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论文

[摘要]文化生態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政府应实现文化职能的转变，由文化主导变为文化指导，以服务者的立场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热情与参与度是文化发展与延续至关重要的因素。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论文 篇1：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

摘要：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其蕴含诸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黔东南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创造性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着力发展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建设好“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推进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生态文明；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

文献标识码：A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土层肥厚，保水条件好，十分宜于植物生长。原始生态保存完好，有27个原始植被保护区与自然保护区，其中雷公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自然保护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个以苗族和侗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自治州，世居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发展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这里不仅自然生态环境优良，而且原生态民族文化丰富灿烂，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存良好，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得益彰。经文化部批准设立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在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迁的当下，原生态民族文化对长期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有重要的调适和维护的功能，同时对丰富群众生活、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建设生态文明、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要挖掘和利用各民族的生态智慧，不断吸收民族文化的“传统营养”，在创造性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同时，加强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黔东南是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的富集地

黔东南是我国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境内居住着苗、侗、汉、布依、土家、水等33个民族和2个待识别民族。苗族和侗族为自治州主体民族，人口分别占全国苗族和侗族总人口的1/3和一半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819%，位居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首[1]。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世居在这里各兄弟民族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积淀深厚，多彩多姿，是罕见的文化聚宝盆。苗村侗寨旅游资源质量等级和地域集中度为全国及至全球之最，是全国苗族、侗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是典型的“苗、侗民族风情园”。这里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有56项68个保护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9个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有21个苗族村寨和侗族村寨被文化部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

黔东南州的民族传统村落积淀了最深厚的民族文化，也是黔东南州最大的财富。在《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规划了150个典型民族村寨，并按旅游潜力从高到低划分为A、B、C、D、E个等级，其中黔东南有15个A级，占A级民族村寨的789%；B级21个，占B级民族村寨的688%；C级占民族村寨的267%[3]。自2012年国家启动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工程以来，贵州省已有292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居全国第二位，黔东南州有225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到全省总数的771%，全国总数的144%。其中，有30个民族村寨被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世界级乡村旅游村寨（是云南的3倍多）[4]。黔东南因丰富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而被冠以“歌舞之州”“百节之乡”“原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活化石”“民族风情园”“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世界苗侗原生态民族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全球10个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等众多桂冠。根植于黔东南这片沃土、带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日渐成为人类创新的重要源泉，成为人类穿越时空的重要记忆，成为人类美好精神价值追求的重要目标，成为增进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相互了解的重要媒介，成为“多彩贵州”文化元素的主要来源地，成为贵州文化最大的魅力，原生态民族文化正成为黔东南的精神地标。

二、黔东南各民族生态智慧与生态建设

黔东南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林业资源丰富，全州森林面积为28507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6344%，生物物种繁多，生物多样性特征明显[5]。黔东南各民族生活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环境中，巧妙利用生态，用心建设生态，在“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文化多样性中彰显了民族的生态智慧。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护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6]。

（一）对山林神木的顶礼膜拜

在长期的采集、狩猎和农耕生活中，生活在黔东南的各民族人民认识到森林是人类生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认识到森林对于水资源涵养和气候调节的重要性，认识到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性，树立起“森林即为神”的强烈意识，形成对山林神木的顶礼膜拜。至今众多民族村寨四周依旧保存风水林、护寨林，特别是一些古树、巨石、水井更是视为神灵，加以崇拜，尊为“树爹”“岩妈”“井母”。每当“二月二”敬桥节，在苗族村寨随处可见家长带着孩子祭拜古树、巨石、水井，使孩子从小就具备了视这些自然物如爹妈的观念。为保护森林、古树，这里的群众往往会通过榔规、款约形式制定相关约束机制，禁止对森林的乱砍滥伐。这里的村寨几乎都有自己的村规民约，强化人们对山林树木的保护意识，许多村寨特别制定了对砍伐、践踏风水林、护寨林实施“3个120”处罚，即违者处罚120斤酒、120斤肉、120斤米，由全寨人集体聚餐，违犯者还得在席中陈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作出保证。黔东南从江岜沙苗寨禁止乱砍滥伐“神山”中各种树木，各个家族中的人自觉义务巡视守护，对私自到神林内砍伐者，一经抓获，则罚其牛祭山，并当众向“神山”道歉，祭山时宰杀的牛肉也必须分到各家各户，以儆效尤[7]。罚“3个120”、罚牛祭山并要求全寨参与的形式，实际起到了对全体乡民的教育警示作用。在经济收入低的时代，这样的处罚是相当的重，往往造成被罚者沉重的经济负担，人们不敢轻易越雷池而形成自觉，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的作用。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村规民约的违法金额也在不断提高，有的罚金高达上万元。走进施洞镇的杨家村，随处可见张贴在民居墙上的保护森林的村规民约，其处罚金额已提高到“3个1万元”。黔东南各民族村寨通过设置乡规民约这一生态高压线来保护树木山林，来维系人与自然的平衡。

（二）对动物捕养的生态运用

各民族在同大自然的长期打交道中，认识到保护动物对人类自身的重要作用。通过划定风水林、护寨林或祖坟林，禁止或减少人们在林中活动，平时严防畜生进入神树林，严禁伤害林中的树木，从而使大量鸟类、昆虫、爬行类、小型哺乳动物等有了自由生长繁衍之地。春季是野生动物孕育期，母体怀孕、幼仔待哺，黔东南各民族都有禁止狩猎、捕鱼民间规定，为动物的生长和发育创造条件，促进了生态的发展。黔东南以水稻生产为主要生计，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稻田养鱼的习惯，其间的生态智慧尤为突出。春夏时节，将鱼苗放入在稻田，不仅可以提高稻田的水温，增加肥分，而且鱼在稻田中游动，能吃掉稻田中杂草和害虫，有利于水稻的生长，达到鱼粮双丰收。这种方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稻鱼复合系统”或“稻鱼鸭复合系统”。2011年6月，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证书，从江成为我国继浙江青田县、云南红河州、江西万年县之后第四个保护点[8]。黔东南各民族历史上形成了秋冬季狩猎、捕鱼的习惯，但也是有节制的，捕大放小，捕公放母，做到适可而止，形成良性循环，实施可持续发展。

