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投资跨国公司论文

自2008年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进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也不断增多。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从德国引进技术项目17995个，投资金额达595亿美元；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7820个，累计投资金额197亿美元。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在华投资跨国公司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华投资跨国公司论文 篇1：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问题研究在

【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国为了更多更好的抓住机会迎接挑战，跨国公司的发展表现的尤为重要。随着我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加强，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具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宽松的经济政策，劳动力资源丰富等等，而且，这些国内环境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成为世界投资大国。本文主要研究跨国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市场，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投资现状 措施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分析及特点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分析

自从2010年我国经济市场日益开放，国外资本迅速进入我国市场。到2012年底，世界500强企业主要在我国投资，投资绩效国家产业分布：第一、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该产业成为跨国企业投资的主要行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因为资本投资，投资收益率很低，资金和其他原因的缓慢复苏，因此所占比重不大。从投资企业比例来看，第二产业，制造业的比例73.78%，并占据绝对优势；在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业在500强公司是主要的行业，占比10.79%。可以预计，中国加入WTO后，市场将继续开放，商业，保险，在进一步开放金融和信息服务业，将继续增加投资。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特点

总的来说，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农业和服务业为补充；外商投资企业中小型跨国公司，但大型跨国企业的影响逐渐增大，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1）投资规模扩大；（2）第二产业的投资仍占主导地位；（3）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不平衡，截止至2010年底，中国三个地区实际的利用外资所占比率分别为84.85%、8.87%和4.37%。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问题表现

1.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社会责任日益弱化。例如：中国销售的饼干中含有转基因成分；高露洁牙膏可能含有致癌物质事件等。

2.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社会责任弱化。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一些外国企业非法撤资或单方面终止合作，对中国企业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为他们无法适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或受金融危机影响，山东烟台、青岛及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一批外资非正常撤资，在少数跨国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或是怀疑虚假宣传，从生产过程中存在多国有企业降低环境标准，甚至大环境侵害。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问题的原因

1.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市场监管力度不足，政府政策放宽，忽视对经济市场的严格监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中国的对外投资将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增长趋势。同时，外资迅速占领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已经逐渐意识到，与外国合作经济的重要性并开始努力付诸行动。

2.社会责任弱化。从哈根达斯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现象。深圳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挚爱”，“冰淇淋劳斯莱斯”，哈根达斯冰淇淋，原来是从一个小作坊没有卫生许可证。数据显示，这个小作坊成立半年左右的时间，产品销往上海，深圳等地。社会责任问题迫在眉睫。

3.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对某些行为的理解出现偏差。迪士尼第一次进军巴黎，美国和法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是迪士尼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迪士尼，忽略了法国文化的喜好和民族主义，而相比之下，欧洲的休闲娱乐场所相对固定。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的措施

1.使我国进一步成为跨国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因此我们需要从投资环境和制度入手，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并努力让中国的地位作为一个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基地。

2.转变投资方向和产业肌理引导跨国总公司，鼓励中国民族企业并购。在当今社会，跨国并购（M&A）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一个趋势，顺应潮流，我们应该适当引导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并购活动。

（二）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上行业应采取的措施

1.扩大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服务业是中国加入WTO后，以及需要重点培养开放的行业。中国应该着重投资金融，电信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发达国家占更大的市场和竞争优势，以及中国政策的控制和保护是非常严格的。

2.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关联度的项目，促进国内相关企业发展。产品内部分工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跨国公司为了保持高质量，低成本的部分，继续加强企业提供零部件供应的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企业供应技术。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汽车，电子，家电和通信行业中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应继续积极吸引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汽车，电子，电器，如制造业，积极引导生产，当地的经营和发展，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内分工之间。

（三）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上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1.加大了对高科技产品的投资，提升产品的质量。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大多选择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举例来说，中国石油和化工集团和德国巴斯夫集团共同建立了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是世界级的高科技石化基地总投资26亿美元。

2.积极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

四、结论

总之，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巨大的影响，但是，机遇和风险并存。应该充分认识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影响策略，加速中国的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保持相对稳定的外国投资政策和法律，维护和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同时，鼓励和引导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积极参与竞争，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者：段静雅 卜立松

