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与创新论文

【摘要】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决定了地方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本文介绍了基层政府治理的现状，分析了现行基层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几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注重田野调查、注重服务性政府的建立、注重基层政府制度化建设和注重与多元主体沟通协调能力的提升四条解决途径，并据此建议以多元合作型模式作为基层政府治理的改革方向。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府改革与创新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府改革与创新论文 篇1：

智慧城市视角下的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以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改革浪潮，给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带来了强烈冲击，也给政府治理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探讨智慧城市视角下政府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就有必要追问：是什么阻碍了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步伐、使之难以适应智慧城市发展的需要？如何才能顺应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实现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战略目标？
智慧城市与政府治理创新

智慧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何为智慧城市？目前国内外研究者还没有较为一致的意见。智慧城市的概念源自“智慧地球”理念的延伸。2008年11月，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理念，那时恰逢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引起世界经济动荡之际，这一创新理念立刻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IBM正式提出了“智慧城市”愿景，强调“智慧城市”是实现“智慧地球”的战略需求，此后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就业和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

直观而言，智慧城市是一种以新一代信息基础支撑的新城市发展生态，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它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及自动化技术，统筹业务应用系统，使构成城市的基础设施、环境等要素与人之间实现互联、协同和智能，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对城市系统中的各类需求作出智慧的响应。智慧城市是城市管理与发展的新模式，它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为基础、以管理创新为手段、以理念创新为核心，是一个物物相连、数字化、绿色生态、人本幸福的城市。

给政府治理创新带来机遇

智慧城市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将成为政府治理要素中日益重要的战略资源，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智慧化提供强大动力，逐渐成为信息时代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潜在机遇。

首先，智慧城市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社会沟通能力。政府与民众的传统沟通渠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渠道，民众呼声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智慧城市通过信息共享平台、社交平台等，为政府和公民提供了一个双向互动沟通的渠道，推动政府治理向社会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转变，显著提升政府的社会沟通能力。

其次，智慧城市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受“长官意志”的影响，传统政府决策中存在很多非理性决策。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整合并激活分布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多源异构数据，形成庞大的数据湖，让政府形成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决策机制，实现由传统的行政决策为主导转向以大数据驱动决策，推动着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

第三，智慧城市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智慧城市建设能让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过去的供给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使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多样、更加准确且高效，降低了政府碎片化的管理，有效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

第四，智慧城市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危机预防能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频发，对信息时代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打造视频化、智能化的城市安全体系，能让政府及时有效地了解社会舆论导向，提升政府的危机预防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同时可以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第五，智慧城市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智慧城市推动着政府治理从单一向各个社会主体合作的多元化的治理体系转变，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激发社会各个主体共同参与政府治理的主观能动性，提高社会多元主体协作的紧密程度和有序程度，产生协同效应。
面临多种困境

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新时代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和必然选择，目前国内外许多地区都在借助智慧城市建设的契机推动政府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但必须认识到，在智慧城市加速建设的大背景下，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面临着多种困境。

管理困境——政府治理结构与智慧城市资源形态不适应。智慧城市使城市的资源配置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虚拟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格局由分散走向紧密，资源消费由线性走向循环，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运行基础，进而对政府治理的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作为城市资源的主要配置者，理应根据智慧城市带来的城市资源形态变化对自身结构进行调整，充分整合城市系统内外部的碎片化资源。但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延续着传统城市下层级化、分散化的治理结构，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跨部门的沟通与协作意识薄弱、能力不足，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局面难以形成，阻滞了城市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机制困境——政府治理过程与智慧城市运行机制相脱节。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能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把城市建设好、治理好，让每个居民成为城市的主人，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是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关键。从这一角度看，智慧城市建设是围绕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展开的，是将高效的智慧技术与先进的城市经营服务理念有效融合，创造一个开放、紧密、和谐的城市环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保证政府治理过程的开放与透明，且在多方参与的环境中进行。但现实是，政府的治理机制仍不适应形势要求，治理过程落后于智慧城市发展实践，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突出表现在治理过程社会参与度低、习惯于封闭式的内部决策等方面。

