奉革命的政党引导民众走上了社会斗争的道路。社会革命遵循的是革命现代性的原则，它的特点是把革命意识放在首位。对于主导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意识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出身阶级，去表现底层民众的不幸与痛苦，反映他们的反抗和斗争，为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它免不了要批驳五四文学革命所推崇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原则，因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不一定能够保证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完全符合革命的要求。

革命现代性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兴起，并且把文学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由于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思考文学的问题，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相应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左翼文学总体上存在着本质主义思维方式难以避免的概念化、雷同化的毛病，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强。

但是左翼文学执著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与启蒙现代性的目标原本没有根本的冲突，而且它与启蒙现代性从社会大系统来思考文学问题的思路是前后一致的。两者的差异主要在实现现代性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不同：一个选择启蒙，一个选择革命；在文学服务对象上各有自己的侧重：一个服务于启蒙，一个服务于革命。这些差异是关键性的，但两者仍有共通之处。因而左翼文学运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最终还是策略性地融合了五四文学的传统(这当然是以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改造为前提的)。由于跟五四文学传统有这样一种联系，左翼文学的内在构成就不是单一的，而它的理论形态也处于动态平衡过程中。鲁迅就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者把文学当成宣传的错误观点，一些优秀的左翼作家，如萧红、叶紫、沙丁、艾芜，乃至丁玲和茅盾，把阶级的意识与个人的生活经验乃至生命体验结合起来，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贯彻了革命现代性的精神，但也融合了五四启蒙现代性的传统。

重要的是如何总结左翼文学的经验，包括它的贡献和存在的局限。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历史局限性的文学观和文学。某种意义上说，局限性本身便是一种特色。左翼文学在特殊的年代追求文学的战斗武器作用，实质上是为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了粗暴的风格。如果仅从文学本身角度考虑问题，当然会觉得它不够优雅。但如果从整个社会的方面看，在民不聊生、国家存亡的时刻，战斗的文学可以激励民气，可以让人民看到民族的希望。牺牲优雅的美比起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来，显然并不是一件天要塌下来的事情。比起审美主义的理想来，革命现代性的目标在当时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因而事实上得到了当时民众的广泛响应。

中国有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来思考文学的地位和功能等问题的传统。历史证明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是可以兼顾人情与物理的，可以包含审美的要素，使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达到统一。会不会沦为庸俗的工具论，关键在于作家能不能在承担文学的社会使命的同时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体验而采取一种通情达理的审美态度。

四

现代性的又一种形态，是世俗现代性。世俗现代情，有现代性的外形，但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般社会中比较世俗化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是人性中最为世俗一面的体现。它看似前卫，实则比较传统，与启蒙现代性所坚持的反传统的立场很不相同，因而它容易与传统达成妥协。换言之，它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是跨越不同时代的。我们既可以在晚清找到它，也能在晚明的三言二拍、甚至更早时代的作品中发现它的踪迹。如果再抽去其特定的时代内容，仅就其看重世俗欲望的满足一点而言，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时尚了。

当前世俗现代性影响力的加强，反映了后革命时代的来临。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清理“左”的政治观念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所以需要对革命及其遗产进行新的理论阐释。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把革命的合理性置于更具普遍意义的基础上，把它解释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赋予它“民族精神”的特质。总之，是淡化其阶级斗争的色彩，增加一些人性的因素，使之能够为当前世俗化社会的一般民众所容易接受。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由经济变革所带动的世俗化潮流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力，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创作，并使人们重新思考20世纪初以来通俗文学的价值。

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严格意义上说，是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文学系统。不能把体现了民间趣味的通俗文学排除在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之外，忽视乃至抹杀它们对于知识精英文学的推进作用；但也不能倒过来以通俗文学的规则取代现代精英文学的规则，从而彻底颠覆和解构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规范和构架。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关系，应如范伯群先生说的，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体”，少不了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这“两翼”。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翼，中国现代文学就不是完整的。

“一体两翼”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两翼如何舞动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以通俗文学或精英文学的各自标准相互否定。既不能用通俗文学的标准嘲笑精英文学的脱离市民大众，也不能反过来以精英文学的标准指责通俗文学的缺乏思想冲击力和时代特色，贬低乃至抹杀通俗文学的特有价值。我们需要超越雅俗对立的思维模式，从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矛盾互动中说明这两翼的舞动。也即是说要在承认它们存在差异乃至矛盾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并清晰阐明知识精英文学是如何吸收通俗文学的观念和艺术技巧，从而丰富和充实了自

身，而通俗文学又如何在知识精英文学的影响下提升了自身的思想艺术水平，回应了严肃的人生挑战，从而进一步显示出现代的、审美的意义，以至后来产生了像张爱玲这样兼具通俗性和精英特色的有成就的作家。只有这样，才可能写出一部有新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双翼舞动”的景象。

五

最后还有几点须提出来。

一是港澳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鉴于港澳台文学在20世纪前半叶与大陆文学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相互之间的交流遵循独特的规则，没与大陆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保持同步，所以不易按大陆这一时期文学的叙史方式来描述，可以在教材中把它单独列为一章。至于它们与大陆现代文学的关系，就由教师按照各自的设想加以讨论。

二是不同民族的作家共同创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文学标准以外的地位高下之别。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要坚持国家水平的标准，不宜划出一块“少数民族文学”来做专门的介绍，否则不仅会损害文学_史的有机结构，而且会在观念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我的想法是在介绍少数民族作家时可以指明他是什么民族，重点则是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方面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出发来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

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下限，以前不少教材多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新的发展时期，即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与一些教材所指的“现代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现在已经有了大致的共识，那就是把两者合并起来，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至于如何命名，那并不重要。因此，我们事实上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止于1949年仅仅是一种照顾教材特点的设计。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在1949年结束。相反，它要在此后通过新的迂回走向新的高潮。

四是教材的编写要考虑到教学的环节，特别是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要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将传授知识、提高素质与培养能力融为一体，充分发挥教材的综合功能。因此，一个作家适宜只出现在教材的一个地方，一般是他的成就最大在文学史的哪个时期，就在文学史的哪个时期里介绍，再前联后延，以显示这个作家的完整面貌。这有利于揭示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可以使学生对一个作家有整体性的印象。为了强化学生的能力培养，教材的体例似应做一些新的探索，比如可以在每一章中设计问题探讨、拓展指南、导学训练、参考文献等环节。“问题探讨”，可以关注这一学科的研究史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意在让学生理解某一作家、某部作品、某种文学现象，人们对它的看法是有变化的。透过这些变化，可以发现更有意义的东西。“拓展指南”，是与该章教材的内容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简介，目的是让学生能比较方便地掌握一些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导学训练”，开列与这一章教材的内容相关的若干个思考题，为学生指示思考的方向。“参考文献”，则是提供与思考题相关的研究资料的索引，以方便学生去查找资料，进行独立的探索。

[责任编辑：陈立民]

作者：陈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