（三）对耕地开发的准确把握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尤其在农耕时代。为能有效利用土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黔东南各民族往往“依山傍水”而居，腾出更多适宜开垦稻田的土地，特别是对有效地开发与利用山区梯田更显生态智慧。黔东南为苗岭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其山区地理环境最直观的写照，高山大岭之中的山间坝子为数不多，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只有向山要地，由河谷沿山坡延伸而上，开垦层层梯田，一般延伸的最高位置略低于山泉出水位置，海拔多在1400米左右地带，其上为水源源头林带，严加保护，以保证足够的水源灌溉山下的农田并将水土流失的危害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其下才是稻作农业生产带[9]。在水稻生长季节，山下的农田还可以直接接收山上森林地表上，山雨冲刷带来的有机腐殖质，增加农田的有机养分，又不至于造成水土流失。他们注重梯田田埂保护，一方面利用泥土的粘性夯土筑埂，另一方面加强管理，春季把对田埂上生长的草割下，放入水田怄肥。田埂上的草被年复一年的砍割，根系极为发达，起到加固田埂的作用。同时，放入水田的草木，在田水的腐蚀作用下，形成优良的有机肥，增加了稻田的肥力。

三、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是推进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民族文化产业应该并能够发挥愈加更大的作用

文化产业是一个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市场需求强、消费空间大，开发价值高、投资机会多的绿色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进入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时期；超过5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将进入精神文化需求的旺盛时期。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6000美元，居民消费正由生存型、温饱型向小康型、享受型转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呈“井喷”之势，发展文化产业正当其时[10]。就与全国而言，比山，比不过黄山；比水，比不过漓江，但要比原生态民族文化尤其是苗侗民族风情，黔东南在全国、全球首屈一指。原生态民族文化是黔东南最有希望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元素。作为经济落后而民族文化富集的少数民族地区，黔东南可把握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尤其是苗侗民族风情的优势，把发展文化旅游作为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着力点和发力点，顺势而为，争取主动，像抓工农业一样抓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使其文化软实力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硬实力。

（二）促进民族文化的经济化

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总钥匙”，尤其在经济落后的黔东南，人们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加快发展，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也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过上更加殷实的生活，而做到这一点的首要基础就是发展经济。诚然，“文化经济化”是一把“双刃剑”，将传统文化的东西纳入现代社会，利用民族文化来发展经济，难免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可能失去传统的本色，可能会破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是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文化观念等，但我们不可为保护而保护，这样人民群众是不会同意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对此，一些地方政府也曾考虑给传承人一个称号，发给一定生活补助费的方式来扶持，但杯水车薪，数字太小、对象太少，治标不治本，未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喜欢的人不多，做得越多浪费越多，失传的也越多。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依托民族文化资源，让文化与市场对接，促进民族文化的经济化，让民族文化逐渐被市场所认可和接受，夯实坚强的物质基础，方可以反哺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形成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

（三）有效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

当代人的发展不可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样，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当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民族文化的保护需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代际公平原则和代内公平原则，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与顾及后代人的需要统一起来，将贫困地区村民群众的脱贫致富与城镇的发达和发达地区对封闭性农耕文化享受统一起来。黔东南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异常艰巨，重点、难点在农村，尤其广大民族村寨。黔东南现有农村人口40295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167万人左右，分别占全州人口总数的879%和365%。要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黔东南需要有效利用丰富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需要推进产业转型，从民族文化资源利用方式中找到产业转型的结合点，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和具体的帮扶，创新发展模式，实现产业转型，让民族文化的拥有者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真正受益，并成为受益的主体。

四、推进民族文化保护与生态建设良性互动的几点建议

（一）充分挖掘和利用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存智慧。多元的民族文化是黔东南各族人民的巨大精神资源宝库，诸多民族文化蕴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原生态民族文化丰富的黔东南，极具尊重大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对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与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此，我们要结合黔东南的州情实际，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与现代环保理念有关的习俗、禁忌乃至习惯，把体现了民族生存方式中的生态智慧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价值选择，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山川秀丽，社会和谐、文化繁荣”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

（二）突出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紧紧抓住原生态民族文化这一资源优势，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把文化旅游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加以打造，让游人畅游在自由、慢节奏、注重人情的农耕社会中，享受黔东南的原生态文化盛宴，满足游客对原生态民族文化本真之美的渴求，并通过不断的创新、提升、丰富和发展，深入挖掘黔东南原生态文化资源，推动文化旅游发展升级，把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文化品牌，推动“原生态黔东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升黔东南的文化软实力，在经济取得大发展的同时推进多元民族文化在流变中的发展和传承。

（三）在创造性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中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的实施，《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的印发，等等。好用活用这些“国家级”政策，并结合地区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努力争取国家在规划、政策、资金和项目建设等方面予以倾斜和支持，让政策真正落地，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增强地区文化软实力，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按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修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筑起一道民族文化保护与生态建设的保障墙。

（四）建设“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12年12月文化部正式同意设立“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黔东南可抓住这一政策契机，努力发展以西江的9个村寨为核心的环雷公山苗族文化圈和以肇兴“一山八寨”为核心的黎从榕侗族文化圈，加快建设以雷公山（雷山、台江、丹寨）为中心的原生态苗族文化产业集聚圈，以黎从榕为中心的原生态侗族文化产业集聚圈，以镇远（黄平、施秉、岑巩）为中心的氵舞阳河山水风光和历史文化产业聚集圈，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各级自然保护区等进行整体保护。

黔东南是一个地域名称，更是一个原生态民族文化与良好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典范。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物质条件，为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建设美丽中国不断提供保障和支撑。

参考文献：

[1]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EB/OL].[2014-03-18]http：//www.seac.gov.cn/art/2012/7/11/art_120_26057.html.

[2] 黔东南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3个.http：//www.qdnrm.com/a/dawenhua/feiyiwenhua/20100705/15794.html.

[3]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53-68.

[4] 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N/OL][2014-03-02].中国建设报.http：//www.chinajsb.cn/bz/content/2013-10/14/content_106630.htm.

[5] 黔东南州林业局林政科.黔东南州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EB/OL].[2014-03-06]http：//www.qdnly.gov.cn/info/10921/230476.htm.

[6] 刘永明.从建设生态文明角度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2）：1.

[7] 杨从明.苗族生态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23.

[8] 吴平.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获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2）.

[9] 冯建昆，于志伟.传统生态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基础—以贵州都柳江流域为研究个案//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建50周年论文选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330.

[10]加快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EB/OL].[2014-03-08]http：//www.hljradio.com/folder291/folder2775/folder3409/folder3430/folder3434/2011/10/2011-10-1987489.html.