技术困境——政府治理水平与智慧城市建设步调不一致。智慧城市并不是信息化建设、数字城市的简单替代，它给政府治理带来的不但是治理理念的更新，也是信息技术与系统的升级换代。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布局信息化改造、建设，以适应智慧城市建设的现实需要。然而，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发展中，各地政府在推动基建的同时并没有兼顾应用的发展，实际上真正能反映出智慧的技术手段落后，政府治理中的智慧平台应用不多，局限于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少数行业，并且业务功能单一，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建设和发展中的信息鸿沟仍非常大。

人才困境——政府治理中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必要支撑。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全国有500多个城市推出了相应的规划。与智慧城市建设的速度相比，政府对专业人才的引进不够重视，各地方政府普遍缺乏既懂政府工作流程又掌握智慧城市专业知识的人才，难以实现智慧城市与政府治理的有机结合和深度融合。现阶段，政府内部普遍缺乏大数据技术人员、智慧平台及各类应用的运营管理人员，人才不足已成为各地政府进行治理改革与创新的瓶颈，影响了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国外经验借鉴

建设智慧城市，是世界各国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但与国内智慧城市建设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智慧城市发展相对平缓，没有形成大规模、大范围的智慧城市建设浪潮，政府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也在有序推进。

新加坡政府推行的政府电子化治理 新加坡是全球最早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国家，在2006年就启动了“智慧国2015”计划。该计划并非单纯地强调信息技术本身，更多地是关心民众的问题，体现以公民为中心的宗旨，通过建设覆盖全国的数据收集、连接和分析的基础设施、操作系统，更好地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围绕这个愿景，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全新的“电子政府发展理念”及“电子政府2015”，推动政府治理转型，着力于构建一个无缝流畅、以民众为中心的整体型政府，以及一个与国民互动、共同创新的合作型政府。目前政府98%的公共服务已经同时通过在线方式提供，其中大部分是民众需要办理的事务，让民众享受一站式服务。并且，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对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为了使政策更具备前瞻性，通过大数据分析来预测民众需求，以实现更为科学的决策，为民众提供更好服务。此外，新加坡政府还非常重视对数据共享过程中个人隐私的保护，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其作为构成智慧國战略的一项基础，加强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保护。

英国政府推进“整体型”政府建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并在跨国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席卷全球，推动了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但也导致了愈加严重的政府管理碎片化问题。为了消除政府管理碎片化状态，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提出了“协同政府”的概念，构建一体化的网上政府治理模式，持续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实现政务的公开、规范、高效、透明；同时增设跨部门的组织体系，以政府流程再造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旨在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协调消除政策相互抵触的状况，加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最终打造以解决国民问题、为国民提供整合性服务为核心的政府。2017年，英国政府发布《数字英国战略》，其核心就是强调继续贯彻“数字政府即平台”理念，建立一种“全政府”的转型方式，推动跨政府部门业务转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外，欧洲各国非常重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及政府治理，联合全民力量，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政府治理模式。
路径探讨

首先，推动政府治理结构性转型，破除管理困境。

智慧城市使城市资源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政府以“封闭性”和“内向型”为特点，各自为政、碎片化和低协同化程度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智慧城市建设加速带来的治理要求。要转变治理理念，借鉴西方国家整体政府的做法，构建一体化、无缝隙、高度协同的公共服务新模式，实现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

现代政府治理新趋势之一就是整体政府跨界协同治理，而智慧城市的快速建设有效助推了我国政府治理的结构性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尤其是开始实施的大部制改革，进一步畅通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渠道，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不过，常态跨部门协调机制的运行尚不健全，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在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整体政府的系统化治理模式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要树立整体政府观，增强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形成职能有机统一的政府体制，实现资源、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明确部门责任，确保责权一致，协调好跨部门协同纵向、横向结构间的关系，解决多头决策、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等问题，形成目标一致、各部门联动、反应灵活且高效的一体化管理模式，这才是能适应智慧城市建设及社会发展所需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

