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下的公共行政学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下的人才体系建设，从加强政府职能转变中人才建设的组织管理、建立跨平台的人才联合培养体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优化人才培育内容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人才建设政策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科学发展下的公共行政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科学发展下的公共行政学论文 篇1：

浅谈新时期服务型政府建设

[摘要]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政府。

[关键词]服务型;含义;特点;建设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难得的挑战,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性政府建设是—个新的伟大的系统工程深入研究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是当前—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有利于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提出及含义

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当然,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迫切愿望。党的十七大对服务型政府建设又提出新的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共十七大报告对此有明确定位:‘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完善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规范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2008年2月23,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次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

笔者所讲的“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从21世纪初期,我国在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服务型政府是一种理想的政府形态,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为,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指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中贯彻服务理念,突出公共服务职能,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应当包含以下四个层面:尊重民意、关注民生,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形成政府服务运行机制,形成有效制度安排;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

二、服务型政府的特点

提到服务型政府,人民禁不住想起全能型政府。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扮演了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然而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被淡化。服务型政府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有自己崭新的特点:

1.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府。核心竞争力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价值,就是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和以人为本。核心竞争力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的,是我们构筑国家“软实力”的基本要素。核心竞争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体现,是人民的根本愿望所在。服务型政府,首要的特征就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实现了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和以人为本的“制度化形态”,制定的政策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并在社会实践和改革过程中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宪法原则和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谈服务型政府,这个服务型政府就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民主和负责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人民民主和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人民民主是指政府的性质,负责任的政府是指政府的目的。人民民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是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正是由于这些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才界定了政府的有限性,也就是对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使政府权力不能为所欲为,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现代政府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政府不是‘划桨者”,而是“掌舵者”,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从一定意义上说,“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宪法规定的这“四个民主”权利,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在现实中,政府制度、政策的出台、制定、执行中一个都不能少,而且要全面落实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使其通过正常程序和渠道参与国家治理,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是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对公民开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有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来保障人民参与政府决策、有效监督政府行为,才是真正开放的政府。真正开放的政府才是民主的政府,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

服务性政府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政府手受人民委托来行使权力,所以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对人民负责,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政府要保证公民通过法定程序和渠道参与社会管理,表达自己的意愿,政府在提供服务时必须对人民负责,维护人民的基本、根本的利益。

3.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和有效的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建立合理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前提。我国政府就其本质来说,是依据宪法原则建立并按照宪法原则运作,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只有尊重宪法并按照宪法原则办事,才能在全社会树立政府的权威,确立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必然是一个有效政府,其公共政策才能得到认真的落实。建立服务型政府,核心是政府必须尊重宪法精神,按宪法原则办事,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相信政府,政府服务才能为群众所接受。依法行政是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环节。

法治是现代行政的基本手段,是现在政府的发展趋势,是服务性政府的一个根本标准,法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保障,依法行政是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要求。法治的实质是秩序,政府既是秩序的建立者,也是秩序的遵守者。权力意味着责任,法治意味着信用。—个法治政府必然是—个信用政府,必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法治一个有法治、有信用的政府必然是一个高效政府。服务型政府必然会提高政府运转速度,提高办事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保障社会管理效益良好。

4.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核心是在公共财政和预算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导向上,要真正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把钱真正用到惠及千百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使人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生活幸福的事业上来,要真正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政府必须下决心把钱投到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关乎千家万户生活命脉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劳动力失业和培训、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安全和秩序等方面来。这些都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是关乎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国家战略产业,搞得好与不好,直接决定着我们党和政府执政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心向背,决定着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要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把这些方面作为公共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基本方向,切实通过预算硬约束保证公共财政的正确使用。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向全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基本、根本需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真正贯彻落实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宪法大纲的基本要求,以及中共执政理念,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个为民”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特征,又体现了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现实要求,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职责的基本领域,是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满足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不了或满足不好的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包括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与平等竞争的条件,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