[责任编辑：曾祥慧]

作者：陆桂林

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论文 篇2：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摘    要]文化生態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政府应实现文化职能的转变，由文化主导变为文化指导，以服务者的立场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热情与参与度是文化发展与延续至关重要的因素。学校教育应加强文化遗产的普及，发挥教育补充的功能，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存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并传承了众多文化遗产，不但有一些名胜古迹以及人文字画等物质性的文化遗产，还有一些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是一种以人们的口耳相传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的可以展现我们生活和精神的一种传统文化形式，它的形成与所在地区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这些流传下来的历史记忆如今正面临绝迹的边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且随着人民的物质财富的增多，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当中更多人的生活中充斥着现代文化的内容，一些保存着我们文化内涵的非物质文化正在离我们远去，这对于我国文化传承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加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并相继推行了一系列的保护政策和措施。从2007年起，我国先后在热贡、徽州以及闽南等17个省市，建立起了带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对于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有利，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一致好评和广泛支持。该举措是我国开展和推行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中具有实质性的重要一步。

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理论探索

（一）国外文化生态理论的发展演变

“文化生态论”这一提法是受到自然生态保护的一些方法以及理论的启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理论形式。文化生态理论研究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展开：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生态系统的内在关系。在此领域的研究当中欧美国家走在了前列，文化生态理论的发展主要吸纳了文化人类学、生态学、生态地理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概念，主要侧重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视角。1955年，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最早提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主要探索研究人类自身的文化与所处自然环境的关系，认为生态系统蕴含一个功能化、生物人和文化人在物质空间中生活并与之互动的系统。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生态学理论趋于成熟，从最初的人类学视角扩展至文化生态保护领域，集中反映在生态博物馆、文化路线和国家遗产区域研究视角，在空间逻辑上构成与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统一体，在作用和功能上都是为了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一些传统民族文化进行本真性及区域性以及整体性的保护。

（二）中国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和引进西方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生态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侧重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并形成两种研究视角，一是文化学视角，以人类文化作为生态系统加以研究;二是生态学视角，以文化所处的生态主体作为研究对象。关于从文化生态学学科角度的探讨，学者司马云杰在其所撰写的《文化社会学》中阐述：“文化生态学是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①学者潘艳以及陈洪波在其共同编写的《文化生态学》中表示：“文化生态学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②从文化学角度的探讨，马李辉与罗曼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是由特定民族或特定地区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维护人类与自然界共存的共同利益，使人口、环境和资源良性循环的文化体系。”③学者柴毅龙在其发表的论文《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将文化生态划分成“狭义”与“广义”两种，并指出：“广义的文化生态，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学。它和一般生态学一样，也是建立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这一基础上。狭义的文化生态，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内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生态关系。”④国内学者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构建还处于发展阶段，但已初见端倪，有时将“文化生态”和“生态文化”相互混淆，但这并不妨碍国内学者对于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努力研究和探索。

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中国模式

（一）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

随着国内外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理念逐渐探索于实践中。1985年，陈为先生所阐述的《文化生态学与海南黎族》⑤是国内最早涉及关于文化生态学与区域民族文化保护的讨论。1987年，纳日碧力戈的《民族社会的文化生态》关注了民族之间内在的文化生态平衡主要在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一体的生态体系，是较早对于文化生态自身作为整体或一个体系进行考察与探索的学者。⑥2001年，包泉万首次提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议题。⑦我国学者孙兆刚经过多年的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的文化生态系统开始表现出来了一些文化污染以及资源匮乏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加以控制必将对我国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产生极为不利的严重后果。”⑧学者刘魁立在我国设立首个生态文化保护实验区当年（2007年），对我国生态文化保护区的建设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建议，认为我国在推行该工作时需要坚守下列几项原则：政府要主动参与进来并进行引导、要重视文化遗产在人民群众基层的发展、要具有主体性及开放性以及发展性。⑨他提出的这些理念和观点，为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2000年，国家民委和文化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意见》（文社图发〔2000〕8号），提出在目前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尚未被完全破坏的地区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构想。2005年，国务院下发《加强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为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2010年2月，文化部印发《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2011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自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评估体系逐步建立。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21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国家级）被批准设立。这些保护区广泛分布在17个省区市以及11个少数民族地区。同时，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省区市也已经响应国家的非遗保护号召共建立了146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如今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①

（二）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實验区的实践探索

我国自从2007年设立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不断升级，并且各项工作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全面。这些保护区不仅形式要达到“见人见物见生活”，还需真正地从生活层面进行文化生态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保护扎根到深处，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能一直卓有成效的开展下去。2017年7月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召开“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论坛”和2018年10月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西部地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经验交流会”。与会的各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负责人和专家就保护实验区建设经验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笔者作为与会的一员，深刻地感受到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取得的成果，并结合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建设目标，挖掘和整理近几年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成果，探索和总结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经验。

1. 遗产丰富

遗产丰富，是指续存基础上的继续开发和建设，最后达到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目前各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已经逐渐将其各自地区所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活态传承的尝试，各保护实验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呈现出良好的氛围。如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传承该地区文化艺术的同时采用新的传承观念，摒弃那种传男不传女的旧习俗，破除了封建旧习俗的束缚使得非遗文化传承更加广阔和多元化，逐渐形成了传承区域拓宽的新局面。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办各类传习馆所，形成了集教学培训、创作生产、展示收藏、宣传研究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传习中心。目前，已形成由一些继承有传统文化的民间手工艺者为主的手工艺学习班20个，有千余名爱好者参与其中。而这些手艺有着多种门类：木雕及泥塑以及唐卡等，为了更好地推动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主动邀请手工艺人来授课，并将其列入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人的名录，推动和促进他们在该领域取得更高的造诣。同时，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文化保护工作中尤其是对于一些濒临失传的技艺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其重新发展繁荣提供了资金支持。藏戏团体由5家恢复至18家，藏戏艺人多达500余名，跳“六月会”的村庄由8个恢复到24个，热贡文化从业人员从2011年的1.31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4.16万人。