在华投资跨国公司论文 篇2：

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变迁与驱动力探讨

自2008年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进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也不断增多。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从德国引进技术项目17995个，投资金额达595亿美元；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7820个，累计投资金额197亿美元。中国的德国商会发布《2012年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德国跨国企业在华投资面临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本土企业竞争能力提高等挑战，但德国企业依然将中国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德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规模、方式和范围等已经发生变化，其在华投资的战略变迁与驱动力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一、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规模

德国企业投资中国市场导向非常明显，就是要利用中国的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形成了成本优势，增强企业在欧洲及亚太市场国际竞争力。由图1可看出，1981-1990年，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缓慢增长。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德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开始逐年攀升；1993年，德国政府提出了新的亚洲政策，要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中国在这一政策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德国不少跨国公司纷纷调整经营战略的重点，制定了在华投资长远规划，大胆果断地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德两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支持下，德国企业对华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力度越来越大。2002年到2012年期间，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116.51亿美元。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德国企业不但没有减少对中国直接投资，有些企业还加大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力度。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从2002年之后连续几年不断进行调整，略有起伏，但总的趋势还是呈螺旋式上升。

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业主要是汽车、机械设备制造和化学制药等传统优势产业，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已经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尤其汽车产业最为突出，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是中国汽车工业最早、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际合作伙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对华投资的成功，对巴斯夫公司、汉高公司等跨国公司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新一轮经济增长，德国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二、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变迁趋势

（一）跨国公司投资股权安排方式的调整

德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初期，由于不了解中国市场，为了取得合法性，大多采用合资方式，以减少投资失误。随着中国市场逐步开放和规范，20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跨国公司合资企业所占比例逐步下降，而独资企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并取代合资企业成为德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要模式。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如果东道国社会政治环境和投资环境越稳定，在东道国的投资风险越小，那么，跨国公司就越倾向于拥有更多的股权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德国跨国公司始终把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对外商独资限制的减少，德国跨国公司已进入中国市场扩张阶段，跨国公司更愿意采用控制权较高、收益率更大的独资模式，这种新的股权安排方式是德国企业全面衡量中国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后所作出的战略转型。

（二）跨国公司逐步向服务型领域转变，加大了价值链两端的投资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促使跨国公司纷纷调整自己的全球投资战略。中国始终是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一些领域已经很难获得市场份额和利润，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也进入调整期，纷纷对中国制造业市场业务进行调整和重组，投资领域也逐步由生产型领域向服务型领域渗透。同时，在华德国企业的行业分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加大了对价值链两端的投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战略主要是劳动力本土化，因此，加工组装环节还是有相当利润的。德国跨国公司主要采用劳动力本土化战略获得竞争优势，把组装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也就是把“微笑曲线”的附加值最低的部分转移至中国。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跨国公司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公司战略也随之变化。D’Aveni指出，战略变迁对于组织成功的变革尤为重要，甚至认为战略变迁本身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德国跨国公司紧跟外部环境变化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环节的投资，多数大型的德国跨国公司都加大了在价值链下游如物流、营销、批发零售等的投资，并进一步强化其在华战略布局。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逐渐转向中部和西部地区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环渤海湾以及珠三角地区。德国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投资最多，其中金融、贸易和加工业发达的上海及苏南地区占近47%。在投资环境相对不利的中西部地区投资较少，其中6个省尚无德企投资。随着我国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中西部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优惠的引资政策，德国跨国公司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热情逐年增加。据统计，2008年，重庆吸收德国企业投资金额为192万美元，2009年上升至1086万美元，2010年增长到3114万美元，2011年达到47100万美元，2009-2011年间在重庆的投资上涨24倍。企业数量方面，已有43家德国跨国公司入驻重庆，其中包括麦德龙、巴斯夫等世界500强企业。以西安、成都、重庆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正成为吸引德国企业投资的新目标。麦德龙、巴斯夫等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西部市场良好的表现也吸引了其他德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西部市场。

三、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变迁的驱动力分析

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股权方式、投资领域和投资区位等战略变迁，主要可以从经济驱动和政策驱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经济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市场竞争驱动和产业链驱动两个方面，而政策驱动因素更多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产业政策等方面。