5.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实现了合理分权的政府。合理分权是完善政府治理、优化政府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一般来说,分权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分权;上下级之间的权力下放;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权限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等。合理分权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合理分权是我们建立服务型政府所遇到的一个最复杂的结构性难题,解决得不好,就可能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社会失序和国家混乱,这是我们在分权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但分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合理的分权至少可以带来以下几点好处:第一,最大好处是可以带来经济上的效率;第二,可以合理地控制政府的管理幅度,不至于因为管理幅度过大而造成管理失误;第三,可以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第四,可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第五,可以有效地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第六,在政治上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建立问责制政府,转移政府责任,明确政府核心工作,便于政府的绩效评估。实现合理分权,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前提。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当然,服务型政府的的建设也有其理论基础。

三、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基础

构建服务型政府既是一次行政改革,同时也是一次政治变革,在政治上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要有所突破和创新,打破已有的“专制政府”、“全能政府”的框架。支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是人民民主理论,另一种是适应全球化各国的行政改革理论。

人民民主理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人民民主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成果。要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力的一致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人民主权思想是政治学领域的—个重要问题,人民主权是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政府的权力是受人民委托的治理权,处于从属地位,政府在行使权利时,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必须为人民服务。“政府的权力绝不允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行使治理权时,出现了损害、危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甚至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些都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念格格不入,违背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本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同样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真心真意地去发动群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衡量党和政府工作好坏的标准时“三个有利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要求、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落脚点和出发点。

行政改革理论,改革开放后。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得到恢复和发展,伴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也逐步融入了全球社会,西方一些先进的理论对我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国内学者所研究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就是吸收了同时代的西方行政改革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如西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治理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等。

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建设服务性政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需要,是政府的应有之意,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要深刻领会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途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工具,其一切活动都围绕为人民服务而进行。

四、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十七大所提出的总体要求,落实“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总部署与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服务型政府应当是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原则。从政府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推进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所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深化机构改革,使政府组织机构更加合理、科学、高效。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应科学规范部门职能,按综合职能设置机构,将相同或者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职能交叉、权责脱节、多重管理、多头执法的问题。当前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政府机构改变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正在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所谓大部门体制,或叫‘呔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国务院率先完成大部制改革,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仅有27个部门组成。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各地也在结合实际进行试点和推广,顺德、深圳,先行先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顺德政府有27个组成部门,深圳政府有31个组成部门。‘呔部制”改革不仅是政府组成部门的减少,实际政府内部组成结构起了深刻的变化,更是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的转变,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了,工作方式改变了,社会管理效果会更好。

2,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就要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1)解决政府管理“越位”问题,应改变过去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缩小、分解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范围,把不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管不了的职能转移出去,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特别是在经济管理上,要强化‘看不见的手”,弱化‘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做到凡是市场能运作的,政府不包揽;凡是企业能自主经营的,政府不干预;凡是该社会办理的,政府不插手。(2)解决政府管理‘错位”问题,主要是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边界,明确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范围,避免因分工不当、责任不明导致政出多门、交叉错位。(3)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问题。就是把应当由政府办的事情真正抓起来,负起责任,避免管理出现‘断档”,公共服务出现“真空”。

3.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当前应在控制数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上狠下功夫。(1)严把“入口”,确保选人用人质量。把有贤能的人、真正素质过硬的人选进公务员队伍,广泛从社会、学校、企事业单位选人用人。(2)疏通“出口”,积极推行辞职、辞退制度。虽然在公务员队伍,但又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情贫’的公务员,允许他们申请辞职,做他们乐意做的事,一旦辞职,永不再用,清除该公务员的编制。对于个别公务员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于本质工作不想干好,想干也干不好的公务员,坚决辞退。(3)加强培训,搞好公务员的政治、理论、文化学习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其整体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选拔优秀的公务员到高校学习、外出培训,提高其技能,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人民服务。(4)建立长效机制。依据国家公务员条例和有关规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建立和完善竞争择优的选拔机制、符合社会需要的培养机制、开放灵活的流动机制、与贡献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把公务员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深圳今年推行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打破了公务员晋升的天花板,使公务员不再官本位,将极大地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深圳行政机关公务员将被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大职类,分别实施不同的招考、培训、管理、交流和晋升方式。可以说,终于打破了公务员行业的“大锅饭”,从根本上解决了千军万马挤“官路’的尴尬局面。