非遗传习基地、传习所、示范户的建设为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提供有利的平台。如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传习中心、传习所、传习点+博物馆”模式，拓宽非遗传习平台。现已建有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云龙白族吹吹腔博物馆、周城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祥云汪氏银器艺术博物馆等。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延安）将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展示场馆、传习所、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纳入全市行政区域城乡规划，调动项目保护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投入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了市级非遗展览馆和13个县级非遗综合馆，80%的乡镇（街道办）综合文体中心建成了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的非遗展室。先后建成了延安圣世华石雕艺术传习所、延安培植非遗传习所、冯山云布堆画传习所、王玉成民歌传习所和仙鹤岭陕北丧葬习俗传习所等15个具有影响力的非遗传习所。建立和命名了安塞冯家营腰鼓专业村、西营民歌专业村、魏塔剪纸农民画专业村等30个民间艺术专业村。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采取“遗产专家指导，地方政府推动，遗产地居民参与”的共建模式，积极探索保护区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活态性传承和生产性保护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建立了非遗展示中心、刘三姐歌谣传习馆、白裤瑶生态博物馆、毛南族花竹帽传习馆、民间铜鼓收藏馆、仫佬族刺绣传习馆等一批传承展示场馆。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已形成国家、省、州、县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2017年黔东南创建20个传统工艺名师大师工作室，加强民族文化产品研发设计、市场拓展能力建设，引导扶持企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自2013年起，联合苏工美院探索“文化+高校+企业/合作社+传承人+农民”的黔东南传统工艺振兴“五+”模式。

目前，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与之相关的非遗展示、传承场馆等非遗平台建设工作也比较完善，起到区域文化展示的窗口、非遗传承的桥梁、文化沟通的纽带作用。此外，还有一大部分纳入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中的展示场馆、传承基地等传习场所的建成，必将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非遗展示、宣传、推广、传承和传播作用。

2. 氛围浓厚

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和手段，培养建立起来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参与其中的人员更愿意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员和民众参与其中。①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制定是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重要保障，部分生态保护区法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如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制定了一系列与保护区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性文件;2012年9月实施《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2013年6月该保护区颁发了《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又在第二年9月颁发了《黄南州首批民间工艺大师评审办法》;2015年6月实施《热贡艺术（唐卡绘画工）职业技能鉴定标准》等。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实施意见》《河池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评审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民间传世铜鼓保护管理的通告》等指导性文件。2017年，组织起草《河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3月，启动《河池市民间传世铜鼓保护条例》立法工作，使保护区非遗保护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主要就是为了借助正规系统的学校教育对非遗保护知识和认识进行宣传，以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近年来，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依托，结合当地学校教育、学生求知欲等情况，开展非遗进校园工作。在进校园项目的选择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筛选出具有当地特色的项目;二是通过摸底，梳理出学生比较喜欢、感兴趣的项目;三是与学校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相统一，选择有助于学生德育、智育、美育培养的项目;四是选择适合开展课外活动、便于学生提高素质的项目;五是选择可参与度高、集体性强的项目。如南丹县里湖瑶族乡是白裤瑶聚居区，瑶族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但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白裤瑶群众及学生缺乏足够的民族自尊心，学生对学习不太感兴趣，一些学生经常随父母套鸟、玩陀螺和跳猴棍舞等，辍学现象时有发生。为鼓励他们增强民族自信和学习兴趣，该县非遗保护部门与里湖小学多次商量探讨，决定根据白裤瑶地区情况和学校学生特点，依托白裤瑶民族文化现状，课外时间开展白裤瑶打陀螺、铜鼓舞（南丹勤泽格拉）、瑶族服饰刺绣等兴趣活动，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外出展示。一方面学生辍学现象减少，学科成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提高，自信心得到增强;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又得到保护传承。

3. 特色鲜明

文化保护实验区在开展工作中不但注意保护和传承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注意突出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并与现代文化气息相结合，进行创造和培育避免其建设落入俗套。①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传统村落保护、志愿者服务、民族传统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等方式发展特色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坐落于安徽省境内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建设之初就是看中了当地有着保存大量良好的汉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建设突破非遗传统的单向保护思路，探索跨区域保护模式。保护实验区的建设是依托该地区原有的古村落，在此基础上按照当地文化气息进行扩建和整修。当地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并从2009年开始相继为该保护区投入了8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专门用于古迹的保护和修缮，同时还将当地所独有的一些戏曲引入保护区当中，使得该地区文化保护区的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但使得该地区非遗保护做的更加出色，同时也为当地建起了一座可供旅游和展示的文化生态景点，这在保护古文化的同时也通过吸引旅游团体来为当地增加了收入。而这些收入资金又被合理地应用于保护当地历史文化工作中，使得当地形成了文化保护工作的良性循环，形成了文化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同时该举措也使得当地的古村落扩大到十余个：虹关村及长径村以及汪口村等。②

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在非遗保护方面同样做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和努力。为了更好地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该保护区在政府引导之下建立起来了志愿者保护团，如今该志愿者服务团已经发展至百人，其中大部分是文化工作者，如媒体人、教师以及公务员等，这些人都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也正是因为其内心当中对非遗有着自己特殊的情感，才能在其工作中更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做好这项工作。他们在工作中不遗余力地向群众宣传非遗保护的观念和意识，深入学校、工厂、单位向人们疾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结合自己本身所具有的特长向人们展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美感。他们还邀请那些非遗传承人来生态保护区进行手工艺的展示和讲座。正是因为有了众多人员的广泛参与和努力工作，该地区的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得非常出色，为当地打造出了一张闪亮的名片。同时在象山县良好的文化保护氛围熏陶之下，该地区的文化保护队伍的年轻面孔开始逐渐增多，一些“90后”新人的加入使得该地区文化保护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该地区在近些年来开办了多场次的传统艺术培训班，使得大约有五千人接受了有关的非遗培训和宣传，并随后主动参与到文化保护的行业当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和保护当地的非遗工作，当地文化部门每年专门拿出一定的经费用于非遗的保护和宣传，为当地非遗文化工作更好的开展注入了能量。

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文化生态保护工作方面同样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该地区文化保护工作人员下大气力将全州的传统节庆进行了全面的摸底调查，然后根据不同的传统节日的时间主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予以助推，以扩大当地传统节日的影响力，为当地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地与民族文化有关的大型活动主要有四大类：文化旅游节庆、传统民族祭祀及传统民俗活动以及民族传统节日等。由于该地区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宣传和保护工作有力，使得该地区在举办一些民族活动时有众多的民众响应并参与其中。