其次，推动政府和公众联动机制，破除机制困境。

在国外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了协同治理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协同公治，公众参与。虽然近年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加速，但政府单一的治理主体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独占的、封闭的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治理，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积极性、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偏低。

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协同发展的复杂巨系统，重新定义了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公民、企业与城市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过去单向的“供给-消费”“管理-被管理”等转变为多维、新型的协作关系，推动着政府治理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协同治理的开放式模式，为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在未来政府治理的改革过程中，要将重点放在如何实现“多元主体”这一问题上，要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但也必须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应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吸引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实现全社会治理资源之间的“大联动”，充分实现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促进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提升政府治理的整体合力，探索构建政府治理大联动格局和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效力。

再有就是，建设主动型公务人员队伍，破除人才困境。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刘遥

政府改革与创新论文 篇2：

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

【摘 要】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决定了地方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本文介绍了基层政府治理的现状，分析了现行基层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几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注重田野调查、注重服务性政府的建立、注重基层政府制度化建设和注重与多元主体沟通协调能力的提升四条解决途径，并据此建议以多元合作型模式作为基层政府治理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 基层政府 治理 改革 多元合作型

【作者简介】 王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协联络处主任、妇联主席，研究方向：基层政府行政管理。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加速进行，我国社会中多元利益碰撞越来越明显，作为各方利益博弈的落脚点，基层政府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社会各方急需基层政府创新治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机制、优化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其相关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也成为当今热点问题。

一、基层政府治理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客观上倒逼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改革基层政府治理模式，与世界游戏规则接轨的要求更加迫切。

上世纪90年代后，多名学者对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现状进行研究，相关成果基本反映出了现行基层政府治理状况。

香港学者李昌平认为，现行基层政府中存在着明显的官方权力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在历次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中，官方权力不断得到强化，而民间权力却被不断弱化。

大陆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现行基层政府条块分割问题严重，基层机构庞大，其内设机构主要是源于上级的任务型管理;在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党政分设，职数过多，人员臃肿，其不断扩张的行政与相形见绌的财政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民负担日益加重。

二、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是基层政府经济管理履职过度，社会管理履职不足。基层政府兼具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两大职能，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其社会管理职能强于经济管理职能，但由于利益导向机制失衡，各类的绩效考核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使得基层政府管理中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职能过宽，社会职能压缩的现象。同时，基层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中，应以服务职能为主，管理职能为辅，但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不强，重本部门利益轻公众利益，进一步弱化了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二是基层政府的制度异化现象明显。基层政府制度异化主要表现在制度缺失、制度错位、制度悬置和制度逆变四个方面。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源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制度环境阻碍和基层政府的自利性这几个方面。制度本身作为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工具，自身的合理性、执行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公平性都决定了制度异化的程度，一旦这些方面没能理顺，制度的运作就会与设计的初衷相违背，从而导致很多制度无法有效执行。

三是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的沟通协调能力弱化。基层政府治理中应选择与多元主体公平对话协商，达到交换信息，促进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目的。但由于基层政府在信息获取和社会宣传上的天然优势，很容易使其忽视对基层社会信息的采集和吸纳，同时，由于多元化主体与基层政府在治理目标、治理工具选择等方面理解上的差异，双方换位思考不足，其长期的结果必然是基层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的弱化，进而导致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不足及治理碎片化现象的出现。