4.积极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科学的机制出活力、出效率、出公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应突出制度创新,完善运行机制,靠机制和制度来保证政府行为的科学透明、协调一致和高效运行。(1)完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完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实行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对于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召开座谈会、听证会,召集社会权威人士,论证其可行性。应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因盲目决策而造成重大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直至引咎辞职、责令辞职(2)完善执行机制。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分管领导负责制和部门负责制,科学分工,明确责任,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好落实。发展目标、工作任务确定后,要按照分工和职能进行分解,由谁负责,谁去执行,怎样推进,都应十分清楚、明确。(3)完善监督考核机制。这是确保决策落实到位的关键。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监督考核,公正评价其作用和贡献,督促其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如今年国家审计署将对各级政府实行‘绩效审计’,不仅要看政府头没投资,还要看投资的效果。(4)积极推行电子政务。发展电子政务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电子政务的实施过程,就是政府打破公共

服务领域的垄断,提高服务效率,更快捷、更直接和更广泛地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的过程。改善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重塑政府业务流程,构建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进行政质量,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其成为各级行政机关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贯穿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要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继续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在基层建立“政务超市”。(5)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更加重视行政规划、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新途径。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改变政府的不良形象,满足人民的不断提高的参政议政意识,就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变原有的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建设服务型政府。

当前,我们国家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要把改革开放推到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起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服务理念,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建设服务行政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反过来,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必定会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促进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2007,10,15.

[2]]侯玉兰,论服务型政府:涵义及意义[J],理论前沿,2003年第23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1,17.

[4]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劳,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0、80页

[5]高小平,王立平,服务型政府导论,[J]人民出版社2009,08.

作者：张春照

科学发展下的公共行政学论文 篇2：

政府职能转变下的社会舆情人才体系建设

摘  要：本文通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下的人才体系建设，从加强政府职能转变中人才建设的组织管理、建立跨平台的人才联合培养体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优化人才培育内容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人才建设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人才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舆情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效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深入分析和论证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社会舆情管理人才体系建设问题，对于提高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性、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舆情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舆情及其特点分析

社会舆情事件，是指社会公众针对某一客观事实所表达的政治倾向、社会态度、观点、意见和情绪的统称。社会舆情事件的处理具有两面性，妥善的社会舆情处理能够在萌芽阶段有效缓解社会矛盾，甚至通过社会公众利益诉求的满足推动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的营造和社会进步;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舆情事件演化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甚至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例如，2014年3月8日发生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编号MH370的民航客机失联事件，94%的网民通过互联网持续关注马航事件，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政府在事件发生的原因、处置进展、事件结果等方面舆情处理的滞后导致世界各国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应急处理能力产生了高度质疑，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舆情的演化最终促使马来西亚总理亲自宣布调查结果，并及时发布事件处理的媒体声明。

二、我国社会舆情人才体系建设的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阶段社会舆情人才体系的建设情况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1）社会舆情人才的顶层制度设计相对不足。从长远科学发展角度，社会舆情管理人才体系的建设依赖于合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只有合理的顶层设计才能保障舆情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实践中，政府作为公共制度的供给者往往过多关注社会舆情服务内容和形式本身，相对忽视社会舆情人才的顶层制度设计、组织体系建设。

（2）社会舆情人才的总数滞后于社会需求。据统计，我国目前各类网络用户总数已经接近6亿人，新媒介的出现以及自媒体形式的发展促使网络舆情在发生后以指数化速度迅速传播，社会受众也更加习惯于通过网络接触各种信息源并通过网络发表各自观点。相比网络用户的高速持续增长，社会舆情管理人才的总数严重不足。

（3）社会舆情人才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舆情管理人才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其专业化知识结构既需要新闻传播学、社会学、行政学、经济学等领域知识，也需要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安全技术等等领域知识;既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也需要较高的预判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社会舆情人才体系建设路径