4. 群众受益

文化遗产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群众参与其中是关键的一环也是保护工作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时，首先是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让群众受益，有获得感，充分发挥当地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此方面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工作开展走在了前列。黄南州政府为鼓励传承人、民间艺人发展产业，出台《金融支持热贡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他们提供贷款支持。热贡艺术采取“公司+艺人”的发展模式，生产性传承基地组织贫困群众进行技艺免费培训和生产，实现了传承保护和经济发展互动双赢的目标。同时，鼓励部分艺人组团前往外地就业，按市场需求从事佛像绘画、泥塑制作、建筑彩绘等，每年有500多名艺人赴外地就业，年创收2500万以上。如库泽县和日村总户数200余户，家家户户从事石刻技艺产业，90%的村民实现了脱贫目标。通过一些非遗技艺的传播和培训，当地每年都會有一些优秀的手工艺人被输送到其他地区从事传统手工艺的创作，其人均收入5万元以上。热贡艺术品销售收入及文化产业收入从2011年的2.4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7.8亿元。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以传承基地为依托，以传承人为抓手，采取多种形式，引导扶持生产性保护基地和传承人发展传统手工艺产品，走进广阔的市场。南丹县通过提供场地的方式扶持传承人谭秀仙成立绣玉工艺品有限公司，从事壮、瑶、苗等民族工艺品的开发和销售，公司先后研究开发马尾绣等工艺品200多种，年销售收入50多万元，解决了数十名妇女就业问题。都安县东庙乡东庙村传承人蓝德租用10亩土地成立旱藕粉加工场，年生产销售旱藕粉丝收入100万元，利润20多万元，解决50多人就业，在他的带动下，全村有70多户从事旱藕粉加工脱贫致富。几年来，该保护区共举办各类非遗培训班45期、培训人员1500多人，组织10多名手工技艺传承人参加高校举办的各类非遗人员研修（习）培训班，提高传承人的传承技能。环江县花竹帽传承人谭秀娟、韦乃电等参加研修（习）班后，提升花竹帽编制设计、图案、色彩水平，深受顾客欢迎，产品供不应求，现在每年编织花竹帽2000多顶，收入近40万元，使传统手工技艺在活态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强化顶层设计，确保形成保护合力

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应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布实施，点面结合、讲究实效”。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尤为关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各级政府各部门加强沟通和协调，科学有序地推进保护区的各项建设工作。目前，各协同机构缺乏关联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推进迟缓，光靠文化行政部门，保护实验区中的文化遗产、自然生态环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以协同一致，就难以避免在工作中有互相推诿的现象。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能协调和保证文化遗产、村落保护、独特的文化空间保护和自然生态与环境等实体性的领导机构，即“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并保证其人员编制，备配专业型人才，制定工作条例等进行规范，定期举行会议，全面了解和掌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进程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检查和督促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执行，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在保护实验区的建设中，发挥各级政府在文化生态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只有形成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决策系统与咨询系统、财政投入与社会融资相结合的保护模式，才能形成合力稳步推进保护实验区建设。

（二）完善法律法规机制，为非遗保护保驾护航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设计和制定好有关文化生态区保护的规章制度是生态保护区有序向前推进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保护区的建设要充分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化部关于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规范性作用。通过建立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保护区的运作以及非遗保护的有效落实与可持续运作提供法律保障。在新形势下，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法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据统计，目前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只有10个保护区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有的虽然已经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但是涉及面非常有限，有的仅仅是非遗示范点工作的规范文件，有的是针对保护区内非遗项目及传承人的保护制度，有的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还处在探索阶段，一些根本性的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条例、建设条例或办法等规章制度，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同时也导致保护区整体保护和建设工作难以推进。因此，只有完善系列规章，才能为保护区建设保驾护航。

（三）强化非遗传承场所建设，突出传承空间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最为核心的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决定其多是通过世代口耳相传才延续至今。传承涉及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需要有传承场所，其中包括传习基地、传承基地、展示馆、传习所、传习示范户等传承机构。保护区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做好保护区传承社区（包括乡镇、村、屯等）的认定、建设工作，通过建立传承社区建设机制，提升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承场所建立以后，应服从保护区对传承场所的管理，担负传承场所的责任，履行传承场所应尽的义务。保护区确定传承场所的法人，应负责传承场所的日常管理、房屋修缮、设备维护、活动组织。同时，保护区每年要对传承场所和法人的工作进行考核和评估，只有考核通过的传承場所和法人才能获得拨付经费和补助。保护区对出色地开展传承工作的传承场所和法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传习场所在保护、传承、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营造良好传习环境，多渠道培养传承队伍

保护实验区应积极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管理、协调的长效工作机制，动态跟踪传承人的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同时，多渠道拓宽传承人技艺水平。一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工作，保护区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业者、专业人员、乡镇调查专员、村屯联络人通过组织培训、现场考察、经验交流的方式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统筹安排，与科研机构进行合作，邀请科研机构在保护区内设立实习和调研基地，开展非遗调查研究，不断地促进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三是与相关高校合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员研修研习培训工作，并且利用高校所具有的科研优势来进行非遗文化艺术性的提纯和升华，并且主动让这些传统文化和当下的现代文明相结合和碰撞，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五）通过“非遗+”模式，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刻板和生硬的文化内容，它有着丰富的生机和活力，而我们在进行非遗保护和传承时要利用这点并主动和现代的文化、经济以及技术等相结合，打造并形成一种“非遗+”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非遗保护工作将更加容易开展，因为这种模式本身就具备了现代的活力和生机，而现代社会也更加容易接纳和融入这种新的非遗形式，使得一些非遗变得具有了现代的气息和生机。比如我们可以主动搭上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顺风车，这样非遗的发展会通过网络得到更好的发展，其影响力和知名度也会得到巨大的飞跃和提升。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非遗+”理念使得非遗和金融业及教育业以及旅游业等密切结合催生出更多的发展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发展在拓展了非遗文化知名度的同时，也使得一些非遗产品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六）强化教育传承，加强非遗进校园力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在现代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依靠家庭、社群、社区的传统传承机制已经在现代生活难以为继。年轻一代知识获取、文化习得的主要途径已经转移到现代的教育部门。如何在教育部门开展传承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适应现代社会的关键。保护区建设应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培养学生兴趣和热情，使广大青少年从小就拥有一种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只有这样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才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具有可持续性。一是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与教育部门合作，在每个县（区）以及有条件的乡、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示范学校。在职业教育学校、普通中小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传播性的教学实践活动，并将示范学校工作列入保护区考核与评估体系。二是设置相关课程、编写相关教材。示范学校因地制宜地选择与当地民族文化浓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编写教材，并设置与传统手工艺、传统民族体育竞技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进入学校手工实践班、体育教学课程。三是完善师资队伍建设。示范学校要培养和建立非遗进校园的师资队伍，可以由本校教师兼任，也可以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保护专家进行授课。