（一）市场竞争驱动

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据统计，52.5%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市场对其全球战略有着关键意义，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其全球业务的一个“真正的市场”，这加剧了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面对有限的中国市场资源，德国跨国公司战略变迁成功往往依赖于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变化。以汽车行业为例，全球汽车巨头涌入中国：宝马、奔驰落户中国，凯迪拉克在中国生产，大众的高档车市场份额受到挑战。而在中低档汽车市场中，通用、福特、丰田等汽车厂商也推出了越来越多的新的车型来抢占市场份额，大众的品牌优势受到严峻的考验。随着奇瑞、比亚迪等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崛起和上汽、一汽等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使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市场激励竞争促使跨国公司在投资方式、投资领域及区位等方面进行适时调整。

（二）产业链驱动

中国近年来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视，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也顺应了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德国跨国公司就要顺应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来调整以前的投资战略，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战略投资，对产业链中的各个阶段进行纵向投资并强化销售、售后服务网络环节，加大了在零售、批发、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规模。按照产业链结构中的企业角色理论，德国在华投资跨国公司一般处于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是产业链管理的主体企业，控制着产业链中有利可图的环节，因此，收益最大。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转变成以市场为导向，跨国公司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和下游物流、营销、批发零售环节的投入，因此，在中国市场的研发、营销及服务等活动变得与生产及采购活动同等重要。

（三）政策驱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企业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因此，德国跨国公司最初通过选择最佳的合作伙伴，以合资企业方式获得比本地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占领中国市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德国跨国公司加强了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利用关系策略获得生存与发展，这种关系策略通常建立在个人和管理者之间以及与政府官员之间的非正式协议的基础上的。以德国大众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大众大打“政府牌”，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最终垄断中国轿车市场。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要去掉，市场变得透明化和规则化，关系策略已不占优势，尤其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于外资的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力下降，国民待遇的政策逐渐呈现，德国跨国公司面对这样的制度环境变化加快了在华投资的股权方式、投资领域和投资区位方面的战略调整。

四、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变迁路径选择

（一）战略连接

Nohria和Garcia-Pont（1991）认为，战略连接是指跨国公司通过战略性连接活动取得资源，可与能力互补的厂商连接取得所需资源，以达到规模与范围经济，增强其竞争优势。德国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投资时，就在构建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战略连接关系。如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大众公司，1981年建立上海大众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制度非常不完善，德国大众始终高举“帮助中国建立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顺应中国市场发展，以合资方式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德国跨国公司当初看重的主要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将公司自身的优势资源和中国市场的战略资源相连接，降低投资风险，改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开始对华投资，也就是在建构其与东道国的战略连接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德国跨国公司到中国沿海开发区投资设厂，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公司自身原有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为了取得沿海地区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潜在市场。而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德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股权方式发生变化，同时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和下游物流、营销、批发零售环节的投入，因此，低等级的优势资源会连接到东道国低等级的战略资源，而高等级的优势资源会连接到高等级的战略资源。

（二）战略嵌入

德国跨国公司经过了优势资源和战略资源的连接后，跨国公司的战略变迁路径主要是战略的嵌入阶段。20世纪80年代，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嵌入主要是零部件本地化，随后的原材料采购本地化是中国政府外资政策的压力的结果，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加剧的新形势下，德国跨国公司积极主动采取生产、技术、人才的本地化，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各大城市建立全球研发中心或技术中心，更有甚者在中国的大城市建立地区总部。德国跨国公司从最初的以经济嵌入为主转向以经济和社会、技术与制度为主的全方位嵌入，进而全面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变迁路径表明，跨国公司基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自身发展战略出发，逐步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希望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以实现其持久发展目标，实现双方企业共赢。

（三）战略耦合

随着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变迁路径进入战略深度嵌入阶段，未来发展路径应该是战略耦合阶段。耦合是物理学名词，这里主要是指德国跨国公司与相关产业间通过良性互动，利用各自的耦合资源产生的相互作用、互动融合的现象。德国跨国公司加大了中国制造业市场在价值链两端（上游研发和下游物流环节）的投资，最初跨国公司看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只是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跨国公司开始将价值链延伸，加大了研发、设计和物流等投资。德国跨国公司的战略耦合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与中国产业系统的战略资源的相互作用、互动融合，实现跨国公司的产业升级换代，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的转移。德国跨国公司与中国相关产业的企业间构成了一个企业共生的生态系统，成员企业形成共生体，具有共同演化、相互协调、双赢的协同性。