以政府职能转变为背景，在社会舆情人才建设的过程中应加强政府职能转变中社会舆情人才建设的组织管理、建立跨平台的社会舆情管理人才联合培养体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优化社会舆情人才培育内容体系、匹配面向政府职能转变中社会舆情人才需求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1）加强政府职能转变中社会舆情人才建设的组织管理。首先，将社会舆情人才建设作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建立专业化舆情人才管理组织结构，统筹各种资源的调度和利用;其次，以专业化舆情人才管理组织为平台，细化政府职能转变中社会舆情人才的管理对象、管理权限、管理模式和职责要求;最后，以专业化舆情人才管理组织为主体，综合利用政府、市场等不同主体在社会舆情管理方面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社会舆情人才的跨平台流动和交流机制。

（2）建立跨平台的社会舆情管理人才联合培养体系。在传统的依托高等院校进行社会舆情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跨平台的社会舆情管理人才联合培养体系：首先，积极鼓励高等院校、企业、政府等社会舆情管理人才的利益相关方积极开展人才联合培养体系，例如可以通过鼓励社会舆情管理的相关企业设立博士后人才流动站等形式进行人才联合培养，高等院校也可以通过采用定向培养、委托企业作为实训基地等形式提高社会舆情管理人才培养的有效性;其次，政府积极利用财政和税收工作对社会舆情管理相关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进行激励，例如可以通过社会舆情管理人力资源开发成本资本化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成本加计扣除的形式形成企业自主加强社会舆情人才开发的内在激励机制;最后，以政府为主体建立社会舆情管理人才共享平台，提高舆情人才市场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信息对称程度。

（3）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优化社会舆情人才培育内容体系。首先，在教育对象环节，应统筹国内各高校、科研单位、媒体机构、政府部门力量的教育资源，扩大舆情人才的培养范围，打造一支能够有效支撑政府职能转变中社会舆情需求的人才队伍;其次，在教育内容环节，一方面，应在传统的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数理统计学、传播学等学科内容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大数据监测技术、数据关联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大数据时代社会舆情管理需求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应加强对舆情人才行政管理和政策体系的教育和认同感培育，从而提高舆情管理的有效性;最后，在教育实施环节，应将政府职能转变中社会舆情人才培养工作常态化，经常性组织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相关人员等进行经验交流和总结，从而提升整个舆情人才队伍的政策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和舆情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1]青锋，张水海，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演进及法制特点[J].行政法学研究，2013，04：12-20

[2]乔耀章，政府行政改革与现代政府制度——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管理世界，2003，02：48-57

作者：孙旭娜

科学发展下的公共行政学论文 篇3：

论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

摘要：技术的二重性和结构的二重性共同决定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在本质上具有客观属性和社会属性，这决定了技术既是社会行动的结果，也是社会行动的中介。结构的二重性则揭示了制度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表明结构是行动得以展开的前提，行动是进行制度和结构再生产的活动。新技术的应用并不必然带来制度变革，当以内嵌于技术的新的规则、思维模式等因素为依托而产生新的行动模式时，制度变革的时机就到来了。组织领导者的思维模式应当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以创造性的行动为中介，使技术应用成为一项实现制度变革的自觉行动，并为技术应用创造相应的制度空间。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结构化理论；网络技术；行动；合作制组织；网络结构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在“互联网+”条件下制订行动计划的要求，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网络时代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变革的深刻体察。在这一背景下，互联网被作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新引擎。对政府来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引发了社会转型，重塑了社会环境和社会治理的情境，因此，政府必须对网络时代新的社会治理需求作出回应。同时，网络技术也是实现政府制度和组织结构变革的有力杠杆。在网络时代，从电子政务、电子政府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府一直在积极运用网络技术推动自我重塑，而明确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一、技术的二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管理技术与社会技术，狭义的技术是对科学发现与发明的应用。具体来说，狭义的技术表现为机器、设备或者机器、设备的运行软件、程序等。本文讨论的技术是狭义的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技术在组织中的应用以及技术与组织结构变革等话题吸引了很多学者关注，而明确技术的本质属性是正确认识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的前提。

1.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

学者们在技术是独立于制度之外的力量还是制度的构成要素这一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进而对技术本质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组织的制度设计、结构安排以及组织成员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主观态度限制了网络技术的运用，使网络技术往往被用来实现和巩固现有的组织结构。也有学者强调网络技术在推动组织模式变革中的作用，认为网络技术是实现组织行为模式和制度结构变革的革命性力量。这两种观点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