三、基层政府治理中问题的解决机制

第一，注重田野调查。基层政府工作要求各工作人员要经常到一线，但其初衷往往在于就事论事，在于寻求单个事情解决，一般而言，系统性、整体性的调研效率和效果要明显优于单项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到辖区内各个村（社区）的差异性和动态性，将调研工作常态化，才能在辖区治理实践中充分体现各地差异性和特殊性。田野调查的内容应涉及百姓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全面的信息方可为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重视田野调查，还有利于增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的感情，让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参与者以“普通生存共同体中的一员”的身份去感知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以提升治理的质量。

第二，注重服务性政府的建立。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权力的认知以及规范有效的行使，对政府职能侧重点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基层政府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建设，还要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在经济管理方面，政府应该通过出台相关的政策和地方性法规，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信息服务，提升辖区经济实力。在社会管理方面，基层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失业与贫困救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社会民众切身的利益出发，提供辖区民众急需的公共品。

第三，注重基层政府制度化建设。基层政府制度化建设主要关注制度平台的构建。现代政府治理理论强调政府设计本身有限性、法治性、民主性和分权性，这些构成了现代治理的制度平台，进而决定了基层政府的制度效力，从而保证制度的良性运行，避免制度异化的出现。现实社会中非正式制度和非营利性组织对基层公共产品提供有着重要影响。即使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似的不同地区，只要非正式制度存在差别，对最终公共品的提供都有着明显的影响。制度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思维取向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因此，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能有效促进制度平台的构建，对制度异化的修正有着重要影响。

第四，注重与多元主体沟通协调能力的提升。为了保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增长，基层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往往会选择使用硬权力，主要依靠法律条文而不是依靠民众认同来进行管理。诚然，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效率，但却加剧了社会矛盾，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隐患。按照治理理论，基层政府应提升自身与同辖区内所有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的能力，与其就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通过最大限度地协调各类利益，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多元主体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认可。

四、基层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在我国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中，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治理模式的选择区别于成熟的西方国家基层政府治理，为了更好的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以基层政府为平台的多元合作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基层政府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向。

多元合作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是指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相配合、共同服务社会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基于辖区民众的积极参与、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其自身的特点不仅符合我国未来基层政府实践的客观要求，还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中现存的一些问题。

首先，该模式强调公共服务市场化，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践证明，由多元主体合作进行公共服务的提供会更加有效率，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在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自由寻找公共服务生产者，不仅有利于成本的降低，也可有效地提升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

其次，该模式强调公共管理法治化，有利于基层政府制度化建设。公共管理既有多元合作基础也有契约法治基础，由于多元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不仅是理念上的合作，更是治理过程的合作，所以，这种合作的持久稳定必定依赖于法治理念和制度化建设的过程，也将促进其发展。

再次，该模式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沟通协调能力。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多元合作型基层政府的首要特征，在各个治理主体中，社会中介部门由于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同基层政府具有同样显著的公共精神和公共责任，使之成为基层政府最为强大的合作伙伴。

最后，该模式强调治理责任与效能，有利于强化治理结果。治理过程责任化要求所有的治理环节都要建立责任目标和责任人，基层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过程事实上就是各治理主体责任的落实过程。市场主体行为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政府治理行为的目标是效能最大化，因此，基层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根本目的将重点关注效能的提高。

多元合作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不是简单的形成一个形式上的合作框架，而是建立一个足以承载既定模式框架的平台，以保证这种治理上的合作不仅是形式上进行，而且是一种真正的实质性合作。民主是合作的政治基础，平等是合作的法治基础，同意是合作的社会基础，协商是合作的文化基础，只要将这些方面真正处理好，构建多元合作型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质量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徐卫华.“眼光向下”与转型期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基于“生存性智慧”的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11，（06）.