改革开放初期，德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多是以“技术换市场”的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外部环境变化，德国跨国公司基于中国市场的长远潜力和自身发展战略考虑，在华战略表现出“嵌入性”特征。德国跨国公司在制造业的品牌、技术能力和专业人才上的优势，与中国企业的资金和市场渠道的结合，是“所有权优势”的完美结合。由此可知，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在经济和政策两大驱动因素的作用下，变迁路径表现为从战略连接到战略嵌入，最终走向战略耦合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时雨.2012年中德关系大事记.德国研究，2013（1）：108-123.

[2]王志乐.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回顾与展望.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

[3]Selma Koehn， Felix Schmidt.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German business in China（2012）.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2012（1）：2-7.

[4]郭丽琴.德企在中国：风物长宜放眼量.第一财经日报，2012-10-11.

作者：刘云芬　陈砺

在华投资跨国公司论文 篇3：

入世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变化问题研究

[摘要] 本文以跨国公司全球和在华投资环境变化、全球和在华战略调整以及中国加入WTO重大事件为背景，从战略和动机与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提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变化的问题。

[关键词] 战略 进入动机 投资区位因素

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取决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动机和竞争战略。动机和经营战略不同，其所追求和利用的东道国条件就存在明显的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迅速变化的国际投资环境改变了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跨国公司不断制定新的战略来应付不断变化的全球投资环境。新的动机和战略产生了新的投资区位因素。中国加入WTO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和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变化和战略调整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环境变化和战略调整。因此，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变化问题时，首先要了解跨国公司全球和在华投资环境变化，然后是跨国公司全球和在华战略调整。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跨国公司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和一些列的非资产协议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再投资几乎完成了全球国外直接投资的90%。国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是衡量国际经济环境的最有效变量。

1.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1990年全球拥有跨国公司35000家，国外子公司15万家，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56750亿美元。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发展、贸易和环境改善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跨国公司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已成为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1994年，中国以375亿美元的FDI流入成为全球第二个国外直接投资接受国。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94年大约有10万家海外子公司参与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其贡献是当年中国GDP的五分之二。从1993年到1998年，中国保持了6年的FDI增长。但是在中国进入WTO的前后一年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了世贸组织要求，修订了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制订了促进外商投资的新政策。因此，正在进行的政策自由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利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

2.21世纪跨国公司不断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来应付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和其子公司重要地位的不断提高，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在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达到60000家，国外子公司80万家，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了156800亿美元。到2006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达到77000家，国外子公司80万家，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了221710亿美元。

另外，由于市场要素价格上涨、竞争压力、相关政府政策和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等一些原因，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引起的国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已转向服务业。1990年这一比例占不到一半；而2002 年，它已上升到约占60%，估计为4 万亿美元。此外，各国已放宽了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体制，使增加流入量成为可能，尤其是进入以往对国外关闭的行业。

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华战略，放大在华战略目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05年～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透露，今后3年，61%的跨國公司有意继续扩大在华研发方面的投资，82%的调查对象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与全球跨境投资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不同，中国在最近2年引进外资的数量却大幅度上升。许多跨国公司加大价值链两端的投资。

二、问题的提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资金、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水平等特殊优势，只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跨国投资还必须考虑区位因素。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一方面取决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战略和动机，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投资环境变化。

1.新的竞争环境对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

21世纪前夕，新的竞争环境对政府和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新的全球环境的特点是技术迅速进步、经济空间缩小、竞争条件迅速变化、态度和政军不断变化以及股东变得更加畅所欲言。新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其流动性资产的组合，以发现与不同区位的非流动性资产的最佳搭配。跨国公司 还试图收购内含于有竞争力的东道国企业的创造资产。

2.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在华战略的调整

90年代，为了迎接激烈的竞争、信息技术进步以及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全球跨国公司先后进行了战略调整、业务重组和组织结构改革。美国公司率先进行了企业战略调整——经营重点从一般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从硬件产品向软件产品和系统产品转变，业务重组——突出核心业务、发展相关多元化业务，结构改革——贴近客户、减少层级、精简人员、增加灵活性和适应性。随后，德国企业学习美国企业，也进行了结构和战略调整。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企业的问题。1998年以来，日本企业开始了全面深入的改革。韩国企业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被迫进行了调整与改革。1994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了系统化趋势，这些公司纷纷在华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跨国公司在华又进行了战略调整。