收稿日期：2016-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治理创新中‘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16CGL056）；扬州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邵娜，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210023），扬州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扬州225127）。

实践经验，体现了理论立场上的差异，即社会的技术决定论（简称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简称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差异。對于这种差异，克利夫兰（H. Cleveland）这样描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300年来，科学和技术都被认为是有着自己的生命、内在逻辑和自动的发展方向的，技术自在自为的本质不断地发展和成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而不是科学发现开始支配技术产出。”①

技术决定论的基本内容是：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客观性力量，它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社会变迁的方向。技术决定论体现了一种单向的线性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认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关系。这种观点认识到技术在推动社会变迁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忽略了人的自主性在技术开发、使用、改进等过程中的作用。从研究层面看，技术决定论一般是从宏观历史进程和技术应用的长期效应出发得出判断的。与技术决定论不同，社会建构论首先是一种认识论与理论视角的转换，是对主、客体二分法及线性决定论的超越。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不仅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还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社会的构成部分；技术的开发、发展和使用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实现的，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因素与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利益、文化观念等微观因素共同决定的；技术作为社会的构成物对人类行动发挥着限制或促进的作用。总体而言，社会建构论过于强调社会因素和人的主观因素对技术的影响，而忽略了技术本身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并且，社会建构论没有对技术的应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结果，以及技术通过何种方式推动社会变革等作出解释。从研究层面看，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视角通常是微观的，其结论不一定能概括宏观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2.技术的本质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都存在一种绝对化的倾向，二者之间的差异在根本上是由技术的二重性造成的，二者可以看作是从宏观历史进程与微观社会发展两个层面对技术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概括。从宏观上看，技术是影响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微观上看，社会因素以各种方式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偶然或必然的影响。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复杂、具体的。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互相影响的。二者在研究层面上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揭示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即客观的自然属性与主观的社会属性。技术的客观属性是指，技术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其产生和发展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当技术作为人类行动的工具时，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技术是根据自然规律（而不是人的主观意志）作用于行动对象的。技术的主观性是指，技术是由人发明、创造和使用的，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也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必然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认识到技术的二重性是正确分析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之间关系的前提。工业社会的技术是模仿性技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则是创造性技术。模仿是对自然规律的因循，创造则意味着质的变化。创造性技术更多地体现人的能动性和道德追求。网络技术中内嵌的网络化运行逻辑和非控制导向结构体现了技术建构者的创造性思维和价值追求。网络技术首先是作为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前置性条件而存在的，因为网络技术的应用会改变组织生存的环境，同时为组织模式变革提供支持。新技术的应用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赋予人们自由和突破制度限制的能力。网络技术的应用使网络结构、网络化逻辑在组织中得到实际运用，从而使组织结构变革成为可能。当网络技术应用于组织时，内嵌于网络技术中的行为规则、逻辑结构等新因素将作用于组织成员的行动和思维模式，从而形成一种引发组织结构变革的可能性力量。同时，网络技术又是由人来运用的，因此，内嵌于人的行为模式之中的组织的制度结构、文化等因素以及组织成员的主观选择，尤其是组织的领导层对待技术的态度，都是影响网络技术应用效果的重要因素。网络技术的工具性决定了其只是引发制度变革的条件，而不是决定性力量。

二、作为中介的行动：以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宏观与微观、个体与社会等二元对立观，造成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分歧，如实证主义与理解社会学之间、结构功能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分化。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的重大转型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期的方法论上的二元纷争促使研究者寻找一种综合分析框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是对社会转型和社会科学发展需求的一种回应。这一理论揭示了制度与行动的相互建构关系，为透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中介——行动。