五、结语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唯一一个从古发展至今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而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当中各个不同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差异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力量，并影响和推动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不同分支和流派的民族文化以其所具有的独特审美观、道德水平以及一些社会观念认识等，为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如今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濒临绝迹的时期，需要我们加大保护力度进行良好的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保护而被设立起来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大力配合才能得到全面的保护。从社会层面看，我们应该在思想方面有一个新的提高，对文化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能够给文化发展一个自由的空间，这样文化存在的环境才会有大的改善。政府应从根本的态度上实现其文化职能的转变，由文化主导变为文化指导，以服务者的立场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当地人是地方性知识的持有者，他们拥有当地文化的所有权和解释权。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热情与参与度是文化发展与延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充分调动当地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保护才能够落到实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同时必须发挥教育补充的功能，从学校教育方面加强文化遗产的普及，才能从根本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全面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 马盛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要关注的几个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

[3] 陈华文，陈淑君.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探索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4] 欣闻.十年，写下精彩案卷[N].中国文化报，2017-6-7（1）.

作者：梁世甲

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论文 篇3：

民众受益视域下的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究

〔摘要〕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特征，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民众受益”则是我国新时代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提出与强调是对党的文化民生思想的贯彻与发展。基于民众受益的视域考察分析我国各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现状，可以发现治理体系不完善、活态文化空间打造乏力、遗产资源开发过度等问题极大制约了民众受益目标的有效实现。因此，应建构以“三个有机统一”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新模式，建立健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现代治理体系，优化文化生态保护区活态文化空间建设的支持体系，以及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业化利用。

〔关键词〕 民众受益;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式优化;政策支持

〔

2018年12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在发布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中强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应着力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并在《办法》的第三章中对民众受益目标提出了具体考核要求 〔1 〕。民众受益目标的提出与强调是此次新《办法》的突出亮点，也是国家对新时代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效果的重要期许。这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对既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模式作出改进，同时也需要有新的保障措施和配套政策出台。笔者将对此作出一些有益的探讨。

一、民众受益目标的提出与强调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思想的本质体现与新发展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文化民生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越来越突出。文化民生工作开展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成效，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亦有关键性影响。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文化民生工作，这是由其性质及所致力推动的社会主义运动目标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從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2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能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就不可能完全解放自己，而发展文化民生是解放劳苦大众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发展文化民生始终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社会主义运动，其终极目标就是要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只有在满足包括人的文化权益在内的各项权益的过程中，才能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以发展文化民生为己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结合我国文化民生事业实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民生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民生思想。该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发展文化民生，怎样发展文化民生”的问题，涉及我国文化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依靠力量、主要目标、原则方针等内容，究其本质来讲，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发展方向，着力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以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近年来，我们党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系列部署与要求，尤其是民生受益目标的鲜明提出与强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民生思想的本质要求，反映出我们党的文化民生思想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具体而言，这一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丰富和发展了“文化为人民服务”方针的内涵

“文化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基础上所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思想的本质要求。该方针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的，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而这里所讲的文艺实际上就是指整个文化。他在讲话中阐释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3 〕857，而且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3 〕858。从毛泽东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时期我们党所提的“文化为人民服务”方针更多是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强调的是创造更多立足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文化内容以激发民众的革命斗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多次重申并强调要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但此时的方针内涵有了新的内容，除了政治立场考量之外，更多地是侧重于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必然赋予“文化为人民服务”方针以新的内涵，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办法》中民众受益目标的提出，正是顺应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强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在为民服务方面要更加注重当地民众的实际利益诉求，即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让当地民众获得实际的利益，这一利益既包括精神层面的也包括物质层面的，因此，要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有机结合。民众受益目标的提出与强调，将改变以往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片面强调文化保护而忽视融入人民生活的做法，进一步夯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拓展了保护区居民文化权益保障和生活质量改善的空间与机会

当前，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大都设立在文化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经济条件、技术条件、人才条件等相对较差的地区，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这些地区的文化资源因经济、技术、人才等因素的缺失而遭受破坏或者流失。文化资源是当地民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语言、文字、服饰、习俗、手工艺等，其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更是我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国家力量保护这些文明成果，不仅对于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极其重要，而且对于保障各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等基本文化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我们更多地是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当地民众的主体作用则发挥不足。民众受益目标的提出与强调，必将激发当地民众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内生动力，发挥其在保护自己文化权益上的能动性，这也必将有利于政府调动更多的民间力量来参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此同时，民众受益目标的提出与强调，有利于让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从过去片面追求“保护”的格局中走出来，着眼于如何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由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所保护的文化资源往往都比较丰富多元，这也就为其开发利用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众多可能。如果对其开发利用得当，不仅会给当地民众以及游客带来多彩的精神文化享受，而且也会因为各种新的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销售等，大大提升当地民众的创新能力与收入水平，从而达到改善他们生活质量的目标。

（三）贯彻与落实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领域的“共享”发展理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把“共享”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强调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及其社会主义价值追求 〔4 〕。共享发展具有以下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在实践形态上，共享发展是基于“自由人联合”的发展，必须以生产资料的共有或公有为前提，这是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分享经济最显著的差别;二是在实现途径上，共享发展强调共建共享，追求机会公平和责任明确，这种以共建责任来确定共享资格的原则，能有效避免平均主义，从而兼顾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三是在范围内容上，共享发展要使每一个人在发展中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切实保障，追求的是一种全民的共享和全面的共享。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贯彻实施，必然要求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民众受益为目标。一方面，只有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民众的实际利益挂起勾来，才有可能让民众真正关注关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从而确立起民众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上的共建共享原则;另一方面，只有尽可能地让当地越来越多的民众受益，才能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具有可持续性，使其在保障当地民众文化权益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而这正是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初心”和“使命”。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在实现民众受益目标上的共性经验与困境