21世纪初，又出现了一次并购浪潮。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在采用跨国并购战略。在过去10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大部分是由跨国并购而不是由新建投资推动的：已完成的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从1990年的151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在2000年年底达到11440亿美元的高峰。入世后跨国公司加大了在华并购力度。据汤姆逊金融公司统计，2004年外资在华共完成2141个跨国并购项目，价值240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的近40%。对跨国公司来说，并购受到了公司战略目标的驱动。东道国的环境对于决定并购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

入世以来，日本、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著名跨国公司纷纷调整了在华发展战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进入战略的调整。2000 年，外商独资企业占全部世界利用外资额的比重由 1999年的 38. 68%上升至 46.94％, 2001 年这个比重继续升至 50.26％, 2002 年升至60. 20％，2003 年升至 65. 59%2。远远超过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所占的份额。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流方式。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05年～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指出：在生产投资方面，57%的跨国公司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有 37%的跨国公司愿意与具备一定技术和生产资源或能力的企业合资，倾向于通过并购相关生产工厂来投资的跨国公司为 28%。

其次，投资领域的调整。(1)跨国公司在华继续投资制造业，使中国成为生产制造基地。(2)大量增加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使中国成为全球研发基地。按照商务部统计，到2004年9月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己经达到750家。(3)投资转向服务业。目前增加的国外直接投资中，投向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增加，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旅游、运输以及各种专业服务，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亮点。

3.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正在改变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传统动机有寻求市场、效率和资源。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过程中把这些传统动机与其所追求的不同战略结合起来。这些战略已从传统的独立战略演变到简单一体化战略，从简单一体化向复杂一体化发展。这些战略和外部投资环境的不断变化产生了新的海外投资动机——创造资产。新的动机与新的战略结合起来，通过新的投资方式来实现跨国公司新的战略目标。

目前，有四种动机影响跨国公司国外直接投资决策：寻求市场、效率、资源和创造资产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中心根据调查确认，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而言，寻求市场是最重要的FDI动机。

4.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因素的变化表现了政策自由化、技术进步和不断变化的企业战略等三个明显特征

跨国公司传统的投资区位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策、国家对投资所采取的促进和便利措施以及有关东道国经济的因素等。这些投资区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投资的动机与类型、有关的产业以及投资者的规模和战略。而创造资产重要性的提高是在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决定FDI 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中唯一最重要的变化。

除了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不断变化的战略，国际政策环境的变化对区位决策有强烈的影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更加专业化并寻求具有竞争力的区位。跨国公司选择区位和它们要转移的职能的自由增加了。90年代，在1991年～1999年期间，在世界范围内管辖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发生了1034项变化，其中有94%的变化产生了更有利于FDI的框架。21世纪初，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全球管辖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发生了1325项变化，其中有91%的变化产生了更有利于FDI的框架。加人WTO以后，中国政府又出台了一批新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政策。在2004年末向所有外资企业开放了贸易权及国内分销权。

入世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的变化也出现明显的特征：首先，WTO框架下中国有关政策环境的变化：外资投资法律法规的调整，服务领域的调整，税收政策的調整，审批制度的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其次，中国入世后，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战略在不断调整。研究与开发本土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最后，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转型：从试探性投资转向战略性投资，从短期利润目标转向长期利益最大化目标，从参与性投资转向主导性投资，从资源引进转向资源本地化投资等。

总之，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环境变化（经济全球化、政策自由化 、技术进步、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全球FDI继续增长）及其海外子公司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地位提高以及战略的调整，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体制改革、加入WTO、制度越完善等变化，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对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调整和投资区位选择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逐步完善自己的开放政策、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将保证有关外资政策必须到位。

参考文献：

[1]John H. Dunning(1999)，Forty years on: American investment in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visited，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8(2)

[2]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ment and the Workplace，United Nations，New York, 1994.

[3]王志乐:德国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情况的调查报告[J]，管理世界，1994（4）

[4]UNCTAD，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 2006.

[5]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2004

作者：阿提坎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