1.制度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观主义者关注人的行动及其意义，认为社会现实是由人类行动及其意义所构成的，因此，社会现实具有主观性，只有从个体及其行动出发才能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社会整体及其结构。客观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现实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行动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支配的，即作为整体的社会现实具有客观性，对人的行动产生制约、限制的作用。主观主义者过分强调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行动的主观意义，客观主义者则忽略行动者及其行动的能动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结构具有二重性，即结构是行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对人的行动具有规制作用，同时，结构内嵌于行动中，是多个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创造的。也就是说，制度与行动之间并不是二分的：行动是进行结构和制度再生产的活动，体现、延续结构和制度；结构和制度既是行动的前提条件，也是行动的结果。由此，结构化理论实现了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融合，它将行动与结构、个体与社会、制度的客观约束力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制度是结构化了的行动、互动关系和认识模式。相对于个别行动者，制度往往是外在于个体而发挥限制或促进作用的。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都以制度为中心，认为制度与行动之间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关系，因而无法对制度变迁作出合理解释。结构化理论则揭示了制度与行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而说明了结构与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行动者认知能力的反思性贯穿于行动过程之中，使行动者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理性监控，同时监控他人的行动和社会环境，从而使制度和结构成为行动的作用对象。行动可以维持、强化现有的制度，也可能推动制度再生产，实现制度和结构的根本变革。

2.行动是技术与制度相互建构的中介

技术的二重性决定了技术是结构化的条件之一，结构的二重性则揭示了结构化的过程。行动是技术与制度相互作用的中介，是技术作用于制度及制度限制技術的媒介。

首先，技术的客观性决定了技术的应用意味着新的规则、资源、互动方式和思维模式在组织和行动中的嵌入，从而使新的行动模式成为可能。新的行动模式与原有的制度、组织模式之间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进而积累了实现制度变革的力量。技术的客观性决定了技术对人的行动具有双重影响：赋能和限制。一方面，技术使某些行动得以实施。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实现了跨时空的双向交流，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办公自动化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对组织的信息系统进行重塑，在此基础上带动组织成员在文件处理、信息收集、信息处理等方面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技术限制某些行为的发生。如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垄断越来越难以实现，进而引发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变化。“结构化组织的变革可能是通过人类行动实现的，行动的变革导致了共享的意义和规则、角色、资源和权力的修订，以及控制形式和权威形式的修订。”②技术应用所引发的行动模式以及行动所涉及的规则、资源、意义、符号等结构性因素被惯常化、结构化的过程，就是制度再生产的过程。

其次，技术的社会性决定了技术是制度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不是独立于制度之外的客观力量，因此，技术本身并不是实现制度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技术是通过行动发挥作用的，这决定了技术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由人来运用的，因此，芳汀将技术区分为客观的技术和被执行的技术，并认为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影响技术应用效果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社会转型和新技术的应用促使人们把关注点从制度转移到了行动及其产生的新的条件上。技术的二重性和结构的二重性共同决定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行动为中介，技术成为实现制度变革的有力杠杆。但是，制度变革不会自发实现。在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我们不能坐等技术应用自动地引发制度变革，而要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积极地运用新技术去实现制度创新，为技术应用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总之，行动的过程既是技术被运用的过程，也是进行制度与结构再生产的过程。网络技术的应用已经引发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革，推动了管理型政府发展的他在性转向，提高了政府及其社会治理的开放性，并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行动。但是，网络技术的应用并未带来制度与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因为网络技术的应用依然受到传统的组织结构、思维模式和领导者特殊的利益诉求等因素的限制。“我用政府的语言来表明，因特网标志的不仅仅是更有效的、主要依据目前安排而构建的政府，而且标志了更深层次的制度变化。构建虚拟政府与其说是对最终结果的预测，不如说是制度变化的过程及角力。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过程是在重新思考政府在与经济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角色。”③笔者认为，政府对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提出了实现全面制度变革和组织模式变革的要求，尤其是在社会已经经过网络技术的洗礼而“升级换代”的前提下，实现政府模式的全面变革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技术的应用具有实现制度变革的潜力，但我们要将制度变革转化为一种自觉行动，从而为创新性行动提供制度空间。

三、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度变革：合作制组织及其

网络结构的形成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加快了社会发展速度，社会的流动性导致组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强。后工业社会要求组织进行频繁、快速的决策，并通过积极创新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官僚制组织是在低度复杂性、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模式，其层级结构和行为模式在增强组织控制能力的同时造成组织僵化，从而使组织缺乏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将向着一种具有网络结构的合作治理组织演变。组织是制度的载体，组织模式的变革意味着全面制度创新的实现。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将推动组织结构网络化，重塑组织的部门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1.复杂性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不适应性