自2007年我国设立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共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1个。同时，在相关省市区层面，参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理念和做法，共设立了146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1 〕。从民众受益的维度来考量这些既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情况可以发现，有些文化生态保护区做得非常好，存在以下值得汲取和借鉴的共性经验：一是改变了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观念。许多文化资源特别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上存在“传内不传外、传僧不传俗、传男不传女”等保守观念，严重制约着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开发。面对这一现状，这些文化生态保护区采取了多项针对性改革措施有效破除了保守的传承观念，让尽可能多的民眾参与到保护区文化资源的传承中来，使封闭式传承走向开放式传承，传承基地增多、传承渠道多元、传承区域拓宽。二是树立了整体思维，加强了对保护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与开发。由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资源的存续对环境有较高的要求，往往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些保护区普遍树立起了整体性保护思维，做到了既保护了“鱼”，也保护了“水”。这样做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也大力推动了非遗与教育的融合、非遗和产业的融合、非遗和现代房产的融合等，从而使当地民众能从更多的维度受益。三是注重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激发了当地民众的文化创造活力。这些文化生态保护区，都比较重视发挥文化中介组织在参与保护区管理与建设中的作用，他们努力探索文化志愿者服务、公司加农户、文化品牌打造等多种方式，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激活文化创造活力，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在实现民众受益这一目标上，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改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人才、技术与资金，“活态文化空间”打造乏力。“活态文化空间”的打造是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保护”思维的本质体现，强调“见人见物见生活”，是实现民众受益目标的基础与前提。英国的威廉斯和法国的列斐伏尔是研究“活态文化空间”的两位著名学者。威廉斯提出并系统阐发了“活态文化”的概念，认为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内涵和强体验性的特征，难以通过简单的人工复制而实现对它的“解构”和“理解”。他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层次一是特定时空之下的活态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空中的人才能完全了解;层次二是各种形式的文化记录，从艺术到绝大多数日常事件都包括在内，即某一时期的文化;层次三是‘选择性传统’的文化，旨在将活态文化和某一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5 〕目前，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所说的“活态文化空间”打造，实际上就是威廉斯所讲的文化层次三。列斐伏尔则在批判文化空间的“透明幻象”和“真实幻象”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活态文化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活态文化空间”能够实现人们对于文化的“真实感知”和“想象”。列斐伏尔的“活态文化空间”理论揭示了在“活态文化空间”打造中，“想象”“创意”与“真实”“复原”同等重要不可或缺。综上可知，“活态文化空间”的打造是一项集“复原”“想象”“选择”“链接”等文化创造性活动于一体的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又需要有力的人才支撑。然而，当前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人才、技术和资金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市级层面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市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有不少是从文工团、文物保护单位调配而来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缺乏专业性，创意、高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占比更是相当低。在一些地方，文化生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人才培养、培训工作至今尚未得到市政府的重视而纳入政府工作的年度重要议题。与此同时，设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市大都是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区域，其整体经济水平和技术条件本来就较差，因此这些地方的财政在对“活态文化空间”打造的投入方面明显不足，技术研发亦是难以满足建设的实际需要。

二是现代治理体系建设滞后，保护与开发不平衡。尽管目前许多文化生态保护区都已经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但是由于这些机构的管理理念比较落后、管理手段相对单一，尤其是在处理文化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关系之间摇摆不定，从而造成了管理的失序甚至混乱。共生理论认为，生态治理是一项群策群力的工作，需要突破部门利益之争，发挥合力、统筹推进。然而，目前一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大都主要依靠宣传文化部门来推动，相关政府部门的统筹与协调工作还不到位，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性也不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存在与其他地方规划“扯皮”“打架”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当地民众很难从保护区的治理中获得预期福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 〔6 〕然而，目前我国在文化生态保护立法方面相对滞后，尤其缺乏高阶位、专门性立法保障，因此影响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的法治化进程，造成了对开发过度行为执法不力的局面。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治理问题是，在我国各地设立的诸多文化生态保护区中有一些是属于跨行政区域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如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兼跨安徽和江西两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地跨厦门、泉州、漳州三市等。这一类文化生态保护区常常因为行政性分权和地方保护主义，无法进行统一有效的保护、规划、建设与管理，严重制约着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效果，难以实现区域内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关系的平衡，同时也难以避免保护区内民众之间争利行为的发生，其中一些文化资源甚至因为这些争利行为而遭到严重破坏。

三是缺乏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规律的研究，开发不当问题凸显。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实现文化惠民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也为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指明了方向，即要做好对保护区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保护区内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是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一些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者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规律缺乏深入研究，致使他们在促进保护区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经济优势方面没有系统而清晰的思路，没有建立起灵活的开发机制。目前已有的产业开发项目多以保护区内的文化资源特色为依托，主要采取分散经营小作坊模式。这种模式的产业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不高，产业链条不完整，产业管理粗放，产品批量小、层次低，而且在产品开发中缺乏品牌意识和市场竞争观念，缺少足够的流动资金和大型龙头企业的带动，造成了产品附加值低、市场占有率低、发展后劲不足。另外，有的保护区在开发中还存在过度产业化问题，致使 “保护区”沦为“经济开发区”，文化资源因被过度开发而面临消亡。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模式优化与政策支持

自我国正式开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来，一直都遵循着“保护优先，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这种原则下采取的保护区建设模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特色文化资源在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既有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模式在实现民众受益目标上尚存在一些障碍，使得其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当地民众生活质量上相对乏力，有时甚至还给当地财政增添了一些压力。因此，要实现文化保护与民众受益的双重目的，迫切需要我们在现有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模式改善上再上一层楼、再进一步。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模式优化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从民众受益的要求来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不能只注重公益性、差异性、活态性，也需要在商业性、共享性、生产性上下功夫，表现在建设模式上应着力实现以下三个“有机统一”：

一是公益性与商业性有机统一。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之所以要将公益性作为其基本特点或首要诉求，主要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物品属性所决定的。公共物品是指这样一类物品：将该物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因而也无法排除他人共享 〔7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它所追求的增强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等目标，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具有很强的公共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必须由政府来主导。而之所以又将商业性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一项重要诉求，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形式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又属于私权的保护范围，是可以被商业化的。比如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具体的剪纸项目创作者和传播者可以根据著作权法享有相应的著作权和邻接权，这就为剪纸项目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通过商业化运营实现盈利，才能更好地保障创作者和传播者的个人权益。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本身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种适度的商业化有利于获取更多的资金，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要实现公益性与商业性的有机统一，首先，要更新保护区建设理念，改变过去片面强调保护而忽视开发的观念，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其次，要对保护区既有的非遗资源进行分类梳理和保护，弄清楚到底哪些资源是可以进行商业性开发的。最后，要对保护区作出功能区域划分，根据资源的保护级别和紧要性，将其划分为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适度开发区，从而在对其的保护和开发上做到区别对待、有的放矢。