[2] 程慧.试论基层政府治理问题及对策[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

责任编辑：徐建秋

作者：王芳

政府改革与创新论文 篇3：

浅谈新背景下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改革与创新

摘要：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日益重视，我国不断加大对高校的投资力度。高校政府采购是政府采购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信息化时代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新背景下，传统的高校政府采购评价体系已经落后于现实要求，无法有效保障高校采购工作的质量。本文对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现存问题及改革创新路径。

关键词：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创新路径

1前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而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科技支撑、文化支撑和人才支撑从根本上来说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教育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和基础工程。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使用财政资金对目录范围内的物品或服务进行采购必须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高校自然也在此列。科学规范的政府采购不仅对现代大学制度建立意义重大，也是有效使用高校预算支出和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针对高校教育颁布了一系列利好措施：2016年，高校自主权增加，可自行购买科研仪器设备;2017年，放管服改革政策推出;2019年，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可以看出，我国对高校政府采购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各个环节也在不断完善。在这样的新背景和新形势下，高校对各类教学设备、物资的采购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財政资金大幅提高，对高校政府采购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要完善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体系，有效提升高校政府采购的资金利用率。

2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内涵及原则

2.1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的内涵

政府采购是对采购政策、程度、过程和管理的统称，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以财政资金购买法定采购限额和目录范围之内的物品或服务，是一种政府行为和公共采购管理制度。基于这种认识，政府采购绩效从狭义上来说，指的是政府采购所花费的财政资金和所得回报之间的比例。我们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统一的标准对政府采购绩效进行评价。

2.2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原则

2.2.1科学规范

衡量政府采购绩效水平高低的主要依据是财政支出是否达到既定目标，而科学规范的评价方式可以准确地反映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科学规范原则是政府采购绩效评价最重要的原则，在评价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科学规范原则、按照评价程序、采用专业的方式方法，评价指标应该合理且不违背评价目标，评价方法应该将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方法有效结合，这样才能使评价过程中的偏差尽量缩小、评价结果更为准确。

2.2.2公开公正

只有秉持公开公正原则对政府采购进行评价，才能确保得到相关利益方的认可，以及所涉及资料数据的真实可信，使此次采购活动符合法律规范且更为实用。当前，我国不断加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工作，更应该在政府采购工作中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增加接受人民监督的自觉性，以有效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

2.2.3分级分类

对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工作进行科学分级分类，可以有效保障评价工作的准确率和效率。通过分级分类的方式对政府采购进行绩效评价，在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加以解决，使评价过程更为顺利、评价结果更为准确。

2.2.4可行性

对政府采购绩效进行评价应该遵循可行性原则，充分考虑实际条件和可操作性，选择最佳效益指标及证据，以有效支撑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结论。

3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现存问题分析

当前，高校政府采购在我国已经得到普遍推广，但对其绩效评价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3.1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采购相关细则没有制定，对政府采购单位的监督缺失，采购活动较为随意，无法杜绝暗箱操作现象，高校中的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同样缺乏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因此，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必须要从立法层面加以保障，以绩效评价制度化有效减少不合规采购现象的出现。

3.2指标体系构建亟待加强

当前，我国的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采购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效衡量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机构分散在各个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另一方面，各高校在政府采购绩效评价过程中主要关注财务、工程等方面的指标，而忽视了供应商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再加上因为没有根据重要程度对指标进行区分而无法把握关键指标，都导致了绩效评价过程中对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和评价结果的不科学。

3.3评价结果约束力不足

对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进行评价是为了对高校政府采购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使其能够在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更为完善。然而在现实中，不少高校政府采购机构和监管部门没有完全分离，监管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相关负责人责任落实不到位，资料存档成了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工作的全部内容，缺乏更为关键的对资料进行专业研究解读，绩效评价的现实意义严重不足，以上因素导致了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结果约束力的严重不足。

4新背景下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改革与创新路径

4.1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创新理论分析

4.1.1 BSC理论

BSC即平衡计分卡，是一种新型企业综合测评体系。与传统的绩效管理不同，BSC以实现公司战略为最终目标，从战略层面出发构建绩效管理体系。BSC理论集测评、管理、交流功能为一体，形成四个维度的绩效指标体系。