官僚制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组织的建立首先以履行某种社会职能为目标。组织通过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从环境中获得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组织本身只是开展集体行动的工具，这往往是人们成立一个组织的初衷。其二，组织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实现对内部运行和外部环境的控制。官僚性组织的垄断性使其可以通过对环境的控制，将威胁组织的环境因素转化为支持组织的环境因素。在官僚制组织下，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垄断者，社会则是被控制和管理的对象。“随着官僚组织的成长，官员们的关注点，会从执行官僚组织的社会职能转移到确保作为自治的公共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上来。”④在组织可以控制环境的条件下，生存取代履行社会职能成为组织的最高目标，组织由此实现了手段对目标的置换。斯格特观察到组织的发展有一个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的过程，这实质上是组织无法继续以不变的规则和制度来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逐渐转向管理上的权变，以谋求对环境的适应，即通过组织结构、行为模式的变革来回应环境的要求。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组织控制环境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实现，因此，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很有可能转向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组织不再谋求以确定的结构形态和规则来应对环境的变化，而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建立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组织结构。官僚制组织将被一种服务导向的合作制组织所取代，而组织模式的变革事实上就是实现制度变革的过程。

官僚制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了其行为具有控制导向的特征，建立后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首先就要实现对等级结构的超越。从组织的动态运行过程来看，等级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垄断造成组织决策与行动的分离。官僚制组织中纵向的等级结构与横向的分工—协作造成组织的某个层级或某个部门不可能单独实现对环境的有效回应，组织的行动依据是自上而下的决策，充分了解环境及其需要的一线行动者缺乏及时行动的权限和动力，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制使行动者经常在不知道为什么制定政策或者不理解决策目标的情况下执行政策。“控制导向的官僚制组织在信息流动渠道上形成了一块单面透明的玻璃，处在一面的人是众多的茫然无知的行动者，处在另一面的人是发号施令的‘偷窥者’。”⑤要改善组织决策与行动相分离的状态，就要在等级制组织中引入民主的元素。具体有两种做法：一是扩大参与，使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和组织下层人员都能参与组织决策；二是扩大组织下层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参与的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但通常只是组织采取的一种策略化行动。扩大参与可以使组织决策获得合法性，从而减少外部因素对政策的抵制，强化组织下层成员的服从意识，但组织的决策模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权仍然由组织上层控制。扩大裁量权的做法在根本上与组织“按规则行事”的基本要求相悖，因此，组织在扩大下层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在这种条件下，行动的自主性、灵活性与制度、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使组织成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使具備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条件，组织成员也往往寻求以规则或惯例作为行动依据，而不是根据环境变化主动采取某些打破规则的创造性行动。总之，官僚制组织的等级结构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导致组织的决策与行动无法有效回应环境需求，而改善组织决策与行动的做法并没有实现对组织等级结构的超越，反而使自下而上的参与及自上而下的授权都成了组织加强控制的手段。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和制度结构来应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原有组织模式的基本框架内进行部分制度修正的做法无法回应社会治理的新需求。

从行为模式来看，官僚制组织通过惯例化、标准化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惯例和标准是组织长期学习的结果和经验的积累，为组织成员的行动提供依据。惯例化、标准化有助于提高组织在处理常规性事务上的效率。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导致组织的“阅历”不断丰富并不断转化为指导组织行动的规则和程序，而大量的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导致组织复杂化，增加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负担。惯例化、标准化体现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式，即利用组织行动的确定性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寻求确定性的做法导致人为制造的复杂性与环境的复杂性交互作用。组织系统与管理规则的日益庞杂造成组织复杂化、僵化，更加严重的是，导致组织对规则和程序的过分依赖，最终使惯例化、标准化取代组织原本的目标。“组织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实现特定的目标或目的，而是在一套有限制的框架（它是组织的各个部门通过协商达成的）内的运作。组织在这种限制内的运作旨在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并寻求制订解决当前问题的、直接可用的政策备选方案。”⑥“理想类型”的官僚制组织认为，组织制度和规则的实施对组织目标的内在化、具体化以及组织成员对制度和规则的服从与执行，就是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2.网络技术与行动主义促成从制度到行动的变革