二是差異性与共享性有机统一。差异性是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赖以设立的基础，它体现了该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独特性，或者说不可替代性。每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遗产资源，甚至许多保护区的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世界稀缺性，这种独特性和稀缺性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对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商品交换的差异化原理可知，文化商品的独特性和稀缺性是其在市场交易中赢得主动的重要优势。保护区在对这些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商业性开发时只有突出其差异性与稀缺性，才能获得更多的投资与开发机会。共享性则是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赖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特质，它体现了该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可利用性和分享性。近年来一些保护区在进行旅游项目开发活动时，由于片面强调文化表达主题和内容的独特性，使许多来自外地的游客因为文化背景差异而很难理解其所要表达的主题和内容，从而影响了旅游项目的体验性和吸引力。同时正如前文分析，在当前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大部分项目开发中，由于一些当地居民未能从中获益，导致其对项目的参与度不高，甚至还发生了与开发商冲突的事件，从而使许多开发项目搁置。因此，要实现差异性与共享性有机统一，首先，要确立差异化发展战略。各保护区要根据自己资源禀赋的独特性来确定自己的保护与开发方案，使其内涵、产品、服务、形象等与其他保护区有明显的区别，从而打造属于保护区自己的文化品牌，维护区域内文化遗产资源的独特内核。其次，要树立共享发展理念。各保护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原则，使区域内的文化遗产资源“活”在当下。可利用互联网数字化移动化等高新技术，推动文化遗产元素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丰富人们的生活元素和美观体验的作用;可通过保护区部分区域的免费开放、公益演出的低票价等措施，来降低人民群众体验和认同区内文化遗产资源的成本;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当地居民参与到保护区的建设中来，并使其充分受益，不断增加收入。最后，要实施保护区文化遗产资源“走出去”战略。既要注重文化遗产资源的民族性表达，又要注重其国际性的需求，从而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发光发热。

三是活态性与生产性有机统一。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之所以要将活态性作为其基本要求之一，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特质所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都烙下了某一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精神记忆，这些精神记忆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内核，需要在特定时空下通过人们的立体复合能动活动方能“再现”或“修复”。同时，这些精神记忆的表现形式及其物质载体又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异和创新。概言之，独特的历史意蕴价值观内核、不断演化的物质形态以及表现手法，造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活态性特质，决定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要从传统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一性保护转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生存环境的整体性保护，从传统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静态保护转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所需的人、物等条件的动态保护。生产性则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贯彻创新原则的必然要求，它要求保护区应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来传承与发展。这种生产性的保护和开发，既能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提高传承人的地位和收入，又能有效改善当地经济结构，促进当地经济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彰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价值。要实现活态性与生产性有机统一，首先，要树立整体性保护思维，积极打造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文化空间”，在这方面，我国可参考借鉴西方国家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模式。其次，要坚持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动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一方面可通过设立实体性生产基地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可通过打造结构性生产基地，把相关方面与多种元素结合起来，追求一种“生产性保护”的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优势，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最后，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形物质性和无形物质性分类，并加以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活态性保护与生产性开发方式。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政策支持措施

从提升民众受益广度与深度的角度来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政策支持需要在治理、产业化、活态保护等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建立和完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现代治理体系。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一项事关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民间组织、公民个体以及企业等各方面的力量通力协作、共同努力方能搞好。因此，我们要从传统的管理观念中跳脱出来，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现代治理体系是一种多元参与的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共识、公共利益，它的实现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这就要求在文化生态保护区治理的过程中采取民主管理的形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当地民众的主体作用，建立由当地民众代表参加的保护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制定反映当地民众根本利益诉求的各种保护条例，实施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二是政府要制定一系列有关文化生态保护的高阶位法律，让保护区的治理活动有法可依，以法律条文的方式来约束相关利益方的行为。三要建立和完善文化和旅游、林业、渔业、畜牧业、环保等保护区治理相关部门之间的共生机制，促进其通过沟通、协商来制定和执行治理政策，从而有效避免政府职能部门在文化生态保护区治理上各自为政等现象的发生。四要建立跨行政区域的保护区管理体制机制。对于省（直辖市或自治区）内跨行政区域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可由保护区所在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一级政府出面进行协调，建立由省级主要领导牵头和负责的文化生态保护区领导小组，并将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密切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吸纳为小组成员，建立定期召开的联席会议制度，共商共促保护区治理工作。跨省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则需要两省共同建立联合管理机关，并由两省分管省长、市长牵头负责协调，建立双方统筹规划、共同实施、互相通报的工作制度。

第二，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对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适度产业化开发，是实现民众受益目标的有效且必要的路径之一。然而，目前一些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对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开发上，尚存在不够重视、产业化层次低、开发过度等问题。为此，文化生态保护区各级政府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本方针，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出版、影视、旅游等产业性活动时，应尊重其文化内涵及表达形式，不得进行歪曲、贬损、滥用和过度开发。二是要树立“大IP”观念。要着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区非遗品牌项目，并利用互联网、数字化等现代科技技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项目的多维运营和产业链拉伸，从而推动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三是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寻找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机遇和潛能。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挖掘国内外民众对本保护区的关注点及产品开发诉求。另一方面，着力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协同创意，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设置“共同议题”，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讨论甚至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到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发中来，融入保护区的非遗社群，促进形成保护区非遗项目开发的共促共享格局。

第三，优化文化生态保护区“活态文化空间”建设的支持体系。“活态文化空间”建设是整体性保护理念的实现途径和必然要求。面对目前我国许多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不足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建立多元融资体系。拥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各级政府应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专项基金，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要积极探索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资金筹措的PPP模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之捐款、捐助，并在税收、用地等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要鼓励和支持非遗项目开发方以组建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公司的模式上市融资。二是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尤其是“活态文化空间”建设关键技术的研发。重视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在“活态文化空间”建设中的应用。同时，也要重视对传统技艺、中医药炮制技术等传统非遗技术的修复与传承。三是要构建“活态文化空间”建设的人才支撑体系。各保护区应因地制宜地建立抢救、修复、保护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保护、培养、培训工作，形成年龄结构和梯次合理的老、中、青三代非遗项目传承人队伍;加强与高等学校相关院系的合作，联合培养保护区所需各项人才，为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撑。

〔参 考 文 献〕

〔1〕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EB/OL〕.（2018-12-24）. http：//www.gov.cn/xinwen/2018-

12/24/content_5351632.htm.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7.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7.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5〕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M〕. London： Broadview Press，2011： 70.

〔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10.

〔7〕孙昊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J〕.法学研究，2010（05）：93-103.

责任编辑 徐 芳

作者：郑自立