财务维度是传统绩效考核的内容，相关指标包括销售额、利润率等，是BSC理论中其他三个维度的起点。顾客维度即企业从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对客户的要求做出及时反应，其相关指标包括服务、产品质量等。内部流程维度即对企业内部的制度、机制和流程的重视和优化，其相关指标涉及产品合格率和生产成本等。学习创新维度关注的是企业的知识储备和创新能力，相关指标涉及信息化水平、员工能力水平等。

4.1.2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即AHP法，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萨蒂（T·L·Saaty）提出，是一种层次性的、系统性的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先从本质、影响因素和内在关系等层面对复杂的决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再通过定量信息以数学模式进行决策思维，使复杂决策问题的解决更为简洁。

依据层次分析法，经济效益、采购后续影响效益和制度完善程度是影响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的主要因素。经济效益是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的根本因素，经济效益虽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但抛开经济效益来考虑问题更是不可取的，经济效益是任何分析方法都要考虑的问题。后续影响效益是各方对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的反馈，科学、及时地对后续影响效益反馈内容进行处理，可以有效提升采购活动质量。此外，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了该体系能否行稳致远。完善的制度可以使每一个采购环节和行为都有制度遵循，有效避免了廉政风险。

4.2高校政府采購绩效评价改革与创新路径

4.2.1科学构建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BSC理论就资金运行、利益相关者、业务流程和学习创新等方面来构建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对高校的各项采购指标打分，从整体上对高校政府采购工作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

（1）资金运行指标，涉及各类采购项目所占预算比例，采购预算资金、自筹资金所占比例等，在对预算编制率进行计算时须将《采购法》规定的物资纳入预算，准确反映各种物资的采购情况。

（2）利益相关者指标。对于高校政府采购来说，主要利益相关者有采购项目使用者和采购商，利益相关者指标主要包括预算资金安排、采购方式和采购时间等客户满意程度方面的内容，以及客户对于预算工作提出的建议。

（3）业务流程指标，主要内容是科学地进行采购编制预算和审核，需要通过实行采购预算听证制接受监督，还应从采购项目的合法性、真实性等方面对高校政府的采购预算进行严格审核。

（4）学习创新指标。针对这一指标，高校政府部门应该在严格控制采购预算编制成本的基础上，使采购编制人员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推动高校政府采购预算工作的合理编制。

4.2.2高校政府采购后续影响效益

（1）采购货物的合格率。这里所说的“采购货物合格率”要求所购货物达到国家质量认证标准和标书上的要求，使高校政府采购的作用真正得到发挥。我们可以对实验人员、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等发放问卷，并对问卷结果进行科学、专业的统计。

（2）对质疑、投诉及时处理。正当的质疑和投诉不仅使供应商有了维护合法权益的途径，也将第三方监督引入了高校政府采购流程，使高校政府采购监管机制更为完善，推动其健康发展。

（3）售后服务满意度。采购货物的售后服务对相关高校的科研、教学等有直接影响，是高校政府采购项目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高校政府采购中普遍存在的忽视售后服务的现象，应该在对售后服务满意度的准确测量和统计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售后服务跟踪制度。

4.2.3推动高校政府采购相关制度建设

（1）采购制度建设。采购制度建设离不开科学的采购管理文件和独立的采购部门。独立的采购部门是高校政府采购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管理文件是采购人员进行采购的依据，两者必须同时发展。

（2）对廉政风险进行防控的制度建设。要构建高效实用的政府采购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如廉政风险培训制度、自我防范制度和外部监督制度，使高校政府采购更为公开和规范。

参考文献：

[1]洪文凯，傅毅，雷霆，等.层次分析法下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9，36（10）：12-14.

[2]陈瑞.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研究[D].烟台：山东工商学院，2018.

[3]方慧玲，潘淑娴.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高校政府采购绩效评价[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7（6）：17-20.

作者简介：邓一春（1980-），男，汉族，吉林辽源人，硕士研究生，财务会计，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作者：邓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