在低度复杂性、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制度与规则的相对稳定性会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制度与规则通过维持秩序来引导集体行动有效开展。而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制度的黏性和惰性使执行制度与规则的行为根本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从而使制度对行动的限制性凸显，而制度对行动的引导作用逐渐削弱。20世纪80年代以前，制度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从制度、结构等宏观视角出发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象学等强调个体体验与行动者自主性的研究方法更具有对现实的解释力。这种理论视角与方法论的转换体现了行动者及其行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优先受关注地位，这并不是说在后工业化条件下不需要制度，而是说我们要重新理解制度与行动、行动与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组织结构和社会治理制度进行重新安排。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行动必然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过程。制度应当为激发人的创造性提供支持，而不是强调人对规则的遵从。后工业社会需要一种全新的制度与组织结构，这种新的组织模式及其结构要为行动的灵活性和应变性提供支持。

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实现组织模式变革提供新的条件。一方面，网络技术为网络结构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网络体现了一种复杂的结构与思维模式，因为网络结构中的节点是根据整个网络的运行需要而自由流动的。节点的这种自由流动性和自主性赋予网络组织、网络结构以强烈的弹性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网络结构并不是封闭的、具有某种固定架构的组织结构，这决定了网络组织是最不具有结构性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以网络技术的应用为依托，组织结构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产生新的行动模式。组织内部跨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及组织部门间网络关系的形成冲击着官僚制组织内部条块分割、以部门专业化为中心的运行模式。在迅速变化、信息极大丰富的环境中，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状态向合作共赢的状态转化，区域合作、战略联盟等组织结构及多主体之间的合作行动不断增加。可以说，网络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跨部门、组织间网络关系与合作行动的发展。具体来说，网络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跨部门信息流动，使跨部门合作可以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和组织模式内实现。官僚制组织中原有的职能结构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的特征，从而使组织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强的应变能力。通过建立共享数据库、工作团队等虚拟组织形式，部门之间建立起普遍的网络关系。在高度复杂性的条件下，社会治理行动更多地通过跨部门合作实现。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官僚制组织的虚拟化无疑为跨部门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组织形式。同时，官僚制组织在结构上获得一定的开放性，社会治理可以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网络合作关系（而不是参与）来实现。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范例是：2004年，美国环保署与物流企业合作创立了名為Smart Way的项目，政府在项目创建中主要扮演推动信息共享的服务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企业在项目运行中充分发挥信息收集与监测等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共识在合作行动中不断产生并得以落实，政府与企业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实现了合作共赢，同时解决了社会治理难题。

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形成无疑会对组织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提出新的要求。对组织来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最根本作用在于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及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网络技术在组织内的应用使组织可以根据问题导向和任务导向进行自身建构，即根据所处的不同情境对组织的结构、权力关系、文化氛围、行为模式等作出安排，从而以技术应用为契机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组织的思维模式转变。正确认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突出行动在实现制度变革中的中介作用，鼓励以技术应用为依托的创新性行动，在行动中实现对组织结构和规则的再生产，这些是实现组织模式变革的关键。技术应用需要得到组织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组织领导层要通过转变思维模式，打破对惯例的路径依赖，为技术应用提供财务、人事、沟通、决策等方面的配套支持。

注释

①Harlan Cleveland. The Twilight of Hierarchy： Speculations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Vol.45， No.1， pp.185—195.②Wanda J. Orlikowski and Daniel Robe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1， Vol.2， No.2， pp.143—169.③[美]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邵国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④[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⑤张康之：《论官僚制组织的等级控制及其终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⑥[美]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丁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68页。

参考文献

[1][美]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黄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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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张康之.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行政学主题（三）[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5]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周民.电子政务发展前沿（2015）[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浩淼邓林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Shao Na

Key words：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actio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network structure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建立健全干部改革创新工作中的容错纠错机制2017年2月中 州 学 刊Feb.，2017

第2期（总第242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2

作者：邵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